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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Brownstein
我们被迫彻底重新思考
如何在这个世纪中运作。
——安德烈·切尔尼
原文2025年10月5日发表于CNN。作者是美国著名政治记者，美国政治报道界最受尊敬的权威之一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现为《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及CNN政治分析员）。
《经济学人》称赞布朗斯坦是“美国最优秀的政治记者”。他的新闻生涯跨越40多年，是美国媒体中少数能将政治科学、社会学与新闻叙事融合的评论家，其写作风格精炼、逻辑严密，常引用数据与历史比较，兼具学术与新闻的可信度。2007年，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他凯里·麦克威廉姆斯终身成就奖(Carey McWilliams award)。
布朗斯坦以对美国政治极化、人口结构变化和文化分裂的长期观察而闻名，他在2008年出版的《第二次内战：极端党派主义如何令华盛顿瘫痪让美国分裂》(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将一流的历史写作与深刻的当代分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描述了美国政治如何变得两极分化和党派化，深刻分析了尖锐的党派之争如何劫持了公共政策。在近二十年后的美国极端分裂的今天，这本书显得尤具先见性，也尤为孤独。 原文链接：
https://www.cnn.com/2025/10/05/politics/democrats-divided-centrists-progressives-clinton
今日民主党的反思如何呼应克林顿时代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Ronald Brownstein
译：临风
编：新约客
自川普连任以来，旨在重新审视民主党理念与议程的新团体和倡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尽管这些努力遍及党内各意识形态阵营，但其中许多主张认为，民主党必须向中间路线靠拢——尤其在文化议题上——以重新赢得自川普成为共和党全国领袖后转向该党的工人阶级选民。
这些呼声呼应了1980年代民主党中间派发出的警告——他们当时组建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简称DLC）。该组织在1980年代末与更自由派的选民群体激烈交锋，最终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掌控了党内主导权。
“与那个时期相似，我们正面临着非多数派的现实，2024年大选将这一事实凸显无遗，”前参议院民主党助理亚当·詹特尔森(Adam Jentleson)表示。他最近创立了“探照灯研究所”(Searchlight Institute)，致力于为民主党孵化新政策与政治策略。
“过去十年间，每个议题都催生出特定团体，而这些团体……如同高墙般不断向民主党人呐喊要求左转。这不仅迫使他们采取偏离主流的立场，更扼杀了突破常规的思考空间。”
正如1980年代那样，这些要求党内温和化的呼声正遭遇更进步派人士的抵制，他们认为这误判了川普胜选的根源。
“我认为文化上的温和化绝非万灵丹，”专注支持有色人种候选人的自由派组织“胜利之道”(Way to Win)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珍妮弗·费尔南德斯·安科纳(Jenifer Fernandez Ancona)表示，“党内尚未展开实质性辩论，就匆忙采纳’向中间靠拢’的理论。”
当今民主党内部的辩论看似与上一代的争论同样激烈，但或许更易化解。在尖锐言辞之下，所有民主党派系都认同该党在川普执政期间形象严重受损——且亟需扭转这一趋势。
1980年代的低谷
与当下相似，1980年代民主党自我反思的契机同样源于选民对令人失望的总统任期发起的强烈反弹。当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白宫度过动荡的四年任期后，于1980年以压倒性差距败给罗纳德·里根，革新呼声由此初现。
吉米·卡特总统向罗纳德·里根承认1980年总统选举败选。
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丹·巴尔兹(Dan Balz)与我在1996年著作《攻城破阵》(Storming the Gates)中所写，卡特败选后，民主党人围绕如何重振旗鼓形成了两大理论派系。
一派认为卡特因推行中间派经济政策偏离了党内自由派的新政传统，重振之路在于重提经济再分配与“公平”理念以动员更多非选民群体。
另一派系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或“雅达利民主党人”(Atari Democrats)，以加里·哈特(Gary Hart)等年轻官员为核心，他们主张必须精简政府机构，与自由派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同时倡导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
当“新政”（New Deal，小罗斯福总统的口号）战略的代表人物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1984年总统大选失利，以及技术官僚色彩浓厚的新自由派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1988年败选后，这两种策略相继宣告失败。
这些挫败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打开了大门——以DLC为核心的路线。该组织由民主党国会助理阿尔·弗罗姆(Al From)于1985年创立，最初主要由中西部和南部的温和派当选的民主党人组成。
DLC与新自由主义者同样支持政府改革、财政纪律和自由贸易。但哈特一代在国家安全和社会议题上普遍保持自由派立场，DLC却坚持认为该党在这两方面都需向右转。
1988年总统大选中，副总统乔治·H·W·布什大胜杜卡基斯后，更多民主党人开始接受DLC的振奋性主张。
对民主党人而言，败给被誉为“伟大沟通者”的历史性政治天才里根是一回事，败给舌头打结的布什则是另一回事。
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作为新一代政治奇才，利用担任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的契机提升全国知名度，随后凭借中间派“新民主党”纲领——该纲领在福利、犯罪、贸易及联邦预算平衡等议题上摒弃自由派教条——在1992年大选中赢得提名并最终获胜。
川普时代的冲击波
