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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突发！传奇投资大佬达利欧彻底退出，曾成功预测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2019年在中国推出基金，每年均能录得正收益

金融界8月1日消息传奇投资人达利欧清仓桥水股权，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达利欧”时代彻底结束！近日，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出售其在桥水公司的最后一笔股份，并退出了公司董事会。知情人士称，桥水基金回购了剩余股份。此外，文莱投资局（Brunei Investment Agency，主权财富基金）也对该基金公司进行了投资，获得其近20%的股份。桥水首席执行官Nir Bar Dea和联席董事长Mike McGavick在致客户的信中透露，76岁的达利欧自2017年起逐步交出公司控制权，目前股权由员工及文莱主权基金等持有。 8月1日，76岁的达利欧在其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对运营桥水基金50年的反思，重温了他对生活、工作和投资的原则。他说：“从我和一个打橄榄球的家伙在一间两居室的公寓里一起创建桥水开始，到把桥水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拥有一支由大约1500人组成的优秀团队，再到我们为客户赚的钱远超任何其他对冲基金——到现在又完成了最后一步，把桥水的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中，我坚信他们完全有能力让公司继续辉煌蓬勃50年。” 自2017年以来达利欧多次表达过年龄增大想渐次退休的想法。 2021年，桥水基金宣布成立运营董事会，由首席投资官、独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等组成，负责桥水基金日常运营。运营董事会成立后，管理层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将达利欧对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到运营董事会。 2022年10月4日，桥水宣布达利欧已经将所有投票权转让给董事会，并辞去联合首席投资官的职务，退居二线。如今，达利欧多年的交班计划终于完成。达利欧1949年8月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父亲是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主妇。他从12岁时开始炒股，用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的薪水投资了第一只股票，从此对金融的热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971年毕业于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获得金融学士学位，于1973年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学位。他于1975年创立桥水基金，曾被《时代》杂志列入“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2008年，达利欧成功预测了美国金融危机，当年桥水旗舰基金业绩增长超过14%；两年后，达利欧再度预见了欧债危机；2010年，在达利欧的管理下，桥水旗下基金的最高收益率接近45%。近年来，达利欧多次表达对中国资产的积极观点，旗下基金重仓多家中国公司。2019年，桥水在中国推出了王牌产品桥水全天候增强型基金，至今已运作6年，每年都能录得正收益。尤其是2024年，桥水中国全天候增强的总收益高达37%，是国内多资产策略平均收益的三倍有余，跻身全球对冲基金前十。不过近年来桥水管理规模持续缩水。监管文件显示，截至2024年底其管理资产为921亿美元，较2019年底的1680亿美元显著下降。多位知情人士指出，部分原因在于公司为提升业绩，在2023和2024年连续对其旗舰基金Pure Alpha设定规模上限。该基金采用聚焦宏观经济的系统化投资策略。据《华尔街日报》分析，截至2024年12月的五年间，Pure Alpha累计收益率为5.9%，期间美股屡创新高。有知情人士称，设定规模上限后该基金表现改善，2024年实现11.3%回报，2025年上半年收益率达17%。

金融界昨天15:57

达利欧发出最严警告，美国三年不控赤字将遭“经济心脏病发作”

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于7月24日通过社交平台X发布紧急警示，称美国若不立即采取行动削减财政赤字，未来三年内可能遭遇“经济心脏病发作”式的系统性危机。来源：X 他强调，美国必须尽快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3%以下，否则债务螺旋的失控风险将急剧升高，对经济体系造成不可逆的冲击。达利欧以医学中“动脉斑块挤压血流”的生动比喻，深刻揭示了美国当前财政状况的危险性。他指出，美国政府当前支出已超过收入的40%，这一长期失衡问题正通过债务利息支付的膨胀逐渐显现：“你现在看到的是债务利息支付在严重挤压购买力，就像动脉中的斑块不断增厚，最终阻塞正常血流。” 这一描述指出美国财政的核心矛盾——随着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政府每年需支付的利息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不断攀升，正日益挤占教育、基建、社会保障等关键领域的资金，形成“偿债侵蚀公共服务”的恶性循环。尽管前景严峻，达利欧并非持完全悲观态度。他认为，若美国能在经济基本面尚处平稳期主动调整政策，危机仍可避免。“如果我们现在——趁经济仍良好——将支出与收入（即税收）的差额缩小4%，例如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或适度增税，利率就会下降，债务压力将显著缓解，整体经济状况会好得多。”他强调，这一调整幅度并非不可实现，但关键在于政治共识的达成。 “我担心的是，由于政治极化和短期选举利益的考量，我们可能无法实施这些痛苦但必要的削减。”他指出，两党若持续在财政政策上陷入僵局，债务规模和偿债压力将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严重的供需问题”。原文链接

