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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脑科技韩璧丞：DeepSeek的兴起让中国年轻人更有自信

的。所以后来2014年我就来到了这个哈佛大学去读书，去学习这个神经科学，去了以后我到处找老师去问关于脑机接口如何编辑我们大脑，如何编辑我们思想，后来我有一个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脑机接口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样的容易，他说有一个医生叫菲利普，然后他也是对脑机接口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到处找人去做实验，比如说他找蒋老师，说蒋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做一个实验。蒋老师可能说做什么实验？他说蒋老师我要在你大脑上开一个颅，然后把电极放到你的大脑里面，然后你说话我去记录你这个大脑的信息，后来这个菲利普医生真找到了三个人来做这个实验，但是第四个他就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后来他就让他的医生在他的自己大脑里面做了开颅手术，然后放了两个电极，然后当他起来之后他自己走到实验室里面去记录了他自己大脑里面的这个信息，并且通过说话来去匹配人类语言和大脑信息的相关性。然后我们老师跟我讲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现在做脑机接口研究，你要做好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读书，我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招我，但是我后来有点想明白了。后来我也在到处找脑机接口的方向，直到就是遇到了一个学生，他也是MIT的一个本科生，他在之前做实验的时候把自己的右手给炸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他的右手其实是戴着一个钩子，后来他就跟我们一起天天做实验，我们的工程师跟他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后来大家想脑机接口既然可以读到人们大脑的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帮他做一个手，能够让他重新的生活。我们后来帮他做了一个非常简陋的手，那个手只能做非常简单的开和张，但是我们发现他非常喜欢，天天拿着这个手到处走，然后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大家看残联官网的数据会发现仅在中国肢体残疾的就有2400多万人，这部分人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看到这部分人，有这么多人他都在哪里这些人。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肢体残疾人，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残疾人，此时此刻现在都待在家里，包括我们最初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个人也去了大概几百个残疾人的家里，发现他们都不出门，每天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帮他做一个产品，能够让这些人从家里走出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但是这样就要解决神经信号采集和对外部机械控制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人的脑电是非常的复杂，因为人的大脑信号是一个正负50微伏的一个信号，大概什么概念呢？是一节5号电池的一百万分之一，这就是我博士第一年每天的生活，上面都是我，就是每天都要戴这个非常复杂的脑电设备，而且它需要抹导电膏，所以要洗头，洗完头之后再抹导电膏，然后采集脑电，做完实验以后再洗一次头，我以前每天做两次实验大概要洗四次头，所以我博士第一年基本上洗了800多次头。然后我妈就非常的好奇在哈佛大学读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有时差，结果问我你干嘛呢？我说我在洗头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我也在洗头呢，后来我妈相当一段时间怀疑我在勤工俭学给别人洗头。但是其实是在做这个脑机接口的实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把传感器做出来之后，我们又想知道这个神经信号到底能不能控制外部的机器人，所以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没有火的大概七八年前我们就在地下室里搭建了一套人形机器人，直接连接我们的大脑信号，我想去控制它，看看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机器人已经基本上能做出我想做的一些动作，虽然在当时也有很多的延时，后来我们花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一个团队就做一个事情，就是手，因为我们发现手是脑机接口里面最难的技术，我们如果去看美国对于脑机接口科研经费的支持，会发现相当大一部分会放在手，神经控制手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是人才当中最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通过直接采集人类大脑传递到残臂上的神经信息去控制这个手，这个视频里面的人叫倪敏成，是来自金华的一个用户，后来他也安装了我们这个手，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安装完这个假肢之后他几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后来这双手也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用意识直接去控制的，去做每一个手指动作的这个智能假肢，后来我们也在2018年正式的从美国带了一整个团队回到了国内，也落在了杭州，在杭州待了半年以后我们有一天突然从办公室走出去，发现我们门口的那条路的名字竟然就叫做钱学森路，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的感动，然后和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路的前面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像钱学森这样强的能力，这样厉害的工程能力，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像钱老一样做出一些非常重大的技术和一些影响。这款产品在2023年的亚残运会的开幕式上也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环节的一部分，就是点燃火炬，当时这个运动员叫徐佳玲，是一个没有左手的游泳运动员，当时我们帮她配装完假肢之后她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里面接火炬，并且点火炬，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这种大型会议上让一个残疾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当我们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工科的话都会把这个突破，我觉得DeepSeek的这轮兴起除了让这个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能做出非常好的技术以外。最近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我发现中国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开始对自己有非常大的自信，今天下午我也分享了，其实在我们公司我们有很多人崇拜马斯克，我最近发现很多人已经把他们桌面的屏保从马斯克改成了DeepSeek的梁文锋，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开始崇拜自己人了。比如说我们其实做脑机接口已经做了快十年了，我觉得我们跟马斯克的这家公司也一直在做研发。这是马斯克大概在两个月前发布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面说他希望在未来，在很远的未来能够让一个人做开颅手术，然后帮他把这个手换成机械手来去进行操作，因为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设备。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甚至都可以去弹钢琴，去写字、画画这样非常复杂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不会再去崇拜美国或者海外的技术，而是更相信自己努力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我们除了帮助做上肢以外，现在也帮助这些没有大腿的人去做神经控制下肢，我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有些人虽然没有脚也能跑跑跳跳，比如刀锋战士，但是大部分这些人都是脚部截肢，就截到脚。当真正截到大腿的时候这些人会失去他的运动能力，所以我们也帮他开发了一个能够让没有大腿的人重新生活的一个产品。甚至这个假肢还可以进行攀岩，这个就是在王石主席的大梅沙的攀岩墙上，当时45米高，我也试图爬了一下，我没有爬上去，但是我们残疾人佩戴了一个假肢成功地进行了攀岩。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我们的能力其实也非常小，就是一个团队在搞科研。但是我们希望用最好的技术去守护这些最普通的人群，希望能够让这2400万肢体残疾的人恢复正常生活。谢谢大家。

