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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彭博观点，作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是彭博观点专栏的全球商业专栏作家，曾任《经济学人》撰稿人，著有《人才贵族：精英制如何造就现代世界》
我们理解世界的一大障碍，是对体育思维方式的执念：谁在领先，谁在迎头赶上？
在政治领域，这种思维早已根深蒂固——我们痴迷于白宫之争，却忽视了可能导致整个体系崩塌的债务高山。在商业领域，这种思维也正变得普遍。我们倾向于只看谁是“第一”，却很少思考，在某个行业或细分领域中领先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用体育的视角来看，创新格局就显得非常简单。美国依然遥遥领先。
从定义当下时代的突破性技术（人工智能、智能手机、社交网络），到上一时代的核心技术（个人电脑、互联网、半导体），几乎全部都出自美国。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家人工智能公司——OpenAI、Anthropic和Databricks——总部距离彼此不到三公里，都位于旧金山。
英伟达在高端芯片市场的统治地位如此之强，以至于有评论者说：“人工智能领域正在打仗，而英伟达是唯一的军火商。”
然而，中国正在紧紧追赶，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领先，比如监控技术和高超音速火箭。人工智能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也就是ResNet论文，是由四名从未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撰写的。超过1300家外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先进的科研实验室，以利用不断壮大的本土人才库。
至于欧洲？整个欧洲大陆科技公司的总市值还不及美国一家微软的市值。
但如果我们跳出体育隐喻，又会看到怎样的图景？
世界经济论坛的梅赫兰·古尔在他的新书《创新的新地理》中指出，现实远比表面复杂。其实，全球有很多种不同的创新竞赛，有着不同的终点和成功标准。美国可能擅长私人部门的突破性创新，但在公共部门的渐进式创新方面呢？
评估标准一变，结果也就不同。
如果关注新想法的传播而不是发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领先美国。中国作为“快速跟随者”的能力早有充分记录，这得益于工程实力与勤奋文化的结合。中国的高铁线路总里程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比亚迪今年第二季度销售了近60.7万辆电动车，而特斯拉的销量为38.4万辆。大疆销售的商用无人机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公司总和。
如今，中国正在做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将实验室中的创意率先实现商业化。北京和上海街头已有数百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运行。像阿里巴巴和百度这样的巨头公司，更应被理解为“创新与执行机器”。
如果说美国仍然在“发明未来”方面领先，那么中国则在“把未来变为现实”方面走在前列。
但如果将视角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领域，那么另一个创新冠军浮现出来：新加坡。
大多数国家若能将政府常规功能数字化，便已自认为走在政府改革前列。而新加坡政府不仅实现了与市民所有互动的在线化，还走得更远：街道上布满传感器以监测和引导交通流动，利用无人机巡视疫情爆发区域，在公共住房中安装动作感应器以监测老年人健康。
新加坡政府还有一个“集体大脑”——智慧国与数字政府集团（SNDGG），汇聚全国最聪明的人才，自视为公共部门的“谷歌”。大多数国家将高科技事务外包给私人部门，而新加坡则坚持自主研发，以形成独特能力；大多数政府在追赶，SNDGG则是领跑者。
习惯于关注私营部门的美国人可能会认为新加坡政府的卓越，只是主赛道之外的一出插曲。但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曾问：是什么阻止了人类生活变得孤独、贫困、肮脏、残酷和短暂？
他的回答是国家——“利维坦（编注，这里指指一个强大、有秩序、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机器）”——而不是东印度公司。
古尔还谈到了被日益视为“被抛下的大陆”的欧洲。
德国在所谓“深度”或“渐进式”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其优势在于众多中型企业，即著名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专注于高度专业化的产品，致力于把产品做到世界第一。这些企业通常隐匿于小城镇，执着于工程品质，几乎不做宣传：赫伦克内希特公司是全球最先进的隧道掘进公司，却远没有像马斯克命名巧妙的“无聊公司”那样吸引关注。
古尔现居的瑞士，也延续了对“隐形冠军”的热情，同时拥有在大型公共工程方面的天赋，比如瑞士铁路系统——无疑是世界奇迹之一，还有大型强子对撞机，以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得益于CERN，全球第一个网站的域名不是“.com”或“.net”，而是“.ch”，即瑞士拉丁语国名Confederatio Helvetica的缩写。
编注：瑞士铁路系统被称为“世界奇迹”，因为它在山区复杂地形中依然实现了全国高密度、高准点、无缝衔接的铁路网络，结合先进的工程技术、环保理念和极高的服务水平，展现了几乎完美的公共交通运营能力。瑞士全国几乎任何一个村镇都能通过铁路或支线列车抵达。大部分主要线路的列车每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班。瑞士铁路穿山越岭能力惊人：哥达基线隧道（Gotthard Base Tunnel）：世界最长、最深的铁路隧道，全长57公里；各类盘山铁路、齿轨列车、缆车系统，与高山地形完美结合，确保即便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也能坐火车。
那么，欧洲的优势是否可以超越几个孤立的卓越领域？
支持欧洲模式的经典论点是，比美国模式更加可持续——不仅关注高额回报，也重视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领导全球人工智能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人工智能只是用来卖更多猫粮，或者吸引更多人看猫咪视频呢？
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困扰到美国科技核心圈子中的一些人：Palantir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与公司法律顾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新书《技术共和国》就指出，美国的创新机器过于关注送货类App这类浮夸事物，忽视了真正能改变社会的大想法。
欧洲“以文明为先”的路径问题不在于思路错误，而在于尚未创造出能体现这些价值观、又能改变世界的公司，导致在全球舞台上被视为无关紧要。
古尔毫无疑问是对的——我们需要用多元的指标衡量创新，而不是单靠市值。但有时，唯有在全球市场中被视为胜者，才能拥有真正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