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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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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7小时前
炸裂！操纵数据实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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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今天的就业数据是被操纵的，目的是让共和党人和我难堪——就像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那样，他们先是拿出了三天的漂亮数据，然后在大选刚结束的2024年11月15日，这些数据就被大幅下修——这完全是一场骗局。” 其再次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太迟先生’鲍威尔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特朗普频繁发难鲍威尔、求解雇劳工统计局长、联储理事库格勒辞职，种种事件或许意味着未来市场波动不会小。 3 伯克希尔连续11季度抛售股票当地时间周六，“股神”沃伦·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并警告称美国政府加征的高额关税可能对其业务造成负面影响。第二季度营收为925.15亿美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的919.63亿美元，但较去年同期的936.53亿美元下降了1.22%，实现净利润123.7亿美元，同比大幅下滑59%，不过仍超出市场预期的107.03亿美元。股票投资方面，伯克希尔延续谨慎态度，二季度累计抛售股票约69.2亿美元，购入股票仅39亿美元，连续第11个季度净卖出股票。截至二季度末，前五大重仓股分别为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五大持仓公允价值占比达67%。除了持仓组合的估值变动外，伯克希尔还公布一笔巨额减记，对持股27.4%的卡夫亨氏股份减记37.6亿美元，相当于税前50亿美元。今年5月19日，伯克希尔派驻卡夫亨氏董事会的两名代表辞职，导致其获取财务信息的渠道从 “实时董事会决策” 退化为 “滞后的公开披露”。 5月20日，卡夫亨氏宣布正在评估潜在战略交易以提升股东价值，但同时表示无法保证该进程将达成交易，亦无法保证交易的结果或时间。鉴于上述因素以及当前经济环境和其他不确定性，伯克希尔认定该未实现损失（即投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属于非暂时性减值。 Edward Jones的分析师凯尔·桑德斯（Kyle Sanders）直言，这次减计“早该进行了”，并称之为“沃伦过去几十年来最大的失误之一”。现金资产方面，伯克希尔现金流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第二季度末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3441亿美元，较今年一季度末的3470亿美元小幅下降，是三年来首次缩水。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曾回应称：“我们现金数量确实是相当高，但好的机会不会每一天都出现。不正确或不正当的投资，反而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庞大的现金储备为巴菲特未来收购提供了“弹药”，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市场不具备吸引力。巴菲特在年初的致股东信中强调，公司将继续偏好股票投资：“我们的大多数资金仍投向股票，这一偏好不会改变。”“非常划算的交易机会明天就出现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在未来五年内并非不可能。” Edward Jones的分析师Kyle Sanders表示：“巴菲特肯定认为市场被高估了，他会袖手旁观，等待时机。”
格隆汇昨天22:07
特朗普指责劳工统计局夸大就业数据，麦肯塔弗被解职引发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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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86票赞成，8票反对），包括部分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她被广泛认为具有出色的经济学和统计专业背景。然而，在遭到特朗普直接点名后，美国劳工部长洛丽·查韦斯-德雷默宣布，由副局长威廉·威亚特罗夫斯基暂代局长一职，直至任命新领导人。劳工统计局回应修正原因针对数据修正，劳工统计局（BLS）在报告中指出，修正是基于企业和政府机构后续提供的资料及季节性因素的再计算所致。此前，BLS也在2024年2月公布的年度基准修正中承认，2023年的非农就业总量被高估了约81.8万个岗位，进一步加剧了对数据准确性的质疑。特朗普再批鲍威尔：美联储政策被指“有意干预选举” 除就劳工统计局发难外，特朗普也再次对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发起攻击。他指责鲍威尔“玩弄利率”，并称：“在大选前两次大幅降息，是在试图让卡马拉当选。” 然而，美联储在2025年以来的五次利率会议中均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我们仍需时间理解关税和政策的影响，过早或过晚行动都会带来风险。” 权威点评与总结就业数据的准确性一直是美国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也是选民评估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据。本次数据被修正及麦肯塔弗被解职事件，不仅反映出政治层面对数据统计工作的干预风险，也让市场重新评估政府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尽管特朗普对BLS和美联储的攻击引发舆论震动，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就业市场是否正在失速？如果是，政策制定者是否有足够空间与工具进行对冲？近期的就业数据和修正幅度非常罕见，确实令人担忧。这突显出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加剧。 —— 高盛分析师，2025年8月1日虽然特朗普的言辞激烈，但就业统计的政治独立性仍应得到维护。这是美国制度可信度的基石。 ——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2025年8月1日美联储不会因政治压力改变政策节奏。鲍威尔坚持按经济数据行动是值得肯定的。 —— 花旗银行宏观策略团队，2025年8月2日常见问题解答 Q1：为何7月的就业岗位远低于预期？ A：经济放缓、企业裁员、利率高企等因素共同导致企业新增岗位减少，尤其在制造业和零售业表现疲软。 Q2：数据修正是常规操作吗？ A：是的，BLS会根据企业后续报告进行修正，但本次修正幅度较大，容易引发政治争议。 Q3：麦肯塔弗是否真的操纵了数据？ A：目前无证据表明麦肯塔弗操纵数据，修正源自统计方法和后期数据收集，但公众信任已受影响。 Q4：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倾向是什么？ A：尽管面临降息压力，鲍威尔强调将以数据为依据，继续观望通胀与就业表现。 Q5：此事件对股市有何影响？ A：就业数据疲弱通常利好降息预期，对科技股和成长型资产有短期支撑，但长期影响需看经济趋势。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昨天00:11
