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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为什么和特朗普谈判会很困难，因为他发起贸易战的理由远不止于关税

府批评南非的平权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纠正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其中一项规定是，外国公司必须将至多30%的股权出售给黑人本地合作伙伴，才能获得电信牌照。这项政策导致马斯克的星链公司拒绝在南非落地，指责拥有“公然种族主义”的所有权法律。南非政府内部有观点认为可以提供一个“股权等价”方案，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其他“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代替出售股权。尽管有类似的灵活思路，专家们仍然对美国这种广泛打击“非关税壁垒”的行动，是否能真正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表示怀疑，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方式过于单方面。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经济主管巴特勒指出，美国本身也对外国公司设置了壁垒。他提到1920年的《琼斯法案》，该法案仍然要求所有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使用美国人拥有并操作的船只。他表示：“（美国的）非关税壁垒并不少见。问题在于，纳瓦罗和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承认美国自己也有类似做法。对非关税壁垒是可以展开谈判的，但起点不能只是单方面强加于他国。”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0 00:00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8 00:00

BC省医生：特朗普时代缓解压力的实用技巧

贫困潦倒中长大。虽然出生在此地，却饱受种族歧视。在《一个叫坎伯兰的地方》一书中，他写道，他的一生没有痛苦，唯有感激他人给予的善意。他还说，逆境会使邻居们更加亲近。对抗消极偏见早期人类通过识别潜在危险而得以生存，因此思维中存在持久的消极偏见。我们更习惯于看到挫折和失败，并感到悲观沮丧。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现自己和他人的闪光点，以及事物美好的一面。这样才能校正自己的人生观，并构建积极的社会关系。消解不良社交及特朗普式的新闻侵扰那些与我们发生不快的人，可能正在承受痛苦，比如遭遇了事故或损失，比如身体和情感经受了打击，也可能是性格存在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请理解并同情他的处境，并想象一下和他关系紧密的人该是何等难熬。你会庆幸，多亏自己不必和这个人时时相处。如果每天浏览的新闻引发了你的痛苦和焦虑，减少接触媒体就是最好的缓解办法。记得，每天看一次新闻足矣，睡前不看，利于安眠。幸福取决于自己我们对世界领导人的决定、经济或天气的影响都很小，必须接受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同时，幸福又取决于个人能力，要认识到很多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中。做好这些事，才能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秉承加拿大价值观，努力生存和发展加拿大的价值观是善良、礼貌和尊重。我们互相照顾，无分彼此，不论阶层。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都很坚韧。我们将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当今的压力，团结起来，秉持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为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努力生存和发展。日常自我护理 1. 上床睡觉。不要看晚间新闻，读一本好书，安心入睡。 2. 吃早餐。压力可能让我们不吃饭或情绪低落，因此要提前计划全天的健康饮食。 3. 走到户外，接近大自然和人群。精神科医生经常建议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进行一小时的适度运动，例如快步走。 4. 打电话回家。与朋友和亲人保持联系。

Lisa04-02 00:04

中美突发重磅！南华早报:美国FBI突袭知名华裔学者住所 “中国行动2.0”来了？

Donald Trump)领导下美国的种族歧视的担忧，一些人称之为事实上的“中国行动2.0”。 (截图来源：《南华早报》)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官员上周五搜查了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教授王晓峰拥有的两处住宅。这些住宅位于布卢明顿和卡梅尔市，报道称，印第安纳州首府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表示，对这两处住宅的搜查是根据法院的授权进行的，但当局并未透露此次行动的理由。根据印第安纳大学官网2021年发布的通知，王晓峰曾被计算机协会评为杰出成员。王晓峰于2004年加入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担任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这些突击检查让美籍华裔科学界担心，可能再次出现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治调查，这些调查颠覆了学术合作。一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工作的华人生物学家在匿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王晓峰案让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感受到更深的寒意”。这位生物学家表示：“‘中国行动2.0’一直是美国讨论的话题。”他指的是特朗普于2018年底推出的一项政策。这位生物学家并称：“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华人科学家受到打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半导体等敏感领域工作的那些人。” 他认为，生物学和医学领域未来也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打击对象。 “中国行动”的名义目标是打击中国所谓的“经济间谍活动”，但实际上却导致大量美籍华人学者和科学家遭到种族定性和针对，但是却几乎没有据此定罪的华人学者。根据2024年7月由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在特朗普的“中国行动”期间，美国司法部据称调查了数千名涉嫌隐瞒与中国关系的科学家。这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大量离美的“重要推动因素”。

tqttier04-01 14:56

美国FBI突袭华裔学者住宅引发忧虑，特朗普政府可能重新发起基于种族歧视的“中国行动”

