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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为什么我支持佐赫兰·曼达尼

认同。我们还讨论了要迅速、坚定地应对反犹主义的上升。我很高兴看到他已在全市范围内会见犹太社区领袖，倾听他们的声音并直接回应关切。我期待与他合作，确保所有信仰的纽约人都能在这座城市中感到安全和受欢迎。我也向他强调了我对留住并吸引企业的坚定信念，只有这样，纽约才能继续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并为居民创造更多高薪工作岗位。可负担性一直是我担任州长以来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我与曼达尼最一致的关切。作为州长，我已经采取了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下调中产阶级所得税、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校餐。但我们的工作远未结束。面对华盛顿每日出台的令人震惊且具有破坏性的政策，我必须确保下一任市长绝不会在特朗普面前退让分毫。在与曼达尼的对话中，我们并未在所有议题上达成一致。但我相信，他拥有纽约市当前所需的勇气、紧迫感和乐观精神，能够引领城市应对挑战。我在思考是否给予支持时，也回想了自己的经历。无论是走在街头、参加宗教活动还是搭乘地铁，我总能遇到那些深爱这座城市的纽约人。他们努力工作，却依然觉得自己无法负担在这里生活并实现梦想。我明白那种挣扎的感受。我的父母最初在水牛城郊外的拖车公园开始婚后生活，早年抚养六个孩子，生活拮据。母亲买衣服靠分期付款或到旧货店淘货，家里吃的是冷冻面包夹午餐肉。这些经历我永远不会忘记。家庭无法再等一年、一个月，甚至一次选举。他们现在就需要紧急的行动。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不断摧毁就业岗位，通过提高关税让生活成本更高，打击工薪家庭。他削减了医疗补助和食品援助，削减纽约市赖以生存的联邦拨款，还威胁要联邦接管纽约市，同时干预我们的地方选举。纽约需要能够搁置分歧、挺身而出、坚决反击特朗普的人。我和曼达尼都不会在面对特朗普极端议程时退缩。我们会以纽约的方式——紧迫、坚定、毫不妥协地迎战。我们绝不能让特朗普像他渴望的那样，像国王一样控制我们的城市。任何接受他玷污影响、或从中受益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腐蚀。我一生秉持“快乐的战士”精神，以不惧挑战的态度迎接一切困难。我和其他纽约人一样，也在曼达尼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公共事务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它绝不应是为了权力本身，而应永远是为了改善他人的生活。有些人会说我和曼达尼是“出人意料的盟友”：来自水牛城的妈妈州长，和来自皇后区的33岁州众议员。但在我看来，这正是这个时刻的意义所在。纽约人如今需要的，不是怨气或仇恨，而是为这座城市拼尽全力的坚韧意志。我和曼达尼并非事事一致，我也不会期待如此。我会始终保留诚实分歧和激烈辩论的权利。但我同样相信，当纽约州和纽约市团结一致、共同对抗那些想要分裂我们的人时，我们会表现得最好。正因如此，我支持佐赫兰·曼达尼参选下一任纽约市市长。我也期待与他携手努力，确保纽约市的未来更加光明。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本想远离政治，然后特朗普削减了科研经费

，当特朗普政府指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反犹主义和偏见问题上处理不当时，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联邦科研经费，他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项目也因此被暂停。法院命令恢复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包括陶哲轩的。但无法发放新的资助，这让他所在的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陷入危险。他在那担任特别项目主任。陶哲轩的研究虽然高深，但往往能带来现实收益。例如，他在IPAM的一些研究帮助加快了核磁共振成像的扫描速度。数学常被描绘成孤独天才的难解追求，但陶哲轩是很多数学家的偶像，以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和积极参与公众交流著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坦率分享过自己的论文被期刊拒绝——即便是天才，也会有“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指的是一个人即使很优秀、成绩很突出，但内心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怀疑自己的能力，担心被别人看穿不配拥有现在的成就）”。数学与政治很少交集，但陶哲轩如今公开表示，联邦资助的动荡、延迟和不确定性，正在威胁美国独特的科研生态。他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谈到过去几周的事件、在美国做研究的吸引力，以及数学为何重要。这段采访经过简要编辑。问：你的资助发生了什么？答：我先是收到《Bulwark》记者的邮件，他告诉我我的项目被暂停了……然后他又随口提到，IPAM这个数学研究所的资助也被砍掉了。那笔资助是我个人项目的40倍，而且严重得多。突然之间，我们没了三个月的运营资金。因为之前的延迟，我连自己的暑期工资都没有着落，已经推迟了一个月。现在还在拖，但我还能撑住。不过IPAM没有足够的储备金，只能勉强维持几个月。所以这两周，我们一直处于紧急筹款状态，我见了很多捐助人。问：我采访的很多研究人员说他们自己没问题，因为资历比较深。但他们都很担心早期职业的研究者和科学家。答：我的NSF资助，主要就是支持我的研究生，让他们有机会去参加学术会议，对职业发展很重要。还可以替他们买断一个学期的教学任务，好让他们专心科研。在那个阶段，3000美元的薪水就能带来很大不同。问：你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发展事业？答：我自己并没有强烈想离开澳大利亚。我当时才16岁，根本没想过地缘政治……但我最终在普林斯顿的导师，正好是写过我本科时最重要教材的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普林斯顿数学系，看见教授名单时，认出了很多在书里见过的名字。在我这一生里，美国一直有很强的科学声誉。规模庞大，对科学的支持曾经也是两党共识——科学能带来繁荣，也能帮助国家安全，更是公共利益。这里的文化积极，大家雄心勃勃、合作精神强，愿意建设长久的东西。问：过去几周你在筹款，原本你会做什么？答：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最出名，但还有形式化证明工具、像GitHub这样的协作平台……我想重新发明数学研究的方式。数学家传统上都是独自或小团队合作，常常只靠纸和笔。和其他科学比，我们很“老派”。我想组织一些实验性项目，把大问题拆成小部分，众包一部分，再把一些留给专家。然后用现代软件来协调和核查，做“宏大数学”，就像其他科学已经做“宏大科学”。我们还没有人类基因组计划或希格斯玻色子实验的类似项目，还停留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问：大多数人经历的数学水平远不如你。在数学里发现新东西是什么感觉？答：数学对我来说，就是发现原本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20年前我在IPAM研究过图像处理。比如核磁共振扫描人体，接收到一些数据，要重建清晰的图像，以便发现肿瘤。这其实和古老的“硬币称重谜题”类似：12枚硬币，其中1枚是假币，可能轻也可能重。你有天平，只能称三次，要找出假币。解决这种谜题的数学方法，与从少量数据中重建高质量图像的数学思路非常相似。于是可以把解决谜题的思路用来改进MRI成像。事实上，20年前我和很多人做的研究，如今已被应用到最新的MRI设备里，把扫描速度提高了近10倍。问：一些科技领袖认为AI会让人类科学家变得无关紧要，你怎么看？答：AI会改变科学，就像电脑曾经改变科学一样。科学家很多时间都被琐事占据。120年前，数学家要手算各种数值和，没别的选择。但有了电脑，就能把这部分交给机器，自己去做别的。基因学就是例子。以前测序一个生物体就是一整个博士课题。现在送去测序，花1000美元左右就能得到完整序列。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学博士过时了，而是他们能做更有雄心的研究。问：过去7个月，不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多机构都经历了延误、不确定，有时又被逆转。通常只是暂时的。如果事情会恢复正常，为什么不确定性依然重要？答：因为影响不仅在资金，还有计划、预算和心理状态。要做最好科学，你需要相对平静的心境。打个比方，如果家里是15℃，你把暖气调到22℃。但如果温控器忽然把温度升到38℃，又降到4℃，最后才回到22℃。纸面上温度对了，但你身体已经受不了，也没法放松，更别提高效了，尤其担心它再来一次。联邦政府过去的优势，就是提供稳定和可预测性。问：你还乐观吗？会考虑离开美国吗？答：我在美国三十多年，经历非常积极。这里提供很多东西，虽然不完美，但能让人觉得有好事能发生。现在多了不确定性。12个月前，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离开，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现在，我仍然很想留下来，希望事情能恢复正常。最难恢复的就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性。那些支持美国积极面的人，现在必须发声、捍卫它们。过去七十年，美国很多运行方式依赖两党共识，系统一直有效。但现在不能再理所当然地假设下去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09 00:02

