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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华盛顿邮报，作者乔治·F·威尔自1974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开设专栏，并于1977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
西方迫切需要重新界定“西方”这一概念。否则，西方既无法理解自身，也无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如果乌克兰要避免被肢解、保持国家地位不被削弱，就必须以亨廷顿的框架来理解这场冲突的本质与利害。
亨廷顿（1927—2008）有时判断失误。1993年，他曾写道：“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应当很低。他们同属斯拉夫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关系密切。”
他也未能预见到西方的强大吸引力，正将乌克兰从普京试图强加的文明体系中拉扯出来。
然而，在冷战结束后那段乐观情绪高涨的时期，亨廷顿却保持了清醒。他主张，西方所代表的个人主义、人权宪法保障、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会成为这个星球的“普世文明”。
由于这些价值观无法普遍适用，西方注定要与其他文明共存，有时甚至发生冲突。亨廷顿曾警告说，不要在苏联解体后沉溺于自我陶醉的胜利情绪。他表示：“文明之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如今，这一预言再次显现。
在新书《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中，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学者乔治奥斯·瓦鲁夏基斯指出，“从柏拉图到北约”的直线式叙述是一种严重简化。最初，人们相信“向阳神话”——文明的进步如同太阳般由东向西推进。
尽管从罗马帝国到基督教世界（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都存在东西分歧，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更多是一种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核心是欧洲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延伸。
在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浪潮中，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痛斥一种“异于西方文明”的思想：“个体的安全、幸福与荣耀，要通过屈服于群众情绪的强制与全能国家的统治才能获得。”
如今，普京的宣传国家操纵群众情绪，习近平的监控国家全面掌控个体，这些现象应当促使西方更加清晰地认知自己。
1945年以前，关于“西方”的界定曾多次变化，有时并不包括德国。德国在1990年统一十年后，一部畅销历史书以《德国：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为题。1945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因战时情感作祟，人们一度忽略了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条约，短暂地把俄罗斯视为西方的一部分。
俄罗斯往往被视为西方的“他者”，甚至是最典型的“他者”。正是通过与俄罗斯的对比，西方才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文明共同体”，瓦鲁夏基斯如此指出。为了加强与欧洲的文化纽带，哈佛大学于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著名的“国际研讨班”，发起人之一就是年轻的欧洲移民亨利·基辛格。
亨廷顿指出，西方注定要与其他强大且有主张的文明共处，这种共处可能是危险的。而在今天的文明冲突中，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互不理解”并非对等。
普京理解西方，并且出于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思维而鄙视它。他否定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传统，也拒绝雷蒙·阿隆的理想——“真正的‘西方人’，唯一毫无保留接受的，是他拥有批评自己文明的自由，以及改善它的机会。”
普京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浸入式的族群-宗教认同论，这一信仰与西方注定处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中。
特朗普之所以对普京不愿像地产商一样理性地各退一步感到困惑，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他无法理解普京如何看待自己，这是他对深层、持久的文明冲突缺乏认知的表现。
瓦鲁夏基斯援引美国学者詹姆斯·柯斯与迈克尔·金梅奇的话指出，“没有哪位近代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更准备退出西方文明与西方这个共同体。”
他还表示，“说特朗普在2017到2021年任期内是美国首位非西方总统，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不过，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波兰发表演讲时曾十次提到“西方”。他说，波兰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西方的防卫最终依靠的，不仅是手段，更是其人民取胜的意志。”
因此，特朗普当时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求生的意志。”
然而，人们仍然质疑，他是否真正相信自己提过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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