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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经济学”亮相！经济支持度落后于特朗普，白宫突然放出大招……

n说，相反，拜登将专注于“当我们在壮大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发展经济的信念”。拜登的一大主张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实施的巨额政府支出计划将刺激长期扩张，从而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实力，提升美国不那么富裕的人群。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论点，如果它起作用，它将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少数摇摆州选民的选举中获胜的潜在政治路线图。拜登最重要的卖点是他在过去两年中取得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立法胜利。国会通过的主要法案为绿色能源技术、半导体和不少于5500亿美元的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改造投入了巨额资金。 Brainard说，里根时代的涓滴理论导致了美国工业城市的空心化，并放弃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升级。她说，相比之下，拜登的重税收产业政策是利用政府资金作为催化剂，促进“私营部门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支出的繁荣”。她大力宣传将宽带互联网扩展到美国每个角落的资金，这与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推出的史诗般的电气化计划的呼应。目前的问题是，选民们并不买账。民意调查显示，他在低失业率和总体乐观的经济方面没有得到多少信任。尽管通胀已连续11个月从疫情后的高点缓慢回落，但仍是选民的一大担忧。 Dalton说，随着拜登项目资助的项目最终开始实施，美国人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 “我们看到建筑业动工，我们看到私人投资回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现在是时候了，有了所有这些成就，总统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美国人民，这就是拜登经济学，”Dalton说。“我们才刚刚开始感受到影响。”

超启2023-06-28

只有富豪“躲过了危机”？美国奢侈品市场显示，销售额来自顶级高端购物者

表示，虽然对中国存在“一些疑问”，而且中产阶级的销售增长可能放缓。根据贝恩公司的数据，去年奢侈品销售额为3,450亿欧元。

Dan19772023-06-23

新冠疫情催化，北美唐人街遭受生存威胁成种族主义攻击目标！

亚洲种族主义激增加剧的影响。公共安全、中产阶级化和小企业的挣扎对历史街区构成了生存威胁。这些问题促使来自美国和加拿大18个唐人街的代表上个月在温哥华召开了第一次唐人街内部会议，50多名与会者代表了商会、执法部门、社会服务提供者、博物馆、倡导团体和其他为亚裔美国人社区服务的团体，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政府。 “人们所面临的压力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想象出来的，”美国驻加拿大大使David Cohen在温哥华唐人街举行的唐人街团结大会上说。温哥华唐人街正在与枯萎和经济衰退作斗争。他希望双方能够相互吸取教训，“规划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来自檀香山、波士顿、蒙特利尔、洛杉矶、芝加哥等遥远城市的与会者齐聚一堂，讨论振兴和文化保护问题。会议的目标之一是让人们在唐人街应对复杂挑战时分享经验和支持。犯罪、公寓和商业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北美的亚裔一直是种族主义和暴力的目标。在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倡导组织“停止仇视亚裔”(Stop AAPI Hate)报告了超过1.1万起反亚裔行为。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0年加拿大基于种族或民族的仇恨犯罪增加了83%，2020年温哥华是北美主要城市中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最多的城市。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首府埃德蒙顿的唐人街受到犯罪和暴力的困扰，去年发生了纵火和两起杀人案。埃德蒙顿唐人街合作协会的秘书Lan Chan-Marples说，店面上的金属安全百叶窗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甚至被称为“百叶窗唐人街”。广泛的公共安全担忧阻碍了经济活力，奥克兰中国城商会基金会主席Carl Chan说，疫情前，奥克兰唐人街的许多企业都营业到很晚，餐馆通常每天营业到晚上10点或更晚。现在主要是因为对安全的担忧，商店选择提前关门。Chan估计，400到500家小企业中约有20%完全倒闭。流离失所是另一个共同的问题。Cohen指出，费城和西雅图的唐人街都在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组织今年公布的11处濒危历史遗址名单之列。Cohen说，唐人街“让城市与众不同”。尽管存在历史问题，但唐人街的“胜利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多么重要”。温哥华唐人街建于19世纪80年代初，是加拿大最大的唐人街。温哥华唐人街以及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的唐人街的起源也源于反移民法和种族歧视。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告诉与会者：“我们不能把唐人街的历史浪漫化，它不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童话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剥削和坚定决心的故事。我们的祖先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忍受着种族暴力，与系统性偏见作斗争。正是从这些逆境的灰烬中，他们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站的基础。”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5月份承诺投入220万加元用于振兴温哥华唐人街。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提供180万美元。温哥华市议会在1月份宣布了一项修复计划，其中包括50万美元用于清除涂鸦。