纽约时报观点：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自我毁灭

许多改革，包括彻底清除校园中根深蒂固的反犹氛围，录取了更多原本会因姓氏而被拒绝的学生。这些转变对我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生阶段我重返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所获得的资助正是来自《国家防御教育法案》。政府当然不会天真地把研究莎士比亚等同于研究火箭科学，但法案第四章旨在增加高校教师数量，也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支持。斯普特尼克事件，最终也让我进入了轨道。一个最初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项目，最终孕育出无限的好奇、创造力和批判精神。在美国大学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支持下，一连串看似永无止境的发明和发现陆续诞生：互联网、核磁共振成像、重组DNA、人类胚胎干细胞、CRISPR基因编辑，以及使新一代疫苗（包括新冠疫苗）成为可能的mRNA技术贡献，等等，还有对物质本质和宇宙起源的重大突破。大量税收资金的投入，催生出一批不仅培养科学家、医学研究人员和武器工程师的机构，也孕育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美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破了STEM领域与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壁垒。在本科教育中，学生通常必须完成通识课程；在校园文化中，这种融合也处处可见。传统的学科边界开始瓦解。我在1969年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十年充满激情的教学生涯。那时，一位富有想象力的院长向理科学院的教师发放问卷，询问他们最喜欢与谁讨论当前的研究工作。根据结果，院系进行了重组，创新随之涌现。科学楼外的停车场，专门为“诺贝尔奖得主”保留了多个车位。到了1990年代，美国大学已成为全球文化象征，因思想广度而令人艳羡，因学术自由而备受称颂，也因代表开放探索的高峰和学术声望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政府当初并未设想要打造一批具有自主性和世界视野的知识机构，但正是因为投入巨大，加之大学在相对程度上不受政治直接干预，才使得这些大学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在成功的鼓舞下，精英大学开始憧憬更宏大的使命。他们希望不仅是教育者和知识创造者，还能治愈社会的所有创伤：纠正过去的不公、修复当下的伤害、促进未来的平等。在这个理想中，他们几乎没有努力去向公众解释这些新政策的益处。如今，尽管大学取得了诸多成就，这一体系却陷入了严重危机。特朗普政府以校园中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为由，指控精英大学存在反犹主义，从而开始发动攻击。如今，这一理由已转变为对平权行动、多元化措施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压制。科学研究受到限制；博士后奖学金被突然取消；实验室被关闭，签证被拒。科学事业遭受的破坏早已超出美国国界——比如，在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的领导下，近5亿美元的mRNA研究经费被取消，简直是“轻量版李森科主义”；全球气候研究者依赖的数据被清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这些实验室的灯光没有熄灭，本可能治愈哪些疾病、发明哪些技术。目前，已有几所大学支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以期恢复部分联邦资助。但这一恢复并非必然发生，特朗普政府常常附加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正是干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行政管理和人事安排——也正是《国家防御教育法案》明令禁止联邦政府干涉的领域。如果特朗普政府愿意以一次性罚款了结此事，那些因过去几个月威胁而变得谨慎的大学，或许还能恢复元气。但如果，正如看起来很可能的那样，这届政府打算重新塑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生活和价值观，那么这种复原将无从谈起。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些真正让美国强大的机构？为什么要挥霍世界对我们这一辉煌成就的敬仰？我们为什么要让正在攻克癌症、研发仿生肢体、探索深空、挑战人工智能极限的实验室陷入危险？我们的处境并非像1957年那样绝望。美国之所以获得比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加起来还多得多的诺贝尔奖，不只是因为资金充裕，还因为我们有一种鼓励和奖励创新与冒险的知识文化，也因为我们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者。目前，美国大学依然拥有庞大的资源、独立自主的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想象力自由。我走在哈佛校园，前往教授一门关于从荷马到乔伊斯的经典著作课，经常被眼前的景象和遇到的人所震撼。学生来自全球各地——有蒙古，也有我家乡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有俄亥俄州的雅典，也有希腊的雅典——还有同事从事的研究，涵盖从拍摄首张黑洞图像到解读一片古代纸草文书。我们必须从课桌底下站起来，去说服同胞们，他们用税金共同打造出的这些机构，是无比珍贵且重要的。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9-09 00:00

