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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协鑫集成荣获证券之星ESG新标杆企业奖

策略、风险管理及指标与目标四大维度构建气候变化管理体系，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并设立减排目标，积极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打造绿色低碳产品。 2024年6月12日，全球第一条光伏碳链“协鑫碳链”在上海正式亮相，是全球首家基于颗粒硅技术+区块链技术+数智化技术的光伏产业碳链管理平台，可实现产品信息可追、可查、可信且不可篡改，完全实现产品供应链溯源、产品碳足迹以及企业组织碳管理，持续高效放大光伏全产业链控碳减碳效应。根据发布会公布的数据，碳链组件最低碳值较行业技术碳值低21.3%，并预计在1-2年内实现碳值较自身下降13.5%的目标。在能源管理方面，2024年协鑫集成共利用自建光伏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自发自用4.937.61万千瓦时，采购绿色电力证书33,509.4万千瓦时；公司未发生任何废水、废气超标排放事件，未发生违规排放及泄露事件；公司一般工业固废回收率达99.74%。协鑫集成以“创新驱动”作为经营改进与战略实施的首要原则。2024年，协鑫集成持续推进创新研发成果在产品端转化落地，多项产品位于行业领先水平。截至2024年末，协鑫集成累计拥有656项专利，较上一报告期增长21%。 2024年6月，协鑫集成首个无主栅(0BB)量产线组件下线，标志着公司在0BB技术上的成功突破；10月，协鑫集成N型TOPCon电池平均入库效率达25.4%，与行业主流厂商对比，高出0.2%，位居行业首位；协鑫集成首件GPC莲花组件下线，为公司第一代背接触产品，具有高效、美观、增值、可靠4大核心优势。在光伏产业加速向高效化、场景化演进的背景下，协鑫集成于2024年12月26日发布基于背接触(BC)技术的高效组件GPC2.0，满足客户对高收益、强适配和稳定运行的核心需求。协鑫集成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人才为本，将员工视为优秀、可靠的成长伙伴，为其打造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2024年协鑫集成员工满意度调研得分92.4；合肥协鑫、阜宁协鑫及芜湖协鑫工厂均已获得IS0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覆盖协鑫集成光伏组件相关生产基地的比例为100%。此外，协鑫集成还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2024年在河南、安徽、内蒙古等省份，为160座、合计78兆瓦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提供专业高效的智能运维管理服务，全年累计发电共14,150万千瓦时，为偏远地区提供了绿色清洁能源，也为项目所在地的乡村振兴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面向未来，协鑫集成将继续秉承“战斗精神”，笃行可持续发展之道，以“科技协鑫、数字协鑫、绿色协鑫”为战略指引，将绿色低碳的时代主题与自身长期深耕的新能源事业深度融合，勇毅前行、砥砺奋进！

