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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ax Foundation】拜登政府的前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表示，特朗普法案带来的效果远非赤字中立，他们在计算数字的时候有很多花招。原文链接

EC）对数字资产的监管权。此举是对前拜登政府时期SEC主席加里·根斯勒严格监管政策的重大逆转，后者曾主张将大部分加密货币视为证券，纳入SEC严格监管范围，导致市场创新受限。参议员辛西娅·卢米斯表示：“新法案将为加密行业提供清晰的规则，促进美国重新夺回全球加密市场的领先地位。”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奇·希尔则强调，同步推进稳定币法案《天才法案》与市场结构法案是行业优先选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对此持开放態度，称合并两项法案可能更符合行业需求。 Robinhood首席执行官弗拉德·特涅夫指出：“监管进步将推动美国加密行业赶超欧洲等市场，重塑全球竞争力。” 法案主要内容监管机构预期影响稳定币法案（天才法案）规范稳定币发行与交易 CFTC主导增强市场透明度，吸引机构资金市场结构法案明确数字资产为商品或证券，简化交易所注册 CFTC主导，SEC权限减少降低合规成本，促进创新加密市场影响与展望停火协议与立法进展的双重利好推动了加密市场的全面反弹。比特币交易量激增6.9%，达528亿美元，市场情绪从避险转向乐观。然而，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退，若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再起，比特币可能面临回调压力。立法方面，新法案若通过，将为加密交易所提供更宽松的合规环境，吸引更多传统金融机构入场。例如，Digital Asset公司近期获高盛、BNP Paribas等1.35亿美元融资，计划扩展其面向金融机构的Canton区块链网络，显示传统金融对加密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市场专家分析，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暗示降息，比特币可能进一步上涨至110000美元。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表示：“新法案将为加密行业注入确定性，助力美国成为全球加密创新中心。” 然而，反对声音认为，放松监管可能增加市场波动风险，需警惕潜在的投资者保护问题。编辑总结伊朗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与美国加密货币立法的双重利好，推动了比特币等数字资产价格的强劲反弹，反映了市场对地缘政治缓和与政策宽松的积极反应。停火协议缓解了投资者对中东冲突的担忧，资金回流风险资产，而即将投票的法案则为加密行业提供了更清晰的监管框架，有望吸引更多机构资金。然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与监管细则的不明朗仍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及7月7日众议院投票结果，合理配置资产以平衡风险与机遇。 2025年相关大事件 6月24日：伊朗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比特币突破105000美元，全球股市与加密市场同步上涨，风险偏好回升。 6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天才法案》，为稳定币提供监管框架，成为加密行业立法里程碑。 5月15日：比特币价格因中东冲突升级跌破100000美元，避险资产如黄金和债券受到资金青睐。 4月30日：高盛等机构向Digital Asset投资1.35亿美元，加速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3月10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启动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听证会，讨论CFTC与SEC监管分工。国际专家点评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迈克尔·威尔逊（6月25日）：“伊朗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为加密市场注入了短期动能，比特币突破10.6万美元反映了风险偏好的快速回升，但投资者需警惕潜在的冲突反复。” 花旗集团全球市场主管琳达·张（6月24日）：“美国加密法案的推进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CFTC主导的监管框架将降低合规成本，吸引更多机构资金入场。” 高盛数字资产研究主管詹姆斯·布特（6月20日）：“稳定币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加密监管的转折点，市场结构法案若落地，将进一步推动比特币等资产的机构化投资。”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总裁艾米·卢（6月18日）：“地缘政治缓和与监管宽松的双重利好推高了比特币价格，但长期稳定性仍需依赖全球宏观经济环境。” 巴克莱资本市场分析师克里斯·霍尔（6月15日）：“新法案的潜在影响深远，但放松监管可能引发短期市场波动，投资者需关注CFTC的执行细则。”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26 00:11

决定纽约市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大爆冷门，年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绝杀建制派科莫

