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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南亚裔和华裔加拿大人支持保守党？有一个隐秘的原因

文化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往往忽视结构性的种族歧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保守党并不是对边缘化现象的无知，而是一种穿越边缘化现实的方式。靠近右翼，成为一种归属的信号。正如一位南亚裔加拿大年轻人所说：“你已经来了。你是加拿大人了。所以，就要开始像加拿大人那样投票。” 这种归属感的渴望不是凭空而来，受到“种族剧本”的影响。这些剧本奖励顺从、惩罚反抗，最典型的就是“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被接受的代价 “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将亚裔加拿大人描绘为勤奋且安静地取得成功的人。从表面看像是赞美，但实际上掩盖了不平等，并要求用沉默换取有条件的接纳。这种接纳非常脆弱。2001年9月11日之后，许多南亚裔人士，尤其是被视为穆斯林的人，很快就被重新贴上“危险的外来者”标签。类似的情况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出现，当时亚裔加拿大人遭遇种族骚扰事件大幅增加。在这两种情境下，原本被称作“模范公民”的人群，突然被当作威胁对待。在某些情境下，政治上的克制，比如保持沉默或回避抗议，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在这项研究中，我观察到的并不是这种现象。我采访的这些第二代加拿大人并不沉默。他们明确表达了对保守党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投票支持保守党，不是为了争取被接纳，而是要表明他们早已属于这个国家。保守主义成了成功、自立和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保持一致的标志。加拿大官方对多元文化的推崇强化了这种逻辑。多元文化常被称为国家的优势，但往往掩盖了种族主义的真实运作方式。结构性的障碍被“包容”的美好叙事掩盖。重新思考归属感在加拿大，谁属于这个国家的观念，常常受到种族、阶级和体面形象的影响。“有色族裔”不仅需要证明自己勤劳守法，还要展示自己已经“融入”。对某些人来说，投票给保守党是一种方式，用来表明：“我不像他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这种策略是有代价的。当“有色族裔”选民强化了那些让他们边缘化的结构时，他们可能获得了个人层面的认可，却加深了集体层面的排斥。而在否定以公平为基础的平台时，他们也可能放弃了建设更公正社会的政策机会。这种现象并不只限于第二代。加拿大广播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每五位新移民中就有四位认为，加拿大在没有充分规划的情况下接收了太多移民和国际学生。一些移民开始表达排他性的观点，往往针对的是比他们更晚到达的人。这也是一种“向上攀升”的政治姿态，反映出种族、脆弱性和归属感在当今加拿大是如何紧密交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持保守党的“有色族裔”选民是天真或不了解现实。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对权力如何运作的清醒判断。如果我们希望拥有一个更公平的政治未来，就必须正视种族、阶级和国家认同如何共同塑造了归属感——不仅是在投票箱前，更是在我们关于“谁能成为加拿大人”的叙事中。社会学家鲁哈·本杰明曾提醒我们，包容不应被视为一种施舍。这不是在“帮助”边缘群体，而是要理解，我们彼此相连。当恐惧左右政策、公共资源被削减时，最终受害的是所有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美《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关税是给习近平的礼物

使他的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了轻蔑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对那些促成全球智能手机革命的中国工厂不屑一顾，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无法生存”。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贝森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北京会听从华盛顿的指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大大公平地创造竞争环境。” 这番傲慢言论出自一位常被描绘为特朗普顾问中最冷静之人之口，其天真程度令人震惊。这反映出特朗普对美国强盛时代的怀念——那是一个充斥着诸如1985年《广场协议》之类的协议的时代，该协议似乎一挥手就改变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减少美国对西德以及当时竞争力强大的日本的贸易逆差。但即使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人口也已萎缩，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规模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中国不仅人口约为美国的11倍，而且在短短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比世界银行更大的金融资本来源，以及一流的军事强国。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抛开言辞，北京这番冷静的表态基本正确。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位糟糕的帝国主义总统对自身权力和国家实力的过度自信来恐吓中国。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

