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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拉·苏巴基是巴黎政治学院主权债务与金融教授兼系主任，他在Project Syndicate上刊文指出。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远非只是美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影响着整个全球经济。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正在削弱人们对这些工具的信任，可能引发普遍的金融动荡。
随着特朗普所称“又大又美”的减税法案提交美国参议院，全球投资者越来越感到不安。5月16日，评级机构穆迪将美国主权债务从长期持有的最高评级AAA下调至Aa1——此前标准普尔（2011年）和惠誉评级（2023年）也做出过类似决定。
鉴于美国债务总额已达36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利息成本也在上升，这些机构认定美国的债务指标已不再符合同等级别国家的标准。
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那些超安全借款国的精英成员，例如德国、瑞士和新加坡。美国现在被降至第二梯队，与奥地利和芬兰并列。
这些国家仍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级，违约风险极低，但不像顶级评级国家那样坚不可摧。
虽然美国债务在本质上仍然安全，但外界对特朗普政府激进财政政策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在没有足够财政空间支持的情况下大规模通过举债减税。
根据美国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数据，众议院刚刚通过（仅以一票优势）的税收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增加2.5万亿美元的主要赤字（不包括现有债务的利息支出），并使公共债务增加3.1万亿美元。
因此，穆迪预计到2035年，美国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34%。
但就像特朗普在4月发起的全球贸易战一样，他的财政议程命运早已在美国国债市场中写下。与可能因估值泡沫而出现波动的股市不同，债券市场的动荡是极其严重的。如果持续下去，将对国家日常运转产生深远影响，更不用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一个主要担忧是，美国债务增加与偿债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自2022年以来利率上升，联邦借款成本大幅增加。到2024年，利息支出达到8810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联邦预算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甚至超过国防和医疗保险。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财政整顿（削减支出或通过增税提高收入），应对这一负担就需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通胀。然而，这两个结果在特朗普政府政策反复无常、缺乏效率、破坏稳定的背景下，似乎难以实现。
另一个问题来自于美国国债在全球被视为首选安全资产，没有任何其他货币拥有如此庞大且流动性强的市场。国际投资者，尤其是官方储备管理者，长期以来都将美国国债视为金融安全的基石。
过去对美国国债毫不动摇的信心，建立在对美国制度、治理和法治的信任之上。但特朗普不稳、不连贯的决策迅速破坏了这种信任（这也是穆迪下调评级的另一个因素）。
国际社会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支撑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也让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通过保持较低利率，美元的主导地位让美国拥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财政空间，从而可以持续保持预算赤字——2024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为6.4%——而不会引起债权人恐慌。
但如果对美国国债，进而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投资者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也就是更高的借款成本。
事实上，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30年期国债收益率因减税法案提案已升至5%以上。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将收益率上升视为投资者对美国债务安全性信心下降的明确信号；总体需求仍具有韧性。然而，投资者确实开始考虑更高的风险和资产多元化。欧洲和中国的货币当局将密切关注这些新趋势，因为他们都希望扩大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
最终结论是，美元及其计价的金融工具不仅是美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它们是影响全球的关键问题。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破坏了人们对这种世界主要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储值手段的信心，可能引发普遍的金融不稳定。
随着借款成本进一步上升，依赖美元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击（如同以往一样）。
在这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即使正趋向碎片化——美国政府的行为仍然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但让特朗普关心这些财政措施所隐含的风险，也许是最难完成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