金融界02-22 15:30

彭博观点：特朗普猛批拜登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府时期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杰森·弗尔曼，最近发表了一篇对拜登经济学的深入批评。他指出了许多政策失误，也提到了少数成功之处。但他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所有选择都伴随着权衡。拜登政府认为可以投入数万亿美元而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结果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他们试图通过巨额补贴振兴半导体产业，但同时要求补贴接受者提供托儿服务、遵守严格的监管规定，并仅雇佣工会劳工。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建立一个绿色经济来拯救地球，而不会让任何人付出更多或减少消费。最终，经济在疫情后复苏了，但实际工资几乎没有提高，通胀风险回归，美国的债务更加沉重。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一些相同的错误。他们声称关税不会增加消费者或国内生产者的成本，至少从长期来看不会。他们还认为，只要减少监管并提高政府效率，就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并缓解债务问题。这些说法几乎不可能成立。确实，政府应该削减浪费和过度监管，某些减税政策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增加也不足以弥补税收损失，更不用说填补未来十年即将到期的庞大未偿债务。当然，政治人物承诺“免费的午餐”并不是新鲜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金融骗局或经济泡沫都源于一种神话：更高的回报可以伴随更低的风险。然而，最近这种“免费午餐”的信念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种流行的观念助长了这一幻想，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是，相比于刺激不足，提供过度经济刺激更好。第二种是，对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已经成为过去。 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耗资超过8000亿美元，但一些经济学家当时（甚至现在仍然）认为规模应该更大，认为经济复苏因刺激不足而变得不必要地缓慢。同时，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多年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额外债务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应导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但这些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政策制定者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花费多少、无论采取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会导致利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经济刺激，采取任何方式都没有成本。只要利率接近零，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毕竟，在近乎零利率的环境下，债务几乎没有成本，而且只要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似乎是值得的。然而，没有哪种金融环境会永远持续，包括近零利率。而债务，往往是长期存在的。低利率助长了这种幻想，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过去十年，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理念认为，更多的市场化政策和更自由的贸易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拒绝接受政策存在权衡的现实。新自由主义从不承诺经济会持续增长或完全避免失业，但总体而言，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多的赢家和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另一种观点——即减少国际贸易、尽可能刺激需求，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则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被告知，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多确定性、更高增长、更大财富，甚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拜登经济政策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增长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最终都需要付出代价。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成本和收益。换句话说，所有政策都涉及权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试图向你兜售什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黑天鹅随时飞出！美国前财长：美联储下一步将“加息” 中美关税战引爆通胀

税，并威胁要提高其他一系列关税。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彭博电视付费撰稿人，萨默斯表示：“在白宫出台政策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应对通胀。”他敦促美联储对价格压力保持警惕，并认为当前周期内可能不会进一步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2月1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重申了他上个月的信息，即在2024年最后几个月将基准利率下调1个百分点后，央行不需要急于降低利率。 “这不是一种可能性，但目前来看，美联储下一步的举措很有可能是加息，而不是降息，”萨默斯说。“对于任何成本冲击、任何破坏通胀可信度的言论、任何不负责任的财政措施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 2021年初，萨默斯警告称，美国前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加剧通胀，这让一些民主党同僚感到不安。他还批评美联储没有充分关注价格风险。鲍威尔在2022年3月承认，“事后看来，我们应该早点”加息。相比之下，拜登的团队继续为他们的做法辩护。前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认为，更大的错误是做得不够，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多年来受到创伤。如今，许多经济学家警告称，特朗普驱逐非法移民和加强边境管控的举措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关税上调还可能导致物价水平至少出现一次性上涨，甚至持续上涨。 1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就业人数增加143000人，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但萨默斯指出，修正后的就业人数比前两个月增加100000人，而旧金山联储根据天气因素调整后的估计显示，上个月就业人数增加200000人以上。 “这比经济通常能够吸收的速度要快，尤其是考虑到移民问题，”这位前财政部长表示。“因此，工资大幅上涨并不令人意外。”当月平均时薪较12月上涨0.5%，超过所有预测。他还指出，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通胀预期有所上升。周一，纽约联储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物价预期有所上升。

