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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川普的威胁让律所不敢出来辩护，法官害怕到”脊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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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川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几乎每天都有令美国人担心国将不国的爆炸新闻。但就是这样，两周前的一个新闻你应该尤其害怕。 3 月 6 日，川普发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令：剥夺 Perkins Coie （博钦）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的安全许可，并限制该律所接触政府大楼和官员。这意味着该律所几乎无法再继续营业。根据媒体报道，Perkins Coie 律师事务所在川普签署该总统令后的短短几天内，“已经损失了大量收入”，因为有客户断绝了与该事务所的关系。从事法律教学很久的杜克大学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塞缪尔·布埃尔(Samuel W. Buell)说：“这无疑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对法律界的最大侮辱。” 如果仅仅是侮辱倒还好了，更要紧的，川普这个破天荒的总统令还是对律师的恐吓。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丹尼尔·里奇曼(Daniel C. Richman)说：“如果你是政敌，当政府来找你麻烦时，你真的需要最好的律师。让代表这些人的律师感到害怕会损害法治，因为当政府无法在法律上受到挑战时，法律就无法为任何人提供保护。” 【延伸阅读】法学泰斗：238年历史美国法治政府，或从此终结法官：“脊背发凉” 川普是来报复的。川普还在竞选总统时就明确说，这次是来报复的。他不是吓唬人，而是认真的。上任后，他时时、处处不忘报复。 Perkins Coie 律所曾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提供服务，并在 2020 年多次赢得针对川普竞选团队的选举法案件的官司。这就使其成为川普的眼中钉。 3 月 12 日，联邦法官贝里尔·豪威尔(Beryl A. Howell)做出判决，暂时禁止川普针对 Perkins Coie 律所行政命令中的大部分内容生效——阻止了川普行政令中实质上禁止 Perkins Coie 与联邦官员打交道并阻止其进入政府大楼的部分。她说，该行政令很可能违宪。豪威尔法官表达了她的害怕。她说：“我相信，许多业内人士都在惊恐地注视着 Perkins Coie 所正在经历的一切。”她还说，从法庭的辩论中听到总统可以这样惩罚个人和公司，“我的脊背发凉”。在川普攻击大律师事务所的同时，他和他的政府还对法学院、美国律师协会甚至政府内部可能质疑或阻碍其议程的律师大打出手。上个月川普解雇了武装部队中的三名高级律师，他们本应就各种政策和行动的合法性向军事领导人提供建议。这些律师被称为“军法署署长”（judgment advocates general），他们被解雇时，其专业表现未被提起，这让人们担心，政府实则是希望找到更能服从川普命令的替代者。上行下效，川普在各部门、机构和委员会安排的政治任命官员也在以其他方式打击法律界。川普的一位政治任命者就命令他手下的政府官员不得续签美国律师协会的会员资格，不得在该协会任职或参加其活动。川普的司法部长已致函美国律师协会，质疑其多元化做法。果然，司法部的一众高级官员们都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参加律师协会 3 月上旬举办的白领犯罪问题年度会议。以往，这样的会议这些官员都是出席的。这意味着，一场旨在让业界人士共同探讨重要议题的会议，竟然没有了负责执法的司法部高级官员的身影。三月初，华盛顿最高联邦检察官埃德·马丁(Ed Martin)威胁说，如果乔治城法学院院长威廉·特雷纳(William Treanor)不废除该校的多元化项目，他将停止聘用该校毕业生。对此特雷纳毫不退缩，挑战检察官马丁兑现他的威胁，并称第一修正案将禁止这些威胁。律所：噤若寒蝉很多律所或律所的大部分客户都是与政府部门运作相关的机构或个人，代理他们的案子，必然会接触到政府机构的文件、档案或人，有安全许可，是处理这类业务的最基本条件，更不要谈进入联邦政府大楼的许可了。而且，联邦法院就是联邦政府大楼，那岂不是连为自己的案子进入法庭的权力都没有了？川普的报复手段，对律师和律所都是致命的。如果饭碗被砸，脖子被掐，你跪不跪？川普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最大的恐吓效果，特别是寒蝉效应。应该说，川普相当成功。为推翻川普这个行政令，Perkins Coie 首先联系了 Quinn Emanuel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德里克·沙弗(Derek L. Shaffer)。沙弗长期从事针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民事诉讼，曾三次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Perkins Coie 希望沙弗接受自己为客户，迅速向法院起诉川普政府，以阻止行政命令的实施。 Perkins Coie 的这个选择有很多考量，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沙弗及其所在律所代理这个案子都具有很多优势。沙弗与川普及其盟友关系密切，Quinn Emanuel 律所的律师还代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并为川普组织提供道德建议。在川普司法部采取行动撤销对民主党人，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亚当斯的腐败指控时，该事务所也曾代表亚当斯。但 Perkins Coie 遭到了拒绝。Quinn Emanuel 决定不接手此案。该律所的高层领导认为，在他们继续将自己打造成川普领导的华盛顿权力中心一员之际，他们不想插手此事。与此同时，其他大型律师事务所也顾虑重重，担心如果他们代表 Perkins Coie，也可能面临川普的怒火——这就意味着报复。顶级律所的高层在自问：如果川普切断了他们与政府的联系，他们的客户会作何反应？幸好，华盛顿精英律师事务所 Williams & Connolly 决定接受 Perkins Coie 的委托。正因为有 Williams & Connolly 律所的敢于承担，才有了 3 月 12 日联邦法官豪威尔有利于 Perkins Coie 的判决。豪威尔警告说，这项总统令可能会损害整个法律界的诚信，使律师们不敢接总统认为有损其利益的案件。她说：“我给予 Williams & Connolly 律师事务所极大的尊重，我非常敬重他们在并非每家律师事务所都愿意接手此案的情况下接了这个案子。” 一些律师事务所一直在讨论是否代表 Perkins Coie 律师事务所提交一份联合法庭之友书状。虽然一些大事务所表示愿意签署，但其他事务所则不那么愿意。不过，21 个州的总检察长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法庭之友书状，支持 Perkins Coie。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直的概念是，在美国，你只要不违法就可以正常谋生。如果违法，如何处罚是司法部门的事，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允许总统亲自操劳，因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分立的。要惩罚犯罪行为必须走法律程序。但川普在其第二任上，似乎打破了一切常规。应该是国会做的事情，他大包大揽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该是司法部门做的，他也同样一手包办，以一纸总统令惩罚律师和律所，只是他众多类似行为中的一例。《纽约时报》对此总统令报道的标题就是“川普对律师事务所的报复被视为对司法系统的破坏”（上图）。文章称，一些法律专家认为，总统利用政府权力惩罚律师事务所的做法破坏了一项基本原则：获得强有力法律辩护的权利。而这是美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原则。我们已经看到，面对有可能饭碗被砸的威胁，不少律师和律所选择做缩头乌龟，这就是川普对 Perkins Coie 律所报复行为产生的寒蝉效应。这件事的后果远超出了律师和律所日子会比较难过这样的意义，这意味着有些案子的当事人会找不到代理律师。其实，川普的这个总统令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法律界的这类报复行为。在这个总统令之前，他已经撤销了 Covington & Burling 律师事务所所有向杰克·史密斯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律师的安全许可。但 Covington & Burling 律所没有选择与川普政府对簿公堂。相反，该事务所担心客户会认为它在川普政府那里失宠，因此开始与其他客户中少有川普政敌的著名律所建立关系，商讨让这些律所成为他们自己一些重要案件的表面代理。这就是为什么对此案作出判决的法官说，她“给予 Williams & Connolly 律所极大的尊重”。长期以来，Williams & Connolly 的律师们一直以自己作为政府的对手和制衡者而自豪，包括强调该事务所在保护知名被告免受检方不当行为侵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事务所由著名辩护律师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创立，他的职业生涯建立在积极代表一系列客户与政府交涉的基础上，包括那些不受政治青睐的客户。选择正面迎接川普挑战，捍卫自己第一修正案权力的 Perkins Coie 律所同样值得额外的尊重。保护民主需要所有人尽力而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不是所有人或所有机构在自身权力被剥夺时，都有能力挑战政府。这时候，有资源有能力的，就有站出来做出头鸟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今天所有的权利保障，都是有人曾经付出的结果。就好像《纽约时报》赢得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限制了公职人员起诉诽谤的能力，为媒体的言论自由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的判决，被公认具里程碑意义，该判决认为，如果诽谤诉讼的原告是公职人员或公职候选人，那么他们不仅必须证明诽谤的一般要素——向第三方公布虚假的诽谤性声明——还必须证明该声明是以“实际恶意”作出的，这意味着必须证明，被告要么知道该声明是虚假的，要么轻率地无视该声明是否可能是虚假的。该案判决经常被列为现代最伟大的最高法院判决之一。也好像《纽约时报》冒着出版商坐牢，报纸声誉尽毁的危险决定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揭露越战的幕后真相，并最终赢了这个也是具里程碑意义的官司。《纽约时报》是资源最强的媒体之一，时报不担当这样的角色谁担当？又好像时报为《五角大楼文件》案子打官司期间各家媒体的抱团接力。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连载只发表了不到一半，就接到法院传令，命令在诉讼期间不能继续连载。这时候，《华盛顿邮报》站出来继续发表。当华邮也被法院叫停后，其他媒体又纷纷接力，等到这个官司尘埃落定时，《五角大楼文件》已经出现在大大小小 17 家报纸上。有资本的理当做领头羊。没有资本领头的，那就参与抱团。希望能够看见有足够多的律所向法庭提呈法庭之友书状，支持 Perkins Coie 彻底打赢这个官司。参考资料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addressing-risks-from-perkins-coie-llp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2/us/politics/trump-law-firms-perkins-coie.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5/03/12/perkins-coie-trump-judge-restraining-order-tr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w_York_Times_Co._v._Sullivan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2 00:00
镀金的美国——为什么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谴责巨大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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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以前我在纽约的曼哈顿上班，坐长途巴士来往于新泽西和曼哈顿。偶尔在早上上班高峰时间去光顾曼哈顿 42 街巴士总站的厕所时，几乎每次都会遇见有个别女子在镜子前整理容貌——不是我在长途巴士上看见的利用通勤时间匆匆化妆的那种，而是感觉把那个公共厕所当作“家”，她们不仅简单化妆，还经常会认真梳头并对着大镜子整装。然后她们以一个职业女性的姿态走出去，你完全看不出她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明白，她们是或者住在车子里，或者住在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她们同时又是有工作的人。职业人员和无家可归者，这两个概念似乎是不相容的，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却又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这个现象的症结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一项分析 2010 年人口普查的研究发现，40% 以上无家可归者是有正式工作的。或者因为工资太低，或者因为房租飙升，很多人尽管有全职工作，却是无家可归者。这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结果：高收入的逼高了房租，低收入的越来越无法承受住房的负担。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只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标志之一。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贫富差距？为什么谴责巨大的贫富差距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我们接受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贫富差距。均贫富的理念让人谈虎色变，也普遍被认为不鼓励个人奋斗，阻止社会进步。但为什么我们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谴责巨大的贫富差距呢？就是右翼人士也不敢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好事。他们反对对富人征高税的理由都不是要让富人更富，而是富人投资后会惠顾到穷人。就是说，给穷人一条出路，是左右的共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承诺，是一份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契约来到这个社会的，无论是以在此出生的方式，还是以移民的方式。这个契约承诺：每个人都会被社会公平对待。虽然并没有一个签约仪式，这个契约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否则凭什么要我们遵纪守法？承认并接受这是一个法制社会，承认并接受现行法律，就是代表我们承认并接受这个社会契约。要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社会契约，其潜台词必然是，这是一个公平、公正而且合理的社会契约。哪怕距离理想状态很远，至少这是该契约的初衷，也是其终极目标。也正因如此，当人们感觉被不公平对待了，就有权利要求更改契约。更改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修订法律，更改政策等，甚至可以包括对以往错误的道义道歉和经济赔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谴责超出正常范围的贫富差距，因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可以被理解为是不公平的事情。当然，这里的关键词是“超出正常范围”。而如何定义正常范围，才是争执的真正焦点。贫富差距再次达到镀金时代水平都说疫情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好得让世界各国妒忌。目前美国全国失业率仅为4%。但与此同时，无家可归者人数却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下图来自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提交国会的《2023 年无家可归者问题年度评估报告》(The 2023 Annual Homelessness Assessment Report to Congress，AHAR)，图中数据为 1 月份最后 10 天进行的单次时间点(PIT)统计中收集的全国无家可归者人数。PIT 计数提供的是单个夜晚的镜像。该图显示，2023 年无家可归者人数（653104 人）已超过 2007 年经济大衰退时的水平（647258 人）。很久以来，沃尔玛全职员工家庭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必须靠政府救助才勉强温饱的现象，一直被社会诟病，因为这是在沃尔玛盈利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企业赚麻了，员工却不得不吃政府救济？上图为按收入百分位数分列的财富。下图为按财富百分位数分列的财富。两张图都显示了，收入或财富在顶部的，所占全民收入或财富的百分位数高得离谱，而底部所占的比例低得惊人。