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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下令军队阻止援助物资船靠近加沙，瑞典环保少女在内的船员称这将是犯罪

们不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们正在目睹一场种族灭绝，在数十年的系统性压迫、种族清洗和占领之后继续进行，”她说。 “我们只是普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担忧，不能接受这一切。” 以色列此前连续11周对加沙实施全面封锁，禁止一切人道援助，5月19日才部分放开，允许极其有限的联合国援助进入，并启动一项受到广泛批评的、由美国支持的援助计划。以色列还想涌向援助地点的饥民开火，迫使美国支持的援助停止运行。卡茨周日表示，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人打破对加沙的海上封锁。 “以色列将对任何试图打破封锁或协助恐怖组织的行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1

福山：我的修正主义历史噩梦

，但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冲突并无不同。关于德国威胁的虚假叙事误导了美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去“拯救”其他国家，摆脱所谓的独裁者。这种误解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误用之一，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建立起庞大的帝国体系，在欧洲及全球设立了军事基地和部署了军人。在梦中，2020年代一整代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修正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美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他们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英雄。他将国家拖入了一场血腥而毫无意义的内战，导致约60万人丧生，并摧毁了美国的一个地区。这场“北方侵略战争”并非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敌意，奴隶制度实际上很仁慈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华盛顿政客出于扩张联邦政府权力的帝国野心，他们以种族问题为借口。这样的权力扩张破坏了建国先贤设想的、让各州能够自主选择的民主自治制度。一些深受“新历史”传统影响的政客，甚至提议将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拆除，换成前总统特朗普的雕像。新雕像的镀金铭文只需稍作修改：“在这座殿堂中，如同在那些他拯救了联邦的人们心中，唐纳德·特朗普的记忆将永存。” 当“新历史学家”最初发表这些观点时，曾引起极大争议。华盛顿政府错误地试图强制在全国课堂上教授这些观点，这引发了对政府权力过度干预的批评。但修正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需强迫人们接受这种对美国历史的新解读。政治光谱另一端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主张，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进步派开始将“新历史学家”视为潜在盟友，而非敌人。我的孙子孙女很难理解，为何人们曾经会如此长时间被误导。到了2050年代，世界和平，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有权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使这些与美国的偏好不同，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国家希望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媒体批评声音，或宣布某一国教，它也有权这样做。美国在这方面并无不同。在梦中，我意识到，在这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时代，操控历史叙事是多么容易。从内战一直到数字时代，历史叙述被一小撮左翼精英所掌控，他们将自己的叙述灌输给美国人。互联网则解放了普通人，使他们摆脱这些精英的控制，如今，只要你想传播某种叙事，就很容易让大量人愿意倾听。你甚至不需要强迫他们，他们愿意相信你说的话，还会主动帮助你传播这种新的“福音”。当我从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飞越华盛顿特区，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来是否也一直被从小接受的历史叙事所欺骗。我甚至开始想，我是否真的希望从这个梦中醒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美国重大突发！洛杉矶爆发“暴乱”，特朗普紧急出兵警方向抗议人群开枪

0年夏天，特朗普曾推动派遣现役军人平息种族抗议活动。埃斯珀表示，他和其他人必须说服特朗普，动用军队毫无根据。埃斯珀告诉委员会，当时特朗普认为，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后引发的民众骚乱让美国显得软弱。在竞选第二任期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希望更积极地使用军队。2023年，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活动中，他将几个大城市称为“犯罪窝点”，并表示自己此前一直不愿派遣军队。

tqttier06-09 08:21

洛杉矶移民执法风暴：特朗普强硬部署国民警卫队，抗议浪潮席卷全城！

场地方性抗议，更折射出美国在移民政策、种族关系和政治极化方面的深层矛盾。特朗普政府的强硬部署与加州地方政府的激烈反对，预示着未来类似冲突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这场风波不仅是政策之争，也是美国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未来几天，洛杉矶的局势发展将持续牵动各方神经，而其对美元指数的潜在影响也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金融界06-09 08:17

突袭加州工作场所搜捕移民的军警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特朗普准备接管并部署州国民警卫队

总统联邦化了州的国民警卫队，以确保学校种族融合政策的执行。但这种做法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因为通常州长会强烈反对联邦绕过州政府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州政府认为局势可控时。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加美财经06-07 00:00

