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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消息！特朗普核心圈子拟新一轮“征税”计划白宫可能对TA们出手

别拒绝接受几十年来主导共和党的一些传统保守主义教条。一些人士警告称，特朗普的顾问们正在集思广益，以期就税收立法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考虑许多选项。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共和党在2017年批准的大部分减税措施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我认为它不可能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获得通过——完全没有机会，”中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主席道格·霍尔茨-埃金说道。他还补充说，这个想法在众议院也不太可能获得通过。 “他们会转移话题，说他们想考虑所有可能性，但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富人毫无理由的惩罚性税收。他们不喜欢其中的政治因素，不喜欢其中的经济因素，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班农提出了各种方案，希望共和党能够通过提高富人的税收来收回部分收入。其中一项提案是将最高税率恢复到2017年税法颁布之前的水平，从37%提高到39.6%。这将提高收入超过626350美元人士的税率。班农还提议设立一个新的税级，对收入1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征收更高的税，他认为共和党应该代表其日益壮大的工薪阶层选民采取行动。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班农和其他一些特朗普盟友还讨论了第三个方案，即为收入超过300万美元或500万美元的人设立更高的最高税级。 “这毁了AOC-伯尼的‘寡头政治之旅’，”班农说道，他指的是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举行的民粹主义集会。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班农一直在试图说服共和党人接受对富人增税。 “从政治上讲，这就像一场游戏，一场定局，一场对决——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会摧毁民主党。”批评人士表示，即使对百万富翁的收入征收更高的税，也无助于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最富有的美国人通常会从其股票价值的上涨中受益，但共和党目前并未考虑提高资本利得税或未实现账面收益的税率。

圈内人04-23 14:14

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

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他早年投身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曾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保守派媒体工作，后逐渐转向中右立场，尤其在川普时代，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布鲁克斯擅长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切入政治议题，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舆论观察者之一。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7/opinion/trump-harvard-law-firms.html 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很不正常，因此需要非同寻常的抵抗运动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David Brooks 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 1 起初，人类饱经苦难。昔日帝国统治下，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忍受煎熬。 2 但几个世纪来，人类建立了文明框架：制约权力的宪法、促进和平的国际联盟、和平解决争端的法律体系、治疗疾病的科研机构、帮助公众了解信息的新闻渠道、消减痛苦的慈善组织、创造财富和传播繁荣的企业，及保存、传承和发扬我们绚烂文化的大学。这些机构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美好、富有爱和创造力，而不是肮脏、野蛮和短暂。 3 这一切正受到川普主义的威胁。其主要目的是攫取权力——只为权力本身。这是一场多条战线的战役，目的是让地球成为残忍之人的游乐场，因此当然必须削弱或摧毁任何可能约束权力的机构。川普主义围绕着自我中心、贪婪和攫取，其驱动力是对人类精神的崇高层面——学习、同情心、科学进步、追求正义——出于本能的厌恶。 4 迄今，我们将川普及其政府中追随者的各种攻击分别视为一系列单个攻击：他们在一条战线上攻击律师事务所，一条战线上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一条战线攻击我们的大学，一条战线破坏北约，还有一条战线颠覆全球贸易。 5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那些不是单个的攻击，而是一次整体行动，目的是破坏文明秩序中可能限制川普攫取权力的部分。想击败它，就必须协调一致地行动。 6 目前为止，被川普攻击的领域都单独做出回应——律师事务所寻求自我保护，大学也一样。除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支持帕金斯·科伊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其它律师事务所都试图确保自己能单个与川普和平相处。是的，哈佛大学最终坚持了底线, 但哥伦比亚大学妥协了。这是灾难性的策略，它确保川普会一个接一个地践踏受害者；他分而击之。【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川普想下的那盘大棋当川普的威胁让律所不敢出来辩护，法官害怕到”脊背发凉” 美国正在被美国总统袭击，这是美国律师正在做的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被川普大清洗的监察长们，正在急切地向美国敲响警钟【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正面对决” 7 慢慢地，许多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但这些努力也是孤立和分散的。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的几个成员在组建捍卫学术自由的联盟。这很好。但那只是美国4000所学位授权高校中的18所。 8 目前为止，唯一真正具有大规模民众抵抗运动迹象的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集会。但那种应对川普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党派集会让这场斗争看起来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正常较量。【延伸阅读】 9 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正常的政治，而是对公民社会基本制度的攻击，是对所有人都应宣誓效忠的东西的攻击—— 无论你是民主党、独立党派还是共和党。 10 是时候来一场全面的全国性公民抵抗运动了。是时候大学、法律界、商界、非营利组织和科学界及公务员及更多领域的人形成一个协调的民众运动了。川普只在乎力量。阻止他的唯一办法，是形成具有与之抗衡的力量的运动，和他针锋相对。 11 历史上，人民面对专制攻击时正是这样做的。埃里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在《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一书中研究了数百次非暴力抵抗运动。那些运动采用了能掌握的各种工具——诉讼、群众集会、罢工、怠工、抵制等不合作和抵抗方式。 12 那些运动从小规模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它们构思出明确的信息，吸引不同群体。它们改变叙事方式，使专制者不再永远处于攻势。有时，它们采用非暴力手段激怒政权采取暴力行动，从而震惊全国，削弱政权的权威，进一步加强抵抗运动(如塞尔玛的民权运动[注])。 [注]也称“血腥星期日”，发生于1965年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当时人权人士为争取投票权游行示威，遭警察镇压。现在，川普主义正在分化公民社会；如果方法得当，公民抵抗运动也可以分化川普主义势力。 13 切诺韦斯和斯蒂芬强调需要协调。不必非有个具有魅力的领袖，但一定要有一个骨干组织和协调机构开展建立联盟的工作。 14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一书中研究了那些经历危机又恢复过来的国家。他指出，那些得以复苏的国家没有将一切说成灾难——没说一切都糟透了，需要一把火烧掉。他们会仔细盘点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领导人承担起自己在社会问题中的责任。 15 我觉得这是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建议。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构信任度极低的国家。大学校长、大型律师事务所、媒体机构和企业高管面对着一堵怀疑和嘲讽之墙。如果他们参加反对川普的大规模公民抵抗运动，就必须向民众表明，他们了解导致川普上台的制度上的缺陷；必须表明他们在以民主的方式寻求改革体制。不仅捍卫制度，还要有新的方向。 16 我们来说说大学。近30年来，我有幸断断续续地在美国大学任教，每年还去一、二十所大学参观。那些大学是美国皇冠上的明珠，是科学和创业创新的中心。大学里的学者以无数方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17 我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种情况：孩子大一入学时，求知欲强，但思想尚未成形。到了高年级，她身上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她觉醒了，有文化，有了思辨能力。大学再一次发挥其神奇的作用。我们的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来到美国。 18 但与所有机构一样，美国大学也有缺陷。许多大学听任自身被令人窒息的进步主义笼罩，对美国的一半人口说：你们的声音不重要。名牌大学的招生政策偏向富人孩子，造成教育鸿沟。如果是同样的富人家庭一代又一代地出人头地，那么，人生败家会掀桌子就不足为奇了。 19 换言之，公民抵抗必须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是阻止川普，挫败他的各种企图，加大诉讼，让他的追随者倒戈。长期目标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不仅要严厉打击川普，还要严厉打击川普主义的根源；那是一个点燃希望的目标。无论是大学、移民制度还是全球经济，我们都不能回到川普当初从自动扶梯下来时的状况。 20 我不是个喜欢群众运动的人。如果不是作为记者去报道，我一般不会参加示威或集会。但美国现在需要的正是抵抗运动。川普给美国伟大的制度套上枷锁。我们已身处绝境，能失去的，只有枷锁。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1 00:00