tqttier04-15 07:08

美国少年意图发动拯救“白人种族”的革命，还要刺杀特朗普，先杀害了父母并诈取钱财

的资料。调查人员称，这是一个倾向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观点的个人组成的网络。据称由卡萨普撰写的文件中，呼吁刺杀总统特朗普并发动一场“拯救白人种族”的革命。这些所谓的文字中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图像，并配有文字：“希特勒万岁，白人种族万岁，胜利万岁”。联邦宣誓书中称：“他曾与其他人联系，讨论刺杀总统和推翻美国政府的计划。他至少部分出资购买了一架无人机和爆炸物，意图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袭击。” 宣誓书还称：“卡萨普接触的其他人似乎知晓他的计划和行动，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卡萨普于4月9日出庭，接受州一级指控的初步听证。他尚未提出抗辩，目前仍被羁押。他的下一次出庭将在5月7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4 00:00

民主党迷糊之际，桑德斯在路上的“反对寡头政治”运动势头正盛，但美国人是否接受“全民医保”等主张存疑

“不清楚阶级视角，更关注左右之争和社会种族正义议题”，这些并不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真正愤怒的核心问题”。《库克政治报告》出版人兼主编艾米·沃尔特指出，桑德斯正在填补民主党内部的权力真空，因为在很多选民看来，民主党在迷失方向之际，这位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个人认同。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他主张的理念，或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理念，会在两年或四年后的民主党初选中更具吸引力？我们还不知道。”沃尔特说。沃尔特表示，桑德斯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吸引力，也凸显出民主党的更大难题，那就是：“过去八年里，他们党内最具说服力、最能团结人的信息就是，特朗普是邪恶的。而现在，他们必须在一半美国人都投票给特朗普的背景下重新认清自己是谁。” 桑德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民主党在争取女性权利和LGBTQ+群体权利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在“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的需求方面却失败了，造成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比我们以往见过的都更严重”。他认为，美国人对马斯克影响力的担忧——以及特朗普根据大金主意愿随意改变政策的交易式做法，为他提出变革民主党资金来源的诉求提供了机会。他指出，民主党“必须承担他应得的一部分责任”，因为现在这个“腐败的竞选资金体系让亿万富翁可以买下选举”。桑德斯从去年11月选举结束后不久，就开始公开表示支持那些愿意挑战两党的独立候选人。他在接受《国家》杂志采访时称，丹·奥斯本是一位蒸汽管道工、前工会领袖，以工人阶级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是“未来的榜样”。奥斯本对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黛布·费舍尔发起了出人意料的强劲挑战，目前他正在考虑再次以独立身份竞选联邦公职或州长。这位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还认为，民主党不应该接受那些在为工人阶级斗争时，无法对抗金权利益的候选人。 “现在的体制是两党制，这两个党同样被大金主控制。”桑德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集会中表示，“我们未来几周的任务，不只是步步紧逼地对抗特朗普……我们要有一个关于国家应往何处去的愿景……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腐败的竞选资金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所需的变革。”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星期六洛杉矶的集会上也强调了类似主题。 “这不仅仅是共和党对工人群体的攻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为我们更努力奋斗的民主党。”她对现场观众表示。她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关于党派标签”，他们也需要在“选择民主党人和民选官员时更谨慎，要选那些真正懂得如何为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的人”。自从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今年因猛烈抨击“寡头政治”而吸引大批民众以来，民主党内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呼应他们的民粹主义语调。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一直呼吁民主党更加有目标、有透明度地谈论“权力”问题，包括明确指出为什么企业和亿万富翁拥有太多权力。他曾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麦克斯韦·弗罗斯特一起在密歇根等地巡回，“对抗亿万富翁对政府的接管”。他也呼吁民主党更明确地针对特朗普对亿万富翁金主的依赖，称马斯克是“更广泛腐败的象征，这种腐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交给亿万富翁，把财富和资源从普通美国人手中夺走，让亿万富翁更满足”。 3月25日，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克里斯·德卢齐奥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华盛顿州的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德克萨斯州的格雷格·卡萨尔等人占据众议院议事厅发言，主张民主党“必须醒过来”。德卢齐奥认为，现在是民主党拥抱“经济民粹主义精神”的时刻，要“为人们能负担得起的生活而奋斗”，“遏制企业权力”，“对抗弥漫整个华盛顿的腐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4 00:00

