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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曼达尼的这篇特写刊发于纽约时报，作者阿斯蒂德·W·赫恩登是《纽约时报》的全国政治记者。为了撰写本文，他跟踪了佐赫兰·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五个月，并两次采访了他，同时采访的还有大约40名民主党官员、捐赠者和政界人士。
和佐赫兰·曼达尼一起走路，感觉就像在进行一场极限运动。
九月中旬，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上，从他的竞选办公室走到六个街区外那家他最喜欢的早餐店，他一路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即使是在纽约这样喧嚣的城市里也格外显眼。
有人找他合影，有竞选志愿者上前寒暄，还有偶遇的老朋友。甚至，还遇到了南非喜剧演员特雷弗·诺亚。诺亚像见到地区亲戚一样热情地问候了曼达尼（两人拥抱后，诺亚还邀请他上自己的播客节目）。
在这一片喧闹中，我问曼达尼，这位民主党籍市长候选人，为什么决定参选。等他终于能完整回答时，我们已经在乔尼餐馆外等位了——这正是他如今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被各种打断包围着。
曼达尼喜欢切尔西这家不起眼的小餐馆，因为这里有地道的美式家常菜，也足够低调。坐下后，他点了惯常的早餐：四个炒蛋配烤面包，再加一张煎饼。
“从来不会有一份民调说，现在就是佐赫兰·曼达尼和一场聚焦于生活成本的竞选的最佳时机。”他露出标志性的灿烂笑容说，“人们常问我，你是为了赢而参选，还是为了参选而参选？我说两者都是。你可以既认真又坚定，为胜利竭尽全力，同时在过程中成长。”
这一结果具有历史意义。
33岁的曼达尼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派州议员，在此之前在纽约几乎默默无闻。而如今，他已成为大选的热门人选，对手是曾任州长、来自政治世家的候选人。他甚至让原本排名第四的现任市长提前退选。
在六月的初选中，曼达尼不仅逆转了不利局面，更以压倒性优势重塑了选民结构，并借助排名选择投票制度，以12.8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获胜，这一结果在全美政坛引起震动。
但初选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加重要。从那以后，曼达尼一直在与纽约政坛和商界的有力人物秘密会面，试图整合支持、排除主要竞争对手安德鲁·科莫和埃里克·亚当斯。
其中一部分被报道了，更多的内容仍鲜为人知。
几个月来，曼达尼与前市府官员、企业高管、纽约艺术与文化机构负责人，以及态度谨慎的地方民主党人进行了私下会谈。表面上这些是“认识新政治明星”的见面会，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会谈还有另一重目的：他试图展示自己是一种新的左翼政治类型，一个懂得倾听、愿意学习的人。
他坦言自己缺乏管理经验，并虚心求教。他寻找共同点，倾听批评者的意见，包括商界和金融界的富有纽约人，以及那些因他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人、或因他对“全球化起义”这一口号反应迟缓而感到不满的亲以色列人士。
其中两位关键人物是：帕特里克·加斯帕德，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任；以及莎莉·苏斯曼，长期担任企业高管，曾为奥巴马、希拉里和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负责筹款。
加斯帕德多年前就认识曼达尼，苏斯曼则是在今年夏天与他初次见面。那次会面是在曼达尼与“纽约城市联盟”（由350家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大型企业组成的财团）举行备受关注的七月会议之后，几位企业高层主动联络他。
苏斯曼自称是“温和的亲商民主党人”。她说，对曼达尼在那场“充满敌意的场合”中的表现印象深刻。几周后，她主动提出与他单独会谈一个小时。
她回忆说，曼达尼表现出的好奇心让她“很受触动”，“他问的问题包括，你认为什么是改变局面的领导力？我该如何组建政府团队？而且他明确表示，不会用意识形态的检验标准来挑选团队成员。”
此后，苏斯曼成了他的有力支持者。应曼达尼请求，她已两次在他的竞选办公室召集商界和科技投资者的小型会谈。
“他身上有种气质，让人忍不住想帮他。”她说。
“纽约城市联盟”成员、民主党重要筹款人罗伯特·沃尔夫告诉我，他已经和曼达尼开始互发短信，充当金融界和商界的“情绪晴雨表”。
沃尔夫在八月与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线上会谈，本月又在竞选办公室面谈一小时。
“在我看来，佐赫兰更像是进步派资本主义者。”沃尔夫说。他表示，通过私下交流，他相信曼达尼明白私营部门在纽约发展的重要性。“他想找出如何让政府以合适的方式推动公平，帮助那些被忽视的人。”
这些会谈帮助曼达尼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立场。他调整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常有的“我们对他们”式语言，使之不再显得过于对立。
他强调，自己是要支持租房者，而不是惩罚房东；要支持公立教育，而不是打压精英学校；他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但并非反犹复国主义者。