重磅突破！再鼎医药DLL3 ADC数据惊艳ASCO：79% ORR或改写小细胞肺癌治疗格局

欧美患者人群，满足了FDA等监管机构对种族多样性的要求，显著提升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外推性。90%的患者既往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当前一线标准治疗），53%患者既往2线或2线以上治疗失败，30%基线存在脑转移，另有10例患者曾接受过DLL3双特异性抗体治疗——这些特征虽然会给临床研究上更高的难度，但精准刻画了高度难治的真实世界人群，使得数据更具说服力。再鼎医药在开发过程中保持了与FDA的积极沟通。ZL-1310已于2025年1月和5月分别获得FDA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定（ODD）已经快速通道资格认定，这不仅是对其治疗潜力的认可，更意味着未来上市后可享受7年市场独占权、税费减免等红利。昨天再鼎的投资人会议上，公司研发负责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再鼎正在与FDA的沟通情况，希望尽快就注册事宜与FDA达成共识。公司将完成随机对照研究的扩展，并带着更多数据向FDA展示，以沟通审评决策，而FDA的反馈无疑将为ZL-1310增加更多的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基于当前优异的ORR和DCR数据（尤其是2L SCLC亚组），再鼎已明确计划在关键3期研究中将客观缓解率（ORR）作为加速批准（Accelerated Approval, AA）的共同主要终点之一。这种策略正是基于与FDA充分沟通后对监管路径的精准把握。全球多中心试验设计，使得在1/2期获得的数据能够直接支持未来在美国、欧洲等主要市场的上市申请，避免了传统“先中国后海外”模式下的重复试验和时间损耗。再鼎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启动的3期注册研究，将是一项全球性研究，直接瞄准美国提交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的目标，其设定的时间表（2026年提交AA申请，2027年获批）展现了公司对全球化高效推进的信心。这种前瞻性的布局，使得ZL-1310不仅是一款疗效卓越的药物，更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最高监管标准的“全球通行证”候选者，为其后续的商业化，无论是自主推进还是对外授权，都铺就了一条坚实的快车道。 03下一个出海重磅？ ZL-1310展现出的潜力，自然引发市场对其成为再鼎医药下一个重磅License-out对象的强烈预期。 SCLC领域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SCLC恶性程度高，五年生存率极低（广泛期SCLC<5%），二线及后线治疗选择极其有限且疗效不佳。全球每年约27万人死于SCLC。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成为一线标准治疗，大量患者最终仍会进展，形成了一个庞大且亟待有效治疗的二线及以上患者池。ZL-1310在经免疫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展现的高缓解率和可控安全性，精准卡位这一巨大且增长的市场空白。 2024年，安进的Tarlatamab获批用于铂类化疗后疾病进展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当时获批的依据是2期DeLLphi-301研究结果。安进在此次ASCO上发布的数据显示，Tarlatamab客观缓解率为35%，mDOR分别为6.9个月，mOS分别为13.6个月，死亡风险降低40%。从目前的数据看，ZL-1310在ORR数据和DCR数据都有望和Tarlatamab掰掰手腕，但同时还有效避免了Tarlatamab治疗时最大的安全性事件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今年ASCO前后，最引人关注的无疑还是双抗领域的持续爆发。但是ADC领域的交易生态近两年其实也不遑多让。跨国巨头如辉瑞、默沙东、阿斯利康、BMS、GSK等，在过去两年内已经豪掷数千亿美金，争相收购或引进具有潜力的ADC资产。靶向肿瘤特异性抗原、具有显著临床优势（如高ORR）和清晰注册路径的ADC项目，是交易市场的顶级稀缺资源。ZL-1310的DLL3靶点在神经内分泌肿瘤（包括SCLC）中的高特异性表达，及其在临床中展现的“同类最优”（Best-in-Class）潜力，也完美契合巨头的合作标准。再鼎无疑拥有在中国药企中被验证的最卓越之一的BD能力。过往的多个成功licence-in为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和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ZL-1310项目从早期就按照国际标准推进，数据质量和监管沟通策略均瞄准全球市场，这大大降低了潜在合作伙伴的尽职调查风险和后续开发整合难度。参考近期同类交易（如5月底信诺维与安斯泰来就新一代CLDN18.2 ADC达成交易，潜在付款超过15亿美元），兼具同类最优潜力和清晰全球化注册路径的ZL-1310，其潜在交易价值也有望成为再鼎管线中下一个“皇冠明珠”。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6-05 15:57

训修实业（01962.HK）6月2日收盘上涨7.84%，成交1.19万港元

、辫子及高档人发接发产品。集团针对不同种族群体及万圣节市场设计产品组合,能更好地顺应潮流趋势,抓住不同细分市场的客户,于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及南非等主要市场均占有份额。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6年,集团化纤发饰品的销售额全球排名第五。大事提醒 2025年5月26日，公司以每股0.6-0.62港元回购1049万股,回购金额649.8万港元（以上内容为金融界基于公开消息，由程序或算法智能生成，不作为投资建议或交易依据。）

