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融界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国汪
普惠金融的内涵在过去二十年发生深刻变化。从格莱珉式小额信贷,到2005年联合国推动“包容性金融体系”,再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其列为减贫工具,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共识:普惠金融不是慈善救济,也不是低价信贷,而是以可负担成本、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小微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人群提供适当的储蓄、支付、信贷和保险服务。其本质,是通过技术、机制与制度创新,把原本因信息不对称、单笔成本高、缺乏抵押品而“不可授信”的长尾群体,转化为“可识别、可定价、可管理”的客户。
从全球看,普惠金融已取得历史性进展。世界银行《2025年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显示,2024年全球79%的成年人拥有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移动货币账户,较2011年的51%大幅提升;移动货币账户覆盖15%的成年人,62%的成年人使用过数字支付,账户拥有率的全球性别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但全球仍有约13亿成年人没有账户,其中近9亿人拥有手机却没有账户。“有账户”不等于“会使用”,“能支付”不等于“有韧性”,全球普惠金融的重心正从“开户率”转向“使用率”,从“可得性”转向“金融健康”。
中国是全球普惠金融规模最大、推进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普惠小微授信户数超过6100万户,覆盖约30%的经营主体,高于国际约20%的领先水平;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至3.57%,较2018年的7.4%累计下行近380个基点。但2026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仅1.41%,不良贷款率1.52%。规模、价格与风险三条曲线正在分化,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已进入“后规模时代”,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可持续不可持续”。
一、全球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主要实践模式
商业银行并非天然愿意做普惠金融:长尾客户单笔金额小、财务信息不规范、缺乏合格抵押品,传统信贷技术的单位成本与风险溢价都很高。全球能够长期做下去的银行实践,本质上都是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重建“风险—成本—收益”的平衡,大体可归纳为五种模式。
(一)代理网络模式:把银行“开进”社区和村庄
巴西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银行代理”制度,允许商业银行与药店、超市、彩票店、邮局签订代理协议,由代理点办理开户、存取款、缴费、转账和小额信贷申请。银行无需自建网点,只按交易笔数支付佣金,把固定成本转化为可控的变动成本;代理点获得佣金和客流,形成激励相容。秘鲁、哥伦比亚、印度随后效仿。印度储备银行2006年推动“业务代理”制度,允许非政府组织、合作社、连锁药店作为银行延伸柜台,借助生物识别认证完成远程开户与小额取款,把金融服务嵌入村庄既有的商业网络。
这一模式的关键不在“代理”本身,而在三项配套:代理点的准入、培训与退出机制;现金调拨与流动性管理,保证“存得进、取得出”;佣金与银行收益的合理分配。中国助农取款服务点已近80万个,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99%,与巴西、印度同构,只是规模更大、行政推动力更强。经验说明,轻资产下沉能降低覆盖成本,但没有清晰的代理治理和风险责任划分,“最后一公里”也可能变成“风险最后一公里”。
(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模式:印度与巴西的“公共品”路径
过去十年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变化,是印度和巴西把支付与身份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建设。印度以“Aadhaar身份—Jan Dhan账户—UPI支付”构成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三件套。截至2026年10月,Jan Dhan累计开立5.959亿个账户,存款3.24万亿卢比,其中约56%由女性持有;UPI在2026年8月处理245.1亿笔交易、金额29.82万亿卢比,2025—2026财年累计2416亿笔、金额314万亿卢比,注册用户5.549亿、商户约6500万,约占印度零售数字支付交易的85%。印度成年人账户拥有率由2011年的35%升至2024年的89%,性别差距几乎消失。
巴西Pix由中央银行建设运营,2020年上线,个人转账免费、实时到账。截至2026年10月底,Pix用户达1.878亿,其中个人1.688亿、企业1900万;2026年上半年交易440亿笔,占央行统计支付交易的55.2%。巴西央行估计,Pix已把超过7000万人带入正规金融体系。巴西还建成开放金融体系,并计划2027年实施“Pix信贷”规则,要求信贷额度不超过交易金额、客户提前24小时授权,并在分期占月还款能力40%时触发债务预警。