以两个图表中最新的 2024 年第三季度数据来看，底部 60% 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15.3%，底部 50% 拥有的财产仅占总财产的 2.4%，而富有程度在顶部 1% 的占总财富的 30.8%！再看下图，标题赫然为：今天美国收入的集中程度已恢复到镀金时代的水平。图中所示为 1913-2018 年美国总收入最高的 0.1%（橙色）和最高的 0.01%（蓝色）的收入占比。图中标示的两个最高点分别为 1929 年股市崩盘之前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从这个收入占比图中可以看出，现在贫富差距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镀金时代了。不久前《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在纽约又开始时兴私人餐馆了，就是高端住宅楼里只供自己住户享用的餐馆（住户可以邀请外面的客人）。这些餐馆因为不对外开放，不可能被评级，但大多由曾经的米其林大厨掌勺。该报道说：“住宅楼里的私人餐厅在另一个时代也流行过，那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即所谓的镀金时代[注]，一个与今天纽约市异常富裕和不平等现象相似的时期。Dakota 是纽约最早的豪华公寓楼之一，设有私人餐厅。Ansonia 也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厅里还有一个喷泉，里面养着真正的小海豹。” [注]在美国历史上，镀金时代是指大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的时期，发生在重建时代和进步时代之间，根据马克·吐温 1873 年的小说《镀金时代》(A Tale of Today)而得名。历史学家认为，19 世纪末的经济扩张是一个物质主义泛滥、政治腐败盛行的时代。那个时代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导致 1860 年至 1890 年间实际工资增长了 40%，其中产业工人（熟练工）的增幅达 59%。但镀金时代也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尤其是在南方，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时报这篇报道的基调是，这些著名的大厨，就职于私人餐馆后，因为大部分时间没有顾客，一身武艺的他们服务了个寂寞。但是，没关系，这些豪华公寓的住户有能力承担闲赋的大厨和私人餐馆，因为他们有得是钱。而私人餐馆这种现象，历史上只在那个镀金时代出现过。《纽约时报》2025 年 1 月 22 日的报道：在 100 层的豪华餐厅，厨师在默默无闻中辛勤工作——在纽约，豪华大厦中的私人餐厅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设施。公众不能在那里用餐，住户却只是偶尔光顾。说起有钱人，想起来 20 多年前曾读过关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私人住宅的故事，那是时报记者被邀请参观了盖茨的住宅后的报道，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两句话。一，记者说该住宅的车库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停 20 多辆车（当时还试图以自己两辆车的车库脑补了一下）。二，盖茨对记者说在建造这个住宅的过程中感觉“我有无穷无尽的钱”(I have infinite amount of money)，而他自己也承认这种感觉很魔幻。当时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感觉大概是很容易让人魔幻。比尔盖茨在华盛顿州梅迪纳华盛顿湖畔的豪宅，名叫仙乐都 2.0（Xanadu，出自柯勒律治诗歌《忽必烈汗》中描绘的地方，那里有着梦幻般的宏伟和奢华）。这座豪宅经由一场建筑师选拔赛，历经7年由300名工人完成，花费6300万美元，居住面积6.6万平方英尺/6580 平方米，有 7 个厨房，24 间浴室，临湖沙滩上的沙子由加勒比岛进口。房子配备了大量高科技设施，如主游泳池中的水下音乐系统和个性化的暖通空调系统。Photo by Jeff Wilcox. 现在回头看，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经历了大约三十多年比较小的贫富差距后，又开始了快速的财富两极分化。涓滴经济或者把饼做大，是答案吗？右翼有两种经济理论非常误导。一个是涓滴经济，另一个是把饼做大。涓滴经济提供了给富人减税的理由，所谓富人手里钱多了，会再投资，创造更多得工作机会，惠及穷人。后来事实证明涓滴现象根本不存在。现在学界和政界都已达成共识，该理论没有实践基础。把饼做大则是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为不给底层同样份额的收入增长提供理由，说让穷人变富并不一定要增加分配给他们的比例，只要不断把饼做大就行。只是，如何分配与把饼做大是两个独立、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来取代另一个。美国自里根大幅给富人减税后所发生的是，饼越来越大了，富人越来越富了，底层的人却是越来越穷了。哈佛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他《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注]一书中这样总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也能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如今，这种情况要困难得多…… 生产率提高了，但工人收获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而高管和股东却获得了更大的份额。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 倍；到 2014 年，他们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0 倍。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男性的实际收入中位数一直停滞不前。尽管自 1979 年以来人均收入增长了 86%，但没有四年制大学文凭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却低于当时的水平。 [注]The Tyranny of Merit 这本书已经有两个中文版本出版，分别译为《成功的反思》和《精英的傲慢》。但笔者认为《功绩的暴政》更忠实原意。就是说，给富人减税以及单纯的把饼做大，没有体现公平的社会契约精神。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追求公平分配。如果穷人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契约还公平吗？回到本文前面谈到的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如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最低工资，有贫困线，也有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社会救济，与此同时却发生全职工作的人无法保证家庭有个最基本的住房，逻辑上是不是讲不通？根据统计数据，如今美国没有一个州、市或县的全职最低工资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中位数价格的两居室公寓；有 1210 万低收入租房家庭面临“严重的成本负担”，他们至少要将收入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和水电费。自 1985 年以来，房租价格的增长是收入增幅的 325%。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的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负担一套普通两居室出租房所需的平均“住房工资”为 32.11 美元，而近 5200 万美国工人的时薪不到 15 美元。如果你是领取残障救济的，情况更糟糕：目前全国范围内的补贴上限为每月 967 美元，全国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这种固定收入足以支付平均房租。尤其不合理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繁荣的地方也越多出现贫困。财富集中在顶部，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单元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底层人不可能负担的高端住房。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他们会失去工作，而是这份工作永远不会提供足够的薪水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因为遭遇了什么灾难，比如丢了工作或患了大病，才“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他们是经济繁荣的牺牲品，是相对贫困的受害人。所以矛头还是指向过大的贫富差距，指向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如果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同时又是住房没有保障的家庭，那么贫困线的标准就有问题；如果一个全职工作不能让家庭维持贫困线以上的生活，那么最低工资的标准就有问题。这应该成为我们衡量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的标准之一。仅仅把人们从无家可归中解救出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他们被推入无家可归的境地。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是唯一的出路。但这也是一条艰难的路，需要政客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极大的政治资本。这个话题非常大，我们以后还将继续讨论。参考资料 https://www.huduser.gov/portal/sites/default/files/pdf/2023-AHAR-Part-1.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01/opinion/crisis-working-homeless.html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dataviz/dfa/distribute/chart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22/nyregion/condo-tower-restaurants.html https://simple.wikipedia.org/wiki/Bill_Gates%27s_house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7 00:01
DOGE正在将美国带进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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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川普第二任第一个月中最大的动作之一，是马斯克操作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在联邦政府和一些相关机构，或关闭某个机构或大举裁员，制造了相当于旋风或地震的效果。他们打“效率”这个牌子，非常误导。而且我敢说，效率不是他们的目的。做一件事，不同方法中选择效率高的，当然好。没有人反对提高效率。但是，DOGE 并不是在提高这种意义的效率。 DOGE 是在决定政府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DOGE 正在以效率的名义，否认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看清这一点，就会被带沟里。而 DOGE 只是破坏没有建设的行事方式决定了必定是高代价，不可能高效。私企追求高效的方法对政府未必适用私企与政府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用英语说就是 different animals，因为两者存在的目的不同。私企的目的是赚钱，但政府不是。有些哪怕是赔本的买卖，政府也必须去做。 2019 年我去台湾旅行，想看看台湾特别的东西，特意走了趟从台中到花莲，横跨东西，越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包了辆车，司机小张热情地招呼说，车内有 Wi-Fi。我说，我买了流量卡了。小张问是哪家电信公司的，看我说不上来，他就很自信地说估计我的流量卡进山后就不行了。果然！小张给我解释，到了深山人稀处，只有一家电信公司的卡可以收到信息，那是政府出资开发的。他说，把电信拉到这种地方是亏本生意，只有政府才会做。我知道小张是在不显山不露水地向我宣传一种理念，而这个理念我懂，因为我立即想到的是，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总统新政的政策之一，是把电送到美国每一个有人生活的角落。FDR 1938 年在佐治亚州戈登州立学院(Gordon State College)举办的农村电力诞生庆典会上说：“电力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应该普及到美国各地的每个村庄、每个家庭和每个农场。佐治亚州农村电气化管理项目的落成象征着我们正在取得的进步，而且我们不会停下脚步。” 根据安排，FDR 在那个庆典活动发表讲话后，应该去拉动开关接通电力。可是他太兴奋，竟然忘记了。但这种表面的东西不要也罢，农民的真实感受才是千金难买。20 世纪 40 年代初，田纳西州的一位农民在乡村教堂里作见证时说：“兄弟姐妹们，我想告诉你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是你心中有神的爱，仅次于此的是你家里有电。” 后来学者对 FDR 的新政做评估，发现把电送到每家每户，是所有新政政策中对缩小贫富差距作用最大的一个。对政府来说，缩小贫富差距远比眼前的经济效益重要。何况，谁又能说，缩小贫富差距不会带来“看不见”的长远效益呢？做对的事情，往往是政府最有效的时候政府不仅有时需要做一些低效甚至赔本的“生意”，不少时候，还必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因为那是正确的事情。但老天有眼，做正确的事情，往往有大回报。美国开始于 1969 年的“启蒙教育计划”(Head Start)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根据美国参议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 1964 年的声明，建立这类项目的动机是“为 3 至 5 岁儿童建立学前班、日托或托儿所并提供帮助……通过消除与贫困有关的、导致学业失败的缺陷，提供一个良好开端的机会。” 这类项目是试图用外力模拟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正面影响。这是多难的事情，非但效率不可能高，能不能有效都让人持疑。但因为幼儿的生长环境对其一生有极大影响，政府就有责任去尝试。这个实验并不容易。虽然不少小规模试验都证明这样的项目有效，但差不多到 2010 年，还没有一个研究能够证明大规模实行这样的项目能带来长期效果，主要是早期计划缺乏随机性，造成纵向调查的样本量较小。直到 PubMed Central 2021 年的一篇论文，才有了使用大规模数据来估算“启蒙教育计划”对人力资本和经济自给自足长期影响的研究结果。该论文作者利用美国人口普查、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s，ACS)和社会保障局档案，产生了可做纵向调查研究的大数量级样本，对约四分之一美国成年人的出生结果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启蒙教育计划”对参与者的人力资本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个发现是，参与“启蒙教育计划”的儿童获得了如下效益：入学时间增长了 0.65 年。完成高中学业的可能性提高了 2.7%。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提高了 8.5%。大学毕业率提高了 12%，增幅达 39%。第二个发现是，“启蒙教育计划”提高了成年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使成年人的贫困率降低了 23%，接受公共援助的比率降低了 27%。而且这些长期效应反映在“启蒙教育计划”在学术课程之外的许多方面：健康检查和对潜在健康问题的及时介入，以及更有营养的膳食似乎是该计划对弱势儿童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此外，更强劲的经济也增加了“启蒙教育计划”的效果，这可能是由于该计划与家庭和社区资源的增长以及工作机会的提供相辅相成。论文还说，有证据表明，“启蒙教育计划”不仅增加了参与者的收入，还产生了财政外部效应，因为节省了公共援助支出：根据“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每名项目受益人估计可节省 9967 美元。根据 NLSY 和国家经济研究局 Taxsim 模型的数据，每名参与者每年估计可为政府节省 576 – 2341 美元。虽然这些数字并没有反映出“启蒙教育计划”对公共开支的所有影响，但它们表明，这些因素给政府带来的内部回报率为 5.4% 至 9.1%。如果考虑到其长期影响，“启蒙教育计划”很容易收回成本并产生可观的回报。而且论文作者相信，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原因之一是研究的设计上排除了对 6 岁及以上兄弟姐妹的溢出效应，这往往会减小估计的效应大小。不少研究表明，类似的项目，从长远效益考虑，最后都赚了。50 多年后的今天，“启蒙教育计划”仍是“扶贫战争”中最受欢迎的计划之一。美国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对世界的慷慨付出也曾获得成倍的回报，包括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低成本融资福利。