在治安问题上，他也做出了关键让步。尤其是，他明确表示愿意在“百万富翁税”提案上寻求妥协。可以称之为“曼达尼2.0版本”。
这是一次尝试，意在塑造一种更成熟的左翼力量——关注如何实现政策目标，而不是执着于赢得意识形态的争论。
曼达尼想成为好市长，甚至是伟大的市长。他希望用自己设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的普惠托育服务，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公交，并对全市租金稳定公寓实行四年租金冻结。这些是他以“生活成本”为核心主题赢得初选胜利的关键政策。
他也很清楚，单靠自己或仅靠进步派阵营，是无法实现这些目标的。
“光是正确是没有意义的。”曼达尼在谈到自己与各界会谈时说，“我们必须赢，也必须兑现承诺。”
这种微妙的调整，甚至只是话语上的转变，已经进一步稳固了他的领先优势，以至于如今他的胜利几乎板上钉钉。而在初选之夜，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许多纽约政商精英（也就是这些近月来逐渐支持他的群体），都以为安德鲁·科莫或埃里克·亚当斯会发起更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曼达尼的领先地位，经受住了持续的、数十万美元的负面广告攻势，以及建制派的集体恐慌。当时甚至有民主党人担心，他可能会成为共和党利用的“楔子”，影响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摇摆州的民主党候选人。
因为他支持巴勒斯坦，他被指责为反犹分子。
特朗普更是给他起了个绰号“红色曼达尼”，宣称若他当选，将切断纽约的联邦资金，还毫无根据地暗示这位归化公民“非法入境”。
当我问他是否关注外界对自己初选胜利的讨论，以及其对全国民主党的影响时，他回答：“我尽量不要花太多时间沉浸在这些话题里。”
不过，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真的。毕竟他是个“发帖者”，在千禧一代的语境里，这意味着一个一定要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他是著名电影导演与知名学者的儿子，曾梦想成为独立说唱歌手，在母亲的迪士尼电影背后尝试音乐创作。政治是他的人生“第二幕”——一个只有在纽约才能发生的现代童话故事。
凭借自己在印度和乌干达的血统，以及纽约选民的多元移民背景，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此过程中，他也彻底改写了竞选规则：通过创新的数字化策略，他穿着标志性的西装领带（三套轮换——条纹、圆点、红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名人。
曼达尼的崛起，恰逢民主党陷入失能的低谷。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民主党失去了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和有意义的政策主张，党内方向混乱，缺乏愿景。路透社和益普索六月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民主党人希望出现新的领导层。
自2024年选举惨败后，党内一直在进行深刻反思和权力内斗。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这位2016年和2020年都曾竞选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对我说：“曼达尼在进行一场出色的草根竞选。”
他接着说：“民主党人本该为此欢呼雀跃，说太好了！这才是党的未来！可惜，有人却并不这么看。”
我花了五个月时间跟踪这场竞选，包括与候选人的两次深度访谈，以及与约四十位知情人士的对话。他们要么直接参与竞选，要么密切关注其在全国民主党内部的影响。没有人对“Z”几乎锁定胜局感到意外，他们对他的个人魅力几乎是完全信任的。
曼达尼在“人际政治”的游戏中极具天赋，这是桑德斯最不擅长的领域。他像拜登那样喜欢在人群中握手，也像伊丽莎白·沃伦那样热衷自拍。他常常在黑人教堂的礼拜结束前都不离开，并会提到海地鼓点的节奏让他想起了自己从小听的刚果音乐。
今年夏天在纽约西印度裔美国人大游行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至今仍未公开支持他，刻意区分了“烤鸡布鲁克林”和“星巴克布鲁克林”，而曼达尼在这两者之间都能自如穿梭。
然而，他也越来越能感受到沉甸甸的期望。因为他可能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也是全美少数几个不仅自称自由派、而且毫不掩饰左翼立场的当选官员之一。
曼达尼告诉我，他明白外界不会把他的成败只看作他个人的事。
他说得没错。
当我问他，在竞选过程中是否有哪个地方、哪段经历让他重新被纽约打动时，他沉默了很久。曼达尼常常在回答前停顿，这种停顿有时更像是一种尴尬的静默，而不是铺垫悬念。
二十多秒后，他回答说，是在三月的斋月期间。
他说，那段时间他尽量“参加更多的祈祷和聚会”。不仅是出席一场南亚传统节日“赏月夜”的庆祝活动，而是尽可能多地参与。
“去亲身感受那个时刻，”他说，“去捕捉纽约穆斯林生活的一个横截面。”
他的回答让我再次意识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曼达尼把信仰、印度与乌干达的血统、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放在竞选核心位置。