TradingKey07-25 11:29

美国的赤字清算：美国的债务螺旋如何引发危机

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宏观投资者雷・达利欧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CNBC 聚焦于三个可能产生影响的领域：市场、经济和国际关系。市场风险持续的赤字让许多知名投资者高度警惕。达利欧表示，美国正显现出债务周期晚期的 “典型迹象”，并认为未来三年出现危机的概率为 50%。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丹・伊瓦辛则相对乐观，他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出现投资者信心危机，但已在分散投资，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这与债券市场最近的一些活动相呼应 —— 债券市场尚未对新的预算计划做出明显反应。不过，当 “债券义警” 认为有必要时，他们会对赤字进行监管：20 世纪 80 年代初创造这一术语的埃德・亚德尼表示，他们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经济压力如果美国人能从减税和增加支出等政策中受益，他们为何要关心赤字扩大的长期影响呢？对经济而言，最明显的风险是通货膨胀，这会使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并 “挤出” 私人投资。此外，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的玛雅・麦吉尼斯表示，当利息支付在联邦支出中所占比例上升时，会消耗原本可用于其他预算项目的资源。这也会削弱政府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但一些最严重的经济影响将由后代承担 ——CNBC 采访的一位 Z 世代表示，他们已经担心赤字会影响自己获得社会服务的能力。国际影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海军上将曾称国家债务是 “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他担心，随着债务水平上升和利率持续走高，可能会挤压可自由支配的国防开支。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警告说：一个大国在利息支付上的花费超过国防开支，这一阈值在历史上往往预示着衰落。美国去年就越过了这一红线。美国与其外国债权人（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还存在显著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如果全球投资者开始真正质疑美国的财政健康状况，其连锁反应可能会超出债券市场的范围。时间紧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的专家估计，美国只有不到 20 年的时间来调整其财政轨迹。在那之后，即使大幅增税或削减开支，可能也不足以避免违约（无论是显性违约还是隐性违约）。虽然从技术上讲，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但这样做可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收缩和地缘政治影响。正如前财政部长鲁宾所说，我们可能正进入未知领域。现在就该做好准备 —— 在市场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之前。