不求回报，只是去做对的事情，回报自然会来，这可能也是自然法则吧，要不为什么会有吃亏是福的说法呢？私企必定比政府部门高效是个迷思私企比政府机构高效似乎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只是，证据在哪里？首先，私企中低效和浪费并不少。与在不同私企工作的家人或朋友聊天，是不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工作的公司吐一大堆槽？只是私企的糟点没有人去追责而已。只要不犯法，媒体也不会去盯着私企的浪费和低效。其次，很难比较私企与政府机构的效率，两个东西初衷不同，运作程序也不同，怎么比？且不说政府有时必须做赔本买卖，就是一般不赔本的“生意”，因为是用纳税人的钱，必须有监督有交代，肯定会比私企更多一些审核程序，但这是程序正义必须付出的代价。要说这就是效率低，也未必。如果没有这些繁琐的审核程序，造成普遍贪污腐败，才是更大的浪费。有意思的是，没什么证据就大声嚷嚷政府低效，或者轻信各种政府低效谣言的人，往往又是坚持政府机构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审核再审核的人。只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有多拧巴。我不反对政府机构追求高效，也相信一定有提高效率的空间。但我反对对私企效率的迷信，也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比较。没有原则地将政府机构与私企做比较，是将苹果与橙比，没有意义。办私企成功的人未必擅长政府管理私企与政府机构性质的不同，就决定了其运作方式也会不同。成功的企业家未必会是好的父母官。而且，以管理私企的眼光来运作政府部门，那选民得到的恐怕就不是父母官了。那才是可怕的事情。虽然马斯克在私企运作方面可能有其特长，他在推特（现在的 X）大刀阔斧裁员的做法是被很多人诟病的。且不管他的做法是否合理，至少他有权这样做。但政府部门不一样，政府员工的工作岗位受到一定程度保护，不是什么人吹口气就能把人都裁了，这里有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这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推特就是垮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很多政府部门做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哪怕只是暂时失去功能，都会有严重后果，包括发生不必要的死亡事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是，私企只对自己负责，政府要对纳税人负责。私企哪怕破产，也是私企老板自己承担，你愿意冒险，你承受后果，别人管不着。政府部门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有讲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朋友托你买一样东西，你给买了一个中规中矩不会错的产品。其实你更喜欢一个有点不合常规却非常吸引人的产品，你心里说，如果是给自己买，我就试试这个了，给朋友买，不敢，怕万一不中他意。为政府做事，也是这样的意思，不能太随心所欲。 DOGE 的资深技术人员就对此深有体会。DOGE 的前身是美国数字服务部(U.S. Digital Service)，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医保网站推出失败后成立的一个部门。川普再次入主白宫后，该部门由马斯克重新命名为 DOGE。美国数字服务部的技术人员此前都曾在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他们中有人回忆说，他们对政府流程的运作方式经历过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逐渐理解了为什么政府中的某些事情必须比私营部门更加谨慎。川普和马斯克现在都是以管理私企的方式来运作政府部门。如果他们不善于学习，或者是不肯学习，一意孤行，把原来的思维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受损失的将是纳税人。顺便说一句，太多人迷信私企和在私企工作的人，总认为做公务员的能力相对差些。岂不知，要在种种条件约束下，依然让系统正常运转，需要非常强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而且，真正大规模的私企并不多，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在政府部门做非常锻炼人。信不信由你，政府部门真的是人才济济。 DOGE 的效率高吗？任何部门，要负责广泛范围的工作，承担大型项目，都需要老中青三个层次人员的的合力协作才能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要维持一个部门的长期良好运作，当然也必须有老中青三个层次的人共存。DOGE 不问青红皂白，把入职不到两年的人（很多政府部门的培训期是两年）一刀切裁掉，真不是有效率的做派。不仅是本来可以让新手干的活不得不交给熟手做不经济，更重要的是，培养新人是最累人最耗精力的事情，一个已经培养到可以独立工作的人被裁了，下次招新手又要从头开始，这是高效率？《纽约时报》每日播客关于 DOGE 裁员的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某联邦雇员先是收到两个被解雇的邮件，就是说，他被解雇了两次。然后，他收到一份邮件说，前面的邮件是错误的，他可以无视那两个解雇邮件。可是，不久之后，他再次收到两个解雇邮件。在一两天时间内，他总共被解雇了四次。还有，不少部门刚把人裁了又赶紧雇回来的故事比比皆是，更糟糕的是，试图重新把人雇回来时发现，有些人找不到了。 DOGE 网站上的“收据墙”(wall of receipts)是 DOGE 为记录其工作而制作的唯一公开分类账。可是，公布的账目，数字合不拢，还随意删改。特别是在删除了最大的五个“节省”项目后，“节省”的总金额反倒比原来增加 100 亿美元。该网站没有任何解释，美国国家税务总局和白宫也都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应。号称要透明的 DOGE 却是最不透明的，这才是最大的讽刺。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都说明了，以提高效率为使命的 DOGE 本身效率并不高。大约是两周前的一天，一个朋友一早就说这周忙坏了，因为一个本来 4 月 1 日结束的项目赶着要立马完成，是与他们合作的政府部门要求的，那个政府部门头头怕突然接到取消项目的命令，那样的话，数据都得销毁，几年的研究就白干了。结果当天晚上朋友又发来项目被停的消息。朋友说，他们是某联邦部门的主要合作者，二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研究模式和机制，涉及全国各地公共机构，已经花出去的纳税人的钱就那么浪费了！ DOGE 砍项目的速度是很快，但政府项目不是砍了就能算作省钱的。就好像前面说到的“启蒙教育计划”，砍了，眼前看是省钱了，长远看，却是得不偿失。多年后（也许都不需要等多年），我们大概率会发现，DOGE 的作为非但没有省到钱，而且还损失巨大。其实，最高效地解决很多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手段，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直接提升那些贫穷家庭的经济地位，肯定比投资“启蒙教育计划”更有效，更低耗。缩小贫富差距，也是降低犯罪率的最佳手段，更是建立一个高度融合社会的唯一途径。只是，那些指责政府部门低效声音最大的人，恰恰是最反对缩小贫富差距政策的人。如果美国哪一天能够再次走上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很多政府支出都可以节省下来了。这才是提高效率的正道。参考资料 https://www.upsoncountyga.org/Blog.aspx?IID=10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005064/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19/podcasts/the-daily/trump-ederal-workers-musk.html https://apnews.com/article/doge-elon-musk-federal-government-resignations-usds-6b7e9b7022e6d89d69305e9510f2a43c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4 00:00
疯狂的DOGE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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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因为马斯克和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的一番疯狂操作，上周末开始了最大规模的联邦雇员最抓狂的几天。首先，全体联邦雇员被要求汇报工作，48 小时内答复，否则就可能被裁。不过，在“大限”到来之前就被“宽恕”了。但是，很快，同样的威胁再次到来，说只是给多一次机会。为提高效率建立的 DOGE，不说效率高不高，改变主意的频率绝对高得惊人，让联邦雇员跟着像坐过山车一般，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都经历了巨大的震荡。这样的动荡，是不是提高了政府效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最新的相关消息有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新闻都有点大。一个新闻是 DOGE 悄悄地删除了上周庆祝的五大支出削减项目。《纽约时报》2 月 25 日报道：DOGE 悄悄地删除了上周庆祝的五大支出削减项目 DOGE 的网站上有一面“收据墙”(wall of receipts)，这也是 DOGE 为记录其工作而制作的唯一公开分类账。上周，该墙公布了 DOGE 为政府节省的开支。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多家媒体指出其错误百出之后，今日凌晨，其中最大的五个“节省”项目消失了。令人费解的是，“节省”的总金额反倒从 550 亿美元增加为 650 亿美元。该网站既没有解释为何删除了一些项目，也没有解释如何得出更高的总额。美国国家税务总局和白宫均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回应。 DOGE 分类账的错误规模之大，及其对造成这些错误的解释上表现的无力与失控，引发了人们对该组织更广泛工作的质疑——对联邦政府的大规模解雇和裁员是否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个新闻是 21 名 DOGE 的技术人员集体辞职，拒绝协助马斯克的工作。这些技术人员曾在美国数字服务部(U.S. Digital Service)工作，该部门由马斯克重新命名为 DOGE。他们辞职时，该部门已经历了一次大约 40% 的裁员，就是说，这 21 人是被马斯克认可留下来的。他们的离职，造成该部门再次减员三分之一。他们所有人此前都曾在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担任高级职务。《纽约时报》2 月 25 日报道：21 名 DOGE 的技术人员辞职，拒绝协助马斯克的工作。他们在写给川普的幕僚长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的辞职信中写道：“我们不会利用我们作为技术专家的技能来破坏政府的核心系统，危害美国人的敏感数据，或破坏关键的公共服务。我们不会让我们的专业知识被利用来执行或使 DOGE 的行动合法化。” 信中还说：“DOGE 的行为——解雇技术专家、不当处理敏感数据和破坏关键系统——与其宣称的‘实现联邦技术和软件现代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的使命背道而驰。这些行为与我们加入美国数字服务部的使命不符：通过技术和设计为美国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DOGE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非常成功：制造混乱周六（2 月 22 日），马斯克在 X 上说“所有联邦雇员很快都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了解他们上周完成了哪些工作。不回复将被视为辞职。” 果然，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的邮件如期而至，不过其中没有辞职的威胁：“请回复这封邮件，用大约 5 个要点说明你上周完成的工作，并抄送你的经理。请不要发送任何机密信息、链接或附件。截止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一晚上11:59。” 只是，在 OPM 的邮件发出不到 48 小时，联邦雇员又在周一下午收到邮件，说每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回复早先那个电子邮件的问题，当然也不会因为不回复就被裁。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不少联邦部门在不同时候给自己部门的员工发邮件，说我们部门不需要答复那个 OPM 的邮件。可是，为什么不是与 OPM 交流不要给本部门员工发不需要服从的邮件呢？几乎发生于同时，川普总统周一下午与法国总统一起回答记者问题时说，马斯克的要求是“天才”之举，并表示不回应的员工将被“半开除”，“开除”（没有人知道“半开除”是什么意思）。如果这还不算混乱的话，马斯克在 OPM 第二个邮件之后再次在 X 上发文（上图）：“根据总统的指示，他们将获得另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没有做出回应，将被解雇。” 这是最大规模的混乱状况。在此之前，各个部门裁员时的小规模混乱状况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纽约时报》的每日播客里就有这样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某联邦雇员说收到邮件，被裁了，理由是表现不佳。他立即给自己的直接上司发短信，但对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他又联系了另一位上司，让她知道这件事，结果对方说，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她自己也被解雇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这个上司又接到邮件说，她被解雇是个错误，她的名字不该出现在被解雇的名单上，叫她忽略那份解雇的邮件。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联邦雇员先是收到两个被解雇的邮件，就是说，他被解雇了两次。然后，他收到一份邮件说，前面的邮件是错误的，他可以无视那两个解雇邮件。可是，不久之后，他再次收到两个解雇邮件。在一两天时间内，他总共被解雇了四次。当然还有很多情况是，爽快地大量裁员后发现不对头，却不知如何去把人再找回来。《纽约时报》2 月 24 日的报道：法官质疑马斯克削减成本行动是否符合宪法 DOGE 至少在一件事情上非常成功：制造混乱，让所有联邦雇员人心惶惶。必须强调的是，一，没有人知道马斯克的大规模解雇有什么法律依据。二，DOGE 所做的，没有任何透明度。这都是民主的大忌。看明白了吗？这是经典的反民主——被破坏的是我们应该视为生命般珍贵的民主机制！荒唐透顶有个 X 的推文说：“向老板汇报工作成果是非常标准的做法。有什么好争议的？” 此推文发出才 2 分钟，马斯克就跟推说（上图）：“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本应为政府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量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连电子邮件都根本不查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相信不存在的人或死者的身份被用来领取薪水。换句话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 哇！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不相信有人用死人身份在领取联邦薪水。不过，冒充死人领薪的话题后面再展开。首先我们说说该不该向老板汇报工作成绩。的确，向管理层汇报工作天经地义。老板问这些天在干什么也很正常。不过，以我的个人经验，那往往是因为忽然有紧急任务或项目。一般这都是因为老板不搞微管理，平时给手下足够的信任，知道员工懂得轻重缓急，会把多项工作都安排妥当。老板只是为了应付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才问最近的工作细节，和手下员工一起商量如何重新安排工作顺序。当然，即便没有特殊情况，老板任何时候要这样问都正常。不正常的是，老板需要为考虑该不该裁这个员工而问这样的问题。说真的，如果一个管理阶层的人，到了裁员的时候才想到问手下这样的问题，这个人真的不够格这个管理职位。该被裁的是这个老板。同样道理，让每一个人回答自己该不该被裁，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就是不合格做这件事的人。当然，也有另外的可能，比如：脑子不正常，或者故意使坏，更大的可能是有无法告人的目的。这里就需要分析一下马斯克那个推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了。为集中权力创造条件马斯克说相信存在冒充死人领取联邦薪水的情况。我是不信的。要我相信，必须拿出确凿证据，要有名有姓，有具体部门和具体拿到钱的人，当然也有具体的薪水账单。拿不出这样的证据来，凭这句话，就证明了马斯克信口胡来，是个完全没有信誉的人。连马斯克这句话都信的人，真该问问自己，是不是鬼迷心窍了。至于为什么数据库里会有那么多 150、140 或其他年龄特高的人，请参阅《专业人士来告诉你“150岁老人领社保”是什么笑话》。现在川普和马斯克在做的，就是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却不提供任何具体证据。更可怕的是，他们有很多信众，他们说什么都有人信。不是说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事实了吗？