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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突传重磅利空！港媒：外资企业大批撤离中国写字楼市场前景黯淡

”。 Dealogic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并购活动已连续五年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24年并购交易总额还不到2020年5330亿美元的一半。房地产咨询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北区研究部主管Vincent Li表示：“写字楼市场是服务业的晴雨表，与宏观经济环境的起伏密切相关。无论你是国有企业、互联网巨头还是外资企业，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削减成本、提高效率成为前提，而办公室租金绝对是需要削减的最大、最明显的开支之一。” Li提到，北京中央商务区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华贸中心和北京嘉里中心等地标建筑的所在地，德意志银行和麦肯锡等公司都设在这里，这里的空置率已从2019年的10%上升至去年年底的16%左右。与此同时，Li称，租金已从疫情前的每平方米每月365元人民币降至目前的每月每平方米不到300元人民币，约合41.30美元。他补充说，在北京，外资公司约占办公楼总需求的20%，随着外流持续，空置率从2020年第四季度的17.9%，攀升至2024年最后一季的21%。据房地产咨询公司世邦魏理仕1月份报告显示，在国际公司影响力更大的上海，22.1%的办公空间处于空置状态。第一太平戴维斯本月在报告中表示，尽管5%至10%的空置率表明“房东市场相对健康”，但由于需求未能满足供应，中国10个主要城市的写字楼市场已达到20%的“危险”水平。

小萧02-25 23:39

美国房价去年年末大幅上涨东北地区领涨

。虽然市场上以前拥有的房屋库存仍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库存大幅增加。上周的数据显示，1月份现有房屋销售暴跌。中大西洋地区以月度房价上涨为首，该地区飙升了0.8%。但中西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价格下降了0.1%。所有人口普查地区在12月报告了年度房价上涨，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领先。中西部、中南部和太平洋地区价格略有上涨。标普大宗商品、实物和数字资产主管Brian D. Luke说：“指数继续凸显了全国房价的上涨趋势。”东北部继续领跑美国各地区，其中纽约房价12月上涨了7.2%，其次是芝加哥和波士顿，分别上涨了6.6%和6.3%。波士顿的房价创下了历史新高，是截至2024年12月期间唯一创下新高的市场。Luke补充说，在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加州和亚利桑那州市场的带动下，2020年以来全国房价年均涨幅达8.8%。然而，房价在2024年下半年停滞不前，西部地区市场跌幅最快。旧金山是2020年以来表现最差的市场，在今年最后六个月下跌了4.5%。

佳华16802-25 23:24

中美重磅！彭博：特朗普发起第二任期迄今对中国的最大规模攻势

资。” 去年年底，中国在北美的支出跌至疫情最严重时期的水平以下，这可能是因为潜在投资者在等待特朗普是否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而这些限制对这一数据的复苏构成了新的障碍。特朗普的备忘录发布后，中方敦促华盛顿停止将经贸问题武器化。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政府以安全为由加强对商业关系的审查将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信心。备忘录还提出，美国政府应重新审查1984年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定，该协定免除了个人和企业的双重征税责任。Chorzempa说：“取消这类条约只会让投资者的情况变得非常不确定和复杂，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征税。” 备忘录还重新提到与一些外国公司会计实务有关的问题，包括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公司，如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和京东(JD.com Inc.)。备忘录说，美国政府将确保其规定得到充分遵守。早在2022年，北京和华盛顿就解决了一场有关会计实践的争端，该争端可能导致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公司退市，美国官员表示，他们首次获得了对中国内地和香港公司审计文件的充分访问权限。纽约大学兼职法学教授Winston Ma表示，这份备忘录将使美国法规的执行“比以往更加严格”。瑞银集团(UBS Group AG)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备忘录中呼吁对美国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进行新的和扩大限制，这可能会影响中国人工智能供应链上的企业。包括James Wang在内的瑞银策略师写道，这项规定可能会影响硬件、软件和互联网公司。特朗普政府还呼吁重新评估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时使用的“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政府还承诺调查“这些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的指控”，但没有透露细节。

