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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警惕！IMF总裁：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已增加中国经济反弹带来希望

疫情、乌克兰战争和货币紧缩造成的创伤，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以下。她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即便2024年的前景有所改善，全球经济增速仍将远低于3.8%的历史平均水平，整体前景依然疲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9%，并将在下个月发布新的预测。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在银行倒闭后对金融稳定风险做出了果断回应，但即便如此，仍需保持警惕。她说：“因此，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评估对全球经济前景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她还警告说，地缘经济的分裂可能会把世界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导致“一种危险的分割，让每个人都更穷、更不安全”。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强劲反弹，预计2023年GDP增长5.2%，这为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些希望，预计2023年中国将占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一左右。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其他亚洲经济体增长0.3个百分点。她敦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努力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再平衡，减少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更持久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包括通过市场化改革在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格奥尔基耶娃说，到2027年，这样的改革可以使实际GDP增长2.5%，到2037年增长18%左右。她表示，中国经济再平衡也将有助于北京方面实现其气候目标，因为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将为能源需求降温，减少排放，缓解能源安全压力。她说，这样做可以在未来30年减少1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导致同期全球排放量下降4.5%。

厉害啦2023-03-27

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分裂和保护主义只会让经济复苏更加困难

共享时才能持续。“今年中国有望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者，并且成为新技术开发应用的领导者，这些技术可以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石道成说。

金融界2023-03-26

李迅雷：印度难以担当全球经济领头羊，女性就业率全世界最低，劳动力人口比中国少3.2亿

中国经济增速降下来了，但体量还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占比1/3。　　李迅雷指出，宗教文化因素对于国家经济综合实力影响非常大，中国人勤劳程度全球罕见，30年前印度人均GDP是超过中国的，而现在中国是它的5.5倍。同时，印度女性就业率全世界最低，劳动力人口只有4.7亿，而中国有7.9亿。