他们幸运的是，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谎言的传播是病毒式的，马斯克是全球最大的网红，他的一句谎言比以前重复一千遍的效果还要大得多，一千万遍都不止。所以，无论什么谎言，他只需要说一次就被很多人当作事实接受。而结果就是使得联邦政府彻底失去信誉。政府失去信誉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更容易把道理讲清楚的例子是选举。我始终对所谓持“理中客”观点的人说的“查查总是好的”非常反感。这里说的“查查”是指选举体制、系统和规则之外的查，比如申请去投票站做非正规工作人员性质的监督员，或挑战者（也是类似监督的角色），也包括去“监督”计票。这些“职位”是需要事先申请获得批准的，也是有条件的，即不能影响选民投票。允许这样的“职位”，允许这种行为，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而选举这样的大事要尽可能透明。不批准这类“监督”的话，就仿佛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这类事情的起源是为了阻止少数族裔参与投票，为了在投票场所起到恐吓作用。今天，也许在选举日阻止投票已经不可能了，但这种行为本身带着一个信号，即这个选举系统是不值得信任的。这个信号非常重要，关键时候就会被人利用。2020 年的 1 月 6 日我们见识了这种信号的作用。我们的选举系统完美吗？当然不。改进选举机制，两党分别有自己的焦点。共和党强调的是有选民舞弊，坚持必须提高投票的合格门槛；民主党强调的是存在压制投票，提出的改革建议都是让合格选民更方便投票。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话题。这里只说，正确的博弈手段是：第一，尊重事实，拿出证据为自己的改革建议做支撑。第二，在国会或州议会以法律的方式改变选举规则。所谓“查查总是好的”，非但于事无补，还制造不信任危机。现在川普和马斯克，通过 DOGE 的骚操作制造政府部门完全不可信任，到处都是低效和浪费的谣言，当然是为排除异己制造理由，也为他们计划中的减税政策做铺垫（与他们的目标比是杯水车薪），但很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可以大举破坏政府机构，为他们集中权力创造条件。一旦他们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只怕那时候，无论是法庭/法律，还是三权分立的制约，都不复存在了。 DOGE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DOGE 的网站声称为政府节约了多少多少支出，但这大多是没有确实证据，也未经核查的。而且 DOGE 自己说出来的数字都前后对不上。下面的视频中，华盛顿州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用正常人的语言说明白了，应该如何看待政府开支和功能，如何看待马斯克、川普和 DOGE 所制造的乱象：如何花钱都是国会通过的，很多是两党共同通过的，有相当多的是全体同意的。说这一切都是欺诈、浪费或阴谋论完全是谎言。 tcl1971 ，赞1223 政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机构。把问题简单化到一个“低效和浪费”就能概括，反倒证明了马斯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或者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不告诉你他的真实目的。这更可怕。私企和政府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不存在谁好谁坏，只是不同。各自有最佳运作方式，但是不同的方式。改善政府的运作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都是有意义的话题，也是应该做的事情。但不是以 DOGE 的方式。【延伸阅读】真正可悲的是，马斯克本来可以做好事失去做人尊严的政府雇员把员工当个人对待，应该是任何企业、组织或机构的底线。DOGE 的做法，制造混乱的同时，对所有联邦政府雇员都伤害极大，无论最后被裁与否。裁员关乎雇员的生计和尊严，是天大的事，可以压垮一个人甚或一个家庭，必须严肃对待。在《纽约时报》的每日播客中被采访的被裁联邦雇员，说起这段经历，大多带哭声。他们最大的不满不是被裁，而是被裁的方式！联邦雇员是人，不该被当个物件对待。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有的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的只是因为因缘际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放弃赚高薪的可能，出于热爱选择公共服务行业。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走入政府部门，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这也是民主机制的一部分，是保障政府机构正常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只要是关系到民主，没有任何事情是小事。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5/02/24/us/trump-musk-news#elon-musk-email-federal-worke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2/22/doge-savings-found-list-analysi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25/upshot/doge-spending-cuts-changed.html https://apnews.com/article/doge-elon-musk-federal-government-resignations-usds-6b7e9b7022e6d89d69305e9510f2a43c https://x.com/elonmusk/status/189365790085127811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ge/federal-workers-agencies-push-back-elon-musks-email-ultimatum-rcna193439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01 00:00
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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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在过去的两周多时间里，美国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马斯克操作的“政府效率部”(DOGE)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的事情。上周五（2 月 21 日），一名联邦法官拒绝阻止川普政府让 USAID 数千名员工休行政假并从海外召回其他员工，这使 USAID 和关键的全球人道主义救援的未来陷入混乱。大致来说，川普的观念是“美国第一”，而 USAID 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人道主义建设和援助组织，其职责包括救灾和脱贫等，所以该组织与川普的理念不符，必须关闭。只是，关闭 USAID 是“美国第一”吗？为此，我想先谈谈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个特殊群体：乡绅。乡绅的慈善最近这些年，乡绅的概念一再被提起，作为对这个已经不存在现象的纪念或怀念。乡绅是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特殊地位的一小群人。政治上，他们是领袖人物，传播统治阶层的政令、政策，同时又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和乡民利益的保护人，是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经济上，他们拥有土地和房产，财富远高于普通农民。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他们领头集资做修建水渠、道路等公益事业，也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不过，上述政治和经济地位，只是乡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真正能成为乡绅，还必须有文化地位。这不仅仅指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更重要的是人品。乡绅往往是那种平时有善举之人。他们出资建学校，修路造桥，深得民众的尊敬与信赖。逢年过节，他们会准备了纸张和笔墨，无偿为不识字的乡亲们写对联；谁家有难，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渡过难关；邻里有小纠纷，乡绅往往是大家信任的仲裁者。比如，甲乙两家有事纠缠不清，会一起到乡绅那里申诉。这时候，乡绅往往先各打五十大板，再问甲：“你是说乙欠你 X 钱吗？这里是 X，拿去吧。”然后对双方说，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纠纷就了结了。乡绅的学识、善举和日复一日不计报酬的付出，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和威望，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地公平和正义的化身，遇上大事，他们能够一言九鼎。曾经，中国农村的祥和与有序，大体是靠乡绅维持的。这可以理解为他们的善举惯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祥和与有序社会的最大受益者。或者说，如果出现社会动乱，富有的他们，也将是失去最多的那个群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说吃亏是福也好，大智若愚也好，关键是这样的思维跳出了小聪明的算计，以多赢的大智慧取代短视的单赢，收获的是长远利益的保障。同样道理，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不是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呢？美国的孤立一战后，有前瞻眼光的美国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试图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全球和平的国际组织，可惜当时这个理念国内没有民意支持，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理想自然就破灭了。直到二战开始，美国依然是一个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国家。即使像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在欧洲采取了侵略行动，持孤立主义立场的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推动通过了《中立法》等一系列法律，限制美国政府所能够做出的应对方式。顺便说一句，“America First（美国第一）”这个口号最早就是那时候提出的，反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强调美国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 1941年的“美国优先”集会。时任总统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FDR)清晰地看到，受到希特勒威胁的不仅是欧洲几个国家，而是整个西方的民主。在英国对德国纳粹的抵制处于十分艰难时期的 1940 年，FDR 已经做了两届总统。虽然当时美国还没有法律规定任何人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但按照惯例，他不应该再竞选了。但是，在持强硬孤立主义立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于 6 月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后，FDR 决定再次竞选连任，因为他明白，当时民主党内除了他没有人能打败威尔基。可以说，FDR 就是为了帮助英国等国家打败德国纳粹才竞选连任的。以不参战的承诺再次当选总统后，FDR 以其天才的说服力，将美国拉出了孤立主义这个坑。当时，英国已经没有任何财力购买美国的武器了。FDR 以一个比喻来说服美国人继续援助英国：假设我的邻居家着火了，而我在四五百英尺外有一段花园水管。如果他能拿着我的花园水管与他的消防栓连接起来，我就能帮助他灭火。现在我怎么做呢？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的花园水管花了我 15 美元，你必须为它付给我 15 美元。”不！我不想要 15 美元。我想在火灾结束后要回我的花园水管。这就是后来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概念：以实物来替代钱。不需要付款，美国的武器英国先拿去用，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得到实物补偿。关键是这里的实物补偿没有计算公式，而是美国认可就行。就好像火灾后，哪怕拿回一个完全破损的花园水管也算两清了。最有意义的是，FDR 把这场战争与民主的存亡联系起来。他告诉美国民众，这不仅是捍卫英国等国家的主权，这更是捍卫西方民主。他最著名的炉边谈话之一就是“民主武库”演讲，他告诫人民，美国必须成为保卫民主的弹药库。全国 75% 的人或者听或者读了 FDR 的这个演讲。事后民众发往白宫的信和电报中赞成和反对租借计划的比例为 100:1。 FDR 1941 年 1 月国情咨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租借法案上。他说，让我们对民主国家说：我们美国人极其关注你们对自由的捍卫。我们将拿出我们的精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使你们有力量恢复和维持一个自由世界。我们将给你们越来越多的船只、飞机、坦克和枪支。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承诺。 1941 年 1 月初的一个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为，68%的美国人支持租借法案，26%反对。FDR 凭着一己之力，改变了美国民意。 3 月 8 日，在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租借法案》30 分钟后，FDR 签字使其成为法律。第二天，国会拨款 70 亿美元用于资助第一批运往英国的货物，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拨款。从此，美国走出了孤立主义。成倍的回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还是一个三流军事强国。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战后，美国以惊人的慷慨和无私，帮助战败国德国和日本重建。美国也是旨在维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支撑。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44 个国家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正式确立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就像中国的乡绅一样，美国以其强大和慷慨无私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获得了特殊地位，而美国自身又从这个特殊地位收获了额外的红利。比如，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大量印钞就会带来货币贬值；而美国却因为美元是国际流通货币而不必承受这样的后果，因为印钞的负面效果被全世界稀释、分担了。当然，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美国也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获利最多。说这些，不是说美国做得多么好，更不是说美国就可以理所当然地随便印钞，让全世界分担其财政负担。只是说，孤立主义并不是好政策，维持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体系才是真正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做国际乡绅美国国际开发署于 1961 年由约翰·肯尼迪总统创建并随后获得国会授权。六十多年来，USAID 一直致力于国际上各方面的人道主义事务。但是，USAID 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慈善，而是为了在全球发展美国的软实力，这在 USAID 建立时就说得清清楚楚。说白了，就是做国际乡绅。 USAID 提供的援助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抗击疟疾、肺结核、H.I.V./艾滋病和传染病暴发；在美国制作高营养的食品，将饥饿的儿童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监测 49 个国家的禽流感疫情；与中美洲的高危青年合作，防止助长移民的帮派暴力；清理越南受橙剂毒害的田地；根除脊髓灰质炎；与叙利亚、摩洛哥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社区合作，降低激进化的风险；为女童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其中很多项目虽不显眼，却能带来长期红利。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的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不久前在《纽约时报》发表观点文章指出，那些试图解散该机构的人极力向美国人民隐瞒一个真相：在这个威胁跨越国界、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成为美国的超级软实力之一。