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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 理论:贷款与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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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真实的收益应该对 DeF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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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如果你能以相对较低的风险获得 5% 的 ETH 质押,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像 Aave 和 Compound 这样的应用的借贷率应该超过 ETH 质押率。这是我们将密切关注的事情。 最后,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论点,即银行将“插入 ”DeFi 借贷应用程序,我们也应该期待银行提供 ETH 质押利率的访问。养老基金应该能够从国债中分散出来吗?他们是否希望获得包括巨大上升空间的更高收益率的东西?而银行是否会被激励提供这些服务以提高其利润率?相对于持有自己的私钥,企业客户是否会更喜欢与受信任实体的托管解决方案?我们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响亮的“是的”。 利率掉期:DeFi 的固定利率借贷 如果我们在技术堆栈中向上和向下看,收益率自下而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结构性的变化。例如,在底部,我们有 ETH 质押率,这是由质押者的数量和发生在 DeFi 应用、游戏应用、NFT、交易、交易等链上活动的数量决定的。 如果我们把技术栈往上移,我们有 DeFi 应用程序,在那里,收益率同样由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供求关系决定。 说白了,这个问题也存在于传统金融中。在 TradFi 的基础层,我们有国债收益率,它由中央银行设定,并不时变化(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可变利率引入了不确定性,使借款人感到困难。例如,大多数人不希望持有 30 年的抵押贷款,其利率可能随时上升。进入利率互换市场——一个四千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允许固定利率的贷款。 在今天,大约 88% 的企业借款是在传统金融中以固定利率完成的。随着 DeFi 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应该期待看到新的产品进入市场,进一步支持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今天 DAO 结构使用他们的原生代币来筹集资金和启动。在建立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后,许多这些新结构可能会寻求传统的债务融资,由其收入支持。像任何企业一样,他们将寻求固定利率的贷款。 沃尔兹协议就是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试图通过其利率互换 AMM 来释放固定利率贷款(我们与沃尔兹没有任何关系或投资)。 抵押不足的借贷与真实世界的资产 如今,在 DeFi 借贷需要以加密资产(ETH、BTC 等)形式的流动存款进行过度抵押。例如,如果你想获得 100 美元的贷款,你需要存入 150 美元。今天,所有的蓝筹借贷应用程序都是这种情况,如 Maker、Aave 和 Compound. 超额抵押的结构是必要的,以便让智能合约自动清算头寸,确保贷款人在市场波动期间拿回他们的钱。 **由于这个原因,DeFi 没有对手方风险。**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被消除了,因为 DeFi 在今天有相当大的智能合约风险。 我们认为这种过度抵押的贷款结构基本上是今天 DeFi 技术的一个概念证明。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种资本效率高的借款方式。企业并不是为了过度抵押贷款而设立的。相反,他们更愿意用生产性资产贷款,同时用这些资产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抵押不足或资本效率高的贷款是可取的。例如,如果你以 20 万美元买房,你不希望拿出 12.5 万美元并获得 7.5 万美元的贷款。你想拿出更少的钱,用你的房子(生产性资产)作为抵押品。 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是将真实世界的资产带到链上。这方面的第一个实例是由美元支持的稳定币。但还有很多很多的用例。例如,将持有房地产资产的法律实体代币化,然后使这些资产能够被用作高效链上贷款的抵押品。实际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代币化。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让贷款人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了解被代币化的基础资产的性质(法律地位、财务报表、披露信息等)。随着这种基础设施的建立,我们应该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资产被代币化。这将为各种资产开辟更具流动性的交易,以及在 DeFi 中更有资本效率的贷款。我的雇主 Inveniam 位于这种私人市场资产基础设施的中心。我们最近与 Apex 集团(3 万亿美元资产管理)合作,并发布了我们的估值即服务白皮书,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Aave 和 MakerDAO 是 DeFi 中两个最大的借贷应用程序,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在向这个领域扩展。这最终可以将受监管的 TradFi 世界与公共区块链基础设施带来的效率联系起来。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目前正在与全球 100 多个中央银行一起探索一个“假设的”CBDC(数字美元)。如果这一点得以实施,有可能从根本上重组现有的货币体系,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美联储没有直接接触到经济中的个人和企业。相反,他们与大型商业银行互动,而后者又直接与个人和企业打交道。CBDC 将使美联储直接接触到个人和企业,并在管理经济和消费者行为方面有广泛的战术控制。 目前还不清楚 CBDC 将如何影响银行系统、隐私、支付、经济和消费者行为。这一切都取决于它的实施方式。有可能 CBDC 会消除对大型商业银行的需求。它也可能从社会中移除实物现金,并允许负利率。此外,我们不知道 CBDC 最终是直接来自政府实体还是来自私人部门。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正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货币计划合作(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银行也是如此),进行初步的原型设计。 许多人认为 CBDC 与 DeFi 以及以太坊、比特币和其他公共区块链正在建立的东西是对立的。这些是开放的、完全透明的平台,用户可以选择加入。CBDC 可能会使货币系统进一步中心化。我们认为,一个旨在将对经济和消费者行为的更大控制权转移给政府的系统将更适合一些东方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我们不应该对 CBDC 将如何设计和实施下任何结论,但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有选择的话,政府的确喜欢更多的控制而不是更少的控制。虽然对公众来说可能并不明显,但对任何政府来说,控制金钱是最有力的控制载体之一。 正如我们所概述的那样,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在未来几年将走向更加中心化的系统(类似于对互联网的拥抱,但有更多的监管)。话虽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赋予未来变得更加中心化的一些概率。CBDC 的实施是我们将密切关注的事情。 结论 我们认为,DeFi 借贷应用的增长最终将通过受监管实体来推动。今天,DeFi 内部的大部分摩擦都与加密/DeFi 和法定货币之间的进出坡道有关。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的“无银行”在短期内是不可行的。DeFi 协议的开源性质将允许小型银行提供新产品和服务,而不需要自己建立新的功能。通过 “挖掘”DeFi,这些银行能够立即将数百万全球新用户带入 DeFi. 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希望看到 DeFi 内部发展出一条收益率曲线,ETH 质押利率作为 DeFi 相当于联邦基金利率。我们还希望看到采用新的产品,在 DeFi 中实现固定利率贷款,以及继续建设基础设施,以支持代币化的真实世界资产——这些资产可以作为 DeFi 的抵押品,以实现更高的资本效率贷款。 最后,CBDC 的引入可能会给 DeFi 的预测带来一些麻烦。这一切都取决于实施情况。在许多情况下,CBDC 可能会迫使进一步的中心化化和货币体系的完全重设。还有一些情况是,全世界的 CBDC 将加强对 DeFi 服务和比特币等去中心化货币网络的需求。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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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09-28
格上每日收评—2022年0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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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同时,持续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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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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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内容表述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格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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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财富
