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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美元强势并不取决于贸易平衡，尽管美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元仍能维持高位，这说明汇率的决定因素远不止进出口差额；特朗普顾问米兰与佩蒂斯等人认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助推美元高估、加剧债务。但文章指出，这一逻辑有误，因为美元流入主要是商品交易的结果，不等同于对美放贷或再融资；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债和美股等行为，并不反映在净外部负债增长中，因此不能简单将外部赤字与信贷泡沫挂钩。
特朗普政府和华尔街一向分歧不少，但他们开始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个问题，美元可能不会稳定，除非进出口重新平衡。
但实际上，美元的命运更可能取决于“华丽七雄”股票的表现。
官方数据显示，4月贸易逆差减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在“解放日”关税实施前于3月提前囤货，但进口下降19.9%，仍超出经济学家的预期。汽车、手机等商品进口下降，表明关税正在帮助缩小逆差。
《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今年下跌了7%，很多担心共和党税收和支出法案的投资者，将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联系起来，呼应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说法。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乔治·萨拉维洛斯最近在致客户的信中写道：“美国的净外部资产状况是衡量财政空间的最佳指标，而这一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在富裕国家中，政府借款成本与对外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净国际投资头寸。瑞士是对外资产净持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4%。相比之下，美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净外部债务国，去年的净投资头寸为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美国的借款利率为4.5%。
贸易是讨论的核心。
从会计角度看，每当进口大于出口时，美国就等于向外国借钱。负对外资产状况主要反映了自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贸易逆差。在某种程度上，这与预算赤字的联系很明确：总体而言，企业和消费者在海外支出更多，国内需求就更疲弱，失业率可能上升，因此政府有动机填补这一缺口。
预期通胀的背景下，进口国的中央银行会维持较高的利率。
不过，传统观点认为，对外负债的大量累积最终会导致外国停止再融资，或者导致本币贬值，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2000年代，在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时，美元确实走弱，推动美国对外资产升值，从而改善了对外资产状况。
然而，从十年前开始，失衡再次加剧，而美元的飙升使问题更加严重。
对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以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佩蒂斯来说，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是关键解释。他们认为，这一地位促使中国等拥有大量储蓄的出口国家投资美国资产，由此带来的资本流入使美元被高估，迫使联邦政府或美国民众承担过度债务——后者曾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
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当外国企业对美出口多于进口时，他们最终持有美元现金，这属于美国的负债。但这只是商品交易的付款，并不意味着美国进口商在字面意义上向外国借款。外国出口商并不是在不断再融资扩大的债务：他们是在出售产品、把钱存入银行，没有太多理由停下——即使这些美元最终会被再投资于其他资产。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实际放贷，并不会被记录在净外部资产头寸中，因为没有负债的净增加：美国发行债务的同时获得现金。因此，很难找到外部赤字与信贷繁荣之间的直接联系。
以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为例：英镑在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减弱的背景下迅速下跌，但尽管存在巨大外部赤字，贸易和债务再融资并未中断。
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跨国数据，在过去十年里，除美国之外，各国汇率变化与净国际投资头寸之间并无相关性。
至于美元的特殊地位，自1971年总统尼克松中止黄金兑换以来，它与强势或弱势汇率都曾共存。自2014年以来，美元升值的同时，外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保持稳定。
当然，也确实存在外国资金流入推高本币、加剧对外失衡的情况。反过来，美元目前的走弱可能有助于缩小赤字。
但关键在于，汇率受多种因素驱动。过去十年，美国股本回报率预期与美元价值密切相关，同时也使净国际投资头寸恶化：外国投资者大量涌入美国股市——这在统计上被计为负债——而这些股市因美国经济强劲和硅谷在全球的领先优势而大幅上涨，体现在4月达258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上。很难说更高的回报率会导致一个国家货币贬值。
现在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繁荣和就业市场的韧性——尽管5月招聘略有放缓——是否足以抵消高企的股票估值、不稳定的关税政策，以及新支出法案中第899条可能对外国投资者加税的威胁。
美元是否能维持历史高位，并不取决于是否实现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