马斯克旗下xAI在对抗OpenAI过程中，秘密地放弃了非盈利公司身份

X上制造并传播了仇恨和虚假的内容，包括反犹帖子、对希特勒的赞美，以及关于南非所谓的“白人种族灭绝”的虚假说法。Grok还传播了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 7月9日，马斯克的公司发布了其聊天机器人Grok 4的新版本，但在发布前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相关护栏或安全测试的细节。包括OpenAI、谷歌DeepMind和特拉华州PBC公司Anthropic在内的竞争对手，已经公布了他们的安全测试信息，以及他们在推出新版本之前围绕新版本设置的护栏。然而，整个行业的公司都面临着批评，因为它们对人工智能安全、隐私以及训练和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数据中心对环境的影响关注不够。弗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公司法和治理专家迈克尔·巴尔祖扎（michael Barzuza）表示，一家专注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不会选择在内华达州注册，因为内华达州的法律规定，股东很难起诉公司、董事和高管。巴尔祖扎说，这意味着“诉讼减少，但也意味着责任减少，甚至不追究。” 根据内华达州的法规，PBC应该对XAI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提交年度报告。马斯克放弃PBC身份的举动一直非常隐秘，就连他的律师似乎都不知道这一变化。就在2025年5月，马斯克的律师马克·托伯洛夫（Marc Toberoff）在一份修改后的诉状中写道，xAI是“马斯克创立的一家公益公司，旨在通过人工智能帮助加速科学研究。”该诉状是OpenAI案的一部分。该文件称，马斯克起诉OpenAI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保持健康，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都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同样是在5月，OpenAI屈服于公民领袖和前雇员的压力，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宣布，即使公司重组为PBC，其非营利组织仍将保留对公司的控制权。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公司的公开披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们的用途深入到消费者和商业市场，投资者也在向这一领域投入更多资金。

金融界08-26 08:45

24小时环球政经要闻全览 | 8月25日

定的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法国外交部就反犹主义指控召见美国大使当地时间8月24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驻法大使查尔斯·库什纳致信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法国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遏制反犹太暴力活动。法国外交部称“大使的指控令人无法接受”，并因此召见库什纳。据悉，库什纳在致马克龙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法国反犹太行为增多的担忧，并指出法国当局未采取足够行动打击此类行为。目前，美方对此暂无回应。欧洲央行行长：独立性是央行有效履职的前提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24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独立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并警告称任何对其独立性的干预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她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施压美联储的背景下作出的上述表态。拉加德指出，“如果一家中央银行失去独立性，或者这种独立性受到威胁，它就会变得功能失调”，继而引发“不稳定，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她强调，独立性是央行有效履职的前提。韩国设立规模超100万亿韩元基金，发展AI产业等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发布“新政府经济增长战略”，计划以“人工智能（AI）大转型”和“超创新型经济”为目标推进企业主导的“三十大技术领先项目”。政府将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全面推动“AI大转型”，包括以建设“物理AI强国”为目标支持企业开展多项AI重点项目；利用AI技术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加强全民AI教育；加快完善AI相关基础设施。超创新型经济方面，政府将在材料与零部件、气候・能源・未来挑战、生物医药・文创内容・美妆・食品等领域推进15项重点项目。为支持相关战略，政府将设立规模超100万亿韩元（现汇率约合5167亿元人民币）的“国民增长基金”（暂译），用于发展AI未来战略产业、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技术与风投企业。英伟达机器人“新大脑”即将揭晓 8月24，英伟达机器人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预热推文，“你安排好时间了吗？2025年8月25日。”配图中是一个黑色礼盒，上面是一张写着“好好享受！”、带着黄仁勋签名落款的贺卡。至于礼盒中的内容，英伟达已在两天前发出了预告视频。在视频中，黄仁勋俯身在贺卡上写下“致机器人：好好享受你的新大脑吧！”，随后镜头切换至一个站在礼盒前的人形机器人，正拿起贺卡“阅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取消“星舰”24日试飞当地时间24日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宣布取消原计划当日进行的“星舰”第十次试飞任务，原因是地面系统（指发射台及其周边支持起飞的基础设施）出现问题。但在距离升空还有大约30分钟时，SpaceX在X上表示，"今天的第十次星际飞船飞行暂停，以便有时间排除地面系统的故障"。马斯克原本准备在周日火箭发射前提供有关星际飞船开发进展的最新消息，但一个占位直播流显示该消息已被取消。SpaceX 没有透露何时会再次尝试发射。过去类似的故障都在几天内得到解决。古尔曼：AirPodsMax或暂无升级计划自2020年底上市以来，AirPods Max的市场表现略显令人失望。这款耳机在发布前备受期待，但其高昂的价格以及较重的铝和钢材质设计让部分粉丝感到不满，他们一直期待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据马克・古尔曼在其《Power On》通讯中透露，AirPods Max目前处于一种尴尬的商业处境。其销量足以让苹果维持这款产品的销售，但又不足以让苹果投入大量工程资源进行真正的升级。苹果去年推出USB-C版本的AirPods Max，主要是为了满足欧盟的要求。从商业角度来看，苹果的音频团队更倾向于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的AirPods耳机产品以及为其他产品开发扬声器上。考虑到AirPods Max自5年前首次亮相以来，除了USB-C升级外基本没有变化，这相当令人失望。简而言之，如果你一直在等待AirPods Max的新版本，可能要失望了。古尔曼表示，粉丝们“可能还得继续等下去”。 Keurig Dr Pepper接近以180亿美元收购欧洲咖啡商JDE Peet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Keurig Dr Pepper接近达成以约180亿美元收购欧洲咖啡公司JDE Peet的交易。报道称，合并后的公司后续将分离饮料和咖啡业务。

格隆汇08-25 08:05

马斯克的聊天机器人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遭禁，归来后说马斯克“审查我”