证券之星07-27 13:27

责任引领，共筑绿色医药普蕊斯荣获证券之星ESG新标杆企业奖

境保护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命题。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普蕊斯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气候变化相关职能有机融入公司ESG治理架构，建立完善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并基于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分析，结合公司运营模式和碳减排实践，拟定了运营管理、临床试验项目执行、供应链管理三个层面的战略方向，包括办公场所优先使用节能设备与电器、优化试验流程以减少资源浪费、优先选择具有良好环境表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供应商等。截至2024年末，普蕊斯已初步搭建起供应商ESG评价体系，涵盖环境保护、劳工与人权、商业道德和可持续采购4大维度34个主题。通过对供应商进行风险评估，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关键要素全方位融入供应商管理机制，有效提升供应链整体的风险防范能力与韧性，助力供应链的稳健发展。在员工关怀方面，普蕊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尊重并全力维护员工的人权及劳工权益放在首位，将员工的健康、安全与福祉作为核心关切，大力倡导多元、包容与平等的价值理念，倾力为社会创造极具价值的工作机会，努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助力每位员工实现自身价值与公司发展的协同共进。在社会贡献方面，普蕊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号召，向新疆温宿县依希来木其乡第一小学捐赠了933本图书，为该校建成了第一座“援疆书屋”，为当地教育事业注入新活力。公司领导也长期致力于乡村教育公益事业，通过江西省民建同心思源基金会“音乐响起”项目，捐资助力乡村音乐教育发展，推动江西多地建成音乐教室，配备专业教学设备及音乐器材，惠及十万余名乡村学生，有效提升乡村学校美育水平。此外，普蕊斯还致力于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普及医学知识，以增强公众的健康意识。2024年公司对患者服务品牌“蕊之家”实施更名升级，进一步促进临床试验知识的普及，以期推动更多临床试验项目的顺利实施，从而减轻患者在试药过程中的顾虑，加速推进新药的研发进程，让更多患者能够享受到医疗科技进步带来的福祉。截至2024年末，普蕊斯已累计服务逾36万人次受试者，为受试者(特别是罕见病患者)打通获得全球最前沿的治疗药物和手段的渠道。展望未来，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深入广泛应用，叠加政策层面的持续利好，生物医药行业有望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普蕊斯将积极拥抱新兴技术，创新进取，深入践行ESG发展理念，紧随时代发展的浪潮，与各界合作伙伴紧密携手，共同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责献力量。

证券之星07-27 12:07

中国再保险荣获证券之星ESG新标杆企业奖

献力量。在环境领域，中国再保险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核心使命，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全链条绿色转型。2024年，公司通过绿色保险产品创新，支持风电、光伏、储能体系建设，为新能源项目、清洁能源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近6500亿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成立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圆满完成中国人民银行气候变化物理风险压力测试项目，为金融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支撑。在绿色运营方面，中国再保险积极践行低碳理念，通过优化办公环境、推广无纸化办公、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减少碳排放。2024年，中再大厦通过技术改造，用水量同比减少了7%。此外，公司还积极参与绿色投资，通过设立绿色股票投资专户、参与公募REITs等创新领域，为绿色金融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方面，中国再保险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构建“保险+服务”生态体系，彰显金融央企担当。中国再保险于2024年承保重大工程项目64个，提供风险保障近800亿元，同比增长108%。“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保险原则》，推动首个绿色项目工程险落地，案例获2024年服贸会“绿色发展服务示范案例”。在普惠金融领域，中国再保险通过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风险保障。2024年，公司服务中小微企业超1,000万家，普惠保险覆盖超2亿人，提供风险保障8.1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乡村振兴方面，中国再保险通过保险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等多种方式，助力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024年，中国再保险向循化县投入无偿帮扶资金800万元，引入“拉面贷”有偿帮扶资金525万元，购买脱贫地区产品733万元，帮助销售脱贫地区产品301万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同时，中国再保险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宣传活动、支持教育扶贫项目、参与灾害救助等，为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2024年，中国再保险开展了5,505次消费者教育宣传活动。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再保险通过完善治理架构、强化合规风控、推进数字化转型，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2024年，中国再保险进一步强化ESG管理，将ESG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制定《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明确ESG风险管理流程，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信息披露方面，中国再保险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企业经营信息和ESG绩效。2024年，公司发布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多份重要文件，获得国际权威机构的高度认可。同时，中国再保险还积极与投资者、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通过业绩发布会、投资者交流会等形式，传递企业价值，增强市场信心。面向未来，中国再保险将坚持“稳中求进、价值提升”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勇于担当作为，深入实施建设世界一流行动纲要，持之以恒服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和民生福祉，助力筑牢经济安全网、社会保障网和灾害防护网，为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证券之星07-26 10:37

