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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卡罗琳·约翰逊是一位科学记者。
陶哲轩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莫扎特”。这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天才儿童，如今50岁，已经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顶尖学者。
他活跃在偏微分方程和调和分析这些高深领域，研究的问题难到需要博士学位才能理解。
但过去几周，他却忙于一件相当世俗的事：筹款。
即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也没能让陶哲轩保住资助。7月底，当特朗普政府指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反犹主义和偏见问题上处理不当时，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联邦科研经费，他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项目也因此被暂停。
法院命令恢复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包括陶哲轩的。但无法发放新的资助，这让他所在的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陷入危险。他在那担任特别项目主任。
陶哲轩的研究虽然高深，但往往能带来现实收益。例如，他在IPAM的一些研究帮助加快了核磁共振成像的扫描速度。
数学常被描绘成孤独天才的难解追求，但陶哲轩是很多数学家的偶像，以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积极参与公众交流著称。
他在社交媒体上坦率分享过自己的论文被期刊拒绝——即便是天才，也会有“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指的是一个人即使很优秀、成绩很突出，但内心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怀疑自己的能力，担心被别人看穿不配拥有现在的成就）”。
数学与政治很少交集，但陶哲轩如今公开表示，联邦资助的动荡、延迟和不确定性，正在威胁美国独特的科研生态。他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谈到过去几周的事件、在美国做研究的吸引力，以及数学为何重要。这段采访经过简要编辑。
问：你的资助发生了什么？
答：我先是收到《Bulwark》记者的邮件，他告诉我我的项目被暂停了……然后他又随口提到，IPAM这个数学研究所的资助也被砍掉了。那笔资助是我个人项目的40倍，而且严重得多。突然之间，我们没了三个月的运营资金。
因为之前的延迟，我连自己的暑期工资都没有着落，已经推迟了一个月。现在还在拖，但我还能撑住。不过IPAM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只能勉强维持几个月。所以这两周，我们一直处于紧急筹款状态，我见了很多捐助人。
问：我采访的很多研究人员说他们自己没问题，因为资历比较深。但他们都很担心早期职业的研究者和科学家。
答：我的NSF资助，主要就是支持我的研究生，让他们有机会去参加学术会议，对职业发展很重要。还可以替他们买断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好让他们专心科研。在那个阶段，3000美元的薪水就能带来很大不同。
问：你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发展事业？
答：我自己并没有强烈想离开澳大利亚。我当时才16岁，根本没想过地缘政治……但我最终在普林斯顿的导师，正好是写过我本科时最重要教材的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普林斯顿数学系，看见教授名单时，认出了很多在书里见过的名字。
在我这一生里，美国一直有很强的科学声誉。规模庞大，对科学的支持曾经也是两党共识——科学能带来繁荣，也能帮助国家安全，更是公共利益。这里的文化积极，大家雄心勃勃、合作精神强，愿意建设长久的东西。
问：过去几周你在筹款，原本你会做什么？
答：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最出名，但还有形式化证明工具、像GitHub这样的协作平台……我想重新发明数学研究的方式。
数学家传统上都是独自或小团队合作，常常只靠纸和笔。和其他科学比，我们很“老派”。我想组织一些实验性项目，把大问题拆成小部分，众包一部分，再把一些留给专家。然后用现代软件来协调和核查，做“宏大数学”，就像其他科学已经做“宏大科学”。我们还没有人类基因组计划或希格斯玻色子实验的类似项目，还停留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
问：大多数人经历的数学水平远不如你。在数学里发现新东西是什么感觉？
答：数学对我来说，就是发现原本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20年前我在IPAM研究过图像处理。比如核磁共振扫描人体，接收到一些数据，要重建清晰的图像，以便发现肿瘤。
这其实和古老的“硬币称重谜题”类似：12枚硬币，其中1枚是假币，可能轻也可能重。你有天平，只能称三次，要找出假币。解决这种谜题的数学方法，与从少量数据中重建高质量图像的数学思路非常相似。于是可以把解决谜题的思路用来改进MRI成像。事实上，20年前我和很多人做的研究，如今已被应用到最新的MRI设备里，把扫描速度提高了近10倍。
问：一些科技领袖认为AI会让人类科学家变得无关紧要，你怎么看？
答：AI会改变科学，就像电脑曾经改变科学一样。科学家很多时间都被琐事占据。120年前，数学家要手算各种数值和，没别的选择。但有了电脑，就能把这部分交给机器，自己去做别的。
基因学就是例子。以前测序一个生物体就是一整个博士课题。现在送去测序，花1000美元左右就能得到完整序列。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学博士过时了，而是他们能做更有雄心的研究。
问：过去7个月，不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多机构都经历了延误、不确定，有时又被逆转。通常只是暂时的。如果事情会恢复正常，为什么不确定性依然重要？
答：因为影响不仅在资金，还有计划、预算和心理状态。要做最好科学，你需要相对平静的心境。打个比方，如果家里是15℃，你把暖气调到22℃。但如果温控器忽然把温度升到38℃，又降到4℃，最后才回到22℃。纸面上温度对了，但你身体已经受不了，也没法放松，更别提高效了，尤其担心它再来一次。联邦政府过去的优势，就是提供稳定和可预测性。
问：你还乐观吗？会考虑离开美国吗？
答：我在美国三十多年，经历非常积极。这里提供很多东西，虽然不完美，但能让人觉得有好事能发生。
现在多了不确定性。12个月前，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离开，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现在，我仍然很想留下来，希望事情能恢复正常。最难恢复的就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那些支持美国积极面的人，现在必须发声、捍卫它们。过去七十年，美国很多运行方式依赖两党共识，系统一直有效。但现在不能再理所当然地假设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