安全研究人员住所进行突袭，再度引发了对种族偏见执法的担忧，一些人称之为当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专门针对中国学者的执法行动“中国行动”虽然当年不了了之，但事实上现在已经重来。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人员周五搜查了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教授王晓峰拥有的两处住宅。这些住宅位于布卢明顿和卡梅尔市，搜查是在法院授权下进行的，但执法部门并未透露行动依据。这次突袭让美籍华人科学界开始担忧政治化调查的回归，这种调查曾对华人学者造成重大打击。一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华人生物学家在匿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王晓峰案让华裔科学家“感受到更深的寒意”。这位生物学家说：“‘中国行动2.0’一直是美国的一个讨论话题。” 中国行动的名义目标是打击中国所谓的经济间谍活动，但实际上却导致大量美籍华人学者和科学家遭到种族定性和针对，但是却几乎没有据此定罪的华人学者。这位生物学家还表示：“未来预计会有更多华人科学家受到打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和半导体等敏感领域工作的那些人。” 他认为称，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也可能成为打击对象。根据一项去年7月由斯坦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中国行动期间，美国司法部据称调查了数千名涉嫌隐瞒与中国关系的科学家。这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大量离开美国的“重要推动因素”。多数案件因证据不足被撤销，项目于2022年被拜登上任一年后才废止。这一行动因带来深远破坏而遭到批评，包括摧毁学术生涯、干扰科研和个人生活，尤其是在美中科研合作方面造成寒蝉效应。根据印第安纳大学官网2021年发布的通知，王晓峰曾被计算机协会评为杰出成员。他于2004年加入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担任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通知写道：“王晓峰因其对现实系统安全分析和生物医学数据隐私的高影响力研究而知名。” “他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陆军研究办公室及业界的资助。” 虽然这一网页仍在，但点击王晓峰在学校网站的个人资料页面时，显示的信息是：“您所查找的账户已不再是信息学院活跃用户。” 他在校信息学院的安全与隐私研究中心（SPICE）网页上仍被列为教员，并曾担任中心主任。他的个人简介写道：“王博士的研究重点是系统安全和数据隐私，特别是在移动和云计算中的安全与隐私问题，以及人体基因组数据传播与计算过程中的隐私问题。” 根据他在软件开发平台GitHub上的个人页面，王晓峰曾主持多个关于Android和iOS安全，以及整合支付和一种名为单点登录的身份验证方法的项目。他还是“人体基因隐私研究的先驱”，其研究回应了“现实中对生物医学数据共享和计算保护的需求”。王晓峰近期的研究方向聚焦于数据保护以支撑人工智能，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来保护计算系统和5G网络。根据印第安纳大学学生主导的新闻平台《Indiana Daily Student》报道，王晓峰原定在8月开始的秋季学期中指导研究生独立学习课程。在社交平台Mastodon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马修·格林转发了有关王晓峰的相关新闻链接。他在周日发文说：“我因我们学术界的反应而感到无比沮丧。大伙《如果教授被关押了几个星期还没人知道，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信息学院的教授、SPICE的另一位主任让·坎普在周一回应称：“我当时立刻注意到了，并一直在试图获取信息。我被告知他目前在美国，尚未被指控任何罪名，而且一切安好。在这种法律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不愿与人交谈，我完全理解。”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1 00:00