金融界07-07 20:27

2025年上半年最牛基金榜单来了！

年收益率为-9.59%；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半年收益率2.13%；索罗斯近半年收益率2.46%。 2025年上半年国内公募基金产品净值增长率重磅出炉！在沉寂4年后，今年上半年主动权益类基金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截至6月27日，规模超1亿元的公募基金产品中：张韡管理的汇添富香港优势精选A以89.15%的净值增长率，在全市场公募基金中排名第一。冷文鹏管理的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A年内净值增长率81.59%，位居第二；顾鑫峰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两年定开年内净值增长率71.92%，位居第三。目前净值增长率超60%的公募基金产品有广发成长领航一年持有A、嘉实互融精选A。 ETF近两年高歌猛进，指数投资风潮席卷A股。截至6月27日，ETF总规模已逼近4.3万亿元关口，其中股票型ETF总规模正式突破3万亿元大关。在业内人士看来，股票型ETF规模持续提升，显示出A股核心资产配置需求增强，同时更深度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2025年上半年最牛ETF榜单来了！今年上半年，创新药、人形机器人、北交所、新消费等热点轮番演绎，不断引爆行情，相关主题基金轮番抢先。其中，聚焦港股创新药板块的ETF业绩表现最为突出，霸屏业绩榜前列。 2025年上半年ETF涨幅榜，港股通创新药ETF涨幅59.31%，夺得半年度ETF涨幅榜冠军；港股创新药ETF涨幅59.16%，摘下亚军；恒生创新药ETF涨幅57.87%，拿下季军。港股创新药ETF基金、港股创新药ETF、港股通医疗ETF富国、港股创新药50ETF、恒生生物科技ETF、恒生医药ETF、恒生生物科技ETF上半年均涨超50%。光伏、能源板块主题ETF上半年领跌，东南亚科技ETF、煤炭ETF、光伏ETF、标普生物科技ETF、能源ETF跌超10%。 ETF资金榜单，沪深300指数半年度“吸金王”；黄金主题ETF、信用债相关ETF脱颖而出。截至6月27日，资金净流入额TOP10的ETF：沪深300ETF华夏、黄金ETF、短融ETF、港股通互联网ETF、沪深300ETF、公司债ETF易方达、信用债ETF基金、上证公司债ETF、沪深300ETF易方达、政金债券ETF，年内资金净流入额分别为306.30亿元、232.32亿元、205.67亿元、193.77亿元、180.04亿元、177.01亿元、175.84亿元、174.12亿元、160.10亿元、140.10亿元。 (本文内容均为客观数据信息罗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年内超百亿资金净流出恒生医疗ETF、科创50ETF；此外，中证A500指数成为资金上半年主要流出方向。 2025年，半程已过，故事未歇。下半年的市场或仍有迷雾，但正如指数不会永远向上，也不会永远向下，那些穿越波动的坚持、基于认知的选择、与时间为友的耐心，终将在时间里沉淀出答案。感谢各位读者的陪伴，祝大家2025下半年收益长虹！

格隆汇06-30 15:57

音频 | 格隆汇6.30盘前要点—港A美股你需要关注的大事都在这

配额的进口钢铁征收50%关税； 14、达利欧警告：全球大债务周期再度来袭，恐引爆经济危机； 15、美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大而美”法案； 16、马斯克：特斯拉完成首次高速公路“完全自动驾驶”，最高时速72英里； 17、英伟达高管套现逾10亿美元股票；大中华区要闻： 1、央行：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 2、国常会：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ETF总规模再度创出历史新高； 4、被加拿大政府命令停止运营，海康威视：这种做法罔顾事实，希望加政府尊重法治，实事求是； 5、本周68股面临解禁合计解禁市值816.71亿元； 6、中日轮渡航线时隔5年恢复客运； 7、海关总署：有条件恢复日本部分地区水产品进口； 8、香港：稳定币有望为资本市场带来变革将推动发行人把稳定币应用推广至不同场景； 9、创业板解锁未盈利企业上市大普微首发上市申请获受理； 10、沪深交易所：拟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比例调整为10%； 11、新股暗盘丨“if椰子水”母公司IFBH暗盘段收涨60.97% 一手赚3390港元； 12、今日港股泰德医药、IFBH及云知声上市； 13、南下资金大肆减仓小米超32亿港元，持续加仓建行； 14、公告精选︱长江电力：拟不超过77.39亿元投资建设江西寻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浙江东日：日常经营不涉及“脑机接口”业务； 15、公告精选(港股)︱信达生物(01801.HK)：全球首个GCG/GLP-1双受体激动减重药物信尔美®(玛仕度肽注射液)获批首个长期体重控制适应症； 16、A股投资避雷针︱锦盛新材：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公司立案；大地熊：两名实控人拟合计减持不超3%股份。