他相信，即使传统政治守门人不理解，公众也会理解他的愿景与价值观。
“我遇到很多祖父母，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我孙子告诉我，如果我不投你一票，就别回家了。”他说时充满自豪，显然为自己引发的代际变革感到骄傲。
“这种对领导力的重新定义，”他接着说，“以及年轻人在政治中应有的位置——这不仅关乎我，而是关乎纽约人自己。”
那一刻，我更明白了为什么曼达尼的崛起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无论是在那些掌握权力与财富的人中，还是在民主党高层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信仰或理念，也不仅因为他极可能入主市政厅，而是因为他具备维系政治联盟并推动政策立法的气质与能力。
真正让人忌惮的，不是明星光环，而是当明星气质与治理能力结合在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人要求佐赫兰·曼达尼参选市长。不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也不是城市的进步派金主，更不是“家庭工人党”——纽约左翼的制度性阵地。
曼达尼是在去年年初，在阿斯托里亚的一家也门咖啡馆“卡瓦之家”萌生了这一计划。那家咖啡馆离他公寓只有几个街区，是他常去的“秘密据点”和“非正式策划总部”。
2021年的市长选举让纽约左翼受到重挫，进步派的“削减警察预算”和“取消现金保释”等主张引发强烈反弹。但曼达尼看到了另一个机会，基于自己生活经历和信念，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联盟：穆斯林、南亚裔、租房者、年轻人和进步派。
在一杯杯浓郁的摩法瓦香料奶咖中，曼达尼向盟友、利益团体领袖，尤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DSA的背书流程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就像整个竞选的缩影，”曼达尼说，“大多数政治过程要么是加冕仪式，要么早已内定，但这一次不是。”
民主社会主义团体一直以严苛的背书流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架构而自豪，这一机制旨在确保当选官员真正认同核心价值观，否则就会遭遇基层成员的强烈反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领导层原本并不打算在2025年的纽约市长选举中支持任何候选人，而是倾向于将选举策略集中在地方层级的竞选上。
“我只能依靠自己的信念，以及身边那些重要人的信念，不管外界反应如何，”曼达尼接着说，“在正式参选之前经历过那一切，使我们更加坚定。”
曼达尼与DSA及其他盟友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他是在受到伯尼·桑德斯2016年总统竞选的启发后加入DSA的，这也让他与纽约的住房组织者和社会活动人士建立了长期联系，并由此形成了他“让城市生活更可负担”的政策核心。
他早已是纽约穆斯林民主党俱乐部成员，在那里，他与不断壮大的穆斯林和南亚裔选民网络建立起紧密关系。
不过，有一个议题对曼达尼的政治身份影响最深，而且他始终拒绝妥协：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曼达尼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可以追溯到他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时期。当时，他曾在Facebook上与一位亲以色列同学激烈辩论。
后来在鲍登学院就读时，他创立了“支持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的分会。
他告诉我，这些早期经历让他明白了“政治并非单纯的智识辩论，而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延伸”。这也让他厌倦了一种他称为“PEP”（“除了巴勒斯坦之外都是进步派”）的世界观，这个词在左翼内部已流传多年。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因为这种所谓的例外，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人权而反对它，”他说，“更重要的是，只要你接受了例外，就为下一个例外打开了方便之门。无论在哪里，无论何时。”
这种坚决的信念，从竞选一开始就体现在曼达尼的言行中。
他坚信纽约多元的租房者群体能够围绕“生活成本”议题团结起来，尽管民调建议他应聚焦公共安全问题。他也意识到，城市的许多移民群体既被政府忽视，也从未真正成为选举资源。
而过去一年，美国公众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看法正逐渐接近他的立场，而非纽约最建制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注，舒默极度亲以色列）。过去被视为政治负担的议题，反而成为他“反建制、讲真话”的重要资本。
2023年，在以色列遭哈马斯10月7日袭击后的几天，曼达尼因在舒默住宅外抗议而被控扰乱治安。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可能导致“迫在眉睫的种族灭绝”。
