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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认为美国经济不会着陆的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对投资者造成了真正的压力

已经开始上升。在全美1.6亿的总就业人口中，失业人口为700万，每月约有500万人换工作，因此30万名联邦雇员的裁员在统计上并不算太大。但斯洛克指出，研究表明，每名联邦雇员通常对应两名合同工，因此裁员总数可能接近100万。 “任何裁员的增加都将在未来几周推高失业救济申请数量，而失业率的上升可能会影响利率、股市和信贷市场。”斯洛克表示。斯洛克提供的下一个图表显示，尽管市场上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讨论日益增多，但部分市场仍对这一风险表现得漠不关心。信贷利差（即投资者向公司放贷时相对于国债要求的额外收益）通常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时期上升。然而，目前存在明显的脱节——尽管政策不确定性飙升，但信贷利差仍处于历史低位。 “问题在于，如果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升高，是否会开始对资本支出和招聘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斯洛克表示。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迈克·威尔逊也越来越担忧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黏性更强”的利率走势，尤其是在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他认为，这正是标普500指数难以突破6100点的原因。 “上个月零售销售数据疲软，再加上关税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消费类非必需品股票的持续反弹仍难以实现。总的来说，继续看好消费服务类股票。”威尔逊表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专家建议个税免征额提至每月6000元，专项扣除再升级，区域差异或成破局关键

群体的要求，至少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达到总人口50%~60%，即应有3.7亿就业人员月收入应达到6000元。为此，他建议，第一，在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情况下，“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间，要持续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第二，近期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至每月6000元，保证低收入者不征税；第三，今后五年还可将个人所得税3%、10%、20%的初级税率进一步调整为3%、5%、10%。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模式，税前抵扣政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9年个税改革以来，我国引入了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涵盖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项目。这些扣除项目不仅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收政策的精准性和公平性。此外，我国还针对特定人群和收入类型制定了优惠政策。例如，对个人投资者转让创新企业存托凭证取得的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也为特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近年来，多位专家和人大代表提出了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弟在2024年两会期间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8000至10000元。他认为，当前的5000元起征点已实施多年，结合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和区域差异等因素，提高起征点可以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释放经济消费需求。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多次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她认为富人应该多交税，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在近年来的两会上，董明珠曾提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万元，以更好地保障工薪阶层的利益。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提高个税起征点。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姚洋在202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表示反对。他指出，我国交个税的人占人口比例没超过20%，如果再提高起征点，交税的人会更少，他认为提出大幅提高起征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姚洋教授的观点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也让人们意识到在个税改革问题上，不同立场和视角下存在着分歧。需要强调的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并非孤立的政策变化，而是涉及经济、社会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一方面，提高起征点可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过高的起征点可能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此外，个税改革还需要兼顾区域差异和生活成本的不同。例如，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三四线城市，统一的起征点可能无法完全体现公平性。因此，未来个税改革的方向可能是进一步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动态调整起征点，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

金融界02-24 14:09

第十三次制造业企业座谈会召开，机器人指数ETF(159526)近3天获得连续资金净流入

确定的方向之一，随着AI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面向未来的黄金赛道。2025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到2026年将迎来商业化应用爆发。随着产业生态的发展，产业链有望从垂直走向细分，形成专注机器人软件或专注机器人硬件的产业分工，看好国产机器人链本体代工或总成商。以上内容与数据，与界面有连云频道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2-24 10:40