金融界06-02 16:28

【重磅访谈】对话巴勒斯坦最受欢迎领导人之子：我不接受绝望

hmed Kathrada，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的亲密战友。译者注，下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南非著名大主教，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人权活动家。198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前美国总统）、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美国著名左翼哲学家、政治活动家，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重要人物，对激进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等著名领导人一起，在罗本岛关押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囚室发起这场对马尔万·巴尔古提的国际救援运动。那些传奇领导人中很多今天还在参与。她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常有人问我，“做马尔万·巴尔古提的儿子真的很不容易吧”，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我不认为这很难。坎贝尔：你是否理解他为何入狱，为何入狱如此之久？他曾经说过，我不是恐怖分子，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什么意思？巴尔古提：这意味着他支持《奥斯陆协定》。他支持两国解决方案。我的父亲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在 94 年回到巴勒斯坦。他常说，奥斯陆是一个机会，需要给它一个机会。他没有被仇恨所驱使，而是开始在欧洲、在以色列议会会见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等等，因为他想维持和平协议。他希望维持两国解决方案。你可以听听 90 年代末期来访的以色列官员说的话，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说，他们说是马尔万来找我们并警告我们，如果你现在不做点什么，事态就会失控。因为你需要记住，在《奥斯陆协定》之后，以色列人并没有实践这个协议。最大的证据就是，那些年定居者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翻了一番。那是最糟糕的几年。这就是第二次起义开始的原因。我父亲从不回避对第二次起义的支持。他是一位领袖。他是民选领导人。他有责任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受够了没有尽头的占领。斯图尔特：我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和平抵抗与武装抵抗的问题。我的理解是，您父亲说过，攻击以色列士兵甚至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是合法的，但攻击以色列境内的平民是不合法的。是这样区分的吗？他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他的想法改变了吗？巴尔古提：我认为他一直反对以平民为目标，无论他们是谁，在哪里。多年来，他这一点一直非常清楚，这是有据可查的。我父亲相信国际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甚至国际法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决定西岸和加沙是否被占领。如果它们被占领，那么根据国际法，我们就有抵抗的权利。斯图尔特：但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是否会更有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巴尔古提：他写过一篇我非常喜欢的文章，是我父亲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之一。他说，抵抗不仅仅是拿着武器上战场。抵抗是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老师，做一个好农民，做一个好巴勒斯坦人。他还呼吁人们将非暴力作为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他在 2012 年等场合公开呼吁这样做。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你有机会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还去武装抵抗和斗争是愚蠢的。坎贝尔：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抵抗组织和恐怖组织了解到的一个故事是，你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相当长的人生。你如何利用你在监狱中的时间。所以，你父亲在狱中学习希伯来语，在狱中阅读《妥拉》（Torah，犹太教最神圣的经典，即《摩西五经》，是犹太法律与信仰的核心，犹太传统教育和精神修炼的重要内容），然后我想他在一次服刑期间建立了这样一所大学。巴尔古提：是的。坎贝尔：他是怎么做到的？巴尔古提：所以他的希伯来语很流利。当我和吉迪翁·列维（Gideon Levy，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以大胆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而闻名。他被称为“以色列最孤独的记者”，右翼视其为“叛国者”，国际人权组织则称他“良知的声音”）等人见面时，他们告诉我，他的希伯来语比我强。他阅读了每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的传记，因为他想了解他们。你知道，他教授以色列研究。他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他非常相信教育。就像我常说的，每次去看他，我都得带着一个新学位去。如果我没有，他就不满意。因此，他与监狱当局协商，我们需要书籍，我们需要教育，等等。他与监狱里的所有囚犯达成协议，如果你要留在这个监狱，就必须学习。你没有选择。否则，就要求调走，因为这将给其他人提供这样做的机会。他曾在耶路撒冷大学任教，于是，他派自己的律师与耶路撒冷大学校长谈判，给这些囚犯颁发正式学位。他开始教授他们以色列研究，给予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他让 450 多名囚犯获得了学士学位，200 多名囚犯获得了硕士学位。他非常熟悉监狱，所以他对那些囚犯说得很明白。他告诉他们：“听着。出狱后，你们会被庆祝一两个月，但随后你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坎贝尔：但这也表明，他能够与当局建立相当良好的关系。如果当局允许他把这里变成一所大学的话。巴尔古提：是的，但这不是公开的。他不被允许谈论它。他甚至不被允许谈他在做什么。在我父亲被监禁的 23 年中，他 25 次被送去单独监禁。每当他公开发表他们不喜欢的言论或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他们就会拿走他的书，剥夺他的教育，等等。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他，你知道，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知道如何谈判。他的希伯来语非常流利。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以色列人，包括现在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因此，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10月7日是可怕的，但…… 斯图尔特：我想这次对话的核心就是自由战士、恐怖分子、我们如何谈判、暴力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我想许多以色列人在听完这番对话后会说：阿利斯泰尔和我对恐怖主义谈得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谈到 10 月 7 日。我想知道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和他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 10 月 7 日，如何看待暴力的。巴尔古提：我个人认为，恐怖主义已经被过度用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词汇，它使抵抗运动失去合法性。如果你想讨论恐怖主义，我们就需要讨论是什么造成了恐怖主义。如果你有一个无休止的、永久的占领，你还能指望什么？你指望人们就这样没事吗？