格隆汇06-30 07:47

特朗普喊话多少次让鲍威尔降息？鲍威尔为何不降？

乱视为提价的契机。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美联储处境艰难，不应降息。五、美联储降息时间预测美联储哈克表示，在美国金融体系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之际，赤字必须受到控制，对当前政府财政状况“非常担忧”。哈克还表示：“在关键数据方面，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盲目。我们担忧经济数据的质量正在下降。不确定性使得预测货币政策前景变得非常困难。但在不确定性之中，今年晚些时候美联储仍有可能降息。” 花旗将美联储降息预期从7月份调整到9月份。哈里斯金融集团执行合伙人Jamie Cox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虽保持强劲但正逐步降温。鉴于本次非农报告的大幅修正前值，我预计美联储将在7月重启降息模式。当前薪资水平尚且稳定，但未来数月很可能生变。就业市场最大变量在于房地产——楼市已显现早期风险信号，而劳动力市场降温将加剧这一趋势。利率期货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在9月和12月两次降息。富兰克林邓普顿CEO：预计美联储2025年只会降息一次。安永经济学家Gregory Daco表示，料美联储将维持基准利率在4.25%-4.50%不变。美联储最近的评论强化了一种观望态度，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官员们没有表现出调整政策的紧迫性。政策声明可能不会有太大改变。FOMC可能会重申，通胀仍然“有点高”，劳动力市场状况“稳固”，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可能会重申“失业率走高和通胀上升的风险已经增加”，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预计利率预期中值的点阵图将保持不变，到年底将有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预计点阵图仍显示，2026年将进一步降息50个基点至3.4%，2027年将再次降息至3.1%。政策制定者对长期中性利率的中值估计可能会保持在3%不变。

金色财经06-24 16:56

袁航浮动费率新作 | 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以“深度价值”锚定不确定时代的确定性

复杂环境下，市场波动显著放大，巴菲特、达利欧等投资大师亦坦言“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确定性”的追求空前迫切。鹏华基金权益投资一部副总经理袁航，以其15年投研经验、超10年管理的深厚积淀，凭借价值投资的长期坚守、风格的高度稳定以及严格的风险控制，为投资者提供了穿越周期的宝贵思路。2025年6月3日，袁航全新力作——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浮动管理费率产品正式发行，将其历经市场检验的“不变”之道，融入更具激励与约束的创新费率机制，与投资者共享长期价值，共赢未来。袁航：价值投资的深耕者，以“不变”应“万变” 袁航的投资理念核心清晰且一以贯之：买入具备明显竞争优势和长期增长前景的优质资产，通过复利积累实现股价上涨。他坚信，无论市场如何波动，企业的内在价值是最终决定股价的“锚”。在选股上，袁航重点聚焦商业模式、护城河、长期增长前景以及估值，相对淡化市场情绪波动和短期资金买卖。例如，在2024年二季度，他通过重仓银行、食品饮料等高股息行业，精准捕捉红利资产机遇，其管理的鹏华策略优选2024年全年净值增长16.71%，超额收益达到9.82%。其核心持仓集中于护城河深厚、盈利质量高、估值合理的龙头企业，通过竞争力、增长质量、安全边际和股东回报四大维度严格筛选标的。这种对安全边际的重视在2025年一季度市场波动加剧时尤为突出。