内斗不止，鲁比奥赶走负责解散国际开发署的特朗普死忠粉，MAGA群起攻击

位。 “他根本不是MAGA的人，他是新保守主义者，”一位特朗普盟友谈及鲁比奥时说，并道，这一举动“迟早会让他自食其果”。另一位熟悉情况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鲁比奥确实对马罗科感到不满，但这并非出于意识形态分歧。这名官员说，马罗科与许多直属同事关系不佳，包括下属。鲁比奥和其他人也对马罗科处理日常工作的方式感到沮丧。 “想让他离开的人不止鲁比奥，”这位官员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白宫那边也有人在投诉他。” 一位与曾在国务院与马罗科共事人员保持联系的前美国官员也表达了类似看法。马罗科基本排除了那些可以协助他开展工作的职业官员，经常“盲目行动”，这位前官员表示。马罗科一贯让同事不满，包括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多个职务时。2020年，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了几个月，风格和要求引发员工强烈反感，以至于他们起草了一份长达13页的备忘录，向机构高层表达担忧。这位前官员表示，这一次，一些工作人员尤其对他起草备忘录和电报的措辞感到沮丧，这些措辞后来还影响了涉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法院案件。鲁比奥今年3月宣布，83%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已经被削减，称这是“早该进行的历史性改革”。但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希望保留部分剩余项目，而马罗科则想彻底摧毁这个对外援助机构，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争议就在这里发生。他们在是否彻底终结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名白宫官员说。国务院官员则驳斥了鲁比奥反对全面关闭这个机构的说法：“任何关于我们打算保留美国国际开发署运作的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 3月下旬，鲁比奥曾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将被关闭，剩下的项目——“那些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一致的内容”——将并入国务院。 “这样可以打造更简化的流程，让每一笔美国资金的使用都得到监督和问责，”这名官员接着说。但这仍未能阻止MAGA圈的剧烈反应。在这个运动中，一些知名人物将此视为背叛“自己人”。极右翼影响者劳拉·卢默就发布了社交媒体帖子，煽动她的支持者对鲁比奥发难。卢默在本月初在总统办公室向特朗普提出，有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官员不够忠诚、与MAGA不一致，促成了那一轮国安官员解职潮。特朗普的盟友称，马罗科被视为“死忠”，他推动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是最受特朗普基本盘欢迎的“DOGE”政策之一。而鲁比奥则在特朗普的国务卿位置上站得并不稳，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更传统的共和党人，还在2016年与特朗普竞争过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加入特朗普阵营以来，鲁比奥努力向MAGA右翼靠拢。他曾出现在多个面向这个阵营观众的节目中表现自己的忠诚，在言辞和行动上紧跟特朗普路线，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令许多原本认为他是温和派的人感到意外。在某些情况下，MAGA派别也为鲁比奥的举动叫好，比如他本周决定取消国务院名下一个专注于打击虚假信息的项目的剩余部分。极右翼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是用来压制保守派言论，而支持者则表示，这一项目旨在对抗俄罗斯等敌对国家进行的信息战。虽然鲁比奥保留了一些与紧急粮食援助和健康相关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但他也表明，马罗科离职并不意味着对美国对外援助削减的结束。本周早些时候，鲁比奥宣布，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取消了另外139项价值2.14亿美元的拨款”，他将这些项目描述为资助左翼运动的资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0 00:00