金融界2023-03-26

股权财政的逻辑与现实：从央企到地方国企

弱下寻找新的财源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归因于疫情冲击的错觉。但实际上，疫情爆发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尤其是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也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一方面，作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人口长周期下行的背景下增速开始回落；另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需求下降，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至0.5％。这说明疫情的爆发不改变经济增长的趋势，即只影响短期斜率。　　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周期亦是如此。从长周期视角来看，政策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熨平地产下行的斜率，但难以改变地产下行的趋势。过去二十多年来，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空前高涨，使得土地财政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制度。　　特别是在地方财政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仅计算狭义的土地出让收入，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地方财政收入基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超过了30％。　　　　地产周期的下行或使得土地财政难以延续：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比去年下降20197亿元。尤其是在当前各地方债务水平高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往往需要用借新还旧的方式来维持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这就需要新的来源弥补土地财政的缺口。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财政压力加大，往往会加速国企改革的推动力度。　　　　2023年2月16日第4期《求是》的重磅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中重点提出：“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谋划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结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及管理层加大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提高的要求，国企作为社会优质资产，应当发挥国有经济主体的最大作用。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陡然上升的背景下，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的转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0％。虽然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速可观，但绝对数值仍较小，想要发挥土地财政“接力棒”作用仍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增长。　　从我国国有资产规模来看，2021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308.3万亿元，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让300多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多亿元收益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地方政府对盘活股权财政的诉求更加强烈。　　　　股权财政实现路径：　　提高优质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　　土地财政模式运转的底层逻辑在于：土地由“生地”变“熟地”后价值增加，地方政府以此来获取土地收入，再基于房价上涨的信用加大债务扩张。可见，资产的“升值”是土地财政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撑。而股权财政并不是通过“变卖”国有资产的模式来获取收入。股权财政运转的逻辑或在于——国有资产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其可实现路径主要为：通过引入各类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以及产业资本，不断做大国有资产这块“蛋糕”，提高优质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以此形成“资金投入-蛋糕做大-资金回报-资金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这其中，针对上市国企和非上市国企而言，投资回报率的提升也有不同的路径。　　　　具体来看，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股权相较于土地是“虚拟资产”，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而缩水，因此往往难以保持较高且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率。本质上，投资于二级市场上市公司的收益主要包括分红和资本回报两部分，因此要提高存量资本投资于上市国企的回报率，一是要提高国企的分红比例，二是要通过不断做大市值提升公司市场价值，以此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当前我国国有上市企业上市以来分红率水平较非国有上市企业仍较高，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去年民营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导致分红率明显走低），尤其是上市央企上市以来分红率自2016年出现了明显下滑。上市国企分红比例下降不仅意味着投资于上市国企的绝对收益下降，同时也会导致企业ROE的进一步下滑：我国国企主要以传统行业为主，利润增长相对缓慢，但是企业的现金留存和利润留存较高，这就会造成净资产不断增长，而ROE逐渐下降的情况。　　因此，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将成为国企提高ROE水平、实现市场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式。而要提高上市国企的分红水平，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依靠国企改革的专业化整合、战略重组及聚焦主业等手段，以改善企业的运营环境，并健全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体系。　　　　公司股价一方面受到盈利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估值水平的影响。除了提高企业的分红率外，国有上市企业还可以提高投资上市国企的投资回报来提高投资回报率。　　2020-2022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不断凸显。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当前上市国企利润总额增速已经反超非国有上市企业，其中上市央企的增速提升效果较地方上市国企更为明显。下一步，国企改革将围绕做实成效，在产业布局优化、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世界一流企业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在“一利五率”新的考核要求下，央国企或围绕ROE提升进入利润改善的兑现阶段，央国企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有望延续。　　　　虽然过去三年，国有上市企业基本面得到很大程度改善，但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市值没有很大程度地增长。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全市场国有上市公司利润占比70％，但总市值不足50％。其中，优质国企是估值下移的“重灾区”，如：中证上海国企指数的市净率从2016年8月份的接近2倍，跌到如今的0.88倍。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2016-2020年主导A股市场的资金主要是以养老金等为代表的长线外资，这类资金普遍认为我国国有上市企业缺乏业绩爆发，且管理机制相对僵化，不应给予较高的估值。自2020年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国内资金投资中国市场作出一定限制，同时中国也加强对境外资金流入国内的监管，国外长期资金在A股市场的话语权逐渐降低，过去这种投资策略将被逐步替代。　　造成国企估值较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过去的估值体系难以体现国企的真实价值。过去我国的估值体系主要基于利润价值这一取向对企业进行定价，但我国国企在发展过程中承担了较多社会职能，这些职能往往赚钱效用较差，在这种估值体系下，国企的价值难以被真实地反映。　　为了解决我国估值体系定价效率低的问题，去年11月证监会提出了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未来在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建设下，市场将逐渐摒弃单一的利润价值取向，并结合更多因素综合定价，如将ESG等纳入到估值体系中，有利于低估核心资产估值的提升。　　　　除了上述市场环境与制度方面的因素外，上市国企对于投资者关系维护以及资本运作开展的不足也导致了企业的市值保持在较低水平。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极管思维”理解市值增长，市值不等同于做大利润，做大利润只是市值管理过程中“价值创造”的部分，而要实现市值的增长，往往还要打通“价值创造”的过程。