泰晤士报：认为特朗普会为台湾而战的共和党人是在自欺欺人

驶向基辅时，特朗普对这场旨在以保护俄语人口为借口、试图摧毁一个国家的决定性行动惊叹道：“这太天才了。” 如今，尽管这场战争已经失败（更不用说无数生命的损失和破碎的家庭），特朗普上周仍然宣称，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掌控着局势”。事实上，普京处境不利，尤其是经济方面，但特朗普却不断给他送上王牌。许多共和党人接受了这种对美国声誉的惊人贬损，理由是需要集中力量应对扩张中的共产主义中国，尤其是阻止进犯台湾。然而，他们终将再次被特朗普羞辱。特朗普一向口无遮拦，在竞选期间他说：“我希望中国发展得好。我爱中国。” 但接着又说：“你知道吗？台湾，他们偷走了我们的生意”，他的意思是半导体制造业。此外，特朗普还攻击（中华民国控制下）这座充满活力的民主岛屿，理由是没有“为我们的保护付费”。至于习近平，特朗普称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用铁腕统治着14亿人。” 当中国共产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许习近平长期执政时，特朗普兴奋地表示：“他现在是终身主席。看看，他做到了。我觉得这太棒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得试试。” 这还不值得关注吗？如今，特朗普身边的还有马斯克。记住，特斯拉最大的制造基地位于中国，并且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十亿美元低息贷款。上周，共和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出版了一本书，谴责马斯克“无耻地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俯首称臣”。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是对的，2023年，马斯克曾对时任中国外交部长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如同连体婴儿一般交织在一起”。而在2022年，马斯克更是让北京欣喜若狂，提出台湾应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北京会注意到特朗普曾威胁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上个月，特朗普对丹麦首相的态度，正如英国法官乔纳森·桑普森所言，像极了“1938年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谈话”。考虑到特朗普对独裁者的喜爱，他竟用“独裁者”这个词来攻击泽连斯基，确实有些奇怪。如果战争在没有足够保障未来不再被侵略的情况下结束，乌克兰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别忘了，1994年，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曾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承认其“现有边界”，以换取乌克兰（极不情愿地）将苏联时期的核武器移交给莫斯科。去年10月，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后说，他告诉特朗普：“有什么解决办法？要么乌克兰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样我们才能自保，要么我们必须加入某种联盟。” 特朗普拒绝了后者，明确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那么，乌克兰还能做什么，除了自己建立核威慑？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大西洋月刊深度：德国反极端主义防火墙正在崩溃

