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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支出计划的税收方案公布，“SALT”抵扣仍悬而未决

年以来，SALT 抵扣上限一直是纽约、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等高税州部分立法者的关键议题。由于众议院共和党仅占微弱多数，这些议员在谈判中拥有影响力。根据现行法律，逐项申报税收优惠的纳税人（包括联合申报的已婚夫妇）的 SALT 抵扣不得超过 1 万美元，这被视为 “婚姻惩罚”。然而，提高 SALT 抵扣上限一直存在争议。根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5 月的分析，若该政策实施，主要受益者将是高收入家庭。美国国税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绝大多数纳税人（约 90%）使用标准抵扣，无法从逐项申报的税收优惠中获益。此外，2017 年设定 SALT 上限是为了为 TCJA 的其他减税措施提供资金，部分议员从财政角度支持较低的限额。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 6 月 15 日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中表示：“参议院对 SALT 问题的兴趣并不高。”他说：“我认为最终我们会找到一个落脚点，希望能获得众议院所需的票数，在 SALT 问题上达成妥协立场。” 但部分众议院共和党人已对参议院草案中提出的 1 万美元 SALT 抵扣上限表示反对。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劳勒（Mike Lawler）周一在 X 平台发帖称，参议院提议的 1 万美元 SALT 抵扣限额 “一提出就已宣告失败”。与此同时，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妮可・马利奥塔基斯（Nicole Malliotakis）周一也在 X 平台就 1 万美元上限发帖。她表示，这一较低限额 “不仅是一种侮辱，更是对帮助共和党赢得多数席位和全面执政的选区的一记耳光”。

金融界06-17 07:57

民调显示美国人不赞成特朗普的表现

选举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年11月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非周期选举中可能会引人注目，这两个州的投票率通常相对较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特朗普希望当他们准备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捍卫席位时激发他们的热情。大多数独立人士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行为感到不满、生气或愤怒，这反映在独立人士对总统的支持率上，65%的人表示不赞成他的表现。

