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可能从一开始就看错了？伊朗战争“四大误判”浮出水面，特朗普或重启经济绞杀lg...

FX168财经报社（亚太）讯 在伊朗战争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战略判断正面临越来越多质疑。有分析认为，华盛顿仍在按照传统的成本收益逻辑评估伊朗，但伊朗政权展现出的高痛苦承受能力，反而正在成为其谈判中的重要筹码。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Nazee Moinian指出，美国决策者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四项关键误判：高估理性计算对德黑兰决策的约束、低估其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认为战场失利必然转化为谈判让步，以及认为国内动荡会削弱伊朗在对外谈判中的筹码。

在这一判断框架下，即使伊朗在军事、经济和地区代理人体系上均遭受严重打击，德黑兰仍可能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并利用美国对长期冲突和经济代价的耐心不足，反过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

霍尔木兹海峡仍是核心筹码

本周辞职前一直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Mohammad Bagher Zolghadr日前表示，除非美国“纠正其行为”，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结束战争、美国全面撤出该地区、解除海上封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赔偿战争损失。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伊朗和阿曼之间同步进行的谈判无关，并要求华盛顿停止“干涉”地区谈判。

与此同时，据沙特和美国情报评估，伊朗方面可能正在协调伊拉克民兵和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联合袭击。沙特官员担忧，相关行动可能与谈判进程同步展开，从而破坏德黑兰对外宣称正在“善意推进”的外交努力。

这一局面显示，伊朗正同时运用军事威慑、能源运输风险和外交谈判三条战线扩大自身筹码。

对于全球市场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具有极高敏感性。该水道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一旦封锁持续或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原油供应风险溢价可能继续维持在高位，并进一步影响全球通胀、债券收益率和主要央行政策预期。

第一项误判：把伊朗完全视为“理性经济人”

文章认为，美国官员首先犯下的错误，是假设伊朗政权会按照传统的成本收益模型行事。

不可否认，德黑兰在面对真正威胁政权生存的压力时，过去曾表现出一定克制，并在核问题上接受有限妥协。

但与此同时，伊朗自1979年以来一直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其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所谓“抵抗轴心”领导者的身份之上。这意味着，对普通国家而言可能属于务实选择的妥协，在伊朗政治体系内部有时可能被理解为意识形态上的退让甚至背叛。

因此，即使美国在军事能力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也并不意味着这种优势可以自动转化为政治服从。

从谈判理论来看，这种策略也并非完全非理性。

冷战时期战略学家Thomas Schelling曾指出，当一方主动减少自己的退路、向对手传递“无法撤退”的信号时，表面上的弱势反而可能转化为议价优势，因为拥有更多选择、同时痛苦承受能力更低的一方，可能最终承担更多妥协成本。

文章认为，德黑兰目前实际上正在采取类似策略：不断调整立场、缩小可以接受的协议范围，并迫使美国调解者承担更大的时间和政治成本。

第二项误判：低估伊朗的“痛苦阈值”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可能错误估计了伊朗在经济和军事压力下的承受极限。

美国自4月13日起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政府估计，该措施一度令德黑兰每天损失约5亿美元。然而，这一封锁在6月被暂停，当时美国尚未换取到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让步。

文章认为，问题或许并不是伊朗没有压力极限，而是华盛顿往往在真正触及这一极限之前就率先停止施压。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其市场含义也值得关注。

若美国重新采取更严厉的能源出口封锁措施，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出口可能再次遭遇大规模冲击，而全球油价也可能重新计入更高的供应风险溢价。

与此同时，对伊朗而言，持续失去能源出口收入可能进一步恶化国有能源企业资产负债表、国内财政状况以及外汇流动性。

第三项误判：战场失败不一定等于谈判失败

第三个误区，是华盛顿倾向于认为，军事战场上的损失最终一定会在谈判桌上体现为政治让步。这一判断深受美国自身战争经验影响。

从二战结束到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美国战略文化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经验：压倒性军事优势最终能够迫使对手接受失败。

但文章指出，这些历史案例往往建立在地面军事胜利或可信的地面入侵威胁基础上，并非单纯依赖空袭。

即便是经常被视为“空中力量迫使对手屈服”案例的科索沃战争，北约最终取得政治结果时，地面入侵威胁也已经越来越现实。

相比之下，当前伊朗虽然遭遇代理人网络重创、防空体系多次被突破、海空军能力削弱等重大损失，但并未面临实际意义上的全面地面入侵。

因此，伊朗谈判代表仍然有空间把“政权继续存在”包装为一种胜利，并以此维持强硬谈判姿态。

第四项误判：国内动荡未必削弱伊朗对外强硬立场

美国的第四个潜在误判，是认为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荡必然削弱伊朗政府在外交谈判中的地位。

文章指出，伊朗法律体系对国内抗议活动采取高度严厉的处理方式。

伊朗伊斯兰刑法将部分国内动乱行为定义为“与真主为敌（moharebeh）”，在特定情况下可被判处死刑。今年1月，伊朗检察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相关执法标准。

这意味着，伊朗政权对内部社会成本的容忍度，可能明显高于美国决策者所习惯的民主政治体系。

换言之，国内不满并不会自动迫使德黑兰在国际谈判中迅速让步。

对于美国谈判者而言，关键问题并非伊朗是否承受痛苦，而是其政权愿意把多少经济、社会甚至人员伤亡成本转嫁给国内社会。

特朗普暗示可能恢复“经济绞杀”

尽管如此，文章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权目前处于安全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Axios采访时表示，目前与伊朗只是处于“半谈判”状态，并正在“低调处理”。

相关言论被解读为，美国可能考虑恢复此前的**“经济愤怒行动”（Operation Economic Fury）**，重新强化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封锁。

文章认为，与其依靠进一步空袭，针对伊朗经济命脉实施持续金融和能源压力，可能更具战略效果。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Miad Maleki指出，此前的封锁已经造成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贷款违约以及债务压力不断上升。

如果美国重新切断伊朗每天数亿美元规模的石油和石化出口收入，其影响可能逐渐传导至财政、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融资能力。

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路径也意味着中东局势的风险核心可能重新从“军事打击强度”转向伊朗能源出口是否遭到长期封锁。

单靠军事压力可能仍不足以改变伊朗行为

文章同时提出，美国如果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谈判行为，除了施加压力，还需要更加清晰地阐述自身所支持的政治目标，而不只是说明反对什么。

这包括区分伊朗政府与普通民众、扩大与伊朗年轻群体的接触、在伊朗政府切断互联网时帮助维持信息渠道，以及支持未来可能在伊朗政治转型中发挥作用的人物。

作者认为，从操作层面而言，执行实体封锁或许比动员伊朗国内反对力量更加容易，但如果伊朗政权长期陷入生存压力，国内政治变化最终仍可能成为决定性变量。

整体来看，当前的伊朗可以被形容为“受伤，但尚未筋疲力尽”。

在经历两场战争、领导层遭受重创、防空和海军能力削弱、代理人体系受损以及经济持续恶化之后，伊朗依然能够依靠政权存续本身塑造“尚未失败”的政治叙事。

文章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显著削弱伊朗的实际能力，但如果华盛顿继续按照传统军事与经济逻辑判断德黑兰，其谈判优势仍可能受到限制。

对金融市场而言，这意味着伊朗战争的关键风险并不只是下一轮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华盛顿是否会重新升级能源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以及德黑兰是否继续利用高痛苦承受能力拖长谈判周期。

一旦上述任何一项出现恶化，油价、全球通胀预期、美债收益率以及美联储政策路径都可能重新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