鲍尔说： USAID 已经在其开展工作的 100 多个国家积累了大量政治资本，当美国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比较困难的要求时，比如向战区派遣维和人员、帮助美国公司进入新市场或将罪犯引渡到美国，他们更有可能答应。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投资和工作是他们与美国的主要（通常也是唯一）联系。鲍尔还说：该机构许多最重要的投资——如帮助社区在 ISIS 被击败后进行重建，或提高贫穷国家抑制致命传染病爆发的能力——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防止致命传染病的爆发，防止极端组织的发展、壮大，帮助不稳定国家维持和平与稳定，怎么看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美国的信誉为了给关闭 USAID 找理由，白宫官员和马斯克分享了一些虚假的 USAID 合同信息，马斯克还分享了一段虚假视频，说 USAID 花钱请好莱坞明星访问乌克兰。他们需要用虚假信息作为理由，反倒说明了，所谓美国第一和追求高效率只是借口。 USAID 在提高效率上有没有改进空间？肯定有啊，任何机构都是如此。但为此关闭该机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鲍尔说：“除了国会的广泛监督外，USAID 还在网上对其所有项目和开支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或许并非巧合的是，那些想要扼杀该机构的人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 USAID 网站。” USAID 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效率不是首要问题。前文说过了，乡绅是社会上深得民众尊敬与信赖的人，是公平与公正的化身。其实美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继续做国际乡绅，而是还有没有做国际乡绅的资格。美国二战后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无私奉献，赢得了世界老大的地位。那时的美国是真正得到尊重的。但是，好景不长，后来美国在不少国际事务中或是没能保持公平中立的立场，或是有太多的小九九，过分算计，违背了为对方的利益服务的初衷，渐渐地老本吃完了，就失去了曾经赢得的尊重。上图是一个 2000-2024 年的盖洛普调查，调查内容是美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如何——非常好、有点好、有点不好还是非常不好？图中绿色实线代表对美国印象好的人的比例，红色虚线代表印象不好的人的比例。很明显，在该图的范围内，目前世人对美国的不好印象几乎是最高点，好印象接近最低点。以这样的声誉，美国又如何能够在国际上继续充当乡绅的角色？就说最近的两场战争吧。巴以冲突上，美国长期以来站在以色列一边，早就失去了公正中间人的资格，川普上任后，要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的言论，对美国信誉的损害更是雪上加霜。俄乌战争上，本来美国支持被侵略的乌克兰，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川普上任后竟然成了普京的传声筒，一味为俄罗斯争取利益，甚至搞出了在乌克兰和欧盟缺席情况下与俄罗斯交流和平谈判这出戏，岂不是要被全世界唾弃！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信誉问题。失去信誉才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损害。川普治下的美国重新走向孤立主义。这必然是衰败的开始。节约是假川普和马斯克关闭 USAID 的理由是美国第一和清除浪费。在 USAID 的六十多年历史中，一直是获得国会两党支持的。川普第一任期间曾试图大幅削减其预算，但遭到国会拒绝。这次川普直接避开国会，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大砍 USAID 以及其他联邦机构，也不纯粹因为鼠目寸光，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为推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作准备，同时也达到排除异己，全面掌控权力的目的。 USAID 的预算不到美国政府年度总支出的 1%，按理也不是大头，相对于川普政府希望减税的数字是杯水车薪。但砍这个项目符合川普所谓美国第一的理念，而且这是个特别容易被利用做宣传的项目（所以才有来自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的各种谣言），首先拿这样的项目开刀，有舆论上的优势，可以为随后在其他部门的大刀阔斧创造条件，其负面效果在国内也不容易一下子看见。最后砍掉的预算积少成多，就为推减税政策做了铺垫。可是，在美国贫富差距巨大的今天，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撤销 USAID 项目，必然造成国际舞台上很多地方的真空。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这些真空被填充，哪一天美国想回去都会成为不可能。用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的话说，拆除这些项目会造成伤害，而“所付出的代价将在未来几代人身上显现”。 USAID 是国会立项的，要废除这个项目，也必须经过国会。川普和马斯克的所作所为，既不民主，也不合法。现在是国会起作用的时候了。共和党人如果不能挺起脊梁，而是继续被川普绑架，那就只能指望选民最终能够看清真相，抛弃共和党。问题是，是这一天先来，还是美国民主消亡的一天先来？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2/06/opinion/usaid-trump-samantha-power.htm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ezjwnx5ko https://news.gallup.com/poll/116350/position-world.aspx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_First_(policy)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7 00:00
专业人士来告诉你“150岁老人领社保”是什么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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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自马斯克和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各个联邦政府机构开始查账后，他们公布了不少让人惊掉下巴的各种腐败/浪费信息。虽然一次次被媒体的事实核查打脸，他们还是不断发布新的耸人听闻的信息。最近几天传得比较疯的一条消息是，美国有很多 150 岁的人还在拿社保。马斯克也拿这个事大说特说，在 X 上用推文说，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对着记者的镜头说。只是，又很快被打脸。PolitiFact 说，这是电脑编程造成的数据假象，并非真有其事。用大白话说就是，向系统输入数据时，如果在生日一栏不输入任何数值，系统就会自动填充为 1875 年 5 月 20 日。那么，这些人今年就是 150 岁！这件事好笑吗？似乎很好笑。但我笑不出来。作为一个参与了四次大型数据迁移(data migration)的前资深数据库 IT 从业人员，我想说的是：不是专业人员，数据库后台是不能进去的，一是有造成危害的可能，二是你看不懂，会误读数据。任何一个数据库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要读懂数据，不仅要有关于数据库的 IT 常识，还必须具体了解这一个数据库的“故事”，有时甚至需要了解其前世今生。像 DOGE 那样去读数据库，他们读出来的东西毫无价值。为什么非专业人员不该进数据库后台数据库后台只是给数据库 IT 专业人员用的。任何非专业人员需要看数据，都是通过应用程序，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app，或者请专业人员提供报告。从专业角度来说，有千千万万个理由不允许非专业人员进入后台，这里只从常识角度说几点。第一，你读不懂后台数据。从 app 上看见的数据是经过一定条件的组合与过滤的。这个我后面会展开说。第二，app 里面的内置规则后台未必有。比如，某个名单的输入规定生日不能空缺，输入空缺数据 app 会不接受。但后台如果没有做同样的设置，就有可能接受这样的数据，于是就产生了“坏”数据，隐患无穷，严重的话可能会使系统崩溃。也有自己的系统不崩溃，但数据打包出售后，把买家系统搞崩溃的。第三，app 里面往往都是处理单笔数据，而数据库后台却可以“全体”数据一起处理。如果有后台删除的权限，不小心就把数据都删光了。为什么非专业人员会看不懂后台数据？回答很简单，数据库的后台本来就不是给非专业人员看的。其实这就好像程序只是给程序员看的一样。问题是，一般人都看不懂程序，所以不会去看。而数据库的后台似乎像一个个 Excel 表格，让人产生可以“看”的感觉，其实不然。数据库后台的表格与 Excel 表格完全不是一回事，你要当作 Excel 表格来读，大错特错。举个例子，一个公司的员工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在职”，里面分别有 0，1，2，3，4 等近十个不同数值。首先，你不能简单地认为表格里所有人都是在职员工。其次，你不能简单地认为 0 代表离职，1 代表还在职。很可能不同数值分别代表了退休，离开该公司后又回来重新入职，在休产假，或者休长病假等等。如果没有系统说明书，这些都需要从知情者那里了解。这还是栏目名字有直观意思的。有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从名称上猜出真正的意思。有时是名称本身看不出意思，更多时候是，一个栏目的功能已经“进化”，超出了原来名称的意义。记得 2020 年大选时，网上盛传某个州选民数据库里很多选民生日是 1800 年 1 月 1 日或 1900 年 1 月 1 日。于是有人说，这还了得，200 多岁的人还在投票！说实话，我当时一看就明白，这一定是一个派特别用途的特定数值。果然，后来听见 CNN 电台里解释说这是个占位符(placeholder)，说是用这个日子代表已经投过票的人。当时我也对人说，我猜是个特定值。但马上有人说，从来没见过设计数据库时，生日栏不输入生日信息，却派这样的用途。不可能！我只能说，这样说话的人不懂得数据库前台与后台的区别。这种实践在数据库应用里非常普遍。你没听说过是因为你只看得见前台，而做后台的人不需要告诉你这些“肮脏”的东西。没有人会在设计数据库的时候就决定把生日栏派这个用场。这样的“设计”都是慢慢演变出来的。任何企业或机构，业务范围或运作方式随时会发生变化，于是对数据库就会有新的要求。一个数据库投入应用后，结构不能随便改。即便现在数据库已经越来越机动灵活了，改变的空间也有限，这就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发挥创造性来满足业务要求。我不知道上面例子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但我可以从专业角度猜测。下面就是几种数据库应用中经常发生的只有在后台才看得见的“不寻常”现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针对上面例子的情况）。 1）数据库后台有不止一个生日栏，分布在不同的表格里。这就有了机动性，可以保留一个生日栏作为真正的生日，其他派别的用途。上面例子就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凡是已经投过票的，就在这个多余的生日栏输入特定的日子，如果这个选民再次来投票，系统就会拒绝。别问我为什么会有一个以上生日栏。这个世界稀奇古怪的事情很多，包括数据库的设计或数据库里的数据。大概率是从不同地方数据迁移过来汇总的结果，为了某种原因——比如同一个人不同来源的数据给出不同的生日——不得不给两个、三个生日栏，把不同来源的生日存在不同地方，日后慢慢清理，最后全部输入一个地方。 2）有一种可能，以前对搬离本州或故世的选民，都是采用删除的做法。后来业务要求变了，需要保留记录，只是将这些人标为不能投票。为了满足新的业务要求，做后台设计的人决定用生日栏来做标记，凡是搬离的选民，就把生日改为 1800 年 1 月 1 日；凡是去世的，就输入 1800 年 1 月 2 日；凡是犯罪被剥夺投票权的，生日一律是 1800 年 1 月 3 日……关键是选择一个“不可能”的日子，这样就不会与真实的日子混淆。这里就再现了我前面说的非专业人员看不懂后台数据的情况。要从后台调出今年的合格选民，你必须知道选择条件，必须排除那些生日是特殊日子的人。不知道的人直接去后台看数据，就以为自己发现了惊人的秘密。事实上，那些选民是不会获得投票资格的。如果是从 app 里看，你根本不会看见不合格选民，因为被系统过滤掉了。在 app 上，可能只有有特别权限的人才能看见不合格选民。 3）也有可能，数据库原先的设计是，投票记录表格只记录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系统也不保留历史投票记录，每次选举就抹去以前的记录，重新开始。但是，后来又要求保留所有投票记录。于是，名称为“最近一次选举投票记录”的那个表格里，一个选民会有很多记录。让事情更糟糕的是，那个表格没有投票日这一栏，也没有其他可以用作类似用途的内容，这样的话，要调出最近一次投票记录就必须通过与其他表格中的记录相连，甚至可能需要利用系统内在的“时间戳”(timestamp)才能调出正确的内容。当限制条件在另外的表格里时，仅仅看一个表格，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笔记录是不是“有效”。至于需要利用系统时间戳的，这是“不可见”的东西，外行在后台绝对看不出名堂，相反还会“发现”，居然有那么多人在一次选举中多次投票！数据库是个特别的东西数据库有其特殊性，也有自己特殊的难度，特别是做系统的改朝换代。我做过好几个大型数据迁移项目，深知把数据从旧系统迁移到一个结构完全不同的新系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犯毁灭性的错误。以显示员工名单为例，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忘记考虑“在职与否”那个栏目，把不该包括的名单都显示了出来，只需要在程序里加一个条件就改正了。这样的错误，除了面子不好看，不会有大伤害。但如果是数据迁移把这一栏漏了，就再也没办法区分员工的在职状态了。当然，不会有人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只是举例说明数据迁移很容易遗漏关键的数据信息。如果事后才发现，数据的修复极其挑战，甚至会有不可能修复的情况。有的链接一旦失去就连不回去了。说这么多，一是为了说明数据库任何“小”错误都可以有严重后果，二是想说，联邦社保数据库中的数据从 1935 年至今，一定是经历过多次数据迁移，每次迁移都是一番脱胎换骨，再加上平时免不了的大小“补丁”，一定有很多“故事”，因而读数据时会需要很多“窍门”。总之一句话：数据库不仅需要专业的人来维持，还需要专业的人来用。 DOGE 成员绝对不该被允许进入数据库二十多年前，这个行业的管理都还不那么正规，我们做数据库的人都有上生产环境服务器的权限（后来都被拿掉了，只有专人才有）。平时需要做什么，先在开发环境服务器上测试，没有问题了就自己直接上生产环境服务器做。我每次上生产环境服务器都会紧张。我以为是自己菜，才会紧张，后来一位很“老”的同事告诉我，他每次上生产环境服务器手都会发抖，我才知道，并不只是我。因为责任的确是太大了，而且后果严重。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辞职也不肯给 DOGE 的人进入数据库的权限。我见过几乎是最好的数据库，但也见过让人哭笑不得的数据库。一个严肃的数据库，设计合格的话，任何一个操作应该都可以还原，哪怕在后台操作也会留下完整的审核记录，包括谁做了改动，什么时候改的，改动之前和之后的内容分别是什么等等。我不知道联邦政府的数据库质量如何，但我一直记得，川普第一任时曾经搞过让无证移民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的事情。我非常吃惊的是，纽约时报记者说，当某个记录从数据库中被删除后，就再也找不到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那个联系了，结果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再也没有能与父母团圆。由此可见，至少不是所有联邦政府的数据库都是高质量的。我听说马斯克手下几个毛孩子获得进入后台的权限，真的有遭了电击的感觉。那些人很可能是我们称为码农的人，自以为编程本事了得。而且码农往往因为数据库工程技术成分低，看不起数据库的活。但正是这个看不起会要人命——不懂得数据库的特殊性，还轻敌，最容易闯祸。说实话，他们闹了那么多笑话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希望，他们没有对数据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当然，还有一个需要担心的因素是，他们会不会随便泄露不该公开的信息。毕竟他们中的一个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劣迹。这还只是说有没有对数据库造成技术上的伤害。至于他们满天飞的谣言极坏的政治影响，都不知该从何说起了。不过，那也不是本文的话题。这里我只说一点：数据库里有个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查到具体人，而且证明真的拿了钱，才可以作为证据。参考资料 https://www.fox5dc.com/news/elon-musk-claims-150-year-olds-social-security https://www.politifact.com/article/2025/feb/17/are-150-year-old-americans-receiving-social-securi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0