许多民主党改革派将2024年大选视为现代版的1988年。该党曾轻易将川普2016年的胜选视为偶然——毕竟他输掉了普选票，而希拉里·克林顿存在诸多独特弱点。2020年尽管川普在非白人蓝领选民中取得令人不安的增长，最终仍败给乔·拜登。
但2024年川普的胜选——即便选民已历经其首个任期动荡——对当今民主党人造成的冲击，堪比一代人败给老布什时的震撼。正如当年那样，2024年的败选正拓宽民主党人当前愿意考虑的可能性。
唐纳德·川普2025年11月6日凌晨进行胜选演讲。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CAP)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拉·坦登(Neera Tanden)表示：“我们已与唐纳德·川普共处十年，必须正视川普作为政治力量的存在，我们需要替代方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是宏大理念，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你们能提出什么足以与之抗衡的宏伟愿景？”
曾担任克林顿1992年竞选民调顾问的民主党策略师斯坦利·B·格林伯格(Stanley B. Greenberg)认同，2024年大选应像1988年那样给民主党人敲响警钟。
但他指出，如今制定应对策略更为艰难。
格林伯格指出，克林顿的制胜策略是在历经数十年磨砺后才浮现的——自1960年代社会动荡初次瓦解民主党选举联盟后，该党接连尝试了乔治·麦戈文、卡特、蒙代尔和杜卡基斯等一系列成效不彰的竞选模式。“这场战役贯穿了整整数届选举周期，”他如此评价。
他认为，如今民主党面临的困境“与1980年代末同样严峻”，但相较于孕育克林顿的漫长过程，该党必须“在极其紧迫的时间表内”整合新策略。
新民主党团体潮涌
政策创新者们正争相迎接这一挑战。自我审视已成为民主党内部蓬勃发展的领域。仅部分项目清单就包括：
曾任已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助手的詹特尔森创立了“探照灯研究所”，旨在鼓励非传统的政策思维，并且如同当年DLC的弗洛姆一样，明确对抗自由派利益集团的影响。
米奇·兰德鲁(Mitch Landrieu)，前新奥尔良市长、拜登白宫顾问，正在领导“工人阶级计划”(The Working Class Project)，研究跨种族的蓝领选民——他们在川普时期以加速的步伐转向共和党。
大约三十多位中间派民主党民选官员——包括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鲁本·加列戈(Ruben Gallego)和迈克尔·班纳特(Michael Bennet)——组建了一个名为“多数派民主党人”(Majority Democrats)的组织，承诺“重塑并壮大民主党，使其能够在任何地方竞争”。同样的思路下，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由DLC发起的中间派智库——“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也在丹佛和拉斯维加斯召集了民主党当选官员，探讨党的“新方向”，并计划举办更多会议。
“美国进步中心”(CAP)启动了“前进之路”(Path Forward)项目，已经发布关于竞选资金和移民的政策文件，并计划就主要的文化与经济议题发布更多成果。同样地，与进步变革竞选委员会(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相关的智库——该委员会支持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联系紧密的经济民粹主义——将在今年秋季推出“大创意项目”(big ideas project)，以形成一个左倾的政策议程。
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一个源自硅谷的赠款组织，今年春天宣布将设立一项基金，至少投入1.2亿美元，推动一本畅销书《丰裕》(Abundance)所倡导的那类推动增长的议程。该书由自由派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和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合著，引发党内广泛讨论。
季刊《民主》(Democracy)的编辑安德烈·切尔尼(Andrei Cherny)，正在筹划“2029计划”(Project 2029)，这本书计划于2027年出版，其模式借鉴了保守派为第二个川普政府起草的“2025计划”。前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则正在组织一个经济学家网络，制定他所谓的“后川普议程”(PTA: post-Trump agenda)。
自创立以来一直担任“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的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表示，如今竞争的势头太多，没有任何一个可能像DLC鼎盛时期那样集中施加影响。（DLC在2011年正式关闭，但在克林顿卸任十年后，就已不再是党内的主导力量。）
马歇尔说：“如果你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党人，你就会加入DLC——它是当时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改变党治国议程的组织。现在却有一堆所谓的中间派团体在各自独立运作，一切都非常零散。”
马歇尔与我接触的其他人士一样，认为当下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这些项目主要由顾问和策略师主导。他指出，DLC当年主要是由代表政治摇摆选区的民选官员来定义的。这种差异，他认为，将使这些理念更难进入党内主流。
马歇尔说：“我们当时有一大批有公信力的民主党人物——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州领导人——他们认同‘新民主党人’的使命，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说，如今要赢得大量民选民主党人的认同更难，“因为党已经萎缩，而竞争性选区的数量也萎缩，剩下的民主党人基本都处在安全地带。”
重振工人阶级
然而，民主党内部对于制定新策略的紧迫感依然强烈。发起这些努力的各个团体在一些推动变革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议题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平衡。
虽然这些团体中大多数希望民主党在犯罪、移民和跨性别权利等问题上向右调整立场，而也有一些团体不赞同这种方向，但双方都同意，民主党的公共论述应更多聚焦于工薪家庭的经济困境。
