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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周休市仍上演“暴涨”行情，究竟怎么回事？

那样出台(路透社报道的2840美元主权债务/向顶级银行注资1420亿美元)。” “尽管如此，高盛经济团队认为，可能还会有1-2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中央政府专项债券配额，”文章称。高盛交易员Andrea Hu及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迄今为止宣布的政策可能会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40个基点。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的交易价格仍比美国互联网低30%。对于那些记得该行业2023年1月高峰的投资者而言，另一个统计数据是，中国前20大互联网公司的总市值(截至上周五收盘)12个月远期调整后的净利润预期比2023年1月的预期(当时为未来12个月)高出67%。 (来源:Goldman Sachs) 上周末，中国一线城市放松了购房限制，降低了首付比例，削减了增值税等。高盛的房地产分析师认为，最近的政策正在引发房地产行业的反弹，而不是逆转。在经历了几天的创纪录购买之后，中国的持仓情况仍然很低。 (来源:ZeroHedge) 当然，如果这种乐观情绪持续下去，这种情况就不会持续。不过，尽管美国的中国ETF出现上涨，但高盛的John Flood写道，中国交易量再次上升，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出现了40万份FXI Mar 41 / 44看涨期权价差买家。但与此同时，高盛交易台实际上看到资金更多地流向中国/新兴市场的平仓，因为客户在为期一周的当地假期前获利了结。 “也许创纪录的中国股市大涨终于要结束了，”ZeroHedge最后写道。

圈内人2024-10-02

北京也出手了！中国违约开发商在投机狂潮中飙升200%

的美元债券交易较少，因为该公司正在制定债务重组计划。上周末，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推出了一系列放松措施，以增强购房者信心，这些措施是在上周二中国央行一系列政策刺激措施之后出台的。广州市政府宣布从周一开始取消所有购房限制。上海市降低了购房所需的纳税年限，并于周二生效。深圳市也放宽了购房限制，允许购房者在部分区域购买一套额外的住宅。虽然周三市场情绪普遍积极，但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发出了一些警告。分析师Chetan Ahya在报告中写道：“近期的措施将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推动房价上涨和恢复需求将是一个挑战。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拖累将导致需求出现大幅缺口，令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房地产行业曾占中国GDP的25%以上，但自2020年北京打击该行业的过度债务以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期下滑。尽管中国官员加大了支持力度以缓解家庭的财务压力并稳定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但这些先前的举措并未带来显著的转变。

风起2024-10-02

中国经济重量级表态！全球金融巨头达利欧：中国领导人面临“不惜一切代价”时刻

。德拉吉的讲话最终帮助结束了当时的欧洲债务危机。 #中国经济# (来源:Bloomberg) “这是重要的一周，”达利欧写道。“事实上，我认为这一周非常重要，可能会被载入市场经济史册。只要中国决策者采取必要的行动，而这需要的行动将远远超过宣布的内容。” 达利欧曾多次访华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面，他表示，中国方面正处于应对房地产泡沫破裂和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十字路口。这位亿万富翁投资者表示，中国要么陷入与日本过去类似的经济困境，要么成功削减债务并避免危机。他认为，为了实现他所说的“完美去杠杆”，中国需要重组坏账，同时创造更多资金以减轻债务负担，而不会引发过多的通胀。他说，这种“再通胀”举措将使现金的吸引力低于其他资产，从而鼓励人们冒险。 “这些做法开始重新点燃抄底和‘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他写道。“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达利欧警告称，去杠杆将是痛苦的，因为它将摧毁财富，并带来充满地缘色彩的决定，即谁将承担债务损失的成本。他补充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中国面临的挑战。 “因此，虽然上周我们看到了伟大的行动和言论，我相信随后将出台高度刺激的政策，这些政策将大有帮助并支持资产价格，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以了解中国将如何应对国内的债务、货币和经济挑战，”他写道。