任内推动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时任副总统拜登批评后重建拉瓜迪亚机场等政绩。他在时长达17分钟的竞选启动视频中，描绘了一幅城市凄惨景象，并花大量时间攻击乐观的对手，而不是激发纽约人对未来的希望。纽约人多次要求城市朝不同方向发展。科莫把重点放在经验、管理能力以及对特朗普的强硬立场，但在选民最关心的住房负担问题上，不如曼达尼突出。科莫的过往记录也带来了沉重包袱。他在2021年因总检察长调查发现性骚扰11名女性而被迫辞职，尽管他否认指控。科莫还被指控隐瞒新冠疫情期间疗养院的死亡人数，目前据称正被特朗普政府调查，涉嫌在去年国会作证时说谎，他同样否认并称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反对者表示，科莫制造了许多他现在声称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公共交通管理不善、削减公共雇员福利、削减无家可归者服务资金等。科莫原本是夺冠大热门，数月来一直在所有民调中领先。但他的支持率基本稳定，而曼达尼则逐渐上升。爱默生学院在选前一天发布的民调显示，科莫在第一轮得票最多，但在排名投票计算后，曼达尼最终反超获胜。近年来全球多地选举显示，选民对建制派感到厌倦。在纽约市，没有人比科莫更具建制派象征意义。他的父亲马里奥曾在1983年至1994年间担任州长。出生于1991年的曼达尼如胜利将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年轻的纽约市长。这位印度裔穆斯林出生在乌干达，7岁时移民到纽约，若能当选，将为纽约市创造多个历史首次。支持科莫的批评者称，曼达尼扩大全市公共服务的计划是幻想，因为这些措施需靠州长批准的税收增加来提供资金，而州长不太可能同意。他们还抨击曼达尼缺乏管理经验。他在2020年当选州议员，只有一个5人团队的管理经验。如果当选，他将面对管理纽约市30万名公职员工的巨大挑战。曼达尼则把竞选本身当作回应。他表示，如果下周获胜，将是顶住了城市大多数工会、地方党派领袖、媒体社论以及地产和金融高管的反对。本月早些时候，曼达尼在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同出席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每次有人把我拉到一旁，善意地低声说‘你其实已经赢了’时，我只能说，对不起，道义上的胜利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竞选将在6月24日获胜——全靠你们每一个人。” 前市长白思豪对曼达尼的胜利表达了喜悦。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喜欢我所看到的一切”，并配上三个爱心符号。白思豪一直是科莫的激烈批评者，并公开表达了对曼达尼的欣赏。曼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白思豪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纽约市市长。纽约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位全国进步派旗手，也是曼达尼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在X平台上发文祝贺他。她写道：“亿万富翁和说客投入了数百万资金反对你和我们的公共资助体系。而你赢了。” 共和党今年没有市长初选，但还未等选举结果出炉，就已开始利用曼达尼来攻击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党。纽约州共和党主席艾德·考克斯称曼达尼的胜利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显示出民主党已经多么左倾、多么脱离现实。” 以上内容整理自Politico和纽约时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美国稀土自由需“一代人”的时间！前国务卿：中国在经济上并不占据上风

性，我们相互依存，”他说。坎贝尔曾在拜登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他为前一届政府在减少美国对华经济依赖方面的努力辩护。当前，美中两国在全球贸易中持续博弈，各国也在努力适应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事实证明，要实现稀土和其他供应链的多元化，难度极高，”坎贝尔指出。这位前副国务卿表示，他希望支持现任政府取得成功，但也对特朗普总统在关税战中将打击目标同时对准美国盟友与对手（如中国）感到担忧。 “我认为其中一些措施缺乏良好构思，也制造了很多混乱，”他说，“目前看不出有长期战略。” 坎贝尔现任咨询公司The Asia Group董事长。他还表示，现在判断美军对伊朗核设施打击的效果还为时过早，并对以色列与伊朗停火协议能否在短期后继续维持表示悲观。 “我们对伊朗有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他们记仇，总有一天会进行报复，”他表示。谈到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最近的军事冲突以及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巴基斯坦高级军事官员一事，坎贝尔对美巴关系升温的表象表示怀疑。“我不认为我们在战略上应该与巴基斯坦更深入接触，”他说。“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更关注与中国以及偶尔与俄罗斯的合作。” 坎贝尔强调，美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上。“在21世纪，美国最关键的双边关系很可能是美印关系，”他说。“如果印度认为我们在战略上倾向或回到了与巴基斯坦的合作，他们将在新德里产生焦虑，而这不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

超启06-25 18:21

“这是一件好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支持美国加密货币法案

进行。” 数月来，共和党议员一直在调查拜登政府时期“去银行化”的指控，寻求澄清某些个人和实体是否因参与包括加密货币在内的特定行业而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去年对“去银行化”的认识日益加深。鲍威尔说：“在2024年期间，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他补充称，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紧迫。