，如今仍然经济萧条。自德国统一以来，州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历史上，这里是德国的文化中心，曾是歌德、席勒和巴赫的故乡。在当地最大火车站的横幅上写着：“诗人与思想家的土地。” 然而，1929年，这里也是德国第一个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地方。 1月28日，我参加了AfD在伊希施泰特镇的一场集会。这个镇约有600人。活动开始于晚上7点，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德国冬夜，在空旷的乡村里，我几乎像是被蒙上眼睛从火车站一路送来。没有商店开门，街道上几乎没有路灯。我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自从当地的汽车工厂、铜矿和钾盐矿关闭后，工作机会已经寥寥无几。他还问我是否有人说过我长得像马斯克——世界首富，也是德国以外最热情的AfD支持者。我告诉他我不是马斯克，并希望通过留下微薄的小费来证明这一点。我是最后一个抵达的。集会在一个普通的长方形社区中心举行，类似于美国那些人口不断减少的小镇上的活动场所。大厅里的人们也让我联想到我童年在明尼苏达州见到的中美洲人群：年过半百、身材魁梧的男性；戴帽子、穿着脏兮兮连帽衫的年轻人；还有一群头发卷曲的女性，和男人们一样对饮啤酒。我买了一杯拉格啤酒，他们邀请我坐在长桌旁。我的杯垫上印着AfD的标志，还改编了一句德国谚语：“谁不尊重农民，就不配喝啤酒。” 我环顾四周，寻找可能拥有非德国血统的人，直到低头看到杯底的倒影，才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那晚的主题不是号召人们投票给AfD——在场的人早已决定投票支持，而是号召人们公开表态支持AfD，让德国明白这个运动既无法被忽视，也无法被取缔。 “我在2016年加入AfD，”党内候选人哈泽洛夫对人群说道，“当时支持AfD还是秘密进行的，开党会时都要在黑暗中偷偷来，生怕被人看见。” 现在，他说，是时候在工作场所、家人之间公开表态：“是的，我支持AfD；我支持驱逐移民，支持‘欧洲堡垒’政策，支持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文化，支持比约恩·赫克。” 赫克是AfD图林根州分支的领导人，也是党内极右翼派系的重要人物。他是AfD的反对者们最担心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AfD与真正的纳粹主义者有联系。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赫克曾质疑，德国是否已经过度反思大屠杀，导致负面影响。他表示，德国“需要对纪念政策进行180度的调整。” 赫克曾是历史老师，而非数学老师，因此“180度”这一说法让人不清楚，他的意思到底是德国应停止反思法西斯历史，还是应重新肯定它。目前，德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已在讨论取缔AfD，而在集会上，一些支持者表示，他们认为在选举中取得强势表现是AfD唯一的生存机会。因为支持者越多，政府取缔这个政党的难度就越大。 AfD成立于2013年，最初是一个反对欧盟的政党，代表着那些不满自己辛苦缴纳的税款被用来救助南欧“懒惰”国家的德国人。十年后的今天，在伊希施泰特的集会上，AfD的支持者仍然对欧盟带来的官僚主义和税负感到愤怒。但如今主导该党的议题是移民问题，而让现场人群最为激动的口号是：“Abschieben, abschieben, abschieben!”（“驱逐，驱逐，驱逐！”）自2014年以来，德国的净移民人数已超过500万。其中，超过100万是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而在2023年，寻求庇护的人数增长了50%。AfD承诺推行“再移民”政策——尽可能多地遣返或劝离这些新移民，同时鼓励已经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回国。 AfD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让德国“重新变得安全”，结束“气候疯狂”和依赖太阳能、风能的政策，认为德国天气阴暗、多风不定，不适合这种能源方式；他们还希望将社会福利留给德国人，而不是被外国人“瓜分”。此外，他们也学会了像万斯一样，对德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状况表达愤慨，并主张用“直接民主”取代通过主流政党运作的民主，以打破AfD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现状。有时，这些担忧会与德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及其官僚体系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在集会上，一名演讲者将德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繁琐文书要求，与对庇护申请者的宽松待遇进行了对比。他说，本国公民只要填错一个选项，就可能被拒绝享受政府服务，而庇护申请者却可以在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出现，政府会提供专人帮他们填写表格，并给予各种便利。如果德国必须是“文书地狱”，那么新移民也应当承受同样的折磨。伊希施泰特的氛围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任何犯罪。然而，附近城市的社会混乱却深深印刻在集会演讲者和与会者的脑海中。这种印象似乎激发了他们对于如何“集中并遣返移民”的设想。哈泽洛夫承诺，在AfD领导下，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的机场——一个在过去20年里客流量持续下降的机场。将通过在周边工业区建设“遣返监狱”得到复兴，“在AfD统治下的图林根州，每天都会有几架飞机起飞，将移民送回他们的家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为整个德国树立榜样，使图林根州成为‘社会移民’不愿到来的地方。” 伊希施泰特的集会结束后，人们纷纷起身准备回家。一些人已经走到门口，这时台上的某人提议，他们应该用几句德国国歌结束这场集会。所有人都站起来，庄重地唱着。德国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直沿用同一首国歌，并且多年前已经去掉了带有纳粹色彩的歌词，比如“德国，高于一切”。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关于“伟大的德国祖国”和“文化”的讨论后，又怎么能不听到那些被删去的歌词在远处回响呢？这种联想对在场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确实希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当然，除了默克尔。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4 00:00

