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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04-08 12:08

stice｜信息正义本文根据《纽约时报》播客《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2025年3月25日播出内容的文字记录编译。播客主持人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创办了Vox Media。他主持的《埃兹拉·克莱因秀》影响力广泛，吸引知名学者、政界人士和行业领袖参与讨论，凭借理性、深入的对话风格，帮助听众理解复杂问题。它不仅塑造公共讨论，还影响政策思考，成为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重要信息来源。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 ——埃兹拉·克莱因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它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他们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桑蒂·鲁伊斯【前言】当唐纳德·川普赢得大选后首次宣布DOGE（政府效率部）时，我知道很多人以为这是将埃隆·马斯克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安置到一个不给川普政府惹麻烦的地方的一种方式。这是华盛顿的一个古老传统：有人在选举和竞选中帮助你，但你不想让他们进入白宫，所以你给他们一个独立调研委员会，你再也不会听到他们那边的消息。但这一次，他们没那么做。DOGE清除的第一个人是维韦克·拉马斯瓦米。于是，它成为了马斯克的单独行动。之后，DOGE成为川普重塑联邦政府的核心。但我必须告诉你：我讨厌DOGE这个名字——政府效率部。这并不是说它不是好的品牌——它确实是。但它掩盖了这里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效率”的目标是什么。你听到了很多目标。也许DOGE的存在是为了让政府更精简，减少人员数量。也许是为了省钱。也许是为了使政府更具响应能力。它实际上在做什么？在联邦政府进行了两个月的砍杀行动后，我们能看到什么？这对川普任期的何去何从有什么启示？在我看来，对DOGE思考最清晰的人之一是“进步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gress)的桑蒂·鲁伊斯(Santi Ruiz)。他是“Statecraft时事通讯”的作者，也是其播客的主持人。鲁伊斯是一个经常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有能力的国家的人，他政治立场比我偏右。因此，他更愿意接受DOGE所做的事情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深思熟虑的。（译注：鲁伊斯对DOGE有过深刻的研究，曾写过《对DOGE的五十个思考》一文，以及在网上与读者持续不断的互动。）但和所有人一样，鲁伊斯也在努力应对现实。所以我觉得让他来节目上谈谈这个问题会很有趣。 —— 埃兹拉·克莱因 What is DOGE’s Real Goal? | The Ezra Klein Show 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vv6AvLsx4g “政府效率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译：临风，溪边愚人，Brandi 编：新约客 Ⅰ DOGE背后的几个理念他们很强烈地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我们必定会走过头，那就宁可错在砍太多，也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埃兹拉·克莱因：桑蒂·鲁伊斯，欢迎你来到这个节目。桑蒂·鲁伊斯：谢谢埃兹拉，很高兴来这儿。克莱因：我显然是个自由派，说实话，看到DOGE现在搞的那些事我挺气的。但我们也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吧。很多自由派把DOGE和马斯克看成是腐败和邪恶的化身，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没看到的？有没有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的观点？鲁伊斯：我对DOGE当然也有批评意见。但我觉得有几个脉络，还是值得试着从正面理解一下。其中一个是源自2016年和2020年川普执政的经验。那时候川普政府觉得根本没法真正掌控行政系统，无论是大事小事都一样。第一任期他们学到了很多教训，比如：“我们当时想用这种方式来管理政府，结果根本行不通。”当你慢慢推进改革的时候，体制内的对手，像公务员系统、“深层政府”就会有时间重新组织、反击。等你任期快结束了，那些人还都在那儿。所以现在的直觉就是：总统起码得能管得动本来就该他管的事。