民主党怎么输给了川普？最权威的重磅分析终于出来了

去了大批拉美裔和亚裔选民上面的图表按种族和意识形态列了2016、2020和2024年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展示了一个明显趋势。白人选民，不管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摇摆幅度都是零，即没有变化。哈里斯在白人保守派、白人自由派、白人温和派中的表现与希拉里·克林顿完全一样。黑人选民的摇摆幅度不太大，民主党只失去了少量黑人选民，其中多为保守派黑人。但是，民主党失去了大批拉美裔选民，也失去了大批亚裔选民。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出现了两位数的巨大跌幅。2016年，民主党获得了81%的拉美裔温和派支持，而2024年只获58%，下降了23%；民主党在2016年赢得了34%的保守派拉美裔选民,到了2024年，比例下降了一半，仅为17%；民主党2016年赢得了78%的温和派亚裔，2024年降至67%，降幅为11%。川普赢得了移民选票这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图表。横轴是每个郡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竖轴是共和党得票率增长。可以看到，一个郡的移民比例，与川普的得票增长明显呈正比。在纽约皇后区或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戴德等郡，川普的得票率提高了10%，增长非常显著。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支持率在移民比例高的社区呈下降趋势：2020年投给拜登的比例高出27%，2024年变成让川普微弱胜出。归化公民约占选民总数的10%，这意味着移民支持川普的增长率，比整体选民增长率的中位数要大得多。肖尔猜测他们有23%背弃了民主党。那么，川普获得的净胜选票有一半来自移民。川普在纽约、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这四个移民集中的大州表现非常好。战场州可能向川普倾斜了半个到一个百分点，那就足以让他获胜。民主党失去非白人选民和移民的原因：意识形态分化 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过去几次选举中，自认为是保守派或温和派的非白人选民，投票方式越来越像保守派或温和派的白人，他们的投票倾向越来越不取决于族群，而取决于意识形态。肖尔认为这并不奇怪。现在的民主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党，但过去民主党是自由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联盟。其保守派和温和派中，非白人比例很高。随着自由派成为联盟主导，联盟中的保守派开始倒戈。有人认为这不可避免：拉美裔和亚裔倾向于追随其他移民群体的政治轨迹：最初几代都支持民主党，但随着变得富裕和同化，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分化。美国黑人也是类似的情况——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缓解后，保守派黑人就考虑投票给共和党。同年，英国工党在黑人和印度裔等亚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因此，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是全球性移民和有色选民右转现象的一部分。令人震惊：年轻人显著右转上图按种族和性别，列出哈里斯在各年龄段的支持率。X轴是年龄坐标，四条线是哈里斯的支持率。蓝色实线代表非白人女性，蓝色虚线代表非白人男性，橙色实线代表白人女性，橙色虚线代表白人男性。可以看到，18岁的年轻人里，哈里斯只在非白人女性中胜出。在25岁左右的人群，两党在白人女性中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白人年轻男性压倒性支持川普。八年前，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不喜欢川普，但这张图显示，75岁白人和非白人男性支持哈里斯的比例明显高于20岁的白人和非白人男性，这是个很大的转变，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多年来，年轻人一直是民主党的可靠选民。民主党数据公司Catalist的数据表明，2020年，30岁以下的选民压倒性支持拜登，其支持率高出23%。然而，美联社VoteCast估算，川普2024年大选中赢得18-29岁选民的47%，高于2020年的36%。Blue Rose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川普在2024年甚至可能以微弱优势在这一人群中胜出——这与出口民调不符，但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数据、选民档案数据和选区级数据，都指向这一事实。过去四年里，25岁以下的每个群体——白人、非白人、男性或女性——都比千禧一代右倾得多，这是前所未有的。年轻人已从婴儿潮以来某种意义上最进步的一代，变成或许是五六十年来最右的一代。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剧——AtlasIntel今年2月的民调显示，自1月以来，川普在18-29岁人群中的支持率提高了近23%。所以，预测2020年至2024年选民倾向的决定性变量就是年龄。与四年前相比，年轻人明显右倾。(当然，其中很大部分的样本是不同的人，因为人的年纪在增长。) 年轻选民2024年对民主党的支持度骤降，也与其他趋势相关联：年轻人中，非白人的比例高于整体选民，与整体选民相比，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也更低。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更保守？Klein猜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经历的政治事件会对世界观产生持久影响。千禧一代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的灾难中长大，会将民主党与极具魅力的奥巴马联系在一起，Z世代则将民主党与拜登治下的疫情和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但肖尔认为原因不止于此，因为他看到这是个全球趋势。英国大选中，虽然工党胜出，但保守党在18至24岁选民中的得票率却增加了2-3%。因此，肖尔认为年轻人右转不仅仅是因为通胀，也不仅仅是对现任政府不满，而是全球趋势。早在2016年和2020年，“民主党选民比例会越来越高”的说法已经不靠谱的了，但民主党还相信，年轻选民最终会拯救他们：如果川普在老年人中支持率不上升，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了投票权，共和党末日就到了。结果这完全错误。肖尔承认，四年前他也那么认为。反过来说，民主党在投票率高的老年选民中支持增多，会对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有利。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民主党的年轻选民问题仍会很严重。