证券之星ESG年度论坛暨第三届ESG新标杆企业奖评选活动圆满闭幕

专业的指导和实践路径，有助于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妙盈科技副总裁严迪飞发表的《可持续商业：政策、数据与趋势》主题演讲同样精彩纷呈。他从政策导向、ESG数字化能力建设和企业价值挖掘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可持续商业的发展模式和未来方向，紧密结合当前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企业在可持续商业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除了这些精彩的主题演讲之外，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资本市场中心总经理陈皓、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发展推进中心高级经理赵欣等企业代表等，进行了ESG优秀案例分享。他们紧密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情况，详细阐述在ESG实践中所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由此取得的显著成效，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经验，让与会者能够从实际案例中汲取智慧，启发思考。而在备受瞩目的圆桌讨论环节，围绕《ESG实践中的痛点与突破：企业如何平衡责任与增长？》这一主题，来自云从科技、蒙牛乳业、水井坊等上市公司高管们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分析了ESG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就如何实现责任与增长的平衡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论坛证券之星重磅发布2025年《ESG 投资价值 TOP100 榜单》，并为优秀企业颁发证券之星“ESG新标杆企业奖”，表彰经济效能与社会责任并重的绿色企业，激励更多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提升自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持和积极引导。此次ESG年度论坛为各界搭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ESG理念的广泛传播和实践的深度深化。证券之星将持续关注ESG领域的热点问题，定期举办培训、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绿色、更韧性、更负责任的市场力量，助力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证券之星07-25 21:47

美赞臣中国CEO肖婧婧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聚焦全球妇幼健康议题分享美赞臣经验

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全球卫生治理、气候变化与健康、妇幼健康等全球健康议题。其中，作为全球发展议程的基石，妇幼健康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大会核心议题之一。当前，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已成为全球性趋势，我国也面临这一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得到优先保障？美赞臣中国CEO肖婧婧在论坛上提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应形成合力，通过多方协作，实现对妇幼健康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擅长基础性和普惠性的措施，众多商业机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应各自发挥所能。以美赞臣为例，品牌创立至今已有120年历史，拥有超过1080项全球专利，这些积淀百年的科研专长赋能美赞臣根据孩子们不同营养需求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发病率低，市场需求小，又对科研能力要求高、投入大的罕见病特殊配方，生产企业寥寥无几，而美赞臣拥有17款针对罕见病的特殊配方产品。早在1958年，美赞臣就为患有苯丙酮尿症的宝宝生产研制出第一款特殊代谢配方产品，旨在为这些孩子们健康成长提供保障和支持。自2009年开始，美赞臣中国就与国家卫生健康部门合作，开展国内首个苯丙酮尿症（PKU）患儿关爱项目，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推广到偏远地区，并向确诊患儿捐赠特殊配方奶粉，此举让许多农村家庭的患儿获得及时帮助。对罕见病配方的研发和投入，也让美赞臣更深入洞察不同婴幼儿对营养的需求，反哺我们开发常规配方，为宝宝提供精准的科学营养。苯丙酮尿症（PKU）患儿关爱项目为众多患儿家庭带来希望肖婧婧认为，针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需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做出合理的政策区分，如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生活压力较大，育儿成本高，居民生育意愿不强，亟待通过科学育儿的宣传引导，减少生育焦虑，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从2024年开始，美赞臣中国积极支持有关部门为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在街道和社区开展的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美赞臣中国依托研发优势、资源优势，以营养支持、知识赋能为支点，在相关社区定期开展向日葵亲子小屋专家育儿课程，为社区内的孕产家庭及婴幼儿家庭传授科学育儿知识，提升新生代父母的养育能力。这些举措不仅可以直接减轻新生代父母的养育、教育负担，还可实现可持续的社区赋能，为打造社区育儿支持网络提供科学指引，助力营造更具包容力、支持力的生育友好型社区环境。”肖婧婧在论坛上分享。美赞臣中国支持“向日葵亲子小屋”助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 “而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需要通过医护培训，营养支持等确保妇女儿童的健康得到保障”，肖婧婧举例道，美赞臣中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国内中西部地区进行生命早期营养干预，可使孕妇贫血率下降55%、婴幼儿贫血率下降85%、婴儿42天生长发育迟缓率下降91%。据此，美赞臣中国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自2022年起开展了“用爱传递·更好开始”乡村母婴营养改善计划，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营养筛查与健康教育；培训基层妇幼保健人员，提升营养干预能力；建立营养追踪档案，形成可复制的干预模型，这一项目不仅提升了当地妇女和儿童的营养水平，也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健康乡村”建设提供了企业支持样板。自项目启动以来，已服务新疆、西藏、青海、贵州等省区的40多个县市，惠及超20万个乡村母婴家庭。美赞臣中国邀请专家培训基层妇幼保健人员此外，肖婧婧还就科技创新赋能、气候变化对妇幼健康的多维冲击以及全球协作等议题和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度交流，为全球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贡献多元视角。今年适逢美赞臣品牌创立120周年，美赞臣因爱而生，秉持“科学实证”理念打造科学营养解决方案，践行“给宝宝一生更好的开始”的初心使命。未来，美赞臣中国将一如既往携手各方力量，支持妇幼健康可持续发展，以让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都享有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为己任，为提升全球妇幼健康水平、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贡献专业力量。