2022-09-28
美联储激进加息让全球“苦不堪言” 专业人士:新兴市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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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亏损。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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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器的数据,新兴市场资产遭遇了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创纪录的外流事件。IIF在9月表示,仅在8月结束的新兴市场(中国除外)的资本外流与2013年缩减恐慌期间的情况相似。 瑞银新兴市场策略主管Manik Narain表示:“新兴市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的行动。” 路透社的计算显示,截至8月底的通胀斗争,主要新兴市场央行在2022年加息近6,000个基点。 但收紧货币政策也会抑制经济增长。美联储以及其他主要央行的行动已引发国际官员和分析师的早期警告,即美元和欧元等货币的利率上升可能会严重收紧全球金融状况,从而导致全球衰退。 M&G Investments新兴市场债务主管Claudia Calich表示,发展中央行发现自己处于紧缩周期的不同阶段。 Calich说:“如果你看看智利和巴西等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远期和隐含曲线,这些市场真的开始为明年下半年的降息定价,尽管周期也即将结束,但中欧和东欧的央行仍需再加息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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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09-28
DeFi 借贷领域将如何发展?基于银行业、ETH 质押率等 5 个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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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实际收益应该会对 DeFi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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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如果你能以相对较低的 ETH 质押风险赚取 5% 的收益,那么在不久的将来,Aave 和 Compound 等应用程序的借贷利率应该会超过 ETH 的质押利率。这是我们将密切关注的事情。 最后,如果回到我们的论点,即银行将“插入”DeFi 借贷应用程序,我们还应该期望银行提供对 ETH 质押率的访问权限。养老基金是否能够在国债之外进行多元化投资?他们是否希望投资收益率更高、有显著上行空间的产品?银行会被激励提供这些服务以提高利润率吗?与持有自己的私钥相比,企业客户是否会更喜欢受信任实体的托管解决方案?我们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肯定的。 利率掉期:为 DeFi 提供固定利率贷款 如果我们从技术堆栈上下观察,收益率自下而上的结构是可变的,并由供需决定。例如,在底部,我们有 ETH 的质押率,它由质押者的数量和 DeFi 应用程序、游戏应用程序、NFT、交易、交易等发生的链上活动量决定。 如果我们提升技术堆栈,我们就会拥有 DeFi 应用程序,而其收益率再次取决于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供求关系。 需要明确的是,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传统金融中。在 TradFi 的基础层,我们有国债收益率,它由中央银行设定并且会不时变化(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浮动利率会带来不确定性,使借款人处境艰难。例如,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持有利率随时可能上升的 30 年期抵押贷款。进入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s,也称为“利率互换”)市场,这是一个允许固定利率贷款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 目前,在传统金融领域,大约 88% 的企业借贷是以固定利率完成的。随着 DeFi 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应该期待看到新产品进入市场,以进一步支持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今天的 DAO 结构使用其原生代币来筹集资金和引导。在建立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后,这些新结构中的许多可能会寻求以收入作为支持的传统债务融资。像任何企业一样,他们将寻求固定利率贷款。例如,Voltz 协议就是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旨在通过其利率掉期 AMM 解锁固定利率贷款。(我们与 Voltz 没有任何关系或投资) 低抵押贷款和真实世界资产 今天在 DeFi 中借款需要以加密资产(ETH、BTC 等)的形式对流动存款进行超额抵押。例如,如果你想贷款 100 美元,则需要存入 150 美元。目前所有蓝筹借贷应用程序(例如 Maker、Aave 和 Compound)都是这种情况。 超额抵押结构对于允许智能合约自动清算头寸并确保贷款人在市场波动期间收回资金是必要的。因此,DeFi 不存在交易对手风险。但是并非所有风险都已消除,因为如今 DeFi 存在相当大的智能合约风险。 我们认为这种超额抵押贷款结构本质上是目前 DeFi 技术的概念证明。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种资本效率高的借贷方式。企业不会为获得贷款而过度抵押。相反,他们更愿意以生产性资产为抵押贷款,同时使用这些资产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抵押不足或资本效率高的贷款更为可取。例如,如果你以 20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房屋,你不会想支付 12.5 万美元以获得 7.5 万美元的贷款。你想拿出更少的钱,并用你的房子(生产性资产)作为抵押品。 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是将现实世界的资产上链。这方面的第一个实例是美元支持的稳定币。但是有很多很多用例。例如,对持有房地产资产的法人实体进行代币化,将使这些资产能够用作有效链上借贷的抵押品。实际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代币化。也就是说,贷方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需要一个强大的基础设施来了解代币化基础资产的性质(法律状态、财务报表、披露等)。随着这个基础设施的建成,我们应该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资产被代币化。这将开放各种资产的更多流动性交易,以及 DeFi 中更具资本效率的借贷。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DeFi 中最大的两个借贷应用 Aave 和 MakerDAO 一直在向这一领域扩张。这最终可以将受监管的 TradFi 世界与公共区块链基础设施所支持的效率联系起来。 央行数字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目前正在与全球 100 多家中央银行一起探索“假设的”CBDC(数字美元)。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它可能会从根本上重组现有的货币体系,并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美联储无法直接接触经济中的个人和企业。相反,他们与大型商业银行互动,而后者又直接与个人和企业打交道。CBDC 将使美联储能够直接接触个人和企业,并在管理经济和消费者行为方面拥有广泛的战术控制权。 目前尚不清楚 CBDC 将如何影响银行系统、隐私、支付、经济和消费者行为。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是如何实施的。CBDC 可能会消除对大型商业银行的需求。它还可以从社会中移除实物现金,并允许实行负利率。此外,我们不知道 CBDC 最终是否会直接来自政府实体还是私营部门。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正在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数字货币计划(如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银行)合作开发初始原型。 许多人认为 CBDC 与 DeFi 以及使用以太坊、比特币和其他公共区块链构建的东西是对立的。后者都是用户可以选择加入的开放、完全透明的平台。CBDC 可能会使货币体系进一步集中化。虽然我们不应该就如何设计和实施 CBDC 草率地下结论,但我们确实知道,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加强控制,而不是减少控制。虽然对公众来说可能并不明显,但对任何政府来说,控制货币都是最有力的控制手段之一。 正如我们所概述的,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将在未来几年转向更去中心化的系统(类似于对互联网的拥抱,但会有更多的监管)。话虽如此,我们仍然需要确定未来变得更加中心化的某种可能性。CBDC 的实现是我们将密切关注的事情。 结论 我们相信,DeFi 借贷应用的增长最终将通过受监管的实体来推动。如今,DeFi 内部的大部分摩擦都与加密货币/DeFi 和法定货币之间的开/关匝道有关。出于这个原因,在短时间内真正实现“无银行”是不可行的。DeFi 协议的开源性质将允许小型银行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而无需自己构建新功能。通过“接入” DeFi,这些银行可以立即将全球数百万新用户带入 DeFi 中。 在较短期内,我们预计将看到 DeFi 内部的收益率曲线,ETH 质押利率相当于 DeFi 的联邦基金利率。我们还期望看到新的产品被采用,使 DeFi 的固定利率贷款成为可能,并继续建设基础设施,以支持代币化的现实世界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在 DeFi 中用作抵押品,以实现更有效的资本借贷。 最后,CBDC 的引入可能会给 DeFi 的预测带来一些麻烦。这一切都取决于实施。在许多情况下,CBDC 可能会迫使进一步的中心化和货币体系的完全重置。在其他领域,全球 CBDC 将加强对 DeFi 服务和去中心化货币网络(如比特币)的需求。 来源:金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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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财经
