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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网站，作者西拉·阿莱奇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调查记者和视频记者，同时担任亚洲和欧洲地区的合作协调人。她出生于意大利，在前往美国之前常驻东京，曾为彭博社等新闻机构工作。2016年，她是参与获得普利策奖的“巴拿马文件”调查的日本报道团队成员之一。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确认文中事实或支持其中观点。
2017年，在印度达兰萨拉，郭健（音，Jian Guo）做了记录，当时藏人流亡议会议长索朗·丹培会见民主活动人士，讨论中国对藏族的压制政策。当时他是德国归化公民，36岁，戴着眼镜，围着传统的白色哈达，剃着平头，是来自欧洲的中国民主倡导者代表团成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郭健会见并与西藏妇女协会负责人、西藏议会议员，甚至与被全球佛教徒视为精神领袖、被中国政府称为“分裂分子”的达赖喇嘛合影。
藏人媒体称赞这些活动人士是“支持西藏事业的中国人”。但返回他在德国的居住地后不久，一些经常与郭健一同组织民主活动的中国异议人士开始产生怀疑。
海外中国异议人士通常会采取措施保护身份，防止遭到政府监控。他们常使用昵称，不与陌生人分享私人信息，只通过安全加密渠道交流。
但郭健开始打破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来自台湾的人权倡导者廖天琪表示，郭健对圈内一些活动人士表现出异常的恭敬，坚持要拜访他们的私人住所。
马田娇说，郭健还打听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以及他即将前往欧洲的行程。她说：“我们开始有点警觉。”
尽管对郭健动机心存疑虑，这个组织的成员还是任命他为秘书长。廖天琪说，组织中年纪较大的活动人士希望他将来能加入领导层。
资深人士形容他“低调”、“安静”，而年轻成员则觉得他“强势”、“自信”。郭健在会议中负责后勤，接送国际嘉宾，采购食物。
“我们本想让他成为组织的核心成员，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他的行为不太对劲，”廖天琪说。
还有其他怀疑者。2023年，郭健试图说服年轻活动人士协助他组织民主活动，并坚持要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这进一步引发了怀疑。知情人士告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让他们更加警惕。
这些担忧在去年变成现实。德国当局逮捕了郭健，指控他自2002年以来就是中国政府间谍。
据德国媒体报道，在达兰萨拉之行结束几个月后，廖天琪和其他活动人士并不知道，郭健陪同德国极右翼政客马克西米利安·克拉前往中国，随后成为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在布鲁塞尔的助手。
郭健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对德国新闻网站t-online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关心“德中友谊”。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试图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郭健未果。
郭健被捕后，克拉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他并不知情郭健与中国情报机构的所谓关联，也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作为案件的一部分，德国联邦检察官指控郭健多年来向中国情报机构泄露500多份文件，包括欧洲议会会议的机密资料，并在2023年和2024年收集有关政治人物和异议人士的信息。比利时当局表示他们也在调查此事。
郭健只是众多被西方当局指控为中国间谍、渗透全球反共产党组织的中国人之一。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当局也指控这些国家的前执法人员和私人调查员与所谓的中国间谍合作，协助进行监控和恐吓。
这些发现是“目标中国”调查的一部分。这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与42家媒体合作的调查项目，揭示中国当局如何监视、恐吓和威胁政治对手，以及各国政府在应对国家主导的压迫行动中表现的无力。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及其合作伙伴发现，北京打压异见人士的策略还依赖于外国右翼社交媒体团体、职业黑客、能进入联合国会议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员，以及与中共统战部有关联的中国海外侨民。
专家表示，像郭健这样从活动人士和商人转为政治助理的平民被利用，正是中国政府镇压策略中的又一工具。
退休的美国情报官员、《中国间谍行动与战术》一书作者尼古拉斯·埃夫提米亚德斯表示，这也显示出中国镇压行动的“巨大”规模。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方式打击反对声音，情报手段只是其中之一，”埃夫提米亚德斯说。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针对郭健的间谍指控，称这是“抹黑中国的媒体炒作”。汪文斌说：“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在欧洲早已不是新鲜事。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与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合作，都是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的。”
德国检察机关拒绝回应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提问，也没有解释为何他们指控郭健在被捕前一年才开始监视中国民运人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阅了他参与的组织网站，并采访了几位曾与他组织民运活动的人士和曾短暂接触过他的人。
他们证实，郭健参与批评中共的活动已有十多年。
如今，那些曾参与郭健组织会议的异议人士担心，他可能利用这些活动收集与会者的私人信息，并传递给中国当局。