Sue2023-06-21

财富梦破灭、套现的最后机会？！上海楼市抛压加重，中国大城市房主纷纷套现

地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和庞大中产阶级的堡垒。在上海，“这里的抛售压力真的越来越大”，加拿大金融公司鲍尔赛嘉(上海)投资管理的首席投资官Jun Li说，“房主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市场已经见顶。” Song是一名银行家，他最近以约人民币1,000万元(合14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上海著名的静安区的一套公寓。他说，他认为这是从房地产热潮中套现的最后机会之一。 35岁的他和家人在中国仍拥有其他房产，但由于对房产税的预期和房地产行业的长期放缓，他希望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出于隐私考虑，他要求仅透露自己的姓氏。该国很多人都有与他相似的经历。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100个城市的现房价格创下至少自202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目前，上海的现房市场是中国最低迷的，”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说，“在全国范围内，二级市场的供需状况也在恶化。” 根据中原地产集团编制的数据，南方大都市深圳的房主已将房价降至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Li说，由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资金短缺的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失业，人们正在寻求出售。一位姓Gong的房产中介说，在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杭州，一位郊区卖家在六个月找不到买家后，将房价下调了17%。由于没有被授权公开发言，她要求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彭博社本月报道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情绪促使政策制定者考虑采取新的支持措施，以保持经济增长。监管机构正在考虑降低主要城市一些非核心社区的首付比例，降低中介交易佣金，并进一步放宽购房限制。高盛集团分析师表示，需求高涨的日子不太可能很快重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L型”走势。这个“周期与前几轮不同，因为政策制定者似乎下定决心不把房地产行业作为短期刺激工具，”高盛分析师在6月11日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政策重点是管理多年的经济放缓，而不是设计一个上升周期。” 从长远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向城市转移更多人口的空间有限，中国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该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从2021年的64.7%上升至75%左右的峰值，所有这些都在影响人们的情绪。这种悲观情绪在上海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因为过去三年严厉的抗疫措施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迫使房主和租户——其中许多是外籍人士——收拾行李离开。受到外国公司的青睐，在2022年之前，上海居住着中国四分之一的外籍人口。在封锁令近2500万人被困在家中两个多月后，这座城市出现了大量人口外流。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上海居住的德国人中，约有25%的人离开了上海，而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登记的公民数量分别下降了20%。联洋是上海一个受外籍人士和金融家欢迎的市中心社区，据当地一位要求匿名的Liu姓房地产经纪人说，联洋的住宅价格已从2021年年中创下的历史高点下跌了15%至20%。今年4月，31岁的上海居民Yi以人民币400万元的价格出售了她在郊区的房子，这比她最初的要价低了11%，超出了预期。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当月二手房库存达到创纪录的20万套。她急需现金，出于隐私考虑，她要求匿名。“现在是买方市场，”她说。

云涌2023-06-19

会员

马斯克：向富豪加税只会伤害中低收入者

工会联合会。拜登称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中产阶级的繁荣，包括改革“根本不公平”的税法。拜登指出，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已攀升至约1000人，他们的收入平均要缴纳8％的联邦税。他表示，“他们支付的税率比教师低，也比消防员低，可能比在座的任何人都低。他们是时候按最低税额缴税了。”

金融界2023-06-18

拜登：税制不公，超级富豪们是时候开始交更多税了

工会联合会。拜登称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中产阶级的繁荣，包括改革“根本不公平”的税法。拜登指出，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已攀升至约1000人，他们的收入平均要缴纳8％的联邦税。他表示，“他们支付的税率比教师低，也比消防员低，可能比在座的任何人都低。他们是时候按最低税额缴税了。”