秉哥说市02-18 07:08

合成生物：下一个投资风口还是泡沫

一流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如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Ginkgo Bioworks、Amyris 等，这些机构和企业在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欧洲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产业基础，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亚太地区则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提升的科研投入，成为了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和产业化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在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合成生物在各领域的应用潜力（一）医药领域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领域的应用，犹如一场悄然而至的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着药物研发、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格局。在药物研发方面，传统的药物研发过程往往漫长而艰辛，从靶点发现到药物上市，平均需要 10 - 15 年的时间，且成本高昂，成功率较低。而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为药物研发带来了新的曙光。借助合成生物学，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实体或重新编程现有生物系统，加速药物发现过程。例如，利用合成生物学原理创建的生物传感器和遗传选择系统，能够将小分子或代谢物的输入转换为可筛选或可选择的输出，从而大大加快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CRISPR - Cas9 基因编辑技术更是在药物研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能够精确修改基因序列，生成新的细胞模型，并通过基因的敲除、下调、上调或突变来深入研究基因与疾病的关系，为药物研发提供了精准的靶点验证。在疾病诊断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通过设计和构建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实现对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快速、精准检测。这些生物传感器可以基于核酸、蛋白质、细胞等多种生物分子，利用生物分子之间的特异性相互作用，将生物标志物的存在或浓度变化转化为可检测的信号，如荧光、电化学信号等。例如，一些基于核酸适配体的生物传感器，能够特异性地识别肿瘤标志物，实现对肿瘤的早期诊断；还有一些基于细胞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对病原体进行快速检测和分型，为传染病的诊断和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细胞治疗作为合成生物学在医药领域的又一重要应用方向，为癌症、遗传性疾病等疑难病症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以 CAR - T 细胞疗法为代表的细胞治疗技术，利用合成生物的基因编辑技术改造 T 细胞，为其装备上能够识别肿瘤细胞的 “定位导航装置”—— 嵌合抗原受体（CAR），使得 CAR - T 细胞能够精确地识别并锁定体内的肿瘤细胞，并通过免疫反应释放多种效应因子，高效地消灭肿瘤细胞。自 2017 年首个 CAR - T 细胞疗法获批上市以来，该疗法已在多种血液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开启了癌症细胞治疗的新纪元。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家们还在不断探索和创新，研发出多种基于合成生物学的 CAR - T 细胞疗法 “改造方案”，如通过将合成受体添加到 CAR - T 细胞中，增强 T 淋巴细胞的活性并延长其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为 CAR - T 细胞安装 “基因开关”，精确调控 T 细胞中 CAR 的表达与抑制，从而实现对 CAR - T 细胞免疫治疗的可控性，进一步拓展了 CAR - T 细胞疗法的应用范围和疗效。（二）化工与材料领域在化工与材料领域，合成生物学正以其独特的绿色、可持续的优势，为传统化工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传统化工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依赖于化石原料，不仅面临着资源短缺和价格波动的风险，还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压力。而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为化工与材料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合成生物学通过对微生物的改造，能够将生物质等可再生资源转化为各种高附加值的生物基材料和化学品，实现了从 “石油经济” 向 “生物经济” 的转变。例如，聚酰胺（PA）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高分子材料，传统的生产工艺主要是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通过化学法制取。而借助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以玉米等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生物基聚酰胺。这种生物基聚酰胺不仅具有与传统聚酰胺相似的性能，还具有可再生、可降解、低碳排放等优点，为解决传统聚酰胺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科创板上市公司凯赛生物就是全球利用生物制造规模化生产新型材料的龙头企业之一，目前公司多项生物基材料已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其生产的生物基聚酰胺在纺织服饰、工程塑料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生物基聚酰胺，合成生物学还在生物可降解塑料、生物基纤维、生物基橡胶等生物基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羟基烷酸酯（PHA）等生物可降解塑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生物相容性，在包装、农业、医疗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优化微生物的代谢途径，提高这些生物可降解塑料的产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其商业化应用的进程。在化学品合成方面，合成生物学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许多传统的化学品合成过程需要高温、高压、强酸、强碱等苛刻的反应条件，不仅能耗高、污染大，而且生产过程复杂、成本高昂。而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通过设计和构建微生物细胞工厂，实现化学品的生物合成。这些微生物细胞工厂能够在温和的条件下，高效地将生物质原料转化为目标化学品，具有反应条件温和、能耗低、污染小、生产成本低等优点。例如，通过代谢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策略，研究人员已经能够在微生物中高效生产阿维菌素、青霉素、红霉素等多种抗生素，以及乙醇、丁醇、丙酮等生物燃料和化学品。（三）食品与农业领域合成生物学在食品与农业领域的应用，为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食品生产方面，合成生物学技术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食品生产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健康、可持续的食品。人造肉和人造奶的出现，就是合成生物学在食品领域的典型应用。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法，生产出与传统肉类和奶制品具有相似营养成分和口感的产品。例如，美国植物肉品牌 Impossible Foods 利用 DNA 合成、DNA 组装、遗传元件库建设以及基因线路设计等技术，改造优化巴斯德毕赤酵母菌种，将其生产的大豆血红蛋白添加到人造肉饼中，改善了汉堡的风味，使其在口感和外观上与传统牛肉汉堡几乎无异。Perfect Day 公司则通过人工改造酵母菌底盘，构建人造奶细胞工厂，生产出了与天然牛奶营养成分相似的人造奶。这些人造肉和人造奶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肉类和奶制品的需求，还能够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压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在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的生产方面，合成生物学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微生物发酵，能够生产出各种天然的香料、甜味蛋白和甜味剂，如甜菊糖苷、阿洛酮糖、柠檬烯、香兰素等。这些天然的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具有安全、健康、风味独特等优点，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例如，瑞士的 Evolva 公司与嘉吉公司合作开发的发酵来源甜菊糖苷，与国际香精香料公司（IFF）合作开发生产香兰素，为食品行业提供了更加优质、天然的调味选择。在农业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增强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基因编辑等技术手段，科学家们可以对农作物的基因进行精准改造，加快农作物驯化和育种的速度，使其获得更高效的能源利用率、对不良环境有更高的抗性。例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家洋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构建了异源四倍体野生稻的快速从头驯化策略，可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作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为作物育种开辟了新的方向。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的高彩霞团队多次将引导编辑、碱基编辑等工具用于植物的基因编辑，提高农作物的抗除草剂等性能，从而实现增产目标。此外，合成生物学还可以通过改造微生物来进行生物施肥和生物防治。例如，通过改造土壤中的微生物，使其能够更好地固氮、解磷、解钾，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或者利用微生物生产生物农药，替代传统的化学农药，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的危害。麻省理工学院 Christopher Voigt 团队使用谷物内生菌株 Rhizobium sp.IRBG74 作为底盘细胞，通过引入类球红细菌和产酸克雷伯氏菌的重组基因簇来赋予底盘细胞氮素酶活性，为生物施肥提供了新的思路。合成生物投资现状与案例分析（一）投资热度与趋势近年来，合成生物学领域凭借其在多个产业的巨大应用潜力，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从投资金额来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据美国合成生物学媒体 SynBioBeta 统计，2021 年，全球合成生物学投融资金额达 180 亿美元，相当于过去 12 年的总和。在中国，合成生物学投融资也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据摩熵咨询统计，2015 - 2024 年 7 月，中国合成生物共发生投融资事件 591 起，投融资总金额超 909 亿元，其中 2021 年融资总金额达最高约为 265 亿元。在投资轮次方面，早期阶段的项目更受青睐。以中国市场为例，A 轮及以前融资事件数量占总事件数量的 68%，投融资轮次主要集中在天使轮和 A 轮，分别发生 123 起和 264 起，融资金额分别为 15 亿元和 234 亿元。这表明投资者对于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潜力持乐观态度，愿意在早期阶段布局，支持具有创新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初创企业。从投资机构分布来看，众多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入局。红杉中国、高瓴资本、鼎晖资本、君联资本等头部投资机构参与了大量的投融资事件，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资本布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杉中国以投资 28 家创新企业领跑，IDG 资本以 27 家投资紧随其后。同时，产业引导基金和高校科研基金也在积极布局，如深圳天使母基金、四川发展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上海科创集团、上海生物医药基金等，以及以水木创投为代表的高校科研基金，都在 2024 年有出手投资合成生物学企业的动作。（二）成功案例分析凯赛生物作为国内首家合成生物学产业化企业，无疑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一颗璀璨明星。公司专注于合成生物学研发和生产，产品涵盖生物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在生物法长链二元酸的产业化方面，凯赛生物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突破，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供应商，成功逼退化学合成法长链二元酸生产商英威达，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产品生物基长链二元酸于 2018 年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并于 2021 年通过复核。凯赛生物的商业模式构建了从 “基因工程 - 菌种培育 - 发酵过程 - 分离提纯 - 改性聚合 - 应用开发” 的全产业链，覆盖从上游菌种到下游产品应用开发的各个环节，这种全产业链模式使其在成本控制、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技术优势上，公司创始人刘修才博士 2011 年入选 “世界上 100 名对生物能源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我国生物法发酵生产维生素 C 的奠基人，为公司的研发实力提供了坚实保障。公司不断投入研发，持续优化菌种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收率和质量。市场表现上，凯赛生物自上市以来，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尽管股价有起伏，但长期来看，展现出了良好的增长潜力。2023 - 2025 年，招商局拟从公司采购生物基聚酰胺树脂的量分别为不低于 1 万吨、8 万吨和 20 万吨，此次合作将有望加快公司生物基聚酰胺材料的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业绩表现。目前公司 50 万吨 / 年生物基戊二胺、90 万吨 / 年生物基聚酰胺等项目稳步推进，为后续生物基复材推广提供保障，成长空间广阔。华恒生物也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成功典范。公司主要从事氨基酸及其衍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凭借合成生物学技术，在丙氨酸系列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其商业模式聚焦于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实现氨基酸的高效生产，并通过不断拓展下游应用领域，提高产品附加值。在技术上，华恒生物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专利，通过对微生物的代谢途径进行精准调控，实现了丙氨酸等产品的低成本、高效率生产。在市场表现方面，华恒生物上市后，业绩持续增长，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司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获得了广泛认可，还远销海外，与众多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出色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获得了投资者的高度认可，股价稳步上升，为投资者带来了良好的回报。（三）失败案例分析 Amyris 曾是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明星企业，成立于 2003 年，且成立之初就获得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4200 万美元的资助。然而，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却在 2023 年 8 月上旬申请破产，其失败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Amyris 早期将目光聚焦于生物燃料赛道，选择 “法尼烯” 作为核心产品。但经过两三年的商业实践，这一业务最终失败，公司股价也从 2011 年高峰期的 500 美元左右 / 股跌落到 2012 年 30 美元左右 / 股。生物燃料业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对市场需求和技术难度预估不足。生物燃料的生产面临着成本高、技术不成熟以及与传统化石燃料竞争激烈等问题，而 Amyris 在技术商业化过程中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导致项目失败。在生物燃料业务失败后，Amyris 将业务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香精、美容、清洁业务。经过 10 多年发展，虽研发并商业化了 13 种合成生物原料，应用到下游 3000 多个品牌产品配方中，还布局了 12 个下游消费品牌，但依旧未能摆脱困境。一方面，公司在品牌运营上过度扩张，在短期内未能明显增加公司收入的情况下，消耗了大量现金流，增加了亏损和负债。