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市场分析人士警告：特朗普施压“金砖国家”坚持美元主导地位或引发反效果

的动态。取代美元的难度不容小觑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22年发布的三年期调查数据，美元占全球每日7.5万亿美元外汇交易总量的约88%。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无可匹敌，美国国债仍然是最安全的资产之一，而美元仍是避险资金的最终归宿。 “美元主导地位的原因有多方面：美元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强的货币，交易自由，同时还是全球的借贷货币，”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策略师罗德里戈·卡特里尔（Rodrigo Catril）表示。然而，他补充道：“如果特朗普加大对金砖国家的压力，这可能会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 金砖国家或进一步推动去美元化金砖国家控制着全球超过40%的央行储备，并讨论过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方法，包括在成员国之间使用单一货币的构想。南非政府在声明中表示，“金砖国家的讨论集中在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的问题上。” 新加坡Avanda投资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门主管辛迪·刘（Cindy Lau）表示：“从现实角度看，特朗普这一威胁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这提醒我们，特朗普希望维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不会主动让美元贬值。” 她补充道：“这也再次证明，关税将在他的任期内被频繁用作威胁工具，以实现他的目标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长期美元地位存变数虽然美元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受到威胁，但长期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巴西和中国此前已达成协议，以本国货币结算贸易，而印度和马来西亚也签署了增加跨境业务中使用印度卢比的协议。今年5月，泰国和中国央行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本地货币双边交易。特朗普的最新言论可能实际上增加了此类协议的可能性。 “从今天开始，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的人都会将其视为美国强加的一种束缚，”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 AG）外汇研究主管乌尔里希·洛希特曼（Ulrich Leuchtmann）表示。“从长期来看，这种状态无法维持，尤其是在美国在其他领域采取更加自私的政策时，这种束缚会被感受到更大的压迫感。”

