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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托马斯·B·埃德索尔自2011年起为《纽约时报》观点版撰稿。他的专栏探讨美国政治的战略和人口趋势。
在西班牙，最近有一场关于社会撕裂的会议，曾深度参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阿维拉·基尔默里提醒与会者，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在全民公投中获得超过71%的支持。
但她表示：“如果今天再举行一次公投，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我认为不会通过。”
基尔默里的这番话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不仅是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新技术日益融入生活，引发了深层的政治、文化与教育难题。
我们是否还能正确评估社交媒体的利弊？
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是否是社交媒体带来的代价之一？美国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主倒退，是否也是代价之一？
在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层面，社交媒体是否导致一代年轻人，尤其是自由派女性，面临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
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是否正在削弱学生长时间、深入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这是否能解释阅读成绩的持续下滑？
实际上，关于第一个问题，社交媒体的利弊是否能够被衡量，要得出准确结论几乎不可能，而且可能也没有意义。
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无法回到没有人工智能、TikTok、Facebook、互联网、智能手机和Instagram的时代，更不用说那些尚未出现的新技术。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道：“人们根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最多也只能做到在学校禁用手机。整个世界正因人工智能被整合进平台和个人互动方式中而发生剧烈变化。”
不过，人们可以尝试评估这些技术带来的代价，以便尽可能减少伤害。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皮尔德斯长期研究这些问题，他这样阐述这种复杂性与模糊性：
“从技术革命的整体利弊来看，印刷术曾助燃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不仅仅是钉在教堂门口，正是新发明的印刷术使它迅速而广泛地在德国和欧洲传播。”
“约瑟夫·戈培尔称收音机是‘第八种强大力量’，他说，如果没有收音机和飞机，纳粹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今天我们并不希望失去自由媒体、收音机或飞机。”
尽管如此，皮尔德斯认为，“推特和有线电视（也是传播革命的一部分），加上初选机制取代政党大会的做法，共同在特朗普最初的选举成功中起了重要作用。”
皮尔德斯接着表示：
“毫无疑问，新技术对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碎片化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这些技术让政治参与更广泛，但也使得对政府施政的挑战更易被动员，并且可能持续不断。技术革命在很多方面削弱了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而一旦政府无法做到有效治理，民众的愤怒、失望、不信任甚至更糟的情绪将会持续加剧。”
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技术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
在10月2日发表于Persuasion网站的一篇文章《是互联网，笨蛋：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根源？要怪就怪屏幕》中，福山在花了近十年时间研究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后写道：
“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说，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推动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兴起，并决定了它所呈现的独特形式。”
福山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出现，既能解释民粹主义崛起的时间点，也能解释它为何带有如此浓厚的阴谋论特征。
在当今政治中，美国红蓝两派不仅在价值观和政策上分歧严重，甚至在事实认知上也南辕北辙，比如谁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疫苗是否安全等基本问题。
两派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间中，都相信自己在为美国民主的生死存亡而斗争，因为他们在威胁民主秩序的本质认知上就存在根本分歧。
福山表示：“如果没有互联网，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叙事根本不会引发任何关注。”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即将出版《厄运循环：全球经济秩序为何陷入混乱》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邮件中指出，新技术正在共同颠覆“真相终将浮出水面”的传统观念：
理论上说，优质、可靠信息的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本应有助于挤压错误甚至恶意信息的空间。但实际上，媒体和信息平台的结构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大型平台几乎没有动力去筛除错误信息，通过尽量减少对内容质量的限制，吸引了广泛而多元的受众；同时又通过算法推送迎合用户固有认知的信息，增强用户黏性。
因此，尽管技术让少数大型平台权力集中，但也导致信息来源碎片化，平台上信息质量也随之下降。
一些学者对技术对政治和民主影响的看法，更为矛盾与复杂。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研究中俄在美英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的玛丽亚·帕帕乔治乌表示：就像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其他革命性技术一样，社交媒体有利也有弊。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对其对沟通、娱乐和政治话语影响的深远程度认识过于迟缓，导致缺乏及时且有效的安全措施和使用教育。
她指出，社交媒体在过去几届选举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回顾了2016年的一幕：特朗普通过他对推特（现X平台）的独特使用，彻底改变了政治沟通。他那种直接、不加修饰、经常挑衅的表达方式，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话语风格，不仅超越了传统媒体，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表达方式。
帕帕乔治乌对技术影响的整体评估，与福山形成鲜明对比：社交媒体放大了许多重要议题，也为此前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提供了表达诉求的平台。公众可以直接对政府政策进行回应、批评和反对。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政治语气——从以往更正式、讲究外交辞令的风格，转向更直接、情绪化、面向公众的方式。
尽管她对新技术持较为积极的看法，但帕帕乔治乌认为，在这方面，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远远领先于对手。