金融界06-16 11:17

洛杉矶骚乱持续发酵对美国经济和加密市场影响几何

急于部署训练有素的士兵是没有道理的。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说：“总统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就这么做，打破了几代人的传统，只会加剧局势，让事情变得更糟。”“许多和平抗议活动的发生是因为美国总统逮捕了那些参加移民听证会、努力遵守法律的人，从而制造了混乱和困惑。” 二、外来移民真的抢了美国人饭碗吗？本次骚乱的根源是特朗普制定的愈发收紧的移民政策。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多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重点涉及边境安全、人道主义计划的撤回、对签证申请人的审查升级，以及试图终止出生公民权。此外，拜登发布的多项行政命令被废除。外来移民真的不利美国经济发展吗？据人口统计学家估计，美国目前约有830万非法移民工作，约占总劳动力的5%。经济学家警告称，驱逐这些关键行业的所有工人可能会导致食品价格和住房建设成本上涨。养老院和家庭保健机构现有的人员短缺问题将加剧，导致服务减少和成本上升。据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显示，事实上，目前的经济分析几乎无法证明外来移民抢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且外来移民的经济影响对本土居民和整体经济大多是积极的。图 1 显示，近几十年来，外国出生人口迅速增长，从 1970 年占美国人口的不到 5% 上升到 2013 年的 13%。尽管如今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但目前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大致相同，当时约有 15% 的美国居民出生在外国。图 1：1850 年至 2013 年美国人口中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自1970年以来，移民激增是否导致本土工人的工资增长放缓？学术研究并未为这一说法提供太多支持。证据表明，当移民增加劳动力供给时，企业会增加投资以抵消人均资本的减少，从而防止平均工资长期下降。此外，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移民通常不是本土工人的完美替代品。这意味着他们不会竞争相同的工作，对本土工人的工资造成的下行压力也微乎其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来自新移民的竞争主要影响的是早期移民，他们的工资因移民激增而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移民实际上提高了本土工人的平均工资。移民是美国创新和创造力的先锋，他们在专利申请、科技毕业生以及顶级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高级职位方面占据着极高的比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2009年，外国学生获得了27%的科学和工程硕士学位。2011年，美国专利产量排名前十的大学中，76%的专利至少有一位外国出生的作者。过去 150 年，美国经济四分之三以上的增长可以归因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研究驱动型创新。此外，移民的存在往往为技能较低的本土工人创造了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加专业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移民通常也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因为许多移民一生缴纳的税款超过了他们所消费的政府服务。然而，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集中的州，本土居民可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因为这些移民缴纳的税款较少，而且更有可能将子女送往公立学校。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移民对本土人的就业和工资具有长期益处，尽管一些研究表明，这些收益是以降低工资和提高失业率造成的短期损失为代价的。标准经济理论表明，虽然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加最初可能会压低工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会增加投资以恢复人均资本，从而恢复工资。资本-劳动比率的稳步增长可以防止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下降，从而防止他们的平均工资长期下降。图2显示了1980年之前的资本劳动比率趋势，并推断出未来几十年——美国移民加速的时期。与理论一致，1980年后，实际资本劳动比率并未显著或永久地偏离这一趋势。图2：1948-2013年美国对数资本-劳动比率表1显示，移民主要增加了最低技能工人和最高技能工人的供给量。表1. 2012年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表2呈现了过去几十年来两项关于移民对工资影响的学术分析结果。这两项研究考虑了企业的投资反应以及移民工人和本土工人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他们发现，移民对本土工人的平均工资产生了微小但积极的影响，约为半个百分点。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没有高中或大学学历的人的工资略有下降，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工资只出现了正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项研究都发现，早期移民的工资平均下降了4%至7%，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表2. 移民对长期工资影响的预估综上，外来移民其实是利好美国社会发展的。特朗普不断收紧的移民政策也许会对美国产生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三、特朗普移民政策正与关税政策一同影响美国经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短期内，净移民人数的急剧减少将抑制实际GDP增长。这是因为这种减少意味着劳动力规模缩小，从而导致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数减少。具体而言，如果净移民人数从2024年的显著正值下降到2025年的-65万，那么移民产出的减少将导致明年GDP增长减少0.2个百分点。与劳动力增长放缓相一致，预计2025年的月度就业增长将远低于2024年。具体而言，从正净移民人数逆转为负净移民人数将导致每月就业增长减少近10万。此外，移民人数减少导致消费支出减少，这将导致企业削减投资和招聘，从而进一步降低GDP增长0.1个百分点。最后，即使没有达到宣传中暗示的大规模驱逐，实施激进的驱逐政策也可能会减少留在美国的移民的支出，这将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如果2025年的净移民人数更少，其经济影响将更加负面。也许四年内总共将有300万人被驱逐出境，远低于特朗普竞选言论中提出的驱逐出境目标。更高的驱逐率将带来更不利的宏观经济后果，并将扰乱劳动力市场、供应链和公民社会。其实不只是移民政策正在为美国经济增长埋雷，特朗普摇摆不定的关税政策也正使美国经济蒙上阴影。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逐渐显现，全球经济将经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增长最慢的十年——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 2.3%，比 1 月份的预测低 0.4 个百分点，而 2027 年的预测增长率为 2.6%。由于关税大棒摇摆不定，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私人消费，世界银行还下调了对美国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增长预测。马斯克指出：特朗普关税政策将导致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衰退；经合组织警告特朗普关税政策将损害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银行分析师指出，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及美元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对冲基金大鳄SteveCohen认为美国经济衰退概率约为45%…… 德意志银行甚至警告，移民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大于特朗普关税大棒。四、加密行情未来怎么走？洛杉矶骚乱仍在持续，目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持续不久的突发事件，也可以将其视为未来更大规模骚乱的开胃菜。但据外媒报道，洛杉矶抗议人群已经组织了“No Kings”活动，活动将在6月14日与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的军事游行同期进行。由此，也不排除当前的洛杉矶骚乱存在未来几天持续升级的可能性。短期内，市场恐慌情绪可能导致暂时的抛售压力。由于美国经济风险加剧，投资者需重新评估股票和加密货币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情况。如果美国社会不稳定并加剧，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那么投资者将倾向于价值更稳定的资产，加密货币或许会面临价格波动加剧风险。但长期看来，受加密监管政策不断完善、“去美元化”赋予BTC的“数字黄金”属性的彰显、国家及机构配置增加等因素影响，加密市场走势依旧向好。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普通民众对去中心化资产的需求。资料来源：金色财经、美国国会、BBC、RFI、布鲁金斯学会、Seacoastonline等