。上个月，这个机器人在回答中无端加入反犹言论，引发网络风暴。Grok的X账号随后发表声明，为“许多人经历的可怕行为”道歉。今年5月，Grok又在无关问题中插入“南非白人种族灭绝”这一极右翼阴谋论，xAI将这一不请自来的回答，归咎于“一次未经授权的修改”。出生于南非的马斯克此前曾传播过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南非领导人“公然推动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当人工智能专家大卫·卡斯韦尔询问Grok是谁最可能修改了它的系统提示时，这个聊天机器人将马斯克列为“最有可能”的人选。随着科技平台减少对人工核查员的依赖，用户越来越多地使用包括Grok在内的AI聊天机器人来寻找可靠信息，但它们的回答本身往往也容易出现错误。研究人员表示，Grok此前在核实今年早些时候的印巴冲突以及洛杉矶反移民抗议等其他危机相关信息时，也出现过错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4 00:00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什么。这行不通。所以这是两码事。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它与憎恨占领者、憎恨压迫者有关，这是完全自然的。说到课本。我有个姐姐是教育工作者，她写了一本书，介绍以色列的教科书，以色列的学校课本，以及它们是如何将种族主义色彩系统化的。这是一篇学术文章，我的意思是，她是学术界的。她还与其他人一起研究了巴勒斯坦的教科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教科书等，必须得到以色列当局、欧洲人以及一大堆不同团体的批准，才能交给巴勒斯坦人使用。在耶路撒冷城的学校里，甚至还有另一层审查制度。如果你打开一本教科书，比如学校的课本，有时你会看到上面都涂黑了，因为有些术语、某些叙述、某些诗歌是不允许他们学习的。以色列的教科书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而巴勒斯坦人的教科书却要经过大量的审查。但这已经超出了教科书。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憎恨另一方。我是说，谁不会呢？今天有些人，有些犹太人，他们不会去德国。有些美国人也有憎恨的东西。我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不恨他们呢？这与反犹主义无关，因为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生活了几千年，生活得非常非常好。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斯普林克尔：我们漏掉了你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你的侄女被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炸死了。那是在我搬到以色列短期居住的两年前，我记得我听说本耶胡达街发生了一起爆炸，我想那可能就是她，你的侄女。因为我记得我去本耶胡达街的时候，人们都有点胆怯，爆炸就发生在那里。可能是同一个人，你能告诉我们吗？佩莱德：1997 年 9 月 4 日，三名巴勒斯坦人自爆，炸死了一群以色列人，炸伤了很多人。我 13 岁的侄女被炸死。当时我已经住在美国。这是个大事件。这是个大新闻，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但她是一位著名将军的孙女，同时也是一位一直呼吁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的人的孙女，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我立即飞了过去。葬礼在几天后举行，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我姐姐的公寓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报道此事的记者。有人问她复仇、报复之类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常问的问题。我姐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母亲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母亲身上。所以别跟我说孩子被杀了，还要杀更多的人。不该是这样回应的。第二，她说，我们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对此负责，因为当你压迫人民，当你杀害人民，当你杀害他们的孩子，当你逮捕他们的父母，当你像我们对待巴勒斯坦人那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结果。我们可以喜欢它，也可以不喜欢它，可以谴责它，也可以不谴责它，但这是我们以色列一手造成的现实。有趣的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也是总理。那是他第一次担任总理。他和我姐姐曾经是朋友，一起上学，所以彼此非常了解。我们与他和他的家人很熟悉。他要求前来吊唁，我姐姐告诉他不要来。我们不想在那里看到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动力，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因为我们做得不够的是，停下来，消化信息。我们从一个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这里的悲剧是，三个年轻人自杀了，还杀了一大堆人。等一下，是什么样的现实造就了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当然，从那时起，还有更多的死亡和悲剧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只抓住这一件事，停一停，想一想，会如何？因此，当我回到美国后——那时我已经住在美国——我开始探索与巴勒斯坦人会面的可能性。我从未见过巴勒斯坦人。就像我说的，我在耶路撒冷长大，但你只是从框架中看到巴勒斯坦人。他们在你的画面中进进出出，但你从未遇见过巴勒斯坦人。我开始参加各种会议和对话等等。最终，这成了是我踏上旅程的第一步。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旅程斯普林克尔：那是你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对吗？你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你去圣地亚哥参加了一个以巴联合集会。你不得不搬到圣地亚哥去见巴勒斯坦人。我听其他以色列人也说过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十年，却从未真正与巴勒斯坦人交谈过。我只是不明白这怎么可能。佩莱德：那就是种族隔离。尽管国家很小，种族分割而居。但正如你所知，隔离是非常完全的。我们不在一起，孩子们没有任何一起的活动。他们从不一起上学。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很漂亮，灯火通明，很现代化。而他们的城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的隔离是 100% 的。斯普林克尔：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我的问题的切入点是，考虑到你的犹太复国主义背景，你的成长经历，你能带我们回到你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吗？比如你的情绪，你的想法，你是在慢慢反思自己的立场吗？是否有一些阻力？比如说在圣地亚哥的集会上，第一次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听到了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反驳？佩莱德：我用两种方式来形容。第一种感觉就像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锯子把自己的手锯下来一样。因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其中很多重要人物，我们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所以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是，我必须把这归功于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多年后，他们现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巴勒斯坦社区允许我经历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就像一个婴儿放开一个扶手，然后在抓住下一个扶手前，迈出最初的几步。你必须非常耐心。正是他们的耐心、慷慨和热情，让我完成了这个过程。没有人指责我。从来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没有人因为我的背景、我的犹太复国主义根源等而让我感到不舒服或不好受。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慷慨和热情。不仅是我在圣地亚哥的巴勒斯坦朋友。在巴勒斯坦的经历也是如此，在我无数次的访问和接触中，在参加抗议活动和一切活动中，我都感受到了这一点。这让我迈出了几小步。我不得不放下一些我知道或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不仅仅是放下，而是拒绝它，寻找其他东西，因为，等等，我是谁？我的身份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对吗？我的意思是，我得弄清楚我是谁，我的信仰是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该怎么做，这不是救赎的问题，而是我该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些发生的可怕事情？我该如何补救？我该如何参与？我的书出版后，我了解到，因为我的背景，我的声音有作用。于是，我开始演讲和写作，因为我的背景，人们倾听，我有了听众。所以我用我的声音和我的写作来发挥作用。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斯普林克尔：是啊，你对自己的观点毫不隐晦。这可能很危险，对吧？我是说，你的观点是如何被接受的？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说了任何关于以色列的负面言论，你就会被指责为哈马斯的支持者，或者反犹主义者，或者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猜，是一个自我仇恨的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你的活动进行得如何？佩莱德：好吧，也许我失去了一些朋友。我的家庭内部会有一些严重的矛盾，但我得到的朋友比失去的要多，这是肯定的。我要说，这个社区，全世界声援巴勒斯坦的社区，都是一些最亲切、最棒的人。我有朋友，有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整个巴勒斯坦都有巴勒斯坦人朋友，我了解他们，爱戴他们，尊重他们，我愿意跟随他们赴汤蹈火。我们的合作非常密切。事实上，我们可以谈谈我现在在华盛顿特区管理的这个组织。我是说，没有他们的声音，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老实说，当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被困扰。如果有人想进行严肃的对话，我当然很乐意。