2022-09-27
日本房地产泡沫如何走向破裂——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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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市场准入管制、分业管制、利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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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等。其中,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大藏省对金融机构及金融系统的掌控力,并通过控制发放新的银行执照严格限制新竞争者进入银行市场,降低了银行间的竞争压力;分业管制通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减少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试图充分发挥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利率管制人为压低国内存贷款利率,一方面为国内重要行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另一方面降低日本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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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不仅使得国内金融机构专注于国内市场,也有效抑制了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日本的溢出效应。通过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日本成功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金短缺问题。 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型中速增长,日本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诸多管制使得其金融系统不再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本金融体系与国内外经济环境间的“不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不断增加,直接融资的渠道亦不断拓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外部融资的需求减弱,以利率管制等方式人为压低利率的必要性也不断降低。1955年至1972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由9.40%提升至15.54%,企业自身资金充裕程度明显提升。而在1973年至1990年,日本非金融企业现金和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保持在12%以上的相对高位,直至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才出现大幅下滑。从融资方式来看,1980年至1989年,日本企业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也由11.9%上升到27.0%。 其次,19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承销。当时日本政府为使国债发行不影响到利率管制,对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均实施了严格管理。但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承销国债,严重影响了其流动性和收益性,并造成了金融机构资金短缺,于是金融机构强烈要求在市场上卖出国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开始逐步放开国债利率管制,并走向了通往利率市场化的道路。1977年,日本开始放宽对金融机构所持国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承购的国债自由上市流通。此后,日本政府陆续放开了对银行间拆借利率、银行间票据利率、大额可转让存单(CD)利率等的控制,并于1994年实现了除活期存款利率以外的完全利率市场化。 再次,197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外资金融机构开始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其国内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也开始参与海外投资,并要求本国监管机构放松管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和美国成立了由政府专家组成的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组。1984年,日美联合特别工作组起草的“关于日元/美元汇率、金融和资本市场问题报告”公开发表,明确日本应采取存款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多元化、促进货币市场发展等措施来实行金融自由化。 最后,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提高,其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许多新金融工具、新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而这也意味着对分业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打破。 因此,为使日本金融体系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开启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以渐进式改革方式推行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经营自由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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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改革。根据Menzie Chinn和Hiro Ito编制的金融开放指数(The Chinn-Ito Financial Openness Index),1970年后日本金融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甚至一度高于法国、英国等国家。 日本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使得金融系统的活力明显提升,但也为后续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开始由银行扩展至股票、债券市场,资质较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开始出现“脱离”银行的趋势,1986年至1990年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从银行的融资额甚至为负。银行为了应对这一趋势,被迫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业务,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规模急速增长。日本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105万亿日元增长至1989年末的247万亿日元,而同期对大企业的贷款余额仅增长了不到3万亿日元。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后,并未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多数资金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因此,中小企业贷款规模的急速扩张,不仅助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也使得银行资产质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规模地方性金融机构(如信用金库)率先出现破产情况,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进行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却相对落后,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二战后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了过分的控制和保护政策,形成了“护送船队”模式的金融监管体系 ,以至于出现了“日本金融机构不倒”的神话。