金融界07-25 10:37

“咱们把这家公司拆一拆”！特朗普透露：曾考虑拆分英伟达

框架中删除有关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和气候变化的内容。

金融界07-24 08:57

三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绿证核发方案印发，碳中和ETF泰康(560560)近一周上涨4.09%，位居同类产品第一

的桥梁，让普通投资者也能投身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伟大事业，为守护地球家园贡献力量，更能在绿色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中，稳稳分享产业腾飞带来的丰厚投资回报。在资产配置面临挑战、市场波动加剧的当下，选择具有长期确定性的优质赛道显得尤为关键。碳中和领域以其政策确定性、技术迭代力和市场爆发力，正逐步重构投资价值体系。泰康碳中和ETF（560560）凭借精准的指数跟踪、科学清晰的行业布局以及卓越的管理能力，成为投资者布局碳中和赛道、实现资产稳健增值的不二之选，是驶向环保与财富双赢的美好未来的绿色经济快车。碳中和ETF（560560）作为高效配置工具，凭借“一篮子持股”特性规避个股淘汰风险，精准捕捉龙头红利。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7-23 15:48

114亿国家队重仓核聚变！中国核电砸10亿入股，下一个万亿赛道爆发？

效、清洁的方式供应电力，同时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现实选项。随着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并网给电网带来的调节和消纳压力与日俱增，高能量密度、承担基荷作用的核电可以弥补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短板，为电网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财信证券表示，预计2030年和2035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1.1亿KW和1.5亿KW以上，发电量分别占全国发电量的7%和10%。