特朗普指责劳工统计局局长Erika McEntarfer伪造就业数据，称意图操纵2024年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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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确认，期间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甚至包括共和党参议员J.D. Vance的投赞成票。目前，特朗普宣布已下令解雇McEntarfer，暂时由副局长William Wiatrowski代理局长职务，直到新领导人确认。权威点评与总结特朗普对劳工统计局局长及就业数据的公开指责，反映出美国政治环境中对经济数据的敏感度和政治化倾向。虽然就业数据的修正在统计学上有合理解释，但频繁且大幅度的下修难免引发质疑和市场担忧。劳工统计局作为数据权威，其独立性和数据准确性至关重要，任何政治干预都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和政策有效性。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精确、公正的数据是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的基础。特朗普对美联储政策的批评，则突显出货币政策在政治周期中的微妙角色，反映了未来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就业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市场预期和政策调整，任何政治化行为都应受到严格监督。 —— 美国经济学家Janet Yellen，2025年8月2日劳工统计局数据的频繁修正值得关注，但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政治操纵，统计工作本身复杂且动态。 —— 彭博经济研究部主管，2025年8月2日美联储的独立性和透明度是稳定市场信心的关键，任何政治干预都会带来风险。 —— 高盛宏观策略分析师，2025年8月1日常见问题解答 Q1：特朗普为何指责Erika McEntarfer伪造就业数据？ A：因7月就业数据新增岗位远低于预期且前期数据被大幅下修，特朗普认为数据被人为夸大，目的是影响2024年大选结果。 Q2：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修正是否正常？ A：修正是统计工作的一部分，基于后续报告和季节性调整，但大幅度且频繁下修容易引发质疑。 Q3：美联储的降息和就业数据有何关联？ A：就业数据疲软通常会促使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息刺激经济增长。 Q4：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批评意味着什么？ A：他认为美联储操纵利率政策影响选举结果，呼吁更换领导以避免政治干预。 Q5：此次解雇是否影响劳工统计局运作？ A：暂由副局长代理，短期内数据发布可能保持连续，但领导变动可能带来不确定性。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昨天00:11
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回升但整体依然低迷，通胀预期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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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消费者的信心均出现轻微回升，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无党派人士，均体现出类似趋势，说明情绪波动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非单一政治因素左右。从历史数据角度看，当前61.7的指数远低于197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84.4，且处于历来数据的第6百分位，凸显消费者信心整体仍处低谷。指标 2025年7月 2025年6月同比变化说明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 61.7 60.7 -7.1% 较去年同期下降，略有回升当前经济状况指数 (CECI) 68.0 64.8 +8.5% 达到今年最高消费者预期指数 (CEI) 57.7 58.3 -16.1% 首次回落通胀预期最新变化通胀预期方面，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率的预期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从6月的5.0%下降至4.5%，达到今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但仍高于去年底的水平。长期通胀预期也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从4.0%降至3.4%。这表明消费者对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仍保持警惕。其他消费者信心指标对比与未来展望除密歇根指数外，美国会议委员会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广受关注。两者虽侧重点不同，且会议委员会指数波动更大，但长期趋势基本一致。综合来看，7月消费者信心虽小幅回升，但整体仍处历史低位，经济和通胀压力依然制约消费意愿。权威点评与总结 7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温和回升体现了市场对经济状况的微妙乐观，但仍远未摆脱历史低谷。这种信心不足主要源于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持续的通胀压力。未来几个月，若宏观经济环境和通胀状况不能显著改善，消费动力恐将受到拖累，对美国经济复苏构成挑战。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微幅回升显示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必须密切关注就业市场和通胀动态。” —— Goldman Sachs，2025年8月1日 “当前信心水平依然远低于历史均值，提示消费者对经济未来持谨慎态度，短期内消费增长或有限。” —— JP Morgan，2025年8月2日 “通胀预期下降是积极信号，但整体经济前景仍受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投资者需保持警惕。” —— Morgan Stanley，2025年8月3日常见问题解答问：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反映了哪些方面的经济状况？