“没有他在加沙问题上的发声，这一切都不会成立。”前奥巴马政府官员加斯帕德说。他将此比作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前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
加斯帕德自初选以来，一直在帮助曼达尼与纽约政界关键人物建立联系，其中包括纽约总主教蒂莫西·多兰。
“对普通人来说，在后院聚会或门廊闲聊时，加沙问题其实成了判断他们是否愿意邀请曼达尼进入客厅、谈论生活成本、教育或医疗的门槛。”加斯帕德说，并引用了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对以色列行动的不满正在上升）。“如果他在加沙问题上没有先站出来，其他议题就根本无法推进。”
加斯帕德第一次见到曼达尼是在2016年南非的电影《卡特维女王》首映礼上。这部迪士尼电影以乌干达为背景，由曼达尼的母亲米拉·奈尔执导。加斯帕德说，当时只有24岁的曼达尼已流露出后来进入政坛所展现的那种魅力。他将曼达尼的好奇心与气质比作（没错你猜对了）奥巴马。
不过，曼达尼的故事与许多第一代移民一样，并不符合美国传统政治的二元框架。既不完全契合两党体制，也超越了“黑人—白人”的种族划分。
他的身份是多重的：印度人、乌干达人、美国人、穆斯林、纽约人。
曼达尼告诉我，自己的穆斯林信仰“深刻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世界看待我的方式”，尤其是在“9·11”事件后清真寺遭打压、反穆斯林情绪上升的背景下。
他还记得曾对父亲抱怨，自己厌倦了“总觉得是少数群体”的感觉。但父亲的回答改变了他的想法。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与人类学教授马哈茂德·曼达尼告诉儿子：“我在乌干达是印度人，在印度是穆斯林，而在纽约，我是这一切的结合。”
他又说：“成为少数群体，也意味着能在理想化的表象下看清真实的世界。”
“那一刻，我从一个充满防备的视角，转变为能够理解世界既带走了什么，也给予了什么。”曼达尼对我说。
曼达尼说话的方式像讲寓言。他会靠近对方，直视对方眼睛，用持续的注视“压缩”整个空间。他会穿插世界杯足球或英超联赛的梗，因为他知道我支持托特纳姆热刺，而他支持的则是死对头阿森纳。
他是少数几个我见过在没有新闻官陪同、也不录音的情况下接受半小时采访的政治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桑德斯。
难怪他们都能在以男性为主、气氛强烈的数字播客空间中游刃有余。
曼达尼上过巴勃罗·托雷的体育节目《Pablo Torre Finds Out》，也上过时尚节目《Throwing Fits》和彭博的财经节目《Odd Lots》，这几乎是纽约千禧男性的“数字媒体三圣”。他也出现在《The View》、“I’ve Had It”播客和哈桑·皮克尔的Twitch直播中，横跨整个自由派与左翼媒体版图。
在TikTok上，他接受纽约表演艺术家兼喜剧演员Crackhead Barney的病毒式访谈，对方连珠炮似地问他：“你会像马斯克那样，自称非裔美国人吗？”
曼达尼对每个问题都认真作答，哪怕是荒诞的提问，显然他对这种表演风格早已熟悉。
布朗克斯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里奇·托雷斯（一向是进步派的批评者），称曼达尼是“罕见一代的沟通者”，他掌握了所谓的“三个三”原则：现代政治人物必须能在30秒的竖屏视频、3分钟的电视访谈和3小时的长播节目中清晰阐述观点。
考虑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分歧，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托雷斯是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我问他为什么公开和私下都如此赞扬曼达尼。
他的回答说明了曼达尼“魅力攻势”的效果，也揭示了一个政治永恒的真相，所有民选官员都靠关注度为生。
“很简单，”托雷斯说，“他主动联系了我。”
曼达尼的首席顾问莫里斯·卡茨告诉我，整个竞选中最重要的会议，其实是第一次内部会议。
当时他们拿到的民调结果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选民最关心的是公共安全。但曼达尼当场否定了。他说，这场竞选要谈的是“生活成本”。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市政府有能力降低生活成本，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信任的丧失。”卡茨回忆当时曼达尼的原话。
曼达尼说，他的理念源自自己的经历。在志愿协助民权律师、穆斯林民主党俱乐部成员阿里·纳吉米竞选市议员后，他与DSA建立了联系。
后来，他又为巴勒斯坦裔美国路德教牧师哈德尔·叶亚提姆工作，那是2017年的市议会竞选。
这两场竞选为曼达尼日后全市竞选提供了模板：聚焦住房问题，尤其是因城市更新加剧的租房危机。更重要的是，叶亚提姆从未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上退让，他明确表示“百分之百支持”抵制、撤资与制裁（BDS）运动，并与被指控反犹的巴勒斯坦裔活动人士、DSA成员琳达·萨索尔一同竞选。
然而，曼达尼参与的那些竞选都输了。比较之后可以看出，他如今的政治成功，不仅来自理念，也来自他独特的候选人特质。