Beyond Meat 2019年第二季电话会议记录

们提供的酱料有预测，但同样，对于我们的保守主义，我们已经从我们的内部建模和预测中排除了汉堡，因为它仍然是他们所谓的LT或测试模式。Duncan还没有，因为它仍处于测试模式。所以这些都是附加的。我认为真正推动更强劲结果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围绕增加的分布更普遍，以及它真正的高速度数字。这两个都是对我们有利的。所以我想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们在食品服务领域引入关键合作伙伴的历史，我的期望是在不久的将来会遵循节奏。但我们尚未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我们的模型中。亚当萨缪尔森我很欣赏这种。我会传递它。谢谢。伊桑布朗太好了谢谢。运营商在这个时候，我想把电话转回Ethan，以获得任何结束语。伊桑布朗非常感谢你。所以最后，我确实希望分享我们在洛杉矶中心研究中心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曼哈顿海滩项目。克里斯保罗，他是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Beyond Meat的投资者和倡导者，以及他的父母和更广泛的家庭，带来了大约30名十几岁的孩子与我们一起参观，作为非营利性俱乐部Club 61的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开始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来自克里斯所在城市，新奥尔良，洛杉矶和休斯敦的社区的孩子们参观了我们的每个研究设施，并在我们的新早餐，香肠馅饼周围用餐。为了让孩子们快速掌握这样的想法，你可以并且想要建立肉类推荐植物，并感受到他们对瞥见未来的感染性兴奋是真正令人满意的。但我分享这一经验来说明问题。正是在那种热情中，很明显，正在进行更广泛的运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欣赏或看到它。但是这些孩子代表的这一代人，我们正在为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健康，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并就他们与地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陈述。分享。当新一代和最新一代发现破坏性变得直观时，我们知道变化即将到来。随着克里斯那天的访问，我们很幸运地见证了这样一个时刻。所以我要感谢你加入这个呼吁，听取我们的旅程。我们期待下个季度向您汇报。非常感谢你。运营商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参加今天的会议。这确实结束了该计划。你可能不会断开连接。每个人，都有美好的一天。这份记录可能不是100％的准确率，并且可以包含拼写错误和其他不准确的。提供此记录，没有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表达的记录任何意见并不反映老虎的意见