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往往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市场开拓以及实体经营销售，对于投资者关系管理以及资本运作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新一轮国企改革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上市公司逐渐从“管资产”向“管资本”推进，上市公司对于“做大做强”的诉求也更加强烈。2020年后央企上市公司被调研次数大幅增加，去年以来央企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次数明显提高，以及国企开始积极引入各类战略投资者，推进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者选择主动拥抱国有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市值有望实现稳定增长。　　　　“合肥模式”：　　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财政实现路径　　对于非上市国企而言，做大股权财政的一条重要路径是各地政府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基金投资者身份直接支持促成产业项目落地，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主要投向一些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成功后，通过减持或股权交易等方式让更多民企接入，并坚持提高一级市场投资回报，以实现对地方产业以及企业的扶持。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实体产业、助力招商引资模式转型升级、为招商引资项目信用背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开辟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新税源。据《银行家》杂志介绍，由于政府引导基金退出周期较长，年化复合收益率往往能达到15％-20％左右，盈利水平高于一般金融市场投资和实体投资。同时，政府引导基金也能引导地方企业做大做强，帮助本地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财政税收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基金，涌现出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运营模式，这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合肥模式”。这一模式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合肥国资在创投圈创造了不少高回报案例。2007年，合肥拿出当时占1/3的财力砸向面板产业，投资京东方，结果赚了100多亿元；2011年，又拿出100多亿元砸向半导体产业，投资长鑫/兆易创新，上市浮盈超过1000亿元；投资京东方6代线、8.5代线，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实现资本退出，收益近200亿元。　　此外，合肥继续投资安世半导体、闻泰科技，收益及浮盈近1000亿元；2019年，再拿100亿投资蔚来汽车，已获得千亿元的账面回报。这种投资效率，即便在成熟的私募投资市场也鲜有所见。更为重要的是，在产业链带动方面，通过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合肥政府逐步构建起了以“芯屏汽合”、“集终生智”为代表的几十条特色产业链，直接带动合肥市GDP连续3年超万亿，2008-2022年15年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翻了5.6倍，实现城市能级的巨大跃升。　　　　从合肥的实践经验来看，合肥模式能够成功主要依靠以下三点：一是在产业政策方面形成了“1+3+5+N”的框架体系，通过搭建完善的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吸引高端人才落户，支持优质产业做大做强；二是政府主导产业培育的大方向并集重资参与，以国有资金直投方式真金白银地做天使引导，提高了创投企业的信心，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后有序退出并投向下一个产业，实现良性循环；三是坚持“龙头兴链”，积极与本地产业龙头合作，打造政企联合的区域性CVC投资模式，利用龙头企业的技术识别优势、长周期抗风险优势和产业链内循环优势，做大做强本地产业。　　过去几年政府引导基金的“火热”也给创投市场带来了一丝暖意。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全国有超40只财政出资规模百亿元以上的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涉及至少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引导基金已经成为中国创投领域最重要的出资群体。虽然政府引导基金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在募资、筹资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政府引导基金中社会资本的主要出资人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资管新规后银行、非银机构投资受限，出现了社会资本缺位的情况等。　　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倒逼之下，要盘活本地新兴优质企业股权，充分发挥股权财政的重要支撑作用，政府引导基金或将进一步实现社会资本来源从传统到新型的转变，并适当放宽返投比例、注册地等诸多限制，逐步放权给市场，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何把握低估值国企投资主线？　　如果说我国土地财政要向股权财政转变是国企重估的主观诉求，提高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及产业资本对优质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又给国企重估提供了客观条件，目前市场的低估值国企行情就不会是昙花一现。尤其是随着民企“创一代”的逐渐退休，很多民企会面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管理层有效激励将面临较大的考验，这将给民企的永续经营能力带来较大冲击。国企这一具备相对较高安全性和未来成长空间的标的的配置价值愈发凸显。从投资的角度看，除了基于分红水平、“一利五率”、估值水平等指标筛选优质标的外，我们还能够从哪些角度挖掘投资主线？　　对于央企而言，上市央企相对地方国企有更好的基本面，未来在国企改革政策催化、业绩考核要求提升以及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建设下仍具有不错的配置价值。对于上市央企，我们提出两种选股逻辑：　　1）资金和估值修复逻辑：在长期外资对A股市场主导权下降、疫情期间超额储蓄或向股市释放，以及土地财政消减倒逼国企“做大做强”背景下，国企有望迎来估值修复。但今年以来，以中字头为代表的央企估值已经有所反映，以中位数口径计算，当前A股央企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已经达到26.29，与非国企上市公司估值水平28.52较为接近。　　从行业分布看，家电、建材、建筑等地产链，煤炭，钢铁，医药，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央企上市公司估值水平较非国有企业仍有明显折价，未来或有更大的估值修复空间；而房地产，消费者服务、商贸零售、汽车等消费板块，以及近期数字经济、ChatGPT主导的计算机板块，上市央企估值相比非国有企业已有明显的修复。　　　　2）产业链逻辑：央企估值提升的产业逻辑为：未来央企将成为各个供应链的链长。这不仅是国家维护供应链安全所需，也是重塑供应链利润格局，提高央企产业链上下游话语权，实现利润高增长的必然。具体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种比较典型的代表模式：　　a.第一种模式类似于军工行业的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军工央企龙头通过打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竞争壁垒，提高链长企业的利润率，并通过龙头兴链带动产业发展，未来电子、计算机、通讯等高端制造领域可能会复制此模式；　　b.第二种模式参考房地产监管加强带来央企龙头市场份额及利润率的提升。过去房地产龙头主要是以碧桂园、融创等为代表的民企，这是因为过去民企凭借较高的杠杆率撬动了公司的发展。随着国内对于房地产业监管的加强，前面杠杆率水平保持较低的央企房地产龙头优势逐渐显现，这一模式或在医药以及部分公用事业领域有所体现；　　c.第三种模式为电信运营商模式。具体而言，我国互联网龙头基本为民营企业，国家为发展并实现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选择鼓励互联网上游的电信运营商龙头，通过与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战略合作等方式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运营效率。这一模式可以重点关注同样是民企龙头占多的新能源行业，未来其产业链上下游的电力等央企龙头发展或得到更多支持。　　对于地方国企而言，以中位数口径计算，当前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估值为17.44，与央企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估值修复空间。因此，在目前不少央企的估值水平已经大幅提升后，下一阶段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表现。对于上市地方国企: 　　1）“强者恒强”逻辑：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因为具有资金流、人才流、货物流、信息流等方面的优势，地方国企往往能够运用丰富的并购重组、资产注入、股权转让、股权激励等手段来提升估值水平，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国企往往具有更高的估值修复可能。　　2）“财政压力倒逼”逻辑：对于土地财政依赖度比较大的地方而言，由于土地财政的缩减，地方财政压力往往更大，这会倒逼地方加速壮大股权财政规模，而地方龙头国企作为当地财政的主要贡献来源，对于“做大做强”的诉求也将更大。同时，在土地财政缩减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做大地方产业诉求提升，政府引导基金往往会结合地方产业规划进行相应的投资，有望带动当地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一些国改动作领先的省市地区，其地方优质国企龙头仍然值得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国企改革推进不及预期；国企盈利能力受经济影响出现下滑；市场风格变化对国企估值持续形成压制等。　　作者：　　中泰策略负责人：徐驰　　中泰策略分析师：张文宇