埃尔瓦2024-12-02

国泰基金张容赫：2024年冬季AH股投资展望

约束我们已经看到，当前美债已经几乎站在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债务发散风险的临界点。积极的财政主张，在选上后如果没有被落实，那么已经发生的交易将可能逆转。图表分上下两部分，上图是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传统的宽松的条件。而下图是特殊环境下的刺激经验。可以看到，传统的宽松环境，流程会更长，它以货币宽松开始，然后达到了融资条件的宽松，然后私人部门根据个体的经历经验，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开始逐渐选择加杠杆的动作，进而导入供需两端开始复苏，增加了雇佣失业率开始有所回升，失业率开始有所回落，私人部门的收入开始增加，消费增加，进而导致了温和通胀，进而导致名义增速的这样的一个缓慢上行。但是在这一轮特殊的疫后政策，政策流程被大大的简化了，疫后的财政刺激，管理部门也许只是按一下鼠标，直接就把钱从财政部门拨到了私人部门，缺失了中间相对漫长且繁复的融资条件放松加杠杆以及特别重要的供需两端均修复的过程。那么这种单边的增加，私人部门收入的行为势必会导致消费增加，而在供给没有得到很明显匹配的环境下，会造成通胀水平的比较高，进而造成名义增速的大幅抬升，这使得债务率增速暂时放缓，然后再转向经济的下行冲击后，会使得债务率快速抬升，进而压缩进一步的财政空间。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到现在，美国的赤字率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而这种比较高的状态并没有和高失业率匹配。从精神上来看，历史上排除这一次2016年开始的高赤字率的积极财政政策。历史上来看的话，只有战时会在失业率没有明显抬升的时候，出现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在连续的实行了接近8年的比较大力度的财政刺激之后，现行的留给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空间，已经没有计划的那么大了，也就是说我们很担忧的竞选主张在当选之后很难得到积极的落实，但是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交易已经开始被计价了，那同样负面影响也会作用于美股。当前重点在于债务可持续性担忧下美债期限溢价持续抬升，这将对美股估值存在压制作用。下图很清晰，红色的线是标普500的估值，而蓝色的线是美债的期限溢价，也作为我们的右边的轴，可以看出在左边在2/3甚至3/4的画面里面，红色线和蓝色线之间的相反关系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当蓝线升高的时候，红线会有下行，反之也是这样的，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甚至持续到了从今年的二季度往后出现了红蓝线同时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持续的出现了背离。当美债期限溢价还是不断攀升的时候，美股估值依然还是提升的，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上很特殊的环境。另外关于景气的角度，我们也认为一是结合前面的判断，二是结合我们现在市场预期的角度，三季报很有可能是大概率的景气高点。数据来源：Wind，国泰基金整理。数据截止：2024年10月。指数运作时间较短，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结合上周五的美联储降息鲍威尔的发言，从降息的角度来看，25bp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鲍威尔的陈述看上去复制了2007年10月的FOMC声明——“强劲增长”-“通胀风险”–“降息0.25%”。随后，次贷危机开始加速演绎。这也是我们一直担心的衰退风险证据之一。港股：新的角色，新的定位再谈一下港股，我们这边简单的放了一个图，从2004年到2014年的交易复盘来看，港股市场走势与美股之间保持着极强的相关性，甚至10年间的收益率的水平都是完全一致的，而A股市场则中国经济入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呈现出更大的弹性以及更高的收益率。彼时，我们探讨港股市场更多的是从海外的思路入手进行分析。数据来源：Wind，国泰基金整理。数据选取：2004年11月30日-2014年11月28日。指数运作时间较短，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但随着时间变迁，从过去10年的交易复盘来看，中美股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2014年一直到2024年间，只有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发动贸易战的18年，以及最近的23-24年中美市场之间呈明显的涨跌差异，甚至从14年末到21年的收益率情况中美股市都是比较接近的。由于2019年的事件性影响，使得海外资本配置港股的意愿减弱，从那时起，港股市场的走势出现掉队，成为了更为弱势的A股市场，理由则是相较于A股，流动性方面受美元影响更大。数据来源：Wind，国泰基金整理。数据选取：2014年11月28日-2024年11月8日。指数运作时间较短，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回头看眼前的港股市场，10月的恒生指数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10 月恒生指数回调 3.9%，恒生港股通回调 3.4%，与沪深300 回调3.2%水平类似，但高于中证 800 的回调幅度。其中恒生科技指数回调5.3%，显示出涨跌贝塔都更高的特征。10 月中，由于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海外主要指数也以回落居多。重点指数方面，中国内地银行指数依旧为“压舱石“，涨幅0.2%，高股息则排名其次。反弹幅度小的消费板块，如港股通新经济、港股通消费开始跑赢恒指。下跌幅度最大的是医疗、互联网、创新药。港股的A/H 股部分三季报已经披露，根据 Wind 数据，截止11月2日，接近200家港股上市公司披露了业绩情况，其中54.2%的上市公司Q3归母净利润增速相较Q2有所上升。目前来看恒指的整体前瞻EPS指引是上修的，但诸多互联网公司的Q3业绩要等到11月发布。目前我们对于业绩方面的指引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更多的从流动性的角度进行思考。由于香港的特殊的地位，由于中国香港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维系货币市场的稳定性，因此港币的发行量和利率与市场供需相关性较强。在联系汇率制下，香港金管局通过将本币与美元的汇率进行锚定，并严格按照既定比例兑换，进而形成“货币发行量-外汇存储量”联动的货币制度。在这种完全市场化调节供应的情况下，没有中央银行可以进行调控。在联系汇率制度的影响下，中国香港货币基础的变化与 Libor-Hibor 的利差存在重要的对应关系。美联储降息后，中国香港金管局及各银行纷纷下调利率，释放本地金融流动性。由于港币实行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当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港币流入压力、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触及 7.75 的强方兑换保证时，为阻止港币进一步升值，香港金管局将按照承诺卖出港币、买入美元，进而推升中国香港银行间流动性。但必须警惕如果全球衰退氛围上行，美元流动性稀缺，作为港币交易的港股市场很可能陷入麻烦。配置结论：“政策底”已是一致认知展望国内，经济压力再度加大迫使政策出台，从今年底到明年初均处于政策的部署期，市场风险偏好提升。一方面，经济除了消费和投资因债务问题和产能问题开始转弱，库存周期也转入去库，生产边际放缓。另一方面，经济方面的政策态度全面转向。货币政策降息，财政政策加码，地产政策目标止跌企稳，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态度的大转向。尽管对于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力度仍有分歧，但“政策底”已经是市场的一致认知，市场风险偏好提振。展望海外，特朗普交易提前开启，尽管大选大获全胜，但特朗普依然很可能无法贯彻他的施政纲领。估值上看，AH股的股票资产性价比在快速上涨后，回到风偏修复后的合理区间。综上来看，第二阶段的震荡结构市开启，关注内部积极预期和外部负面冲击下的公约数。如传统经济中低估值且有望受益于政策反转的，主要是消费板块中的地产链、出行链、社服教育等。如好成本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比如部分的公用事业、食品饮料、农牧养殖、轻工等。如国内既具有全球竞争优势、又有望产能格局改善的方向，主要是新能源产业。如港股具备全球稀缺性的互联网、创新药板块，但港股必须警惕可能出现的衰退氛围下美元流动性稀缺造成的流动性压力。风险提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承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金融界2024-11-15