她在2025年1月发表的论文《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与人工智能：改变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格局》指出：社交媒体在实时追踪公众情绪与互动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点赞、转发和粉丝数量等指标来衡量候选人热度。在粉丝数方面，特朗普在X平台拥有9500万粉丝，其竞选搭档万斯拥有280万；哈里斯有2110万，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则为120万。特朗普在X平台上的互动数据远超竞争对手，他在乔·罗根播客上的破纪录专访也在YouTube和X等平台上获得极高观看量。
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系教授邓肯·沃茨对技术的批评持更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在写道：我理解人们倾向于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等宏观技术趋势与全球民粹主义上升、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恶化、学习方式转变等社会趋势联系起来的冲动。但我认为从科学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徒劳的。（不过，这对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打造个人品牌倒是很有帮助。）
沃茨指出，现在流行关注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但也要记住，它同样带来了许多积极作用。正是这些技术，让阴谋论者质疑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让高质量的科学和教育内容得以传播。
同样是这些技术，让极端分子能彼此联系与协作，也让癌症幸存者、慢性病患者或被社会孤立的人得以组建互助小组，改善生活。而且，虽然技术让部分人远离有意义的社交，但也让一些人建立起了新的连接，比如恋爱关系、邻里互助，或者与曾经失联的朋友重建联系。
与此同时，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技术本身并不是政治上的负面力量，而是不受监管的技术给政治带来了破坏。
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写道：
“我不会说社交媒体的代价超过了收益，而是说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的代价超过了收益。”
他接着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话：阿伦特曾指出，谎言泛滥未必让人们全都信以为真，而是让普通人辨别真假变得过于困难。一旦如此，他们就会对任何人的判断能力失去信心，最终只会接受政府说的可能是真的。
戈德斯通指出：
“正如班农曾说的，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使得‘信息泛滥’，让人们无法相信任何东西。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可能被鼓励撒谎来巩固自己的立场或攻击对手。”
他认为，如果没有监管，社交媒体就会变成分裂力量，威胁民主生存。
他继续写道：民主的基础，是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围绕共同价值和目标，通过妥协与协商达成共识。如果社会被分裂成彼此敌视的身份群体，各自将对方视为威胁自己核心价值和生存的敌人，那民主就会衰退，最终沦为各派竞相掌控国家机器的斗争，以打击那些“危险的敌人”。
对技术革新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也远不止于政治领域。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珍·特温吉的研究，引发了很大关注。他们指出，智能手机使用的激增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和自杀倾向的急剧上升之间存在明确关联，尤其是在自由派家庭成长的女孩中。
他们的研究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一场在学校禁止智能手机的运动。
多项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显示，实施这项禁令确实显著提升了学生表现和行为。不过，2025年4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研究称：“目前的研究数据，并不能为全面禁止学生上课期间使用手机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这类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引发了新的担忧。
《富足》一书作者德里克·汤普森在9月22日发表于《论点》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技术正影响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而我更担心人类思考能力的衰退，而不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汤普森认为，学生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正导致“写作的消亡”，而写作非常重要，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无论是对专业人士，还是学生来说，都是如此。
期刊《自然》在社论《写作即思考》中指出，“完全把写作过程交给大型语言模型，剥夺了科学家理解自身研究发现及其意义的机会。”
他还引用了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的数据显示：
“2024年平均阅读成绩跌至32年来最低点——而这个数据系列也正好从32年前开始。”
数据显示，2024年12年级学生低于熟练水平的比例由1992年的20%上升到32%；高于熟练水平的比例从40%下降到35%；处于熟练水平的学生比例从39%跌至33%。
变化在最低两组学生中最为明显，而且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4年，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随着学生几乎不再阅读纸质书籍，转而使用ChatGPT来写作，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汤普森写道：我们失去的是——耐心去阅读长篇复杂文本的能力，容纳相互冲突观点并欣赏其张力的能力，在写作过程中与句子“搏斗”的能力——以及在如今这个视频娱乐取代阅读、ChatGPT取代写作的时代里，对这些能力的重视。而人工智能愈加普及，深度的人类思考反而可能变得稀缺。
尽管我赞同沃茨的观点，即试图证明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直接导致具体政治或社会问题，是“徒劳的”，因为因果关系与相关性之间纠缠不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通过技术的视角来探讨今天的特朗普现象、专制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
这种探索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若要摆脱正滑向专制的危险局面，人类主动作为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引用皮尔德斯的一段话：这场传播革命对民主政府构成的挑战，比起人们熟悉的“虚假信息”、“错误信息”或“冒犯性言论”这些问题更为深刻。传播革命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民主制度中那种“正当且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而这种权威恰恰是有效治理所必需的。
政治碎片化既是对现有治理方式不满的结果，也使得有效治理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当前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碎片化时代，但克服这种碎片化、实现有效治理，是当今西方民主国家最紧迫的挑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