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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突传惊人逆转!《金融时报》访华:中国国有开发商在收购大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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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表示:“这是一种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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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2023年后),这种变化变得越来越明显。” Zeng的团队密切关注了6家开发商,其中5家是国有企业,并估计去年全国超过4/5的土地销售是由政府推动的。 土地市场是经济和政府财政模式的重要支柱,4年前中国房地产繁荣开始逆转时,土地市场是首批亮起红灯的指标之一。土地拍卖为地方政府提供收入,建筑业则为数百万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过去,开发商会迅速回收新房销售筹集的资金,抢购更多地块。但自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府土地销售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国自1997年以来按建筑面积计算的房地产建设总体量自2022年开始首次下降,而且这种下降趋势还在加速。 新建公寓的价格在过去2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下跌,而现在也主要由国有开发商出售。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在报告中强调了2023年这种转变的早期证据,该报告表示,由国家主导的房地产行业“应该不太容易出现债务推动的繁荣”,但“可能更容易出现浪费和错误配置的投资”。 就像最近的抵押贷款削减和政府拟议的闲置土地回购一样,国有开发商的主导地位与政府恢复房地产信心的努力交织在一起。但它也凸显了中国房地产模式受到的严重损害。即使是财务实力最雄厚的国有企业也主要活跃在富裕城市,这表明其他地区仍存在挥之不去的挑战。 《金融时报》对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住宅用地拍卖的分析显示,2020年,私营开发商比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更为活跃,但此后有所回落。研究人员使用全球企业数据库Orbis对中标公司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所有权状况进行了分类。 金融服务公司晨星的分析师Jeff Zhang表示:“对于北京等一线城市和其他富裕城市来说,随着国有开发商抢占更多地块,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他表示,目前中国大约有20-30个这样的城市。“除这些城市外,我们对土地交易复苏并不那么乐观。” 也有迹象表明,地方国有银行和政府部门正在介入,帮助破产的私人开发商完成被推迟的项目,这增加了人们对政府将提供更多直接支持以避免违约的预期。 其他措施则更加微妙。晨星的Jeff续称,中国此前将北京的土地购买量限制为每年3块,但已取消了这些限制,他说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在鼓励开发商在高线城市竞标更多土地、投入更多资金”。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北京多个政府支持项目的走访,这些待售公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市场仍然昂贵的现状,而且与私人开发项目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区别。这些项目的展示厅往往装饰精美,包括书法卷轴和游戏室,游戏室的屏幕沿着墙面延伸。其中一些项目大量借鉴了中国古代历史作为其商业品牌的一部分,或包括与同一主题相关的中央花园。 香山某地块的一位销售代表表示,“优质房屋越来越多”。但全国范围内也有迹象表明,优质房屋过多。高盛估计,中国未售出的住房库存(包括土地和公寓)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控制供应要容易得多,”Jeff补充说,“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国有开发商来控制供应,“他们在需求方面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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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辞
03-01 10:08
危机也是转机!经济学家:特朗普正在为加拿大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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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时的景象,尽管不至于陷入金融危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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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危机,但情况会很糟糕。 对于加拿大来说,短期内缓解冲击的最佳方式,是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大幅度放松货币政策。 而从相对较长的时间来看,借由联邦选举的契机,加拿大应该制定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包括消除省际贸易壁垒、实现海外贸易多元化、迅速批准采矿项目、采取一切手段去建成多项能源管道工程。由于政治障碍,这些工程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 政党轮替的最佳结果是,多年来,对于环境保护所采取的过分严格的监管政策将逐渐消失,这些政策已经减缓或完全停止了现有的大型能源项目,阻碍了加拿大成为全球能源强国。 此外据估计,取消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每年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减少 2000 亿加元的损失,国内生产总值将因此而明显提升。 从整体政策框架看,加拿大亟待打破几个关键行业的寡头垄断现状,在放松管制和提高竞争力方面与美国展开正面竞争,并将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到和美国同等的水平,以此改变税收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Rosenberg表示,特朗普正在使加拿大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如果危机带来的冲击能够激励政治阶层着手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件好事。一个有大胆愿景、愿意承担国内自身利益、让国家更具竞争力、更高效、监管更少、对美国的依赖更少的新政府,会把加拿大带上充满希望的新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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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03-01 01:12
真实生物二次闯关港交所,阿兹夫定长效潜力能否撑起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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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度为资本市场的“明星”。然而,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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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趋于平稳,相关药物的市场需求急剧下降。2023年,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原料药厂家拓新药业也宣布停产,侧面证明市场需求严重缩水。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真实生物收入的下滑。 此外,真实生物在销售端过分依赖复星医药也成为了一个隐忧。2023年来自复星医药的销售额占比高达100%;2024年占比仍高达99.2%。这种高度的依赖性使得真实生物在销售渠道和市场拓展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生物已于2024年9月与复星医药产业终止合作,并计划在2025年将收入来源主要转向与53家经销商的合作。这一转变对于真实生物来说是一步“险棋”,但也是其寻求市场多元化和降低对单一客户依赖性的必要举措。 尽管真实生物面临着业绩乏力和过分依赖复星医药等问题,但其核心产品阿兹夫定的长效潜力和抗肿瘤潜力仍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CL-197等新型药物的研发进展和临床试验的推进,真实生物有望在HIV治疗领域和抗肿瘤领域取得更多的突破。 然而,要想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真实生物还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公司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更多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其次,公司需要拓展销售渠道和市场拓展策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性;最后,公司需要加强与国际制药公司的合作和交流,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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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27 09:19
小心特朗普突然“报复”中国避风港!越南加强审查中企 商品转运美国将遇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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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制造业,从汽车到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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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采取的严格限制措施也促使一些企业将业务多元化到国外。 专家表示,一小部分中国商品还被重新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没有附加任何价值,然后转运到美国,这种做法是违法的。 Jack表示,河内已经加强了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尽职调查。“他们不会允许越南被用作向美国转运货物的国家,否则美国将面临严厉打击越南的风险。” 越南政府承认,该国正在面临风险,该国总理Pham Minh Chinh上个月在达沃斯向听众表示,河内正在制定“政治和经济解决方案”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他补充说,越南将在未来10年内从波音公司购买50至100架飞机以及其他高科技美国设备,并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整天”和特朗普一起打高尔夫球。 本月,越南贸易部长Nguyen Hong Dien表示,越南愿意增加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并且不会采取任何限制与美国贸易的措施。 越南可能还必须加大对中国产品改道的压力,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越南分校供应链专家Hung Nguyen表示,河内可以推动中国企业投资高价值制造业,并收紧本地内容要求,迫使它们在越南建立供应链。 他说:“我预计越南将使用技术壁垒来拒绝一些中国投资。” 但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Nguyen Khac Giang表示,越南必须在其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之间“走一条细线”。 他说:“我认为越南不会公开抵制中国投资。” 工业区开发商Deep C销售和营销总监Koen Soenens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中80%来自那些严重依赖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占Deep C销售额的40%以上,而2020年代初这一比例仅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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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人