金融界2023-06-18

中国需“全国性增税”！外媒：不到10%人口缴纳所得税多个城市背负巨额债务

缴纳所得税。中国需要更多税收，但将面临中产阶级强烈反对的风险，富人也不愿意支持。《彭博社》报道称，中国此前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2021年税收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而美国约为27%，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缴纳了任何所得税。据中国领导人称，削减刺激了企业扩张和家庭支出，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来源:Bloomberg) 为了弥补损失的收入，北京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债券发行力度。他们也越来越依赖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放缓，新房需求降温，这种融资模式正面临严重压力。 “人们逐渐更深入地认识到当前的财政轨迹是不可持续的，”世界银行前中国国家主任伯特·霍夫曼(Bert Hofman)说。“这包括最近的减税。” 中国数十个城市背负巨额债务，难以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其中包括鹤岗市，这是一座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拥有1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其财政问题已成为头条新闻。在20世纪90年代，当大量城市难以发放工资时，中国领导人以以增值税(VAT)和企业利润税为中心的财政改革作为回应。储备迅速增加，到200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收入足以为基本福利国家提供资金。但地方干部有更大的野心，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不惜重金为农村土地的发展做准备。这需要向佃农提供补偿，拆除现有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然后修建道路、输电线和水管。近年来，这些活动消耗了所有政府支出的大约1/5。当转换后的土地以利润出售给开发商时，这个过程就收回了成本。公寓楼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大批居民涌入，推高了地价。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2022年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30%，涌入地方金库的资金已减少为涓涓细流。中国的财政体系，包括土地出让金和国有企业利润等非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1/3，而最大的税收来源是增值税等销售税，这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并不少见。北京大学教授张昌东(Zhang Changdong)提到说，人们不太可能注意到或反对这种间接征税，而且很少或没有所得税会降低“公民对公共物品或代表权的需求”。不过，这与领导层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雄心不符，在发达经济体中，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对个人和企业收入征税来筹集资金。他补充：“中国转向依赖税收特别是直接税的税制是重要和必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需要增加，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更成熟的高科技经济。目前，养老金、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约占GDP的13%，而富裕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5%。”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接近成熟经济体，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政府一直在讨论自2021年起在更多城市推出房产税。目前看来，只有上海和重庆有。但该计划在大流行期间被搁置。4月份，自然资源部宣布已经完成了一份包含超过15亿条财产记录的全国登记册的整理，重振它的一个障碍被清除了。但《彭博社》在文章中点出，更大的障碍可能还在前面。“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70%的财富与住房有关，因此征收房产税“可能会产生抵制甚至抗议，”Zhang解释说。因此，中国可能会谨慎地以低税率征收任何财产税，这意味着它们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为中国所需的福利支出提供资金。最明显的其他选择是降低个人收入的征税门槛，并削减众多免税额。个人收入税目前产生的收入仅相当于GDP的1%，但经济学家表示，这一水平可能会升至韩国的4%而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保持门槛稳定也可能足以扩大税收，因为中国的收入仍在增长，尽管速度比前几十年更为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Wei Cui表示，中国富人在反对增加其所得税负担的措施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但中国暗示增加税收导致10月份中国股市出现抛售。报道指出，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根据高盛的数据，其债务在2022年仅占GDP的47%，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比例为129%。即使将部分相当于78% GDP的地方政府债务转移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中央政府也有更多举债的空间。这已经在发生，第一季度的债券发行量是20多年来最大，更多的收益分配给了地方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从国有企业那里挖掘更多资源。据中国经济学家估计，即使略微提高它们的盈利能力，或者将它们必须上交给政府的利润份额从20%提高到30%，中国也可以填补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留下的大部分缺口。报道总结称，整个中国的财政转型不会是统一的，一些具有快速城市化潜力的城市仍然会发现旧模式适合他们。 “这需要良好的学术辩论，各部委需要动笔，看看能做些什么，”霍夫曼说。“这不需要一夜之间发生，也不需要今年发生。”

颜辞2023-06-15

供应短缺加利率飙升美国77%的房子中产买不起

程度，以至于市场上超过75％的房子对于中产阶级买家来说过于昂贵。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住房供应短缺，这对中等收入购房者的打击最大。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住房市场上缺少大约32万套价格达到或低于25.6万美元的房屋，这是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买家能负担得起的最高价格。　　报告称，在4月份市场上的110万套房源中，中等收入买家只能负担得起其中的23％。这还不到五年前该群体负担得起的比例的一半，当时市场上约50％的房源被认为对中等收入买家来说是负担得起的。　　报告补充称，目前经济适用房库存最多的三个大都市区位于俄亥俄州。与此同时，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爱达荷州的博伊西（Boise）与而华盛顿州的斯波坎（Spokane）被认为价格合理的房源数量最少。　　2023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放缓，抵押贷款利率高企，买家和卖家都处于观望状态。现有房主不愿意将房产挂牌出售，因为他们的许多房产都是在过去10年的超低利率时期融资的。　　行业专家说，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库存短缺，可能会持续几年，从而推高房价，使负担不起的情况更加严重。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美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负担不起住房，该协会4月份的购房申请支付指数（Purchase Applications Payment Index）升至172.3的创纪录高位。

金融界2023-06-13

德银：全球52%家庭知道ChatGPT！如普及至100% AI股将涨到何种程度？

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证据表明，相对于中产阶级，前者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瑞德以一个反问句结尾:“如果全球50%的家庭都听说过人工智能，那么当所有人都听说过人工智能的时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价格会如何?”