答：该指数主要反映美国消费者对经济整体状况、个人财务、商业环境及消费意愿的信心，是衡量经济健康的重要先行指标。问：为什么7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虽回升但仍处于低位？答：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尚存以及未来经济预期不确定，导致消费者整体信心依然偏低。问：通胀预期下降对经济有何影响？答：通胀预期下降有助于缓解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压力，利于消费和投资，但仍需关注通胀的长期走势。问：消费者信心指数对股市有何影响？答：消费者信心通常影响消费支出，进而影响企业盈利预期和股市表现，信心提升往往对股市形成支撑。问：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美国会议委员会指数有何区别？答：密歇根指数更关注家庭财务状况及通胀预期，会议委员会指数则侧重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两者视角不同但长期趋势相似。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昨天00:11
A股，接下来还有三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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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责McEntarfer为了让"共和党和我看起来糟糕"而篡改数字。美国劳工部负责发布的就业和通胀数据，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础。特朗普公开指责数据造假，并称要换人，那么美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将面临全球市场前所未有的质疑。这相当于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盘，而目前全球股市大多均处于历史高位，该黑天鹅会如何冲击市场，值得A股投资者警惕。当然，A股还有一股向上的托举力量，就是“国家队”。今年1月、4月、6月，“国家队”多次出手，耗资数千亿元稳市场，为今年的行情保驾护航。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资本市场也有这样一句定调：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巩固资本市场回稳向好势头。可见，在市场大幅波动（尤其是大跌），“国家队”依旧会出手，大盘股指没有大跌风险，但小幅度定调基本面的波动依然会有。 03 7月30日，上证指数突破3600点，最高来到了3636点，离去年10月9日创下的3674点仅一步之遥。不少人觉得牛市要来了，遥想着4000点指日可待。如果从7月份开启一轮类似2015年全局式供给侧改革，力度、强度都比较大的话，那么确实有很强驱动力驱动股市、商品走出一波像样的牛市行情，毕竟经济周期从反通胀到通胀，多个行业的市场格局、企业盈利能力都将发生重大有利变化，走出向上周期。但政治局会议对市场关于反内卷的解读进行了纠偏，那么这种驱动力将大打折扣，接下来将面临更多经济现实压力，行情也不太可能出现大牛市了。总之，8月份的A股市场，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警惕波动风险，同时把握结构性机会。（全文完）
格隆汇08-02 19:28
【原油收评】增产传闻与美国就业数据疲软施压，油价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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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引发特朗普及多位共和党议员的强烈批评。虽然油价在前一交易日已下跌逾1%，但布伦特原油本周仍有望上涨4.6%，WTI有望上涨6.5%。目前原油市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美国即将生效的新一轮关税上，这些关税预计将从下周五起实施。特朗普周四签署行政命令，对未能在8月1日截止日前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41%不等的关税，涉及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和台湾。而与美国成功达成协议的贸易伙伴则包括欧盟、韩国、日本和英国。星展银行（DBS Bank）分析师苏夫罗·萨卡尔（Suvro Sarkar）指出：“我们认为，近期油价走强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对美方已基本解决大多数贸易协议的满意情绪。未来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若取得进展，将进一步提振油市信心。” 此外，本周油价还受到特朗普威胁对购买俄罗斯原油的国家征收100%“二级关税”的支撑，该举措意在迫使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威胁引发了市场对全球油品贸易流动受阻及供应减少的担忧。摩根大通分析师周四表示，特朗普对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原油主要买家提出的制裁威胁，可能使每日275万桶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面临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原油消费国。
Peng08-02 04:42
就业数据大幅“打脸” 特朗普下令解雇劳劳工局长并再度点名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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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今天的就业数据是被操纵的，目的是让共和党人和我难堪——就像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那样，他们先是拿出了三天的漂亮数据，然后在大选刚结束的2024年11月15日，这些数据就被大幅下修——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太迟先生”鲍威尔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好消息是，我们的国家正做得非常出色！” 联储内部出现分歧，两位理事支持尽快降息本周三，美联储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4.25%-4.5%的区间不变。特朗普一直呼吁美联储应尽快降息。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美联储理事会的两位成员——克里斯·沃勒（Chris Waller）和米歇尔·鲍曼（Michelle Bowman）——也发表了声明，表达了他们支持降息的理由，并指出美联储可能低估了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下行风险。沃勒指出：“美联储目前的观望态度过于谨慎，劳动力市场的下行风险正在增加。” 