例如，公司推出多个名人支持的品牌，在品牌推广上投入巨大，但品牌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公司在业务转型过程中，忽视了其核心优势 —— 生物技术制造，没有充分发挥其在合成生物学技术上的积累，导致产品竞争力不足。从 Amyris 的失败中，投资者可以汲取以下教训：一是在投资合成生物学企业时，要关注企业的选品策略，确保产品具有市场需求和商业可行性，避免投资那些对市场需求预估不足或技术难度过高的项目；二是要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战略规划，确保企业在业务扩张时，能够保持核心竞争力，合理控制成本和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要关注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和财务管理能力，避免投资那些财务状况不稳定、现金流紧张的企业。合成生物投资风险与挑战（一）技术风险尽管合成生物学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技术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目前，合成生物学在基因编辑的精准度、代谢途径的优化以及生物系统的复杂性调控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基因编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脱靶效应，导致非预期的基因突变，从而影响生物系统的正常功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据相关研究表明，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在某些情况下，脱靶率可高达 10% 以上，这给基因编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合成生物学的技术迭代速度较快，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投资的企业或项目能够及时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否则很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然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且具有较高的失败风险。对于一些初创企业或小型企业来说，可能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研发压力，从而面临技术落后的风险。（二）市场风险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合成生物学在多个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大部分产品仍处于研发或市场推广阶段，尚未被市场完全接受。消费者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可能会对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以人造肉为例，尽管人造肉在环保、健康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由于其口感和传统肉类存在一定差异，且价格相对较高，目前市场接受度仍有待提高。据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人造肉在全球肉类市场的份额仅为 1% 左右，市场拓展空间巨大，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市场竞争激烈也是合成生物学投资面临的一大风险。随着合成生物学市场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资本涌入该领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仅有传统的生物技术企业，还有众多新兴的合成生物学初创公司，以及一些跨界进入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资金、市场渠道等方面各有优势，竞争格局复杂。在化工与材料领域，传统化工企业凭借其在生产工艺、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与新兴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传统化工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试图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给新兴企业的市场拓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产品商业化难度较大也是市场风险的重要体现。合成生物学产品从研发到商业化生产，需要经历多个环节，包括技术研发、工艺优化、生产放大、市场推广等。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产品商业化进程受阻。例如，在生产放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产量不稳定、质量控制困难等问题，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据统计，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商业化成功率仅为 20% - 30% 左右，这意味着大部分投资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三）政策与法规风险合成生物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其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合成生物学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这给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市场拓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些国家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审批标准较为严格，审批周期较长，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的产品上市时间推迟，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市场风险。欧盟对转基因生物的监管较为严格，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审批程序复杂，这使得一些涉及转基因技术的合成生物学企业在欧盟市场的拓展面临较大的障碍。政策的变动也可能对合成生物学企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政府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调整和完善。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适应政策的变化，可能会面临合规风险，甚至被要求停产整顿。例如，若政府对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安全性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可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进行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以满足新的标准，否则将无法继续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四）伦理与社会风险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争议和社会问题，这对投资也会产生间接影响。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应用，可能会引发关于人类遗传多样性、“设计婴儿” 等伦理争议。这些争议不仅会影响公众对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接受度，还可能导致政府出台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限制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2018 年中国发生的 “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也促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生殖领域应用的监管。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安全性和环境影响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合成生物学产品被证明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可能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抵制，从而对企业的声誉和市场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例如，一些合成生物学制造的微生物可能会逃逸到自然环境中，对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若此类事件发生，不仅会影响相关企业的发展，还可能导致整个合成生物学行业受到负面影响，投资者的利益也将难以保障。投资策略与建议（一）关注技术创新能力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企业的研发团队，一个优秀的研发团队应汇聚生物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专业人才，具备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弈柯莱生物在成立之初，就组建了一支由多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行业资深经验的科学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团队成员在基因编辑、代谢工程等关键技术领域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公司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技术专利是企业技术实力的重要体现。拥有大量核心技术专利的企业，不仅能够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还能通过专利授权等方式获取额外的收益。截至 2024 年，凯赛生物已拥有授权专利 200 余项，其中多项专利涉及生物基材料的关键生产技术，这些专利为公司构筑了强大的技术壁垒，有效保护了公司的技术创新成果。研发投入也是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能够确保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探索和创新，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华恒生物在研发投入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比例，近年来，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稳定在 5% 以上，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在氨基酸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二）评估市场潜力与商业模式准确评估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投资者需要深入研究目标市场的规模、增长趋势、消费者需求等因素。以人造肉市场为例，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人造肉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人造肉市场规模将以每年 20% 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为投资人造肉领域的合成生物学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清晰的市场定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企业应明确自身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针对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提供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一些专注于高端医疗领域的合成生物学企业，通过研发高精度的基因诊断产品和个性化的细胞治疗方案，满足了高端医疗市场对精准医疗的需求，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投资者应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能够实现盈利，以及盈利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例如，一些合成生物学企业采用 “技术平台 + 产品管线” 的商业模式，通过向其他企业提供合成生物学技术平台服务，获取收入，同时利用自身技术平台研发自有产品管线，实现多元化盈利。这种商业模式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还能通过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售实现双重盈利，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三）分散投资与长期投资合成生物学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单一投资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应采取分散投资的策略，将资金投向多个不同的合成生物学企业或项目，以降低整体风险。可以选择投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应用领域的企业，如同时投资专注于医药领域的初创企业和在化工材料领域已经取得一定市场份额的成熟企业，通过分散投资，平衡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商业化，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因此，投资者应具备长期投资的理念，耐心等待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成熟。以 Ginkgo Bioworks 为例，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于 2021 年成功上市，成为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早期投资 Ginkgo Bioworks 的投资者，通过长期持有，获得了显著的投资回报。在长期投资过程中，投资者还应密切关注企业的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定期跟踪企业的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推广情况、财务状况等，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对投资组合进行优化和调整，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总结与展望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门极具潜力的新兴交叉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多个行业的发展格局，展现出了巨大的投资价值。从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药物研发、精准诊断和细胞治疗，到化工与材料领域的绿色可持续材料生产，再到食品与农业领域的人造肉、人造奶以及农作物品种改良，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范围广泛，为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市场前景极为广阔。然而，如同任何新兴领域一样，合成生物学的投资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技术上的瓶颈、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以及伦理社会方面的争议，都可能对投资收益产生影响。Amyris 的破产案例警示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进行投资时，应密切关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选择那些拥有强大研发团队、丰富技术专利和持续高额研发投入的企业；同时，要深入评估企业产品的市场潜力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确保投资具有良好的回报前景；此外，分散投资和长期投资策略也是降低风险、获取稳定收益的关键。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完善，合成生物学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创新应用，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医疗领域，合成生物学可能会推动更多个性化、精准化的治疗方案的出现，为攻克各种疑难病症带来新的希望；在能源领域，合成生物学有望开发出更加高效、环保的生物能源，缓解全球能源危机；在农业领域，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培育出更多适应气候变化、高产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这些潜在的发展方向，都将为投资者带来丰富的投资机会。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投资者需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分析能力，在把握投资机会的同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才能在这个新兴领域中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相信在技术创新和资本的双重推动下，合成生物学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发展篇章，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融界02-16 13:32