金色财经06-11 18:55

“美国正接近灾难性断裂点”！桥水创始人达利欧深度长文警告美国“接近崩溃”

这种不对称加剧了如康涅狄格、伊利诺伊和新泽西等负债州的财政压力。根据达利欧，这种结构性财政压力加上社会分裂导致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上发生争斗：“下一个问题是谁来支付修复这些资源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 在概述第六阶段——内战阶段时，达利欧发出严厉的警告。他指出，一旦一个国家失去在共同的政治框架内调解争端的能力，公开冲突往往随之而来。他写道：“内战极其残酷，因为这是殊死搏斗。每个人都是极端分子，因为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战斗——在刀光剑影中，温和者处于劣势。” 尽管达利欧承认历史有时允许和平重组，但他强调，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出现团结而非分裂的领导层。他警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层，从金融失调升级为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风枫06-10 10:34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颓废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特朗普怒斥马斯克：转投民主党将面临“严重后果”，两人关系彻底破裂？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发出严厉警告，矛头直指其昔日盟友、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特朗普明确表示，若马斯克胆敢在中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爆炸性消息不仅揭示了两人关系的急剧恶化，还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政坛权力格局的广泛猜测。以下，我们将从多个角度详细剖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潜在影响。特朗普与马斯克的恩怨起源：从盟友到对立特朗普与马斯克的矛盾并非一夜之间形成。两人曾因共同的政治理念和经济目标结成紧密联盟。尤其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马斯克投入约3亿美元巨资，支持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候选人，这为特朗普的竞选提供了重要助力。然而，裂痕在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上显现。这项法案旨在通过大规模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马斯克公开反对，理由是法案将导致联邦赤字进一步扩大。他甚至在社交媒体X上直言，任何支持该法案的人都应被“解雇”，引发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强烈不满。马斯克的激烈言辞不仅触怒了特朗普，还让部分民主党人看到了“拉拢”他的机会。尽管民主党内部对马斯克大幅裁减政府岗位的做法颇有微词，但一些民主党人认为，马斯克的影响力和资源可能成为中期选举的筹码。这种微妙的政治博弈为特朗普的警告埋下了伏笔。特朗普的强硬表态：马斯克将付出“沉重代价” 6月6日，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关系正式破裂。在接受NBC News采访时，特朗普毫不掩饰对马斯克的不满。当被问及是否担心马斯克转而资助民主党时，特朗普冷冷回应：“如果他那样做，他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尽管特朗普没有明确具体后果，但其强硬语气无疑为两人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明确表示无意修复与马斯克的关系。当被问及两人是否彻底决裂时，他回答：“我想应该是的。”这番表态标志着两人从盟友到公开对立的重大转折。特朗普还强调，他“太忙了”，忙于推动其税收和支出法案的实施，无暇理会马斯克的“无礼”行为。他甚至直言：“你不能不尊重总统这个职位。”这不仅凸显了特朗普对马斯克言行的愤怒，也反映了他对总统权威的强烈维护。马斯克的“挑衅”与删除风波在两人关系破裂的同一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了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帖子，试图将特朗普与已被判性犯罪的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联系起来。他声称特朗普的名字出现在联邦政府对爱泼斯坦的调查文件中，暗示特朗普可能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有关。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特朗普的直接挑衅，引发了舆论哗然。然而，仅仅一天后，马斯克删除了这些帖子，并在X上表示：“一旦爱泼斯坦的全部档案被公开，我会郑重道歉。”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马斯克试图缓和局势，但特朗普及其团队显然不买账。特朗普在采访中将相关指控斥为“旧闻”，副总统JD·万斯也在播客中坚称特朗普与爱泼斯坦的罪行“毫无关联”。白宫高级官员进一步表示，马斯克删除帖子并不能修复双方的裂痕，特朗普已无意与马斯克对话。幕后斡旋与白宫内部矛盾尽管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幕后仍有一些人试图修复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AI事务负责人、风险资本家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私下鼓励马斯克主动联系特朗普，以化解矛盾。另一位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共同支持者詹姆斯·菲什巴克（James Fishback）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呼吁马斯克向特朗普道歉。然而，特朗普明确表示对通话不感兴趣，其顾问团队也淡化了和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白宫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马斯克与白宫人事办公室主任塞尔吉奥·戈尔（Sergio Gor）的矛盾早已显现。3月中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马斯克公开抱怨政府招聘助理的进度缓慢，试图让戈尔难堪。然而，戈尔早有准备，用数据反驳了马斯克的指责。这场交锋不仅加剧了两人间的紧张关系，也反映了马斯克与特朗普团队的深层分歧。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振熙（Steven Cheung）在一份声明中力挺戈尔，称其为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致力于确保政府人员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使命保持一致。这表明特朗普团队在内部矛盾中选择了支持自己的核心成员，而非马斯克。马斯克的新动向：组建“美国党”？尽管马斯克在过去48小时内收敛了部分激烈言辞，但他并未停止对联邦政府支出的批评。他在X上继续表达对政府“支出失控”的担忧，并公开讨论组建新政党的可能性，计划将其命名为“美国党”（The America Party）。马斯克认为，这一新政党能够更好地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打破现有两党格局的束缚。这一想法引发了外界对马斯克政治野心的猜测，也为中期选举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总结与对美元的影响分析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公开对立不仅是个人恩怨的体现，更折射出美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分歧。特朗普力推的税收和支出法案旨在通过减税和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马斯克的反对凸显了财政赤字问题的争议。两人关系的破裂可能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资金和舆论支持产生影响，尤其考虑到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中的巨额投入。从经济角度看，这一事件可能对美元造成短期波动。马斯克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稳定性的担忧。如果马斯克真的组建新政党或转向支持民主党，可能导致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升，美元可能面临下行压力。然而，特朗普团队目前正努力将焦点重新集中在法案的推进上，若法案顺利通过，市场信心可能得到提振，美元有望保持稳定甚至小幅走强。长期来看，这一事件对美元的影响将取决于中期选举结果及后续政策走向。总之，特朗普与马斯克的这场“宫斗大戏”不仅是一场个人恩怨的较量，更可能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变量。未来几周，两人的动态以及马斯克的政治选择无疑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金融界06-09 10:57