我们会永远生活在占领之下吗？当然不会。他们会爆发的。他们会走向极端主义，因为压迫会滋生极端主义。我们希望停止这种压迫。这些讨论方式的问题是，没有触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像你听到川普到处说加沙人民正在遭受饥荒，哈马斯正在做这做那。但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问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没有人会宽恕以平民为目标的行为。我非常希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今后不再发生暴力。我们在暴力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人们把我们说成是热爱暴力的巴勒斯坦人。我们不是。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冲突中，90% 被杀害的平民都是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因此，我们正在付出代价。我们希望暴力停止。是这样的。斯图尔特：你能谈谈 10 月 7 日那次事件吗？我理解你说的一切，比如造成事件的根源等等。但我想理解你的道德反应，人们应该如何谈论它，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应该如何看待那个特殊的日子。巴尔古提：我认为那一天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我再次重申，我不会宽恕以平民为目标、绑架平民的行为。我对这一点非常坦率。但与此同时，我再次追根溯源。我们必须找到事情发生的原因。当你把一群人，两百万人，年复一年地关在监狱里，你还能指望什么？他们会在你面前爆炸。另一件事是，10 月 7 日之后，我们在过去的 19 个月里作为巴勒斯坦人生活着。不幸的是，媒体、西方领导人等仍停留在“10 月 7 日”。我真的相信，除非每个人都明白巴勒斯坦人也是人，我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如出一辙，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希望向前看。我们想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不想继续谈论过去。坎贝尔：对不起，我要把话题扯更远，但我只是想知道，2001 年 9 月 11 日和现在的 10 月 7 日这两个日期是否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这两个日期是什么意思。你和你的父亲，如果你能问他，你是否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所采取的那些行动，最终对你真正相信的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巴尔古提：老实说，10 月 7 日后我没有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我不能代表他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你知道，如果我能做任何事情，让两万名被屠杀的儿童重获新生，我都会去做。但我不认为指责巴勒斯坦人是明智或公平的。坎贝尔：不，不是责怪。这不是责怪的问题。我只是在想，当 10 月 7 日事件发生时，罗里和我在播客上谈论这件事，我们基本上都在说，“天哪，这真是太可怕了”。但我当时的反应是，“但这件事对加沙人民将是非常糟糕的。”现在，事实证明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但我只是想知道，那些走这条路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们是否不必接受这种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的事实，或者你们是否必须坚持更长远的看法，即你们必须相信你们所相信的，并为你们所相信的继续战斗？巴尔古提：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展望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双方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错误更为重要。现在比过去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但无法改变过去。正如我所说，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能让那些孩子重获新生。我们做不到。但还有更多的孩子正在死去。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在加沙已经有 67 名巴勒斯坦人被屠杀。如果特拉维夫、海法或雅法有一名平民被杀，所有人都会像发疯了一样，因为西方在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时存在无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非常无意识的。我认为它正在暴露出来。我真的想鼓励人们能够换位思考，想象一下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种族隔离之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压迫之下。巴勒斯坦的曼德拉斯图尔特：展望未来，如果你的父亲从监狱获释，他将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分裂、困难重重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年迈的领导层、巨大的腐败指控；另一方面，哈马斯、伊斯兰恐怖分子。你是如何考虑的，也许让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你如何处理一个非常年迈、腐败的政府？然后我们再谈伊斯兰恐怖分子。巴尔古提：我认为这正是我们需要他的原因。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我父亲的超强能力——如果你看看巴勒斯坦人口，超过 50% 的人在我父亲入狱时还没有出生，但他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这说明了他的重要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团结人的人物。我们非常渴望团结。我们为巴勒斯坦分歧的议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他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人，能够把这一切带到谈判桌上，把所有巴勒斯坦派别团结在一把伞下。斯图尔特：我曾和几个见过他几次的人聊过，他们说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那些日子里，当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时，他却过着相当俭朴的生活。我认为，他的生活方式相当俭朴，这一点仍然吸引着人们。巴尔古提：是的，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来自一个村庄。他热爱那个村庄。他每个周末都会带我们去，只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来自哪里。他反对腐败。他一直大声、公开地反对腐败。我认为，巴权力机构和巴解组织以及所有这些组织，作为一个机构，它们对于代表巴勒斯坦人民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代表。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选举来更新整个政治体系。在过去的 18 年里，我们没有议会。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审查法律的修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等等。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 2006 年，当时哈马斯获胜，每个人都在抱怨巴勒斯坦人民怎么能投票给哈马斯，等等。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国际社会本来可以鼓励哈马斯成为政治领袖。为什么不呢？它是一个政党。但他们所做的是，他们孤立哈马斯，直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垮台，以报复巴勒斯坦人民在自由选举中的选择。与此同时，说实话，他们纵容不断抱怨、不断带来越来越多问题的以色列极右翼。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的新的、不同类型的领导层。