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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大卫·霍尔特是俄克拉荷马城市长、美国市长会议主席和奥塞奇族成员。奥塞奇族是美国原住民部族，属于苏语系的支族。传统上，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如今的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一带。19世纪，美国政府通过迁徙政策强迫奥塞奇族离开传统领地，最终迁往俄克拉何马州。
让美国伟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普遍认同的信念：每个美国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去成功。
我们从未完全实现这一点，但宪法赋予了我们努力的工具，而我们也确实使用过这些工具。
结果，美国历史在249年来始终朝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从南北战争、妇女选举权运动、民权运动，再到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等里程碑。
当然，这种进步有时也会遭遇抵抗。在我担任市长的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这个红州里的紫色城市，既见过三K党的活动，也见证过成功的静坐运动。
作为红州里紫色城市的居民，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辞，把追求平等机会描绘成反向歧视。这种说法声称，我们不该把更多元化视作机会扩展的证据，甚至不该支持骄傲月或其他庆祝居民独特身份的活动。
有时这种说辞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但实际上只是重新包装的偏见、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把平等机会视作威胁，而不是目标，就是在倒退。
在我2018年上任之前，市政厅市长会议室里挂着历任34位市长的照片。34人全是白人，33人是男性。
在那个作出决策的房间里，这些照片鲜明提醒着我们，平等机会的理想并未实现。这些市长大多来自俄克拉何马城历史上政治力量的源头——较富裕的西北区（我就在那里出生和生活）。
我是一名终身共和党人，相信精英主义，但精英主义不能是排他的。
照片墙上的每位市长都是合格且有善意的公共服务者，但也有女性、有色人种，以及来自城市其他区域的领导人，本来也可以成为合格的市长。沉重的历史、排斥、偏见和天花板挡住了他们的路。
作为市长，我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所有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有可能成为市长，或者做任何其他事情。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也能确保精英主义的真实有效。
这是艰难的工作，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假装那面照片墙代表了我们的理想，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俄克拉何马城大约60%的儿童是非白人，一半是女性。为他们提供清晰的道路，让他们实现最大潜能，就是合理的机会之门。
我利用市长办公室前所未有地把社区纳入其中。我称之为“One OKC”。我首次在俄克拉何马城宣布原住民日和骄傲月。我定期参加我们的年度民权纪念活动，参加拉丁裔游行，是第一位走进清真寺的市长，也经常出席亚裔社区的活动。
尽管这些外展主要是象征性的，但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属于这个城市。我们正在为他们建立通往决策之地的道路。
我们也采取了更实质性的措施。我们重建了人权委员会，它在1990年代因为支持LGBTQ+群体保护而被解散。在我上任时，近60个监督和咨询委员会的无薪志愿任命者中，大约90%是白人，79%是男性。
市长往往任命自己认识的人，而通过拓展市长办公室的外联，被任命者的视角也拓展了。有色人种担任的职位增加了三倍，女性席位翻了一倍。我还任命女性担任自2018年以来新设立的10个委员会中的9个主席。
更广的视角带来更包容的结果。我们现在在城市的各个区域进行投资，并在各个社会经济层面推行举措。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民权中心，更好地讲述城市的发展历程。
这些努力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他们的人口和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美国。我能当选市长，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党派初选。选民会考虑所有政党和立场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人过半，就由前两名进行决选。
民选官员必须以美国民主的最佳传统行事，建立跨共和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盟。我在2018年以78%的支持率当选，在2022年以40个百分点的优势连任，并以46个百分点的差距击败一位打着“是时候把城市夺回来了”口号的对手（“从谁手里夺回？”我们很多人都在想）。
在2018年我就职那天，我们郑重地把前任市长的照片移走。现在，墙上挂着20张俄克拉何马城孩子们的照片。按性别和族裔分布，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孩子。
他们注视着我们，提醒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做出的决定最会影响他们。希望俄克拉何马城的所有孩子，无论种族或性别，都会越来越相信，他们长大后可以坐在那个会议桌的首席位置，或是美国第20大城市里的任何桌子前。
我们正在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机会而努力，当前的政治氛围不能阻挡我们。分裂性的言辞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但平等总会最终获胜。而这，正是我们欠那些照片墙上的孩子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