洛杉矶移民执法风暴：特朗普强硬部署国民警卫队，抗议浪潮席卷全城！

的“暴力威胁” 特朗普本人在6月8日于新泽西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骚乱”，并威胁对向警察或国民警卫队吐口水的抗议者采取暴力回应，称“他们吐口水，我们就打”。尽管他未提及具体事件，这一言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也让外界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充满担忧。抗议浪潮与冲突升级街头对峙：抗议者与执法人员针锋相对 6月8日，洛杉矶东南部派拉蒙地区约100名抗议者与联邦执法人员发生对峙，部分抗议者挥舞墨西哥国旗，表达对移民执法的不满。同日晚间，市中心另一场抗议活动吸引了约60人，他们高喊“ICE滚出洛杉矶”等口号，情绪激烈。国民警卫队抵达洛杉矶后，冲突进一步升级。路透社目击者报道，执法人员在市中心联邦大楼外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而抗议者则对国民警卫队高喊口号，气氛剑拔弩张。视频证据与公众反应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国民警卫队与国土安全部人员联合行动，驱散聚集在联邦大楼外的抗议人群。街道上的冲突持续进行，抗议者的愤怒情绪与执法人员的强硬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洛杉矶的抗议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的关注，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移民政策和执法方式的热议。各方立场：政治对立愈发明显加州州长的强烈反对加州州长纽森对特朗普的部署决定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称，特朗普此举并非出于执法需要，而是为了制造“奇观”以博取政治资本。纽森呼吁抗议者保持和平，避免落入特朗普的“圈套”。他特别批评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威胁部署现役部队的行为，称其“在本土对付公民”是不可接受的挑衅。纽森的立场反映了民主党对特朗普移民政策的长期反对，也凸显了加州与联邦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白宫与共和党强硬派的声音副总统万斯和白宫高级幕僚斯蒂芬·米勒则站在特朗普一边，火上浇油。万斯在X上发文，将抗议者称为“拿着外国国旗的叛乱分子”，并指责美国部分政治领导层将边境执法视为“邪恶”。米勒更进一步，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力叛乱”，试图为政府的强硬措施正名。然而，两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特朗普政府并未援引《叛乱法》，显示其在法律框架内仍保持一定克制。社会影响：洛杉矶的多元社区与政策博弈洛杉矶作为美国最具多元化的大都市之一，其人口中有大量西班牙裔和外国出生居民。特朗普的移民执法行动和国民警卫队的部署，直接触动了这一群体的敏感神经。抗议活动不仅是对具体执法行动的回应，更是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全面抗议。与此同时，民主党控制的加州与共和党领导的联邦政府之间的对立，使得洛杉矶成为两党博弈的前沿阵地。对美元指数的影响分析洛杉矶的抗议活动及其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可能对美元指数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国内骚乱和政府强硬应对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国政治稳定性的信心，从而对美元构成下行压力。投资者通常将政治不确定性视为风险因素，可能减少对美元资产的需求，转而投向避险资产如黄金或日元。其次，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强硬执法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分裂，影响经济预期和消费者信心，间接拖累美元表现。然而，如果市场认为政府的强硬措施能够迅速恢复秩序，美元可能因短期避险需求而获得支撑。总体而言，事件对美元指数的短期影响可能偏负面，但具体走势还需视事态发展和市场情绪而定。结语：洛杉矶风波的深远意义洛杉矶的移民执法风波不仅是一场地方性抗议，更折射出美国在移民政策、种族关系和政治极化方面的深层矛盾。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部署与加州地方政府的激烈反对，预示着未来类似冲突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这场风波不仅是政策之争，也是美国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未来几天，洛杉矶的局势发展将持续牵动各方神经，而其对美元指数的潜在影响也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金融界06-09 08:17