因为只要国际社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傀儡，他们就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把领导人扔给我们就扔给我们。而巴勒斯坦人需要做的是——我们才有权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位在巴勒斯坦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他相信两国解决方案。他相信团结。老实说，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根本不会沦落至此。坎贝尔：我们英国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人被错误定罪，已经坐牢 38 年，因为 DNA 测试，他们发现他是无辜的。他们让他出狱了，这是在坐牢 38 年之后。我在想，你如何融入一个你缺席了 38 年的世界。你爸爸已经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了。他心理上能理解吗？我知道他对这些问题了如指掌，但他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吗？现在很多参加民意调查的人都会说我们支持他。他们了解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他。我只是想知道，是否会有一种危险，即存在着一种几乎是神话的感觉。现在，我们有曼德拉的经历，曼德拉在监狱里呆了 27 年，他出来后成为了一位非凡的领袖。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相信他有信心走出来，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吗？巴尔古提：我对这一点毫无疑问。你提到了纳尔逊·曼德拉。很多人把我的父亲称为巴勒斯坦的纳尔逊·曼德拉。原因是，他是那个已经有信誉可以把巴勒斯坦人团结在同一个政治远见上的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是的，他精神上很敏锐。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曾经一个月读 10 到 12 本书。有一段时间，他痴迷于中国经济。另一个时期，你会发现他痴迷于欧洲历史等等。他想让我学中文，等等。坎贝尔：你拿到中文学位了？巴尔古提：我告诉他，不，我不会去学中文。我用别的来弥补。但是，他是这种类型的领导者，他是一个学习者。他喜欢学习。他听的比说的多。他是那种你心目中真正的领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他为巴勒斯坦的曼德拉。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我认为，我母亲 20 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数以千计的志愿者所做的等等，让人们认识了他。去年年底，他在狱中遭到殴打，这件事被公之于众。我们收到成百上千个来自加沙的电话，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听着，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不能失去生命中最后一丝希望，就是这个人来救我们。我知道这对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期望。他没有魔法棒，但我认为他有政治信誉，能把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斯图尔特：我的意思是，回到关于哈马斯的一个焦虑是，你父亲代表了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声音。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世俗民族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哈马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们在埃及看到了这种巧合，也许我们在叙利亚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你认为是否有可能回到巴勒斯坦世俗民族主义的旧愿景，而不是植根于哈马斯的伊斯兰教信仰？巴尔古提：你知道，2006 年，我父亲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他召集了巴勒斯坦所有派别，包括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他们齐聚一堂，签署了《囚犯文件》，该文件是之后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基石。该文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国将建立在 67 年边界之上。抵抗仅限于 67 年边界内，禁止以平民为目标，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确实签署了这一协议。即使是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长期领导人。1993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开启和平进程，并因此与拉宾、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说明，是的，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有能力将所有巴勒斯坦人带入有意义的愿景。但归根结底，我们操心的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那就是团结巴勒斯坦人民，实现更美好的愿景。但我们无法控制占领的结束。这正是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帮助的地方。我们请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真正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结束非法占领，而不是像他们在 2006 年所做的那样，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必须明确：如果存在非法占领，我们就必须停止抱怨其他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向前迈进。而要做到向前迈进，相比于以色列人，我们更需要巴勒斯坦人的宽恕，因为我们比以色列人受到的伤害更大。只要能够保证我们拥有自己的主权和国家，能够独立、有尊严地生活，我们就愿意走向这个方向。坎贝尔：你提到了阿拉法特。不久前，我们采访了克林顿总统，事实上，他对阿拉法特表示了真正的失望，并认为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您如何评价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历史上的地位？巴尔古提：我认为亚西尔·阿拉法特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领袖。当然，我认为他犯了一些错误，因为当你把政府的钥匙交给一个革命者时，就是会犯很多错误。他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我不同意美国的说法，即亚西尔·阿拉法特是解决问题的阻碍。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你在生活中进行任何谈判，而你没有诚意，你知道，这是我想要的，这是你想要的，让我们在中间达成协议。但以色列人没有带着这种心态来，他们现在也没有带着这种心态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以色列现政府不抱任何希望。我的意思是，你能对贝内特（Naftali Bennett，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右翼政党“右翼联盟”创始人之一，主张强硬的安全政策和扩大定居点建设）、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家、律师以及前财政部长。他是国家宗教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和所有这些疯子抱有希望吗？我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这样的机会。当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时候，他不能签署那些会使非法定居点合法化、会使我们与耶路撒冷毫无关系这一事实合法化的东西。他做不到这一点。斯图尔特：显然，与他有关的一个真正的根本症结是难民回返问题。因为，再一次向听众解释，这对你们来说非常熟悉，但对听众来说不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离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是一回事。