鹏华策略优选股票仓位保持91.87%，前十大重仓股平均市盈率不足15倍，市净率仅1.8倍，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不追热点，风格不漂移：长期主义的胜利在近年极致分化的市场环境中，袁航始终坚持自我，避免追逐短期热点。鹏华策略优选的换手率很低，一般仅在个股基本面发生异常变化时才会考虑调仓。以招商银行为例，自2015年接管以来即布局，至今已重仓持有19个季度，自2021年起连续多季度位列前三大重仓股。2024年四季报显示，前十大重仓股中有9只持有超过2年，平均持有15.7个季度。这种策略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通过陪伴企业成长，分享其内在价值提升带来的复利增长。即使在2024年基金短期承压时，袁航仍坚定布局消费品和制造业，未因市场噪音动摇策略。鹏华共赢未来：深度价值策略融入创新费率机制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袁航将其久经考验的投资理念与对持有人利益更深层次的绑定诉求，注入到即将于2025年6月3日发行的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浮动管理费率产品中。新产品将延续袁航深度价值的核心策略，重点配置具备深厚护城河、稳定盈利能力和高股东回报的优质企业，特别是在低估值、高股息领域（如银行、消费）以及受益于内需复苏的产业（如食品饮料、家电），力求在不确定性中构筑坚实的安全垫。浮动管理费率是本产品的一大亮点。该机制将基金管理人的报酬与基金持有人的实际收益更紧密地挂钩。这意味着，管理人袁航团队与投资者的利益高度一致：只有为投资者创造了更好的超额收益（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管理费率才可能上浮；反之，若业绩表现未达基准，管理费率将相应下调。这种设计强化了管理人的责任担当，激励其更全力以赴地为持有人创造价值，也体现了鹏华基金“以持有人利益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新产品将继续贯彻袁航严格的风险控制哲学，通过估值约束（偏好低估值）、行业分散配置以及灵活的仓位调整策略，严控组合回撤。为什么关注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 · 掌舵人历经牛熊：袁航拥有15年投研经验，管理基金产品超10年，穿越多轮牛熊，是业内稀缺的“长跑健将”。 · 理念清晰且稳定： “深度价值+低换手+严控回撤”的策略风格鲜明，拒绝漂移，适合追求稳健增值的投资者。 · 创新机制绑定利益：浮动管理费率设计让管理人更紧密地与持有人站在一起，追求可持续的超额回报。 · 契合当下市场环境：在防御属性凸显、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环境中，其聚焦高股息、低估值、内需龙头的策略具有现实配置价值。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袁航以其“深度价值为锚、风格稳定为舵、严控回撤为帆”的投资之道，为投资者提供了穿越波动的路径。 2025年6月3日发行的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浮动管理费率产品，是袁航将其成功经验与创新机制结合的诚意之作，旨在通过更紧密的利益共享机制，为投资者在复杂市场中探寻确定性，实现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对于认同价值投资、寻求风格稳定且期待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深度绑定的投资者而言，鹏华共赢未来（A类024467，C类024468）值得重点关注。（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亦不代表平台观点，请投资人独立判断和决策。）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6-11 17:08