tqttier02-25 13:58

会员

彭博：为什么中国新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引发极大关注？

涨，凸显了全球对于动物疾病可能引发致命疫情的持续关注。从鼠疫、天花到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历史上有许多大流行改变了世界。虽然医学进展帮助抗击这些瘟疫，但森林砍伐、城市化、集约化农业和气候变化等现代挑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动新的传染性威胁的出现。关于HKU5-CoV-2病毒研究人员从来自广东和广西的伏翼类蝙蝠（东亚伏翼、侏伏翼、灰伏翼）中发现了独特的HKU5-CoV-2，其能够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且结合机制与其他已知的利用人类ACE2的冠状病毒显著不同。分析表明，这种病毒属于一个独特的冠状病毒谱系，与引起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的病毒同属一个谱系，与引起COVID-19的大流行病毒SARS-CoV-2相距较远。值得注意的是，HKU5-CoV-2病毒能够通过结合ACE2受体进入人类细胞——这一机制与SARS-CoV-2相同，后者通过此途径感染细胞、复制并传播。实验室实验表明，HKU5-CoV-2可能还能够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凸显其跨物种传播的潜力。这项研究由以蝙蝠病毒研究著称的病毒学家石正丽领导，她所在的实验室曾因其在SARS-CoV-2出现中的角色而面临过一些指责。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有多大？目前尚不明确。尽管HKU5-CoV-2能够感染人类细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高效传播，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已经感染了人类。研究人员仍需确定这种病毒在自然界的传播范围——包括是否存在通过野生或家养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途径。尽管HKU5-CoV-2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但也有可能其他更危险的病毒才是真正的威胁。蝙蝠是许多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并且是MERS、SARS-CoV-1（2002-2004年SARS疫情的致病病毒）以及SARS-CoV-2的宿主。实际上，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东南亚每年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动物冠状病毒的感染，其中大多数病例因症状轻微或无症状而未被识别。持续的研究对于全面了解HKU5-CoV-2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是否可能看到更多的大流行？答案是肯定的。现代航空旅行和国际贸易的增加使得新疾病传播的全球性风险大大提升。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乘客航班次数翻了一番，2019年预计达到45亿次，虽然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旅行和旅游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像SARS-CoV-2和流感这样的病原体，它们能够通过空气传播，而这些病原体通常是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虽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COVID-19是自然传播的结果，来自野生动物的SARS-CoV-2溢出，但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仍未被排除，尤其是随着处理传染病原的设施数量的增加，意外释放的风险也在增加。科学家们还担心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被滥用来设计危险的病毒。新疾病是如何产生的？过去四十年里，科学家发现每年超过三种新型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导致人类疾病。约75%的这些疾病来源于动物——这种现象被称为“人畜共患病”（zoonosis）。例如，水鸟是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它们能够携带病毒而不生病，从而维持一个不断传染的病毒源。类似地，蝙蝠是埃博拉、亨德拉和尼帕病毒等病毒的宿主。蝙蝠密集的栖息地促进了病毒的交换，并且它们通过血液、唾液、尿液和粪便传播这些病原体。人类侵占自然栖息地进一步增加了这些病毒从动物跳跃到人类的机会。是什么推动了人畜共患病的出现？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多种因素，增加了所谓的溢出事件——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的风险：自然生态系统的侵占。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人类快速占领了荒野地区，自1990年以来，未经人类干扰的土地面积减少超过300万平方公里（116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四个德克萨斯州的大小。新建的定居点和活动，如伐木和采矿，将人类置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野生动物消费。野生动物贸易逐渐增多，尤其是作为食物。某些活体动物市场中，家养和野生动物被困在狭小的空间，且屠宰条件极为不卫生。中国的活体动物市场与SARS-CoV-1和SARS-CoV-2的出现相关。城市化。如今约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34%。扩张中的都市区为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新家，包括老鼠、猴子、鸟类和狐狸——这些动物能够利用人类丢弃的食物生存。集约化畜牧业。野生动物体内的病原体有时会通过家畜传播给人类。像人类一样，密集饲养的牛、猪或鸡群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用于促进动物生长的抗生素也可能促进耐药病原体的产生。气候变化。温度上升导致传播疾病的蚊子、蜱虫和咬虫的栖息范围扩大。这些物种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存活，增加了莱姆病、乙型肝炎、登革热和西尼罗病毒等疾病的传播。可以做什么来预防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激发了许多创新工具的开发，用于监测和预防传染病，如快速家庭检测、废水监测和mRNA疫苗。它还提高了人们对集约化养殖和食用野生动物（如水貂、果子狸和浣熊犬）所带来的风险的警觉，这些动物可以孵化如冠状病毒和流感病毒等病原体。额外的预防措施包括加强野生动物贸易法规、强化全球预警系统，并采用“一个健康”（One Health）方法，整合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以减少未来的风险。