老虎证券04-17 10:26

微芯科技2019Q4电话会议分析师问答

，我理解并感谢它是一个动人的目标。所以保守主义是合理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您在中国或美国或欧洲的客户预订方面的实际情况。可以公平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关于毛衣的担忧还没有反映在这些预订中吗？但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趋势，我意识到我们只是在所有这些政治发展的一周内。但到目前为止，可以公平地说，你没有真正看到来自任何地理位置或终端市场或其他任何方面的预订中的负面发展吗？史蒂夫桑吉所以Vivek，你必须首先决定你比较的时间框架。如果您只是将它与我们上周五谈到的内容进行比较，是的，我们在最近两天没有看到影响，因为它太难以衡量。但如果您的时间表是2月9日，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影响。当时，贸易结算应该在3月1日之前发生，然后延迟到5月1日，而我们没有 - 那时我们也没有在5月1日看到它。因此，我们一直看到预订和客户想要为企业构建适当数量的库存的影响，从端点库存到装卸码头到集线器等等。如果您的参考点是我们上一次的收益电话会议，是的，如果3月1日达成和解，那么该业务的业绩将弱于业绩。 Vivek Arya 得到它了。我问史蒂夫，只是因为我认为你的三月号确实很好，我想，你提到的是六月到目前为止。预订也很好。但是让我暂时搁置一下。在Microsemi，您能否提醒我们，在2019财年结束后，您最终看到的收入增加了多少？从2020财年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考虑多少盈利增长？谢谢。 Eric Bjornholt 好的。所以我们还没有在本季度爆发，那个季度我们只是报道了Microsemi的贡献。我们肯定提前了。上个季度我们已经提到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年的75％增长率的目标。截至12月底，我们高于此水平。事情正在继续发展，我们正在从系统中获取成本。Ganesh从集成的角度对业务部门，销售和支持团队的工作方式进行了评论，从而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仍然对我们的长期协同数据感到满意，并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还没有突破并且没有在这个时间点突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实现的特定增长。 Vivek Arya 谢谢。运营商谢谢。我们现在将接受来自SunTrust的William Stein的下一个问题。请继续。你的生产线现已开放。威廉斯坦大。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有两个。首先，该公司在毛利率方面公布了一些好于预期的业绩。您能否帮助我们了解这是否更多地归功于Microsemi或其他任何产品的混合或成本节约？然后我请跟进。 Eric Bjornholt 好的。所以我会接受。因此，我们超出了非GAAP毛利率指引的中点约70个基点。非常强劲的毛利率受到各种原因的驱动，包括有利的产品组合和持续的成本降低。所以它总是混合的东西。有很多活动部分，利润率，但我们在整合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本季度产品组合也很有利，也帮助了我们。即使在我们对当前季度62％的指导中点，我们距离我们63％的长期目标只有1％。所以我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事情确实很好。是的，我们的库存情况略高于我们的目标，但交货时间短，客户和经销商处于降低库存水平的模式。史蒂夫桑吉我会再次强调我在准备好的评论中提出的一点，即在我们经历各种周期时，你可以看看过去20年。这将是几乎在周期底部的经营利润率的最高增长。在过去，您会看到这种经营利润率的增长通常在周期的顶部。所以这就是我们已经改进了多少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因此，随着我们在未来几年中进一步发展，完成这种集成，在需求回归的工厂中有更好的装载。考虑经营利润率的增长情况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威廉斯坦我很欣赏这些评论。一个跟进，如果可以的话。谈到Microsemi的收购，更少关于整合，但更多关于库存，我从准备的评论中了解到你已经完成了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Microsemi库存。我希望你不仅可以在渠道上评论库存，还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评论，比如客户，你可以看到它。这是否会降低到更正常的水平，而这对未来增长的威慑程度较低？或者渠道或客户是否仍有一些库存可以解决？谢谢。 Eric Bjornholt 是啊。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我们在收购中早期发现的问题。Microsemi分销库存，带您回到9月季度。在持有资产的头四个月期间，它减少到大约2.6个月，并且此分配的装运活动受到了巨大影响。但这一直保持不变，2.6个月保持不变，12月季度和3月季度保持不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可以有一个或两个业务单元增加一点库存增加，只需要花一些时间就可以减少库存量？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谈到的其他事情是合同，制造库存; 和那样的事情。而且我认为现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纠正。Steve或Ganesh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评论。 Ganesh Moorthy 我认为，就最终客户而言，我唯一的评论是，我们真的没有获得库存报告。所以我们认为那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我们内部的库存，我们继续努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区域，我们的销售情况低于我们正在建设的销售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正逐渐恢复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但并不是完全需要的水平。威廉斯坦谢谢。 Eric Bjornholt 我们确实在本季度对各个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上一季度略高于700万美元的工厂。史蒂夫桑吉随着需求的回归，当700万美元的费用消失时，700万美元的毛利率最终结束。威廉斯坦是啊。优秀。运营商谢谢。我们现在接受来自B. Riley FBR，Inc。的Craig Ellis的下一个问题。请继续。你的线是开放的。克雷格埃利斯是啊。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将首先澄清两个操作项目。首先，至少在我的方面，债务减少比预期要好得多，前景表明公司看到的改善与预期相比具有结构性。所以我想对此进行一些澄清，并进一步澄清Ganesh在他准备好的评论中所做的评论，其中他概述了业务整合所取得的三个里程碑。澄清的是，财务收益与实现的里程碑是否相当线性，因此我们通过财务收益的方式约为三分之一？或者它是前端加载还是后端加载？ Eric Bjornholt 所以克雷格，只是为了澄清，你已经开始了 - 这是一个OpEx问题，对吧？克雷格埃利斯第一个是减债。而2.75亿美元，我认为这超出了公司的预期。正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Eric Bjornholt 好的。行。因此，我们继续非常严格地管理我们的营运资金需求，并在那里有良好的执行力，并且只管理我们在全球的整体现金余额。因此，在过去的几个季度中，我们的债务减少表现优异，毫无疑问，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已经提到我们的债务对EBITDA仍然是4.8，我们预计随着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的进展。并且EBITDA有所改善，我们将继续使用我们所有的超额现金支付来支付债务减少，我们将看到债务对EBITDA的一些重大改善。