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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华盛顿邮报观点版，作者是民主党内对华强硬派拉姆·伊曼纽尔，他曾是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曾任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市长，也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美国国会议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近四十年前，柏林墙倒塌时，西方许多人欢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终于彻底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阴影。可随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重商主义卷土重来。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威胁，这个威胁的名字叫中国。
在1990年代，全球自由市场的宏大承诺，建立在世界能够搭建并维持公平竞争环境的基础上。但今天，北京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体现了一种观念：世界应该越来越依赖“中华”，而中国自身则要保持对世界的独立。
中国共产党把公然的经济间谍活动和赤裸裸的知识产权盗窃纳入了核心商业模式，这两者都明显违反了国际规则。
但更深层的问题甚至更为隐蔽。中国试图利用经济政策，不是为了推动全球繁荣，而是为了在一场围绕科学和技术的第二次冷战中攫取力量。
北京今天对整个产业进行补贴，目的就是让外国竞争对手破产，使中国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比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用磁体）。目标是让中国能够迫使对手屈服，而不至于让可能受到国际制裁的中共成员陷入危险。
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面对纳粹和苏联时，我们采取了有人称之为“产业政策”的做法。二战期间，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建设武器制造业。冷战期间，又培育了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航天航空产业。
自从中国成为经济和安全威胁以来，我们已经先后采用了五种不同的产业政策。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那我很乐意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厦的所有权卖给你。
每次我们推行新的产业政策时，都有人抱怨说这是让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但在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并没有落入国家计划经济的陷阱，现在也不必如此。
正如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的，认为我们必须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二选一，这是个虚假的选择。为了维护我们的经济主权，我们必须两者兼备，而且必须迅速行动。
简单来说，国家产业政策是对北京带来的生存性威胁的合理回应。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近期的产业政策更多是被动和仓促的，而不是主动和有战略性的。
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实施产业政策。我们需要诚实地审视过去几次干预的成败，制定出未来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总结经验教训。
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每届总统任期开始时会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一样，下任总统应要求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经济安全战略。换句话说，现在是华盛顿认真对待如何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维护美国经济主权的时候了。
我们先坦诚地说清楚，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什么。在多年几乎没有多少产业政策之后，两党的政府官员重新重视起了这一重要的经济工具。2009年的汽车业纾困、2020年的“曲速行动”、通胀削减法案、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现在特朗普推出的激进新关税政策，都是典型的例子。
简单来说，中国促成了一种新的常态。
不过，华盛顿的这些努力并非全部成功。如果我们尽量宽容，可能会给这套总体表现打个C+。不过，如果是我母亲来打分，她几乎肯定会给出一个比“不及格”还要糟糕的评价。然后她必然会说，我弟弟齐克肯定会做得更好。
在这些措施中，最明显的成功是汽车业纾困。
当时，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时，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两家面临破产的危险，华盛顿利用联邦支持，把一个年销量1600万辆但不盈利的产业，转变为一个年销量1000万辆且盈利的健康产业。这拯救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以及美国腹地无数社区。
相比之下，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则是喜忧参半。“曲速行动”迅速为世界带来了疫苗。但随着疫情缓解，我们将生物医疗设备生产（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呼吸机）转回国内的努力也随之减弱——这是个错误。
《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另一个亮点，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党的合作。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国会的共和党人认识到半导体的重要性，拜登政府随后通过了这一计划，到2030年有望帮助美国拿下全球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制造的五分之一。
考虑到此前我们的占比是零，这些举措并非小事。
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清洁能源条款，在美国推动了太阳能、风能、氢能、碳捕集、电池储能和地热的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但在“美丽大法案”中被取消或大幅削减，这对于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来说显然并不理想。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新关税计划或许是最糟糕的产业政策示范。总统把本来可以是有用的双边工具，变成了一个粗暴、无差别的大棒，带来的混乱多于增长。
美国的工业企业到处都在挂着招聘启事，关税对填补全国近40万个制造业空缺岗位毫无帮助。
这些不同的努力给我们什么启示？
本质上，它们证明只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就可以利用公共投资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同时保留美国核心经济模式中最好的部分。
我们并不需要在放弃自由企业和沦为中国模式的廉价仿品之间做选择。
当然，华盛顿绝不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把政治官员安排进企业董事会（虽然特朗普接管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是个例外）。
但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塑造美国的产业政策，确保政府干预时，这些努力真正能推动我们取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从一个简单原则开始：美国的产业政策应当只专注于那些中国会试图主导我们的领域。这也是“芯片计划”如此重要的原因：认识到北京如果入侵台湾，美国将失去先进半导体供应，华盛顿迅速提供资金，推动了国内制造业。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曲速行动”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几十年来国家卫生研究院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投资之上。因此，我们也需要有长期战略。
其次，华盛顿永远不应该无限期资助某个行业。政府应该像手风琴一样，在战略产业需要培育时扩大支出，当私营部门准备好以追求利润为目标进行融资和投资时，再收缩支出。
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中的激励措施，私营部门已经在清洁能源和半导体领域投资了近1万亿美元。但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私营部门永远不会承担足够的研发投入，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更不用说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的其他公共机构）在未来几年必须恢复实力。
我们还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劳动力问题。我在日本时，曾与普渡大学和其他11所大学合作，大约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扩大为半导体产业输送工程人才的项目。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不仅在找计算机科学家，还迫切需要合格的电工、焊工、管道工和设备工程师。
这是个我们知道能解决的难题。我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当市长时，我们请增长最快的六个产业来帮助编写当地社区学院课程的教学大纲，建立了一个被世界银行称为全国最佳的体系。
如今，华盛顿也可以帮助社区学院和技术学校为关键产业做同样的事，确保这些产业既能获得所需的人才，也能获得所需的劳动力。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来浇筑混凝土、开挖下水道、修建道路和铺设光纤，那么在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新建芯片制造厂就意义不大。
这就引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天的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增强、维护和保护几十年来支撑国家繁荣的深厚先进研究基础。
“曲速行动”诞生于多年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研究由政府资助；我们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复兴，依托于源自政府资助研究的半导体技术；如今由私营企业推动的清洁能源革命，来自于由政府资助促成的研究突破。
美国应该开始把这种带来巨大财富的要素视为真正的国家财富。中国显然非常清楚知识产权和先进研究对自身雄心的重要性。北京最近甚至决定实质上没收部分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护照，担心他们会带着自己的知识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应该禁止美国科学家出国。但我们确实需要摒弃那种轻率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曾让我们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开发出新疫苗。
我们的知识突破以及推动这些突破的机构——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我们未来经济成功的种子。特朗普削弱高等教育的努力，无异于在与北京的竞争中主动放弃我们最强的优势。
同样，中国也常常强迫美国公司交出技术专长。当像A123 Systems这样的美国公司陷入困境时，华盛顿应当阻止中国公司收购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和公司专利。
我们太常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主动出让知识产权，这样的技术投降是极其愚蠢的。
最后，华盛顿必须主动推动那些中国正迅速赶超、并可能利用其优势进行要挟的研究和产能建设。
北京最近拒绝出口福特公司制造某些先进汽车所需的一种磁体，迫使美国顶尖汽车制造商关闭了几家工厂。我们的国家拥有大部分对未来繁荣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但中国几乎垄断了这些矿产的加工能力。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弱点。
产业政策对华盛顿来说并不陌生——自建国以来，我们就在不同阶段使用过这种有针对性的工具。但北京庞大的规模和险恶的意图，意味着我们需要成熟可靠的原则来应对当下的威胁。
简单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是否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现在也有，我们的经济主权需要它。当前的挑战，是要弄清楚什么时候、怎样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