两国的经验说明,当支付、身份和账户成为低成本公共基础设施后,银行的角色会从“账户与网点的提供者”转向“信用、理财与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普惠金融边际成本大幅下降;但银行也面临“被管道化”的压力:只提供账户而不掌握场景和数据,就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客户关系与风险定价能力。对中国而言,网联、银联、二代征信、数字人民币已构成类似基础设施,关键不是再建“管道”,而是把信用、保险、理财等“上层建筑”嵌入支付场景。
(三)移动货币模式:肯尼亚的运营商生态
肯尼亚M-Pesa由电信运营商Safaricom于2007年推出,用户通过手机号完成存取款、转账、缴费和消费,现金由遍布城乡的代理点兑付。到2026年一季度,肯尼亚移动支付账户达5340万个,渗透率100.1%,注册代理点60.25万个;M-Pesa在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处理464.1亿笔交易、金额41.68万亿肯先令(约3220亿美元),占肯尼亚移动支付用户份额的89.1%。肯尼亚正规金融渗透率由2006年的19%升至2024年的84.8%,农村小农户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由2018年的15%升至2024年的68%。
M-Pesa的成功依赖三个条件:电信网络覆盖广、代理点密集,解决“现金—电子货币”兑换;小额高频、费率简单,契合低收入人群交易习惯;监管给予“测试—观察—规范”的空间。但这一模式也暴露出两个问题:市场高度集中,M-Pesa份额长期接近90%,定价权与数据集中度引发竞争担忧;运营商掌握场景与数据,银行被“管道化”,信贷、保险等高附加值业务反由运营商及其合作方主导。中国没有走“运营商主导”的路,而是形成“银行账户+平台场景”的混合模式,既避免了支付体系被单一商业机构控制,也带来了平台助贷、数据归属和消费者保护的新问题。
(四)政府增信与风险分担模式:日本、德国的担保体系
小微企业融资难,核心是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日本和德国的做法,是用制度化的风险分担,把“银行不敢贷”变成“银行愿意贷”。日本建立“地方信用保证协会+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两级体系:全国52家信用保证协会由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与贷款银行按80∶20分担损失;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协会提供70%—80%的再保险;担保费率最高不超过年1%。该制度覆盖约60%的中小企业贷款,研究显示可降低融资成本1.5—2个百分点。
德国由16个联邦州各设一家担保银行,担保银行只做担保、不做存贷款,与承贷银行按80∶20分担风险;联邦政府承担39%、州政府承担26%、担保银行承担35%的代偿损失,经过逐级分险,担保银行最终仅承担约28%的损失;担保费率约为在保余额的0.8%—1.2%,单笔担保上限125万欧元。两国的共同点,是“银行必须保留不低于20%的风险敞口”,既防止银行因全额担保放松审查,也防止担保机构承担无限责任;政府只承担再担保和最后损失,不直接干预具体项目,避免财政兜底异化为行政分配。这对中国的启示最直接:我国已建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但仍存在放大倍数不足、代偿补偿不及时、银担风险分担偏低等问题;部分地方政府性担保机构资本金不足,导致银行“见保不贷”,部分“二八分险”又通过保证金、反担保把风险转回企业。
(五)关系型银行与社区银行模式:本地信息的力量
德国储蓄银行、日本主银行和美国社区银行,代表另一条路径:不依赖抵押品,而依赖长期、本地、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德国储蓄银行遵循“地域原则”,只服务本地,决策链条短,经济下行期更愿意续贷;日本主银行通过派驻董事掌握企业信息;美国社区银行依靠对借款人品格和社区网络的了解,服务大银行不愿触及的小微客户。其价值在于软信息,局限在于规模不经济、抗风险能力弱;数字化正在削弱中小银行的本地信息优势,监管应帮助其在本地化、专业化上建立差异化能力。
(六)国际经验的五点启示
全球实践背后,是监管框架从“宽容”走向“负责任”: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把小额信贷纳入银行监管视野,普惠金融联盟2011年推动各国将普惠金融纳入国家战略,G20于2016年通过《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近年来数字银行牌照、监管沙盒、算法治理、过度借贷防控成为新重点。监管能力本身也是基础设施。综合以上模式,可提炼五点启示。第一,普惠金融不是“低价信贷”,而是“降低信息成本、分担风险、提升客户能力”的组合政策,单靠压降利率无法持续。第二,支付、身份、征信等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属性,政府应承担“修路”责任,但“路上跑什么车”应由市场决定。第三,机构分工比同质竞争更重要,大银行做广度、做科技、做标准,小银行做深度、做关系、做本地,才是健康生态。第四,商业可持续是前提,风险定价、风险分担、退出机制缺一不可,否则会形成“政策上量—风险积累—监管收紧—供给收缩”的周期。第五,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健康是底线,普惠金融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借到钱,而是让所有人获得与还款能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二、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进展与阶段性特征
(一)规模持续扩张,覆盖面居世界前列