鲍曼则表示：“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正在减弱，且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脆弱迹象。” 市场反应剧烈，9月降息押注飙升就业报告发布后，CME集团的数据显示，市场对美联储9月会议降息的押注大幅上升，降息概率从前一日的37%跃升至80%。消息面上，美联储理事库格勒将于下周辞职，使特朗普能够提前任命一位青睐的候选人。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联储理事库格勒将于下周辞职，这为特朗普提前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提前任命一位青睐的候选人，该候选人可能会担任央行领导层职务。库格勒的职位原定于明年1月才会出现空缺，而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目前没有其他空缺职位。如今，特朗普将有机会立即任命一位理事，以向主席鲍威尔施压——并且这位理事有可能接替鲍威尔的职位。声明称，库格勒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将于下周五（8月8日）卸任，回到乔治敦大学担任教授。库格勒没有参加本周的美联储政策会议，理事会称其因个人事务缺席。库格勒曾担任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于2023年由拜登任命为美联储理事。解雇劳工局长之后，特朗普是否还想动鲍威尔？特朗普此次宣布将解雇麦克恩塔弗，是在有关他可能试图罢免鲍威尔的传闻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出的。尽管法律上罢免鲍威尔的门槛很高，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特朗普本人此前均表示不会解雇鲍威尔。尽管本月初有多篇报道暗示白宫曾制定罢免计划，但特朗普后来予以否认。值得一提的是，鲍威尔最初是在2017年由特朗普提名为美联储主席，随后在2021年获得拜登总统的再次提名连任。市场人士评特朗普解雇劳工统计局长：这极不健康特朗普因不满非农数据而解雇劳工统计局长。对此，Creative Planning公司总裁皮特-马卢克(Peter Mallouk)评论道，特朗普的推文初看像拙劣模仿，"难以置信所见景象。这极不健康——不能因不满意数据就解雇历经多届政府的技术官员。"
佳华16808-02 03:59
非常、非常担忧谁会接替鲍威尔！会出现特朗普控制的“美联储木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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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的说法，业内质疑其政策逻辑。此前，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与特朗普一同提议每年动用约1500亿美元联邦预算为受关税影响价格上涨的选民提供补贴，矛盾之处引发广泛关注。特朗普还指责高利率拖累房地产市场，导致房贷成本上升，购房难度加剧。然而，分析指出，美联储并不直接设定抵押贷款利率，后者主要由长期国债收益率决定。而长期利率的核心驱动因素正是通胀预期。因此，美联储坚持高短期利率政策，有助于稳定长期利率，间接支撑房贷市场。近期长期国债收益率的飙升，部分反映了市场担忧美联储政策独立性受到政治干预。此前市场一度预期特朗普可能解雇鲍威尔，并迫使美联储大幅降息。特朗普在被问及若降息导致通胀反弹时的应对策略时表示：“那就再升回来。”该表态引发市场对于政策稳定性的担忧。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先放后收”的做法正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核心原因之一。此外，特朗普还强调，若将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联邦政府每年将节省约365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暗示希望以货币政策为政府财政减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国的利率应是“全球最低”，并将当前利率维持高位的责任归咎于美联储。他称日本和瑞士的利率远低于美国，美国也应效仿。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5月届满。届时，新总统将任命继任者，并需获得参议院批准。若特朗普连任，其对货币政策走向的影响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当前通胀风险尚未解除的背景下，市场多数观点认为，美联储仍有必要保持政策独立性，并继续以数据为基础制定利率决策。分析人士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TIPS（通胀保值债券）等对冲通胀的资产类别，以管理中长期风险。
风起08-0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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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将率团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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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时报》周四(7月31日)报道称，美国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Roger Wicker将在8月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 (截图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三位知情人士证实，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Roger Wicker将访台。Wicker是台湾在美国国会最大的盟友之一。《金融时报》称，此事正值美台关系的微妙时刻。华盛顿和台北日益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推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际，可能不太愿意帮助台湾。白宫最近拒绝批准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前往中美洲途经纽约，引发台北方面的担忧。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本月告知特朗普政府，北京方面反对赖清德过境纽约。美国还取消了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份对华盛顿地区的访问，部分原因是担心北京方面会反对。台湾官员尤其担心特朗普可能会发表声明称美国反对台独——北京已敦促美国政府这样做。美国历届政府都曾表示不支持台独。
风枫07-31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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