曼达尼自称是民主党人，这一点在左翼阵营中并不常见（包括桑德斯在内的许多人都拒绝这一标签）。在他手中，“反绅士化”的口号被转化为“可负担性”的议题，这是一面更具包容性的旗帜，也反映出他如今愿意承认私营部门在增加住房供给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而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已经看不到琳达·萨索尔的身影。
曼哈顿区区长、民主党主计长候选人马克·莱文说，正是这种愿意弱化先前立场与阵营忠诚的姿态（自初选以来曼达尼已经证明了），让他有别于一些左翼同侪。
莱文把曼达尼的行事方式，与历任民主党籍市长的治理风格作了对比，其中包括比尔·白思豪。白思豪是进步派，却因小气的怨怼和判断失误结下大量仇敌，尽管他与曼达尼在许多民粹目标上相通。
在赢得民主党初选后，曼达尼的团队整理出纽约顶级商界人物名单，逐一打电话联系，强调他希望建立联盟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我要强调这太前所未有了，在记忆中，这是第一位在初选后主动、系统地联系那些曾反对他的人士的提名人。”莱文对我说。
在纽约的进步派中，没人忘记一个教训：白思豪在第一任期几乎失去了纽约警察局的支持。2014年末两名警官遇害后，双方关系跌至谷底。医院里、葬礼上，警察们把背转向了市长。
2020年6月“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抗议期间，曼达尼在推特上发文：“我们不需要调查就知道纽约警察局带有种族主义、反酷儿倾向，并且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需要的是削减NYPD预算。”
但自初选以来，曼达尼一再与那些表述拉开距离。他表示若当选，会为那条推文向警察局致歉。他私下更进一步，最近与二十多名基层警员举行闭门会，围绕警员留任和公共安全展开讨论。
一位女发言人说，会上曼达尼明确为2020年6月的推文道歉。他还正面评价了现任警察局长杰西卡·蒂施。她在城市机构和一线警员中口碑不俗。
在我们的采访中，曼达尼强调自己对蒂施的赞赏“是真诚的”，并表示正考虑让她留任局长。
我问，他的真诚能有多大。毕竟蒂施明确反对多数进步派支持的刑事司法改革。
“市政核心团队内部存在分歧，而且必须存在分歧。”曼达尼回答说。他表示，作为市长，他在人事上的目标之一，是确保身边的人“不会因为能迅速对你的任何想法点头而被定义”。
在私下场合，他也向苏斯曼强调，他相信“政见多元的团队”。
夏天，曼达尼遭遇了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首场危机。当时他在乌干达，与家人朋友一起庆祝与插画师拉玛·杜瓦吉的婚礼。她27岁。
7月28日，一名枪手闯入公园大道的一栋办公楼开枪，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保安，一人是非当班警察。消息曝光后，科莫和亚当斯开始把矛头指向曼达尼，理由是他人在境外，同时也借机强调他此前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立场。
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意料。
那名非当班警察迪达鲁尔·伊斯兰，是孟加拉裔美国穆斯林。在开斋节礼拜走访期间，他与曼达尼曾在同一座清真寺。卡茨在凌晨4点打来电话把曼达尼叫醒后，他火速返美。
从肯尼迪机场出来，他直接去了布朗克斯那户人家，陪悼念者待了一个小时。当天稍晚，他严厉回击科莫和亚当斯，指责他们不是支持遇难者家属，而是在捞“犬儒式的政治分”。
在孟加拉裔美国警察协会联合创始人陪同下，曼达尼表明，他不会被那些曾让无数进步派折戟的“纵容犯罪”攻击吓倒。如果这场悲剧像是一份临时的市长测试，他似乎通过了。
也正因如此，他反复许诺如果在他任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赴纽约，他将下令纽约警察局逮捕，对此，数位盟友困惑不已，也给政敌提供了话柄。
曼达尼表示，他是在执行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反人类罪”发出的逮捕令。但美国不承认ICC的权限，法律专家认为这种逮捕极可能违法。更
现实的是，这样的举动可能引发一场与警察局之间、类似宪制危机的对峙。特朗普已经表示会出面干预。
逮捕内塔尼亚胡，也不是他左翼基本盘的首要目标。纽约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纽约分部负责人古斯塔沃·戈尔迪略，在谈到他眼中曼达尼不可退让的竞选主张时，提的是“生活成本”议程。
我问纽约移民联盟负责人穆拉德·阿瓦乌德，他与曼达尼在穆斯林民主党俱乐部相识。作为巴勒斯坦人，逮捕内塔尼亚胡对他重要吗。他说不重要。
曼达尼的一些犹太支持者警告，尝试逮捕将永久撕裂他辛苦建立的联系。市主计长、前市长候选人布拉德·兰德尔，是自由派犹太群体中的关键背书者与盟友。他对这一承诺避而不谈，拒绝公开置评。
兰德尔说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初选当晚，曼达尼表示：“我会主动联系、倾听、努力理解。”
在他看来，曼达尼已经远远兑现了这番话。兰德尔回忆说，他与曼达尼一起，听正统派犹太人讲述在街上被辱骂的经历。
“他是一个非常有人味、很有同理心的倾听者。”兰德尔说，“在那种情况下，他清楚地表达了那是可怕的。”
民主党元老、6月就已支持曼达尼的众议员杰罗尔德·纳德勒，被视为比兰德尔更主流的犹太声音。他认为逮捕内塔尼亚胡“根本不现实”。他接着说：“纽约市没有这样做的司法管辖权。”
不过他补了一句，“我理解这番表态背后的情感”。
尽管如此，曼达尼依然坚定，尽管这项竞选承诺很可能会被现实检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一样，喜欢挑衅。明年他完全可能来到纽约，逼新市长当场“拆台”。