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民主党支持率：分化严重这一张，是肖尔最震惊，觉得最可怕的图表。横轴是年龄，竖轴是男性和女性当中的哈里斯支持率差距。可以看到，30岁以上的选民，性别差距相当稳定，约为10%，大致是美国政治整体上的性别差距，75岁以上的更低。但30岁以下的人群，性别差距悬崖式升高,翻了一倍：18岁男性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比18岁女性高出23%，性别分化之严重，完全前所未有。在其他国家，性别分化似乎也在加剧。例如在德国，年轻女性投票给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比例非常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也许和堕胎问题有关，但看一下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就会发现，网络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文化变革。挪威一项针对高中生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认为“性别平等走得太远”的年轻男性比例激增。新冠期间，MeToo兴起，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注]也在那期间开始走红。某种意义上，民主党成了一个对女性很友好的政党，而年轻男性的政治观点对此发生了巨大反弹。肖尔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文化大变革，而人们对其影响认识不足。 [注]Andrew Tate，社交媒体红人，前拳击手，以在男性圈平台上宣扬富有争议的观点而著称。此外，Klein推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很大。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把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当榜样。社交媒体、网络文化让年轻人的媒体来源按性别高度分化：一个对终极格斗锦标赛感兴趣的23岁年轻男性，会被带入一个男性色彩强烈的网络世界。而一个23岁的女性，如果其兴趣与YouTube的算法一致，就不会进入那个世界，而进入一个相反的世界，会看布蕾妮·布朗(Brené Brown)[注]的演讲。 [注]Brené Brown，休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教授，其很受欢迎的TED演讲主题是脆弱、勇气、共情、和领导力。肖尔认为，网络社区的性别分化远远高于线下社区，当年轻人的社交圈突然全部移到网络上，就会导致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那么，民主党在年轻选民中遭遇滑铁卢，就不奇怪了。不久前也有人指出年轻男性选民是民主党的一大挑战。2024年，政治学教授大卫·科恩(David B. Cohen)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年轻选民是民主党基础的重要组成，如果这一基础受到侵蚀，该如何弥补？未来民主党要想在全国范围有竞争力，就必须想办法让年轻选民回归阵营，尤其是年轻男性。” 肖尔认为，那些对政治和性别持有可怕、倒退观点的年轻男性仍支持堕胎权，仍支持全民医保，所以他建议民主党政治家专注于在堕胎权和全民医保上做斗争，但其他人应努力改善网络上对文化争议性问题的讨论。政治参与度高的人群倾向民主党，参与度低的纷纷抛弃民主党衡量政治参与的方法有很多：参加投票的次数、政治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关注新闻的程度等。上图数据来自内特·科恩(Nate Cohen)为《纽约时报》Upshot(可能是美国质量最高的公共民调)做的民调。这个图表用是否在2020年投票作为政治参与度的一个指标，分析2024年的投票倾向。左图显示，2020年没投票的人里，拜登占微弱优势。也就是说，2020年，如果没投票的人都去投票，民主党会赢得更多。而四年后，没投票的人群从轻微倾向民主党，变成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4%。右图是每个选区2022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得票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投票率低的选区，川普得票率增加了6%，而投票率高的选区，哈里斯的支持率有所提高。另外，从对新闻关注程度作为政治参与度的指标来看，关注新闻的人更支持民主党，不关注新闻的更保守。而后者数目庞大。 Klein问肖尔，不看新闻的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基于物价等个人直接经验吗？肖尔认为，大多数人对现实的反应基于已有的立场。坚定的民主党选民不会仅仅因为对高物价不满就转投川普。而政治参与度低的人，对经济反应最大，绝大多数都将生活成本列为最关心的问题。但不能都归因于通胀。政治上不活跃的选民在奥巴马时代坚定地支持民主党，支持率高出10-15%，在2020年大致两边均衡，但在2024年，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上升了14%。基于教育程度的严重分化因此，除了通货膨胀和社交媒体，还有一个长期趋势，即民主党的联盟已从工人阶级转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如今，政治参与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投票给川普的几率就越高。这与全球趋势一致：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一大政治趋势就是基于教育程度的两极分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向左转，而工人阶级则向右转。所以，川普的崛起和回归代表了这一全球趋势。下图是肖尔早在2021年对英、法美、三国的选举分析：每条线代表一个国家左翼政党在教育程度低人群和教育程度高人群中的支持率差异，三条线都随着年代推移上升，说明三个国家基于教育程度的差别都越来越大。[注] [注] 美国的曲线从1964年开始大幅上升，也许可以解释为《1964年民权法》通过后，教育程度低的白人基于种族原因抵触民主党；克林顿两次当选时的差异为零，是因为吸引了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工人阶级支持；随后差异又开始上升，但奥巴马两次当选时有所下降，肖尔说是由于大批白人投了民主党；随后差异急剧攀升，2016年时间段截止时为最高。没出来投票的前民主党选民，更可能投给共和党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每个人都投票，民主党就肯定赢——投票率越高，对民主党越有利。选举后第二天发布的、当时掌握信息有限的美联社大选分析也将哈里斯的失败归咎于民主党投票率低。但肖尔发现实际情况正相反：投票的人越多，共和党越赢。如果只有在2022年投过票的人去投票，哈里斯会赢得普选和选举人团；如果所有登记选民都去投票，川普将胜出5%(而不是实际的1.4%)。“提高热情，动员所有人投票”的策略会让民主党输得更多。