所以我认为，这是营运资金管理，我们早一点谈到资本支出，同时资本支出在2020财年显着下降，因为预计数字与2019财年相比也将对现金流有所帮助，我们应该会看到债务到来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显着下降。 Ganesh Moorthy 关于业务和运营整合的第二个问题。从长期来看，它更线性，但是按季度计算，我们会看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取决于我们能否完全退出一些先前的ERP系统。因此，季度与季度的关系不完全是线性的。克雷格埃利斯谢谢。接下来是史蒂夫。史蒂夫，你给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你现在看到的动态，以及最近的政治发展影响的方式，你在想。我想做的是，与我认为的评论相协调，我听说你说在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个回升。这种潜在的回升是否更多地取决于可能在宏观方面发生的一系列有利发展？或者它是否更接近将在今年下半年或其他地方发生的典型企业和消费者账单？谢谢。史蒂夫桑吉我认为贸易方面有两种可能性，实际上有三种。其中一个更糟糕的是，毛衣谈判破裂，25％的关税，不仅是2000亿美元的商品，还有3250亿美元受到威胁的商品。那将是最糟糕的情况。但其他可能性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无论两国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转让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以及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系统来监控所有这些并解决问题和关税下降。那将是最好的情况。而另一个是有某种终结性，但它并不像美国想要的那么好。只要结算有最终结果，人们知道规则是什么，那么制造商可以适应这些规则，并可以与客户协商以通过额外成本，无论是5％，10％的关税成本，只要有最终结果，我认为对企业来说是积极的。当然，如果有解决方案和责任消失，那将是非常积极的，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但即使它不是最终的最佳，但有某种终结性，我认为它们会比我们正在处理的不确定性更好。克雷格埃利斯这非常有帮助。谢谢，先生们。运营商谢谢。我们现在将从Piper Jaffray的Harsh Kumar接下来的问题。请继续。你的线是开放的。苛刻的库马尔是的，嘿，伙计们。首先，我们感谢您的立场，试图引导所有这些跷跷板贸易喋喋不休，并长期谨慎地经营公司。史蒂夫，现在，你在一个成熟的8位市场中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您认为Microchip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这有助于您在该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史蒂夫桑吉好吧，我真的不想告诉我的竞争对手我是如何分享的。我只想说，如果有人不再开发8位部分并且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创新，那么仅仅因为8位市场没有增长并将所有能量都投入32位的论文，那么它们将在8位中不断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并将继续获得份额，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在做更多的事情，但我们仍然能够向8位客户展示他们如何继续使用我们新的和更新的8位微控制器，并继续增加创新，而不必去16或32-位微控制器。因此，我们已经占了很大的份额。苛刻的库马尔很公平，史蒂夫，谢谢你的颜色。然后，我想问一下 - 你引用了一些预订数据和一些订单数据，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改进，后半部分评论正在改善。对我来说，假设你基本上可以理所当然地说 - 你说，上周你在做收益，你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评论，完全不同的设置指南。你只是根据本周的发展情况来理解它，这是一个公平的假设吗？史蒂夫桑吉是的，这是一个公平的假设。苛刻的库马尔好的。谢谢。运营商谢谢。[操作员说明]我们现在继续讨论来自Stifel的Kevin Cassidy的下一个问题。请继续。你的线是开放的。凯文卡西迪好的。谢谢你提出我的问题。史蒂夫，你提到了汽车市场。你认为那已经触底并且又回来了。你能给出更多细节吗？而且，也许也许你的内容可能会在今年增加？ Ganesh Moorthy 因此，我认为考虑它的方式并不是它本季度的反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它已经触底，它正朝着下半场的方向发展，事情正在好转。内容增加，我们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向您展示了投资者论坛中的一些幻灯片，其中我们有60,70,80个不同的组件。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各种汽车制造商可能不会在每个汽车制造商中采用相同的设计。但它是我们如何推动市场的一部分。这是市场发展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进入安全，便利，进入这些新的电气和电气化以及ADAS，这些类型的趋势。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公平的份额。而且我认为最后一部分是欧洲WLTP的监管变化，我认为最后一部分将在本季度结束时清除。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清除。但相信在我们这个季度结束时所有这一切都会清除。所以这些都是史蒂夫提供的一些颜色的不同因素。凯文卡西迪好吧，也许只是作为后续行动的中国增值税税，您是否看到过来自中国汽车公司的更积极的预订？ Ganesh Moorthy 我们还没有真正分解到中国汽车。我想如果你从整体上看中国，我们会看到更强大的预订。并且应该有一部分反映在大多数其他领域，即中国市场。史蒂夫桑吉降价增值税在4月1日开始实施，所以就像在美国一样，当税法改变或某个城市或州的销售税变化或某些规则变化或利率变化时。我的意思是，影响经济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我不知道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衡量中国客户是否根据增值税改变了订单。我认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掌握经济。我们将获得中国客户的订单，因为他们有来自客户的订单来建造模块，制造汽车或其他任何东西。这在四周的增值税变化中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凯文卡西迪好的。谢谢。运营商谢谢。我们现在将接受高盛公司马克德莱尼的下一个问题。马克德莱尼是的，早上好。感谢您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运营费用，有人指出，它来自低端或低于指导。您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结构性成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成本或更多时间或其他时间因素？ Eric Bjornholt 好吧，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做了我认为在过去几个季度管理OpEx的非常好的工作。在9月和12月，我们基本上在OpEx上大幅击败，并且在本季度的指引中处于低端。因此，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我们将非常紧密地管理运营。随着下半年环境的改善，如果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投入资金，使这些美元上涨。因此，我们将OpEx保持在本季度指引的中点。这是非常严格的控制，并且再次，预计OpEx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我们需要投资业务以推动40％的长期健康以及我们的运营利润目标。马克德莱尼好的。这很有帮助。关于分销业务的电话会议有很多讨论。所以我希望可能稍微改变一点，更好地了解Microsemi收购后直接业务的一些趋势。