超启02-25 10:45

捍卫美联储独立性！民主党议员采取行动

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鲍威尔在2020年10月总统大选前夕敦促国会‘大力’实施财政刺激，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错误的。” 米兰提出的改革建议之一是允许总统随意罢免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分行行长。沃伦在信中质问米兰：“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随意罢免美联储官员？”她还询问他是否“支持从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中移除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美联储正面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利率设定独立性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多次呼吁鲍威尔降低借贷成本。鲍威尔则捍卫了美联储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权威，并誓言保持政治中立。沃伦在这封长达27页的信中要求米兰陈述他对各个核心经济政策领域的立场，包括特朗普的税收和贸易议程、经济预测和财政政策、降低价格、金融监管和移民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这位民主党参议员还对米兰潜在的利益冲突表示担忧。后者是大型对冲基金哈德逊湾资本（Hudson Bay Capital）的高级策略师。

金融界02-25 07:59

Just Eat股价飙升54% Prosus拟以43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一样，Just Eat的股价在冠状病毒疫情后暴跌，最初由于消费者在封锁期间转向这些平台，该公司股价上涨。然而，自那以后，消费者习惯的明显转变导致了增长率的急剧减速。这家荷兰跨国公司去年年底从伦敦证券交易所退市，理由是努力“减轻与维持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披露和监管要求相关的行政负担、复杂性和成本”。此举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该公司的唯一交易场所。去年11月，Just Eat Takeaway.com表示，将以6.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GrubHub部门出售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在线外卖初创公司Wonder，与该公司为美国外卖应用程序支付的73亿美元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折扣。 Just Eat Takeaway.com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Jitse Groen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Prosus全力支持我们的战略计划，其丰富的资源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我们在食品、杂货、金融科技和其他邻近领域的投资和增长。我们期待着共同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