市场焦点2023-06-11

区块链的野心：反凯恩斯公共生活和超人类主义

现在美国前 1% 富豪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中产阶级（总人口 60%）的总和。寅吃卯粮的正当性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的困境是必然的。在根本上，凯恩斯主义的悖谬在于其将「透支未来以救助当下」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观念。有个别刻薄的学者批评凯恩斯是同性恋且没有后代，所以不接受长期主义的观念。这种人身攻击当然是不可取的，不过如何考虑「后代」的问题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把后代考虑在内，凯恩斯的名言就将被改成：「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但我们的后代活着」。于是，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是后代与此代之争。凯恩斯主义的许多救济和刺激，奥义无非就是「寅吃卯粮」，通过借贷获得货币，可以随时给市场注入刺激，以维持当下秩序的稳定性。字面意义上「寅吃卯粮」的策略是完全正当的——我今年没饭吃就要饿死了，如果有机会先把明年的粮食吃掉，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吃掉它，至于明年怎么办明年再说，要是我现在没饭吃我就没明年了。但是，上述正当性仅仅在于在寅年和卯年之间权衡的双方都是「我」，我透支了我自己明年的粮食，把难题留给明年的自己来解决，这是我的自由。但问题是，如果寅与卯是两个不同的人呢？张三快要饿死了，于是他把李四的粮食吃了，至于李四怎么办让李四自己解决呗——这种行为仍然是正当的吗？甚至有的时候张三少吃点也不至于饿死，只是觉得身体状态不够稳定，就抢来李四的粮食吃，同时张三对于李四的粮食究竟够不够吃并不确知。张三可能辩护说李四肯定够吃，我抢的只是李四的余粮，这就能让张三的行为变得合理了吗？未必如此。张三不告而取李四的粮食，显然是一种偷窃乃至一种谋杀行为，哪怕张三在后来超额归还，也无法为不告而取的行为赋予正当性。现在的问题就是，寅与卯既不是同一个人的现在与未来，也不是同一时间的两个人，而是在人类社会层面的「这一代」和「下一代」，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很熟悉这样的冲突：前一代人通过提前消费获得了不断增值的房产，而代价是后一代人买不起房；前一代人通过养老金获得优渥的退休生活，代价是后一代人需要不断内卷来保证交税；前一代人不惜污染环境换来财富扩展，代价是后一代人忙于治理污染…… 寅吃卯粮的玩法在 20 世纪通行无碍，有赖于几个大背景：第一，人口持续增长保证有足够多的后代来支持前代；第二，科技加速进步使得后代有更多的办法来给前代擦屁股；第三，经济和社会结构保持总体稳定，使得后代的状况大体上可以预期。比方来说，张三能够从李四、王五等几个人那里拿去粮食，前提是李四们的产粮能力都要远远高于张三，而且李四们的生活相对稳定，没遇到难以预期的灾难和动荡。在以上前提下，张三不告而取，从李四那里预支粮食，似乎是一件无伤大雅之事。甚至李四也完全欢迎这种行为，因为既然这种行为合法，那么李四也有权从之后的王五马六那里获得更多利益。但是这种环境在 21 世纪迅速变化了：第一，人口萎缩，没有越来越多的后代了；第二，科技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人们发现尽管科技持续进步，但治理污染的速度永远跟不上制造污染的速度；第三，全球化进程的挫折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在动摇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环境下，长期与短期之争又变得尖锐起来了。在一般的「借贷」行为中，主体要么是个人，要么是公司法人。一方面，同一个主体，自己借自己还，未来的自己将要承担的债务是自己完全预知的，不存在「不告而取」的行为。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之类可以转让，但接任者有义务预先了解公司的债务关系，所以在自愿接任的情况下当然也有义务处理公司的负债。另一方面，个人和公司都是「有限责任」的，个人会死亡，公司会破产，在清算之后无法偿还的坏账会被正当地勾销，而不会出现遗祸无穷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的僭越在于，他把原本只适用于边界有限的个体的行为和机制，移植到了国家和社会这样的总体结构之上。矛盾在于，人类个体是有限的、必死的，而「社会」却是无生无死、没有止境的。凯恩斯混淆了个体与总体：当考虑紧迫利益问题时，他站在个人的立场，强调人的必死性，「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得加紧调控；而当考虑统筹调控和预先透支的行为时，他却站在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允许政府代表「社会」、为了「社会」而行动——寅吃卯粮，跨越「必死」的个人、跨越代际去掠夺。而「社会」是永远也喂不饱的，一个社会永远无法从「紧迫的需求」中超拔出来。加密运动的初心无论如何，许多人都希望反抗凯恩斯主义，他们的思想资源可能是阿伦特，以及马克思，或者更多的人选择回到奥地利学派等思想传统之中，重新强调市场的自发力量，反对政府调控和滥发货币……而这正是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们的普遍立场，甚至可以说比特币本身就是为此而生的。