金融界2023-03-25

中国经济将增长7%？！研究机构：2023年中国将占世界石油需求的近40%

76美元/桶附近。尽管该公司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 “我们预计今年不会出现全球衰退，尽管最近硅谷银行倒闭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研究员在报告中称。他们写道：“但我们预计，整个西方经济体的经济放缓将持续几个月，然后在2023年下半年达到转折点。” 尽管Wood Mackenzie表示，私人消费将是中国石油需求激增的主要因素，但该公司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由工业拉动，其基本假设也会出现上升。在高增长情景下，该公司预计中国官员将采取措施，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刺激经济。该公司预测，此举将使2023年建筑业增长10%以上。 Wood Mackenzie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增长7%。在最新发布的一批经济数据中，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一年开局相当平淡，今年前几个月的工业生产低于市场预期。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最新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领导人对经济采取谨慎的态度，为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设定了“5%左右”的保守目标。但中国“历史上有GDP增长超过政府预期的记录——在过去18年里，有12年的增长超过了官方目标，”Wood Mackenzie说，并补充称，“这可能是又一个承诺不足、兑现过度的案例。” 该公司在报告中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预测是，2023年经济增长7%，2024年增长5.5%。”

厉害啦2023-03-23

大小摩外汇交易推荐！若全球经济前景恶化或银行业危机加深做空这一货币或是最佳对冲策略

收紧和信贷条件收紧的综合作用，也会增加全球经济增长走弱的风险。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看来，这些状况在过去通常会导致美元走强。以David Adams为首的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指出，从历史上看，即使美联储在一个周期中首次降息，美元的强势也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投资者至少持有一些美元多头头寸是有道理的”，以防范这种情况。摩根士丹利建议投资者通过现货交易增加纽元空头头寸，目标价为0.58，这意味着纽元/美元较目前水平再下跌6%。去年10月，纽元/美元曾触及0.5512，为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天马行空2023-03-22

鲍威尔害怕加息的原因找到了！一份美银全球基金经理调查：银行业将再现“系统性爆雷”

会员

小萧2023-03-22

CPT Markets : 欧美银行危机延烧令金价涨近破两千关口！本周关注美联储3月决议

行业遭遇的最大倒闭事件，这加剧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随后，瑞士信贷和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进一步下跌，使担心危机蔓延的市场感到紧张。 2. 美国经济数据整体趋疲：美国2月零售额在上月飙升后出现下滑，美国2月零售销售下降0.4%至6979亿美元，这表明消费者支出虽然保持了增长，但已经开始感受到持续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的压力。而在通胀数据，美国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增长0.4%，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环比上涨0.5%，尽管数据显示通胀成长缓和，但美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仍处于高位。 3. 中国央行降准经济逐步复苏：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今年3月27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6%，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年首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上方压制(上方阻力) 1989.40，1991.20；从下行方向看，下方支撑1987.60。 CPT Markets風險提示及免責條款 : 以上文章内容僅供參考，不作爲未來投資建議。CPT Markets 發布的文章主要根據國際财經數據報告及國際新聞爲參考依據。

