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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英国卫报。
以色列军事情报机密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加沙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巴勒斯坦人中，每6人中就有5人是平民，这样的屠杀比例在近几十年的战争中极为罕见。
根据《卫报》、以色列《+972 Magazine》和希伯来语媒体《Local Call》的联合调查，截至战争爆发19个月后的今年5月，以色列情报官员列出的死亡或“可能死亡”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战斗人员，只有8900人。
当时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以色列袭击已造成5.3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战斗人员和平民。以色列军事情报数据库中列出的战斗人员仅占总死亡人数的17%，这意味着83%的死者是平民。
这种平民与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在现代战争中极为罕见，即便与一些以滥杀无辜而臭名昭著的冲突相比也属罕见，包括叙利亚和苏丹的内战。
“在死者中平民比例如此之高，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这是极不寻常的。”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CDP）研究全球平民伤亡的特雷塞·佩特森说，“如果单独看其他冲突中的某一座城市或某一场战役，可能会出现类似比例，但总体上极少见。”
佩特森表示，在UCDP自1989年以来追踪的全球冲突中，只有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但不是整个波黑战争）、卢旺达大屠杀，以及2022年俄军围困马里乌波尔时，平民在死者中的比例才更高。
许多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包括以色列学者和维权组织，都表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他们引用的理由是大规模屠杀平民以及人为制造的饥饿。
当《Local Call》和《+972 Magazine》就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死亡数据向以色列军方求证时，军方并没有否认数据库的存在，也没有否认这些死亡数据。
但当《卫报》就同样的数据提出询问时，发言人却表示他们决定“重新措辞”回应。
军方向《卫报》发来的一份简短声明，没有直接回应有关军事情报数据库的问题。声明称“文章中呈现的数据不正确”，但没有具体说明以色列军方质疑的是哪些数据。声明还称这些数字“并不反映以色列国防军系统中的数据”，但没有说明是哪些系统。
当被问及为何军方对同一份数据给出不同回应时，发言人没有立即作答。
数据库中列出了4万7653名被认为活跃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军事部门的巴勒斯坦人。这些数据基于以色列在加沙缴获的疑似这个组织的内部文件，但《卫报》没有看到或核实这些文件。
多名熟悉这个数据库的情报人士表示，军方将其视为唯一权威的武装人员伤亡统计。
《Local Call》报道，军方也认为加沙卫生部门的死亡人数统计可靠。以色列前军事情报负责人最近似乎也引用过这份数据，尽管以色列政客常常将这些数字斥为宣传。
截至2025年5月14日，加沙卫生部门公布的总死亡人数：5万2928人。
两份数据库可能都低估了伤亡人数。加沙卫生部门只统计找回遗体的死者，不包括埋在废墟下的数千人。以色列军事情报也无法掌握所有武装人员死亡情况，或所有新加入的人。但军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依赖的就是这两份数据库。
以色列的政客和将领则宣称武装人员死亡人数高达2万人，或者声称平民与战斗人员死亡比例低至1:1。
官员们所引用的更高数字，可能包括与哈马斯有某种关系的平民，例如政府官员和警察，尽管国际法禁止攻击不参与战斗的人。
这些数字也很可能包括与哈马斯毫无关系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南方司令部允许士兵在没有身份确认或核实的情况下，把加沙被杀的人报告为武装分子。
“一些人是在死后才被提升为‘恐怖分子’的。”一位随部队在地面行动的情报人员说，“如果我听信旅部的汇报，我会得出结论，我们在这个地区杀掉了200%的哈马斯人员。”
退役将军伊扎克·布里克表示，现役士兵都清楚政客夸大了哈马斯的伤亡数字。布里克在战争爆发之初曾向总理内塔尼亚胡提供建议，但现在已是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他说：“公布的数字与实际情况毫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巨大的骗局。”
布里克曾管理以色列军事学院，他说自己一直与现役军官保持联系。他提到，自己曾与一个负责辨认加沙死者的部队士兵见面，他们告诉他，“大多数死者”是平民。
即使加沙大部分地区已经沦为废墟，数万人死亡，这份机密数据库中仍列有近4万人被军方视为尚存活的武装人员。
巴勒斯坦分析人士穆罕默德·谢哈达表示，来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的伤亡估算也显示，以色列官员在公开讲话中夸大了武装人员的死亡人数。
到2024年12月，两组织的军事和政治部门大约6500人死亡，成员们告诉他。“以色列不断扩大定义的范围，这样他们就能把加沙的每一个人都算作哈马斯。”
他说，“所有这些杀戮都是出于当下的战术目的，与消灭威胁毫无关系。”
自今年5月以来，平民在死者中的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当时，以色列试图取代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角色，这些组织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为巴勒斯坦人提供食物。以色列军队在军事禁区内杀害了数百名试图从物资分发点领取食物的人。
如今，幸存者已经被迫挤在只占加沙20%的土地上，还被命令离开北部地区，因为以色列正准备发动另一场地面行动，这很可能对平民造成灾难性后果。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教授、冲突研究项目主任、《新战争》作者玛丽·卡尔多表示，屠杀的规模部分与冲突性质有关。
国际人道法最初是为保护常规战争中的平民而制定的，那种战争通常是国家派遣军队在战场上直接交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这一模式。
但在加沙，以色列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对抗哈马斯武装人员，而且制定了作战规则，允许军队在打击低级别武装人员时也能杀死大量平民。
卡尔多说：“在加沙，说的其实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而不是战斗，而且执行时完全不顾及平民。”
她表示，加沙的平民死亡比例更接近最近在苏丹、也门、乌干达和叙利亚的战争，那些战争的大部分暴力都直接针对平民，“这些战争中的武装组织往往回避战斗。他们不想彼此作战，而是想控制领土，他们通过屠杀平民来实现这一点。
“以色列可能也是如此，加沙的战争模式也许是为了控制人口和土地。也许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强迫人口迁徙。”
以色列政府称，这场战争是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袭击后的一种自卫行动，那次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
但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经常使用带有种族灭绝意味的言辞。战争爆发时担任军事情报负责人的将军曾表示，每有一名以色列人被杀，就必须杀死50名巴勒斯坦人，并补充说“现在无论他们是不是孩子都无所谓”。
阿哈龙·哈利瓦在2024年4月辞职，他在本月以色列电视台播放的录音中说，加沙的大规模屠杀是“必要的”，是为了向“未来几代”巴勒斯坦人传递信息。
许多以色列士兵作证说，在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当作目标。驻扎在拉法的一名士兵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沙地上画了一条“假想线”，任何跨过的人都会被射击，其中包括两次针对儿童和一次针对妇女。
他说，他们开枪就是为了杀人，而不是警告，“没有人瞄准他们的腿”。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战争代价项目”联合创始人内塔·克劳福德表示，以色列的战术标志着一种“令人担忧的”背离——抛弃了数十年来为了保护平民而形成的作战规范。
她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大屠杀引发公众愤怒，迫使西方军队改变作战方式。新的政策虽然执行不完善，但至少反映了减少平民伤害的意图，而这种考量似乎已经不再是以色列军事战略的一部分。
“他们说自己采用的平民伤亡估算和减轻措施与美国等国家相同。但如果你看看这些死亡比例，以及他们轰炸和平民基础设施的做法，就会清楚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