圈内人2024-10-02

住房过剩遇上人口萎缩，中国的很多小区可能注定成为永远的鬼城

，破旧的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开发商因债务违约，这个项目的未来依然不明。在这个未完工的别墅区附近，牛群徘徊在建筑物之间。虽然沈阳的人口还在增长，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寒冷城市鹤岗，人口从2010年的109万下降到了94万。几年前，鹤岗的房地产市场火爆，房产爱好者在网上发布信息，称房价“便宜得像白菜”。如今，根据在线房地产经纪人的说法，房价比当时还低，销售几乎停滞。从2019年到2022年，鹤岗未售出的房屋库存增加了一倍多。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鹤岗仅售出534套住宅，假设每套房子的平均面积为1200平方英尺（中国2020年普查的平均数据）。一套650平方英尺的市中心公寓，最近的挂牌价格不到9300美元。周永志（音）曾在鹤岗长大。他说，市中心的大多数高层公寓在晚上都是漆黑一片。“鹤岗是我的家乡，我希望它能繁荣发展。但我看不到它在未来10到20年内有太大的希望”。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认为，中国一些城市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房屋是空置的。他表示，在这样的地方，“即使在中国，维护法律和秩序也非常困难。我认为这将在未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治理问题。” 复杂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过剩问题是在多年的建设热潮中逐渐形成的，直到2021年，北京因担心泡沫，收紧了对开发商的信贷。开发商很快发现，他们已经过度建设。要准确确定问题的规模非常困难。中国没有提供官方的空置单位统计数据，因此经济学家只能通过空置率、建筑许可等数据来源进行估算。他们估计空置房数量达数千万套，这些空置房屋分为几种类型，每种都是挑战。在多达9000万套空置房屋中，约3100万套房屋已经全部或部分建成，但从未出售。这类房屋可以被推倒重建，但许多项目因开发商破产而陷入诉讼。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和开发商希望完成这些房产。另有5000万到6000万套房屋已经售出，但仍空置。由于缺乏其他投资渠道，许多中国人将多余的资金投入到投机性房产，尤其是在房价较低的小城市，但他们并没有打算居住在这些房产中。根据花旗研究的最新调查，大约74%的中国一线和二线城市家庭在全国拥有多套房产，而近20%的家庭拥有三套或更多的房产。这些房屋可能更难处理，因为主人仍希望房价升值。许多房产位于部分入住的建筑中，无法被拆除。另外2000万套房屋虽然已经售出，但由于开发商的资金问题和市场状况不佳，基本未完工。房主仍希望获得这些房屋，但开发商却没有资金完成建设。海上的威尼斯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许多开发商将目光投向了较小的城市。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投资者似乎只要价格继续上涨，就愿意在任何地方购房。这些较小的城市也很积极。尽管中国人口已达到峰值的迹象明显，但许多城市仍发布了强劲的人口增长预测，因为这样有助于他们从省级政府获得更多资源，并为更多的建筑项目提供合理依据。在长江入东海的启东，当地官员多年来一直努力吸引大型投资项目，例如工厂。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帮助他们达到了经济增长目标。根据上海万得信息的数据，启东的土地销售收入从2017年的9.32亿美元翻倍至2021年的20亿美元。开发商则将启东宣传为上海的理想后花园，距上海仅两小时车程。启东市人口在2020年达到110万的峰值，随后连续三年下降。自2007年以来，当地的工作岗位数量也在减少。其中一个新项目“海上的威尼斯”拥有4万套住宅、一个人工沙滩和一个五星级度假村。居民可以享受仿威尼斯的运河和遍布希腊、罗马雕像的小径。房地产代理商向大宇（音）回忆起这些高峰年期间的狂热需求。一些买家甚至公开讨论为情人购买公寓。还有一些人愿意在未亲自检查房屋的情况下付款。但大多数人——主要是来自上海的购房者，将这些房产作为投资，长期空置。向大宇表示，如今，大多数房屋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无人居住，只有在夏季高峰时，入住率才上升至约60%。许多业主正在试图出售房产，数十套房产被列在拍卖网站或通过抖音上进行推广。在最近发布的一段抖音视频中，一位房东带着房产中介参观了一套1030平方英尺的房子，房东表示他在2016年和朋友去启东度假时，以大约10.1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套房子。 “当时我觉得这套房子视野不错，所以就买了。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完全是为了投资。”他说道。他现在试图以约6.3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海上的威尼斯”由现已破产的中国恒大集团开发。其北边是另一大片几乎空置的住宅区，由已经违约的碧桂园开发；南边是中国融创集团开发的一个未完工项目，公司同样已违约；西边则是一大片农田。鬼城在其他房地产市场过度开发的国家，消化过剩房源有时需要数年，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吸收。在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人口缩减和老龄化。导致数百万套房屋空置。拆除这些房屋变得困难，部分原因是法律障碍，比如找不到房主。空置房屋的数量从2018年的850万增长到去年的900万，遍布日本各地。在中国，许多空置房产的所有者，可能会继续维护这些房屋，因为中国的养房成本较低，房产税仅在特殊情况下征收。中国严格的个人破产法规使得房主很难放弃房产，许多人希望留住房产，以待市场反弹。然而，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可能引发负面循环，房价下跌会促使更多房主试图出售空置房屋，从而进一步压低市场价格。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8月份，中国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分别同比下降了5.7%和8.6%。高盛中国房地产研究负责人王毅表示，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已经回到了2017年和2018年的水平。如果房价跌至2015年水平，更多房主可能会选择出售空置房屋。因为2015年是上一轮房地产繁荣的开始，早期购房者不愿看到房价跌破他们当初的购房价格。然而，考虑到中国人口的下降，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房地产供应过剩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方案，”彼得森研究所的黄天磊说道。“根本问题是人口下降。鬼城将继续存在。”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02

