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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纽约时报社论，即时报的官方观点，原标题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媒体禁令是站不住脚的”。
所有战争对记者来说都危险，但在现代冲突中，加沙因记者所面临的险境而格外特殊。
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约有6.3万人遇难，其中大约200名记者丧生——绝大多数死于以色列军队的攻击。
这些死亡，让过去两年成为自保护记者委员会这个非营利组织1992年开始记录以来，记者伤亡最惨重的时期。
这些死亡又为加沙本已痛苦的悲剧增添了一层。家庭和社区被摧毁，许多勇敢的记者在努力帮助世界理解这场战争时丧命。
几乎所有遇难记者都是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禁止外部媒体进入加沙。
这个禁令既令人愤怒，也自我伤害。
以色列领导人和支持者常常争辩说，他们在战争中被要求遵守的标准与其他国家不同，有时这种说法并没错。但拒绝允许国际记者在现场报道，恰恰证明以色列政府没有遵循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所遵循的标准。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允许记者报道。乌克兰也允许记者报道它与俄罗斯的战争。
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府似乎认为，阻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有助于维持他们的叙事。在以色列，这可能为一些人提供借口，把有关加沙苦难的报道当作巴勒斯坦的宣传。但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政策彻底失败：多亏了社交媒体和那些勇敢的巴勒斯坦记者，人们能够看到加沙的大规模杀戮、严重饥饿和全面破坏，并引发了强烈抗议。
禁止国际媒体进入，显示以色列领导人正试图掩盖战争的全部恐怖。这让人联想到美国领导人在越南战争中试图掩盖真相的失败尝试。
这个禁令似乎也助长了以色列政府对记者生命的漠视。通常情况下，交战政府会采取措施，尽量降低记者报道的风险。虽然现场报道仍然危险，但军事计划者通常会考虑记者的活动地点以及如何保护他们。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失败了。
当然，如果涉及的记者中有更多美国人或其他国籍人士，以色列可能会更努力地尝试保护（2024年2月，《纽约时报》和100多家新闻机构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那些“尽管面临严重个人风险”仍继续报道的巴勒斯坦记者。）
上周的一次袭击就是一个可怕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以色列有时会在加沙使用所谓的“双击打击”战术，即第一次袭击后紧跟第二次袭击，目的是最大化对敌人的伤害。然而，记者和急救人员往往最先到达现场。
周一，以色列军队炮击了加沙南部的纳赛尔医院，随后表示目标是他们认为的哈马斯监控摄像头。第一次攻击后不久，第二次袭击发生。总共有至少2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和Middle East Eye的5名记者。大多数伤亡来自第二次袭击。
内塔尼亚胡称这是一次“悲惨的意外”，说以色列重视记者，并宣布将进行军事调查（译注，以色列2023年在黎巴嫩开炮杀死了路透记者，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但以色列在城市作战中使用“双击打击”的做法，显示出对平民生命以及试图揭示战争真相的记者的漠视。
必须说明，哈马斯也绝非开放信息的典范，长期以来在加沙以残酷的极权统治手段打压、惩罚甚至杀害试图说出真相的人。记者易卜拉欣·穆哈雷布曾被自称是加沙警察调查部门的人殴打至昏迷，他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其中一人说：“间谍和记者是一样的。”
未来的加沙应该拥有完全不同于哈马斯和以色列所允许的自由新闻环境。
以色列对加沙记者遇难的批评回应是，一些记者是哈马斯成员。可能一些媒体机构确实与哈马斯或其他极端组织，比如“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但以色列却以这种方式，抹黑那些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下进行重要工作的勇敢记者——其中一些还为《纽约时报》报道——暗示他们是战斗人员。这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却同时刻意阻止国际记者进入。
两周前，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28个国家，呼吁以色列立即允许媒体进入加沙，他们表示记者“在揭示战争毁灭性现实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拒绝独立媒体进入的要求时，强调的理由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口。
世界各地的记者已准备好报道这场战争。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70多家国际媒体和民间组织在另一封信中声明，他们“完全理解在战争地区报道所固有的风险”。
以色列政府常常抱怨，世界获取的信息依赖于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和其他机构。但内塔尼亚胡及其官员，当他们禁止外部见证者进入加沙时，又指望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的想让世界自己作出判断，就应该允许媒体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