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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布拉马·切拉尼是新德里独立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研究教授，也是柏林罗伯特·博世学院的学者。他著有九本书，包括荣获伯纳德·施瓦茨图书奖的《水：亚洲的新战场》。
对特朗普来说，贸易外交已经不再是关于市场，而是关于美国的实力。
通过把关税、制裁和投资规则武器化，他把贸易政策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国家工具，意在重新调整全球权力关系，服务于美国的短期地缘政治目标。
特朗普的做法让贸易服从于地缘战略。关税和经济惩罚的威胁被当作地缘杠杆，不仅用于打击中国、俄罗斯等对手，也针对加拿大、印度、日本和墨西哥等盟国。
他的政府甚至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理由，使用关税作为强制手段，显示出在特朗普治下，经济与安全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彻底模糊。
上月底访问东京期间，特朗普赞扬日本承诺购买“大量美国军事装备”，并表示“我们非常感谢这笔贸易”。
这句话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转变。在特朗普执政下，双边贸易协定的核心已不再是关税或市场准入，而是成为确保巨额外国投资和军购的政治契约，把盟友牢牢绑在华盛顿的轨道上，限制了其政策自主性。
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日本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3500亿美元，马来西亚700亿美元，东南亚伙伴国则同意购买数百亿美元的美国飞机、武器和能源产品。
日本协议甚至允许特朗普决定东京的资金投资方式，并规定在日本收回成本后，美国可获得90%的利润。
正如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承认的那样，日本将不得不“爆掉资产负债表”，通过举债才能履行这些义务。
这些安排，本质上是伪装成伙伴关系的经济附庸制。日本承担债务和金融风险，而美国则攫取利润，并根据自身战略优先事项支配资本流向，这肯定不是什么商业逻辑。
在特朗普手中，贸易外交实际上成了以合作之名收取“贡品”的手段。
贸易也变成了一种选择性惩罚工具。印度因进口俄罗斯石油而遭美国次级制裁，而欧盟、日本和土耳其仍在大规模购买俄罗斯能源。欧盟被允许到2028年1月才逐步摆脱俄罗斯能源，假设乌克兰战争提前结束，美国肯定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这样双标，暴露出特朗普的贸易胁迫源于地缘政治，而非原则。
如今，制裁与关税威胁成了恫吓工具，用以通过制造经济恐惧逼迫他国让步。这种“谈判”方式让华盛顿能在协议中占尽上风，取得严重不对等的结果，进一步加深他国的依赖。这种做法体现了门罗主义的复兴与全球化延伸。
经济外交与干涉他国内政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
特朗普自7月以来对巴西征收50%的关税，并把理由与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法律案件联系在一起。
在阿根廷，特朗普则把20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二战以来对单一国家最大的一笔援助之一，与总统哈米莱所在政党在最近立法选举中的表现挂钩。
这种成功只会助长他在其他地方采取类似做法。
特朗普近期在吉隆坡访问期间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签署的贸易协议，展示了商业与安全目标的融合。这些国家为了让华盛顿解除关税威胁，同意了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与战略让步。
和柬埔寨达成的协议甚至包括解除长期武器禁运并恢复联合军演，标志着国防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全面整合。
特朗普的每份贸易协议都有相同的模式：伙伴国作出具体的经济和战略承诺，而美国则保留显著的关税壁垒，并拥有单方面调整或撤销协议条款的权力。
这些协议超越了传统的贸易议题，涵盖投资配额、防务采购义务、关键矿产合作以及遵守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政策。
防务采购义务尤其会加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技术依赖，使各国更难推行独立的安全政策。
对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来说，选择非常残酷：要么接受主权受限以换取经济准入，要么抵抗并面临惩罚。
更糟的是，这些新协议缺乏以往美国贸易协定所依赖的法律基础和两党共识，因此政治上脆弱且天生不平衡。
特朗普把盟友视为筹码，而非伙伴，这正在腐蚀联盟团结的基础。赤裸裸的强制性和交易性贸易关系滋生怨恨，削弱了支撑长期合作的信任。
盟友开始认为与华盛顿的接触，不是出于共同利益，而是陷入一种“保护费体系”：要么交贡金，要么遭经济报复。
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反噬。各国已经在通过多元化贸易和防务伙伴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被视为不可靠、自利的伙伴，这一印象正在加速全球向多极化转变。
讽刺的是，特朗普为巩固美国主导地位的努力，正在加速这种地位的削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把贸易外交武器化的模式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似，只是更具有胁迫性。
北京通过贷款和基建项目绑定伙伴，而华盛顿则用关税、制裁和投资指令来实现同样目的。但正如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引发地缘政治反弹一样，特朗普的强硬经济单边主义也势必遭遇日益增长的抵制。
特朗普过度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反而可能削弱其全球领导力。胁迫或许能换来短期服从，却摧毁了维持长期影响力所依赖的互信与互惠。
矛盾显而易见：美国越是把经济力量武器化，世界就越会加速寻找限制其影响力的方式。最终，美国的过度扩张，可能成为推动多极世界格局形成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