中国突发重大消息！南华早报独家:中国领导人们计划下月召开会议十大国际机构负责人将受邀参加

e Investment Bank)、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和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一位消息人士表示：“如此高调的会议是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明显迹象。它还为共同讨论如何应对全球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17%左右，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占全球份额的15%左右。自2009年以来，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南华早报》称，中国被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驱动力、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者，尤其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即将重返白宫引发全球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未来的担忧之际。在特朗普胜选一周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一篇文章中再次呼吁政府提振内需，这突显了北京方面在美国关税威胁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加强经济的重点。中国发改委周一在官媒《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这家负责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政府机构表示，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而且有助于解决外部冲击的影响和外部需求的下降。” 中国今年一直严重依赖出口来帮助实现经济目标，因为在通缩威胁和房地产危机挥之不去的情况下，国内消费仍然低迷。然而，这种努力遭到了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巴西等新兴市场的抵制。发改委的这篇文章称，技术上的自力更生对提振经济至关重要，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突破技术瓶颈，提高供应链弹性。文章说：“只有具备了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能力和底气，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美国彭博社周二称，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可能会通过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提振制造业，并允许人民币贬值，来抵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即使在特朗普获胜之前，尽管中国采取了多轮刺激措施，但人们一直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实现5%的增长目标。上周美国大选后接受彭博社调查的19位经济学家中，有15位表示，这些措施可以把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限制在平均每年不到1个百分点。三位经济学家预测中国GDP增速会被拉低1至2个百分点，一位认为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德国评级机构Scope Rating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Dennis Shen表示，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更慢，不过相关负面影响将被预算和货币刺激措施部分抵消。

tqttier2024-11-13

特朗普将对中国经济构成更大威胁！路透社：人民币可能必须贬值18%……

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0.7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加上家庭和企业债务，这个数字将超过350万亿元，大约是经济规模的3倍。 (来源:Reuters) 中国国内需求疲软低工资和养老金、高青年失业率以及薄弱的社会保障网导致中国家庭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低于40%，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要实现这一目标，要么需要增加债务，要么需要彻底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以便家庭受益而政府和企业受损。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改变企业和家庭的征税方式以及政府花钱的方式，提高退休、医疗和失业福利，以及取消造成城乡巨大不平等的内部护照制度等改革来实现。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升级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并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和电池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功。但这也促使美国、欧洲、土耳其等国家征收关税。中国或许能够在经济竞争力极强的地区促进对外销售，但对外部需求的控制却很少。 (来源:Reuters) 通缩压力房地产危机、债务积压和消费疲软均加剧了通货紧缩压力。中国将资源从房地产市场转向制造业而非消费者的政策加剧了西方政府所称的工业产能过剩，并导致了工厂产能过剩。 2018年7月，特朗普首次加征关税生效时，生产者价格通胀率为4.6%。2024年9月，这一数字为-2.8%。在此期间，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从2.1%降至微不足道的0.4%。通货紧缩会损害消费、企业和增长，如果关税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加剧工业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经济# (来源:Reuters) 其他因素在新冠疫情期间，华盛顿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包括向消费者发放现金，其中一些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莫斯科被许多西方市场拒之门外，迫使其从中国采购更多商品。这对于北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机会，而且不太可能再次出现。

圈内人2024-11-08

经济学人：黄金猛涨预示着“美元强势” 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不会被取代

法还只是白日梦。但作为央行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一直在开发这样一个系统，并且已准备好投入运营。BIS的支付机制并不是为金砖国家设计的，但它可以作为新系统的模板。经济学人写道：“这一切对美元意味着什么？自从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以来，人们一直担心美元将取代其储备货币地位，就像一个世纪前美元取代英镑一样。但你只需看看过去几年各国央行的行动，就会发现没有第二储备货币。” “担心制裁的各国央行正在转向黄金，而不是人民币。金砖国家本可以简单地同意使用其中一种货币进行贸易，而不是设计一个全新的支付系统。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中国制造商可能会以人民币计价，但巴西和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不会通过中国进行结算，”文章续称。因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被取代。技术可能已经准备就绪，但要扩大新的跨境支付渠道，金砖国家之间可能还不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和信任。即使金砖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和信任，美元的许多优势(购买力更强、收益率更低)仍将保留。然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所赋予的权力正在逐渐减弱。央行以实物黄金形式持有的储备超出了山姆大叔的掌控范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通过美国银行系统进行交易结算，制裁将变得不那么有效。