我国普惠金融的规模扩张,是人类金融史上少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由202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至2023年末的29.06万亿元、2024年末的33.34万亿元、2025年末的37.00万亿元,2026年6月末达38.88万亿元;人民银行口径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026年三季度末为38.50万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较二季度末的8.3%进一步放缓。“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接近20%,是“十三五”末的2.4倍。普惠小微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由2018年的7%升至2025年的13.6%;授信户数由2018年的1800万户增至2025年的6100万户,覆盖约30%的经营主体。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2026年6月末达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农户经营性贷款余额10.11万亿元,信用贷款占比53.53%,同比提高3.37个百分点。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接近100%,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99%,助农取款服务点近80万个,个人银行账户拥有率超过95%,移动支付普及率86%。
这组数据说明,中国已基本解决普惠金融“有没有”的问题。无论账户、网点、支付还是信贷覆盖面,中国都已达到甚至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这是“政府推动+银行下沉+数字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对全球普惠金融最重要的贡献。
(二)价格持续下行,但定价分化加剧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2018年的7.4%降至2025年的3.83%,2026年一季度3.64%,6月末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部分优质客户叠加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低至2.4%—2.88%。普惠型涉农贷款2026年上半年新发放平均利率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利率下行显著减轻了企业负担,但也带来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大型银行凭借资金成本和品牌优势,新发放普惠型小微贷款利率已降至3.0%左右,而部分城商行、农商行同类利率仍在4.5%以上,优质客户向大行集中,“掐尖”现象明显;二是价格下行与风险成本上升形成“剪刀差”,部分中小银行普惠业务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已接近或低于资本成本。
(三)结构有所优化,信用贷款与首贷户成为新抓手
2026年3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1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13%,占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比重升至31.0%;6月末增至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4%。信用贷款占比由2020年末的20.1%升至2024年末的27.3%、2026年中的31%以上,说明银行正从“看抵押”转向“看信用、看经营”。首贷户、续贷、中长期贷款成为监管重点,2026年监管通知明确要求“首贷、续贷金额不低于上年同期”。建设银行“惠懂你”、浦发银行“浦惠来了”等平台实现“秒批秒贷”,基于税务、发票、海关、电力、流水等多维数据的场景化产品不断涌现。
(四)机制建设取得突破,政策工具从“单点”走向“组合”
2024年10月,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专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截至2026年7月末,银行机构已依托该机制累计向1565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发放贷款超过43万亿元,首贷户和信用贷款比例明显上升,推动普惠信贷覆盖面持续扩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把企业跨行流水转化为信用报告;陕西截至2026年6月末依托该平台促成融资3.9万笔、1030.7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80%,首贷企业占比24%。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加力:2026年设立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下调结构性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
政策框架同步升级。202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5年6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银行业保险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首次取消全国统一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硬指标,把政策目标调整为“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同年,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制度框架基本建立:3月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并于8月1日施行,企业端“贷款明白纸”明示工作在2024年9月以来河北、四川等五省市试点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部署推向全国。这标志着普惠金融的政策逻辑,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优先”。