如果有人想说我自我憎恨这个，自我憎恨那个，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不恨我自己。说说犹太人，我有很多朋友和活动家朋友都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比如，伊兰·帕佩，仅举一例。那些恶毒的批评确实很疯狂，但这是荒谬的。仇恨和压制理性声音（我认为是理性的声音）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而且情况越来越糟。毫无疑问，现在什么都被说成是反犹太的。说自由巴勒斯坦是反犹太的，说正义是反犹太的，说从河到海是反犹太的。哇，哇，哇，哇，哇！反犹主义过去是指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但这不是更高级的种族主义。都是同样货色，种族主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并不是说犹太人有种族主义就比一般人有种族主义更糟糕。大多数人都有种族主义倾向。但现在你反对的是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就像我之前说的，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它建立了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国家。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人发疯，但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你看看这些罪行的定义，并将它们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吻合的。因此，如果说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反犹太，那一定是疯了，因为这完全说不通。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我们应该拒绝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它们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摒弃。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都应该零容忍，没有商量余地。但他们却制造了这样的无稽之谈，你知道，你可能会因为采访我而被指责为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这太荒谬了。绝对荒谬。斯普林克尔：是啊，这真的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了。这就像如果我批评美国政府，而我的确批评，那会让我怎么样？对所有美国人都怀有仇恨？这根本说不通。我们批评各地政府，我们应该批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绝对应该批评政府，但这与政府高层某些人的种族构成无关，也与那些支持某种有问题的意识形态的人无关。你在演讲时经常会受到哪些批评？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相信了哈马斯的宣传？或者这样、那样？当你分享你的观点时，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反复回应的一些常见问题是什么？种族灭绝的意图佩莱德：一般是，哈马斯怎么办？或者说，他们输掉了战争，活该！通常涉及的边缘问题都很荒谬。我是说，哈马斯怎么办？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一个由许多巴勒斯坦人投票支持的世界组织。它是一个抵抗组织，它的成立只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被杀戮和压迫。如果这样的现实不存在，就不会有哈马斯。为什么会出现抵抗组织？就是为了反抗压迫，反抗对人民的杀戮。因此，如果我们不喜欢哈马斯，不喜欢抵抗组织，不喜欢武装抵抗，不喜欢这样那样，那就让我们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结束占领。让我们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让难民重返家园，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问题不在于对问题的反应，问题在于存在着一个占领了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政权。这才是问题所在，也是你们遭遇抵抗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有哈马斯、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和所有其他组织。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种族灭绝是二战后由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的一种罪行，它被接受了，对吗？我相信是在 1949 年。它被接受为一种罪行。种族灭绝罪的定义非常明确。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定义与过去 77 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过去近两年在加沙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你可以自己看。事实上，加沙现在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我认为的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范围。这些罪行是在二战后、大屠杀后被定义的，当时全世界都觉得我们需要做很多，我们需要发现这些罪行，我们需要让政府为如此可怕的罪行负责。我不认为他们预见到像现在发生在加沙这样可怕的事情，饥饿，人们死于脱水，人们、儿童仅仅因感染而死亡，因为没有肥皂。肥皂不被允许进入。然而，离这个被称为加沙地带的死亡集中营仅一分钟车距的地方就有丰富的资源。巴勒斯坦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水，有食物，有药品，有医院。但集中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却被禁止使用这些资源。因此，人们谈论，是啊，他们应该允许更多的卡车进入。他们不允许卡车通行。他们不需要卡车。二战结束后，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集中营里的其他人并不需要援助。我的意思是，他们也需要援助，但他们需要解放，对不对？巴勒斯坦人需要解放。加沙集中营必须解放，这样那里的人们才能去国家的其他地方，获得那里的丰富资源。但毫无疑问，如果你看一下种族灭绝罪的定义，再说一遍，这些词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抛出。你应该读一读拉斐尔·莱姆金，读一读罪行，他们自己的法规，读懂罪行，罪行的定义，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毫无疑问，也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因为要定种族灭绝罪，你必须证明意图，这是非常棘手的。好吧，你炸了一次大楼，杀了几个公民，也许并没有意图。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长年累月地这样做，我认为意图非常明显。另外，如果你听听那些言论，我读希伯来新闻，我听电视节目，我听政治家和街头民众的访谈，还有那些话题人物等等。种族灭绝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甚至没有试图掩饰。因此，有种族屠杀是毫无疑问的。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也是毫无疑问的。斯普林克尔：我记得大概是 2024 年 1 月，那是 10 月 7 日之后的几个月，我读了南非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长达 90 页。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那时人们把种族灭绝挂在嘴边。我不确定。我想，这是不好的，这是可怕的。这可能是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可是，它是种族灭绝吗？但读了那份报告后，正如你说的，我发现这是广泛的行为，有 10 页纸的内容记录了以色列领导人或其他方面明显的种族灭绝的声明，所以有很好的意图记录，然后显然也有很好的结果记录。我认为人们所纠结的是，他们认为种族灭绝意味着一个国家、政府或军队会使用尽可能多的权力来杀死尽可能多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说，嗯，他们没有……当然，有 8 万死亡人数，这很糟糕。但他们可能会说，那里有 200 万人。以色列有能力杀光他们吗？有可能，他们有核武器，对吧？他们还没有使尽全力，他们杀的人没有他们能够杀的那么多，因此，这不是种族灭绝。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不是种族灭绝的定义。它不是用尽可能大的力量尽快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他们很有策略。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比他们已经走的更远，那么你会有更多的国际压力。佩莱德：那个估计，你说有 8 万人，被统计的数字通常是被枪杀的人数。人们死于脱水，儿童死于脱水，儿童奄奄一息，反对种族灭绝的医生和其他去过那里的团体都提供了证词，其中很多人我都见过面。首先，他们没有设备。他们不被允许携带任何设备。他们甚至连洗手液都不能带进去。想象一下一个医生在没有洗手液的情况下做手术。这会造成感染。所以，你可以处理伤口，但病人会因感染而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很多儿童仅仅因为感染而死亡。有一位出色的护士拉娜，她去了（加沙的）很多地方。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去医院的情景，她治疗了一个病人，在病人出院时，她对病人关照：回家后多喝水，清洗伤口，换创可贴。然后当她说这些的时候，她意识到那里没有家，没有水，没有肥皂，没有创可贴，什么都没有。她刚刚治疗过的这个病人很可能会死于脱水或感染，因为没有办法治疗感染。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种情况，仅仅是简单的感染，而更糟糕的是，在五分钟车距的集中营的另一边，在栅栏的另一边，什么都有。那里物资丰富。打开栅栏，让人们获得资源。但是，让人们死于感染，让人们死于脱水或饥饿，比直接枪毙他们代价小多了。因此，这是战略性的。这残忍得令人发指，但却很有策略。他们不停地轰炸、杀戮、轰炸、杀戮。现在他们在食物领取区杀人，就像缸里的鱼，一天杀 100 或 150 人，但它非常非常策略。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计算”出来的。这还不算在约旦河西岸被杀的人。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被杀害——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人每天的死亡人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你把这个数字乘以这么多年的时间，这简直是疯狂的。【延伸阅读】【重磅长篇】“大规模杀人工厂”：以色列军队蓄意杀害平民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这非常可怕。就像我说的，我不知道那些定义种族灭绝罪的人是否想象过如此可怕的残酷，尽管他们是根据大屠杀的经历写的。