圈内人2024-10-26

日本央行加息或将引发僵尸企业大规模破产潮

或债权人的资金支持而避免破产的公司。国际清算银行则将“僵尸企业”定义为成立超过10年且利息覆盖率连续三年以上低于1的企业。今年规模最大的破产案件之一是MSJ资产管理株式会社。由于其在国内喷气客机业务上的失败，该公司被三菱重工业清算，负债高达6413亿日元。其他大规模破产企业还包括塑料回收公司生态研究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供应商北信医疗株式会社以及预制食品供应商朝日食品创造有限公司。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报告称，日本各个行业的破产数量都在增长，尤其是在餐饮、旅游等劳动力短缺最为严重的行业，僵尸企业的数量尤其多。随着日本央行可能进一步上调利率，破产数量预计还将上升，尤其是在面对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和软件行业。即使是日本的大型企业也未能幸免于破产危机。松下液晶显示器公司便是其中一例。由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液晶面板市场竞争加剧，松下控股公司决定关闭旗下液晶显示器业务，并免除该部门欠下的5836亿日元贷款。这一举措是松下试图提高各个部门责任感与盈利能力的重要一步，但也表明，即便是大型跨国企业，也难以抵御市场竞争和全球经济变动带来的冲击。日本当前的破产情况令人不禁联想到1992年资产泡沫破裂后的情形。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指出，僵尸企业已经占据日本上市公司的14%，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尤其是在日本人口密度较高的大都市之外，投资环境受到严重阻碍。数十年来，日本的僵尸企业靠着廉价的信贷和政府的慷慨救济得以存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向这些企业投入了数万亿日元的“无息、无抵押”贷款，部分专家认为这可能是近期破产激增的主要原因。当一家小型或中型企业破产后，员工往往能更容易地找到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工作。尽管日本央行加息并非为了清理僵尸企业，但加息的自然结果可能有助于解决日本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瑞穗调查技术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服部直树表示：“日本经济正处于转折点。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 他认为破产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企业都应该被淘汰，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区分哪些企业可以获得帮助，以及如何提供定制化的援助方案。尽管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愈发强烈，但日本央行至今保持了谨慎的态度。然而，市场普遍预测，央行将在明年1月至3月期间将利率上调至0.5%，这将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届时，更多企业可能陷入破产和债务危机。然而，史密斯指出，随着利率的上升，日元走强，通胀压力也会得到缓解，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喘息空间。尽管加息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波动，但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加息将促使日本经济表现更加健康和稳定。

Anna Sui2024-10-22

Sibos2024年会在京盛大举办

技展区50余家企业参展，包括首次参展的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等。二是会议议题设置丰富，聚焦理论和实践创新。Sibos 2024已经确认的会议超过250多场，邀请到的重要嘉宾达500多位，议题包括了银行业务、支付、数字资产、贸易融资、人工智能及可持续金融等。除了诸多专业且深度的行业会议（Industry Session）之外，开幕式、闭幕式、高层视角（View from the Top）、领导力洞察（Inside Leadership）、重要议题讨论（Big Issue Debate）、遇见专家（Meet the experts）、创新部落（Innotribe）等系列会议也十分令人期待。三是社交活动形式多样，金融社群间互动性强。本次年会关注金融社群间的互动和交流，Sibos组委会将组织欢迎酒会，闭幕晚宴，金融科技社群（Discover）欢迎活动，多样性、公平以及包容性（DE&I）社交活动，创新部落社交活动，5公里健康跑和慈善捐赠等多场特色活动。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还将各自举办客户活动，侧重与其全球合作伙伴沟通交流。四是首次实现100%绿电供应，打造碳减排新基准。可持续是Sibos年会一直关注的议题，北京年会首次实现Sibos年会历史上场馆100%绿电供应，同时通过提供可租用、可复用展台搭建模块以及鼓励参展机构、参会人员签署可持续发展承诺等多项措施促进碳减排，努力将北京年会碳减排打造成为亚太地区年会碳减排基准。五是年会期间举办本地活动，投资北京与货币桥研讨会。本次年会也将与北京市联动，举办“投资北京全球金融服务网络体系启动会”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与跨境支付革新：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北京是国际交往中心，是全世界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丰富的办会经验、四通八达的国际交通网络、世界一流的星级酒店都能为Sibos2024年会参会者提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参会体验。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众多国家金融决策管理机构、国家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国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总部、金融行业协会所在地，金融资产规模约占全国一半，在京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保险深度、保险密度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北京正在积极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两区”政策叠加城市，金融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金融领域市场准入不断放开，资本账户开放进一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获得业务资质的便利性有效提升，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二级市场转让、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等政策率先在京开展，外资金融机构迎来在京发展的黄金期。 Sibos2024年会在京举办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必将推动中国与海外金融市场的双向了解和连接，推动中国与世界顶级金融机构的双向沟通与交流，必将推进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强化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引领和带动北京金融数字化转型和治理，为世界金融业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顺应潮流，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金融业开放必将向更高水平迈进。 Swift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比利时，作为全球性同业合作组织，其所建立的“金融报文”系统是全球最主要的支付清算系统，服务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Swift高度关注中国市场和用户的需求，一直以来与北京保持良好合作关系，1985年在京设立第一个代表处，2019年设立全资法人机构，2021年与四家中资机构合资成立金融网关公司。