金融界02-25 07:39

苹果宣布未来四年在美投资5000亿美元，或助力规避中国进口关税

链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一战略在疫情期间因中国生产问题而加速。苹果此前已在美国扩大制造业务，例如在德克萨斯州生产Mac Pro电脑。此外，苹果的重要芯片供应商台积电（TSMC）近期也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了芯片制造工厂，并获得了美国政府6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促进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尽管如此，苹果的大部分制造业务仍集中在印度和越南等国家。投资或有助于争取关税豁免尽管苹果的制造重心仍然在海外，此次投资可能会让公司在美国政府面前赢得更多好感，进而增加未来争取关税豁免的可能性。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对苹果的投资决定表示感谢，并高调宣称自己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关键人物。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苹果是否能获得关税豁免将由总统决定。当被问及他个人是否支持给予苹果豁免时，纳瓦罗并未明确表态，仅表示“我让老板做决定。” CFRA研究机构的股票分析师安杰洛·齐诺（Angelo Zino）表示，苹果在美国的投资并不能直接规避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这可能有助于公司在新政府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以便未来争取相关豁免。投资详情：服务器制造、新兴技术与数据中心扩建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依赖供应链合作伙伴，而非直接运营工厂。公司表示，此次5000亿美元的投资将通过与遍布全美50个州的制造商合作，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之一是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新服务器生产基地。该工厂占地25万平方英尺，预计2026年投入运营，并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这些服务器是苹果人工智能（Apple Intelligence）业务的核心产品，此前主要在海外生产。此外，苹果计划在底特律设立一家培训学院，帮助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技术，并将其“先进制造基金”（Advanced Manufacturing Fund）投资翻倍至100亿美元，以支持美国制造业和人才培养。在数据中心建设方面，苹果将扩建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爱荷华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数据中心，同时在20个州投资建设企业办公设施，并推动Apple TV+的影视制作。苹果扩展美国业务早有先例值得注意的是，苹果此次宣布的投资计划与过去几年公司在美国的扩张战略一脉相承。 2021年，在乔·拜登总统上任后不久，苹果宣布将在五年内投资4300亿美元，并创造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在北卡罗来纳州建设新园区（该项目目前据报道已暂停）。而在2018年1月，苹果也曾宣布在五年内投资3500亿美元，并创造同样规模的就业机会。目前，尚不清楚此次5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是否包含此前已承诺的资金或岗位。苹果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尽管苹果的主要制造仍然依赖海外供应链，但此次大规模投资可能在未来的贸易政策调整中为公司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