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关税是给习近平的一份大礼

他说不——即使他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近乎种族歧视的言论。副总统万斯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贬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业，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宣称，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活不下去”。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贝森特设想的世界是这样的：北京愿意听从华盛顿的命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公平竞争环境。” 这种傲慢的说法，出自被外界视为特朗普团队中最理性的一位顾问，令人震惊，幼稚得难以置信，反映出特朗普对一个“全能美国”的怀旧幻想——一个能通过签署1985年《广场协议》那样的交易，轻松重塑全球主要货币体系，以缩减美国对西德和当时极具竞争力的日本的贸易逆差。但即便是在经济放缓、人口萎缩的今天，中国也与19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那个时期的日本国家规模远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和安全保障。而中国如今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1倍，仅仅一代时间，就已成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比世界银行更重要的资金来源国，也是第一梯队的军事强国。 “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撇开措辞不谈，北京这一冷静表态基本是对的。美国既无法靠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个自我膨胀的昏君和他对国家能力的过度估计来压制中国。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4 00:00

AOC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人选吗？

阶级才获得权力的。他们最擅长让我们因种族、性别、地位、信仰、文化、性取向而互相对立。他们会抛出各种标签、观点和文化争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他们最不希望我们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分裂，其实是最富有的人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分裂，最富的人无止境地贪婪，让所有其他人做出牺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团结，必须为这场斗争做好准备。我明白，这个国家最有权有势的人对劳动阶层的蔑视，不光是他们缺乏教养，还是美国整个政治议程和丑陋政治的缩影。他们欺骗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窃取我们的医保、社会保障和退伍军人福利，好为亿万富翁减税，为他们玩数字货币的朋友提供救助，大家知道吗？那种事有一个名称：腐败！我理解面对这铺天盖地的一切的感觉。那种厚颜无耻的自私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头条新闻都是那种自私——解散教育部，取消出生公民权，毁掉那些我们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东西。我理解那多么难以承受，连最坚强的人都会感到绝望和屈服，都会感到疲惫，觉得不值得去抗争。因为当你需要对抗的是整个制度时，很难觉得你做什么能起作用，很难觉得我们对于这个民主国家是重要的，很容易屈服，陷于绝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为了能吃上饭而做服务员时，也曾有过不再关心别的，只埋头打工，接受现实的时候。但那不该是生活的常态。不该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不必那样生活，事实上，我们不能再那样生活了。川普确实看到了工人阶级承受的巨大压力，但他的应对办法是建立一个奉行“人人为自己”的美国，其实是“‘男’人为自己”，因为他压根不相信女性权利。现在川普重新掌权，他把这个国家的钥匙交给了马斯克，把美国拆零贱卖给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以换取回扣。作为交换，那些亿万富翁、企业和游说团体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资助他和他的盟友。他们互惠互利，而我们这些人则被抛在一边。那些家伙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向我们这些普通人兜售一种理念，即我们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仅一步之遥。但他们的财富不是靠努力工作得到的，那亿万美元不是他们凭工作挣的，而是窃取来的，是从你、还有你、你妈妈、你爷爷奶奶以及我们所有人那里偷走的。看看马斯克和川普对我们的医保、退伍军人福利和社会保障做了什么。他们削减我们用一辈子支付的福利计划。顺便说一句，他们没有支付，因为那些亿万富翁从来没有公平纳税，所以是我们在负担那些计划，而他们却想拿走。请注意，即使你不在用医疗补助或联邦医保，你的私人医保费用也会因那削减而涨价。我们来谈谈医疗补助和联邦医保。就在几周前，众议院中的每一个共和党议员都投票赞成削减医疗补助，而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说：“哦，不，我们没有，法案并没提医疗补助。” 不，不，他们投票赞成从管理医疗补助的委员会削减8800亿美元。这不光是预算之争，还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之争，因为医疗补助、联邦医保和社会安全保障是我们作为美国人对彼此做出的承诺，关乎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我想生活在一个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美国，我想生活在一个人人能靠工资体面生活的美国，我想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不必担心被列入黑名单或驱逐出境的美国。我们的这些诺言，不是政客对选民的承诺，也不是亿万富翁对普通人的施舍，而是我们对彼此、对邻里、对朋友许下的承诺，是师生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承诺。