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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阿拉什·阿齐兹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也是新书《伊朗人想要什么：女人、生活、自由》的作者。
30岁的伊朗劳工维权人士赛皮德·戈利安曾在德黑兰的埃文监狱度过两年。在那里，她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一部很受赞誉的监狱回忆录，以烘焙食谱的形式呈现。
就在上周，戈利安刚被释放。三天后，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伊朗人民发表讲话，声称他的战争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压迫性的政府。他说：“这是你们站出来的机会。”
我出于好奇，想知道伊朗反对派活动人士如何回应这番话，于是致电戈利安。
她告诉我：“我知道战争不会带来民主。”
她曾在2022至2023年间积极参与“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反对强制佩戴头巾。她表示，内塔尼亚胡并不是这个运动价值观的支持者：“我们所追求的生活，与如今发生的这些可怕事件完全相反。”
当然，她也并不支持伊朗领导层的做法，她将国家陷入如今困境归咎于这个政府的激进政策。
众所周知，有大量反对现政权的伊朗人，这一点也在一轮又一轮的抗议和镇压中被多次印证。“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就是其中一次具有戏剧性的展现。
此前还包括2017至2019年的经济抗议，2009至2010年的“绿色运动”，1999年的学生抗议，以及自1997年以来几乎贯穿始终的选举改革运动。
伊朗国内以及不断扩大的海外侨民群体，持续直言不讳地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侵犯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经济管理混乱和好战的外交政策。
多年来，伊朗境外一直有一个理论性的争论：军事打击是否能帮助伊朗人民推翻他们痛恨的政权？还是只会促使包括反对者在内的伊朗人也因国家处境而团结一致？
这个问题如今正随着每一小时的战事，而变得不再是非黑即白，答案也愈发复杂。我采访的一些最坚定的反对政权的活动人士，也难以支持已经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亡的以色列袭击（根据伊朗卫生部的数据）。
有些人在袭击初期对某些镇压者被杀表示欢迎，但随着局势恶化，如今的情绪已经转为恐惧，首要目标只是求生。
德黑兰是一座拥有980万人口的密集城市。以色列不仅攻击首都的目标，也波及其他城市，导致包括抗议运动相关的民间社会人士、政府官员以及核科学家在内的人员伤亡。
23岁的诗人兼英语教师帕尔尼娅·阿巴西，在空袭首日与父母和弟弟一同遇难，当时目标是一名住在附近的政权官员。
35岁的扎赫拉·沙姆斯是虔诚的穆斯林，自愿佩戴头巾，但坚决反对强制佩戴，甚至曾在2022年发推特支持反头巾抗议。她在一次空袭中遇难，目标却是她所住公寓楼里的政权官员。
我采访的大约12位活动人士中，大多数将战争主要归咎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并明确表示不支持现政权。他们也不支持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但他们同样不欢迎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担心自身安全，也担心社会崩溃和国家基础设施的毁灭。
一位24岁的德黑兰活动人士告诉我：“我完全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和哈梅内伊。我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参加过许多示威。但现在我根本无法思考政权或推翻的问题。我很害怕。我很担心。我为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感到忧虑。”
一位曾在2022至2023年抗议期间被捕的26岁活动人士告诉我，她坚决反对以色列的袭击。
她在电话中说：“这场战争已经超出了政权的范畴，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正在摧毁经济。可能导致饥饿、药品短缺、与外界隔绝。这是彻底的灾难。战争正在杀害伊朗和以色列的无辜民众。”
当我联系到一位年轻活动人士时，她正带着年迈病重的母亲试图逃离首都。他们正前往里海沿岸，那里被认为相对安全。
她反问我：“在无人机和导弹的轰鸣声中，我还能考虑搞什么维权吗？我不支持任何地方针对平民的袭击，无论是在伊朗还是以色列。”
德黑兰大学的社会学学生、活动人士阿里雷扎·加迪米当时还在宿舍。这个学校历史上曾是抗议活动的中心——从推翻国王的革命，到伊斯兰共和国镇压1999年学生抗议。
他说：“我背负着这段历史，而现在又活生生地呈现在我面前。”
他描述了爆炸的声音、墙体的震动、外面惊慌的喊叫声，“我是众多渴望改变的年轻伊朗人之一。但这场战争对我们毫无帮助，正在摧毁我们，正在让那些本该被拯救的人噤声。”
伊朗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也公开反对战争和政权。
前内政部副部长穆斯塔法·塔吉扎德，在埃文监狱中谴责以色列袭击，呼吁立即停火。同时他也呼吁“伊朗实现和平的民主过渡”。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埃巴迪和纳尔吉斯·穆罕默迪，以及包括导演贾法·帕纳西（他上个月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在内的五位活动人士，共同发表声明，呼吁立即结束战争，谴责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对平民的攻击。他们还呼吁伊朗停止铀浓缩，实现民主过渡。
伊斯兰共和国几十年来不断经历抗议与镇压，也孕育出遍布全球的流亡反对派。
我采访的大多数人，与伊朗国内的反对者看法一致。一位居住在欧洲的年轻活动人士告诉我，她理解最初听到政权军官被击毙时，一些人感到的兴奋。但她表示：“只要看过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甚至叙利亚最近干了什么，就知道内塔尼亚胡并不在意地区稳定。他打击伊朗的炼油厂和发电站，很明显他根本没考虑伊朗人民。”
为了获得更资深的看法，我采访了我一直尊敬的政治人物——80岁的著名人权律师梅赫兰吉兹·卡尔。她早在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初期就组织反强制头巾运动，并一直为民主和法治发声。
20年前她被迫离开伊朗，如今居住在华盛顿特区。
她告诉我：“当我看到今天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就好像看到我自己的家被烧毁。他们在攻击我的祖国。这无论由谁发起，都无法接受。这种袭击在国际法下完全站不住脚。”
卡尔表示，她认为哈梅内伊几十年来将以色列视作敌人，责任重大。但她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绝不是伊朗自由斗士的朋友。
“我在伊朗没有听到任何人支持这些袭击，”她说，“人们愤怒，他们痛恨伊斯兰共和国。但现在，他们可能更加痛恨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军事政策。”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或许能震慑伊朗政权，迫使这个政府在行为或结构上发生某些变化。但引发民众起义，或让争取自由的伊朗活动人士支持对自己国家的毁灭性战争，这似乎不过是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