我认为服务器和存储是在OEM直接基础上提供服务的市场。帮助我们了解预订和市场份额在这些领域的趋势，我认为交叉销售完整的投资组合是战略的一部分。这有多成功？谢谢。 Ganesh Moorthy 所以其他一些市场也存在弱势，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其他市场的报道。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预订可以让我们在那里有任何见解。在交叉销售方面，这些客户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Microchip所拥有的其他解决方案的访问权限。我们在使用Microchip经典解决方案（包括Microsemi带来的一些存储和其他网络解决方案）中如何将这些解决方案纳入下一代设计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因此，客户访问对于采用市场上必需的解决方案非常有用。但我们没有像Microchip独立的那样好的客户访问权限。运营商好的。谢谢。我们现在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它来自Susquehanna国际集团的Christopher Rolland。克里斯托弗罗兰萨斯奎汉纳。是的，一个是埃里克，然后是 - 一个是史蒂夫。我想，埃里克，700万美元未充分利用，是否有一定程度的公司利用率，你认为未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如果您可以谈论现在的利用率和库存水平，以及是否有计划将其降低。谢谢。 Eric Bjornholt 好的。因此，根据历史规范的种类，逐个工厂地看待未充分利用。因此，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尺寸。我们拥有三个大型晶圆厂，三个大型装配和Microchip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测试，然后是一批通过Microsemi收购的小型工厂。因此，我们会考虑这种情况。而且我们没有突破特定的容量利用率百分比。我们在历史上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产能，因此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增长，因为它的未来具有相当低的资本支出。所以这是件好事。你的问题是什么？克里斯托弗罗兰是内部库存，你有没有人计划下去？那你觉得这个水平怎么样？ Eric Bjornholt 好的。因此，本季度库存增加了5天，达到128天。我们谈到的目标是115到120。因此，库存处于较高端。但我认为，鉴于分销库存已经下降且客户非常谨慎地管理自己的库存这一事实，我们保持这种库存水平是谨慎的，我们相信，我们不再提供实时报告。他们。因此，它允许我们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快速报告，客户需要在需求时快速响应，因为他们并没有像Steve之前描述的那样建立预测。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是将库存降至120天或更短。但那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 Ganesh Moorthy 在这个周期的这一部分，一点额外的库存也可以防止周期的另一边的资本支出费用。所以这些产品寿命很长。有一点到没有过时的风险。从整体周期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有助于获得一些库存投资，然后可以在周期的另一边支付资本支出的支出。史蒂夫桑吉我还要说我们的库存比我听过的一些大型其他模拟玩家的库存低很多。因此，虽然我们的目标是115到120，但您可以预期这个周期的一部分，当您处于周期的接近底部时，库存将高于其中的高端。但我认为我 - 当我比较它时，我们的库存低于很多其他玩家。 Ganesh Moorthy 是的，很多人都有150岁。史蒂夫桑吉是啊。克里斯托弗罗兰是的，这是公平的。然后，史蒂夫，对你而言，如果达成毛衣协议，你是否还会将商业回报视为一种潜在的财富，还是你在这里更加温和？那么是否有一些让你更有脾气的东西？正如这些谈判一样，即使我们认为某些事情已经最终确定，但它们可能也不是。史蒂夫桑吉我认为在看到毛衣谈判的溜溜球情绪之后，我宁愿等待会谈结束，然后分析最终结果是什么，最终是10％的关税还是高于或高于0％，并有机会通过我们的销售人员了解客户和经销商的反应，并直接与一些人交谈以真正做出明智的意见，而不仅仅是抛出一些东西。克里斯托弗罗兰是的，这很公平。多谢你们。运营商谢谢。我们现在接下来摩根士丹利的Craig Hettenbach的下一个问题。请继续。你的线是开放的。 Craig Hettenbach 谢谢。从宏观上发生的事情来看，我理解所有对中国的关注。但希望，史蒂夫，你可以谈谈你在欧洲和美国看到的趋势。史蒂夫桑吉那么，美国和欧洲的趋势也不是那么好。由于相同的毛衣问题，我们的许多美国客户受到影响。工业客户在中国建立了很多产品，并且不得不支付关税成本，目前这些成本占10％，达到25％。因此，我们在美国的工业业务受到影响。我们在消费者设备领域的消费者业务受到影响。汽车业务受到影响不是因为关税，而是我认为汽车一般。所有三个地区的汽车产量均下降。 Ganesh Moorthy 但中国也很脆弱。中国是欧洲汽车的重要出口国。史蒂夫桑吉是的，请继续，评论欧洲。我打算去那儿。 Ganesh Moorthy 所以我认为欧洲正在看到一些不利因素 - 这些都不仅限于一个地理位置。全球经济如何发挥作用之间存在着互联关系。因此，例如，对于欧洲汽车制造商，特别是豪华汽车制造商而言，他们已经出现了大幅下滑，因为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非常疲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欧洲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这种情况已经波及其中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像德国的出口导向性很强，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因此，持续的不确定性和弱势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和美国，而且部分受到这些经济体发生的影响。 Craig Hettenbach 得到它了。而且只是关于库存评论的后续问题，期望您认为它将在6月季度再次被提取。您认为客户或经销商是否会达到限制他们将其降低的程度？或者，如果方向上的事情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您认为它们的库存管理仍然会降低吗？史蒂夫桑吉我认为经销商会评估销售情况是什么，如果销售额因任何原因而减少，那么他们将继续减少库存。如果他们预计销售额会增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库存以满足销售需求。因此，库存中的库存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变化。这实际上是他们对销售的期望的重要性。和许多中国经销商一样，他们的销售额在12月和3月季度大幅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毛衣问题驱动的，因为他们的终端客户无法出售产品。 Craig Hettenbach 得到它了。我很欣赏你的颜色。运营商谢谢。由于目前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将此回复给您，Sanghi先生，以获取任何其他或结束语。史蒂夫桑吉好吧，我们要感谢你。与我们过去几个季度的情况相比，这次电话会议参与人数非常多。我们从投资者和分析师那里得到了许多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并且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解释我们对美国/中国毛衣的看法，其中包括业务，业务方式。我们会在本季度开始参加各种会议的过程中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感谢你。运营商今天的会议即将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您现在可以断开连接。这份记录可能不是100％的准确率，并且可以包含拼写错误和其他不准确的。提供此记录，没有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表达的记录任何意见并不反映老虎的意见