兰德鲁说：“工人阶级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在‘钱袋子问题’上花的时间太少。”“（在我们的焦点小组讨论中，）他们并没有说，‘我讨厌跨性别者，’或‘我讨厌移民，他们是罪犯。’他们只是说，‘我需要你们先关注我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喘不过气来了。’”
这些努力中达成的第二个重要共识是：民主党必须比近年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提出更根本性的改革。
曾担任拜登政府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的坦登表示，对于全球中左翼政党来说，“川普时代的陷阱在于……去捍卫现状，”而与此同时，“民粹右翼则提出颠覆制度”——许多选民认为现有制度已让他们失望。她补充说：“我们最成功的政治人物，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比尔·克林顿是来自希望镇(Hope)的人，巴拉克·奥巴马则代表‘希望与变革’。我们要走出困境，唯一的途径就是——希望与计划。”
民主党最成功的两位政治人物，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始终把‘希望’作为核心主题。
詹特尔森对“美国进步中心”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机构是在为一种站不住脚的自由主义辩护。但在描述“探照灯研究所”的使命时，他的说法却与坦登不谋而合。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异端精神’(heterodoxy)。我们想打破这种僵化的文化，让人们能够自由地向不同方向探索——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
伯恩斯坦在谈到他所领导的“PTA（后川普议程）”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精神。他说：“形势极其严峻，我们需要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更具冲劲。 那种坐在功劳簿上、说‘抱歉，我们不能帮工人，因为那违反了经济学导论第16条原则’的做派——那些日子已经结束了。”
切尔尼，正在领导“2029计划”，则表示：川普所带来的颠覆迫使民主党必须提出更大胆的构想。他说：“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所熟知的政府基础设施，正在我们眼前被逐步摧毁。 因此，如果民主党在2029年重新执政，其议程不能只是‘重新雇用教育部的员工并恢复过去的做法’。我们被迫彻底重新思考如何在这个世纪中运作。”
2028年初选的对决
今年6月末，左翼民主党佐兰·曼达尼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
尽管在上述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相互竞争的项目仍然为民主党呈现出一条在更自由派与更中间派路径之间抉择的十字路口。例如，一些自由派领导人认为，即便民主党重点强调经济议题，也必须找到有原则的方式来捍卫跨性别群体的包容性，因为无论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回避该话题，共和党都会借此来定义民主党。
民主党还将面临另一项选择：其经济议程应当是以“向富人开刀”的民粹主义和新政府项目为核心，还是采取更有利于商业的措施以刺激私营部门增长。
“缺乏共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叙事中是否需要‘亿万富豪与企业反派’的信息？还是要唱着“库姆巴亚”式和解(Kumbaya)[注]，假装我们是在为所有人奋斗——尽管社会中确实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亚当·格林(Adam Green)，“进步变革竞选委员会”(Progressive Change Campaign Committee)联合创始人如是说。
[注]“Kumbaya”源自非裔美国人的圣歌“Kum Ba Yah”，意为“到这儿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首歌被美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活动家传唱一时，表达在苦难时期对同情和友谊的鼓励与渴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政治上，现在这个词变成了一种嘲讽，用来暗示不切实际或肤浅的团结，成为软弱、无能或天真理想主义的象征。
最终，这场拉锯战将由民主党选民来决定，特别是在2028年总统初选中。“这场争论在那之前不会得到解决，因为它归根结底取决于哪些候选人能够体现这些理念、采纳它们并赢得胜利。”——费尔南德斯·安科纳(Fernandez Ancona)说。格林伯格指出，如果当年没有比尔·克林顿为DLC的改革理念打上个人烙印，这场运动可能永远无法在党内引起共鸣。展望未来，格林伯格说：“问题更多在于哪位领导者能跃至队伍前列，而不是哪一个组织能推动变革。”
上周，“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一个中间派民主党组织——公布了针对可能参与2028年初选选民的早期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是谁最有可能赢得大选。
负责该调查的民主党民调专家安吉拉·库夫勒(Angela Kuefler)表示：“对这些初选选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候选人不一定是立场最左的人。”她补充说，这些潜在选民的主要动机是：“局势太严峻了，我们必须赢下下一场选举。”
这种倾向可能有利于那些在民主党重新定位中取向中间的候选人。但正如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今年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提名所展示的那样，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来自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任何一端。目前民主党内部左翼与中间派之间展开的思想交锋，最好被理解为——只是“前哨战”，真正的“主战场”将出现在两年多后总统初选中的候选人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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