AI科技突围VS中美竞合：如何理解并把握住“形势比人强”的市场机会？

济寻求增长。中国突围的底层逻辑：庞大人口基数与复杂应用场景（如自动驾驶）为AI模型迭代提供“数据燃料”，形成“技术-市场”正反馈。三、市场影响与投资者对策：形势主导方向，政策决定斜率，市场影响节奏，顺势者赢。 1. 形势主导方向：AI泛科技产业链的结构性机会硬件自主化：关注半导体产业整体需求上升、国产AI芯片（如华为昇腾）、存算一体技术等突破。应用场景爆发：自动驾驶普及、端侧AI加速、人形机器人巨大空间、AI+医疗/教育等的商业化落地。数据主权与安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数据安全等技术标准制定者。 2. 政策决定斜率，关注两会政策与中美竞合态势；市场影响节奏，学会利用情绪波动和估值变化。后续国内自上而下，可能推出“AI平权基金”，互联网大厂也将加大资本开支，共同加快AI基建，支持中小企业接入大模型，美国若进一步限制H20芯片出口，将加速中国替代方案成熟。综上所述，“形势比人强”适用我们也适用美国，科技周期主导经济和政治周期，AI科技突围和产业优势演绎将深刻改变中美竞合形势，投资者拥抱AI科技新时代，准确把握新一轮中国科技牛行情机会也当是顺势而为。那么：如何把握好DS中国AI叙事带来的中国资产重估大机遇？ DeepSeek从云计算到端侧AI，从AI行业应用到智能体，会是怎样轮换交易节奏？DeepSeek大模型更利好哪些行业方向的AI应用？国产AI崛起后的AI应用、AI Agent智能体、国产算力+云计算、端侧AI、大模型等方向哪些细分环节更具市场空间和爆发力？当下两会前的行情可以重点布局哪些新质力方向？ …… 更专业详细的市场机会分享，欢迎加入《格隆汇研究院群英会》全天候直播：带你厘清真相，识别潜在风险，抓准真机会。扫码加入《格隆汇研究院群英会》带你厘清真相，识别风险，抓准真机会！注意：文中所提个股和题材板块不构成任何推荐，仅为复盘和学习交流所用，投资决策需建立在自我独立理性思考和专业研判之上，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格隆汇02-23 21:0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动，增强帮扶车间就业吸纳能力，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和收入。按照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原则，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加强消费帮扶平台企业和产品管理。（十一）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总体评估，研究制定过渡期后帮扶政策体系。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认定。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强化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开发式帮扶，加强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支持欠发达地区振兴发展，建立分层分类帮扶制度，通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机制给予差异化支持。（十二）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清查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制定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办法，健全资产形成、确权移交、管护运营、收益分配等全程监管制度，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完善资产分类处置制度，支持各地盘活低效闲置资产。三、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十三）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坚持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加快构建农产品和农资现代流通网络，支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十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等紧密联合与合作，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规范和引导农业农村领域社会投资，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十五）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引导农民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加大稳岗就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就业服务和劳务协作，培育推介特色劳务品牌。推进家政兴农行动。加强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推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和有效运转，依法纠治各类欠薪问题。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扩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规模，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四、着力推进乡村建设（十六）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发挥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作用，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不得要求村庄规划编制全覆盖，对不需要编制的可在县乡国土空间规划中管控引导或出台通则式管理规定。合理确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序，统筹建设和管护，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在耕地总量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开展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十七）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和专业化管护。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开展农村公路及桥梁隧道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巩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成果，改善农村水路交通出行条件，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深化快递进村，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深化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支持连锁经营布局县域市场，推动冷链配送和即时零售向乡镇延伸。推动农村消费品以旧换新，完善废旧家电等回收网络。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公共充换电设施。提升农村地区电信普遍服务水平。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做好受灾地区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十八）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水平，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面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确保食品安全和资金规范使用。以人员下沉为重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中心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推动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健全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对连续参保和当年零报销的农村居民，提高次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农村婴幼儿照护服务。扩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覆盖面，提升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加强残疾人保障和康复救助。（十九）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美丽乡村。健全农村改厕实施机制，完善社会化管护和服务体系。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推动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协同治理，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突出区域系统治理，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水产养殖尾水处理。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加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精准划定禁烧范围，依法依规落实禁烧管控要求。大力推进“三北”工程，强化资源协同和联防联治，提升防沙治沙综合治理效果。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强化长江珍稀濒危物种拯救和重要栖息地生态修复。五、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二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保持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任期稳定，持续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水土不服”问题。做好全国村“两委”换届，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推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担当作为。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严格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督。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支持农民群众多渠道参与村级议事协商。持续深化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对村巡察，细化完善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范。（二十一）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强化执行情况监督评估，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从县乡借调工作人员从严管控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巩固“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事项清理成果。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政务应用程序，持续深化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推进农村基层网格化治理“多格合一”。通过“减上补下”等方式推动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加强分类管理、统筹使用。（二十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推进和睦家庭与和谐邻里建设。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创新开展“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惠民活动，加强乡土文化能人扶持，引导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二十三）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宗祠规范管理。深化殡葬改革，推进公益性生态安葬设施建设。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规范农村演出市场，深入整治低俗表演活动。加强农村科普阵地建设，反对封建迷信。（二十四）维护农村稳定安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信息共享、协同解决机制，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健全农村地区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防范遏制“村霸”、家族宗族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加强农村宗教事务管理。深入打击整治农村赌博，筑牢农村禁毒防线，严厉打击涉农领域传销、诈骗等经济犯罪。健全农村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强化农村道路交通、燃气、消防、自建房等领域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和排查整治。六、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二十五）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扩大整省试点范围，妥善化解延包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绝大多数农户承包地总体顺延、保持稳定。健全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制度，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鼓励通过发布流转价格指数、实物计租等方式，推动流转费用稳定在合理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增强带动农户能力。（二十六）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对集体收入提硬性目标，严控集体经营风险和债务。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专项治理。推进新增耕地规范管理和合理利用。（二十七）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资金投放。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深入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涉农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推广畜禽活体、农业设施等抵押融资贷款。坚持农村中小银行支农支小定位，“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支持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严厉打击农村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涉农资金项目全过程监管，着力整治骗取套取、截留挪用惠农资金等问题。（二十八）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壮大农村各类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队伍。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优化调整涉农学科专业。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鼓励职业学校与农业企业等组建产教联合体。扎实推进“三支一扶”计划、科技特派员、特岗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深入实施乡村巾帼追梦人计划和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支持科技小院扎根农村助农惠农。继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鼓励和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健全评聘激励机制。（二十九）统筹推进林业、农垦和供销社等改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整优化林木采伐管理制度，赋予权利人更加充分的林木处置权和收益权。深化农垦改革，健全资产监管和公司治理等体制机制。完善国有农用地权利体系，促进规范管理利用。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用水权改革，加强取用水管理，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推广运用节水灌溉技术。（三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范围。进一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保持历史耐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重点实事，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改进工作方式方法，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和“一刀切”。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积极性，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动力活力。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金融界02-23 17:59