从餐馆往回走时，曼达尼再次坚持了这个承诺。
“让纽约遵守国际刑事法非常重要。”他说得很坚定。
我问，这种立场如何与他对我说过的其他话并存。比如，他唯一目标是把公交和租金这些事落实到位。他知道外界会用更高标准来评判他的政府，他也不喜欢那些不把精力放在带来实质改变的政策上的政客。
可我们已经走到竞选办公室附近，被挤在曼哈顿一部拥挤的服务电梯里，旁边还有一名高大的保安。我的采访时间所剩无几，候选人的回答也变得简短，示意访谈结束。
“这是能与治理相兼容的竞选承诺吗？”我问。
“我们会证明它如何兼容。”他说。
不管好坏，民主党内相当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眼下都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舒默和杰弗里斯分别领导着两院民主党党团。布朗克斯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是党内最知名的进步派，也可能在2028年竞选总统。
曼达尼已经把自己摆在这个层级里。他闯入的争夺战中，不只是意识形态，更是世代更替。
如今，多数纽约民主党人已经支持曼达尼。包括对他议程最关键的州民选官员，州长凯茜·霍楚尔和众议院议长卡尔·希斯提。还有将从众议院退休的纳德勒与国会黑人议员团主席伊薇特·克拉克。
甚至一些最重量级的全国民主党人，包括奥巴马和前副总统哈里斯，都打电话向曼达尼表示祝贺。他们也希望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表明他们认可他激发的热情，即便不认同他的一些立场与政策。
建制派重要人物的拥抱，只让杰弗里斯、舒默以及其他仍未表态者（包括纽约州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的行动（或者说不行动）显得更加醒目。杰弗里斯和舒默态度含糊。初选后不为曼达尼站台，也没有明确拒绝。
代表皇后区东部与长岛部分地区的摇摆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齐则说得很清楚：他永远不会支持曼达尼，并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者应该另建政党，因为我不希望那样的东西出现在我的政党里”。
这种紧张关系，在我8月于布鲁克林参加西印度裔美国人日游行早餐会上见到的一幕中展露无遗。这是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纽约民主党人的夏季行程上必到之处。
我走近杰弗里斯，想就曼达尼与市长选战做采访。他答应了，并把我指给他的政治团队。后来他们也确认有兴趣对话。
早餐会上，杰弗里斯正在演讲，抨击特朗普关税带来的经济混乱，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近期支出法案中的医疗补助削减，也就是一套标准的民主党话术。可当曼达尼抵达时，现场立刻一阵兴奋。连杰弗里斯都无法忽视。闪光灯频闪，人群冲上来合影。
一些围在杰弗里斯身边的记者也转而去追曼达尼。
眼前的画面，生动展现了一个事实：这位被南希·佩洛西点名接班、带领民主党迈向未来的布鲁克林众议员，看来已经错过了自己的时刻。
一个月后，杰弗里斯依旧似乎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应对曼达尼。9月，他在唐·莱蒙的YouTube节目上谈市长选战时说：“我就是没有表态，无论哪一边。”
舒默说得更少。通过顾问放话说，他个人喜欢曼达尼，但担心背书会影响中期选举中的参议院候选人表现（还有曼达尼在2023年于他家门口抗议时被捕这回事）。
吉利布兰德不得不给曼达尼打电话道歉，因为她曾错误声称他“提到过全球圣战”。
我最终没能和杰弗里斯谈上曼达尼。多次打给他团队的电话，后来都成了无人回复的语音留言。10月，我告诉杰弗里斯的团队，我将不得不写他几个月来回避谈论曼达尼。
他们仍无回应。舒默和吉利布兰德都拒绝接受采访。
背书很少对选举产生直接可量化的影响。但能反映候选人在党内的地位。许多全国民主党人物迟迟不愿拥抱曼达尼，说明民主党正处在一场真正的自我检视中。
曼达尼动员的，正是2024年远离民主党的那部分选民：工薪阶层有色人种、年轻人和第一代移民。至于他的打法能否更大范围被采用，取决于政治意愿。
“百万富翁税的支持率非常高。”希斯提在今年为曼达尼站台时说。批评以色列，同样拥有不低的支持度。
这也是为什么，杰弗里斯与曼达尼之间的关系（或缺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背后。曼达尼在杰弗里斯的国会选区赢了约12个百分点，与他全市胜选的总体优势相当。
他并未获得传统民主党守门人的祝福，却把新选民带入投票流程，扩大了选民结构。这恰是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尝试达成的策略。
根据Gothamist对初选的最新数据分析，2025年纽约市民主党初选选民中，7%是首次登记，比四年前的民主党选举高出5个百分点。总投票人数1,071,730人里，首次登记的有76,860人。多数集中在18至34岁年龄段，且分布于曼达尼获胜的选区。
所有这些意味着这座城市已经变了，这里的民主党政治也在变化。这样的变化可能预示着全国范围内联盟的重新组合。
杰弗里斯和舒默也面临着未来可能出现的左翼初选挑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可能在2028年竞选总统，或在初选中挑战舒默。无论哪种，曼达尼都可能成为她的盟友。
杰弗里斯的压力更迫切。他明年就要连任，而布鲁克林的“曼达尼热”在他的选区格外炙热。潜在挑战者包括布鲁克林市议员、早早支持曼达尼的齐·奥塞，以及州众议员、DSA成员、与曼达尼关系密切的贾巴里·布里斯波特。