进入1980年代以后,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加快,但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对银行经营的干预,从而使银行形成了政府将继续提供隐性担保的预期。因此,在诸多金融管制政策放松后,许多银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营策略,在贷款审查、投资审核等方面过分放松,许多银行甚至通过贷款给信托公司等机构使银行资金直接流入股市及房地产市场,加剧了资产泡沫的膨胀程度。根据野口悠纪雄(2005) 的研究,1984年末至1990年末日本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由15.1万亿日元增长至40.2万亿日元,其中约有10.8万亿日元新增贷款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二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过度绑定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投机活动。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主要受到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企业部门是房地产的主要购买者。根据日本内阁府的数据,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土地购买金额由1980年的0.3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1990年的16.8万亿日元,而住户部门反而是当时土地的出售方。在此期间,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迅速提升,由1980年的94.4%升至1990年的139.3%,远高于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水平,尤其是中小企业过度借贷进入房地产市场后,杠杆率明显上升;而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相对温和,仅从45.7%升至68.4%,绝对水平实际上与美国(61.1%)、英国(57.7%)等发达经济体相近。非金融企业部门大规模购入土地,使得土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占比大幅上升,当土地价格出现下跌时,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更为严重,进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 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盘根错节。二战过后,在清理企业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尽管日本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银行制度,但二战后主银行制度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根据于潇(2003)的研究,一般认为日本主银行制有以下特征:(1)主银行是客户企业的大股东,主银行一般不持有与自己没有业务或交易关系的企业的股份;(2)向客户企业提供系列贷款。主银行既向企业提供短期贷款,也提供长期贷款。虽然企业所需贷款并不一定全部都由主银行单独提供,但企业大额贷款是由主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提供的,其中主银行的贷款份额最大,承担的贷款损失责任也更多。当企业不能如期归还贷款或者出现坏帐时,主银行要分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3)向客户企业派遣董事或经理。主银行向客户企业派遣人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人员派遣,以大股东身份派遣董事或者经理到客户企业;二是在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派遣人员接管企业;(4)管理客户企业的结算帐户。主银行几乎都是所属企业的结算银行,由主银行负责企业的帐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而根据Masahiko Aoki和Hugh Patrick(2002)的研究,1970年至1991年日本上市公司中,有77%的公司都有主银行。 主银行制度的存在将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资本市场三者牢牢绑定,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土地在日本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土地、公司股份在日本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分别由1985年的1.8%、9.0%,提升至1989年的3.3%、18.3%。另一方面,银行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中的参与程度更高。1986年,银行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占比达到20.9%,而1990年更是增长至25.9%。 三 不良债权处置滞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部分企业陷入资不抵债,金融机构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规模急速扩张。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债券,股价下跌后金融机构本身的资产规模也在缩水,银行支付困难、濒临破产的情况开始出现。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却未及时处置金融系统中的大量不良债权,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得到完全处理,历时近十五年,可以说延误了最宝贵的处置窗口。具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处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991年:“护送船队”模式延续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无论是日本政府、银行还是居民、企业部门,均未意识到不良债权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也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及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银行等金融机构乃至企业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对泡沫破灭引发的地价、股价暴跌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冲击认识不足,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以日本央行为例,其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指出 “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日本政府对于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把握不清。企业与金融机构出于种种考量,会通过各种手段掩盖不良资产的存在,导致泡沫爆发初期日本政府难以得知不良资产的具体规模。 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规模较小、资产质量较差的中小规模地方金融机构率先受到冲击,日本政府尝试继续通过“护送船队”模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1991年10月三和信用金库成为二战后日本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随后几年釜石信用金库、东洋信用金库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对这些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通过行政指导由关联金融机构采取救助性并购或收编为子公司等形式,试图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的冲击。 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5年8月,兵库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家债权破产的地方银行。1997年下半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状况愈发艰难。1997年11月,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德阳城市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因筹资困难相继宣布破产。1998年10月和12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相继破产并暂时实行国有化管理。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使日本陷入金融恐慌,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一步深化,“惜贷”现象更加突出。 1996年:“住专”公司正式破产 199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日本房价的持续下跌,“住专”公司坏账持续增加,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破产已不可避免。桥本内阁上台后,把解决“住专”问题和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并决定从1996年度政府预算中拨款,用于为“住专”填补亏空。