PepsiCo调整DEI计划取消少数族裔目标，Coca-Cola坚持多元化承诺，企业文化面临重要考验

各级公司中确保种族和民族的代表性与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相符。 Coca-Cola警告称，如果无法维持促进创新、协作和包容的企业文化，可能会破坏公司运营并对未来成功造成不利影响。政治气候对DEI的影响：特朗普政府背景下的政策调整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机构、公司和学校纷纷重新评估此前实施的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政策。这一波政策调整与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密切相关，特朗普已结束联邦政府内的DEI项目，并警告学校如果不结束相关项目将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 PepsiCo的这一决定反映了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重新审视并调整他们的DEI计划，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以及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企业和公众反应：PepsiCo的调整引发不同声音 PepsiCo的决定引发了不同的公众反应。保守派活动家Robby Starbuck在社交媒体上表示，PepsiCo的行动值得赞赏，并称Coca-Cola应该对继续实施“觉醒政策”感到担忧。Starbuck认为，PepsiCo的行动是对当前社会变革趋势的积极响应，而Coca-Cola可能因坚持其DEI政策而面临风险。然而，也有反对者认为，减少DEI目标可能会削弱企业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相关大事件 2024年1月：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DEI政策，结束联邦政府内的相关项目。 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广泛影响了DEI政策。 2024年：PepsiCo宣布将结束其部分DEI计划，调整管理目标。名词解释 DEI（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旨在促进社会各群体平等机会和权利的政策和文化倡议，特别关注少数族裔、女性和LGBTQ+群体。包容性文化：一种文化理念，强调每个成员的平等参与，并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尊重和支持的环境。特朗普政府：指由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在许多方面引发争议，包括对社会公平、移民和DEI计划的立场。编辑观点 PepsiCo的DEI政策调整显示出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许多公司可能会面临政策变动的压力。虽然PepsiCo表示包容性仍然是其核心价值之一，但放弃具体的多样性目标可能会影响外界对其社会责任的认知。与此同时，Coca-Cola坚持其多元化和包容性目标，显示出两家公司在未来市场中的不同战略方向。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2-23 00:11