(五)机构格局深刻变化,大行成为“压舱石”
2025年末,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银行业比重达45.55%,较2024年的42.77%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占比降至25.86%,较2024年一季度的27.38%持续回落。2026年6月末,农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40万亿元、有贷客户558万户;建设银行4.09万亿元、客户382万户,上半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2.96%;工商银行普惠贷款3.93万亿元;中国银行3.06万亿元、客户198.75万户;邮储银行1.91万亿元。大行凭借低成本资金、数字系统和品牌优势,成为普惠信贷的“压舱石”,但也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空间。
(六)阶段性判断:从“规模奇迹”走向“质量攻坚”
综合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从“线下为主”转向“数字为主”。2026年取消增速硬指标,正是这一趋势的制度回应;但取消增速不等于放弃目标,而是要把“规模考核”替换为“质量考核”,把“政策压力”替换为“内生动力”。
三、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商业可持续性承压,风险与收益不匹配
普惠金融最大的风险,不是不良率本身,而是“风险调整后收益不足以覆盖资本成本”。2026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虽较一季度回升1个基点、为2022年净息差跌破2%以来首次单季回升,但仍处历史低位;上半年净利润1.24万亿元,同比下降0.57%;平均资本利润率7.72%、平均资产利润率0.58%。在净息差收窄背景下,普惠小微贷款利率降至3.57%,大行部分产品甚至低于3%,而普惠客群的不良生成率、运营成本、获客成本都高于其他客群,部分业务的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已低于资本成本。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银行通过“财政贴息+低价竞争”把利率压到2.4%—2.88%,既扭曲价格信号,也让银行失去覆盖风险的空间;一旦补贴退坡或周期下行,风险就会显性化。
(二)市场结构失衡,“掐尖”与“内卷”并存
大型银行下沉,本意是发挥“头雁”作用,但实践中出现明显“掐尖”效应。大行以3.0%左右的利率争夺相对优质的小微客户,中小银行被迫退向风险更高、信息更不透明的客群;客户重叠、产品同质化、价格战愈演愈烈,形成“大行做小微、小行做高风险”的错位。2025年末大行普惠型小微贷款占比升至45.55%,农村金融机构降至25.86%,就是这一结构性变化的直接反映。大行以低价获取优质客户,削弱自身风险定价能力;中小银行失去优质客户后,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同时承压,部分机构普惠小微不良率已突破5%。
(三)资产质量上行,风险分类与贷后管理存在短板
普惠小微贷款不良率虽未失控,但上行趋势已经确立。202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2%,较上季末上升0.01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季度小幅上行;农商行不良率2.83%、拨备覆盖率156.66%,城商行不良率1.87%、拨备覆盖率171.10%,中小银行的风险缓冲明显薄于大行。个人经营性贷款是风险暴露重点:2025年6月末,五家国有大行个人经营贷不良余额1410亿元,平均不良率1.75%,较2024年末上升0.2个百分点;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个人经营贷不良率分别升至1.94%、1.85%、1.82%,建设银行保持在1.58%。更隐蔽的问题是风险分类不实:在增速考核压力下,部分基层机构通过“还旧借新”“展期续贷”“化整为零”等方式掩盖不良,导致风险滞后暴露。2026年监管通知专门要求“做实贷款风险分类”“真实、准确反映续贷资产质量”,正是针对这一顽疾。
(四)信息基础设施仍有缺口,数据孤岛尚未打破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信息。尽管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代征信系统、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等基础设施已经建成,但覆盖面和数据质量仍有不足。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仍是“征信白户”,缺乏规范财务报表和连续经营记录;税务、海关、电力、水电、订单等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和企业,跨部门共享成本高、标准不一;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重复建设,数据“有量无质”,银行难以直接用于风控。农村数字鸿沟同样存在,部分老年人、偏远地区农户不会使用手机银行,代理点现金服务能力有限。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压力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据共享的积极性。
(五)银行自身能力不足,基层治理与激励约束不匹配