定居加拿大、曾多次与郭健在活动中相识的盛雪说：“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筹备会议时你会掌握所有人的信息。他非常小心，非常安静，非常警觉。开会时，他总是站在一旁，观察大家。”
廖天琪说，虽然郭健的行为令人警惕，但他们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秘密特工。
“我们知道，有些人确实令人怀疑，”她说，“他们可能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目的是了解都发生了什么，谁是谁之类的信息。但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是警察，也不是情报人员。”
“如果有人是在为中国政府收集信息，他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就能获得所有信息，知道谁到场、谁是主持人。”她说，“中国政府什么都想知道。”
近年来，美国、新西兰、瑞典、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已调查数十名涉嫌参与中国秘密行动、针对异议人士的嫌疑人。在部分案件中，当局发现这些间谍活动对象后来被判入狱，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威胁。
“这确实会带来现实后果，”埃夫提米亚德斯说，“中国确实能有效摧毁反对声音，因为他们在这些群体中制造出恐惧和不信任。”
“为我们工作，否则我们会毁了你”
专家指出，中国政府还将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
60岁的纺织品商人沙德克·买买提艾则孜来自新疆喀格勒克，目前被关押在伊斯坦布尔的一间单人牢房中。最近他被指控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监视其他维吾尔人。
他否认这一指控，并称土耳其当局是在胁迫下让他做出供述，他的律师法提赫·达武特·埃杰德告诉德国之声土耳其频道。
买买提艾则孜是穆斯林，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仍住在新疆。联合国称，中国在新疆对当地少数族群实施大规模拘禁等压制政策，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2017年，因为中土贸易关系恶化、商业受损，买买提艾则孜移居土耳其。在审讯中他称自己是在几年后才被中国特工拉下水的。当时，来自他家乡的一名警官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逼他做间谍。
根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审阅的审讯记录，买买提艾则孜告诉土耳其调查人员，中国的警官曾说：“你在这里还有亲人和朋友。”
他说：“他用这些话威胁我、吓唬我，要我考虑他们的下场。”
2023年初，买买提艾则孜飞往香港与那名警官会面。他说自己被拘留了15天。
当那名警官和另一名同事出现时，他们给这位维吾尔商人提出了一个交易：“中国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如果你为我们工作，你就会得救”，据称据称说，“否则我们会毁了你和你所爱的人。”
买买提艾则孜称，这两名中国警官还告诉他，有一份国际通缉令针对他，但如果他回到土耳其，替他们监视与“东突厥斯坦”相关活动的异议人士，就能让通缉令作废。
起诉书显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通过中间人向他支付超过10万美元，让他提供活动人士的信息。
其中一个被监视对象是维吾尔人权倡导者阿卜杜勒卡迪尔·亚甫泉。中国指控他涉恐，但土耳其法院已驳回这些指控，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
中国警官还让买买提艾则孜寻找加入叙利亚恐怖组织的维吾尔人信息。他说自己没有找到。
律师埃杰德为他辩护称，指控证据薄弱。买买提艾则孜并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也没有掌握任何机密信息。他向中国警官提供的信息，都来自Facebook和媒体公开报道。
买买提艾则孜的“被监视对象”亚甫泉也否认这次所谓的间谍行为。“中国威胁每一个人，”亚甫泉告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土耳其法院近日判处买买提艾则孜12年6个月监禁。他正在上诉。与此同时，他正被长期单独关押，狱中条件严酷，律师说他“心理状态已经非常脆弱”。
设在柏林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倡导者海玉尔·库尔班表示，像买买提艾则孜这样的案例，是中国试图渗透维吾尔人社群、镇压海外异见的“庞大而有策略”的一部分。
“仅靠少数外交人员根本无法控制庞大的中国侨民，”库尔班告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中国境外的大火正在燃烧，他们正不择手段地扑灭它。”
旅居挪威的前政治犯、人权记录者阿卜杜外力·阿尤普获得的一份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在新疆，利用平民和社区领导向当局提供信息是多年来的惯常做法。
这份名为“治安信息员登记表”的文件列出三类信息员：自愿提供信息者、秘密收集信息者，以及在公安或安全机关人员指挥下工作的人员。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目标中国”项目中审阅的保密内部安保指引也显示，中国当局所称的“隐蔽斗争”策略，是其安全人员为控制和打击被视为威胁中共统治的个人所采用的方法，不论这些人身处中国境内还是境外。
现在，维权人士担心中国政府在维吾尔人侨民中使用线人的做法已在海外变得普遍。
瑞典当局最近逮捕了一名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工作的维吾尔活动人士，指控他为中国政府监视其他维吾尔人。这个男子否认指控，目前获释等待审判。这是自2009年以来瑞典检方第二次对维吾尔难民提出类似指控。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瑞士的合作媒体Tamedia还发现，一名瑞士学者声称自己与中国安全部门有联系，并向居住在瑞士的维吾尔人索要私人信息，如真实姓名和住址。
消息人士告诉Tamedia记者，他们已将这名学者举报给瑞士情报机构，怀疑其为间谍。这位学者向记者承认确实与中国安全部门有联系，但否认从事情报搜集。
瑞士情报机构对此事未作评论。
从异议人士到间谍