现在公布的各州选民档案数据可以显示选民改变投票意向与投票人数变化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结果发现，2020年到2024年，民主党选票份额的变化中，约30%是投票人的变化——投票率降低，另外70%是投票意向变了。这与过去30年中大多数选举的细分情况是一致的。一般来说，投票率和支持率的走向是一致的。在摇摆选民中失势的政党，往往投票率同时下降。原因很简单。去年，许多民主党选民对他们的政党感到愤怒。他们大多是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对生活成本等问题不满，他们还做不到投票给共和党，于是呆在家里没去投。但他们的抱怨与那些从拜登阵营转向川普的选民非常相似。曾投票给拜登、而这次没去投票的人的统计学特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MSNBC那样的新闻节目，而更多看福克斯。坦率地说，他们和那些背弃民主党的选民很相似。因此，如果强迫他们去投票，他们很可能会投给川普。全国总体投票率确实有所下降，但在决定选举的战场州，投票率与四年前大致相当。显然是很多人改变了想法，而通胀是个很大的因素。赶上通胀，而那些不大关注政治的人，对物价最不满，认为执政党要对物价负责。对这些非选民进行调查，问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会说是通胀，这也是所有选民群体压倒性最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后面还有讨论。 TikTok用户政治参与度低，倾向于支持川普过去四年中，从TikTok获取新闻的年轻选民人数增长了四倍多，这是媒体消费领域最大、也是最快的变化，而且与民主党支持率下降密切相关。TikTok的用户更年轻，政治参与度也更低，民主党在这一群体的支持率下降，是意料之中的。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的群体，支持共和党的比例比四年前高了8%，增长幅度相当大，而这正是选举前川普承诺救下TikTok的原因。 Klein提出，人们担心有一个可能，即TikTok背后的公司稍微做了手脚，通过算法把对川普有利的内容提升7%。对此，肖尔说他不知道答案，但认为完全有可能，因为在某些话题上，比如乌克兰或，他们已经那么做过。但肖尔认为，TikTok确实是第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Instagram Reels上的视频观看次数与创作者的粉丝数量紧密相关，而TikTok不是基于粉丝数量，而是用机器学习来分析视频，对视频是否会火，能提前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如果视频可能会吸引人，即使没有粉丝，也能广泛传播。这确实更民主。其次，TikTok随机性更强，让很多在推特或电视上无法获得大量浏览的内容摆脱束缚，直接进入不太关心政治的人们的视线。这个巨大变化对共和党有利。TikTok与之前的平台很不同，它的用户多不关心政治、多为工人阶级，而民主党很难找到能吸引那些人的创作者和内容，因为民主党里没有那种人。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世界里，民主党做得很好，但现在，战争的打法完全不同了。从前，要想传递信息，必须让文笔好的人吸收你的信息，再发布出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制作视频的世界里，只要视频有吸引力，就会传播出去。这个变化自然让左派失去优势，因为文笔好的人一般更左倾。与此相关，Nate Cohn几年前发布了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白人工人阶级选民里，过去一年里读过一本书的，比没读过书的更倾向于民主党。【二】民主党输掉的原因川普依然不受欢迎，但民主党也变成不受欢迎这张图表是根据2020年和2024年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的出口民调，显示川普在去年大选和2020年一样不受欢迎，甚至稍微更不受欢迎。但变了的是，拜登的净支持率曾为正6%，而哈里斯的净支持率为负6%。但肖尔认为不是不应换下拜登。相反，下图显示，正是拜登支持率太低，连累了哈里斯。拜登极不受欢迎这张图表显示美国人支持及不支持拜登的比例。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支持率断崖式跌落，之后通货膨胀、移民问题以及预算之战都发生在秋季，支持率进一步下跌，再也没恢复。拜登的净不支持率一直在扩大，到大选时，人们对拜登政府已经很不满了，今年1月的净不支持率又高了一点，为20%。所以，肖尔认为拜登更难赢，因为如果哈里斯都很难与拜登拉开距离，拜登就更难和他自己拉开距离了。另外，黑人从2020年到2024年的整体摇摆幅度很小，只有0-1%。但根据Blue Rose Research的民调，换上哈里斯之前，7–8%的黑人选民准备离弃民主党。这也证明，民主党不换候选人的话，会输掉更多。2024年，在很不利的形势下，哈里斯的表现其实不错——大选结果非常接近。选民想要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对于“目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制度，还是改革”这个问题，78%的选民回答“改革”。问到现状，是“可以更好，需要改进，以回到从前”还是“太糟了，需要对系统进行冲击”，大多选择后者，比例是53%，选前者的是37%。这显示选民希望发生大的变革。副总统哈里斯被视为现有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她败选的原因之一。选民对现状非常愤怒，想要个也一样愤怒的候选人。但那得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极端的、“愤怒”的温和派。下图就是选民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印象。选民认为哈里斯在意识形态上更偏激 Blue Rose Research问被调查者：你认为这位候选人：比你自己更自由派，更保守，还是接近你自己的观点？49%的选民认为哈里斯比自己更自由派，只有39%的选民认为川普比自己保守。因此，更多选民认为川普比哈里斯温和。这说明，对候选人意识形态的看法上，存在巨大差距。2020年大选，人们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拜登，而不是川普。但随着拜登支持率下跌，认为他过于自由派的比例也上升了。如果人们在经济等重要问题上更信任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哈里斯作为民主党的领袖，被认为过于自由派就不足为奇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物价，没有之一但肖尔认为哈里斯可以做得更好，赢得那场选举是有可能的。Blue Rose Research向被调查者展示国家面临的两个问题，问哪一个更重要。只要把生活成本或通胀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十个人中就有八到九个认为生活成本和通胀更重要。这恰恰说明选民对拜登处理通胀、预算赤字问题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94%的选民认为生活成本比学生债务重要；70%认为生活成本比移民和边境安全重要；80%认为生活成本比堕胎权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环境和气候变化更重要。