风枫06-25 09:32

特朗普喊话多少次让鲍威尔降息？鲍威尔为何不降？

金色财经06-24 16:56

伊朗报复箭在弦上，超级油轮紧急掉头！美国本土也危险了？

会诉诸他们最初的策略——恐怖主义。此前拜登政府领导下的边境危机只会加剧美国境内恐怖组织的威胁，他们会在美国国内伤害美国人。声明指出：“如果伊朗领导层发布宗教裁决，呼吁对本土目标实施报复性暴力，那么本土暴力极端分子独立动员暴力应对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另外，《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已经发现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准备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的迹象，“可能”还包括在叙利亚的美军基地。这些未被点名的武装组织迄今尚未发动袭击，伊拉克官员正在努力劝阻民兵组织采取行动。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上周日早些时候表示，德黑兰对美国袭击的回应时间、性质和规模将由武装部队决定。伊朗的反应能力可能会受到其经济实力的限制，其通胀率约为40%。伊朗在国际上也基本处于孤立状态。虽然俄罗斯等盟国谴责以色列的袭击并警告美国不要干预，但它们几乎没有向德黑兰提供具体的支持。风险咨询公司Rane Network的中东和北非高级分析师Ryan Bohl说：“德黑兰现在处于噩梦般的境地。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同样危险。从根本上说，投降会招致内部挑战；反击则会招致美国公开的空袭行动，其目的可能是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金融界06-23 13:37

周末重磅要闻出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被查；美军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中东股市集体大涨，国际加密货币则集体暴跌

”，并严厉抨击其对通胀成本的抱怨源于“拜登政府造成的经济问题”。他表示，鲍威尔应通过降息来为美国做出“最大、最好的贡献”。

金融界06-22 18:47

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国防支出，东京不满，决定取消日美年度安全会议

，而减少在亚太地区的投入。这一立场与拜登政府推动欧洲盟友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向中国释放统一威慑信号的做法完全不一致。日本防卫省拒绝就会议是否被取消发表评论，并表示尚未决定下次“2+2”会议的时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等权力工具遭受一些打击，整体仍可运作。拜登政府上台后在某些方面恢复了部分能力，比如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重振了美国情报系统。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破坏将很难逆转。人员流失规模和范围远超第一次，许多原本在首任期幸免的领域也失去了专业力量，包括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科学机构。更糟的是，这一次政府执行的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图景——右派“2025项目”纲领明确要让联邦雇员痛苦到不愿继续工作。重建联邦官僚体系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是一代人的任务，而非一届政府的工作。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美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工具、技能与整体能力去应对。责任真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最初几个月真正暴露出的是：行政部门内外制衡机制几乎被彻底摧毁后所留下的责任真空。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展示了总统职位仍能累积多少权力，以及当一个无意尊重权力边界的领导人掌权时会发生什么。这场危机酝酿了几十年。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戈尔德盖尔与我在《外交事务》上所写，早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制衡机制就已经严重削弱。有两大发展对当前困境尤为关键：一是2001年“9·11”袭击后总统权力的扩张，二是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失败，未能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国会在反恐关头授权总统更大权力时，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逻辑，使得这些权力难以被收回。担心被视为阻碍反恐，国会不愿废除这些授权或对“反恐战争”实施强有力监督。2003年小布什总统借此入侵伊拉克后，即使战争显然失败，国会仍不愿在战时限制总统。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启动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进一步侵蚀了约束。小布什签署计划并延续至奥巴马任期，虽然成功避免更大经济灾难，但对“大而不倒”银行的救助，加深了公众对总统可做出攸关整体经济决策的观感，而导致危机的人反而继续从中牟利。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国会在这些危机后甚至未尝试收回行政权力。通常重大灾难之后会促生改革，比如越南战争末期，国会通过并推翻总统尼克松否决而颁布了《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部署军队的时间。虽然此后各任总统绕过这个决议，不承认其效力或以三军总司令权力为由行事。然而，这一决议仍提高了动用军队的政治代价，并让立法部门在未来军事部署中确立了咨询权。金融危机或许耗尽了原本可能用于认真反思“反恐战争”后果的政治能量。由于缺乏这场反思，美国人仍生活在“9·11”之后形成的国内政治秩序中。总统体制高度军事化，只要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几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事。国会基本上已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将自己边缘化，甚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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