联邦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反DEI 行政命令关键部分的执行

等公司已停止了某些多元化项目，例如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招聘目标。而其他企业仍在重新评估其DEI计划，因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威胁发起调查。 2月3日，由多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这些组织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餐厅机会中心联合会，以及巴尔的摩市市长和市议会。他们认为，这些行政命令已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例如，高等教育多元化官员全国协会表示，命令措辞含糊不清，使成员面临“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承诺不参与被禁止的DEI活动，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要么自我审查，以避免政府审查。在最近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命令正在“制造恐惧，并已开始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压制核心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1

观点：德国陷入大麻烦，却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序以及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的重压。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关键岗位难以填补。多年来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开始显现恶果。在全球贸易战的阴影下，德国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损失。 2024年，由经济学家和记者组成的评审团选出了年度“商业词汇”。他们曾考虑过“官僚怪兽”和“转型滞后”这类词语，但最终选择了“去工业化”作为年度词汇。无论如何定义当前局势，显然某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梅尔茨目前处于下届总理的领先位置，他自诩为改革者，并承诺大幅削减税收。然而，他尚未能提供可信的方案来说明如何为这些减税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他谈及创新和增长，但在如何削减政府补贴和社会福利方面却含糊其辞。在接受采访时，梅尔茨坦言，他愿意推动改革的程度是有限的。他说：“一个长期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的老龄化社会，比一个仍在变动中的社会更难接受变革。” 现任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SPD）在经济政策上更加矛盾。他们希望放松《宪法债务刹车》——严格限制政府借贷，以增加对教育、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根植于劳工运动的政党，社民党仍然坚持德国的制造业传统，认为这关乎高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和绿党一样，他们寄希望于低碳技术，认为这将推动一场新的工业复兴。朔尔茨表示，得益于气候保护，德国经济将迎来“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似的增长率”。这一说法并非偶然。朔尔茨和梅尔茨都频繁提及战后“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暗示德国或许能再次迎来繁荣。但他们心里清楚，那个所有人共同受益的25年经济繁荣期，只是历史上的特例。然而，为了安抚选民，他们仍在维持幻想，让人们相信不必经历痛苦就能实现增长。事实上，那段辉煌时期早已结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前的一些挑战就已经初现端倪。缺乏对未来技术的投资、高端人才流失至美国，以及对汽车、化工、机械等少数出口行业的过度依赖——这些问题一直存在。而钢铁和煤炭这类曾经的经济支柱，早在那时便开始衰落。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无论是社民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政府，都有充足资源投入长期增长战略。然而，他们的投资始终不够彻底。为了减缓去工业化的冲击，他们选择补贴老旧行业，挽救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维持蓝领工人的就业，并为被淘汰的劳动力提供丰厚福利。因此，与一些同行国家不同，德国得以维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如今，人们真正担心的是，汽车和机械等过去几十年支撑德国经济的行业，是否会重蹈钢铁和煤炭的覆辙。当然，德国仍有可能逆转颓势。工业巨头可以加倍努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低碳技术。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裁员，并关闭或迁移那些已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对于德国经济而言，重返增长轨道并非不可能，但绝不会轻而易举。这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然而，选举后最可能的结果并不是变革，而是基督教民主党与社民党再次组成联合政府——这两个传统执政党。梅尔茨已表示，他愿意放松债务刹车，以增加国防开支。而社民党作为小党派伙伴，也必须做出让步。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既包括企业减税，又加强政府支出的折衷政策。这种经济政策的效果，可能和朔尔茨那句含糊不清的竞选口号“给你更多，让德国更好”一样无力。去年10月，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出版了一本广受关注的书《失落》。书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长期建立在“未来会变得更好”的信念之上，因此难以接受根本性、不可逆转的衰退。他认为，未来或许仍有可能回归增长，但同样可能的是，一些社会将不得不学会接受衰退，并尽力管理这种局面。为了鼓励读者，他引用了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名句：“失去的艺术并不难掌握。” 也许，这正是德国人需要学习的艺术。而谁知道呢？或许即便没有增长，人们依然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只要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但问题是，如何用冷硬的经济语言表达出诗歌的精神？政治人物首先必须诚实地告诉选民，“给你更多，让德国更好”这条路已经走不通。如果迟迟不变革，那最终只能是“给你更少，让德国更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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