老虎证券04-17 09:08

安捷伦科技2019Q2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老虎证券04-17 08:58

纽约时报：极右翼文化的代表人物开始受不了特朗普

覆者》，曾是极端另类右翼网络群体与主流保守主义之间的一个节点。她曾邀请男权倡导者、自称“科学种族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一些新反动派网络人物，如“生鸡蛋民族主义者（Raw Egg Nationalist，一个网络右翼人物，在网上鼓吹一种极端阳刚、“返祖式”的生活方式，包括吃生鸡蛋、反对现代生活方式等等）”，以及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参议员候选人布雷克·马斯特斯。 MAGA运动的“御用哲人”柯蒂斯·亚尔文也曾两次出现在她的节目中，此人主张用技术君主制取代民主制度。 2022年，卡舒塔曾在与罗恩·德桑蒂斯和马可·鲁比奥同台的国家保守主义会议上发言。卡舒塔认为传统观点空洞，无法让人满足，于是被一些被称为“异议右翼”的思想家和意见领袖的反主流叙事和神秘思想所吸引。这些人将自由主义现代社会——强调种族与性别平等、全球合作、世俗主义以及有序的民主进程——描述成类似《黑客帝国》的幻觉，是靠意识形态强制维系的假象，而他们自诩手里有带来自由的“红色药丸”。对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卡舒塔而言，这种社会图景更真实、更自然，摆脱了现存秩序的虚伪，显然颇具吸引力。她在博客中写道：“世界并不是如它呈现给你的样子，这一想法总是令人着迷。一道边界打开了。” 但在过去几年中，这道“边界”对她而言越来越像是死胡同。最近，她脱离了这个运动。 “氛围再次在变化，”卡舒塔上周在X上写道，“现在右翼整体的智商表现，还不如市场行情。” 卡舒塔并非个例，许多曾经对冒犯主流的右翼思想感到刺激的人，如今正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在看到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之后。作家理查德·哈纳尼亚曾说，“比起种族灭绝，更讨厌专属代词”，而他在2023年出版的《觉醒的起源：民权法、美国企业与身份政治的胜利》一书，几乎成了白宫打击“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政策的蓝图。但在特朗普新一届任期刚开始不到三个月，他就后悔了自己的投票选择。他告诉记者：“那些反对特朗普的自由派基本上是对的。” 右翼哲学教授、自称“种族现实主义者”的内森·科夫纳斯在X上写道：“世界各地，几乎所有脑子里还有半个脑细胞的人都在看着特朗普（还有普京、尹锡悦等人）的灾难，并得出非常合理的结论，右翼反觉醒政党根本无法有效治理。” 在硅谷反对社会正义理念的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斯科特·西斯金德（笔名斯科特·亚历山大），虽然从未支持过特朗普，但上周也在反思，像他这样的“边缘异见中间派”是否为特朗普打开了大门。他在一篇虚构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写道：“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精简、高效、不再扼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结果我们得到的是链锯式的解雇、彻底摧毁国家治理能力，而且还以最可能扼杀创新的方式发生，世界上最愚蠢和最糟糕的人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解决了‘诈骗’——比如向濒死婴儿提供救命药物的问题。” 现在判断异议右翼内部这些小裂缝意味着什么、是否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倒戈，还为时尚早。但在我看来，这些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能长期归坚持合理化特朗普政府的破坏行为，那确实需要巨大的认知失调。一些人之所以对“觉醒文化”反应激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被迫说谎。例如，跨性别女性参与体育赛事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不公平，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强迫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在异议右翼中，“based”是高度赞扬的词，意为“根植于现实”。但从未有过哪个政府像特朗普这样脱离现实、又如此执意要把侮辱性的意识形态谎言强塞给我们。当自由主义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时，反对者可以把威权主义当作一种先锋的挑衅式思想来看待。但一旦威权主义掌权，表现出来的始终是粗暴与愚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一些人濒临崩溃，因为赤裸裸地揭示了这种愚蠢的直接物质代价。新右翼中的颓废犬儒者可以将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谎言当作夸张修辞，但面对自己资产缩水、经济前景下滑时，就难以继续淡定。 “这让后果显得真实了起来，”哈纳尼亚在谈到这场贸易战时表示。早在关税政策实施之前，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卡舒塔就已经开始脱离这个曾让她兴奋不已的运动。她最近出现在另一位“异议右翼”脱离者、前保守派意见领袖佩德罗·冈萨雷斯的播客中，两人讨论了他们共同的幻灭。作为年轻孩子的母亲，卡舒塔曾接受了“传统主妇”关于女性应当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当她试图独自承担家中所有家务时，几乎被压垮。她逐渐意识到，新右翼的种族主义与厌女情绪虽然经常带着讽刺的笑容表达出来，但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她说，作为女性，“你必须退后一步，接受别人贬低你的现实。” 尽管她对新右翼的厌恶情绪不断加深，但真正让她彻底转变的，似乎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她说，当她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个圈子时，她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关于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构想——只有姿态、怨恨和气氛。 “而现在，这些气氛撞上了现实，”她说，“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气氛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不适用于21世纪。一旦付诸实施，只会带来贫困与战争。” 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了一拳的自由主义者”。或许我们很快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词，用来形容那些无法忍受自己一手打造的世界的右翼分子。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7 00:00