金融界07-23 10:28

美国将失去整整一代科研人才

渐过渡到新的优先方向。小布什政府时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确实有些暗箱操作，但远没有现在这种对科学评审流程的直接干预。从来没有过直接把提案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一位现任NSF工作人员说。一位最近接受买断的前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局项目官员说：“我们的使命是推动科学与创新。如果我们不考虑STEM人才队伍的多样化，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没有足够的人才和思想多样性，我们就无法扩大参与范围——而扩大参与本就是NSF使命的一部分。” “一次次看到那些已经通过评审流程的项目不断被更改和取消删，令人心力交瘁。”他补充道。据美国联邦储备估计，在过去75年中，由NSF及其他机构支持的科研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在150%到300%之间，也就是说，美国纳税人每投入1美元，就能获得1.5到3美元的回报。然而，川普提出的庞大法案计划将NSF当前9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56%，还将人员和奖学金缩减73%，其中研究生受到的影响最大。上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迁入位于弗吉尼亚州的NSF总部。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而且并未说明如何安置超过1800名NSF员工，引发外界猜测政府有可能最终打算彻底撤销该机构的资金支持。目前，NSF项目官员也被指示将科研提案“退回原单位”而不予评审——不论其学术价值如何，即使是针对NSF特别征集、旨在填补美国科学与工程关键知识空白的项目。多位NSF消息人士透露，这包括一些实际上已经通过评审的项目，以及由于人手和项目被削减而无法继续处理的提案。蓝州获得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拨款被取消的数量更多。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来自四所公立大学的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长达256页的提案，旨在利用古代DNA记录，预测全球变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据称，该提案未被认真考虑就被归档。《卫报》看到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NSF通知缅因大学的古生态学家兼首席研究员杰奎琳·吉尔(Jacquelyn Gill)，所有提交至“生物整合研究院”计划的提案均被无评审退回。第二封邮件中则称，该团队的具体提案在“行政筛查”中被认定“不适合NSF资助”。据估计，美国目前约有40%的动物和34%的植物面临灭绝风险。该研究原本计划利用新兴技术，从湖泊沉积物、冰芯和洞穴沉积物中提取古代DNA，以分析在几千年前自然变暖的环境下哪些物种表现得更好，从而更好地建模和保护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吉尔告诉《卫报》，他们团队在提案中非常小心地避免提及DEI或气候变化。该资助原本将提升美国在该领域的科研能力，而美国目前在此方面已落后于欧洲。吉尔说：“古代DNA记录能以非常高的分辨率重建整个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全新的科研方向，像这样的项目资助可以催生新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美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的再投资，给地方经济带来巨大回报。现在这样被无评审退回，简直是被打了一记耳光。” 这个项目涉及DEI，所以不会得到任何资助。 —— NSF雇员在另一个案例中，两所学术机构原本被选中各获得1500万美元的“转化医学研究”专项资助——这是川普政府的优先领域——这一过程耗时30个月，由NSF工程局牵头，跨多个机构、涉及数百人参与评审。但如今，这一荣誉资助将不会兑现。据《卫报》了解，这些通过学术评审选中的提案将被“无评审退回”，理由是“不适合NSF资助”。一位了解情况的NSF员工表示：“这些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转化科学项目，目标是在城市、地区及产业层面实现可持续性……但我们被指示要搪塞首席研究员，这个项目涉及DEI，所以不会得到任何资助。”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已经通过项目官员学术评审的提案消失在“黑箱”中——数周甚至数月未有任何决定或解释。据NSF工作人员称，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自我审查”。 “有些是NSF内部人员为了避免麻烦而自我审查，也有些是DOGE的人员插手科学评审，进行审查。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是政治干预，因此非常成问题。”现已退休的化学部项目官员安妮·玛丽·施莫特纳(Anne Marie Schmoltner)说。她在NSF工作了30年，于今年2月退休。除了资助资深研究人员，NSF也通过奖学金、研究机会和项目资助来支持学生及新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川普政府下，下一代科研新秀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川普试图对多个国家实施广泛的签证限制和旅行禁令。其2026年预算提案仅为全国提供21400个本科和研究生奖学金名额——比今年减少了75%。像全美许多科研人员一样，古生态学家吉尔因为资金不确定性，今年秋季不再接收新的研究生。“这意味着整整一代年轻科学家看不到进入科研领域的道路。我无法表达这些削减措施对这个以解决问题、服务社会为初心的科研群体而言有多么令人痛心和沮丧。” 然而，NSF培养的学生也正是石油天然气、矿业、化工、大型科技公司等多个支持川普的产业所需的技术专家来源，同时也服务于学术界和政府机构。 “业界致力于优化现有技术，而NSF着眼于10年、20年后的未来。美国要实现全球强劲的经济发展，就需要创新，而创新离不开NSF所资助的基础研究。”施莫特纳说。 NSF拒绝置评，仅将媒体引导至其官网，官网最后一次更新是在4月，声明称：“学术价值、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与卓越，是NSF使命的基石。