2008年夏日的一天，时年二十出头的埃里克还是重庆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人士。他的公寓门口传来敲门声。四名警察前来逮捕他，理由是他加入了总部位于美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社会民主党。
埃里克告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当时他被带到派出所接受审讯，并遭到威胁。他要求匿名以确保安全。警察随后给了他一个选择：“他们说，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就会出大事——也就是我将坐牢。”
埃里克在一次采访中说，“我非常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除了不想坐牢，我其实也没什么好出卖的。”
在压力之下，埃里克开始利用自己的政治活动作为掩护，渗透异议团体，并为中国警方工作，直到2023年叛逃至澳大利亚。他首次部分披露这一经历，是在去年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
埃里克说，自从习近平在2013年上任以来，中国在海外情报行动上的资源不断增加，他的上线将他派往南亚。
2016年，他成功渗透印度的一场活动，与达赖喇嘛以及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著名政治活动人士接触，赢得上级的赞赏。数年后，他以柬埔寨一家大型集团子公司的临时规划主管身份，雇佣了一位著名中国政治漫画家，设局将其引至东南亚，中方原计划在那里将其逮捕。
他还建立了一个假冒的反共武装团体，甚至开设了YouTube频道，目的是接近一名最终逃往加拿大的中国异议人士，这位人士后来在加拿大被发现死亡。（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称死亡事件无可疑之处。）
埃里克使用四款不同的通信软件与中国上线保持联系，交流目标人物的位置、弱点，以及使用的监控技术，例如一种可以秘密截取对话的先进激光装置。
这些内容来源于他分享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机密消息和文件。
“一个人越重要、影响力越大，越批评共产党和习近平，他或她就越有可能被列入设局名单。”埃里克说。“大多数时候，方法都一样：接近目标、建立联系、加深信任。”
埃里克告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尽管他作为间谍工作，但内心仍自认是异议人士，对任务常常失败也毫无愧意。
他承认自己参与了中国打压全球异见的行动：“我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可以被定义为跨国镇压。”
为留在泰国，埃里克于2019年以一家位于曼谷市中心的房屋租赁小企业的业务规划经理身份申请签证。
他刚开始在这家公司工作没几天，他的上线就发来一条信息提醒他重要的使命。
“掩护工作也很重要，”警方人员在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看到的信息中写道，“它不仅有掩盖作用，也有助于你真正融入泰国社会。”
这位上线继续写道：“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几年你我一直在孵化期，现在是出力的时候了。”
暴露的风险
郭健于2002年以学生身份前往德国。根据公司登记记录，他一边加入民运组织，一边担任一家电气产品贸易公司以及一家中德跨文化交流咨询公司的负责人。
这两家公司都设在德累斯顿，他据称也是在那里结识了德国选择党政客兼律师克拉。
德国媒体报道称，2007年郭健曾主动接触德国对外情报机构，提出愿意成为线人，但遭到拒绝。报道还称，他随后开始与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国内安全部门合作，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在德打压异议人士的活动情报。
这个机构从未给他分配任务，后来也终止了合作，并怀疑他是双面间谍，将其列入监控名单。
2024年初，当局获得他将欧洲议会机密信息秘密传送给中国政府的证据后将其逮捕。
情报活动专家埃夫提米亚德斯指出，在民主国家，相关当局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来调查涉及中国秘密行动的案件，有时甚至会错过关键线索，直到为时已晚。
他说，他曾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培训了数百名警察和情报人员，内容包括中国安全系统的基本架构，以及“中国秘密影响行动的操作方法”，其中包括跨国镇压的概念及其对海外异议人士的影响。
“执法部门和其他人的反应始终是对中国行动的广度和规模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他说，“当你把所有案件和具体行动摆在他们面前，这才是他们最震撼的时刻。”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及其媒体合作伙伴采访了23个国家的105人，这些人在近年因公开或私下批评中国政府政策而成为打压对象。受害者包括中国和香港的政治异议人士，以及遭受压制的维吾尔人和藏人。
其中48人表示，他们相信自己被监视、曾被要求监视他人，或知道社区中有人被要求充当线人。
虽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间谍活动的报告案例在增加，但专家指出，执法机构对中国压迫策略的认识却未能同步提升。
在欧洲，围绕郭健的案件持续发酵，接受国际调查记者联盟采访的议员表示，当局对此类威胁的应对仍显不足。
绿党议员汉娜·诺伊曼在去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接手了克拉在议会大楼内的办公室。她告诉德国《明镜》周刊，她和其他议员“早就对这个员工（指郭健）感到疑惑，因为他只在与中国利益相关的事务中露面。”
作为主张加强应对威权政权对侨民控制的政治人物，诺伊曼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欧盟“仍缺乏应对伪装成平民身份的代理人干预的工具”。
她说：“成员国之间的执法应对不一致，专门的受害者支持体系也几乎不存在。”
埃夫提米亚德斯指出，其他民主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我们现在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来说，‘我受到威胁，或者某某人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不能保证政府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会让当事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