不，马斯克又在传谣了，并没有150岁的人在领社会保障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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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Steuerle)对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说：“如果有人担心社会保障的管理，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工作量一边增加，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一边已经被削减了好几年。积压的伤残保险索赔越来越多。”他补充说：“社保局复杂的数据库需要一流的专家来修复和升级，但政府的薪酬水平不够高，无法吸引信息技术部门提供的最好的人才。多年来，他们甚至不被允许购买最好的软件。” 而在川普2.0时代，这甚至更难。在当地社会保障办事处进行面对面申领和交易，可以更容易发现欺诈者。不幸的是，本地社保办公室将面临关闭。马斯克已指示总务管理局终止所有联邦办公室租约，包括所有社保办公室。将社保信息交给马斯克，才是真正的危险上周末，《纽约时报》报道称，DOGE成员试图访问“包含大量美国人个人信息的内部数据存储库”，而社会保障局代理局长歇尔·金(Michelle King)坚拒这一要求，最终金决定辞职。这一消息敲响了警钟，支持者警告称，马斯克正在采取行动，获取高度敏感的数据。 “没有办法夸大这是多么严重的违规行为。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进步倡导组织社会保障工作(Social Security Works)的总裁南希·奥特曼(Nancy Altman)说。特曼周一对美联社指出，SSA“有申请残疾津贴者的综合医疗记录。它有我们的银行信息，我们的收入记录，我们孩子的名字和年龄，等等。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数据泄露会使诈骗数量激增。而且，如果有惩罚敌人的意图，有人可能会抹掉你的收入记录，使你无法领取你已经获得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 社安局数据库中存在大量死者信息未更新，这是早已进行审计并公开的技术问题，各项数据和结论在社安局网站上有据可查。社安局禁止115岁以上老人领取福利的规定，收集和核实死亡信息的实践，已经确保几乎没有人冒充百岁以上去世的老人继续领福利。包括社安局在内的联邦机构基础设施落后，而遏制不当支付需要资金和人才的大力支持，包括像马斯克这样的技术人才的支援。但现在这些由来已久的技术问题被马斯克扭曲夸大，当成了大规模、系统性欺诈的证据，与此同时，马斯克正在翻找每一个美国人的私人信息，谁来阻止他？查看更多精彩文章，请前往正义补丁网站justicepatch.org 参考资料： 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musk-social-security https://www.politifact.com/article/2025/feb/17/are-150-year-old-americans-receiving-social-securi/ https://www.newsweek.com/elon-musk-responds-social-security-concerns-2032503 https://thehill.com/opinion/5148448-elon-musk-targeting-social-securit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0/06/04/she-was-last-american-collect-civil-war-pension-7313-month-she-just-died/ https://www.snopes.com/news/2025/02/18/musk-150-year-old-social-security/ http://wired.com/story/elon-musk-doge-social-security-150-year-old-benefits?utm_source=pocket_shared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追问华盛顿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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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 2025年1/29华盛顿空难死难者这是美国近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事故。 1 月 29 日，正试图降落的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附近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空与一架陆军黑鹰直升机相撞。飞机上 64 人与直升机上 3 人，无一生还。事故发生后，当潜水员还在奋力打捞遇难者尸体时，川普总统已经在那里分享自己对事故原因“非常强烈的观点和想法”了。他认为问题出在联邦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项目上，声称在奥巴马、拜登和刚刚离任的交通部长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领导下，政府只注重 DEI，雇用了不合格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当记者追问证据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只是，川普的“常识”判断与行业专家的评论一点交集都没有。被记者追问 DEI 是否在这次坠机事件中起了作用时，川普自己也承认：“可能起了作用，我不知道。” 尽管川普拿不出 DEI 与空难有关的证据，新闻发布会后，川普还是签署了又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航空局终止所有与 DEI 相关的工作，包括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发起的一项工作。空难发生之前，川普刚刚对公众飞行安全部门进行了大清洗这一惨烈的空难发生之前，正是疯狂的川普2.0第一周。川普和他的亿万富豪同党迅速展开对联邦部门的大清洗，其中就包括在公众飞行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 不仅赶走了局长迈克·惠特克(Mike Whitaker)，导致无人管理这个负责美国公众飞行安全的关键部门，还向这个本来就面临严重人手紧缺的部门群发邮件，劝大家辞职。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动作的背景是联邦航空管理局正面临着资金不足和人手短缺的问题。但是川普上任只有一周多时间，不仅不着手解决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反而将这些问题推向更严峻的悬崖边上。这个空难的具体原因，必须等待调查报告。现在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空管人员紧缺是造成空难的直接原因。但将美国公众飞行安全强行放置在管理真空状态下，让这一机构包括空管员在内的工作人员处于地震级震惊效应之中，总不能说是帮助避免空难吧。川普和他的亿万富豪同党对安全的轻视不是新闻。川普上任才几天，就违背必须提前 30 天向国会报备的条例，在一夜之间清除了至少十几名联邦监察长，包括直接负责 FAA 监管的交通部监察长埃里克·索斯金(Eric Soskin)；在很多时候充当川普替身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甚至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就成功地将拜登的 FAA 局长迈克·惠特克赶下台，其真实的原因就是惠特克的 FAA 竟敢对违反安全规定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处以罚款。而川普自己在他的第一任总统期间就有过差一点引发空难的恶政。当时因为他坚持要国会拨款造边境墙（他竞选时说好了墨西哥会负责墙的费用），国会无法达成协议，发生政府停摆（那次政府关门历时 35 天，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其间川普让空管员（以及其他联邦工作人员）被迫无薪工作，陷入了不确定性状态，再次严重打击该行业本来就已经低迷的士气。最后，纽约地区有太多空管员请病假，竟然导致东海岸航班停飞，川普也被手下（那时川普政府还未能实现以“忠诚川普”为标准来选人，所以还会有人敢于对他说真话或顶撞他）告知，再这样下去万一发生空难就不好交代了，才终于宣告了那次政府停摆的结束。尽管无凭无据，川普质疑因为 DEI 雇佣了不合格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所以导致了空难，那么，顺着他的逻辑，把空管员的领导赶走，让空管员处于混乱的管理之中，发邮件鼓励已经人力不足的空管员辞职，是不是更应该被认为是导致空难的原因呢？想知道川普有多疏忽吗？迈克·惠特克被赶走之后，足足过了一个多星期，直到空难发生之后，川普才宣布任命克里斯托弗·罗谢洛(Christopher Rochelo)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川普政府不去真正寻找事故的根源，只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不仅对这次事故的相关人员不公平，也无法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相反，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会加剧事故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华盛顿邮报》1 月 30 日刊登读者观点来信：《空中交通管制员防止坠机政府专家组却要我们辞职——是时候对华盛顿特区的空域提出尖锐的问题了》这次空难后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位居住于印第安纳州菲舍斯(Fishers)的空管员凯西·克罗斯比(Casey Crosbie)写给编辑部的观点信。他说，与所有空中交通管制设施一样，他工作的地方，空中交通管制员每周工作六天是正常的。下面是该信的摘录翻译：说这是讽刺也好，说这是无能也罢，上周，唐纳德·川普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冻结联邦工作人员的招聘，但“武装部队的军事人员或与移民执法、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有关的职位”除外。尽管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队伍在公众飞行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联邦航空管理局却没有被豁免。此次冻结正值联邦航空管理局试图“扭转数十年来空中交通管制员人员配置水平下降的趋势”。在我工作的地方，与所有空中交通管制机构一样，空中交通管制员每周工作六天是常态。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管制员的负担已经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去年夏天，联邦航空局与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达成一致意见，颁布了一项政策，取消强制加班，增加班次之间的间隔时间，以帮助减少疲劳。但疲劳只是 FAA 空中交通管制员队伍面临的问题之一。本周二，人事和管理办公室发出了一封标题为“岔路口”的信，这封信源自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鼓励包括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内的联邦雇员考虑辞职，并规定了八天内做出决定的不合理期限。你觉得这封信会让从事任何工作的人怎么想？我要告诉你的是，周三，印第安纳波利斯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每个人都在谈论那封邮件。读了这封信后我想问的是，如果上周三，也就是发生空难的那天，印第安纳波利斯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每个人都在谈论那封邮件，那么，那一天，是不是华盛顿里根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也是每个人都在谈论那封邮件呢？我相信空管员们都有足够的职业道德和做人最基本的良心，一旦上了岗位就全身心投入。但潜意识的影响有时候是自己都不明了的。何况，他们已经处在长期超负荷的过度疲劳之中。空管员严重短缺是个长期的问题联邦航空管理局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着资金不足和人手短缺的问题。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源的配备也只是勉强够用。但根据媒体报道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关于此次撞机事件的内部初步安全报告，事故发生时，里根机场空管员的配置，比“正常”情况要少。通常，机场塔台有专门指定的空管员负责直升飞机。但到了晚上 9:30 以后，因为航班数量少了，直升飞机就不再有专人管理，而是负责飞机的空管员兼管。上周三事故发生于晚上大约 8:50，当时却已经处于“兼管”状态。双重角色会给空管员带来挑战，尤其是在空域繁忙的情况下。而且，不同角色使用不同的无线电频率，飞机驾驶员和直升机驾驶员即使都与塔台保持联系，也不一定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因为人员短缺，空管员十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六天已经是“正常”状态。不管这次事故是不是直接受到空管员短缺的影响，这种空管员一人兼管两个人工作的状态，绝对是事故的隐患因素。我们都被告知疲劳状态下不要开车，那么肩负更大责任的空管员，是不是更应该得到足够的休息时间？尽管 FAA 人手短缺很严重，但是据美国进步派媒体 MeidasTouch的核对，在 2019 年，有 180 名共和党议员都对拨款 FAA 投了反对票。在这些议员中，有 8 人被川普提名担任政府要职，包括被提名担任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的道格·柯林斯(Doug Collins)、交通部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环境保护局局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国税局局长比利·朗(Billy Long)、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德文·努涅斯(Devin Nunes)、司法部长马特·盖茨(Matt Gaetz)（已撤回）。两件事对空管员严重短缺的催化作用特别严重 FAA 人手短缺是个长期的问题，有两件事情极大地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一件事：里根任上将参与罢工的空管员全部炒鱿鱼 1981年，专业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组织(PATCO，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与联邦航空局就新合同展开谈判。PATCO 提出的要求包括 32 小时工作周和大幅加薪。谈判陷入僵局后，大部分工会会员罢工。因为交通管制员属于不允许罢工的公共服务行业，里根宣布罢工非法，并威胁要解雇任何在 48 小时内未返回工作岗位的管制员。两天后，里根将参加罢工的空管员全部炒了鱿鱼，总数达11359人。（也有说是11345或11500，取决于不同的信息渠道。）里根还宣布罢工者将被 FAA 终身禁止重新雇用。更绝的是，里根政府还正式取消了 PATCO 工会的认证。这次裁员致使原本就人员紧缺的 FAA 在人力资源方面遭受重创。虽然克林顿总统在 1993 年解除了里根对罢工者的禁令，但到 2006 年为止，被 FAA 重新雇用的人数仅为 850 人，不到罢工者的 10%。十年后，FAA 的整体人员配备才恢复到罢工前水平。第二件事：2021 年新冠疫情后空管员大量被裁 2021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因为各国采取的隔离政策，人员流动骤减，航空公司大量取消航班，这也促使了对空管员的大规模裁员并暂停了新管制员培训计划。除了上面所提的两件事造成空管员瞬间大量减少外，该行业还普遍存在职业倦怠。这个问题此处暂时不表，后面再展开谈。疫情过后，拜登政府一直在试图增加空管员，FAA 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招聘了 1500 和大约 2000 名新空管员，同时确保其空中交通管制员学院的每个席位都满员。FAA 还与空中交通学院培训计划(AT-CTI)合作，确保毕业生掌握必要的技能，能够迅速转入相关机构接受在职培训。截至 2024 年 11 月，FAA 共聘用了 14000 名认证空管员，比 2012 年的大约 11900 已经增加了不少。但 FAA 依然处于人员短缺的困境中。为什么无法在短期内填充空管员空缺空管员这个行业的培训方式决定了，训练新空管员不仅周期比较长，而且无法一下子扩大规模。每个空管员学员都需要一定数量有人监督情况下的工作小时数。教员人数本来就有限，大量裁员后情况更糟。没有足够的教员，就不可能增加学员数量。而且，空管员的培训是针对特定空域进行的，不同空域的空管员或教员还无法相互替代。另外，本文前面没有细谈的空管员因职业倦怠离职这个普遍现象，也是无法保证空缺岗位获得及时填补的原因之一。何况人员在流失的同时，航班却一直在增加。一般而言，一个责任重大，非常消耗精神和体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相配的福利待遇，自然很难留住人。1981 年 PATCO 罢工当然是为了提高工资待遇，但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抗议延长工作时间，避免安全隐患。毕竟，过度疲劳最终会影响你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认知能力。 PATCO 是 1980 年总统竞选时极少数为里根背书的工会之一，主要是因为卡特政府时期与联邦航空局的关系不好，以及里根在竞选期间给 PATCO新任主席罗伯特·波利(Robert E. Poli)的一封承诺信。里根在信中表示：“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最先进的设备，并调整人员水平和工作时间，使其与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相称”，“我向你们保证，我的政府将与你们密切合作，在总统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建立一种合作精神。” 