CPTMarkets2023-03-20

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大型银行要积极担当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务顾问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高利率中枢，降低资本积累能力，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形成挑战。商业银行作为提供储蓄基本服务的金融机构，要帮助居民做好全生命周期的财富规划，提供更加丰富的储蓄产品，畅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升财富管理专业能力，努力使广义的储蓄率仍然保持相对较高水平。这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着眼代际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一方面让更多老年人的房产入市，增加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使老年人变为有储蓄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减轻年轻人的住房负担，让年轻人的更多收入转化为储蓄，一并实现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构建“以房养老”模式、提高储蓄率等多重目标。　　第四，严密防范高风险因素积累爆发。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尤其是劳动人口迁移越发明显。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随着劳动人口外流，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民生支出增多，地方债务风险变大；同时，随着储蓄率下行，区域内的存款竞争更加激烈，一些中小银行存款成本变得更高，利差缩窄压力加大，对平稳发展形成挑战。大型银行要积极担当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务顾问，发挥专业优势，盘活存量资产，重整债务结构，提升综合财力，帮助中小银行提升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及数字化经营能力，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第五，积极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间早，经验教训多。中国仍是人口老龄化的后来者，很多应对措施还在探索阶段，需要通过开放，引进专业力量，学习先进经验。商业银行更要融入开放潮流，围绕如何完善从养老保障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到第三支柱的服务功能，从养老储蓄、养老服务到财富管理的业务链，从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到养老产业金融的生态圈等，积极向外取经，与外资合作，结合中国国情，提供创新方案，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实施做出应有贡献。　　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影响深远，牵动人心，需要商业银行积极作为，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将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业务机会和更好的宏观环境。

金融界2023-03-19

中国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在高杠杆和全球金融市场联动下，任何黑天鹅事件都可能导致局部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8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实力此消彼涨，对世界经济、文化、科技、安全、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高。　　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加。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经济、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稳定、粮食安全都构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贸易等领域的封锁、遏制和摩擦严重阻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有序重构，造成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02年的3.4％降至2023年的2.9％。美国经济增长2021年是5.9％，2022年放缓至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将放缓至1.4％，2024年进一步回落至1％。　　三是多种不确定性相互交织，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起，赤字规模居高不下等因素叠加，政策周期松紧转化，极易引发市场动荡和连锁反应，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相互交织，多目标约束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进退两难。　　自从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时间内利率快速上升，引发全球股债汇市场持续动荡。近日，硅谷银行破产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将持续考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政府的快速干预，未能有效缓解市场焦虑情绪，金融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恐慌情绪指数近日大幅上涨至30％左右的水平，创阶段性的新高。在金融体系高杠杆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下，任何黑天鹅事件都可能导致局部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　　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发展。对金融业务经营管理影响深远。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加速突破。3月15日，OpenAI发布了多模态、预训练大模型GPT4，在识图能力、文字输入限制、回答准确性等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提升。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金融服务突破了时空限制，提升了服务的可能性、效率和客户体验。与此同时，技术深度应用也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形成挑战由此带来的技术风险也日益凸显。比如，线上化转账等交易的便捷性将对流动性管理构成严重挑战，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快速扩散，更容易引发客户、市场情绪的升温发酵，在市场中出现更多的同买同卖、同涨同跌现象，加剧市场波动和共振。　　第二、坚持统筹发力，协同推进，积极应对全球不确定性　　尽管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总体看来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我们要更加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回归本源，尊重金融规律，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强化风险管理理念，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力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动能。　　一是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2022年，中国光大银行在资产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结构不断优化。光大银行支持制造业贷款余额接近4000亿，增幅超过20％，绿色金融贷款余额近2000亿元，增幅达到60％，在有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营成效的持续改善。　　展望未来，金融机构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守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支持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扩大内需，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国家安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支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强化风险管理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证。在当前，金融市场波动性显著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必须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吸取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风险事件的教训，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业绩观、风险观。　　近年来，光大银行持续深化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树立“人人都是第一道防线，人人都是最后一道防线，人人都是唯一一道防线”的理念。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坚持稳健经营、风险关口前移，统筹考虑发展与风险，统筹考虑资产与负债，统筹考虑表内与表外，统筹考虑境内与境外，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提高风险预见、预判和处置能力，以应对超预期事件带来的冲击。　　第三、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金融机构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融入数字经济，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科技为生产工具，以平台场景为生产方式，依托于数据深度挖掘，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强化用户思维，生态链接、敏捷协同、数据治理，提升客户体验。同时，要加快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现代化风控体系，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建设，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做好信息安全保护，防范好科技风险、数据风险、欺诈风险、模型风险、场景风险等各类新型风险，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唯我所用。在增强科技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避免为科技副作用所反噬。　　第四、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金融安全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在全球金融稳定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更要着力做好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累积以及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和跨境传染，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　　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我们将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监管要求，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履行好主体责任，为促进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和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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