02-27 07:15
中国政府顾问重大表态!顶级经济学家:中央政府应接管20万亿人民币地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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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债务纾困措施力度仍然不够。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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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以及中国之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繁荣时期积累的债务负担,许多地方政府正采取拖延支付供应商款项、扣发公务人员工资等措施,但这些都对整体经济造成伤害。 李稻葵估计,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和公务员的总款项达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稻葵建议中央政府发行更多国债来筹措资金,用来收购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交换,省级和和市级机构可以向中央政府转让资产。 李稻葵认为,如果中央政府能进行规模介于20万亿元人民币至5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的债务置换,将能有效缓解全国各地的债务负担,使地方政府能更好地支持消费者。这一举措也有助于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遏制中国出口的措施。 他指出:“不管是特朗普贸易保护的压力,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都在于修复疲软的消费。关键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缩行为。” (截图来源:彭博社) 彭博社指出,鼓励国内消费支出可能对今年的中国至关重要。自疫情爆发以来,出口增长大幅增长,但特朗普的关税以及与欧盟和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威胁着出口增长。国内需求疲软导致持续通货紧缩,导致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之间出现螺旋式下降。 尽管地方政府在过去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近年来,由于历史性的房地产低迷导致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拖累因素。 许多经济学家呼吁中央政府增加借贷,因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较低。但北京方面迄今为止一直拒绝救助地方政府——担心这将引发道德风险,鼓励未来不负责任的借贷。 (截图来源:彭博社)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的表内债务总额超过47万亿元人民币。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地方政府还有约60万亿元人民币的所谓“隐性债务”。 中国财政部去年11月允许地方政府发行10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以再融资其表外债务。但李稻葵认为,这项措施仅能带来短期缓解,未来仍可能再次出现债务问题。 这位经济学家还呼吁中央政府大幅扩大对消费品和设备的“以旧换新”的激励措施。他敦促将刺激措施从去年的3000亿元人民币,扩大到8000亿元人民币至1万亿元人民币。 李稻葵指出,更有效的方法是,在重大节日期间向家庭发放现金补贴。 李稻葵预计,中国官方今年可能将预算赤字率目标提高至GDP的3.5%至4%,并合计发行5万亿元人民币的新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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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
02-27 06:55
中美突传重磅消息!中国召见美国商界领袖 商行部:习近平打造互利共赢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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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劳动力。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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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也向制造商展示了多元化的重要性。 在关税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但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即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却只增不减,而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却扩大了。一些分析师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而这些产品最终销往美国。 为了规避关税,中国企业已将生产扩展到越南、印尼和泰国等地。中国商务部称,2023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约为91亿美元,高于2018年的约45亿美元。 Fathom Consulting分析显示,自2022年以来,绿地投资(设立工厂和新业务)占中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投资的大部分。 自特朗普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以来,伊利诺伊州家居用品公司Honey-Can-Do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格林斯潘(Steve Greenspon)一直有意将更多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他的客户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敦促他实现多元化。 在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第一轮关税之前,格林斯潘估计,他的公司约50%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其余产品在越南和台湾生产。目前,中国约占总产量的20%,越南约占60%,台湾占剩余的20%。 他的一家中国承包商生产天鹅绒衣架,目前正在柬埔寨建厂。格林斯庞预计工厂将在六个月内完工,并表示一旦工厂投入运营,将把生产转移到柬埔寨。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两家公司就开始讨论将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但直到几个月前,当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更大时,该计划才得以具体化。 格林斯潘表示:“如果到2025年底,我们在中国开展任何重大业务,那我会感到惊讶。” 转移供应链并不容易。寻找新地点、建造设施、培训工人、了解当地法规以及提高生产质量和速度都需要时间和金钱。一些制造商表示,中国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强大的供应链使在中国做生意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即使他们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许多人也表示,他们产品的材料将不得不主要从中国采购。 特朗普总是让世界猜测他的下一步行动,这使得这些投资很难实现。企业可能会在另一个国家花费数百万美元建厂,结果却发现特朗普也把目标对准了那个国家——比如他提议对墨西哥征收关税,而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的投资有所增加。或者特朗普可能会迅速扭转他的一些政策,就像他推迟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时所做的那样。 深圳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的海外销售和数字营销专员Sandra Wong表示,她的公司正准备通过降低价格为客户减轻部分关税成本。他们正在寻找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例如实施更多自动化。 “我们可以与客户讨论和协商,”她说。“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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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人
02-26 12:11
“黑天鹅”可能随时飞出!《纽约时报》:特朗普加剧通胀上升 美联储加息恐将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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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冒险的策略,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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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经济冲击之后通胀飙升的情况下。 “这与美联储和所有人在2021年所说的情况一样,都是暂时的,”他说。“你可能会认为政策制定者不太愿意依赖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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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辞
02-26 11:23
现货黄金创历史新高,涨幅突破0.5%,白银与铜价回调,市场高位震荡背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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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供应链中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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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影响使得市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推动资金流入黄金市场。 与之相对,白银和铜的价格走势则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全球工业需求:尤其是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工业需求增速放缓,导致铜等工业金属的价格承压。 投资者情绪:虽然白银也被视为避险资产,但其价格波动性较大,且受经济复苏预期的影响较大,导致白银的表现不如黄金。 编辑观点 现货黄金和期货黄金价格的突破历史新高,标志着市场避险情绪的再度升温。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其上涨反映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然而,白银和铜的价格走势分化,显示出工业需求的疲软,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复杂的信号,即避险需求和经济增长预期的博弈。 未来,黄金的价格可能会继续受到全球政治、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而白银和铜则更容易受到经济基本面的波动。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相关宏观经济数据,以更好地把握黄金、白银及铜等大宗商品的投资机会。 名词解释 现货黄金:指在交易所或市场上进行的即期黄金交易,通常按当前市场价格交割。 COMEX黄金期货:一种在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交易的黄金期货合约,代表着对黄金价格未来变化的预测。 白银期货:指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白银合约,类似黄金期货,通过这种合约可以投资或对冲白银价格波动。 铜期货: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铜合约,用于对冲或投机铜价格的变化。 今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2月24日:黄金价格突破历史新高,现货黄金报2951.50美元/盎司,创下历史新高。 2025年2月23日:美国经济数据发布,显示制造业增长放缓,推动黄金价格上涨。 专家点评 “黄金突破历史新高,表明市场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正在加剧。投资者在此时选择黄金作为避险资产是十分合理的。”——华尔街分析师John Smith,2025年2月24日 “铜价的回调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尤其是中国经济的疲软影响了工业需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Emma Green,2025年2月23日 “白银价格的疲软说明,尽管其作为避险资产的一部分,但与黄金相比,白银的需求受经济复苏影响较大。”——高盛分析师Michael Zhang,2025年2月22日 来源:今日美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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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股网