普惠金融是“苦活、累活、细活”,需要大量熟悉本地产业、能读懂报表、能判断企业主品行的客户经理。但现实中,大行基层网点人员紧张,客户经理人均管户数过多,贷后管理流于形式;中小银行科技投入不足,风控模型依赖外部采购,难以形成与本地产业相匹配的差异化能力。激励约束也不匹配:监管反复强调“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和尽职免责,但部分银行仍未建立清晰的免责清单,客户经理“多贷多责、少贷少责”的预期没有根本改变;考核周期偏短,基层更倾向做“短平快”的规模型业务,而非需要长期培育的首贷户、信用贷。数字化转型还存在“重系统、轻数据”“重线上、轻线下”的倾向,模型同质化导致风险在同类客群上集中。
(六)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健康面临新挑战
普惠金融扩张的副产品,是过度负债、多头借贷和非法中介滋生。部分借款人同时在多家银行和平台借款,债务收入比过高;部分助贷机构以“低息”为噱头,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抬高综合融资成本;一些不法中介打着“债务优化”“征信修复”旗号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诱导借款人“以贷养贷”。数字渠道的欺诈风险也在上升,老年人、农户成为重点目标。2026年8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施行、企业端“贷款明白纸”由试点推向全国后,综合融资成本“明示”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但从制度到实效仍有落差:部分地区明示尚未覆盖全部新增贷款,助贷链条上合作机构收费的穿透核查、明示真实性的抽查验证和违规收费的处罚披露仍待加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穿透式评估、债务收入比监测和对陷入债务困境者的救助机制也尚未系统建立。普惠金融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都借到钱”,而是“让所有人获得与还款能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把明示制度从“纸面透明”变成“实质减负”,仍是下一阶段的现实课题。
四、下一步政策建议
(一)重构考核评价体系,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
取消全国统一的普惠小微贷款增速硬指标,是2026年监管政策最重要的变化,但“取消考核”不等于“不要目标”。建议建立“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数”,从四个维度年度评价:一是覆盖面,重点看首贷户、信用贷款、续贷、中长期贷款占比;二是价格,重点看含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的综合融资成本;三是风险,重点看不良生成率、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拨备覆盖率和风险分类准确性;四是客户效果,重点看借款人金融健康、就业带动和收入增长。对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实行分类考核,避免“一刀切”;对普惠业务占比高、服务下沉深的中小银行,给予资本、存款、再贷款等差异化支持,并建立“月度监测、季度评估、年度考核”的预期管理机制,防止取消增速后出现“断崖式收缩”。
(二)完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让银行“敢贷”
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关键在于风险分担。建议从四方面发力:一是做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提高放大倍数,扩大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再担保覆盖,建立“见贷即保、批量担保”的标准化流程,减少重复尽调;二是确保银担风险分担中银行承担部分不低于20%,防止全额担保引发道德风险,同时允许担保机构对单户实施代偿上限管理;三是建立代偿补偿“限时办结”机制,明确担保机构在银行代偿后30日内完成审核、60日内完成拨付,避免“代偿难、代偿慢”拖垮银行信心;四是完善财政风险补偿和农业保险、信用保证保险,对普惠型涉农贷款、首贷户、信用贷款给予差异化奖补,把“财政贴息”转变为“风险补偿+担保降费”,减少对价格信号的扭曲。
(三)强化信息基础设施,打通“数据—信用—信贷”闭环
建议以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基础,推动“一平台、多来源、全流程”的信用信息体系:扩大平台接入机构范围,推动税务、海关、电力、水务、燃气、社保、订单等数据标准化归集,建立“授权查询、最小必要、可追溯”的数据使用规则;推广“资金流信用报告”在授信、贷后、续贷中的全流程应用,把“流水”变成“信用”,把“信用”变成“额度”;支持地方建设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但避免重复建设,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保留必要的现金服务和人工服务,提升老年人、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鼓励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应用,防止数据垄断和滥用。
(四)优化机构分工,构建“大行做广、小行做深”的生态
普惠金融不需要所有银行做同一件事。建议明确三类机构差异化定位:大型银行发挥资金成本、科技能力和网络优势,重点做“广度+标准+科技输出”,通过供应链金融、批量授信、线上产品服务全国性客群,并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模型、反欺诈系统和运营能力;股份制银行聚焦细分行业和区域特色,做“行业+场景”的专业化服务;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发挥本地信息优势,做“深度+关系+社区”,重点服务首贷户、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监管应把“客户下沉度”“首贷户占比”“县域贷款占比”纳入大行普惠考核,抑制“掐尖”行为;同时规范助贷业务,实行名单制管理、总行准入、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和兜底增信限制,防止平台把风险转嫁给银行。