巴勒斯坦人要求所有离开现在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是另一回事——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再占多数，犹太家园的概念将被另一个巴勒斯坦国所取代。你认为有可能在谈判中解决这个问题吗？巴尔古提：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一半的巴勒斯坦人口散居在外。他们在 1948 年和 1967 年被赶出家园，一直不被允许回到巴勒斯坦。我举个种族隔离的例子，我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已经 25 年不能去耶路撒冷了。你明天就可以去。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并获得合法证件。这公平吗？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听着，我知道这也许是现代史上最复杂的问题。坎贝尔：耶路撒冷还是整个局势？耶路撒冷是很复杂。巴尔古提：是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但我认为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如果你看看北爱尔兰、爱尔兰的经历、南非、阿尔及利亚，所有这些国家，我们从历史中学习，我们必须到达一个我们可以在中间相遇的地方。你不能告诉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被允许，而欧洲犹太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去以色列申请公民身份。这是行不通的。坎贝尔：我们现在的谈话是在川普总统访问海湾国家不久。我认为最特别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与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的会面，几个月前罗里和我还见过他。这给你带来希望了吗？事实上，这个人不久前还是世界头号通缉犯之一。我记得当我们和他谈话时，他基本上是在说，你知道，那种远在天边的大梦想就是美国人解除制裁。不久之后，川普就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斯图尔特：非常奇怪，因为很明显，我们采访了他，人们马上就说，你在干什么？你在见一个恐怖分子。现在唐纳德·川普见他，人们却不问同样的问题了。巴尔古提：听着，我总是说川普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机会。我真的希望川普能对以色列现政府感到厌倦，因为很明显，他们不想要任何解决方案。在这里，有一个人说着两国解决方案，说着长期和平，说着与以色列人并肩生活，而他在过去的19个月里一直被单独监禁。而内塔尼亚胡、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以色列极右翼政治人物，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支持种族主义，主张剥夺不忠于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他本人也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非法定居者）却公开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有自决权，公开计划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清洗，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城市受到欢迎，就像他们是英雄一样。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我看来，川普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因为他具有不可预知性。他有能力走这一步：“听着，我受够了。”我们需要结束加沙的人类苦难。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经历饥荒。国际社会认为这是战争罪，国际社会认为这是非法的，而这是以色列的口号。他们根本不在乎国际社会。我认为，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思考，这会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斯图尔特：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20 年前你父亲入狱时，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你知道，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权力大规模转移到海湾地区，阿联酋、沙特似乎很乐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大大降低。过去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过去 20 年发生了什么？巴尔古提：我认为发生了转变。可耻的是，一些国家忘记了巴勒斯坦的事业。事情是发生在内部的。因此，种族隔离对以色列人和整个地区来说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都对种族隔离保持沉默。没有人再抱怨了。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阵营中的设想是，他总是告诉他们，看，我所做的是对的，忘掉巴勒斯坦的事业吧。忘掉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1974–1977 和 1992–1995 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因推动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签署奥斯陆协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5 年在一次和平集会上被极端分子刺杀）所说的我们必须让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安全（这道理是完全说得通的）。他说，不，让我们去与阿拉伯世界建立关系，与他们正常化，然后巴勒斯坦事业将在几年内被遗忘。但最后一切都在他眼前爆发了。斯图尔特：您认为海湾国家为什么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愿意倾听并积极对待这一想法？巴尔古提：我认为只有巴林和阿联酋实现了正常化。沙特没有正常化。斯图尔特：但他们似乎正在走向正常化。巴尔古提：但我认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正常化的条件是建立巴勒斯坦国。斯图尔特：那么在阿联酋等地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准备改变在这方面的立场？巴尔古提：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图尔特：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是个沉重打击吗？巴尔古提：是的，百分之百。我们感到被背叛了。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是，如果你想正常化，至少要有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作为阿拉伯人，我们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我的名字是阿拉伯。我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觉得他忠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等。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将此作为阿拉伯国家未来与以色列达成任何正常化协议的先决条件。我不接受绝望坎贝尔：我要把话题带离阿拉伯世界。你对欧洲和欧洲领导人自 10 月 7 日以来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政策有何看法？巴尔古提：这是一段旅程，真的是一段旅程。老实说，我和所有巴勒斯坦人真的被西方领导人恶心到了。因为当时有乌尔苏拉(Ursula von der Leyen，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自2019年起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甚至英国政府，等等，显然，一场种族灭绝即将发生，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有权自卫，以色列有权自卫。