NSF继续依据‘学术价值’与‘更广泛社会影响’两项标准来评审所有项目。” 对NSF的这一轮大规模削减之前，川普已经动手拆毁隶属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环境保护署(EPA)、农业部(USD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其他核心科研机构。 USGS是内政部的科研机构。其科学家负责为印第安部落政府、土地管理局、渔猎服务部门以及国家公园管理局等机构提供有关自然灾害、自然资源、水资源、能源、生态系统和气候及土地使用变化影响等方面的现实问题研究支持。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将USGS的预算削减39%。这包括彻底削减该机构的生态系统任务领域(EMA)的所有预算。该部门领导联邦层面的物种与生态系统研究，并下设气候适应科学中心。哈佛大学被取消的NSF拨款占所有被取消拨款的12%。取消NSF拨款预算总额前20机构 EMA的科学家负责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处于风险中的物种，例如野蜂和狼獾，减少土地管理局(BLM)辖地上的过度放牧危害，以及阻止入侵的鲤鱼进入五大湖——这些工作对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障美国的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在DOGE批准的裁员和买断下，EMA失去了25%至30%的员工，如今面临被彻底终结的命运。“我们已经失去大量的机构记忆和新晋的、有潜力的领导者。“大美丽”预算通过后，所有用于支持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科学研究都将被砍掉。”一位USGS的项目官员表示。现在这已成了一个政治过程。 —— USGS科学家 “我们的经济依赖于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矿产和食品体系。如果我们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这些资源，就是自毁前程。” 与NSF类似，USGS用于研究审批与监督的黄金标准——同行评审制度，如今也受制于DOGE，具体来说，是内政部长授予前石油高管泰勒·哈森(Tyler Hasson)广泛权限。据USGS员工透露，哈森办公室依据项目官员只被允许提交的两段文字的信息作出批准或否决的决定——没有任何对话或反馈。 “一直以来的科学评审黄金标准正在被干预。现在这已成了一个政治过程。”一位USGS科学家说。内政部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关于科学被‘政治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拒绝将负责任的预算改革描绘为‘对科学的攻击’。相反，我们正在通过削减繁文缛节、减少官僚主义，赋能美国的创新能力，确保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专注于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无休止的文书工作或带有政治动机的研究议程。” USGS、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以及白宫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附录】自2025年1月川普二度上台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经费与人员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削减、终止与重组措施（基于多家权威媒体和官方统计汇总）：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预算大砍56%：2026财年预算提案将NSF从约90亿美元削减至仅40亿美元左右。毁灭性裁员/买断：人员减少高达73%，包括项目官员及研究生资助岗位。撤销1600+科研项目：自4月起中止逾1600项NSF资助，总额逾15亿美元。政治干预评审流程：DOGE部门介入，关键项目被“无评审退回”，包括高影响力的转化科学、古DNA、DEI相关研究。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 预算砍掉24–27%（约13亿美元），包括气候研究、OAR实验室等高度削减。裁员850–880人，另有1029人主动离职/买断。终止200多个合同与赠款，撤销8–19项租赁。削弱气象预警能力：气球、雷达项目停摆；Radars、气象卫星预算削减。计划拆除问责与风险办公室(OAR)与国家强风暴实验室(NSSL)，并移交部分业务至国土安全部。环境保护署(EPA) 预算砍54%（约削减50亿美元），特别削减研究办公室、环境正义项目和大气保护计划。行政停职/辞退139位签署声明职员。 300多名初级员工被裁撤，包括清洁空气与清洁水执法人员。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USGS总预算拟砍39%，生态系统任务领域(EMA)砍100%。裁撤/买断25–30% EMA员工；机构记忆与领导力大量流失。研究审批转为“两段文字”政治审核，抛弃黄金标准评审。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科学预算砍24–47%，包括地球科学削减53%，终止STEM项目、小卫星等。能源部(DOE) 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ARPA‑E) DOE整体削减9%，科学司裁14%，重点削减气候相关研发；ARPA‑E裁74% 。国家卫生研究院(NIH) 预算计划削减40%（从470亿美元降至270亿）。间接成本报销降至15%，科研机构损失“数千万至数亿美元” 。裁员3400–5000人（约20%员工）。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CDC) 裁撤750人（约10%员工）。撤下性别、环境与LGBTQ等专题数据页面。其他 DOGE部门横扫多个机构：USDA、Forest Service、Census、MBDA等多处裁员、撤预算。大规模联邦裁员获最高法院支持。冻结 300+ 亿美元科研支出，绕过国会拨款。广泛终止气候研究数据库、事实核查和信息传播项目（NIH停止信息研究、CDC/LGBTQ资料删除等）。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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