斯普林克尔：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国际上继续施压，情况会怎样？如果你去看看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那里的情况更复杂，或者看看德国。我的意思是，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你认为在六个月后，或两年后的某一时刻，总该有个结局吧？不是说整个国家发生的所有事情，至少对加沙来说，总得有个交代。你认为会对战争罪进行审判吗？你认为内塔尼亚胡会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佩莱德：我认为世界还不够震惊，因为没有行动，没有制裁。直到严厉的制裁，武器禁运，直到以色列受到抵制，以色列外交使馆被关闭，大使们被遣送回国，直到特拉维夫的使馆被关闭，所有国家的人民把他们的大使召回国。在这些发生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只要世界还纠缠于种族隔离或以色列国这个问题中，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人们还说“我相信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我允许这一切继续下去”，这种可怕的种族灭绝，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不会停止的。不会有一个不同的以色列。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这个非营利机构“巴勒斯坦自由之家”的立场，或者说我们所传播的信息是，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稳定、民主和人权正闪亮地照耀着我们，它就在我们眼前，但它与种族隔离国家势不两立。种族隔离国家必须解体。必须严厉制裁。必须抵制以色列。他们必须被踢出奥运会和国际足联，就像当年对待种族隔离的南非一样。他们必须屈膝投降，种族隔离的国家必须被一个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所取代——所有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不是什么魔术。全世界都必须站起来这样做，除非我们作为选民要求我们的政府这样做，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尽管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人们在抗议，写文章反对，称这是种族灭绝，但我们离成功还远着呢。除非我们站出来，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仅要以选民的身份站出来，还要以消费者的身份站出来。除非我们要求媒体诚实，除非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采取行动，立即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最严厉的抵制、武器禁运、在加沙上空设立禁飞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结束这一切。然后才是从种族隔离国家和平过渡到权利平等的真正民主国家。必须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90% 的巴勒斯坦囚犯是政治犯，这是巴勒斯坦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是领袖。这些人才能领导未来的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什么魔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要么让种族隔离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直到它以某种方式内爆，因为种族隔离国家本身就处于混乱状态。要么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一起斗争，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巴勒斯坦人可能被枪杀、被杀害、被饿死、脱水而死，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没有追索权。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没有人倾听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们。他们没有保护。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没有任何实体保护他们。就像我之前说的，除非种族隔离国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权利，否则变化不会发生。以色列的控制斯普林克尔：你在华盛顿，你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美国精英会如此广泛地支持以色列国？我认为除了一个共和党议员外，其他共和党人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民主党这边有些人对以色列采取批评态度，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是唯一一位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美国精英的控制？佩莱德：我想，有几个问题。首先，美国的教育体系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体系。所以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关于巴勒斯坦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把它和巴基斯坦混为一谈。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即使听说过，也是在新闻中偶然听到的，可能是关于恐怖主义或战争之类的。你不会在学校里了解巴勒斯坦。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你在学校学习《圣经》故事，好像它们就是历史。你在学校了解大屠杀。你在学校了解以色列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那里没有巴勒斯坦。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勒斯坦。以色列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伟大的希伯来人的后裔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说法在历史上都是有问题的，但美国人就是这么学的。这已经造成美国人亲以色列了。除此之外，从文化、媒体、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以色列的存在感都非常、非常、非常强。再看看慈善事业及一些最慷慨的学校捐助者。我在圣地亚哥时，雅各布斯(Jacobs)家族拯救了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这些人都是慷慨的好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他们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且如此慷慨，谁会告诉他们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呢？现在，人们知道了这些，会问，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还只是个地基。在此基础之上，以色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遍布整个美国。每个州都有一个组织，比如弗吉尼亚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德克萨斯州以色列什么什么委员会。他们审查教科书，审查社会研究(social study)这个课程的教科书。他们是真的审查教科书，并为教授社会研究的教师提供课程材料，以教授“正确的东西”。他们无处不在。还有华盛顿特区的 AIPAC，AIPAC不是唯一的一家。还有一大堆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几乎就住在国会山。（他们应该支付租金。）他们多如牛毛，就像家具一样，他们确保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他们非常引人注目。他们也有能力影响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在竞选公职时，没有遵循犹太复国主义的路线，结果丢了饭碗。这就是他们如此强大的原因。100 多年来，他们一直做得很好。你知道，我的祖父就是这批外交官中的一员，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全世界跑，传播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他曾作为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纽约生活过，等等。这些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计划和战略上，在筹集资金以表达他们的观点上，他们非常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如此大规模的支持。信仰的畸变斯普林克尔：前不久，我读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以色列游说团》(The Israel Lobby)一书。这是过去五年里我读过的最令人不安的书之一。我认为它记录得非常详实。当然，他也因为写这本书而遭到猛烈抨击。米科，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是教徒吧？至少你不是基督徒？佩莱德：我不是。斯普林克尔：大规模的福音派基督教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我很想知道你局外人的观点。你对此有何感想？佩莱德：我认为这很糟糕。我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畸变。这是信仰的畸变。我无法理解，我不可能理解。当有人对我说，在加沙发生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上帝认为是可以的，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上帝向人们许诺了土地，这就是建立种族隔离国家的理由，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甚至不知道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斯普林克尔：是吗？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佩莱德：一年前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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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许多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在加沙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