这就像他们只是在说，没有感觉到他们实际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这确实是非常有害的。我认为，历史不会轻易放过这些领导人。但我认为，你知道，看到马克龙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希望英国政府也能更有勇气一些。看到世界上一些领导人对此厌倦了，我真的希望川普能走到这一步。我们可以说，他现在也许正在走向那里的路上。是的，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感到厌恶，因为，你知道，双重标准是存在的。双重标准的一个例子就是囚犯与人质。你在谈论 12 岁和 14 岁的巴勒斯坦人时，称他们为囚犯，称以色列士兵为人质。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以色列人质反应如此强烈，而对那些被劫持为人质的巴勒斯坦儿童却没有强烈反应？他们在没有监护人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被迫在希伯来文文件上签字。行政拘留又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是，行政拘留是英国遗留在巴勒斯坦的遗产，即不进行审判把某人关进监狱，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关在那里。不幸的是，双重标准和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导致他们只谈论以色列人的苦难，等等。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时机就是一切。我认为现在是转变的时候了。现在是真正看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了。我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以色列现政府。因为当前的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我真的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转向支持巴勒斯坦的阵营，他们的未来不会接受种族隔离。真正改变政治的将是他们，希望这些在未来会发生。以色列将受到制裁，等等。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亲以色列的人，你就必须反对你的政府目前所做的一切。斯图尔特：在世界各地进行这类采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最令人沮丧和恼火的是什么？你希望别人问什么？什么东西你希望人们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和其他几十个采访你的人处理这些情况的方式有什么让你感到奇怪或沮丧的地方？巴尔古提：我认为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只有当提问中隐藏着一些种族主义、不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在谈论双方时不平等时，才会让我感到沮丧。也没有考虑到 90%的苦难发生在巴勒斯坦一方，而不是以色列一方。我一直对人们说的是，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和占领之下是什么感觉。我总是告诉人们，来约旦河西岸看看吧，我向你保证，在两个小时内，你就会告诉我这是种族隔离。这非常容易。如果你和我去希伯伦（根据国际法，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你就可以去我不能去的街道，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因为我的种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我并不是想说我们这个家庭和我们家庭的苦难。我的大哥卡萨姆(Qassam)，18 岁那年从埃及回来，想在我母亲庆祝硕士学位时给她一个惊喜，他当时正在埃及留学。在边境，因为我父亲正在囚禁中，他们把他带到一边，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把他关了四年。这只是其中的一次经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们很特别，我们想把我父亲单独挑出来说。这是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故事。自 10 月 7 日以来，已有 65 名巴勒斯坦政治囚犯被杀害，没有人谈论他们。而且，你知道，虐待。关于在以色列是否可以强奸囚犯的争论真是令人作呕。以色列议会中 90% 以上的人不相信应该有巴勒斯坦国。这些都是我想特别指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人类的苦难。但我父亲教导我，成为受害者和表现得像受害者是不同的。他不希望我表现得像个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是抱怨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需要改变。坎贝尔：阿拉伯，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假设你的父亲没有出狱。假设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你认为你自己或你的兄弟们是政治家吗？你是否觉得自己会努力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你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政治家了？巴尔古提：我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我不认为我将来会从政。我的使命是，从科技领域而言，使巴勒斯坦成为未来的科技中心之一，因为我遵循我父亲写的东西，即巴勒斯坦的斗争远不止是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自由战士或类似的东西。你可以成为一名好公民。你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你可以在未来为巴勒斯坦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说到未来，如果是说我父亲出不了狱，我父亲常说，绝望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的特权。所以我把“绝望”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了。它不再存在。我不能那样想。他肯定会出来的。我向你们保证，他会接受你们的采访，希望如此。坎贝尔：我们会是第一个吗？我们很有竞争力…… 巴尔古提：我想说，竞争很激烈，但我不能保证。坎贝尔：好吧，谢谢你！谢谢！我想这是个很不错的采访。斯图尔特：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巴尔古提：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很荣幸！一个大问题坎贝尔：哇！阿拉伯·巴尔古提！他的发言很有感染力。斯图尔特：非常有感染力。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对乐观主义的关注是整件事情的核心，将故事推向希望，并尝试谈论两国解决方案。不过，有一件事显然是个大问题，那就是我认识的大多数参与过两国谈判的国际人士都认为难民返回以色列本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奥斯陆协议还是未来的协议都是如此。要以色列搬迁定居点很难，但还是有可能的；但对以色列来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坎贝尔：但我认为他的意义在于，我们和他交谈时，坦率地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显然正在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我们不会和他交谈。所以，我认为他做的是，谈论他的父亲，并保持这种感觉，即目前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实际上他所说的正是国际社会想要的东西，即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是令人信服的。斯图尔特：我认为这是个更大的故事，不是吗？你会比我更了解，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庭为他人说话的故事。我的意思是，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和反腐斗士，2024年2月在北极流放监狱中突然去世，年仅47岁，外界普遍认为其死因与俄政府有关。