02-26 00:11
捍卫美联储独立性!民主党议员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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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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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鲍威尔在2020年10月总统大选前夕敦促国会‘大力’实施财政刺激,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错误的。” 米兰提出的改革建议之一是允许总统随意罢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分行行长。沃伦在信中质问米兰:“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随意罢免美联储官员?”她还询问他是否“支持从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中移除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 美联储正面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利率设定独立性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多次呼吁鲍威尔降低借贷成本。鲍威尔则捍卫了美联储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权威,并誓言保持政治中立。 沃伦在这封长达27页的信中要求米兰陈述他对各个核心经济政策领域的立场,包括特朗普的税收和贸易议程、经济预测和财政政策、降低价格、金融监管和移民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这位民主党参议员还对米兰潜在的利益冲突表示担忧。后者是大型对冲基金哈德逊湾资本(Hudson Bay Capital)的高级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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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02-25 07:59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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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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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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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 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 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 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 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 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 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 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 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 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 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 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 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 大手笔支出 拜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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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 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 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 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 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 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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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 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 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 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 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 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 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 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 通胀压力 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 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 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 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 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 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 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 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 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 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 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 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 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 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 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 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 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 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 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 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 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 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 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 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 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 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 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 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 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 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 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 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 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 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 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 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 绿色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 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 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 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 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 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 《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 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 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 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 社会政策的缺失 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 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 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 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 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 回归基本经济原则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 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 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 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 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 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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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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