对城市旧势力而言，杰弗里斯对DSA的反感并非毫无根据。多年里，这个组织常被视为“伯尼兄弟”刻板印象最糟糕的一面：几乎清一色白人男性，名校学历，还乐于向你提起。他们更热衷发帖谈政治，鲜少参与政治的琐碎实务。
就连组织内部人士，如2018年成为奥尔巴尼议员的州参议员朱莉娅·萨拉查也表示，组织已从过去成长起来。而曼达尼展示了，只要候选人合适，这一组织模式可以走出原有基本盘。
但扩张伴随着成长的阵痛，也伴随着选举风险。在这场市长选战中，曼达尼可能是首次遭遇来自左翼的批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打断他的活动，批评他承认以色列有生存权的立场。
在左翼社交媒体上，他越来越被一些人贴上“背叛者”的标签。
戈尔迪略，这位纽约分部的共同主席，对我说他预计曼达尼上任后，会像初选那样，展现组织的成熟。所以我抛出几个设想：如果他让杰西卡·蒂施继续担任警察局长怎么办。如果他不在初选中支持挑战现任民主党人的DSA候选人怎么办。
我们第一次谈时，戈尔迪略说，他可以想象一个情形：哪怕曼达尼在这些问题上转向，也未必会成为DSA左翼的明确红线。但几周后，随着蒂施留任的前景变得更现实，戈尔迪略表示，那可能会成为更大的问题。
这反映出曼达尼当上市长后，与协助他当选的强硬基本盘之间，可能出现的张力。
戈尔迪略还明确表示另一点：他不希望曼达尼放弃对百万富翁税的呼吁。
“支持百万富翁税、支持向富人征税，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也期待的。”戈尔迪略说。“在向富人征税上退缩，就等于改变了我们要推动的那个项目的性质。”
我指出，曼达尼已经显露出在税收问题上的灵活性。他对我说“我们资助什么，比怎么筹资更重要”。
“如果所有他想做的事都能神奇地获得联邦资金，那可以再谈。”戈尔迪略回应说。“但这离任何人的现实预期都太远了。”
与戈尔迪略不同，曼达尼自称是民主党人。但这不意味着他认同杰弗里斯的观点，即对现任民主党人的初选挑战，会分散主要任务的注意力：在对特朗普的反对上保持团结。
“我把未来几年看作兑现议程的机会。”当我问他是否会考虑为挑战民主党现任者的初选对手站台时，曼达尼说。“我认为，切实地把这些政治诉求落实出来，不仅能改变我们的政治现实，也能改变人们与政治的关系。”
这并不是真正的回答。
我又问了一遍。“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和DSA保持距离，说一句，我现在是民主党人？”
就在这时，服务员过来，给了曼达尼一次他惯常的停顿。他随后请我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便问，他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支持民主党现任者，而不是DSA挑战者。
“我在什么条件下表态、以及如何表态，都以我所推动的议程为依据。”他一字一句地说，然后点明要点。“为了实现这个议程，我愿意与任何人合作。”
曼达尼拥抱群众政治，可能会为民主党左翼注入新活力。
自拜登在2020年胜选以来，民主党内的声音趋于沉寂。过去数年，民主党被建制派牢牢控制。桑德斯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两位过去的批评者，成了白宫在国内经济政策与气候议题上的关键背书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曾是民主党最重要的千禧世代声音，在拜登那场糟糕的辩论后，仍为他的连任辩护。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没有回应多次置评请求。和杰弗里斯类似，她的团队多次表示愿意对话，随后又不再回信。
多米尼加裔众议员阿德里亚诺·埃斯帕亚特，最初支持科莫，后来转而支持曼达尼。他对我说，曼达尼揭示的世代与政治分歧，在黑人和犹太社群里存在，在拉丁裔中同样存在。
他说，科莫在他选区里是“熟悉的名字”，但曼达尼更珍贵，因为有新思想。
这种扰动也带来了担忧。有些民主党人担心，移民浪潮上升，包括南亚裔、拉丁裔和第一代移民，会在党内取代他们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许多地方民选官员拒绝谈论曼达尼和联盟变化的影响，包括皇后区众议员、国会黑人议员团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
他同样没有为曼达尼站台。市议会议长、初选市长候选人阿德里安·亚当斯也拒绝置评。
通过他们的沉默，可以看出在这段剧烈变动时期民主党内左翼的终极优势。政治上的“三角定位（政治学术语，意思是政客试图在两个对立立场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点”，以此讨好更多选民、降低风险。）”极易滑向失真，但自2008年奥巴马把“克林顿式姿态”据为己有之后，这一直是多数主流民主党候选人的模式。可一旦离开了那个独特的候选人本身，再加上“特朗普只是异数”的神话破灭，奥巴马主义的漏洞暴露出来，让民主党建制派焦急寻找“B计划”。
注：这是指民主党建制派长期依赖“左右逢源”的模糊姿态来维持权力，但如今这种做法在新一代选民眼中显得虚伪和不可信；而曼达尼代表的左翼新势力，正好利用这种“真实性危机”获得优势。
这种处境，过于像十多年前的共和党。当时奥巴马赢得连任后，共和党内领导层利益与工薪阶层基础盘之间的裂缝暴露无遗，2016年选举临近，后来的事众所周知。
曼达尼和我都是欧洲足球迷，会把闹钟定在早上7点，去看一支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球队，周而复一地让我们失望。也因此，在他参选市长之前，我对他在政治之外就略有耳闻，知道他喜欢阿森纳（他也发过相关推文）。