84%认为生活成本比保护美国民主制度更重要。这清楚表明，选民希望改善经济，更关心物价，而不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 Klein评价说，民主党的选举表现其实比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好些。英国保守党的选举结果差得多，法国执政联盟也是，而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幅度不大。如果当初川普赢了2020年大选，通胀就是在他的治下发生，会让他和他的政府信誉扫地。那么，是不是民主党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气不佳？下一个图表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选民在关心的议题上，更信任哪个党 Blue Rose Research的调查让选民给40个问题按重要性排序，然后问：“在这些问题上，你更信任哪个党？” 上面这张图表分成四个象限。右上角是选民认为重要、而且民主党更被信任的议题，那个象限几乎空白。在精神健康上，选民对民主党的信任度很高，但他们不认为那是个重要议题；气候变化、环境和生育权的重要性都排在精神健康后面。唯一亮点是医疗保健——选民认为相当重要，民主党也明显占优势的议题。 2020年，人们最关心疫情和医保，而那些也是人们最信任民主党的议题。因此民主党只需谈论疫情和医保。他们那么做了，结果赢了。这次困难得多。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排在生活成本之后的是联邦政府规模、预算赤字、移民、犯罪及医保。几乎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人们更信任共和党的比例高出两位数的百分点。民主党在医保上更被信任，但仅领先2%，这个历来民主党占优势的议题，领先度下降很多。人们在气候变化和生育权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但选民并不大关心那些。这次选举中，选民在所有最重要问题上对共和党的信任度都远远高于民主党，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川普是个可怕的人，不能信任他掌权。所以选举结果才如此接近。但四年后，川普不会还是候选人，共和党也许会提名一个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候选人，也许不会。但如果民主党不摆脱这种信任危机，就依然灾难深重。民主党信任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拜登非常不受欢迎。数据表明，随着拜登越来越不受欢迎，民主党在所有问题上的受信任度都下降了很多，这个转变是大面积的。另一个原因是选民对现实中的具体事情做出了反应。通常，经济在两党优势上是中性的。但通货膨胀后，选民对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支持率从高出5%上升到高出15–16%，经济成了共和党的优势。教育曾是民主党的强项，但疫情期间，这个优势坍塌，现在基本势均力敌；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教育甚至成为共和党的优势。另一方，生育权曾是个中性议题，但高院推翻堕胎权之后，选民在生育权上对民主党的信任度直线上升。所以，世界在过去四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还会继续变化，民主党必须根据变化做出调整，不要以为做什么都不重要。信息传递 Blue Rose Research对竞选广告进行随机对照测验：对于某个广告，把1000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500人看广告，500人不看，之后问他们投票给谁，然后看两组的差异。最有效的一个广告是哈里斯直视镜头，说：“我知道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将建造更多住房，打击租金过高和价格垄断，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辛辛苦苦赚的薪水，应该有更多留在手中。” 另一则广告称，“川普在为自己和他的亿万富翁朋友而战。他打算征收全国销售税——川普税，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开支每年上涨4000美元。我们将为中产阶级减税，而不是加税。” 这些都是最好的竞选广告。也证实了选民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而且选民对现状不满。哈里斯能在广告中承认：事情的确很糟糕，正是那条广告测试效果好的一个原因。哈里斯竞选了三个月，一开始主要讲经济平民主义，但后来主要讲捍卫民主。民主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是：民调告诉他们，应该谈选民关心的经济或物价，但那些问题很难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川普每天都在做叫人生气和担心的坏事——起诉政敌，大肆滥用行政权力，但测试结果却是，选民不关心，也不想听那些。对民主和独裁话题的关注程度，因政治参与度和教育程度的不同有很大差异。即使测试已指明什么更有效，但民主党的信息没有集中在经济上，而过于关注捍卫民主，也过于关注多元化、觉醒、和变性问题。除了经济问题不易被媒体关注，肖尔称也有民主党捐款大户对广告内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的原因。测试表明，川普最好的广告，基本上是关于经济、油价、移民和犯罪的。此外，川普竞选最后几天的广告是开垃圾车和在麦当劳卖汉堡。自由派觉得荒唐可笑，但其视觉效果很贴近底层人民。哈里斯真的在麦当劳打过工，但系上围裙在麦当劳作秀的却不是她。肖尔认为，民主党必须明白，他们深陷信任危机，他们想说服的人，价值观与之不同，对现实的看法也完全不同。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用民主党的信息源。民主党想要赢得工人阶级，就必须努力改善信息传递，向他们伸出手，并开始使用新平台。【三】民主党怎样才能赢回来攻击川普的最大弱项这张图表有60来个圆点，每个都代表川普的一个行政命令或竞选政策，其中最受欢迎的包括：不对小费征税；在边境部署军队；实施选民身份证法；停止联邦雇员的远程工作。但很多川普和马斯克在全力执行的东西都不得人心，也是共和党的最大弱项：削减医疗补助、废除奥巴马医保、延长对亿万富翁减税。肖尔认为，如果民主党坚决反对川普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就有机会回到2012年的局面。此外，肖尔他们还把川普将要做的58件事情，根据这些事情改变投票意向、让人不支持川普的说服力进行排序。民主党最关心的很多事情——马斯克导致联邦政府混乱、削减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及延长富人税收减免——排名都很靠前。这等于共和党自己在主动失误。有项是“川普废除了降低处方药成本、给胰岛素花费制定上限的法律，这将增加数百万人赖以救命的药品成本”，这一条将转而不支持川普的比率提高了1.9%，这是能想到的最直白、最民主党的信息。