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不堕落的社会，不是人人为己，而是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这是我们作为美国人互相许下的承诺。对我们来说，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不仅在于最辉煌时期的成就，还在于最困难的时候谁与你同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来这里，因为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他们宣称的激进主义其实是常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一个人不应该生病了就破产——常识；最低工资应该能支付最低生活成本——常识；顺便说一句，不支付生活成本工资实际上是给企业的一种福利，因为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大公司常靠食品券和公共救助去补贴他们雇员的工资。我相信，住房不是投资者和大银行勒索工薪家庭每一分钱的老虎机。拥有个家是神圣的权利，当房东一夜间把房租翻倍，或当华尔街将住房市场视为赌场而导致房价暴涨时，你的政府和你的公务员应努力让你住上能负担得起的住房。我相信，我们选出的官员应打击企业的贪婪行为，我们必须让巨额金钱远离政治，这才能表明我们的国家不是用来交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接受企业或游说者的钱。(掌声)谢谢，谢谢。福克斯新闻和右翼企图让人相信，这些美国价值观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东西，说我们上大学和读书被洗脑了才有这种价值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相信医保、劳工和普通人的尊严，不是因为我思想极端；我相信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当过服务员，是因为我和妈妈一起刷马桶来支付学费，是因为为了维持生计我打两个班的工，是因为父亲因癌症去世几天后，我目睹了妈妈打开医院账单的情形，是因为我经历了最糟糕的日子，知道被抛弃的感觉，因此不想让任何人再那样生活，是因为我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生活。让我告诉你们，这不仅是共和党的问题。民主党需要更努力地为我们抗争。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选择投票给知道如何代表工人阶级的民主党候选人。我要称赞这里的你们，因为你们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日夜工作。事实上，我喜欢亚利桑那的一个原因是，你们证明了，如果参议员没努力为你们争取利益，你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她换掉，代之以愿意那么做并能赢的人，这就是你们拥有马克·凯利(Mark Kelly) 和鲁本·戈(Ruben Ggo)这样出色的参议员的原因。这还不是全部。上周，共和党在议会提出一项大砍特砍的预算法案，你们的议员亚斯敏(Yasmin)、格雷格·斯坦顿(Greg Stanton)、鲁本·戈(Ruben Ggo)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都坚定顶住压力，投了反对票，不赞成通过在劳动人民身上削减亿万美元的预算。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们一样为工人阶级发声的人。你们也知道哪个亚利桑那议员投票赞成削减医疗补助并提高医疗成本：大卫·施维克(David Schwiker)。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团结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每天努力工作，把信息传递出去，把施维克赶下台，用一位敢于为亚利桑那发声的民主党人取而代之，捍卫为你们发声的人，捍卫冒着风险为我们而战的民选官员。还希望大家关注各级民选席位，支持那些敢于抗争的民主党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击败共和党。但除选举之外，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社区协会、志愿者团队、家长教师协会、教会组织以及你们周围所有的事业或组织。因为这些联系纽带能瓦解DC，社区是击败专制和根除腐败的最强大基石。最后，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有许多相同的经历。所以，对于那些站在这里、但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这里的人，我想对你们说：无论你们过去投了谁的票，无论你们是否知道该说什么，无论你们的种族、宗教、性取向如何，也无论你们是否在某些问题上与我意见不同，只要你们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而战，只要你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战——无论他们是谁，认同什么，来自哪里——那就欢迎你。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受重视，每个人的生命都受重视。但那些通过牺牲同胞利益获得成功或优越感的政客，则走得越远越好。在这里，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团结才能赢得这场斗争。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无关党派标签，无需100%观点一致，工人阶级的团结最重要，今天站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你们最重要—— 无论我们是谁，来自哪里，我们都值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值得尊重。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许下神圣的承诺，最艰难的时刻要相互照应，最好的时刻要分享成功。因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毕生致力于团结广大民众的人。你们知道，最初激励我出来竞选公职的一个原因——当时我正在擦餐桌，看到电视上在播参议员桑德斯，他说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应享有医保这项人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不是我们应该去争取的东西，而是所有人都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人。我只想感谢他，让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人民的力量！ *AOC演讲有所删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3 00:00