金融界2024-10-21

“一行一局一会”齐聚金融街论坛，重磅发声！

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发表致辞，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发表视频演讲，北京市市长殷勇主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金融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领，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出席。尹力表示，北京是国际金融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北京市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5%以上，新设境内外金融机构40家，吸引直接融资近6000亿元，新设外资企业1255家、增长16%。面向未来，北京将加快建设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国家金融管理功能的水平。着力完善金融服务设施体系，服务国家重要金融平台建设，支持国际金融设施在京布局，完善金融街、丽泽金融商务区、副中心绿色金融示范区功能。着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持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培育一流投资机构，发展耐心资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着力打造充满活力的金融发展生态，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加强国际金融交往与合作。着力维护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法治环境建设，守牢金融安全底线。潘功胜表示，按照中央部署，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已推动降准降息、四项房地产金融政策、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政策工具落地，较好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需要把握好经济增速与增长质量、内部与外部、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宏观政策应更多作用于扩大消费，更好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增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李云泽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金融监管总局将坚持干字当头，雷厉风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畅通资金循环，全力支持经济回升向好。更好发挥银行主力军作用，着力优化信贷管理模式，加强信贷能力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做到“善贷”“愿贷”“敢贷”。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服务扩大有效需求，助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精准规范执法，守牢金融风险底线，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支持北京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吴清表示，将按照新“国九条”部署，紧紧围绕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强本强基、严监严管，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建设建强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打牢投融资协调发展基础，推动实现量的总体平衡、质的持续提升、权责的有效制衡，为A股市场引入增量资金，让融资更规范、投资更安心。以支持优质创新企业为重点，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培育耐心资本，进一步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严惩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场、违规减持等行为，进一步塑造良好市场生态，切实维护市场“三公”。朱鹤新表示，2024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表现出较强韧性，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仍将是未来形势发展主基调。国家外汇局将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外汇领域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聚焦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加力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提质扩面，健全外汇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聚焦政策实效和人民群众的切实感受，加强政策评估和市场沟通，有针对性地推动政策优化升级。聚焦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奥古斯汀˙卡斯滕斯表示，信任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内需增强将使全球受益，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有力维护全球货币与金融稳定。国际清算银行始终支持中央银行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为中央银行提供交流合作平台、创新实践平台，提供银行服务和流动性支持，始终是各国维护和促进货币与金融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相关部委领导、金融机构负责人、实体经济企业代表、知名专家学者、驻华使节等350余名嘉宾现场出席。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基石，信心是经济发展的支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世界需要各国加强沟通和协作，相向而行。作为国家开放发展的重要平台，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以交流凝聚智慧、以对话形成共识、以合作创造机遇、以开放实现双赢，坚定发展信心，共同创造能够有效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激发经济活力的高效金融体系。本届论坛年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华通讯社、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主办，采取“主论坛+平行论坛+金融科技大会”活动框架，主论坛、平行论坛共设置25场议题活动、3场投融资对接活动，金融科技大会共设置17场活动。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重量级嘉宾，将深度参与40余场议题活动，围绕进一步推动各方增进互信互鉴、深化共赢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分享智慧、探讨路径，共同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金融界2024-10-19