从达利欧2025组合，看桥水如何用分散化跑赢时代

2025 年 3 月 31 日，由雷·达利欧（Ray Dalio）创立的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在美股市场中持有多达 664 只股票，总市值达 215.5 亿美元，展示出其极为分散化的持仓风格。而在今年第一季度，其投资组合的换手率高达 31%，创过去一年多以来新高，表明达利欧的投资战略远非静态。与坚持集中持仓的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相比，达利欧的策略更体现出“规模、分散化”与对宏观对冲精准把控的精髓。在第一季度，桥水新增了 123 个持仓，显示其更注重广度而非集中度。尽管投资广度进一步拓展，但其前十大重仓股仍然集中反映出基金对于 ETF 及全球领先科技平台的策略聚焦和坚定信念。其中，SPDR 标普 500 ETF（SPY）依旧为最大持仓，占比达 8.67%，尽管该持仓在季度内大幅削减了 59.4%，显现桥水正在重新调整其对美国股市的暴露程度。板块配置：科技引领，配置均衡科技股依旧是桥水基金最为重仓的板块，占整体投资组合的 18.79%；紧随其后的是金融服务（12.61%）及可选消费品（12.32%）。而通信服务（8.32%）和医疗健康（7.16%）则相对滞后。尽管基础材料板块在组合中占比仅为 2.08%，但桥水在金属与矿业（1.58%）以及钢铁（0.37%）领域投入明确，显示在即便是小板块中，达利欧也有其鲜明判断和集中行业押注。生活必需品、工业及能源板块均未超过 6%，更加凸显出基金整体侧重于防御型资产配置、而非大幅押注周期性行业。此外，房地产持仓微不足道，仅为 0.51%，而公用事业板块的持仓为 2.61%，或被视为对抗波动性的“压舱石”。重点持仓：美股科技、阿里巴巴与 ETF 同时构筑核心达利欧的头部持仓体现出对 beta 获取与 opportunistic alpha（机会性超额收益）并重的策略。SPY 和 IVV（iShares Core S&P 500 ETF）合计占比超过 14%，成为配置核心，为基金提供广泛、具流动性的市场敞口。而阿里巴巴（BABA）目前占比 3.47%，季度内持仓市值跃升 2,119%，显示出桥水团队在地缘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对中国电商领域的乐观重估。在大型科技股中，Alphabet（2.18%）虽重仓减少 15.99%，但反映了基金在面对 AI 盈利模式尚未清晰之际的审慎态度。但在 AI 主线方面，桥水仍然强势押注 NVIDIA（1.43%）、微软（1.41%）及 Salesforce（1.30%）。Booking Holdings（1.43%）与 SPDR 黄金 ETF（GLD，持仓占比 1.48%）一并进入重仓，集中展现出对消费恢复及黄金等硬资产进行对冲的投资逻辑。业绩表现：通过 Vitenas 模型显著跑赢标普 500 自 2025 年 3 月 31 日以来，桥水的理论投资组合回报与标普 500 呈现出明显分化。在标普整体表现平稳甚至略微下滑的背景下，桥水组合在第二季度一度上涨近 40%，目前维持大约 30% 的超额回报，表明其在国际资产、大宗商品以及防御性配置上的布局，有力对抗市场波动，甚至在某些阶段提供上行动能。尤其是自 2025 年 4 月初以来，该组合的超额收益表现鲜明，主要受益于黄金强势、新兴市场回温及部分科技股精选策略，进一步印证了桥水全球宏观、多资产配置路径的有效性。宏观主题与战略匹配桥水的配置清晰映射出其对全球宏观的基本判断： - 在 GLD 及大宗商品上的押注反映了对抗通胀的防御性需求； - 通过 IEMG ETF（占比 4.75%）与阿里巴巴加码新兴市场； - 科技主题投资采取明确选择性，偏好 NVIDIA、微软、Booking 等成熟平台，避开高波动的小型成长股； - 以 ETF 构建核心敞口，提升流动性与灵活性，同时释放资本用于战术性配置。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大幅削减 SPY 持仓，桥水并未完全退出美股市场，而是更为审慎地进行重构。同时，新增的 ServiceNow（NOW）、百度（BIDU）、京东（JD.com）三家公司，展现出其反向思维：在全球市场普遍悲观的背景下，加码 AI 概念扩张及中国科技股的复苏潜力。结语：全球宏观投资组合的战术驱动与细致执行达利欧在 2025 年的持仓布局是一幅全球宏观战略执行的样本。在涵盖 664 个标的的组合中，其分散性并非“稀释”，而是一种精雕细琢的“精准覆盖”——兼顾 ETF、大宗商品、新兴市场、AI 科技龙头与黄金等对冲手段。通过高频次调仓与战略性再配置，桥水继续展现其数据驱动、纪律性的投资体系，在绝大多数主动型基金追赶市场的时候，依然稳定实现 alpha 输出。对于 2025 年关注达利欧的投资者而言，一个明确信号正在加速成形：宏观视角仍然重要，而广而精的策略在动荡市场中反而更加熠熠生辉。立刻体验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10 10:49

“美国正接近灾难性断裂点”！桥水创始人达利欧深度长文警告美国“接近崩溃”