为何加拿大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原因是这两个

支付的压力。更糟糕的是，加拿大家庭的债务相对于收入的比例在G7发达国家中最高。如今，加拿大家庭平均要拿出15%的收入来偿还债务，较2019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而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政府并没有通过加大财政支出来缓解这种压力。2023年，加拿大的财政赤字仅占GDP的1.1%，而美国则为6.3%。第二个拖累加拿大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石油行业，这个行业占加拿大出口的16%。自2014年油价暴跌以来，加拿大对新产能的投资不足，而这次暴跌严重打击了依赖石油的经济。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生产州虽受到了冲击，但消费者受益匪浅。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油价飙升，美国投资者更积极地支持页岩油产业；因此，美国的原油产量大幅增长。2024年前七个月，美国的原油产量比六年前同期增长了五分之一，而加拿大同期仅增长了8%。石油的衰退惩罚了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因为石油是加拿大生产力最高的行业之一，加剧了加拿大长期存在的生产率问题。过去二十年来，加拿大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增长一直疲软。与享受科技繁荣的美国相比，加拿大的经济越来越像欧洲。自疫情以来，加拿大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G7国家中仅快于德国。加拿大长期以来依靠更高的移民率弥补生产力的不足。从2014年到2019年，加拿大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加拿大在将移民融入经济方面一直表现良好，提升了GDP和税收收入。然而，融入需要时间，特别是在移民人数创纪录的情况下。最近，移民加速增长，而新移民似乎比以往的移民技能水平更低。 2024年，加拿大迎来了自1957年以来最强劲的人口增长。许多新移民被归类为“临时居民”，包括低技能工人和学生。他们更有可能失业或从事低收入工作，抑制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加拿大的失业率从去年4月的5.1%上升至8月的6.6%。综合来看，加拿大经济与美国拉开差距的种子，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种下，服务业的疲软只是问题的最新表现。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加拿大央行今年已三次降息，从5月份的5%降至目前的4.25%。然而，许多借款人仍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抵押贷款尚未到期需要更新。移民限制政策已经出台，包括对国际学生的上限，但这并不能解决加拿大长期存在的生产力问题。赶上阿拉巴马州的经济水平，可能很快会变成加拿大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02

9月30日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英镑、日元、美元）

LIBOR常常作为商业贷款、抵押、发行债务利率的基准。同时，浮动利率长期贷款的利率也会在LIBOR的基础上确定。LIBOR同时也是很多合同的参考利率。货币隔夜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英镑日元美元 4.96018 4.85372 4.68213 更多信息请查看https://www.fx168news.com/data/borrowingrate

FX168财经集团2024-10-01

日本国内消息相互矛盾！荷兰国际集团：日元“意外”贬值下行美元遇鲍威尔鹰派撑盘

尼耶周二晚些时候发表重要议会讲话，预计债务市场波动将蔓延至欧元。 “总而言之，除非欧元和美国数据出现意外，否则我们认为欧元/美元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回落至1.110以下，如果美国失业率在周五没有上升，则可能测试1.100。”#VIP会员尊享#