金砖国家峰会本月22日召开或推出石油元及其新的支付体系

会发生重大变化。浙江大学高级研究员、国际清算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Herbert Poenisch写道：“与2023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不同，西方观察人士认为金砖国家峰会对美元没有真正的威胁，而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将具有开创性，原因有二。” Poenisch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自上次峰会以来金砖国家成员有所扩大。他指出：“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经扩大了五个重要的新成员：沙特、阿联酋、伊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世界主要的石油供应国沙特也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数字货币mBridge项目，该国已表示，将考虑替代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石油支付体系，并对使用石油元进行石油结算持开放态度。” 第二个原因是俄罗斯，Poenisch表示，俄罗斯正在“与整个西方联盟发生经济冲突”。“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种新的面值石油元，这是俄罗斯自己的mBridge体系，用于支付石油，甚至还计划建立一种共同的金砖国家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至于该计划的可行性，Poenisch指出：“一种成熟的货币需要履行三个功能：面值、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任何缺失这些的东西都不是货币，而石油元正在努力满足这些要求。面额可以立即确定，只要在每桶石油上贴上人民币价格标签就行了，但实现支付手段要复杂得多。” 他强调，“约翰内斯堡峰会公报提议使用过时的代理账户系统，以避开美国控制的SWIFT”，然后指出，这种设置“已经遇到了麻烦，因为参与的中国银行在其他地方面临审查，因此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他补充说：“随着金砖国家之间使用本币出现失衡，也出现了问题。”“例如，俄罗斯银行里有大量的印度卢比，是用来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 但根据Poenisch的说法，石油元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为印度等主要石油进口国提供足够的人民币。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没有经常账户盈余，它们挣的人民币不足以支付它们进口的石油，必须通过其他渠道向它们提供人民币。” 他说，这就是国际清算银行领导的mBridge项目可以作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的点。 Poenisch解释说：“mBridge是一个现代支付系统，它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来取代过时的代理账户结算系统。它允许在中国、香港、阿联酋、泰国和现在的沙特的合作央行之间进行即时结算，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的交易避免了Swift和美国等外部机构的审查。” 谈到货币的第三个功能价值储存，Poenisch指出：“石油出口国将赚取大量人民币。” 他表示，正因为如此，“必须设计一种机制，将这些盈余再循环到有需要的国家”。“在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中，这是由全球银行有效管理的。石油出口国外汇储备中增加的任何盈余都被外国银行所吸引，这些银行将这些盈余借给有需要的国家。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墨西哥危机外，这一过程运行得很顺利，主要通过欧元美元市场进行。” 当谈到石油元时，他警告说，这个过程“将会困难得多，因为盈余的人民币要么用于与中国的贸易，要么增加外汇储备。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原因是人民币被纳入了特别提款权篮子。” Poenisch指出：“金砖国家的金融中介机构将面临把盈余再循环到有需要的国家的任务，随着中国严格控制离岸人民币市场，这将是一场考验。” 他表示，中国将是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他补充说：“人民币作用的增强将带来巨大的好处。” Poenisch强调：“中国已经奠定了基础设施，但还不是很发达。中国此前曾提议将石油元计价的石油销售与人民币黄金期货挂钩，但这一计划被放弃了，因为在市场清淡的情况下，中国将是唯一的黄金供应国。” 他总结道：“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受益者将是中国的银行，它们从再循环的过程中获得亟需的利润。西方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加入它们的行列，在美元计价的石油市场和人民币计价的石油市场之间进行套利。然而，引入石油元只会进一步分化全球金融体系。”

金融界2024-10-08

魏加宁：拯救日本经济的不是货币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中国面临的真问题不是财政刺激