纽约客：格雷伯和Bluesky打造“无毒”社交媒体的探索之路

月吸引超过三十万用户，提供了识别并屏蔽种族主义和厌恶黑人女性言论的工具。正因为Bluesky的平台构架支持由小型、可选的社区自由设定审核规则，平台整体才能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实现有效治理。 Blacksky创始人鲁迪·弗雷泽告诉我，“只要有人在用户名、个人简介或发帖中使用侮辱性词语，我们就能自动收到警报并采取行动。” 他还说：“如果你让每个人都满意，那你可能就没真正服务某个社区。” 但培养小众、内聚的线上社群也有代价：Bluesky至今仍缺乏像Twitter黄金时期那样喧嚣紧迫的公共氛围。主流讨论的语调常常带有温室般的怨气。某个典型的一天，可能会刷到一连串帖子质问为何“没人谈论”某个议题——比如加沙的死亡人数，或者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面临的资金削减——尽管实际上这些议题在同一个网站上就有人在谈论。即使在政治多元的平台上，社交媒体也很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如果Bluesky想要维持相关性，必须从其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中发展出去。格雷伯喜欢将Bluesky比作一家酒店：“我们希望为走进大厅的人提供一个愉快的体验。” 她说——尽管大厅里还放着施工材料，供社区自由取用。用户“可以四处探索别人搭建的自定义房间，也许在酒店后面还有另一家酒店。” 如果这一系统成功，最终会有许多“酒店”在这个协议上并行运行。但在一些Bluesky早期支持者看来，这个社交网络太快太成功，反而削弱了去中心化的初衷——酒店太热闹了，人们就懒得再自己搭建其他“建筑”。 Twitter前工程师、Bluesky早期成员阿龙·D·戈德曼告诉我，在Bluesky服务器上托管数百万账户的成本很高，这给平台带来变现压力。 “如果我们要承担巨额托管成本，那就得在某处设立‘收费站’，”他说。格雷伯一直拒绝复制Twitter的广告模式，而Bluesky的开源结构，也意味着无法像X或Reddit那样将平台内容授权用于训练AI。目前Bluesky只有一项收入来源，即为定制域名账户提供托管服务。但格雷伯设想，未来可通过订阅费用和自定义工具市场获利——例如用户每月支付5美元使用Blacksky，Bluesky则从中抽成。不过，戈德曼表示，即使Bluesky具备“一个良好去中心化系统的骨架”，最后还是落入了“促使多尔西将Twitter商业化的同一套激励逻辑”。戈德曼帮助设计了Bluesky的协议，但后来与格雷伯出现分歧，于2022年底被解雇（格雷伯说，两人分开更多是因为他工作效率低，“不像个工程师那样推进工作”，而是“把这当研究项目来做”）。去年5月，多尔西透露他已退出Bluesky董事会。在一次采访中，他批评Bluesky正在“重蹈Twitter覆辙”，成了“一个有风投和董事会的公司”。他推荐了另一个冷门协议Nostr，一个被称为“抗审查”的社交协议，他曾向其捐赠500万美元。格雷伯告诉我，多尔西的离开反而“让公司更自由”。此前，一些潜在用户抱怨Bluesky仍是亿万富豪的“宠物项目”，如今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即使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创始人也不免为技术主导地位展开竞争。Mastodon创始人尤金·罗奇科告诉我，他去年和格雷伯讨论过一次合作，让两种协议可以互通。但他们各自都表示，对方似乎更希望让另一个平台迁移到自己协议上来。罗奇科认为，Mastodon没必要采用AT协议，因为Bluesky已经在这个协议上占据主导地位。 “没什么好处，”他说，“那样反而会没有落脚之处。” 如果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愿景实现，未来或许会像电子邮件中的SMTP那样，一个协议支撑整个主流社交网络——成为下一代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的基础。今年1月，非营利组织Social Web Foundation执行主任马洛里·克诺德联合创办了一项名为“解放我们的信息流”的新倡议，致力于在Bluesky协议上构建更多社交网络。正如克诺德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认真对待Bluesky提出的‘真正去中心化平台’的承诺。” 或许不久之后，会有更多热门社交应用出现在Bluesky协议上。