马斯克爆料政府腐败黑幕！民主党人指控：中国“头号傀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同。据报道，在担任联合国大使后，她担任哈佛大学教授每年可赚47.1万美元，在雀巢、谷歌和瑞银等大公司演讲可赚35.1万美元，此外还有100万美元的图书版税。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投资持有量增加1173万美元。ZeroHedge写道：“如果不得不猜测的话，美国政府效率部门通过Palantir的情报机构(包括人工智能)获取来自财政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的信息，将很快揭开隐藏在多层组织迷雾中的腐败行为。” 香港《南华早报》(SCMP)消息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周二利用有关中国在拉丁美洲港口投资的听证会，严厉批评马斯克，并警告共和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计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来源:SCMP) 文章提到，马斯克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和拆除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招致人们的鄙视，因为他领导了特朗普削减政府浪费的运动。 7月份，包括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在内的两党参议员达成协议，再次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霍利当时说：“国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国会议员没有理由利用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的信息来牟利。 ”

颜辞02-12 09:38

美国学者称，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已引发宪法危机

上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戈德史密斯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曾在小布什政府的司法部任职。鲍尔则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法律顾问。他们长期研究宪法第二条（即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他们指出，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在某些方面确实呈现出测试法律理论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更像是一项更广泛的计划，即通过蔑视法律的方式，在实践中召开一场‘微型宪法大会’，以全面‘修订’宪法第二条。”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2 00:01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