琳琳总总02-25 01:45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华尔街日报：美国经济对富裕人群消费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差距。现年38岁的维韦克·特里维迪在疫情期间积蓄了一笔资金，并在2022年和2023年购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地区的三处投资房产。他本人居住的房屋成本较为稳定，因为他在疫情期间趁低利率再融资，以不到3%的利率锁定了房贷。他和妻子普瓦·特里维迪都在制药行业工作，两人年收入合计超过35万美元，比疫情前增长约45%。他们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并与他的父母同住，同时承担父母的生活费用。尽管物价上涨，特里维迪夫妇仍愿意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消费，比如骑行。 “我们在职业发展和投资组合上做了一些战略调整，”维韦克·特里维迪表示，“我们并没有真正需要缩减开支。” 他开始尝试公路骑行，并购买了一辆价值3000美元的自行车。夫妇俩注意到食品杂货的价格上涨，但一致认为购买有机食品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不会放弃。今年，他们计划将旅行预算定在1万到1.5万美元之间，包括可能回印度探亲。疫情期间，美国各阶层民众的储蓄水平创下新高。由于被困在家中，消费减少，同时政府提供了各种刺激措施的额外资金。到2022年初，美国家庭额外积累了2.6万亿美元的储蓄。随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急剧上涨。大多数美国人不得不动用这笔额外储蓄来支付不断增加的账单。但前10%的高收入人群大多保住了他们的存款。富裕人群还持有大量资产，如股票，而这些资产的价值突然大幅上升。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自2019年底以来，收入排名前20%的人群净资产增长了超过35万亿美元，增幅达45%。其他人的净资产增长率相似，但绝对金额要少得多——后80%人群的净资产总共增长了14万亿美元。现年61岁的汤姆·肖夫是一名试飞员，居住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他估算，自疫情以来，他的净资产增长了约40%。他持有的几乎所有资产——从怀俄明州的一个牧场到他退休账户中的股票，价值都大幅上涨。他的妻子克里斯蒂·肖夫是一名职业治疗师。两人的年收入合计约50万美元。最近，他们开始按照赠与税的免税限额，每年向两个成年儿子各赠送1.9万美元。 “疫情期间，我有好几位亲属去世。我想，‘我们为什么还要等？’”他说。这对夫妇已经存下超过100万美元，计划在几年后退休时购置新房。他在疫情前就购买了一架飞机。他表示，净资产的增长“确实让人更有信心去做更多事情。” 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最高收入三分之一客户的信用卡和借记卡支出增长速度，快于最低收入三分之一客户的支出增长。某些类别的消费尤其强劲。排名前5%的家庭，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0%。 “他们飞去巴黎，把行李箱塞满奢侈品牌的包、鞋子和衣服。”美国银行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戴维·廷斯利表示。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埃德·巴斯蒂安上个月表示，他预计今年对高端旅行的强劲需求将推动公司利润增长，高级舱票务销售额增长了8%，而普通舱票务销售额仅增长2%。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表示，最近几个月，公司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五周预订期，并宣布推出欧洲内河游轮业务，这类游轮在高端消费群体中颇受欢迎。 “这是一个极端的分化现象。” 摩根大通分析师马修·博斯表示，一些面向高端消费者的公司表现强劲，而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司却在苦苦挣扎。 Big Lots去年秋天申请破产，Kohl’s和Family Dollar正在关闭门店。 “他们都在争夺更少的消费支出。”博斯说。现年57岁的芭芭拉·皮尔斯经营着一个名为“拥有资本的女性”（Women With Capital）的会员组织，专注于影响力投资和慈善事业。即便是在富裕女性之间，食品杂货价格上涨也是讨论的热门话题。皮尔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由于餐饮价格上涨，她减少了外卖消费：“我不想花15美元买一个三明治。” 她和丈夫的年收入约为30万美元，主要来自投资收益。今年7月，他们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去非洲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周的狩猎旅行，花费约3.5万美元。 “我们正在花很多钱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趁我们的儿子还住在家里。”皮尔斯说，“我们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她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再进行一笔大额消费。考虑到可能即将出台的关税政策，她打算更换自己已经使用了10年的汽车。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冻”科技业！金融时报：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周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24年9月份跌至疫情后的低点后，目前也已反弹约20%。习近平的热情言辞标志着国企关系出现可喜的解冻，但中国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重新赢得企业的信任，重振企业活力。英国《金融时报》写道：“近年来，中国政策不确定性和干预主义损害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2020年开始的对大公司的监管打击包括罚款和强制重组，旨在遏制企业权力。与此同时，中国严厉的零新冠措施也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商业信心仍然低迷，私人投资自2022年以来一直持平，2024年净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680亿美元，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流出量。” 目前，中国经济似乎陷入了通货紧缩周期，提高商业活动对北京来说至关重要。另一场与美国的贸易战正在酝酿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预计还会进一步征收关税。由于经济仍在从房地产危机中复苏，中国希望——也需要——国内创新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 “这一切都表明，习近平需要将他的安慰言辞与行动结合起来。否则，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可能会保持沉默。2018年，在第一次特朗普贸易战期间，也举行了类似的商业研讨会，几年后，科技行业受到打击，”英媒续称。事实上，上周会议的基调是，习近平希望激励为国家服务的创新，这将使企业对北京的强硬手段保持警惕。科技行业还需要中国更广泛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及外国投资——来保持活力。上周会议的嘉宾名单主要集中在国内科技公司，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企业将希望习近平能够真正履行承诺，削减针对私营企业的不合理费用或罚款，并为私营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同等的竞争环境。由于消费者信心低迷，中国投资者仍在等待政府出台实质性的需求刺激措施。中国正致力于通过加强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创新来提振经济。但中国需要提高国内消费，以实现出口导向模式的多元化，并确保持续的高增长率。中国国内外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政府的决定，寻找政策明确性和稳定性确实已恢复的迹象，然后再做出重大承诺。如果没有私营企业的进取和创新，中国就无法实现到2049年建成一个全面发展和繁荣的经济的长期愿景。精心策划的与科技领袖的论坛表明，政府明白这一点。但要赢回投资者，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近几个月来，围绕中国的乐观情绪无疑有所回升，但习近平可能会发现，恢复信心比失去信心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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