只是，里根彻底背叛了自己对工会的承诺。空管员们非但没有得到工资待遇的提高，反而失去了饭碗。而且，里根在空管员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依然不肯让参加罢工的人被返聘，对该行业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另外，政府一次次暂时停摆，也是空管员士气低下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该行业职业倦怠比较普遍就很正常了，长期缺人也一点不奇怪。里根机场是个隐患特别严重的机场这次事故后的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华盛顿的里根机场，是一个操作环境特别差的机场。华盛顿特区共有三个机场，其中里根机场是个很少见的距离城市中心非常近的机场——从市中心坐地铁去机场通常耗时不过半小时。但离市中心近，也带来了限制。一个限制是机场的规模不可能太大，这就迫使机场必须提高有限跑道的利用率。而里根机场最长的跑道目前的确是全国最繁忙的跑道。另一个限制是附近的空域。里根机场紧靠波托马克河。波托马克河是该地区的空中高速公路——一条从北到南的宽阔空中走廊，海岸警卫队的救援直升机、警察航空队以及运送贵宾和人员的军用直升机都要经过这里。里根机场的飞机在上升或下降时经常要穿过这条空中高速公路。因为其特定的条件限制，里根机场是美国三个实行“时段”制度的机场之一（另外两个机场是纽约的拉瓜迪亚和约翰·肯尼迪机场），联邦航空管理局通过该制度限制每天的起降架次，以防止空域过度拥挤。但据华盛顿大都会机场管理局(Metropolitan Washington Airports Authority)称，自 2000 年以来，国会已为机场的每日航班时刻表增加了 50 多个新时段，其中包括立法者去年批准的 10 个时段。（这 10 个时段尚未投入使用。这些航班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开通。届时，机场将增加 50 多架次起降，或 25 个往返航班。）2023 年，里根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在美国机场中排名第 24 位。《纽约时报》1 月 30 日的报道：《国会不顾危险警告批准里根机场增加航班》尽管 FAA、华盛顿机场管理局以及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参议员都表示，这些额外航班会增加里根机场繁忙通道的灾难风险，里根机场的“时段”数量却被国会一再扩大，不由人不怀疑这是因为国会成员正是机场的主要使用者，这些新增的航班使议员们能够从距离国会山办公室仅几分钟路程的机场乘飞机回家。在这条繁忙的通道上，已经发生了多起险些相撞的事故，其中包括 2024 年的 8 起，甚至在此次空难前的 24 小时内就发生了一次险些相撞的事故：一架军用直升机与另一架正在降落的支线喷气式飞机靠得太近，幸好后者及时放弃降落，重新爬高后绕着机场飞行，避免了一次灾难。可以说，最后终于发生了空难，并不意外。长期积累的问题，无论是人员短缺还是不顾机场条件的不满足不断增加航班，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今天不炸，明天也一定会炸。问题是，在定时炸弹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川普政府不正视问题的真正根源，却嫁祸于 DEI，这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其做法还在继续加重对系统的创伤。本周三（2 月 5 日），马斯克在 X 上宣布要开始对 FAA 的整改了（上图）。 FAA 是个人命关天的部门。但是美国人民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寄望于川普和马斯克真的在乎人命。【附】“没有空管员的机场”？此文为“美国华人杂谈”与“信息正义”联合发表。但在“杂谈”发表了之后，又看见一条相关新闻，就加在“信息正义”的版本里吧。据旧金山南部中半岛的 The Almanac Online 报道，位于圣马刁(San Mateo)郡的圣卡洛斯机场(San Carlos Airport)差一点成为没有空管员的机场。（美国的确有不少机场是没有机场塔台的，自然也就没有空管员。但这都是航班很少的机场。）在美国有数百个机场的塔台是由私营公司在遵守 FAA 标准的条件下经营的，圣卡洛斯机场的塔台是其中之一。FAA 将圣卡洛斯机场塔台今年的合同签给了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罗宾逊航空公司(RVA)，合同从 2 月 1 日开始，而原来的长期供应商 Serco 公司的合同于之前一天结束。但是，因 RVA 拒付用以应对湾区高昂生活成本的 18000 美元的住房津贴，没有空管员肯去圣卡洛斯机场上班。好在 FAA 及时决定暂时将 Serco 的合同延长 2 个月，否则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圣卡洛斯机场的塔台并不是一个全天候塔台。夜间航班少时，飞行员之间会通过一个共同的无线电频率进行通信，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但在上午 7 点到晚上 7 点左右的黄金飞行时间段，空管员的支持还是需要的。圣卡洛斯机场虽小，却是一个繁忙的机场，在黄金时段空域非常拥挤。这件事再次反映了空管员的福利问题是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私企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群发的邮件就是建议收件人辞职去私企就职，这里我们间接看见了其效果的一种可能。（说一句题外话：私企一定比政府部门高效是个迷思。私企中浪费和低效极常见，只是没有人去追责而已。只要不犯法，媒体也不会去盯着私企的浪费和低效。）圣卡洛斯机场没有空管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 2 个月后会如何，没有人知道。如果 2 个月后，真的发生没有空管员的情况，我希望解决方案是关闭机场，而不是一切“照常”进行。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24/us/politics/trump-fires-inspectors-general.html https://airport.nridigital.com/air_may24/reason_for_air_traffic_controller_shortage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30/us/reagan-airport-flights-congress.html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trumps-racist-rants-conceal-the-rights-air-safety-failures/ https://mp.weixin.qq.com/s/f1RwJ8a073ciNv2rxRtNiA https://www.nbcwashington.com/news/national-international/is-there-an-air-traffic-controller-shortage-deadly-midair-collision-raises-concerns/3831276 https://www.npr.org/2025/01/31/nx-s1-5280426/deadliest-aircraft-crashes-us-history-washington-dc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31/us/politics/trump-fbi-agents.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8%E2%80%932019_United_States_federal_government_shutdow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5/01/30/dca-crash-helicopter-faa-governmen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dc-md-va/2025/01/30/dc-plane-crash-helicopter-recovery-no-survivors-potomac-river/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391pe7lrv2o https://www.almanacnews.com/san-mateo-county/2025/02/04/san-carlos-airport-tower-staffing-trouble-averted-for-now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09 00:00
美国最穷的总统，教会了世界首富如何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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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 2007年，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身着几内亚传统服装访问几内亚北部的廷戈利村，卡特中心为该村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和沙眼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图源：卡特中心我曾在《创造了奇迹的卸任总统》一文中感叹，卡特中心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居然从起步开始就做到高效低耗——该中心的第一个主要目标是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这是人类史上继根除了天花之后对传染病的第二个尝试。虽然现在还没有实现，但真的距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不到 50 年时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普遍来说，慈善机构花钱的方式和规模经常被诟病。原因之一是，的确有不少类似机构本来就目的不正。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为前线战士服务的慈善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相信很多读者那时都收到过募捐的电话，劈头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支持我们的前线士兵吗？” 可是，后来不少主流媒体都做了调查，发现相当多的这类机构，居然只有不到 10% 的捐款真正用到士兵身上了，最低的只有 1%，大头都用来发工资甚至去度假村“开会”了。这些慈善机构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捞钱。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这里打算讨论的是，即便真心想把事情做对做好，太多慈善机构花了很多钱却少有拿得出手的成就。一般人们会认为慈善机构效率不高是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或者花钱的人不是给钱的人，花别人的钱不懂得珍惜。也许这些是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人们会这样认为恐怕是出于对慈善机构的偏见。其实，私企中资源浪费一点也不少见，但因为是私企，花自己的钱，外人没资格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罢了。我先讲一个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早期的故事吧。盖茨基金捐电脑的钱等于打水漂了比尔·盖茨有一段时间曾是世界首富。他发财的原因之一是，在电脑对个人来说还是天价的时候，他赌对了一件事：相信有一天电脑会普及到每一个家庭。顺理成章地，盖茨基金最早期做的一件事是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电脑教育，誓言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小学有电脑。那时的电脑还是相当贵的，在美国的学校和家庭都远没有普及，对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来说一台电脑的费用几乎是天文数字。于是，盖茨基金花了很多人力物力把电脑送到世界上最穷的角落。在项目后期的一天，一位基金会的高层负责人到某贫困地区一个小学实地检查工作。他被校长、教师和学生簇拥着来到了那间有着全校唯一的一个电源插头的屋子，屋子中间的桌上“供”着那台基金会捐赠的电脑。校长把电脑接上电源，大家看着屏幕亮起来了，全体鼓掌…… 那位高层负责人事后说，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些孩子需要的不是电脑。卡特曾经给予盖茨基金关键指导后来，盖茨基金抛弃“拍脑袋”选择项目的方式，实现了从“我认为你需要什么”到“告诉我你需要什么”的转变，开始了脚踏实地的选项研究，基金每年用于选择投资/捐款立项的研究，就是一个极大的项目。记得我曾读到的报道是，盖茨基金转向后最早选择的项目之一，是给贫困地区捐赠治疗疟疾的药。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在非洲很多贫困地区，疟疾的感染率很高，对人们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但这个病已经有现成的药，只是那里太穷了，病人根本不可能有买药的钱。盖茨基金不是有钱吗？那只需要把药免费送到病人手里，就可达到很好的效果。不久前卡特逝世，我才从大量对卡特生平的报道中了解到，在引领盖茨基金向公共健康和卫生领域的转向方面，卡特起了很大作用。根据《纽约时报》，2001 年，盖茨夫妇专门就如何确定他们基金会工作重点，咨询卡特的意见，卡特敦促他们扩大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的。一般，人们对富人，特别是生意上成功的人，有一种迷信，即他们对钱的处理总是很恰当。相对应的，人们会认为穷人不善于管理钱财。但这里，盖茨是曾经的世界首富，卡特是美国最穷的总统之一，却是卡特在指导盖茨如何“花钱”。原来，盖茨夫妇不是不愿意投入这个领域，而是看见这些领域没有人去做，就认为可能因为地方政府腐败及缺乏基础设施，会造成药物、货物交付的不可能。盖茨说，是卡特和卡特中心负责人威廉·福吉(William Foege)的鼓励帮助他消除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怀疑：“吉米和比尔·福吉说，不，这真的可行。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送到那里。” 也许因为财大气粗，或者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做一般人因为资源有限而却步的事情，盖茨基金曾一度考虑从事新药和疫苗的研发工作。是卡特敦促他们优先考虑其他方面：“如果我是你们，我会把更多的钱花在今天影响人们的疾病上。”这使得盖茨基金会在资助未来的疫苗和“减轻今天的痛苦”之间取得了平衡。 20 年后的 2020 年，盖茨夫妇在基金会的年度信函中写道：“如果你在 20 年前问我们，我们会猜测全球健康将是我们基金会风险最大的工作，而我们的美国教育工作将是我们最可靠的赌注。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 是的，盖茨基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基金会在全球健康方面收获的成果；而在推动教育方面的努力却是褒贬不一。正如那封年度信中所说：“在全球健康领域，我们知道，如果儿童接种麻疹疫苗，他们就会受到保护，从而更有可能存活下来。但在教育领域，我们对因果关系还没有达成共识。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是好是坏？上学时间应该缩短还是延长？这个分数教案比那个更好吗？教育工作者还不能足够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以确立明确的最佳实践。” 盖茨基金资源庞大，帮助这么个机构走上正轨，为最贫困地区的福祉服务，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呢。卡特中心风格：没有自我，脚踏实地比尔·盖茨说，卡特为他们安排了对非洲领导人的重要介绍。他注意到，虽然卡特中心正在许多国家开展工作，但它并没有在项目中突出自己的名字，而是将当地领导人的工作放在了首位。这是卡特夫妇一贯的风格。梅琳达·盖茨说，她很早就问过卡特，他做了这么久慈善，学到了什么可以帮助盖茨夫妇避免踩同样的坑。她回忆说：“他说，梅琳达，你在全球健康领域所做的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确保得到社区的支持，让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他们的工作。这样，他们才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对待，他们才会创造持久的变化。” 梅琳达说这是无价的教诲。的确，卡特中心对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所做的努力会获得那么好的效果，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难怪盖茨夫妇要向卡特取经，因为卡特中心在其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中特别受到推崇，赢得了普遍的敬意。卡特中心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就让一个可怕的传染病濒临绝迹，并帮助数百万人获得了基本的健康和卫生条件，已经为援助机构如何与受援国合作树立了新的标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卡特中心前工作人员说，慈善机构由受援国设定优先事项并领导项目的精神，就是源自卡特夫妇。也许这才是卡特中心不踩坑的关键。做慈善必须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要知道，不踩坑的慈善是很少有的。其实本文开头说的盖茨基金闹的笑话，只是浪费了点人力物力资源，还真谈不上什么伤害。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例子：上世纪 90 年代，西方一些慈善机构考虑到非洲贫困地区的年轻妈妈自己营养不够，估计母乳的质量也不会高，就捐赠了大量的婴儿奶粉，同时大张旗鼓地推动以婴儿奶粉取代母乳。没想到，结果造成婴儿大量死亡。原来，非洲贫困地区大部分水源都污染了。吃母乳，相当于母亲为婴儿做了过滤，婴儿还能生存。直接喂奶粉，失去了这道过滤，弱小的生命抗不住污染。这就是典型的“我认为你需要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极端的不接地气。慈善事业名声不好，太多具体做事情的人不脚踏实地，负有很大责任。令人高兴的是，努力做事的还是占多数。而且，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要把事情做好，并不需要超人的智商，只需要足够的在意。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西方慈善机构为改变非洲贫困地区孩子，特别是女孩的命运，鼓励他们去学校接受教育。但很多家长不支持，特别是不愿在女孩身上投资。有一位工作人员想出个主意，学校不仅免费提供学生在学校的一餐，还让每个学生放学时带回一餐给家人食用。结果效果非常好，大大增加并维持了学生的就学率，因为对不少家庭，这经常是全家唯一的一餐。说到底，做慈善的最终原则应该是与帮助人的原则相同的，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后几句离题的话一，说做慈善难，只是因为做慈善没做好的话，最容易被骂。其实，任何事情要真正做好都不容易。 DEI 被人诟病，不也是因为太多推 DEI 的人只是为了作秀，并不在乎真实效果吗？本来是好事情，因为有人不负责任地去做，带来的后果，却是毁坏了 DEI 的信誉，更给恶意诋毁 DEI 的人提供了借口。二，做慈善是好事情，但真正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人们不需要靠救济就能过上正常的日子。社会如此，世界也如此。盖茨基金是在为人类造福。但一个人能够积累如此巨大的财富，这并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这不是盖茨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经济政策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做慈善更重要。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health/jimmy-carter-global-health.html https://www.gatesnotes.com/2020-Annual-Letter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0 00:00