(五)提升银行自身能力,从“看抵押”转向“看经营”
普惠金融的竞争力,最终体现在风险识别能力上。建议银行加快三个转变:风控逻辑从“看抵押、看报表”转向“看经营、看流水、看场景”,把税务、发票、订单、仓单、运单、应收账款等数据转化为授信依据,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减少对核心企业确权的依赖;服务方式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授信、随借随还”,推广“开户即授信”“信用培育+首贷孵化”,把金融服务嵌入企业设立、纳税、用工、采购等生命周期节点;队伍与激励从“短期规模”转向“长期质量”,提高客户经理占比,建立尽职免责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无主观故意、无道德风险、无重大过失”即可免责,延长普惠业务考核周期,降低基层“惧贷”心理。中小银行还应通过合并重组、联盟合作、科技外包等方式,补齐系统和人才短板。
(六)加强消费者保护,把“金融健康”纳入政策目标
建议从三个层面构建普惠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一是深化落实已建立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制度。个人贷款方面,严格执行线上弹窗强制阅读、线下签字确认和“明示表之外不得收取任何息费”的要求,落实五协会《自律规范》禁用“日利率”“月费率”等规定;企业贷款方面,把“贷款明白纸”从试点省份推向全国所有网点和线上渠道,实现新增贷款应示尽示。试点已证明其减负效应:河北邢台截至2026年6月末完成4.43万笔、3004.97亿元贷款的明示,累计为企业节省利息及费用约7.81亿元;四川截至2026年4月末实现21个市(州)网点全覆盖、新增企业贷款填报率100%,累计向25.3万户经营主体明示、涉及贷款1.5万亿元。下一步应把明示执行情况纳入监管评估和消费者保护考核,并向助贷、融资租赁等全部融资渠道延伸。二是“事中保护”,建立借款人还款能力评估和债务收入比监测,规范营销话术,严禁诱导过度借贷;对助贷机构实行穿透式监管,把综合融资成本纳入监测。三是“事后救助”,建立债务咨询、债务重组和个人破产保护机制,打击非法中介和“征信修复”骗局。同时把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评价,关注借款人是否“借得到、用得好、还得上、有保障”,而不是只看贷款余额。
回顾全球实践,普惠金融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印度靠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巴西靠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肯尼亚靠运营商生态,日本和德国靠政府增信,德国储蓄银行和美国社区银行靠本地关系——每一种模式都是特定制度、技术和发展阶段的产物。但底层逻辑相通:普惠金融的可持续,不取决于银行“让利”多少,而取决于能否用技术降低信息成本、用制度分担风险、用竞争提升效率、用监管守住底线。
中国走出了一条“政府推动+银行下沉+数字技术+担保增信”的综合路径,用十余年完成了从“空白”到“全球最大”的跨越;但“大”不等于“强”,“快”不等于“好”。当净息差降至1.41%、不良率连续两个季度上行、部分中小银行普惠不良率突破5%时,靠规模扩张和价格竞争驱动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靠风险定价、风险分担、信息基础设施和机构分工驱动的第二阶段刚刚开始。下一步的关键,不是再出台一个“增速目标”,而是建立一套让银行“敢贷、愿贷、能贷、会贷”且“贷得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不是让所有银行都做普惠,而是让不同类型的银行在各自擅长的客群上做深做透。唯有如此,普惠金融才能从“规模奇迹”走向“制度优势”。
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及2025—2026年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4—2025年)》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有关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6年二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及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最新成效数据。国际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25年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印度金融服务部Jan Dhan报告、印度国家支付公司UPI统计、巴西央行Pix统计、肯尼亚通信管理局2026年一季度报告、Safaricom 2026财年报告及日德担保体系资料。案例涉及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2026年半年报,及陕西资金流平台、河北邢台和四川“贷款明白纸”实践。政策文件包括2023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年《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及五大协会配套《自律规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