断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问题无穷无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为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向加拿大TVO主播史蒂夫·派金(Steve Paikin)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左派迷失了方向，比尔·克林顿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以及左派如何需要重新获得一种新型的身份政治，并恢复所有那些在经历了30年“超全球化”之后感到被遗忘的人的尊严感。【延伸阅读】大西洋月刊：民主党如何赢回工人阶级？纽约时报：左派误入歧途 —— 两位世界顶级思想家的对谈溪边愚人：民主党的失败，从30年前就开始了本文为加拿大安大略电视台 (TVO)于2025年1月27日播出的主播史蒂夫·派金对迈克尔·桑德尔访谈的文字记录。迈克尔·桑德尔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哲学家，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在网络上流行的哈佛大学公开课“正义论”和他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桑德尔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正义论”课程，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参加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它也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免费面向公众开放的课程，全球有数千万人在线上学习了这门课。2011年，桑德尔因此在中国还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中国新闻周刊》）。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tO2L_ydO7A 迈克尔·桑德尔：左派是如何为川普铺平道路的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编：新约客 “问题在于不满，蠢货！” 派金：民主党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曾说：“问题在于经济，蠢货！”好吧，为了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和川普的第二任期，我们今晚的嘉宾可能会这样描述：“问题在于不满，蠢货！”。欢迎迈克尔·桑德尔回来。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新版《民主的不满》，合著有最新一期《平等的意义和重要性》。他现在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加入我们，这里位于波士顿以西，是宇宙的中心。桑德尔教授，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的节目。今晚您过得怎么样？桑德尔：我很好。很高兴再次和你在一起，史蒂夫。派金：谢谢。川普的第二任期已经过去一周了。在此期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现任的民主政府要么失败，要么肯定看到其选票份额减少。您如何描述我们集体政治历史中的这一时刻？桑德尔：这是民主的危险时刻，也是中左翼似乎在政治上筋疲力尽的时刻，但在意识形态上也需要重新思考其使命和目的。我认为，川普能够赢得白宫第二任期的部分原因是民主党失去了活力、使命感和目标感，尤其是疏远了曾经构成民主党主要支持基础的工人阶级选民。派金：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回应，因为我和其他人一样仔细地关注了总统竞选活动。你知道，我们不是被告知卡玛拉·哈里斯让美国政治重获欢欣吗？她的所有集会都充满了热情。民主党似乎并没有脱离现实。实际上，在拜登离开、哈里斯参与大选后，他们似乎重新获得了一些活力。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桑德尔：嗯，确实如此。在拜登糟糕的辩论表现暴露出年事已高和身体虚弱之后，她确实为竞选注入了活力。但事实证明，这种活力是短暂的，因为虽然它一度鼓舞了士气，但并非基于对民主党所能提供的东西的任何根本性反思，尤其是对工人阶级选民，他们面临近五十年的工资停滞和精英阶层对他们俯视的感觉。史蒂夫，民主党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与不满情绪的人对话，就是那批对民主的不满意的人。我敢说，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中左翼政党都是如此。不满情绪，就是川普能够利用的愤怒和怨恨。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需要弄清楚它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达它。走进新时代：川普时代派金：我们记得2016年川普赢得第一任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只是个特例。这只是个侥幸。他没有赢得多数选票。只是选举团的投票结果让他最终获胜。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又回来了。那么，当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新时代？桑德尔：是的。这个新时代的名字还有待观察。目前，它的名字是川普时代。因为事实证明，正如你所说，他在2016年的当选并不是侥幸。乔·拜登表现出色，许多人认为他是理智、体面、主流政治的恢复。但回想起来，我认为拜登时代可以被视为川普时代的一个空白期。现在，历史学家是否会用这样的描述来描述这一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在反对派中能做些什么，重新考虑它向公众提供的服务，重新考虑它的经济计划，以及如何表达这个时代的愤怒、担忧和焦虑。民主的不满派金：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您在这些观察上是多么的超前。为此，我们将回溯近30年前。我想引用一下您《民主的不满》(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的第一版。《民主的不满》第一版（1996，左）与新版(2022) 您是在1996年写的：“当代政治对主权国家和主权自我提出了质疑，这很可能会激起有些人的不爽，他们会消除模糊性，巩固边界，强化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区别，并承诺一种政治：夺回我们的文化，夺回我们的国家，以复仇的方式恢复我们的主权。” 嗯，对很多人来说，1996年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时期。冷战结束了。民主资本主义几乎表明它已经占了上风。弗兰克·福山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终结（诚然，结尾处有一个问号），但你还是明白我的意思。30年前你就不这么乐观。为什么呢？桑德尔：首先，谢谢你回忆这段话，史蒂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和平与繁荣之下，在人们狂妄自大之下，我们版本的民主资本主义已经获胜，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在这种乐观主义和狂妄自大的背后，正是不满的根源，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控制支配他们生活的力量。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感，对自治计划的担忧，是担忧的一个根源。另一个是，我们周围的道德结构，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正在瓦解。因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觉得自己的声音不重要，在塑造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方面没有有意义的发言权，失去了社区。这些都是对民主不满的明显根源，尽管当时还不成熟。现在，我们醒来发现，这个世界中那些不满的根源已经固化为愤怒和怨恨，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驱动或“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的实施方式、它造成的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近几十年来赢家和输家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有关。主流政党，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以及我想说许多民主国家的主流中左翼政党实际上是该版本的全球化和放松管制最热情的支持者。然后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然后我们进行了银行救助，我认为这就是愤怒固化的原因。民主党和中左翼政党还没有想出如何应对这种愤怒。川普已经想出了，即使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真正解决潜在的不平等和人们被精英们瞧不起的感觉。派金：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来自您的隔壁州，他对民主党为何不断失利的解释是这样的：“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抛弃了他们，这应该不足为奇。”您同意参议员桑德斯的观点吗？桑德尔：我认为他说得对。我认为，民主党通过拥抱市场必胜信念，将其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这始于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他们明确指出，政府才是问题，市场却是解决方案。但即使在中左翼政党取代他们登上政坛之后，美国的比尔·克林顿（新民主党）、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这些里根时代的中左翼继任者所做的是，他们软化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的锐角。但他们从未挑战市场信仰的基本前提，即：市场机制是定义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我们从未真正就市场的作用和影响范围展开过辩论。相反，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坚持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这一切都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全球化。然而，它却被描述为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力量。因此，人们不仅感到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他们的声音并不值得重视。没有人征求普通民众的意见。我们并没有辩论这套新的经济安排和金融业放松管制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所以，我认为民主党一直是民粹主义者反对这些安排的主要目标。派金：我想，你可以把加拿大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也加到中左翼的行列中，因为他与比尔·克林顿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你会建议他们不要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停止全球化吗？因为30年后，你不知道会有什么麻烦等着你。桑德尔：嗯，这取决于你对全球化的定义。如果你指的是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那是一件好事。一般来说，贸易是一件好事。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那些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降低关税，当时关税已经很低了。它们主要是为了执行某些知识产权制度，以便迪士尼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为米老鼠申请专利。药品专利将延长，以防止仿制药制造商生产药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内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错误在于我们那种全球化，它从根本上抹黑了国家共同体，剥夺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而民族国家是让公民发出声音的主要载体。因此，人们坚持资本自由流动，不受监管。这导致了各种金融不稳定。这个体系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它确实实现了大部分承诺。问题是，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流向了前10%或20%的人。至少在美国，底层的一半人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实际工资停滞。因此，收益分配不公平。然后，当放松管制导致金融危机时，当同样的政治参与者拯救华尔街却让普通房主自生自灭时，普通公民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由的另一个维度派金：让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我与某人的一次谈话。他说：川普获胜让我感到羞愧，我受不了他。但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从中得到的信息是，他们需要更加关心人民，桑德尔教授，你正在谈论的，而不是太担心我们使用什么代名词的称谓，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问题是，民主党的失败有多少是与所谓的身份政治有关的？桑德尔：我认为身份政治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我们有时过于尖锐的切割、过于明确地划分经济问题和身份或文化问题。原因如下。史蒂夫，所有政治，几乎所有政治，最终都涉及到相互竞争的身份概念。