谁在为特朗普的关税买单？企业称：是你

储备银行 5 月的一项调查发现，纽约和新泽西州北部的大多数企业至少将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了客户。核心要点调查显示，企业正针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提高价格。一些企业将全部成本转嫁给客户，另一些则自行承担部分成本。部分企业已开始给客户发邮件，告知其价格因关税上涨。一家箱包公司在邮件中对客户表示，鉴于 “一团糟的” 关税政策，公司将提高产品价格。如果有人怀疑谁将最终承担唐纳德・特朗普新进口税的成本，企业给出了明确答案：消费者。这一结论基于美联储各分行近期收集并于本周发布的调查和案例。本周，几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独立调查结果显示，其辖区内的企业正将至少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5 月的一项调查发现，纽约和新泽西州北部的大多数企业至少将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客户 —— 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企业和 45% 的服务企业将全部成本转嫁给了客户。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4 月对地区企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会将至少部分关税成本转嫁给客户，近 20% 的企业表示会将假设 10% 关税的全部成本转嫁给客户。此外，美联储的 “褐皮书”（汇总全国各地的经济报告）中充斥着企业为弥补进口成本上升而涨价的案例。这些调查和报告揭示了一个对家庭预算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特朗普的关税将在多大程度上推高日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自 2 月以来，特朗普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且频繁变动的进口税，包括对大多数国家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及对许多外国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上周计算得出，海外进口商品平均面临 15.6% 的关税。究竟谁将承担这些关税成本的问题在政治上引发了争议。今年 4 月，亚马逊(213.57，5.66，2.72%)提出计划在其网上商店的价签上标明关税成本后，遭到白宫的一连串批评。同样，特朗普在沃尔玛(97.47，-0.49，-0.50%)高管表示关税将推高价格后对该公司进行了抨击，并要求这家零售商 “消化” 关税成本。正如近期调查所示，消费者至少要承担部分关税成本，企业正提前向客户传达这一坏消息。各行业的企业纷纷给客户发邮件，提醒他们价格上涨，并将原因归咎于关税。例如，销售法国进口护肤品的 Typology 公司在邮件中对客户表示，公司正在承担大部分关税成本，但将进行 0.5% 至 4.5% 的 “适度价格调整”。儿童音频播放器制造商 Tonies 表示，其部分人偶产品的价格将从 14.99 美元提高至 19.99 美元。上个月，进口箱包销售商 BÉIS 因其关于不可预测的关税政策的坦率邮件在领英上走红。 “关税局势完全是一团糟，我们都深受其害，” 该公司营销团队写道，“成本上升了，不幸的是，我们的价格也将不得不随之上涨。”