他被视为对抗威权主义的象征）的家人就是这样。在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入狱和遇害之后，他的家人仍在继续开展活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也是这类事情很强的传统，在爱尔兰、南非和许多其他地方，都有这样很强的传统，不是吗？【延伸阅读】他知道这些话看起来很奇怪。他知道这些话听起来很疯狂。坎贝尔：是的，因为你有很多关键人物，曼德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马尔万·巴尔古提有时被拿来与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在北爱尔兰数十年的暴力冲突中，他是共和主义阵营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之一。1990年代，亚当斯转向和平谈判，是促成结束北爱长期冲突的《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1998]的重要幕后推手）相提并论。格里·亚当斯没有坐 20 年牢，但进过几次监狱。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一方面，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当局想让他们远离社会，有时是为了阻止他们发挥效用，然而他被关在监狱里，却以某种方法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一所大学。当然，爱尔兰的恐怖主义也是如此——很多恐怖主义的技术都是在监狱里的人讨论、发展和磨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吸引人。我记得《经济学人》说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囚犯。当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出狱时，肩上扛着这样的重担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死在监狱里。斯图尔特：我想我还得回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试着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听这个采访时的立场。我的感觉是，他们会说，这个人是被以色列法院定罪的，他显然与武装抵抗运动有关联。坎贝尔：他被判了五次无期徒刑，外加 40 年监禁。斯图尔特：他们会说他是恐怖分子。他们还会说，我们低估了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的感觉。10 月 7 日的事件让人们意识到，我认为这就是人们的感受，它让他们意识到，有人真的想杀光他们。在过去的 20 年，也就是从他父亲入狱的那一刻起，自卫权以及自卫权与两国解决方案的关系这一问题发展得非常迅速。 90年代，以色列政治和国防机构的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唯一的长期安全与和平是两国解决方案，除非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为以色列带来和平。”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在推动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不，不，不，巴勒斯坦国是对以色列存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将竭尽所能建造定居点，压垮他们，推动他们所谓的“自愿”从加沙流亡。以色列成功地说服了阿联酋和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说法。坎贝尔：另一个观点是，如果有人听了这番话，而他并不完全赞同巴勒斯坦的观点，那么他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已经和他（指阿拉伯·巴尔古提，译者注）谈过了，最近和沙拉（叙利亚新总统）谈过了，就像我们讨论过的那样，和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国际人权律师）谈过了，她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观点，我们还和巴勒斯坦驻伦敦大使谈过了，在其对立面，我们还没有太多访谈。斯图尔特：我只是想反驳一下…… 坎贝尔：不，让我把话说完。我们还采访了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我们和埃胡德·奥尔梅尔（Ehud Olmeir，2006年至2009年担任以色列总理。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在任内曾试图推动以巴和平进程，同时也是首位因腐败刑事入狱的以色列前总理）谈过。斯图尔特：事实是，我们和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谈过。坎贝尔：我们也和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及特别使命局，被广泛认为是世界最精锐、最神秘的情报机构之一）的人谈过。但我们已经向以色列政府表明，我们非常希望与以色列政府的高层人士交谈，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对我们大谈特谈他们的政策要点，那就不行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你是在阿拉伯离开时说这番话的。就像你说的，他的那种沟通方式，他不接受绝望。我相信，他和有些以色列人的交流方式是类似的。他也说了 10 月 7 日是可怕的，我们谴责所有的平民袭击，但他很快就转而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双重标准。这会让一些听众感到不快。不过，我只是认为也有以色列人非常擅长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擅长沟通。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我们与以色列的声音、政府人员坐在一起，而他们不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反驳、争论细节，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采访是有成效的。所以，我们在此公开场合重复我们私下说的话，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有更多以色列人的声音出现在节目中，但如果他们只是来喊喊口号，那就不行了。斯图尔特：我想撇开政治来谈，我的意思是，从我们俩的采访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他怀有巨大的同情和爱意，因为他是一个从 16 岁起就几乎没见过父亲的孩子，同时也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他自称是一个想继续从事编码和技术工作的人，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这些事情中，我认为他做得很有尊严，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安静的魅力。坎贝尔：是的。好，再见！斯图尔特：再见！ *全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2 00:00

桑德斯说哈里斯没有吸引工人阶级，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民主党并不高兴

明中表示，民主党必须“从聚焦能团结不同种族、年龄、背景和阶层家庭的工人阶级议程开始”。目前尚不清楚桑德斯招募的人将竞选哪些职位，有多少人最终会参选，桑德斯又将支持多少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伯尼·桑德斯之友”已将这些人分配给三个长期与新候选人合作的老牌组织：Run for Something、Contest Every Race和国家民主党培训委员会。据桑德斯的助手介绍，教师是这些应募者中最常见的职业，也有很多是退伍军人。“伯尼·桑德斯之友”手头资金充裕，今年第一季度已筹集逾1150万美元，账上现金超过1900万美元，用于支持桑德斯的新组织项目。桑德斯的政治顾问费兹·沙基尔表示，许多潜在候选人并不愿意与民主党的标签绑定。 “这些人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参选，”他说，“他们的愿景是挑战精英、挑战权势阶层、挑战建制派，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动力。”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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