但它的测试效果不如这条：川普“让马斯克在没有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削减联邦预算；马斯克向川普竞选捐了2.5亿美元，现在川普让马斯克以马斯克获益的方式重塑政府，不惜伤害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很难有什么能比得过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但马斯克被排在最前面，说明马斯克的行为实在是惹了众怒。这些数据表明，接下来几个月中，民主党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反对削减社会福利，二是抨击马斯克制造混乱。这两点，既符合民主党的理念，也是选民非常关心的问题。川普其实很脆弱数据中看到：川普的反对率升得很快——今年1月末，他的反对率是40%，短短三个星期后就升为47%；同时他的支持率在下降。这说明，他做的很多事不得人心，他其实很脆弱。民主党只需找到最好的攻击点。意识形态与民主党品牌美国约有37%的人认同保守派，36%温和派，自由派有25%(根据问题不同，分布也可为40%、40%、20%)。但肖尔指出，其实，意识形态划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格。温和派，尤其是非白人温和派，他们中很多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持进步观点，而川普的选民中很多是支持堕胎的。对各类选民的测试表明，经济平民主义的信息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其他人群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如果把那些人的文化特征作为民主党的形象和品牌，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就会不支持民主党。所以，品牌上，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应注重经济平民主义。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当前的讨论还陷在意识形态之争，但肖尔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迅速且不可逆转地改变政治格局：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导致大规模失业，民主党选民更受影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会加剧美国的党派对立。 Blue Rose Research与经济学家乔纳森·赫什(Jonathan Hersh)和丹尼尔·洛克(Daniel Rock)合作，对哪些工作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进行了估算。他们的研究表明，有大学文凭的人比劳工阶级受影响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型语言模式(Large Language Model，LLM)的发展速度比机器人快。人工智能对城市和郊区就业的影响将大于农村地区，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换言之，人工智能对民主党的选民负面影响更大。肖尔预测这也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文化战争，并担心这会加剧文化分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疫情期间，民主党的应对措施加剧了2016年就存在的文化分歧，其影响持续到现在，使民主党更难赢得选举。但与疫情不同的是，民主党有机会提前看到下一次冲击，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主动思考人工智能问题，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未来选举展望肖尔认为，即使民主党什么都不做，2026年也可能会赢回国会，因为那些从TikTok上获取新闻、不关心政治的选民——25岁以下的选民——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极低。赢回参议院比较难。2024年民主党在摇摆州的表现比全国的好，很大原因是对手的候选人太烂，不能指望那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2024年，即使竞选工作做得空前地好，对手又空前地弱，民主党也只获47个席位。所以，即使有蓝潮，也很难赢回50个席位。民主党必须做出改变，才能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不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并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作妥协，但所需妥协程度因州而异。2024年，内布拉斯加的丹·奥斯本(Dan Osborn)获胜，部分原因是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更重要的是他主打经济平民主义，关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展望总统大选，民主党需要改善品牌。现在民主党在全国范围信誉不高，如果不解决品牌问题，四年后大选，可能在核心问题上仍不被信任。何况，中期选举不会投票的选民会在2028年大选投票，而这一次，对手可能是个比川普受欢迎的候选人，那麻烦就大了。另一方面，民主党现在不是执政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议程控制权。现实地说，至少在2026年前，民主党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做什么。但现在开始讨论新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不过早。一旦推出新的候选人，那将是一次重启。可以想象，民主党推出的新的候选人会做得更好。资料来源： Blue Rose Research: 2024 Retrospective and Looking Forward https://22733335.fs1.hubspotusercontent-na1.net/hubfs/22733335/2024%20Blue%20Rose%20Research%20Retrospective.pdf Ezra Klein: Democrats Need to Face Why Trump Won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8/opinion/ezra-klein-podcast-david-shor.html Eric Levitz: This is why Kamala Harris really lost https://www.vox.com/politics/403364/tik-tok-young-voters-2024-election-democrats-david-shor David Shor: post on X https://x.com/davidshor/status/1357068352313839616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31 00:00