最终,7家住专公司的 6.41万亿日元债务,分别通过持有其债权的公私金融机构放弃债权、“赠与”、及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具体分担机制是,住专的母体银行放弃债权3.5万亿日元,其他向住专提供贷款的非母体银行放弃债权1.7万亿日元,政府农林系统金融机构“赠与”5300亿日元,政府划拨财政补贴资金6850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机构设立的紧急金融安定化筹集资金和金融安定化筹集基金中划拨2000亿日元,成立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负责住专资产的清偿,7家住专公司将其自有资产和债权交渡给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后解散。至此,“住专”公司在日本正式销声匿迹。尽管“住专”公司最终获得了财政资金的注入后以破产收场,但向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做法还是引发了大众舆论以及部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之后近两年时间内,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财政资金的主张也被打入了冷宫。 1998年:金融改革加力 1998年开始,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护送船队”模式,转而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大幅注资金融机构 1998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金融再生法》和《金融功能早期恢复法》等新法律,建立了特殊公共行政(临时国有化)制度,同时决定启动注入资金高达60万亿日元的计划,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7.4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 2)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日本政府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新的《外汇法》和《银行法》,并对一系列已有法律进行修改。包括:改革对证券融资市场的过度管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地位,破处传统分业限制,推进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自由化和资产交易自由化,废除对外汇业务的诸多限制,维护和强化金融安全监管体制,强化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和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等。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自由化和公开化,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大规模合并的浪潮。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日本原有的二十多家大银行已归并成为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日本联合、理索纳五大金融集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型金融集团的形成有助于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虽然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并未减少不良债权,但通过结合各银行的优势与特点,提高了银行业的整体素质,进而改善金融状况,恢复金融信用,增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3)改革金融监管机构 日本政府于1998年6月正式设立金融监督厅,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负责对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监管。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在此之前成立的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其仍继续行使其原有的检查和监督职能。2000年3月,日本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上收至中央政府,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并将原属于大藏省的金融政策制定权(包括金融制度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2001年1月,在全面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其处置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归到金融厅。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权再一次高度集中。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至2001年为止,一个以金融厅为核心、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共同参与、地方财务局等受托监管的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框架正式形成,金融厅成为日本金融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 2002年:《金融再生计划》 尽管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其不良贷款规模仍在不断增长。1998年至2001年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存量不良债权的处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地价格的持续下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不良资产“前清后溢”,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长。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数据,2002年日本国内不良贷款规模达到43.2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增长至8.4%,不良贷款问题仍是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之一。 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的复苏”,并任命经济学家竹中平藏为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经济财政大臣,加速不良贷款的处理。2002年,日本政府政府制定了《金融再生计划》,尝试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振兴日本经济。根据日本金融厅的文件,《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实际上,《金融再生计划》的推出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0月日本金融厅长官竹中平藏在与各大银行首脑会晤时,就有部分人对他的激进改革构思表示强烈反对,且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大部分人也反对其改革计划。不过,在两方面因素的支撑之下,《金融再生计划》最终仍然得以顺利推行:一方面,小泉政府及其本人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困难程度。小泉政府上台后,曾多次要求日本国民忍受改革带来的“阵痛”,并称“改革是需要时间的,说不定我的任期内伴随的痛苦更多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思变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小泉政府的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竹中平藏曾回忆道,当其制定的改革计划正式公布后,日本国会内部发生了“大骚乱”,对他本人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但国民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率却达到了75%。 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金融再生计划》主要做出了两点突破: 一是,政府在注资施救的同时,配套实施了强化监管与治理的措施。包括要求注资银行提供“经营健全化计划”情况报告、向未实现“经营健全化计划”规定目标的银行颁布限期整改命令、以及接管整改不力、业绩大幅下滑、危及市场稳定的注资银行等。 二是,监管与治理由重保护和酌情主义转向重原则与结果。一方面,按照“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了优胜劣汰的彻底洗牌;另一方面,在强化监管与治理的组合政策指引下,确立了实现坏账处理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并举的治理目标。 《金融再生计划》出台后,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复苏。在外需回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景气程度也逐渐回升,实际GDP增长率由2002年一季度的-1.9%升至四季度的1.4%,并在此后不断复苏直至2008年初。在此背景下,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也明显改善:2002年至2005年,日本不良贷款规模由43.2万亿日元大幅降至17.9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也由8.4%降至4.0%,并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至此,困扰日本经济十余年的不良贷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 结论与启示 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及后续的“失去的三十年”,引起了业界及学界长时间的探讨。