太复国主义组织关系疏远，这些组织指责他反犹，他对此予以否认。些观点也成为他在初选中对手攻击的靶子，包括正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的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曾代表长岛和皇后区部分地区的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史蒂夫·以色列表示，曼达尼赢得初选对一些犹太纽约人来说是“身处《阴阳魔界》一般的情形”。 “曼达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远远偏离了犹太社群的主流，而讽刺的是，他在经济问题上的进步立场本来可以赢得犹太选民的多数支持，”他说，“但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激烈态度，让那些原本可能支持他的选民无法原谅。” 然而，曼达尼的这些立场，并没有阻止他在初选中击败他最接近的对手科莫，取得压倒性胜利。要准确判断有多少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并不容易，即使是在纽约，犹太人口的数量也太小，难以通过多数民调精确衡量。在正统派犹太居民聚集的社区，选票几乎压倒性地投给了科莫，他还赢得了布朗克斯的里弗代尔等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支持。但在正统派以外的社区，犹太人口通常不够集中，无法通过选区级投票数据进行分析。不过，曼达尼取得的胜利范围广泛，显示出他得到了来自多个群体的支持。而且在选前的民调中，尽管支持率普遍被低估，他在犹太选民中也获得了两位数的支持率。排序选择投票的数据显示，那些把市主计长布拉德·兰德列为第一选择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把曼达尼列为备选。兰德是纽约市政府中级别最高的犹太官员，他在竞选中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初选中与曼达尼互相背书。曼达尼的新闻主管、同时也是他众多犹太顾问之一的杰弗里·勒纳发表声明称，“尽管共和党人和亿万富翁阶层不断散布恐慌言论，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纽约人在6月的初选中自豪地投票支持佐赫兰，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一个周六的活动中，曼达尼对住房负担问题的关注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有20多个犹太家庭聚集在展望公园，参加由“犹太人争取种族与经济正义”组织举办的“安息日亲子活动”，了解城市公共交通情况。这个激进组织是曼达尼竞选的支持者。 “作为犹太人，我为投票支持他感到自豪，”37岁的艾米丽·霍夫曼说。当时孩子们正围绕着一辆纸板做的大巴车读书、唱歌、玩耍，这辆车象征着曼达尼竞选中承诺实现的“让城市公交快速且免费”。她说，“人们对佐赫兰有一种默认他反犹的偏见，这既是因为他的种族和族裔身份，也因为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当选，曼达尼将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霍夫曼表示，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画面令她极度震惊，那些影像让她联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了解大屠杀时看到的照片。她称曼达尼认为以色列应给予所有宗教信仰者平等权利的观点是“常识性的立场”，并说：“如果你反对这一点，那你就不站在正义的一边。” 最近在纽约西汉普顿比奇的汉普顿犹太教堂，科莫表示，曼达尼的胜利既得益于年轻选民的支持激增，也反映出年轻人对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科莫，去年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名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法律团队。在发言中，科莫宣称超过半数犹太初选选民投票支持曼达尼，但他并未提供证据。他向这个以年长富裕成员为主的会众呼吁支持。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反以色列，”根据犹太新闻机构《Forward》发布的录音，科莫说。“在他们看来，反以色列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他们也很有动力去投票。” 尽管曼达尼确实带动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但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年龄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观点：批评以色列并不等于反对犹太纽约人。 57岁的莉萨·考恩是住在展望高地的慈善机构主管，她是犹太人，在选票中把曼达尼排在兰德之后作为第二选择。她称赞曼达尼专注住房负担问题，并称他为竞选带来了“积极的氛围”。她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他对以色列的言论，因为她认为曼达尼“是个有层次的思考者”，“是真正热爱纽约和纽约人的人”。曼达尼表示，打击反犹主义将是他担任市长后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把打击仇恨犯罪的预算提高800%。他还分享了自己遭遇反穆斯林歧视的经历，包括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大量威胁，迫使他聘请额外保安。考恩说，曼达尼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让他能理解犹太纽约人面临宗教偏见的感受。她认为，比起用词风格的争议，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以色列、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太复杂了，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也很难说出‘正确的话’，”她说，“甚至那些对他愤怒的犹太人也会说，‘我也无法忍受以色列政府。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 况且，“他作为市长的工作中，0%的内容会涉及以色列，”她说。“说实话，我和谁都在以色列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选市长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 尽管美国犹太人群体本身具有多元性，其中一些成员对这场战争的担忧却十分深切。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持续近两年，让整个地区变成废墟。随着反对声音加剧，一些极端分子以这场战争为借口在美国制造反犹暴力事件，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均有发生。这一背景让一些犹太选民对一位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市长感到深深的不安。帕克斯洛普社区改革派犹太教堂贝斯·伊洛希姆会众的拉比瑞秋·蒂莫纳表示，她所在社区里，对曼达尼既有热情，也有警惕。 “我看到很多犹太人真的为他感到兴奋，”她说，“也看到很多犹太人对当下犹太人在美国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感到极度担忧。” 还有一些犹太领袖的反应则更加警惕。曼达尼胜选后，汉普顿犹太教堂主席兼创始人、拉比马克·施奈尔在电邮中称他为20世纪初奥地利政客卡尔·卢埃格尔的翻版，后者的政治主张曾被认为为纳粹党铺路。 “曼达尼的当选是自卡尔·卢埃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以来，对犹太城市人口最严重的生存威胁，”他写道，“犹太领袖必须团结起来，防止纽约市发生大规模的犹太人迁离。” 面对反对声，曼达尼在胜选后主动与纽约市各地犹太社区领袖展开接触，包括知名拉比和民选官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他在曼达尼赢得初选后立即表示支持。他还对“全球化起义”这句口号的态度有所调整。他在6月曾拒绝谴责这句话，称自己从未使用过它。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争取自由的呼声，但许多犹太人认为这是对反犹暴力的支持。上个月，曼达尼表示他会“劝阻”人们使用这句口号。 “曼达尼一直在倾听犹太人的关切，并且在调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拉比蒂莫纳说。不过，一些犹太领袖对他的回应仍持冷淡态度，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影响初选中反对他的犹太选民。但曼达尼的犹太支持者表示，他们对“必须支持一个更亲以色列政府的候选人”的暗示感到反感。他们说，这种假设在各处都有体现——从质疑曼达尼如何在一个犹太人众多的城市赢得胜选的新闻报道，到科莫利用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批评争取犹太选民的行为。 “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初选期间在帕克斯洛普为曼达尼拉票的28岁的鲁比·埃德林说，“这真的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还是在坚持某种早已过时、但如今在纽约已不适用的亲以色列立场作为检验标准？” 一些支持曼达尼的犹太人表示，这种假设实际上根植于关于“忠诚度双重标准”的反犹刻板印象。 “这个社群常被简化为一个支持外国政府的整体，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犹太人为和平行动”组织的政治主任贝丝·米勒说。该组织在初选初期就公开支持曼达尼。“佐赫兰是少数几个能真正看到犹太社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候选人之一。”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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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加沙饥荒引发全球愤怒，内塔尼亚胡的政策让人们对以色列越来越厌恶