成为公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共同义务是什么？因此，身份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在全球化时代，有一个信息，一个关于身份的隐性信息，超越了“觉醒”的词汇。这个信息是这样的。你记得，我们被告知，当时真正的分歧不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分歧。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你挑战金融放松管制、资本流动和超全球化，你就有点思想封闭。你想让我们与世界隔绝吗？封闭，最好的情况下等同于狭隘主义，最坏的情况下等同于偏见。而开放，则支持自由资本流动、自由贸易协定、放松管制、金融崛起等。因此，即使是关于全球化经济的辩论，也隐含着这种特定的身份观。国家边界不那么重要。爱国主义，这是右翼人士谈论的话题。我们不想真正讨论跨境移民流动，因为我们现在有点相信边界不重要，而从言外之意来看，如果边界不重要，国家身份也不重要。但共同的公民身份呢？所以，经济和身份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认为民主党人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接受了某种身份观，这种身份观抹杀了人们的归属感，抹杀了人们融入自己世界的愿望，抹杀了人们对公民身份重要性的认识，抹杀了我们对彼此负有共同义务的认识。因此，我认为民主党人将爱国主义和社区意识的种子播撒到右翼，而不是重新诠释爱国主义、社区意识和团结的意义，为进步政治提供依据，这是一个错误。派金：他们难道没有尝试这样做吗？我的意思是，自由这个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随处可见。为什么它没有奏效呢？桑德尔：自由是被民主党提及，但我认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个人主义。美国人，尤其是民主党人，在这次竞选中，所指的自由实际上是指选择的自由。现在，在关于堕胎限制的辩论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有力而合法的问题。这是民主党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援引的自由的核心含义。但自由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概念，超越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我们作为同胞共同商议自治、商议适合我们和这个社区的目的和目标时，我们所享有的自由。你可以称之为公民自由，而不是个人选择自我的自由，后者常常被同化为一种消费主义的自由。民主党，我想说的是整个美国政治，都很难保持与更强烈的公民自由概念的联系，这种自由与分享、社区和自治联系在一起，并追问：什么是有利于自治的经济安排？这也是关于自由、关于公民自由的辩论。我们常常忽视自由的这个维度，史蒂夫。 “富豪民粹主义” 派金：你一定还记得，在拜登执政期间，俄亥俄州一个叫东巴勒斯坦的小地方发生了火车脱轨事故。你知道，联邦政府对那里发生的灾难的响应是否积极，引起了很大争议。那是一个红州。受影响的人就是你现在谈论的那类人。我想在这里提出著名播客主持人乔·罗根对现任副总统 JD·万斯的一段采访，这确实表明了我们年轻时的共和党如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万斯和罗根的片段，我们回来再聊另一边。谢尔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播放吧。万斯：所以我谈到了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 Ohio)的火车灾难，你知道，铁路公司讨厌我，因为我事后对他们发起了讨伐。我意识到，想想这场灾难的所有代价。想想医疗保健费用、失业人员的福利费用、社区房价下跌，所有这些费用都由社区承担，而铁路公司却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罚款。我突然想到，他们之所以没有更严肃地对待这些火车事故，是因为他们将奖励私有化了。但是，当发生重大火车事故时，谁来买单呢？是当地居民和美国纳税人。而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句话本来可以从（独立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嘴里说出来。我想知道，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和贵国最左翼的参议员之一似乎在这种事情上看法完全一致，这是否说明今天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桑德尔：嗯，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史蒂夫，听听万斯的发言。看到他在那个片段中的表现，人们几乎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你所强调的是，民粹主义有多种分支，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自2016年以来，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从历史上看，它与对精英阶层、不负责任的公司权力的抨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与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混杂在一起。这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新特征。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民粹主义的早期。左翼民粹主义也曾出现过。伯尼·桑德斯现在代表了这种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也关注大公司（这里指的是铁路公司）不负责任的集中权力。我会将问题扩展到当今的科技公司。但它并不像川普的一些政治诉求所追求的那样，带有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色彩。因此，这种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确实代表了万斯和MAGA运动这一派别的背离，背离了传统的主流乡村俱乐部、共和主义，后者主要支持大企业。因此，对于MAGA运动来说，真正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发展这种对集中经济权力的民粹主义批判，还是仅仅在选举时使用民粹主义言论，但以一种“富豪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这就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他唯一真正的成就是大规模减税，主要针对富人和大公司。这就是富豪民粹主义。你看到了就职典礼的场景吗？派金：看到。桑德尔：在川普身后，在他的家族旁边是科技巨头，从埃隆·马斯克到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场景。这些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想要挑战，并要求他们承担民主责任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大亨。所以看看这将如何展开会很有趣。MAGA运动中这两个流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派金：确实如此。那次就职典礼上，每平方英寸的亿万富翁数量似乎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次都多。有时，小事件或小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大故事。你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希望你能讲完你在佛罗里达度假时的故事，你上了电梯，与一位来自爱荷华州的女士进行了一段非常简短的交谈，爱荷华州是美国中部红州，是川普的领地。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从那里继续讲吧。桑德尔：她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波士顿。她说：嗯，我来自爱荷华州。你知道，我们爱荷华人也阅读的。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说我来自哈佛。我没有说我是教授。我只说了波士顿。然后，当她走出电梯时，她回头说：我们不太喜欢沿海地区的人。史蒂夫，这让我们回到了我们关于身份政治的谈话。这并不是关于“觉醒”身份，这是关于许多人的感觉，许多劳动人民，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或美国中部的人，他们认为，沿海精英、有资格的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看不起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功绩暴政”(tyranny of merit)，许多全球化赢家的感觉不仅满足于胜利，而且还想声称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衡量他们功绩的标准。有趣的是，她说，我们在爱荷华州也可以阅读，这表明对精英的怨恨不是针对那些从事商业或富有的精英，比如川普就很富有。这是对资历精英、功利精英的不满，很多人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所以，总结一下，市场驱动的超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差距。但在同一时期，成功人士的精英傲慢造成了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的政治有害，使我们两极分化。我认为，这种认识应该成为一项大胆的民主复兴计划的起点，我希望这项计划能够为进步政治下一个新的定义，一个更有活力的定义。派金：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因为她当然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她完全一样。你是否希望自己能多和她说一会儿，说，嘿，女士，我感受到你的痛苦和命运。事实上，我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书。我和你一样。我想你没有机会说这些。桑德尔：我没想得那么快，但如果我的反应有那么快，我会说，我不怀疑你在爱荷华州能读书。我想给你一些书读。我介绍你读《功绩的暴政》。我明白你的意思。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派金：完全正确。好吧，让我们来结束这个话题。显然，美国红州的人有种感觉，认为沿海地区的精英人士傲气凌人，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最大的输家。我希望您能开出药方，告诉我们如何开始恢复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关系，让红州和蓝州能够重新对话，让那些觉得自己被看不起的人能够重拾尊严，让美国人能够停止这些文化，即使不能停止，至少也要减少文化战争。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桑德尔：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改变政治言论开始，同时也要改变政治计划，不要再说解决不平等和工资停滞不前的办法是，如果你在挣扎，就去获得一个大学学位来提高自己。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四年制学位。因此，如果去制造一种经济理论，要求每个人都去获得大学学位，这个说法是愚蠢的，这使得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的必要条件是：拿个四年制学位，大多数人无法做到这个。因此，我将把政治争论的术语转向尊重和恢复工作的尊严，让生活更美好，尊重和认可每一个通过他们的工作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他们养育的家庭，他们服务的社区，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声望很高的证书。这将是一个起点。我认为我们还必须重塑公民社会。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最具腐蚀性的影响之一是，我们越来越过着分离的生活，几乎是一种阶级隔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教育有关。民主并不要求完美的平等。但它确实要求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背景、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遇。因为这是我们学会协商和容忍差异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关心共同利益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重建那些阶级混合机构、公共场所和公共空间，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即使是无意中，比如在体育场、图书馆、公共交通或我们孩子玩耍的公园里，谈论我们对棒球的共同热爱，而不是选择退出，去私人健身俱乐部，脱离公共场所。因此，史蒂夫，我认为，为共享的民主生活方式重建公民基础设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开始弥合分歧，并使我们至少不时能够相互交谈。派金：这真是太明智了，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我本来想说，如果你看看50年前芬威球场(Fenway Park)的录像，你会发现富人和穷人坐在一起看台上，而现在，富人坐在他们的包厢里，低收入者根本不再去看比赛了，因为即使坐在外场也要75美元，这肯定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是的，你说得对，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迈克尔·桑德尔，我们一直很感激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与我们分享你的智慧。谢谢你接听我们的电话，下次见。谢谢你，先生。桑德尔：谢谢你，史蒂夫。真的很感激。 *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9 00:00