贬值仍然是其促进出口的重要助推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从2000年以来，日本的实际有效汇率1962—2022年全球贸易走势指数贬值了53.2%，从而促使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0.4%提升到18.2%。其次，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全面提速，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以来，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50.7%一度上升到了60%以上。这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出口订单，不仅促进了日本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也增大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利润，从而使日本的企业有可能(“悄悄地”)偿还银行贷款。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克服衰退的有效“良方”，反而形成了大量“无效投资” 辜朝明指出，“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成为阻止经济萎缩的主要力量”，“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过多的财政刺激不足为虑”。据此，辜朝明建议，政府部门大规模举债，来代替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然而，根据过去多次对日本的实地考察，我们亲眼看到日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导致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使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250%，为七国集团之最。另一方面，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重复建设，有些设施远未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有些设施则伴随着巨大的隐性债务(未来的日常维修费用)。 (四)日本经济走出大衰退，靠的是体制改革，而非刺激政策辜朝明在《大衰退》一书中，一再否认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而“惜借”，而日本经济走出衰退是因为日本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此，我们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主要原因恰恰是自桥本内阁以来，历届政府努力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首先是1996年，桥本内阁力推政府改革，压缩行政机构。桥本内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将日本的政府部门总数从22个“省厅”(部委)压缩到12个，从过去的“以省厅为中心”转变为“以内阁为中心”。其中，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取消了企划厅(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并将“通商产业省”改成“经济产业省”。其次是1998年，小渊内阁实施“金融大爆炸”改革，有力地推动了金融自由化。 1996年至2000年，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两届内阁，相继推动“金融大爆炸”改革，在5年内修改了40余处涉及金融的法律制度。小渊内阁沿着自由化、公正化、国际化的思路，打破了银行、证券、信托、保险之间的各种准入限制，实现了费率的市场化，强化了金融业的竞争，并且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独立出来，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后演变为现在的金融厅，对整个金融业实行综合统一监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改革就是日本接受了泡沫经济时期的惨痛教训，大力强化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主决定。再次是2002年，小泉政府力推“金融再生”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银行业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倒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不断“放水”，而且严重影响了银企双方的借贷积极性。直到小泉政府上台，在竹中平藏的主持下，大力推进“金融再生”改革，彻底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小泉提出“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竹中则把当时的改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动的改革”，即化解不良债权，重组金融机构；另一类是“主动的改革”，提出“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就由民间来做”。前一类改革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逐渐恢复健康，并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一类改革的成效，或许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主管部门放开了出租车的市场准入，但是出租车行业协会又不想降低出租车费，结果就出现了出租车供过于求的局面。最后是2012年，安倍内阁推出的“三支箭”，鼓励民企投资。安倍“三支箭”中的“第三支箭”其实就是改革。安倍内阁甚至还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战略特区”构想。我们曾经到日本考察过一些“战略特区”，发现这些所谓的“战略特区”其实就是学习模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经典做法。连日本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自己都不否认。 2014年，安倍内阁更是强调了改革优先于财政扩张，并在《金融时报》发文称“我的‘第三支箭’就是要打倒挟持日本经济的恶魔”，并且明确提出要对日本经济实施“结构性改革”。所以，日本经济最终能够走出“大衰退”的阴影，靠的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不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二、从中日两国之不同看辜朝明的“日本药方” 最近，辜朝明在中国香港做了一次精彩演讲，同时对解决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开出了他的“日本药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他的建议不无可取之处，但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疑难杂症”。 (一)中国企业出现“惜借”现象，主要原因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理论”指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许多企业开始旷日持久地修复资产负债表，进而集体“躺平”，停止了借贷行为。如今，中国企业也罕见地出现了企业“惜借”现象，据此，辜朝明建议“当公司不借钱时，政府必须借钱”。然而，中日两国虽然同样出现了“惜借”现象，但是，背后的原因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出现“惜借”现象，并非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更不是要追求“负债最小化”，因为当下的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并不像日本企业那么敏感。我们认为，企业“惜借”的根源是信心不足，由于民营企业政策不够稳定，国际市场订单不断减少，国内营商环境差强人意，即便能够拿到银行贷款也无处可投，更无法偿还。首先，相较于日本企业强有力的信用约束，中国企业对于资产负债表的敏感度相对较弱。其次，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和投资指数持续走弱。近年来，中国舆论场上经常出现“消灭私有制”“民营企业卖国论”“民营企业离场论”“国进民退”等错误言论，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长江商学院的“中国企业经营状况(BCI)指数”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二)中国企业虽然也想“出口还贷”，但是面临着“逆全球化”的挑战在辜朝明的理论中，日本企业为了还贷，便努力通过增加出口换取外汇，从而逐步偿还银行贷款。然而，当下由于一些国家采取“去风险化”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企业出口订单不断减少。由于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产能是为出口服务，过去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市场，一旦市场“脱钩”，势必会出现“产能过剩”。又由于经济学讲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出口受阻，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收入下降，那么，仅仅依靠“内循环”是解决不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面对此情此景，企业不敢借贷应是明智抉择。 (三)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扩张能力有限辜朝明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在这方面，中国与日本存在着显著不同。首先，从日本战后的三个时期看：在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为零；到中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务开始出现；到了低速增长时期，政府债台高筑。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早在高速增长时期，中国政府就已经债台高筑。现在即使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中国与日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尽管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但大多是中央政府债务，而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况且，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对于下级政府的债务，中央政府原则上是没有兜底责任的。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不少地方官员意识里，中央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是负有最终兜底责任的。在地方政府缺乏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就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并最终拖垮中央财政。三、日本“大衰退”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综上所述，推动日本走出“大衰退”的真正动力，就是不断地推进改革，而非“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启示一：正视危机，才能够克服危机要想治病，首先需要承认身体有恙，要去看医生；其次要找对医生，作出正确诊断；然后还要开对药方，抓对药；之后，服药的时候还可能因为药太苦而难以下咽；最后，等到药服下之后，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产生药力，逐步见到疗效。日本“大衰退”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起初，日本政府迟迟不承认日本经济有病。泡沫经济破裂初期，日本政府还停留在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幻觉当中，不肯承认日本经济有病。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本政府力挺世界银行专家撰写了1993年的年度报告，标题就是《东亚奇迹》，鼓吹“东亚模式”，强调“政府作用”。但是，没过两年，1995年日本就爆发了“住专危机”，一些在泡沫经济时期成立的专门给房地产提供贷款的专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后来，日本政府开始承认日本经济病了，却以为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周期现象，也就是说，只是头疼感冒而已，用不着动手术。于是，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进行刺激，分歧只是究竟是采用货币政策，还是采用财政政策有效。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才意识到是日本体制出了问题，而且病根就在日本政府自己身上。于是，桥本政府于1996年推行了“行政体制改革”，把22个省厅(相当于中国的部委)精简压缩到12个；其次是小渊政府于1998年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再次是小泉政府时期，竹中平藏力推金融改革，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最后是安倍政府提出“三支箭”，其中第三支箭就是改革。只是中国的专家和媒体大都只关注“第一支箭”(货币政策)和“第二支箭”(财政政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第三支箭”(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日本政府首先从自身改革动手，并且坚持不懈地推动市场化改革，才使得日本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因此，拯救日本经济的，既不是货币政策，也不是财政政策，而是体制改革。前两者充其量只是对推进改革的配合，而绝不是主角。 (二)启示二：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兜住民生底线日本自泡沫破裂以后，虽然出现了长期发展停滞和通货紧缩，也出现了政局动荡，有十年左右几乎一年换一个首相，甚至连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也一度被迫下台。但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发生社会动乱。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国内经济虽然持续放缓，但是海外资产却在大幅增加，GNP增长快于GDP增长，因此，必要时日本企业可以将国外资金调回国内，用于偿还国内债务。其次，日本早在高速增长时期就建立起来一整套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尽管在“失去的三十年”里，经济持续下行，许多企业破产，大量人员失业，但是，国民的日常生活还是能够有一定保障的，至少不会饿死人、冻死人。再次，日本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实行地方自治，并且奉行“请求主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即使政府债务再多，只要不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中央政府是不会主动出手相助的。政府之间尚且如此，国民之间就更是如此。因此，日本人的习惯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很少向他人求助。最后，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自力更生的教育：从小学教科书开始，就反复强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基本国情，不断灌输凡事靠自己的独立思想，并且将所有权意识贯穿于教科书，使日本人从小就懂得：无论任何情况，不是自己的东西都绝对不能拿。因此，即使企业经营失败，经营者首先是检讨自己的责任，不会怨天尤人，更不会去找政府有关部门。极而言之，即使真的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日本人也大多是“自裁”，很少去伤及他人。相比之下，假设同样的大衰退局面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状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一再提醒中国政府要警惕危机：1994年提出应当高度重视危机管理；1995年提出要警惕金融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003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2005年提出要防范房地产泡沫，“千万不要重蹈日本覆辙”；2009年提出要防范地方政府平台风险，警惕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平台贷款增长过快风险；2016年提出转型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要防范房地产价格下跌时各级政府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能否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如前所述，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出“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困局，真正原因是桥本、小渊、小泉、安倍等几届日本政府，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坚持不懈地不断推进改革，努力克服旧体制的束缚，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根据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惟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只要通过扎扎实实的行动，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首先，据我们2018年的测算，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其次，如果我们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最后，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我们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务院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全国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加以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的成本、较高的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文章转发自公号宏观经济智库，来源：中国改革关于作者：魏加宁，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原副部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0-01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