创造了奇迹的卸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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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去世后，有关他生平的文章铺天盖地，似乎超出了一般前总统的规模，他还是个只做了一任的总统。一般人们不认为卡特在总统任上有多少建树，国内事务方面尤其乏善可陈。但他离开白宫后的成绩斐然绝对是有共识的。卸任后，卡特为历届政府提供调解服务，化解了圭亚那、利比里亚和苏丹等地的紧张局势。是卡特率先组织并派遣各种公正的观察员小组，监督了 40 个国家的 125 次选举，从而改变了全球对自由公正选举的理解。他长期坚持不懈地参加志愿活动，直至 90 岁高龄还在参与人类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建造经济适用房义工活动。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在全球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我曾经听说过一些他的故事，也知道他卸任后与妻子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共同创办了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主要从事全球人道主义和卫生事业。但这次阅读了他某些工作的细节，特别是卡特中心帮助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Dracunculiasis，也称 guinea-worm disease，几内亚蠕虫病）的故事，让我震惊和佩服。在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在没有强大的地方组织的情况下，把非营利组织运作得那么高效，几乎是奇迹。 2011 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访问现在的南苏丹的一个村庄，视察卡特中心支持的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工作的进展情况。图源：卡特中心麦地那龙线虫病非常可怕麦地那龙线虫只对人类有影响，它实际上是利用人类宿主来完成其生命周期的。关于麦地那龙线虫病的介绍有不少，特别是这些日子到处都在发表纪念卡特的文章，免不了要提到这个疾病。但我发现，无论是病因，发病过程，有否治疗方式还是预防手段，讲得最简单又全面的是卡特。下面这段文字基本上是卡特 1990 年 4 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观点文章部分内容的复述：麦地那龙线幼虫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进入人体。几个月后在人体内成熟并交配。之后雄虫死亡。雌虫大约一年后在人体内长到两三英尺长。然后雌虫会分泌一种毒素，导致皮肤上出现水泡。当水泡破裂后，蠕虫就会开始钻出来。从蠕虫在皮肤表面破皮而出到整条虫完全离开人体，这一过程会持续好几天，甚至数周，不仅会造成剧烈疼痛，且有灼烧感。如果试图将蠕虫拉出体外，可能会导致蠕虫断裂或死亡，使其嵌入皮肤，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继发感染很常见，有些人会感染破伤风。患者很少死于麦地那龙线虫感染，但有些人会因踝关节、膝关节或肘关节或关节附近留下疤痕而永久残废。为减轻痛苦，受感染的人往往去村里的池塘等处，将受感染部位浸入凉水中，而这正好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小幼虫排入水中。这些池塘往往也是居民的饮用水源，于是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感染循环。 2007年，在加纳北部的Savelugu医院，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琳目睹一名幼儿因脚部感染几内亚蠕虫而接受治疗。图源：卡特中心卡特在华邮的那篇观点文章中说：“一旦你看到过一个小孩身上有一条两三英尺长的活麦地那龙线虫从皮肤里伸出来的场景，你就永远不会忘记。1988 年 3 月，我在加纳阿克拉附近的两个村庄第一次看到了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毁灭性影响。在短短几分钟内，我和罗莎琳就看到了 100 多名受害者，其中包括脚踝、膝盖、腹股沟、腿、胳膊和身体其他部位长出虫子的人。一位妇女痛苦不堪，她的乳房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脓肿，一条麦地那龙线虫就要从那里钻出来。” 有患者描述说，把蠕虫从体内拔出的过程，比生孩子还要痛苦。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需要具体细致的艰苦投入卡特中心成立于 1982 年，此时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绝迹仅 2 年时间。天花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人为努力根除的疾病——这归功于疫苗。当曾在卡特政府任职的公共卫生专家告诉卡特，麦地那龙线虫病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被根除的疾病。与卡特密切合作过的人认为，麦地那龙线虫对非洲贫困农民造成的伤害引起了这位前总统的共鸣。卡特将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作为卡特中心的首要任务，他召集了公共卫生专家、愿意捐款的亿万富翁、非洲国家元首和成千上万的志愿村民，为消灭一种人类疾病而努力——继灭绝天花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这样的尝试。要预防麦地那龙线虫病，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也很难。因为这种病既没有药又没有疫苗，唯一的预防手段就是保证饮用水源中没有麦地那龙线幼虫。预防手段单一是简单的地方。但在很多贫穷地区，改善、提供卫生的饮用水源是个长期、普遍的大难题。有的地方是靠孩子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取水，孩子人小，运不了多少水，如何帮助孩子们取水，是很多非营利机构花大力气试图解决的问题。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见一个报道，某机构设计了一种中间空心，像滚筒似的水瓶，其形状就像卷筒纸，但尺寸要大很多，接近于置于饮水机上的装矿泉水的大号水桶。关键是，虽然水桶中间是空的，但那个部位安装了一个轴状的东西，通过巧妙的设计，连上绳子在地上拖时，水瓶会像轮子一样滚动，比拖省力多了。报道说，用这样的水瓶，一个小孩子可以一次就取很多水。这样一个设计会做特别报道，可见水污染问题之大。更严重的问题是，很多受感染地区是所有水源都被污染了，那就必须走水处理这条路。而且，只要有一家人不参与或者偶尔的一个疏忽，就无法根除这个病。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治疗方法或疫苗，就不可能根除这种疾病，因为根除这种疾病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比如要教村民用布过滤饮用水，难度太大。但用曾在C.D.C.领导过一场根除疟疾运动、1987年加入卡特中心的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R. Hopkins)博士的话说，卡特“愿意赌一把，他本能地理解人们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感兴趣。” 为人类造福，低调的卡特毫不迟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卡特亲力亲为。他前往尼日利亚和加纳，近距离观察疾病的影响。上图的小瓶中装有尼日利亚最后一条已知的麦地那龙线蠕虫，边上是一个管道过滤器，可以让人们在饮用受污染的水时不会摄入寄生虫幼虫。卡特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分发了数百万个过滤器尽管卡特一向低调，为了帮助项目的推进，为了人类的福祉，卡特会毫不犹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带来的影响力。他亲自去了特拉华州，请求杜邦公司的领导捐赠一种可以织成滤布的尼龙纤维，然后前往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织布厂，商议制作滤布事宜。他还说服一个化学公司的高管捐赠一种杀虫剂来杀死幼虫。 1995 年，卡特亲自帮助已经持续内战十多年的苏丹南部，谈判达成内战停火协议。停战持续了近六个月，这使得卫生工作者能够在他们从未到达过的地区寻找蠕虫并分发滤水器。该协议还帮助启动了政府与叛军领导人之间漫长的谈判进程，最终促成了南苏丹的独立。根除疾病依赖长期不懈无微不至的努力为根除消灭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共投入了 5 亿美金。卡特中心和各个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用布筛过滤水，除去携带幼虫的小跳蚤。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挨家挨户分发滤水器，并教人们检查狗，因为狗也可能携带寄生虫。还必须防止受感染的人和狗污染水源。目的就是在每个有该疾病流行的社区打破麦地那龙线虫的生命周期，从而消灭寄生虫本身，最终彻底消灭麦地那龙线虫。与每年接种一次疫苗不同，这项工作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积累中逐渐看见成效的。 1993 年，巴基斯坦成为被感染地区中第一个消灭了人类感染病例的国家。印度很快跟进。到 1997 年，亚洲已不再发现该疾病。到 2003 年，全球报告的病例减少到 3.2 万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减少了 99%。卡特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其他领导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卡特中心的图表和通讯显示了哪些国家正在取得进步，哪些国家落在后面，在这些图表和通讯的刺激下，一些国家元首直接展开了竞争。只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反复。非洲东北部南苏丹偏远地区的贾文(Jarweng)，是个有大约 500 人的村子。这里自 2014 年以来就不再有麦地那龙线虫感染了，但 2022 年又出现了 4 个病例，其中 3 个来自同一家庭：母子三人在旅行时喝了沼泽地的水。这意味着，在小范围内，一切又从头开始。志愿者们还教村民们如何观察和报告新病例——通常可以获得 100 美元或更多的奖励。这种反复虽然谈不上前功尽弃，但也让最终目标始终处于一步之遥。这样的挫折让卡特沮丧，但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力。2007 年，几内亚的麦地那龙线虫感染再次爆发，卡特在探访一家挤满了患者的医院时，公开建议将这种疾病改名为“几内亚蠕虫病”。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的英文新闻报道中，到处所见的都是 Guinea worm，而不是Dracunculiasis（麦地那龙线虫病）。对此，几内亚深感丢人。在此刺激下，几内亚终于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终止了这种疾病的传播。更令人鼓舞的是，曾经是世界上感染病例最多的尼日利亚也在 2009 年实现了零感染。担任这场运动总设计师，在 2015 年之前一直领导着卡特中心的健康项目的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博士说：“这是一声惊雷。这对整个非洲、整个全球运动都很重要。” 虽然目标还没有实现，卡特已经走了很远 2015 年，91 岁的卡特拜访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CARE 的工作人员。该组织当时由艾滋病专家海伦·盖尔(Helene Gayle)博士负责管理。她记得，在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卡特表示他还有别的地方要去，但并没有透露他是要去看医生。第二天，卡特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虽然他的肝癌已经切除，但现在癌细胞转移到了脑部。他表示自己“完全可以接受任何结果”。但他对记者说，他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我希望最后一只麦地那龙线虫能在我死之前死去。”即使在 2023 年 2 月进入家庭临终关怀后，卡特仍不断询问麦地那龙线虫的最新情况。卡特去年 12 月 29 日离世时，他的这个愿望虽没有实现，但这一天真的不远了。据卡特中心报告，2023 年，仅四个非洲国家有发现感染病例，总数为 14 例。2024 年，截至 12 月初，卡特中心估计该年的病例总数为 11 例。当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的项目于 1986 年开始时，那一年估计至少有 21 个国家出现了 350 万个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于 2030 年根除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的领导人希望能提前实现这一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麦地那龙线虫绝对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被根除的传染病，而这是在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做到的，堪称奇迹。卡特所做的，不仅是知不可为而为之，更神奇的是，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卡特中心似乎从起步始就没有栽过什么坑。要知道，让一个非营利机构有效运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未必是人们想象/传说的不是自己的钱就胡花。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当初就浪费过很多资源。后来盖茨基金还专门去卡特那里取经呢。这些故事就留给下一篇文吧。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health/jimmy-carter-global-health.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0/us/politics/jimmy-carter-post-presidenc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1990/04/24/jimmy-carter-guinea-worm-horror-scourge/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31/us/jimmy-carter-17-objects.html https://www.pbs.org/newshour/politics/after-his-presidency-jimmy-carter-made-eradicating-guinea-worm-disease-top-mission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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