中本聪恰好在金融危机的 2008 年发表了比特币白皮书，并在随后的 2009 年初启动了比特币网络。在比特币的「创世块」中，中本聪留下了当天泰晤士报的文章标题：「首相第二次对处于崩溃边缘的银行进行紧急救助」，一般认为这标志着对传统央行体系的讽刺与反抗。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本聪人狠话不多，发明出一项空前有力的「武器」，这就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旨在脱离央行建立一个全球畅通的数字货币系统。区块链技术无非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去中心化，二是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的涵义一方面是反对扮演上帝的央行自上而下操纵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以每个人「自我」为中心，把财产控制权和身份定义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可篡改性也有双重意涵：一是公共账本作为历史记录的不可篡改性，二是货币总量和发行速度不可篡改（反调控、反通胀）。我们发现，区块链的核心特征——「自我—不朽」，恰好正是超人类主义的核心诉求。这并非偶然，因为如果我们要从观念的层面，而不只是从工具效率的层面去反对凯恩斯主义，那么我们自然就要触及凯恩斯的「反长期主义」观念：「长远来讲我们都死了」。虚无主义危机要反驳凯恩斯「长远来讲我们都死了」这一核心论证，还是容我回到阿伦特，回到「人的境况」这一哲学维度之上来。「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是一种典型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人们越来越难以在「长远」的地方（无论是他人还是未来）寄托生活的意义，所以唯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即便是一些看似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人那里，也越来越难找到在「单纯的生存」之外的意义寄托。虚无主义或意义危机是工业时代人类的基本境况，造成意义危机的不只是「上帝死了」亦即宗教生活的消亡，更重要的问题是传统上能够让人寄托不朽的空间丧失了。在中国而言，我认为是「史文化」的消亡。而在西方，则是公共领域的异化（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被大众「社会」取代）。每个人的言行都将在公共领域激起涟漪，引发无限的回响，从而让自己的存在延伸到个体生命之外。同时，从公共领域中获得的反馈，不断强化着每个人生活的真实感。阿伦特说：他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真实性，因为他们看见了我所见的、听见了我所听的。……我们的现实感完全依赖于呈现，从而依赖于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在那里，事物走出被遮蔽的存在之黑暗并一展其貌…… 不仅如此，阿伦特还进一步强调：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使大众社会如此难以忍受的不是它人口数量众多，而是这个在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按照阿伦特的区分，「公共领域」的意义是让个人在群体中突显——每个人通过公共的言说和行动展现自己、追求卓越；而「社会」正好相反，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中各具特色的个人被当做统计学数据分门别类，最终形成某种统一的、连续的、客观的、数学的模型。工厂车间是现代大众社会的缩影，现代人居住在整齐划一的水泥森林之中，工作在井井有序的工厂车间之中，这些空间都只是把人作为单纯的动物聚拢起来，在其中人们既缺乏联系，又难以彼此分开。每个人都是「可更换零件」，都是「社畜」——社会中的畜生。反抗异化这种现代性境况早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就被深刻地批判过——现代工厂的异化劳动造成的不仅仅是工人肉体被剥削，更造成了精神上的空虚和扭曲。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意义本该是帮助人在世界中自我肯定。我的劳动/行动在外部世界中留下了印记，这印记中带有独属于我的烙印，即在世界之中直观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例如一个艺术家可以把自己的功力、经验、趣味和意图投射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并从现实的作品及其在他人那里激起的涟漪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原本，这种投射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个普通的工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个现代化流水线工厂中，工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并不拥有自己的「作品」——一个富士康装配线上的电子工不会把苹果手机看成自己的作品，他在其中灌注的血汗被折算为中性的劳动力而由工资兑付了，除此之外他并不能在产品中灌注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马克思指出，劳动被异化了：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这种异化业已成为现代人的普遍观念：「上班的意义就是为了不上班」——人们理所当然地这样想。