金融界06-09 07:47

花旗集团削减中国科技中心3500名员工，优化全球运营

掌控力。”他透露，花旗计划将技术团队从新泽西州卢瑟福迁移至泽西市，以进一步整合资源。展望未来，花旗集团计划通过增加全职技术员工和减少供应商数量（从144家降至50家），构建更高效的内部技术体系。这一战略预计将为花旗在2026年实现20亿至25亿美元的成本节约目标奠定基础，同时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力。编辑总结花旗集团削减中国科技中心3500名员工的决定，反映了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技术运营、应对监管压力的战略调整。此举不仅是花旗集团内部改革的延续，也体现了全球银行业在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普遍趋势。尽管裁员对员工和当地经济带来短期挑战，但花旗通过增加全职员工和整合资源，展现了对长期发展的信心。未来，花旗能否通过技术优化实现盈利目标，同时维持对中国市场的承诺，仍需市场进一步观察。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4日：花旗集团宣布将在中国上海和大连的科技中心裁员约3500人，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度初完成，以优化全球技术运营。 2025年5月16 Noon PDT：花旗集团计划裁减中国约200名信息技术合同工，标志着裁员计划的启动。 2025年4月29日：花旗股东大会批准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2024年薪酬上涨33%至3450万美元，同时批准新增3000万股用于激励计划。 2025年3月13日：花旗宣布削减信息技术合同工比例，从50%降至20%，并计划增加全职员工至5万人。 2025年2月5日：花旗宣布晋升超过8500名员工，以支持其全球业务转型和未来发展。专家点评 2025年3月13日，Mike Mayo，威尔斯 Fargo 银行分析师： “花旗的裁员和重组是修复长期存在问题的重要步骤。过去十年，花旗在数据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有所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努力。此举可能有助于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但投资者需要看到实际成果。” 2025年4月15日，Erika Najarian，瑞银分析师： “花旗的成本削减计划显示出明确的方向，但投资者对成本下降的具体幅度和时间仍存疑虑。技术部门的精简可能为花旗带来长期效益，但短期内股价可能面临波动。” 来源：彭博社 2025年5月20日，Paul J. Davies，彭博社专栏作家： “花旗的全球裁员和资源整合反映了其向更专注的全球企业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相较于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花旗的净资产回报率仍有差距，重组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其未来估值。” 2025年5月25日，Sarah Butcher，eFinancialCareers 分析师： “花旗中国科技中心的裁员反映了全球银行减少对中国技术外包依赖的趋势。地缘政治和成本因素正在推动银行重新评估其全球技术布局。” 2025年6月1日，Tatiana Bautzer，路透社记者： “花旗的技术团队重组是其应对监管罚款和欺诈事件的直接回应。通过减少合同工和供应商数量，花旗正在努力建立更稳健的内部控制体系。”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06 00:11

怎么回事？美国将2400亿房地产契约“代币化”上链……

区块链土地记录管理公司Balcony与新泽西州卑尔根县官员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将370000份房产契约在链上进行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其价值约合2400亿美元。 Balcony在周三(5月28日)表示，它与卑尔根县书记官办公室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将在Avalanche区块链上对370000份契约进行代币化，并补充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基于区块链的契约代币化项目”。 (来源:Twitter) 伯根县是新泽西州人口最多的县，位于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隔哈德逊河相望。伯根县拥有近100万居民，每年产生约5亿美元的房产税收入。该交易得到了专注于Avalanche的风险投资基金暴雪的支持。 Balcony表示，该项目将使卑尔根县在其所有70个市镇获得防篡改、可搜索的所有权链。 Balcony预计，此次整合将使契约处理时间缩短90%以上，同时降低欺诈、产权纠纷和行政错误的风险。 Balcony首席执行官丹·西尔弗曼(Dan Silverman)表示，该项目是政府记录系统和房地产的“转折点”。 “我们正在展示安全的分布式系统如何取代过时的基础设施并为政府和公众带来现实价值，”他说道。 Balcony表示，它正在与新泽西州的其他几个县(包括卡姆登县、奥兰治县和克利夫赛德帕克县)合作，以实现房地产管理记录的现代化。报告称，由于现行管理系统下的记录不完整和过时，奥兰治县损失了近100万美元的市政收入，凸显了对更有效解决方案的需要。伯根县370000份房产契约实现代币化后，新泽西州的代币化房产契约总数达到约460000份。

颜辞05-29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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