会员

小萧2024-10-01

害怕错过历史性反弹！投资者急于入市，A股暴涨可持续牛市开始了？

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危机也波及市场，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然而，上周情况突然转为乐观。沪深300指数飙升20%，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最佳周度表现，这是政府宣布一系列刺激措施的结果，包括降息和1140亿美元的“战备资金”以提振股价。房地产有救了？受中国央行周日晚间宣布的政策推动，房地产公司股票大幅上涨。央行表示，将要求银行在10月31日前下调现有住房贷款利率，作为支持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的广泛政策的一部分。为进一步扭转房地产下滑局面，广州市当天宣布取消所有购房限制，而上海和深圳也放松了购房限制。中国光大证券国际的策略师Kenny Ng表示：“市场对中国的政策支持仍感到惊讶，势头仍在延续。” 内地上市的房地产股上涨6.4%，而恒生中国内地房地产指数飙升8.4%。消费品类股最后交易时上涨7%。深圳成指飙升8.2%。尽管许多政策尚未实施，且不能保证它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商业环境或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包括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疲弱的消费），但投资者表示他们正在跟随资金的流向。可持续牛市的开始？就本月而言，沪深300指数上涨超过20%，创下自2014年12月以来的最佳表现。上证综指同样有望以14.8%的涨幅结束9月，为2015年4月以来的最佳表现。恒生指数则预计上涨14.7%，创下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佳月份表现。上周沪深300指数飙升近16%，而更广泛的上证综指跳涨近13%，双双创下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恒生指数同样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是过去半个世纪的第五大涨幅。新加坡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Eli Lee表示：“协调一致的刺激措施表明，中国经济风险已达到北京的‘痛苦阈值’，因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他补充道：“虽然目前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不能排除这可能是一个可持续牛市的开始，前提是北京推出足够规模的刺激措施以成功扭转宏观经济基本面。” 周日的最新发展是北京上周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刺激措施中的最新一环——从大幅降息到财政支持，旨在提振疲软的经济。这点燃了此前因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担忧而徘徊在多年低点的中国股票市场。周末还开户特别是对于股票的提振，中国人民银行还推出了两项新工具以增强资本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允许资金、保险公司和券商更容易获得资金以购买股票的互换计划。上周，中国央行推出了一项最初规模为5000亿元人民币（713亿美元）的股票购买资金计划，以供券商、基金和保险公司使用。此外，央行还将创建一个300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工具，用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预计这两项计划都将扩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对冲基金经理表示：“2014-15年的牛市是由非法的融资杠杆推动的，这次则是由央行提供杠杆。”他补充道，投资者之所以急于入市，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中国证券报周一发表社论称，重振股市和提振投资者信心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复苏，打破投资下降和情绪受损的恶性循环。此前一周还很安静的券商，现在挤满了急于开设账户或借钱交易的投资者。需求之大，以至于清算服务在周末也异常开放，以批准新账户。资金从较为安全的资产中流出，中国30年期国债期货周一跌至两个月低点，上周暴跌3.6%，创下其有史以来最差表现。 Atlantis金融研究院院长Zhao Jian在周日的一份客户报告中写道：“一场规模空前的资金轮动正在发生——数万亿资金正从债券基金、财富管理和其他固定收益产品中转移到股市中。”

风起2024-10-01

鲍威尔突然语出惊人！黄金2635狂吐涨幅、比特币失守6.35万美国向中东增兵阻伊朗行动

能“在这次选举中适当解决不断增加的美国债务和赤字问题”。比特币上周末前触及65000美元上方，但未能推动价格上涨，吸引了短期交易者的获利回吐，这使得价格周一回落至突破水平以下。比特币20日EMA的62722美元是多头需要捍卫的关键水平，如果价格从20日EMA反弹，买家将试图将价格推高至66500美元以上。如果他们能成功，比特币可能会跃升至70000美元。相反，跌破20日均线将表明看涨势头正在减弱。然后，比特币可能跌至50日均线60300美元。这可能会使比特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54000至65000美元的区间内。#VIP会员尊享# (来源:CoinTelegraph)