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体系的相关状况,探究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裂的根源所在。研究发现: 1)日本金融系统的隐含风险更高,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破裂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扮演重要角色的“住专”公司资产质量低下,抵御风险能力极低,最后只能以破产收场。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推进,但其“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体系却未与时俱进地改革,部分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资产质量不断降低,经营风险持续增加。 2)日本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深度绑定,使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产生了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一是,实体企业过度参与金融投机活动,非金融企业部门成为土地的主要购买者,杠杆水平也不断提升。二是,“主银行”制度下,银行既是企业最大的债主,也是其最大的股东,土地、股份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 通过对日本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过程中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回顾,结合我国当前的相关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降低金融危机传染风险 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从日本“住专”公司的经营行为来看,其无疑具有一系列影子银行的特征。在我国,资管新规发布前,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日本的“住专”公司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从负债端来看,虽然二者资金来源不尽相同(我国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及机构投资者),但都具备“高成本”的特征。由于“住专”公司只能通过拆借等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因此可从当时日本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来观察“住专”公司的负债成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前的1989年,日本三个月拆借利率均值达到5.5%,而同期日本存款利率均值仅为3.1%左右;从资产端来看,二者资金均有较大比例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且母行、股东对资金投向存在一定影响。这些相似之处无疑使得我国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明显增加。 但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扩张得到了有效的遏制。2019年BIS的工作论文 测算显示,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由48.6万亿元降至45.0万亿元,在M2中的占比也由27.9%降至23.8%。近期,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高风险类信贷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9万亿元,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不过,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仍然较大,与传统银行体系、房地产企业关联度较深,这使得其拆解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经济下行时期过度放松金融监管政策,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稳推进整顿规范,避免影子银行体系过快收缩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要循序渐进,金融监管体系要与时俱进 197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自由化程度快速提高,但金融监管体系却相对落后。这不仅导致金融机构较为激进的经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监管,也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的不良债权难以得到及时处置。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改革完善LPR报价形成机制,建立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建设了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同时,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不过对比来看,目前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仍低于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尚不及日本1970年代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改革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在兼顾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更要注意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三)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及时、果断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日本《金融再生计划》主要遵循严格资产评估、充实银行自有资本、强化银行治理机能三项原则,其核心是对不良债权严重的民间银行实行国有化改革。从日本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了解真实的不良贷款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不良债权的认定标准。直到1992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首次明确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定义,并不定期对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情况进行检查。这使得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并不积极,利用多种方式加以隐藏,而且倾向于向原有发生不良的企业追加授信,进一步加大了不良债权的规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目前较低,截至2022年6月仅为1.67%。不过,一旦经济调整压力加重、银行实际不良资产规模或会反弹,令不良资产统计数据可能出现“失真”:一方面,很多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信用变差的事实;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有时也通过“展期”等方式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从日本经验来看,要防止不良资产风险扩散,明确不良贷款的类别、查明不良贷款的真实余额尤为重要。 其次,构建完备的不良贷款处理框架,必要时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自有资本。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为处理不良债权亟需建立必不可少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投入”。日本前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在我国,通过财政资金充实银行资本已有先例,如早年财政部、中央汇金等为四大行注资,以及近年来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接管包商银行等。不过,上述行为均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我国仍需要提前制定针对各种情况、各类机构的普遍性不良资产处理框架。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应加强相关立法并组织建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来处理不良债权。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建立了直属内阁府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督厅、日本央行及存款保险机构。同时,日本能够比较成功地处置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完备的法律、税收、会计框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推进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坏账准备金的提取和使用、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要通过法律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并不断完善,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日本的整理回收机构(RCC)等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贷款。