这也是我知道，在布鲁克林的这个九月下午，对他意义非凡。他坐在富尔特格林一家名为FancyFree的酒吧里，与斯派克·李一起看阿森纳比赛。也许在纽约，只有他能和斯派克·李（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和演员，以犀利的社会批判和鲜明的种族议题著称，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黑人导演之一）一样热爱这支球队。
半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两人很快成了朋友。他们一起痛苦摇头、气得捶墙，还带头带动全场高喊阿森纳的助威口号（李似乎对我受曼达尼团队之邀同行颇不耐烦，并明确表示他只是来看球，不是要和记者谈政治。）
半场结束时，酒吧里的人为曼达尼唱起了歌，把候选人的名字套进《Seven Nation Army》的旋律，这几乎是足球世界的通用认可仪式。
曼达尼把这种与名人的相遇，变成了竞选的一部分。他去看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武当帮演出，也去看露西·达卡斯。模特、演员与社交媒体红人艾米丽·拉塔科夫斯基在初选当天发了条Instagram视频，视频里她与曼达尼站在一起，身穿“Hot Girls For Zohran”T恤。视频点赞超过30万。
这种文化与政治的混搭，从在卡瓦之家喝咖啡拟定计划时就写入了方案。那时曼达尼强调，任何成功的竞选都离不开社交媒体运动。毕竟他是米拉·奈尔的儿子，从小就明白叙事如何塑造政治现实。
在州议会期间，他研究过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奥塞这类人物。奥塞是市议员，在TikTok上很受欢迎。他主动联系，学习他们的社交媒体策略，以便打造自己的打法。这需要转向，从X的字句凝练，转到YouTube和Instagram Reels这样的的平台。那里的语气和形式更适合政治动员。
曼达尼的数字团队，由创意总监安德鲁·爱泼斯坦领衔，从竞选早期就是他们的珍贵资产，投入产出一目了然。最早的一段视频里，曼达尼解释纽约清真餐车食材涨价的问题（“清真通胀”），仅在YouTube上就有超过36万次观看，证明信息在网上找到了自发的受众。
曼达尼说，他的政治想象力出于必要。为了兑现承诺的议程，并维持把他推到权力门前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联盟，他将测试自己的政治资本上限。即便他在Instagram上拥有超过四百万粉丝，还有庞大的志愿者网络。
“政治不是他们必须拥有的东西，”曼达尼说，“而是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
“我们让太多人在很久以来第一次走近政治，所以有责任不辜负这份希望。”他接着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再去说服某人，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座城市与国家的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
斯派克·李与曼达尼合影后，我跟着候选人驱车向上城赶。目标是哈莱姆的非裔美国人日游行。这是一年一度在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大道举行的活动。上次采访他是在9月更早的时候。我们分别几个小时后，传来消息：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犹他州遭枪击身亡，再次引发对美国深度撕裂及其伴生暴力的讨论。
这次，我就从柯克之死谈起，考虑到曼达尼同样过着高度公众化的生活。曼达尼说，这起事件“骇人听闻”。他是在社交媒体上得知的。和许多人一样，他被推送到了一段直面那一幕的冲击性视频。
他告诉我，这起枪击“揭示了这个国家的肌理正在缝线处开裂。我们正凝视深渊”。
曼达尼说，他更担心“身边人”，而不是自己。他的团队已据此调整了部分安保流程。
“真的？”我问。“你看到那种事，不会担心自己吗？”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曼达尼的盟友们私下对我直言过他们的担忧。这让我想起2008年奥巴马参选所引发的黑人选民的焦虑。
“我尽量不去想。”他说。可就在前一周，一名德克萨斯男子被起诉对曼达尼及其家人发出死亡威胁，扬言要“看一颗以军子弹穿过曼达尼的头骨”。
“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对身处公共生活的穆斯林来说，感觉最安全的地方是阴影之中。”曼达尼说。“然而我们看到，那样的安全太过脆弱。让自己被恐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允许那种政治继续存在。”
话题转向柯克遇害后的余波，特别是ABC在特朗普与保守派活动人士施压下，把深夜主持人吉米·坎摩尔停播的决定。曼达尼谴责了这个决定。第二天他退出了同一家ABC地方台的市民大会。。
“如果不把这个国家里如此多机构的怯懦写进去，你就讲不清特朗普的威权主义。”曼达尼对我说。随后他给这些机构领导、民主党、公众提了建议。
“如果你想击退对我们城市、我们的价值、我们人民发动的攻击，”他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反击，而不是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