小萧2024-10-01

会员

魏加宁：拯救日本经济的不是货币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中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财政刺激

一方面导致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使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50%，为七国集团之最。另一方面，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重复建设，有些设施远未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有些设施则伴随着巨大的隐性债务(未来的日常维修费用)。 (四)日本经济走出大衰退，靠的是体制改革，而非刺激政策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一再否认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而“惜借”，而日本经济走出衰退是因为日本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我们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主要原因恰恰是自桥本内阁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首先是1996年，桥本内阁力推政府改革，压缩行政机构。桥本内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将日本的政府部门总数从22个“省厅”(部委)压缩到12个，从过去的“以省厅为中心”转变为“以内阁为中心”。其中，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取消了企划厅(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并将“通商产业省”改成“经济产业省”。其次是1998年，小渊内阁实施“金融大爆炸”改革，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自由化。 1996年至2000年，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两届内阁，相继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在5年内修改了40余处涉及金融的法律制度。小渊内阁沿着自由化、公正化、国际化的思路，打破了银行、证券、信托、保险之间的各种准入限制，实现了费率的市场化，强化了金融业的竞争，并且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独立出来，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后演变为现在的金融厅，对整个金融业实行综合统一监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改革就是日本接受了泡沫经济时期的惨痛教训，大力强化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决定。再次是2002年，小泉政府力推“金融再生”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银行业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倒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断“放水”，而且严重影响了银企双方的借贷积极性。直到小泉政府上台，在竹中平藏的主持下，大力推进“金融再生”改革，彻底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小泉提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竹中则把当时的改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的改革”，即化解不良债权，重组金融机构；另一类是“主动的改革”，提出“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就由民间来做”。前一类改革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逐渐恢复健康，并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一类改革的成效，或许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主管部门放开了出租车的市场准入，但是出租车行业协会又不想降低出租车费，结果就出现了出租车供过于求的局面。最后是2012年，安倍内阁推出的“三支箭”，鼓励民企投资。安倍“三支箭”中的“第三支箭”其实就是改革。安倍内阁甚至还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战略特区”构想。我们曾经到日本考察过一些“战略特区”，发现这些所谓的“战略特区”其实就是学习模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经典做法。连日本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自己都不否认。 2014年，安倍内阁更是强调了改革优先于财政扩张，并在《金融时报》发文称“我的‘第三支箭’就是要打倒挟持日本经济的恶魔”，并且明确提出要对日本经济实施“结构性改革”。所以，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的阴影，靠的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不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二、从中日两国之不同看辜朝明的“日本药方” 最近，辜朝明在中国香港做了一次精彩演讲，同时对解决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开出了他的“日本药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他的建议不无可取之处，但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疑难杂症”。 (一)中国企业出现“惜借”现象，主要原因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理论”指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许多企业开始旷日持久地修复资产负债表，进而集体“躺平”，停止了借贷行为。如今，中国企业也罕见地出现了企业“惜借”现象，据此，辜朝明建议“当公司不借钱时，政府必须借钱”。然而，中日两国虽然同样出现了“惜借”现象，但是，背后的原因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出现“惜借”现象，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更不是要追求“负债最小化”，因为当下的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并不像日本企业那么敏感。我们认为，企业“惜借”的根源是信心不足，由于民营企业政策不够稳定，国际市场订单不断减少，国内营商环境差强人意，即便能够拿到银行贷款也无处可投，更无法偿还。首先，相较于日本企业强有力的信用约束，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其次，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和投资指数持续走弱。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经常出现“消灭私有制”“民营企业卖国论”“民营企业离场论”“国进民退”等错误言论，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长江商学院的“中国企业经营状况(BCI)指数”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二)中国企业虽然也想“出口还贷”，但是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在辜朝明的理论中，日本企业为了还贷，便努力通过增加出口换取外汇，从而逐步偿还银行贷款。然而，当下由于一些国家采取“去风险化”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企业出口订单不断减少。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产能是为出口服务，过去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市场，一旦市场“脱钩”，势必会出现“产能过剩”。又由于经济学讲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出口受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收入下降，那么，仅仅依靠“内循环”是解决不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面对此情此景，企业不敢借贷应是明智抉择。 (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扩张能力有限辜朝明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在这方面，中国与日本存在着显著不同。首先，从日本战后的三个时期看：在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为零；到中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开始出现；到了低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台高筑。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早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国政府就已经债台高筑。