同时,近年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已达到59家。在化解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发起设立重组基金或纾困基金、建立协作机制和沟通桥梁,帮助企业缓释资金压力、化解存量资源错配、实现项目盘活和企业盘整等方式,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合理推进银行重组工作。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力图实行以往的“护送船队”方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问题。但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并购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做法并未能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反而加重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1998年日本金融改革后的银行重组则比较彻底,注重了各大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使得国内外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银行业的健康形象得以重建。 最后,提高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处理不良债权的能力。尽管政府力量介入能够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政府长时间介入反而可能促成适得其反的道德风险问题,更根本的措施还是在于提升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日本政府早期并未从治理不良资产根源上入手,一味纾困(“输血”)导致被救济金融机构的严重道德风险,延误阻碍了金融机构势在必行的内部改革(“造血”)。直到小泉政府将公共财政支持与银行内部改革成效及业绩相联系,把无条件援助变成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问题才得到了明显改善。 风险提示:房地产市场政策差异、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差异、房地产市场下行超预期、居民去杠杆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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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2022-09-27
什么信号?华尔街银行正为“台海危机升级”做准备 中美相互制裁“破坏金融和贸易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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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裁的政治风险以及中国可能会通过限制
资本
流动
来应对的可能性,让风险管理人员忙得不可开交。制裁战将显着增加开展业务的成本,并促使美国银行重新考虑其对华战略。” 就在几个月前,俄罗斯战争意外迫使世界上最大的银行退出业务并停止为超级富豪客户提供服务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激烈言辞令企业感到不安。美国立法者上周加大了对银行的压力,要求他们回答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它们是否会退出中国的问题。 虽然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服务业高管表示,他们认为北亚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很低,但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制裁破坏金融和贸易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任何退出都将代表华尔街公司的戏剧性转变,这些公司近年来在中国开放金融业后已向中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从高盛集团到摩根士丹利等银行已经控制了合资企业,并寻求更多的银行牌照,同时增加员工,直到最近因交易下降而裁员。截至2021年底,华尔街最大银行在中国银行的总披露风险敞口约为570亿美元。 这些雄心现在受到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威胁。上周,花旗集团 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 (Jane Fraser) 面临立法者的质询,询问该银行是否会在台湾入侵的情况下撤出中国。她的回答与其他银行一致——她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寻求美国政府的指导。 弗雷泽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在该国的存在的话,很有可能会大幅减少。”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上周报道称,撤出中国,只会伤害这些公司。 《环球时报》表示:“美国政客想要施加压力,迫使美国顶级金融机构疏远中国市场。不可否认,中国的金融市场可能会损失一些资本,但由于华盛顿的决定,美国银行也可能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困境。” 知情人士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公司一直在进行压力测试,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应对市场突然暴跌的风险——检查他们在货币、债券和股票交易部门的风险敞口。虽然银行经常制定应急计划而不付诸行动,但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一些紧迫性。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巴黎高管的紧张情绪,法国兴业银行一直在评估包括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区的员工人数。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瑞银已要求其在台湾的交易部门评估其应急计划,并研究如何降低对该岛的风险敞口。该人士补充说,一种方法是减少对台湾客户的外汇交易服务。 知情人士称,德意志银行也已做好准备并制定计划,使其能够在台湾周边发生紧急情况时迅速转移部分地区资产和员工。 所有银行的官员均拒绝置评。 知情人士表示,金融机构首要任务是确保员工安全,确定可能受到制裁的客户,并研究降低交易对手风险和潜在交易损失的计划。 一位银行家表示,他们公司的员工曾考虑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清算头寸以降低境内交易对手风险,并在新加坡等其他交易所复制这些合约。 与此同时,根据Willis Towers Watson Plc的数据,保险公司将与中国相关的政治风险保险的价格平均提高了67%。总部位于伦敦的 Willis Towers Watson负责政治风险的高级副总裁Laura Burns表示,能够获得保险的企业面临着定价的“急剧重新分配”,这对中国来说“非常严重”。 Marsh & McLennan Cos的信贷专业主管Nick Robson表示,保险公司正在承保新保单,但在中国“谨慎而有选择地”并降低了他们在台湾的风险敞口。 汇丰挑战 汇丰控股是对中国和香港风险敞口最大的全球银行,其最大股东呼吁开拓亚洲业务,部分原因是担心它容易受到美国和中国脱钩的影响。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将支持汇丰拆分亚洲业务或仅拆分亚洲零售业务。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银行正越来越多地寻求投资于印度等其他市场,以缓冲北亚部分地区波动带来的任何财务影响。首席执行官Noel Quinn一直抵制拆分。 该银行拒绝置评。 规划各种情景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高管们担心在极端敏感的问题上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一位在欧洲银行与富有的中国客户合作的香港高级私人银行家表示,这个话题非常禁忌,以至于银行家不愿举行正式讨论或制定书面计划,因为担心它会传回到北京。 专门研究与中国企业关系的Strategy Risks创始人艾萨克·斯通·菲什 (Isaac Stone Fish) 表示:“一些风险敞口最大的银行最害怕制定长期计划,因为害怕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有很多这样的对话的银行正在中国和香港以外的地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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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1977
2022-09-26
怎么回事?!一则突发消息引爆市场恐慌:英国股债汇三杀、美元冲破112、黄金逼近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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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断膨胀的债务使英国更加依赖外部
资本
流动