但真的不上班时，人们又在追求什么呢？无非是吃好、喝好，以及享受各种接近原始的性的刺激。一个现代人一生中最大的创作行为可能就是装饰自己的住宅，但即便是这种活动，在居无定所的打工者那里也成为奢谈。阿伦特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区分了「劳动（labour）」和「工作（work）」。「劳动」是为了解决人作为动物的必然性需求——吃饱喝足、温暖与安全、居住和繁衍等等。每一种动物也都追求这些事务，而且这些事务是永恒存在的，永远也解决不完：今天吃饱了明天还得觅食，今天能安居明天可能还得清扫。这些永无止境的动物性需求并不能让人「肯定自己」。而「工作」才是专属于人的，其目的不是应付自然的必需，而是做超越自然、忤逆自然的事情，即创造一个人工物的世界。除了劳动与工作之外，「行动」（action），即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我，才是真正张扬人性的活动。工作所创造的人工物的世界，因为维系着一个公共领域它才是富有意义的。真实的数字世界「工作」所创造的人工物世界，「行动」所维系的「公共空间」，都未必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实体，数字世界也可能提供这样的空间。特别是，在工业时代让传统的公共空间濒于萎缩之时，许多人反而在数字世界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哪怕只是单机游戏，有时也更能够提供意义的寄托。在阿伦特的意义上，你在公司当社畜不叫「工作」而叫「劳动」，而在家玩游戏或许才是真正的「工作」。当然，有些人玩游戏只是为了「消遣」，为了放松精神以便更好地迎接自己的社畜生活。但也有许多人真的在游戏中「创造」，自己在游戏中的作品比公司厂房出产的产品，带有更多我自己的烙印，是我个人意志和趣味的更直接的投影，因而也更容易带给自己充实感。除了单机创造之外，社交化的游戏以及更多网络社交平台也广受欢迎，在网络空间中的「行动」及其涟漪是完全真实的。在区块链之前，数字世界的财产、财富和个人身份都需要依附于某一公司或平台，这些数据可能会被随时篡改，甚至整个抹消，因此总给人空中楼阁的感觉。而区块链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赋予整个数字世界坚固性、把对个人身份和财产的支配权，以及把人「联系又分开」的力量还给每个个人。三种长生总之，数字世界展开了一些契机，使得我们有可能从工业化趋势中，把濒于消亡的意义世界或公共空间复兴出来，区块链提供了一种坚实的持久性，加密货币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尺度，使得人们更倾向于着眼长远。由此看来，追求「长生」的超人类主义只是对区块链所蕴含的整个大趋势的一种回响方式，而且在我看来是一种较为浅层的响应方式。他们只是把「长期主义」聚焦于动物性的肉身上面。然而，延长寿命和「劳动」一样，是永无止境的，永远都是「最紧迫」的问题。延长到 120 岁时，如何延长到 150 岁就成了紧迫的问题，到 150 岁时，如何活到 200 岁就成了紧迫的问题。但如果延寿永远都是悬临在头顶上的最紧迫问题，那么这种生活也无非是古代人「好死不如赖活着」观念的翻版。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超人类主义的追求，我只是说这是一种浅层的事业，更关键的问题始终是：人如何超越永远无法彻底克服的「必死性」而找到意义的寄托。古往今来，有三种长生的维度并行：动物的、神的、人的。无论是把不朽寄托于繁衍后代，还是单纯延续自己的肉体生命，归根结底都是作为动物而活着。而寄希望于彼岸或来世，这是神学的路径。只有在公共领域中的工作者和行动者，给世界留下不朽的影响，这才是专属于人的「长生」。这三种长生未必互斥，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是生养者、养生者、虔信者、创造者和行动者。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讨论创造和行动时，创造和行动的维度永远是最高的。以下的事业都是在顺应区块链所蕴含的趋势：在货币体系或经济学的维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在个体生存的维度上追求长生；在群体生活的维度上追求公共领域的重建；在艺术创作的维度上帮助创造者达成不朽；在文化信念的维度上复兴史文化以提供永垂不朽的寄托…… 这些看似毫不搭界的领域被串联在一起，共享着同一个「时代精神」，这正是诸如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伟大的时代变革的特点。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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