财经报社(亚太)讯亿万富翁投资者瑞·达利欧(Ray Dalio)警告称，美国正接近灾难性断裂点，螺旋式上升的债务、社会分裂和财政功能失调，与内战前的历史崩溃相似。达利欧预测美国在债务飙升和团结破裂时将出现崩溃。 (截图来源：Bitcoin.com) 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瑞·达利欧于6月9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称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危险阶段，他将其定义为历史“经济大周期”的第五阶段——一个以金融恶化和极端内部分裂为特征的时期。作为全球屈指可数的金融巨头，达利欧对全球市场与投资管理有独到见解，是全球基金投资的重要风向标。基于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超过50年的经验和对500年历史变迁的研究，达利欧解释称，日益加剧的冲突、财富不平等和财政不稳定预示潜在的国内崩溃。达利欧引用其2021年所著书籍《应对变迁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中阐述的原则，指出最近的发展符合从内部混乱到内战的演变轨迹。达利欧写道：“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和巨大的贫富差距。” 达利欧将第五阶段描述为由于高公共债务、大额赤字以及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扩大这一“经典有毒混合体”使社会条件变得极不稳定的点。他警告称，这些失衡状况在经济冲击的加剧下，往往会促使政府通过印钞来筹集支出，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投资者信心丧失。达利欧认为：“当政府的购买力耗尽时，就会崩溃。但在走向崩溃的过程中，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 他还强调，与联邦政府不同，州政府无法印钞——这种不对称加剧了如康涅狄格、伊利诺伊和新泽西等负债州的财政压力。根据达利欧，这种结构性财政压力加上社会分裂导致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上发生争斗：“下一个问题是谁来支付修复这些资源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 在概述第六阶段——内战阶段时，达利欧发出严厉的警告。他指出，一旦一个国家失去在共同的政治框架内调解争端的能力，公开冲突往往随之而来。他写道：“内战极其残酷，因为这是殊死搏斗。每个人都是极端分子，因为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战斗——在刀光剑影中，温和者处于劣势。” 尽管达利欧承认历史有时允许和平重组，但他强调，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出现团结而非分裂的领导层。他警告说，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层，从金融失调升级为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风枫06-10 10:34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达利欧围绕国家内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进行分析。根据达利欧的总结，第五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当地时间周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长文——《内战？》。达利欧围绕国家内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进行分析。根据达利欧的总结，第五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达利欧总结了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这些“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富人与穷人之间缺乏共情与联系；政治极化、中间派式微，民粹力量崛起；官僚主义横行，有效改革难以推进；媒体失真，真相丧失，信息被操控用于斗争；法治弱化，人们更关注情绪与立场，规则被弃；暴力抗议频发。文章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强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国家要避免灾难性崩溃，就必须在第五阶段发力，推动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实现更公平的财富与机会分配，保持社会凝聚力。这种领导人需要具备团结全社会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对立。达利欧告诫，不要盲目相信“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在周期中不断自我修复、不断适应变化的国家。达利欧的最新文章，正值洛杉矶动荡升级之际：据新华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相关命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的建议，称派遣国民警卫队是很好的决定，不想发生内战。以下为达利欧最新发表的万字长文，部分内容有删减看到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的视角来自于我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超过50年的经验，以及我对过去500年历史的研究。在我2021年出版的《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可以用来与实际发展进行对照，从而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那些推动世界秩序变动的大周期中，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这个模板让我相信，货币体系、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会出现趋同式的崩溃。不幸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与这一模板高度吻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帮助你从我提出的这个模板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的发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国内秩序的瓦解（我将其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内战”，不过这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互相残杀）。本书第五章描述的是“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这一过程以一个包含六个阶段的大周期展开，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考虑到目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洛杉矶的骚乱正在被特朗普总统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现在正是提醒大家这一模板的合适时机。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整个周期和这六个阶段的全部内容，你应该阅读完整的第五章。那部分内容太长，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但因为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也就是“内战前阶段”，所以我将分享我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阶段，也就是“内战阶段”的内容。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对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样，我欢迎你提出任何问题或评论。第五阶段：当财政状况恶劣且冲突激烈时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与经济活动。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详细论述此循环，故此处不再赘述。不过，要理解第5阶段，需明白其衔接在第3阶段（和平繁荣、债务与信贷环境良好）与第4阶段（奢靡堕落、条件开始恶化）之后。本过程最终走向最痛苦阶段——第6阶段，即资金耗尽，通常伴随革命或内战爆发。而第5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不同领导人及各群体如何处理冲突，将决定国家是否能和平变革或走向暴力。现今许多国家已经显现这种趋势。那些财政健康（收入高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的国家状况相对良好；反之则处境危险。他们会想从经济更稳健者那里“拿钱”。而问题关键在于：财政好的比起财政不好的是少数，多数处于恶劣状态。这种现状的不均，正是当前各国、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个人在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整体福祉）产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各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文化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倾向于以更和谐的方式应对，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倾向于对抗。由于第5阶段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我将花些时间详细阐述这一阶段中的因果关系机制，以及在观察其演变时应关注的关键指标。随后我将更具体地讨论美国当前所处的状态。经典的“有毒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这种多重因素的汇聚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甚至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疫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这种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用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衡量）就像是缓冲器。收入、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颓废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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