中美突传激进法案！美国拟下载DeepSeek面临最高20年监禁、1亿美元罚款

”。 (来源:Yahoo News) 哈佛大学AI研究员本·布鲁克斯(Ben Brooks)将该法案描述为“AI领域最激进的立法行动”，任何进口中国开发的“技术或知识产权”的人将被判最高入狱20年，个人罚款最高可达100万美元，公司罚款最高可达1亿美元。 Futurism报道，不用说，这一切都非常极端，可能会毁掉该法案：该法案于上周被搁置，这在实践中通常意味着一项拟议的新法律已经失去了立法动力。“尽管如此，该法案表明，在DeepSeek崛起以及上周引发的美股巨额抛售之后，立法者中存在相当大的恐慌，”文章续称。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霍利直言不讳地批评前几届政府对AI政策的处理。2024年，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批评了AI监管的缓慢进展，并呼吁对中国获取尖端技术进行更严格的限制。目前，美国国会正拼命将中国排除在外，以维护美国的市场利益，沃伦等持不同观点的议员都认为，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在2022年开始实施对华AI芯片出口禁令之前行动不够迅速。《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获得的霍利和沃伦在致国会的一封上诉书中写道：“多届政府在企业利益的驱使下未能及时更新和执行我们的出口管制。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来源:Washington Post) 本月初，DeepSeek证明只需使用极小一部分资源，便可达到OpenAI顶级AI聊天机器人的性能，这引发了人们对华尔街可能支付过高价格的担忧。立法者认为，中国的AI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美国企业仍在因突然出现的激烈竞争而感到震惊，这场竞争导致美国企业市值损失逾1万亿美元。霍利和沃伦是越来越多寻求加强对中国出口管制的议员之一，旨在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等公司获取关键AI芯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周会见了总统特朗普，就在几天前，英伟达创下历史上公司单日亏损最大的纪录。目前，会议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一位发言人告诉路透社，“黄仁勋和特朗普讨论了加强美国技术和AI领导地位的重要性”。特朗普告诉记者：“我不能说会发生什么。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议。” 考虑到TikTok禁令仍在实施中，各方不断争论不休，似乎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意愿彻底禁止美国人使用DeepSeek。该禁令源于国家安全担忧，已于去年在国会通过，但由于特朗普对该禁令(他最初支持该禁令)的新反对，该禁令仍悬而未决。

圈内人 2评论02-08 10:26

先锋集团 Vanguard

经历 Tim Buckley CEO 哈佛大学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 自1991年加入先锋集团，担任过多个高级管理职位，包括首席投资官等。 Anne Robinson 总裁不详在先锋集团工作超过25年，曾领导退休计划服务部门。软件介绍软件名称 Vanguard客户端功能账户管理：实时查看账户余额和交易历史。投资组合分析：提供投资组合的表现评估和风险分析。交易功能：支持在线买卖基金、ETF等。教育资源：提供投资建议和学习资源。退休规划：帮助客户规划退休策略。优点低成本：先锋的基金费率低，降低投资者的成本。用户友好：界面简洁，操作直观。多平台支持：iOS、Android、网页版都可使用。自动化投资：通过智能工具提供资产配置建议。技巧利用工具进行投资组合的定期审视和再平衡。学习并使用教育资源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使用退休规划工具设定和调整退休目标。下载地址 iOS: Apple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联系方式类型详情官方网站 www.vanguard.com 客户服务电话 1-877-662-7447 电子邮件未公开社交媒体 Twitter: @Vanguard_Group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05 00:12

美国上次这样做,导致了战争 | 逐句批驳川普”出生公民权”行政令

ellowship）。迈斯特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早年从事律师工作，后来转向媒体领域，以更直接地影响公众讨论。其著作《请允许我反驳：黑人宪法指南》(Allow Me to Retort: A Black Guy’s Guide to the Constitution)挑战传统的宪法解读，以幽默和犀利的辩才对美国司法体系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那些用宪法作为工具巩固现状、限制社会进步的观点，他阐述了宪法被滥用的方式，提出从更平等、公正的角度去理解和应用宪法的建议，激励读者思考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本书在美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在法律、社会正义和政治领域引发了重要讨论。 “信息正义”上周刊发的《美国，活该》也出自埃利·迈斯特尔的手笔。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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