来填补赤字。 事实可能会证明,英国政府的额外供应对英国国债市场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英国央行在购买了多年债券后,也开始从其投资组合中减持债券。英国央行周四表示,计划从10月3日开始,每个季度出售约100亿英镑的英国国债。 除了债市崩溃外,英国股市和汇市也遭到沉重的打击。英镑兑美元日内跌超1%,一度失守1.11关口,刷新1985年来最低位至1.1074水平。 三菱日联分析师Derek Halpenny表示,英镑将继续面临下行压力。减税和支出计划不太可能刺激英镑反弹。这种财政扩张看起来不可持续,而英国央行的紧缩力度落后于一半的G10央行,尽管英国的通胀率在G10中最高。 受英镑暴跌影响,欧元也遭到拖累。欧元/美元持续走低刷新20年低点,最低触及0.9733水平。 在欧系货币双双重挫之际,美元再度获得避险青睐,美元刷新20年高位,站上112关口,最高触及112.34水平。 与此同时,风险资产竞相跳水。欧股跌幅扩大,德国DAX指数日内跌幅、法国CAC40指数、欧洲斯托克50指数日内跌幅均达1%。美股三大股指期货均跌超1%。 美债受到追捧。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6个基点至3.77%,创2010年以来新高。 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双双拉升的情况下,黄金再度承压,金价短线急跌失守1660美元,一度触及两年低点至1652附近。 “我预计短期内价格将继续波动,因为市场已经消化了(75个基点)加息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价格大幅下跌,”孟买Kedia商品公司的主管Ajay Kedia说。“我们认为1,650美元是支撑,1,720美元是阻力……进一步加息的预期限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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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啦
2022-09-23
美股全线下挫 美元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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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美联储无限量释放流动性,致使短期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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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更大、速度更快。随着今年3月美联储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连续激进加息,推动美元大幅升值,造成多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美元升值使得以美元计价的关键进口食品和燃料变得更昂贵,进而加重了一些经济体的压力。目前,在高昂的能源价格与美元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出口大国已出现罕见的连续贸易逆差。 此外,美元升值也加剧了多国出现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债务违约等风险,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外汇储备不足的经济体受到巨大冲击。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海外投资者从新兴市场股票债券撤离约105亿美元资金,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长资金流出时间。过去5个月新兴市场股票债券撤离资金高达逾380亿美元,与2013年美联储突然收紧货币政策所引发的状况极其相似。如何遏制资本流出所带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大幅贬值,已成为部分国家急需解决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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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象兔
2022-09-23
双向波动是常态 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单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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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破某个具体价位不是最重要的,我国跨境
资本
流动
形势是否平稳才是关键问题。 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因素作用下有序波动,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人民币汇率合理调整,对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压力、拓宽国内货币政策空间,均有着积极的一面。”钟正生称。 不具备长期贬值基础 近期,随着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加大,相关部门频频释放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信号。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且我国应对汇率超调的政策工具充足,短期汇率波动不会出现失控局面。 明明分析,当前我国贸易顺差仍在历史高位,银行结售汇保持顺差,国际收支格局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人民币汇率仍具备支撑。 申万宏源证券(000562)首席宏观分析师秦泰表示,我国出口增长将保持韧性,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持续支撑,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势头更加稳固,预计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重新回到6.7元至6.8元。 人民银行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表示,近年来,面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关部门积累了丰富的调控经验,当前汇率调控工具充足,即便遭遇超预期的冲击,也足以避免发生汇率贬值失控的情形。 “未来,世界对人民币认可度会不断增强,这是长期趋势,但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是一种常态,不会出现‘单边市’。”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9月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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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蹭蹭涨涨涨
2022-09-14
双向波动是常态 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单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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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破某个具体价位不是最重要的,我国跨境
资本
流动
形势是否平稳才是关键问题。 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因素作用下有序波动,有助于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人民币汇率合理调整,对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压力、拓宽国内货币政策空间,均有着积极的一面。”钟正生称。 不具备长期贬值基础 近期,随着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加大,相关部门频频释放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信号。专家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且我国应对汇率超调的政策工具充足,短期汇率波动不会出现失控局面。 明明分析,当前我国贸易顺差仍在历史高位,银行结售汇保持顺差,国际收支格局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人民币汇率仍具备支撑。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秦泰表示,我国出口增长将保持韧性,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持续支撑,随着国内经济恢复势头更加稳固,预计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重新回到6.7元至6.8元。 人民银行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华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表示,近年来,面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关部门积累了丰富的调控经验,当前汇率调控工具充足,即便遭遇超预期的冲击,也足以避免发生汇率贬值失控的情形。 “未来,世界对人民币认可度会不断增强,这是长期趋势,但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是一种常态,不会出现‘单边市’。”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9月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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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交易者
202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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