马斯克称已经把自己的X卖给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xAI，但估值远低于他购买的价格

2亿粉丝面前发布关于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并反复炒作“觉醒病毒”这个用来攻击进步主义议题的词。如今，特朗普重新执政，马斯克在行政部门工作，X再次成为关注和互动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社交平台。马斯克也在X上展示他对政府效率部所做的改革成果，但是据媒体核实，大部分是吹嘘和错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30 00:00

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政府做的事情，还能变得多愚蠢？

中表现出色，还打破了美国军方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和偏见，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历史象征之一。“伊诺拉·盖”（Enola Gay）是在二战末期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的名字，在英文中除了是“盖（Gay）”这个人名，也有“同性恋”的意思。总统没有与国会合作，按变化的威胁现实对军费预算进行现代化调整，反而在没有可信理由的情况下解雇高级将领。五位前国防部长，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明确警告说，这将“削弱我们的全志愿军队，削弱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也在遭遇大规模裁员。一位前高级情报官员说，“我们这不是在开枪打脚，而是在往自己脑袋里开枪”。这太不聪明了。如果他们对美国的硬实力都如此鲁莽，那他们肆意破坏软实力也就不令人意外。作为前国务卿，我尤其对政府计划关闭使领馆、解雇外交人员以及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感到震惊。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不像坦克和战斗机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在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我访问了112个国家，飞行近160万公里。我亲眼看到，在遥远的地方代表美国有多么重要。美国军方早就明白，必须将部队部署在前沿阵地，才能投射美国的力量、迅速应对危机。我们的外交官也一样。大使馆是我们政策制定的眼睛和耳朵，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行动平台，从培训外国反恐部队到帮助美国企业进入新市场，都离不开它们。中国深知前沿部署外交的价值，所以在全球范围新开设使领馆，如今数量已经超过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撤退，将使北京得以不受阻碍地扩散影响力。外交官是美国争取朋友的关键，这样我们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就不必孤军奋战。我和同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联合国通过对伊朗核计划的严厉制裁，最终迫使德黑兰停止推进核弹进程——这是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根本做不到的。他实际上还切断了对伊朗研究设施的国际核查资金。这太愚蠢了。外交是高性价比的方式，尤其是与军事行动相比。预防战争的成本远低于打仗。特朗普的前国防部长、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曾在国会表示：“如果你们不给国务院提供充足资金，那我就需要多买弹药。” 美国的发展援助在联邦预算中一直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在维护国际稳定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尤其是当与有效的外交手段结合时。美国的援助资金如果能帮助遏制饥荒、疫情爆发，或者应对自然灾害、开设学校，就能赢得那些原本可能转向恐怖分子或中国等对手的民众。我们可以减少移民和难民的流动，加强那些可能濒临崩溃的友好政府。我并不想假装这些事情很容易，也不否认美国的外交政策曾犯过许多错误。领导从来都不容易。但想要做正确的事，保障国家安全，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加强政府，而不是削弱它。我们应该投资于那些为国家服务的爱国者，而不是侮辱他们。通过聪明的改革，可以让包括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联邦机构更加高效有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丈夫发起了由副总统戈尔领导的“重塑政府”计划，这个计划与国会合作，有条理地简化官僚体系、实现人力现代化，同时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正好与特朗普政府的“大砍一通”式政策完全相反。现在他们不是在重塑政府，而是在摧毁它。这些做法既愚蠢又危险。而我还没提到特朗普与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独裁者亲近，对我们的联盟——这些可以延伸我们影响力、分担我们负担的力量倍增器——横加破坏，对国内法治的践踏更是严重削弱了我们的道德影响力。我也还没讲他如何让经济下滑、让国家债务爆炸。北京和莫斯科的宣传机器非常清楚，我们正处于一场关于不同治理体系的全球性较量中。世界各地的人民和领导人都在观察，民主是否还能带来和平与繁荣，甚至是否还能正常运作。如果美国像一个香蕉共和国一样被治理，腐败横行、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就输掉了这场较量。我们也将失去那些让美国独特且不可或缺的特质。如果这里真有什么大战略在起作用，我完全看不出来。也许特朗普想回到十九世纪的大国势力范围，也许他只是被个人恩怨驱动，根本没有什么考虑。作为商人，他让大西洋城的赌场破产；现在他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赌博。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那个群聊事件只会是我们最小的担忧，哪怕再多的拳头和国旗表情符号也救不了我们。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30 00:00

彭博：对美国人来说，从经济角度来说上大学还有价值吗？从文凭中受益最多的人群是谁？

人收入最多能比无学位者高出237%。种族和性别之间也存在差异。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获得四年制学位，她们的收入溢价反而在下降。而拥有学位的男性，收入最初相较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持续上涨，但近年来已趋于停滞。总体来看，亚裔学生在拥有学位后，相较于没有学位的同龄人，薪资增长幅度最大。而拉美裔男性的收入增幅则最小。拉美裔女性、非裔女性以及“婴儿潮一代”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较低，但她们从学位中获得的经济回报高于平均水平。不过，所有群体在一生中都能从学位中获得收益。至于上大学是否依然值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由Ipums USA整理。说明：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人口的比例，仅包括有教育程度数据的人口；1950年至1990年的数据中，完成四年或以上大学课程的人被视为拥有学士学位；各代人划分如下：最伟大的一代1901–1927年出生，沉默的一代1928–1945年，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X世代1965–1980年，千禧一代1981–1996年，Z世代1996–2004年。白人、非裔和亚裔的数据不包含拉美裔群体。图表中省略了样本中大学毕业者少于50人的人口统计分类，以及无大学学位者中位收入为0的分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8 00:01

波音希望特朗普帮忙解决其最大的法律难题

相关条件存在问题。奥康纳称该协议中把种族因素作为挑选公司监管人的条件之一的条款 “不恰当” 且 “违背公共利益”。这位法官表示，空难受害者家属反对在挑选公司监管人时考虑种族因素，同时也反对协议中遗漏了将波音公司遵守监管人反欺诈建议作为其缓刑条件的相关条款。在空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属们也对该协议表示反对，并称这对波音公司来说是一个 “优惠” 方案。他们在向得克萨斯州法院提交的反对意见中表示，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做出了不会给予其他任何刑事被告的让步。里德・奥康纳是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命的法官，他有过支持保守派诉讼方对抗政府的记录。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波音公司和美国司法部曾告知法官，他们仍在 “真诚地” 努力修改认罪协议。报道称，双方仍在就修改该协议进行谈判，预计修改方案将于 4 月 11 日前提交给法官。本周还出现了另一起涉及波音公司的法律动态。伊利诺伊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周一在另一起案件中做出裁决，前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米伦伯格和戴夫・卡尔霍恩，以及波音公司的供应商，无需为 2019 年波音 737 Max 空难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过失索赔承担责任。该法官裁定，原告缺乏证据证明这些高管明知故犯地参与了不当行为。

金融界03-26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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