目前，已有一些增长迹象。今年2月，一个类似Instagram的新平台Flashes上线，下载量已超过十万次。我最喜欢的项目是一个叫PinkSea的小型网站，它像日本“绘板”（oekaki）论坛，用户可以上传数字画作。我用Bluesky账号登录PinkSea，可以同时在两个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画作。在Bluesky办公室，我在格雷伯的笔记本上打开了PinkSea，她说从未见过这个网站，这里算不上数字广场，甚至连网络小酒馆都称不上，活跃用户可能只有几百人。但它的存在预示着未来在这一协议上出现更多创意项目的可能。格雷伯浏览着信息流，其中既有精美的动漫人物，也有粗略涂鸦。她眼睛一亮：“让人兴奋的是，那些我无法想象的新世界正在诞生。” 夕阳西下时，我们从Bluesky办公室步行前往一家酒吧。格雷伯不喝酒，她坐进一个昏暗角落，点了一杯不含酒精的健力士。随着Bluesky走向主流，格雷伯也愈发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旧式社交媒体势力的对手。3月在“西南偏南”大会上亮相时，她穿了一件定制T恤，讽刺扎克伯格的同款设计。扎克伯格的版本印着拉丁语“aut Zuck aut nihil”（不是扎克伯格就是虚无），而她的T恤写着“mundus sine caesaribus”——“没有凯撒的世界”。公司将这款T恤标价40美元，单日销售额超过过去两年域名销售的总和。在Bluesky的创始文件中，吸取Twitter经验教训，格雷伯写下了一句标语：“公司是未来的对手。” 换句话说，他们要从一开始就将平台设计成即使未来的管理者放弃初衷，这个平台也不会被滥用。格雷伯似乎甚至乐见Bluesky未来可能的“分崩离析”——她说，如果三千多万用户哪天迁移到协议上的其他平台，那反而证明了她的愿景是对的。 “所有中心化系统都面临权力继承问题，因为领导者会变，最后总会换成不聪明或不靠谱的人，”她说，“但用户可以用脚投票，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关系、数据和身份。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嘿，我做得更好，来我这里吧。”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1 00:00

金融时报：为什么和特朗普谈判会很困难，因为他发起贸易战的理由远不止于关税

府批评南非的平权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纠正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其中一项规定是，外国公司必须将至多30%的股权出售给黑人本地合作伙伴，才能获得电信牌照。这项政策导致马斯克的星链公司拒绝在南非落地，指责拥有“公然种族主义”的所有权法律。南非政府内部有观点认为可以提供一个“股权等价”方案，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其他“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代替出售股权。尽管有类似的灵活思路，专家们仍然对美国这种广泛打击“非关税壁垒”的行动，是否能真正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表示怀疑，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方式过于单方面。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经济主管巴特勒指出，美国本身也对外国公司设置了壁垒。他提到1920年的《琼斯法案》，该法案仍然要求所有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使用美国人拥有并操作的船只。他表示：“（美国的）非关税壁垒并不少见。问题在于，纳瓦罗和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承认美国自己也有类似做法。对非关税壁垒是可以展开谈判的，但起点不能只是单方面强加于他国。”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0 00:00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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