为什么这么多南亚裔和华裔加拿大人支持保守党？有一个隐秘的原因

纳，而是要表明他们早已属于这个国家。保守主义成了成功、自立和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保持一致的标志。加拿大官方对多元文化的推崇强化了这种逻辑。多元文化常被称为国家的优势，但往往掩盖了种族主义的真实运作方式。结构性的障碍被“包容”的美好叙事掩盖。重新思考归属感在加拿大，谁属于这个国家的观念，常常受到种族、阶级和体面形象的影响。“有色族裔”不仅需要证明自己勤劳守法，还要展示自己已经“融入”。对某些人来说，投票给保守党是一种方式，用来表明：“我不像他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这种策略是有代价的。当“有色族裔”选民强化了那些让他们边缘化的结构时，他们可能获得了个人层面的认可，却加深了集体层面的排斥。而在否定以公平为基础的平台时，他们也可能放弃了建设更公正社会的政策机会。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第二代。加拿大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位新移民中就有四位认为，加拿大在没有充分规划的情况下接收了太多移民和国际学生。一些移民开始表达排他性的观点，往往针对的是比他们更晚到达的人。这也是一种“向上攀升”的政治姿态，反映出种族、脆弱性和归属感在当今加拿大是如何紧密交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保守党的“有色族裔”选民是天真或不了解现实。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对权力如何运作的清醒判断。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更公平的政治未来，就必须正视种族、阶级和国家认同如何共同塑造了归属感——不仅是在投票箱前，更是在我们关于“谁能成为加拿大人”的叙事中。社会学家鲁哈·本杰明曾提醒我们，包容不应被视为一种施舍。这不是在“帮助”边缘群体，而是要理解，我们彼此相连。当恐惧左右政策、公共资源被削减时，最终受害的是所有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他早年投身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曾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保守派媒体工作，后逐渐转向中间派立场，尤其在川普时代，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布鲁克斯擅长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切入政治议题，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舆论观察者之一。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5/trumpism-maga-populism-power-pursuit/682116 大卫·布鲁克斯的忏悔：我早该料到当我加入保守派运动时，有两种人：一种是认真思考的人，另一种只想激怒左派。后者赢了【壹】向同情和正义宣战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 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 1 夏尔·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一生中始终怀有一种对法国特定的观念。” 而我，一生中也始终怀有一种对美国特定的观念。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深受缺陷困扰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从亚伯拉罕·林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再到罗纳德·里根及其之后的美国人，他们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 2 直到2025年1月20日，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认同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美国善良本质的信仰之上—— 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美国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事业的合伙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投身于这一事业而变得高尚。但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 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 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3 乔治·奥威尔是理解当下现象的重要向导。他深知，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善的愿景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在《一九八四》中，一位党内官员说道：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 “我们并不关心他人的福祉；我们唯一在乎的是权力。不是什么财富、奢侈、长寿或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权力如何展现？就是让他人受苦。奥威尔笔下的人物继续说：仅仅让他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施加痛苦和羞辱。 4 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局局长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仿佛是从《一九八四》里走出来的。他在2023年一次活动上谈及联邦员工时说道：我们希望他们早上醒来时不想去上班，因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反派人物。我们要让他们陷入创伤。 5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就一直在让乌克兰人民受苦，让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受苦，让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受苦。我的许多华盛顿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是公共服务——打击人口贩运，服务全球贫困人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威胁，从事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努力按照慈悲与爱的福音去生活。而川普摧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对“觉醒文化”宣战，他是在对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宣战—— 实际上是在对一切形式的服务精神宣战。 6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7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 8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贰】伪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9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1980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左急先锋”。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左急先锋”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左急先锋”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守主义——他们只是仇恨左派。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10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左急先锋”早在1986年1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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