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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撰写纽约时报的《新新世界》专栏，聚焦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透过企业、政治和社会进行观察分析。她在专栏中指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即将引领世界的科技和制造业强国，另一个则是濒临崩溃的经济体。这两个形象，其实都是中国的现实。
一个可以称作“希望中的中国”，由人工智能创业公司DeepSeek、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和科技强企华为等公司所代表。这些公司都是创新领域的领先者。
硅谷芯片巨头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并不落后”于美国。不少评论人士甚至断言，中国将主导21世纪。
另一个则是“悲观中的中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疲软的消费者支出、上升的失业率、长期的住房危机，以及面临贸易战影响的企业界。
在试图解决贸易战的过程中，特朗普必须正视这两个版本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
如今，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仅仅畏惧中国的成功，或因其经济困难而感到欣慰，都远远不够。
真正了解这个美国最大对手，需要看到这两个中国如何共存。
“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太多了，”曾在中国生活14年、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前硅谷高管董杰林（音，Dong Jielin）最近搬回旧金山时这样说，“有些人希望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美国的问题，但那显然行不通。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解决方案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和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大国：沿海与内陆、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富裕与贫困、国企与民营、X世代与Z世代。
执政的共产党本身也充满矛盾。一方面宣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回避为民众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中国人自己也在应对这些矛盾。
尽管存在贸易战，但过去几周我采访的中国科技企业家和投资者，却比过去三年来任何时候都更为乐观。他们的希望始于DeepSeek在今年1月取得的突破。
两位风险投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结束自2021年北京打压科技行业以来的“冬眠期”。他们都表示，正计划投资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领域。
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却远没有这么乐观——这是“低迷的中国”。
我采访的10位高管、投资者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不足以将国家从经济低迷中拉出来。先进制造业目前只占中国产出的约6%，远低于房地产（即便在明显放缓之后，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7%）。
当我问他们中国是否能在贸易战中击败美国时，没有人说“能”。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承受痛苦的能力要高得多。
对于那些对美国在建设和制造领域表现感到沮丧的人来说，中国的成就确实令人焦虑。中国修建的高铁线路比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还多，每万名制造业工人中部署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
中国现在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无人机以及其他多个先进产业领域领先全球。
中国许多最成功的公司已经在经济下行中培养出韧性，更好地为未来的艰难时期做好了准备。
“他们早就开始勒紧裤腰带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识博资本创始人Eric Wong说，他每季度都会访问中国。他提到特朗普政府推动的“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成本措施时表示，“相比之下，美国已经奢侈惯了。”
但在我们赞叹中国的所谓奇迹时，也必须问一句：代价是什么？不仅是金钱的代价，还有人的代价。
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和投资，已被证明效率低下且浪费严重。就像房地产领域的过度建设引发了危机，抹去了大量中国家庭的财富一样，工业产能的过剩也加剧了经济失衡，并引发了对这一模式可持续性的质疑，尤其是在整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电动车行业就展现了这两个中国的力量。2018年，中国约有近500家电动车制造商。到了2024年，只剩下约70家。阵亡者之一是奇点汽车，这家创业公司从包括三个省的地方政府在内的投资者那里融资23亿美元。
八年来，这家公司没能交付一辆车，最终在2023年申请破产。
中国政府容忍在其优先项目上的浪费投资，助长了产能过剩。但政府在农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却不愿进行实质性投入，而这些正是提升消费所需的关键措施。
“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决中国结构性经济失衡或周期性的通缩压力，”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他写道：“实际上，近期的技术进步可能反而强化了决策者对当前路线的信心，从而增加了资源和资本错配的风险。”
中国领导层对技术自立和工业产能的执着，并未缓解其最大的挑战：失业、消费疲软，以及对出口的依赖，更别提房地产危机。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失业率为5%，这不包括失业的农民工。青年失业率为17%。真实数字被认为要高得多。仅今年夏天，中国高校就将有超过1200万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特朗普说中国工厂正在关闭，人们在失业，这并没有错。
202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表示，外贸部门直接或间接支撑着1.8亿中国人的就业。他在疫情初期说：“外贸下滑几乎肯定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沉重打击。”
加征关税的破坏力可能更大。
尽管北京在淡化贸易战的影响，但上周末中美谈判代表会谈期间，其影响显而易见。今年4月，中国工厂经历了一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月度放缓，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大跌21%。
所有这些经济后果，最终都由像陈先生这样的人来承担。他曾是中国南方一座特大城市的大学图书管理员。他要求我不要使用他的全名或居住地，以防身份被当局识别。
陈先生活在“低迷的中国”中。他不再搭乘备受赞誉的高铁，因为票价是长途汽车的五倍。坐飞机也常常更便宜。
他去年失业，因为他所在的全国顶尖高校，出现了预算赤字。许多国有机构不得不裁员，因为即使是最富裕城市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债台高筑。
陈先生年近40，被认为在就业市场上“年龄过大”。他和妻子已经放弃买房。如今随着贸易战升级，他认为经济会进一步恶化，他的就业前景也会更暗淡。
“我现在花钱更加谨慎了，”他说，“每分钱我都要掂量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