持哈马斯必须被消灭，批评者往往被他批为反犹分子，并认为西方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在奖励哈马斯。 “以色列通常的看法是，这场危机只是另一个暂时的问题，”以色列政治分析人士纳坦·萨克斯说，“但这是对世界形势的误判，因为正在加速全球对以色列态度的转变，尤其在年轻人当中，影响深远。” 随着加沙饥饿问题引发的愤怒情绪加剧，以色列正面临成为国际弃儿的风险。虽然2023年哈马斯主导的致命袭击在许多以色列人心中仍是历历在目、极具震撼的事件，但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加沙惊人死亡下的毁灭和饥荒正变得更加迫切和清晰。尽管以色列试图建立自己的分发体系，但混乱和伤亡不断，而饥饿问题反而恶化。大量加沙人在争抢食物时被以色列杀害。即使以色列已数次重新控制加沙大部分地区，但战争将如何结束仍无人知晓。联合国数据显示，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6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内塔尼亚胡至今未说明他对加沙的设想，或者应该由谁来取代哈马斯治理。他也拒绝与最可能提供帮助的国家接触——包括波斯湾国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特朗普依然坚定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过去曾给予内塔尼亚胡几乎无限的自由度。但即便是特朗普，也似乎被加沙饥荒的视频震惊，他的一些铁杆支持者也开始公开质疑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中东项目（U.S./Middle East Project）主席、曾在以色列前工党政府任谈判代表的丹尼尔·列维表示，围绕以色列是否正在实施种族灭绝的讨论，反映出“世界对以色列认知的某种根本性变化”。他指出，文化层面的剧变愈加明显，在歌剧院、音乐节等场所出现了反以色列、亲巴勒斯坦，甚至带有反犹倾向的示威活动。比莉·艾利什、爱莉安娜·格兰德等流行歌手也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停火并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 “以色列长期以来认为，只要我们大声地强调反犹主义和大屠杀，所有问题都会自行消失，”丹尼尔·列维说，“但时代精神正在转变，以色列这种愤怒表达的策略，只对越来越小的一部分人还有效。” 民意调查反映了这种变化。皮尤研究中心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以色列的看法转为更加负面。如今有约53%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表达不满，哈马斯袭击前这一比例为42%。其中，表示“非常不满”的人群比例，从2022年的10%上升到今年的19%。另一项皮尤研究中心上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有20国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希腊、印度尼西亚、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这一比例高达四分之三甚至更多。年轻人中的负面看法比例更高，而美国的代际差异尤为明显。分析人士纳坦·萨克斯指出，以色列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欧洲领导人或最激烈批评者的立场， “对以色列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他们要么不了解情况，要么觉得这件事太有毒，不愿参与其中，”他说，“原本可能支持以色列的一般人，如今宁可保持距离。” 以色列国家安全事务前副顾问查克·弗雷里希表示，内塔尼亚胡未能及时意识到局势的变化及对以色列的代价。由于以色列不允许外国记者独立进入加沙，外界很难了解加沙的全部真实情况。但援助组织报告称，营养不良和饥荒现象正不断加剧。 “关于加沙的困苦，甚至有限数量的饥荒现象，确实有一些真实性，反应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反犹主义因素，”弗雷里希说。 “但无论起因如何，这都无关紧要，”他补充道，“关键在于，以色列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国际弃儿，而以色列无法承受这样的处境。” 他表示，以色列需要外交支持，而以色列裔美籍教授和分析人士伯纳德·阿维沙伊则指出，以色列还急需与欧洲和美国维持良好的经济关系。 “以色列在全球化上下注巨大，其经济命脉取决于技术精英能否在发达国家找到合作伙伴，”阿维沙伊说，“如果这些企业在全球被冷遇，会发生什么？” 阿维沙伊指出，西方世界多年主动压制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地行动的批评，这种压抑积累的愤怒如今在加沙问题上彻底爆发。 “加沙正在发生的事令人震惊”，这让人们不愿前往以色列，也不愿与那里的科学家和企业合作，“对以色列经济来说，这已经是毁灭性的。” 在公众反应和自身挫败感推动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周三也表示，加拿大将做出同样决定。英国首相斯塔默虽表示承认条件尚未成熟，但这些表态已反映出西方国家对这场战争及以色列立场的看法正在迅速转变。承认尚未实际存在的巴勒斯坦国，更多是一种象征性姿态——已有147个国家承认。但如果英国和法国也加入，将使美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未承认的国家，届时华盛顿很可能不得不动用否决权。尽管特朗普仍将停火破裂归咎于哈马斯，但他现在似乎明白，内塔尼亚胡并无结束战争的意愿。要实现持久停火，内塔尼亚胡将被迫对加沙未来作出政治选择，这可能导致他的执政联盟瓦解，这个联盟依赖极右翼政客的支持，而这些人主张吞并加沙并赶走巴勒斯坦人。为了回应外界批评，哪怕只是短暂停止敌对行动、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内塔尼亚胡上周也不得不在安息日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因为极右翼部长在那天无法出席。马里兰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杰弗里·赫夫表示，学术界和社会整体正转向反犹太复国主义，他预计这种趋势将持续。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没有意识到，这场与哈马斯的战争也是一场叙事上的政治较量。 “如今的反弹，说明以色列操作失误，落入了哈马斯长期以来利用加沙人苦难获取政治利益的陷阱，”他说。赫夫指出，二战后，同盟国向德国平民提供援助，宣称他们从疯狂的独裁政权手中解救了德国人。 “以色列本应像当年同盟国解放德国人一样，帮助加沙人民脱离哈马斯，”他说，“但现在，全世界都在憎恨以色列。”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1 00:00

MAGA代表人物泰勒·格林称加沙发生种族灭绝，与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分道扬镳

曾试图对特莱布进行谴责，理由是她参与“反犹活动”，当特莱布在一次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中谈到加沙“非人的处境”，呼吁“解除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格林指责她“同情恐怖分子”。那次谴责行动最终失败。周日，格林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她可以“毫不含糊地说，10月7日无辜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是可怕的。正如我同样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无辜的加沙人民和儿童所遭受的事情也是可怕的。”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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