现在即使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中国与日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尽管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但大多是中央政府债务，而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况且，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下级政府的债务，中央政府原则上是没有兜底责任的。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不少地方官员意识里，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是负有最终兜底责任的。在地方政府缺乏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就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并最终拖垮中央财政。三、日本“大衰退”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综上所述，推动日本走出“大衰退”的真正动力，就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启示一：正视危机，才能够克服危机要想治病，首先需要承认身体有恙，要去看医生；其次要找对医生，作出正确诊断；然后还要开对药方，抓对药；之后，服药的时候还可能因为药太苦而难以下咽；最后，等到药服下之后，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药力，逐步见到疗效。日本“大衰退”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起初，日本政府迟迟不承认日本经济有病。泡沫经济破裂初期，日本政府还停留在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幻觉当中，不肯承认日本经济有病。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政府力挺世界银行专家撰写了1993年的年度报告，标题就是《东亚奇迹》，鼓吹“东亚模式”，强调“政府作用”。但是，没过两年，1995年日本就爆发了“住专危机”，一些在泡沫经济时期成立的专门给房地产提供贷款的专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后来，日本政府开始承认日本经济病了，却以为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也就是说，只是头疼感冒而已，用不着动手术。于是，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进行刺激，分歧只是究竟是采用货币政策，还是采用财政政策有效。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才意识到是日本体制出了问题，而且病根就在日本政府自己身上。于是，桥本政府于1996年推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把22个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委)精简压缩到12个；其次是小渊政府于1998年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再次是小泉政府时期，竹中平藏力推金融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最后是安倍政府提出“三支箭”，其中第三支箭就是改革。只是中国的专家和媒体大都只关注“第一支箭”(货币政策)和“第二支箭”(财政政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第三支箭”(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日本政府首先从自身改革动手，并且坚持不懈地推动市场化改革，才使得日本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因此，拯救日本经济的，既不是货币政策，也不是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前两者充其量只是对推进改革的配合，而绝不是主角。 (二)启示二：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兜住民生底线日本自泡沫破裂以后，虽然出现了长期发展停滞和通货紧缩，也出现了政局动荡，有十年左右几乎一年换一个首相，甚至连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也一度被迫下台。但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发生社会动乱。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国内经济虽然持续放缓，但是海外资产却在大幅增加，GNP增长快于GDP增长，因此，必要时日本企业可以将国外资金调回国内，用于偿还国内债务。其次，日本早在高速增长时期就建立起来一整套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尽管在“失去的三十年”里，经济持续下行，许多企业破产，大量人员失业，但是，国民的日常生活还是能够有一定保障的，至少不会饿死人、冻死人。再次，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并且奉行“请求主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即使政府债务再多，只要不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中央政府是不会主动出手相助的。政府之间尚且如此，国民之间就更是如此。因此，日本人的习惯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很少向他人求助。最后，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自力更生的教育：从小学教科书开始，就反复强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不断灌输凡事靠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且将所有权意识贯穿于教科书，使日本人从小就懂得：无论任何情况，不是自己的东西都绝对不能拿。因此，即使企业经营失败，经营者首先是检讨自己的责任，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去找政府有关部门。极而言之，即使真的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日本人也大多是“自裁”，很少去伤及他人。相比之下，假设同样的大衰退局面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状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一再提醒中国政府要警惕危机：1994年提出应当高度重视危机管理；1995年提出要警惕金融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03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2005年提出要防范房地产泡沫，“千万不要重蹈日本覆辙”；2009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平台风险，警惕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平台贷款增长过快风险；2016年提出转型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要防范房地产价格下跌时各级政府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能否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如前所述，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出“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困局，真正原因是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等几届日本政府，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坚持不懈地不断推进改革，努力克服旧体制的束缚，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惟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只要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首先，据我们2018年的测算，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其次，如果我们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最后，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我们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务院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全国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加以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文章转发自公号宏观经济智库，来源：中国改革关于作者：魏加宁，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原副部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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