而且更进一步——总统应该能做比宪法目前允许范围还多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争论，马斯克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乎国家债务，还是那只是个幌子。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现在面对的债务状况，跟五年前、疫情前那会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跟DOGE团队周边的人聊，债务这个话题会一再被提起——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抓住这个机会，等中期选举一过，等民意开始自然回摆、我们失去众议院，这个改革窗口就彻底关闭了。现在眼前有块“绿地”（机会），必须趁现在尝试砍、砍、砍，以后再也没机会了。他们很强烈地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我们必定会走过头，那就宁可错在砍太多，也不要错过这个时机。这种风格很“马斯克”：先砍了再说，以后再把东西加回来也可以。我自己对这种做法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不太认同，因为有些被砍掉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再补回来的。但这就是他们的本能反应：民主党一定会来阻止我们。一年半之后，国会就会开始搞各种疯狂监管；公众的情绪也会慢慢变了——因为大多数人其实不喜欢削减开支。我不觉得马斯克这么干是因为川普想找个替罪羊。我觉得不是这种关系。其实川普和马斯克关系挺铁的，川普对DOGE搞的这些事情还挺自豪的。我更觉得，马斯克自己是打心底觉得：“总得有人来砍这刀吧——别人不干，那我来。” 克莱因：但说实话，我对“削减债务”这套说法是很怀疑的。我们确实需要控制债务，现在光利息开销就比国防预算还多。我认识很多痴迷预算的人——我从事这项工作很久了——但所有我认识的痴迷预算的人，你无法想象我所听到的事情，可他们都告诉我一个观点：一年后我们国家的债务只会比现在更高。他们意思是，不但这波操作不会真的把政府开支削下来，反而把原本可以真正做事的机会给烧掉了。因为你真要动那些大笔花钱的地方——那不是马斯克一个人能挥刀就完事儿的。鲁伊斯：那是福利系统。克莱因：你得说服民主党、说服共和党，至少要说服共和党人愿意砍医疗救助、砍联邦医保。那可能要多收税。而且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搞个4.5万亿的减税计划。但你不能一边说要削赤字，一边又拼命减税——这根本说不通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让我相信这不是胡扯。鲁伊斯：你去看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川普政府里挺有实权的人，掌管预算管理办公室）的说法，他讲得其实挺直接——他说他就是个赤字鹰派，特别看重债务问题。他说，如果你真想动到医疗补助、联邦医保这些硬骨头，你得先从那些老百姓没那么在乎的地方下手——比如什么“秘鲁漫画里讲‘觉醒’”的项目之类的。先把这些东西砍掉，再亮出“血淋淋的头”作证，公众才会觉得你是认真的，才可能愿意支持你去动那些真正跟他们家庭切身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在DOGE团队里确实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得先清零那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项目，因为只有那样，大家才会觉得：你不是在忽悠，是真的想缩小政府体量，真的动刀了。现在才刚上任两个月，所以你可以从两个方向来预判后续会怎么发展：一种看法是：我们砍了大学经费、砍了“觉醒”NGO（非政府机构）的钱、砍了这些“敌人”的资金来源，然后就收手了。真正敏感的、政治上很难动的我们动不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没人改革福利制度。另一种看法是：不，我们现在是清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然后建立足够的政治“信用”，接下来就有底气去动那些跟民生紧密相关的项目。也许我是太天真，觉得这两种可能性现在都还在。但现在确实还在初期。克莱因：而且他们还在说，要搞DOGE，把省下的钱直接发支票给全国人民。鲁伊斯：这其实就是反驳“我们是为了削减债务”这个说法最有力的证据了。克莱因：我一直都愿意用比较宽容的角度看问题，但如果马斯克在那些采访里能说点这样的内容就好了——比如：“我们其实特别想延续减税政策，但眼下财政状况太紧了。如果不赶快控制赤字，美国真的撑不下去了。所以很遗憾，我们这些有钱人，包括我马斯克这种世界首富，也得开始交更多的税。” 但他根本没这么说。相反地，他们在做什么呢？是在砍掉教育部、砍掉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砍掉社保部门的员工。可问题是——这些地方根本不是花大钱的主力。你不是DOGE，但你是个分析得很公正的人。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这个“削债理论”是认真的，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理由。鲁伊斯：也许我这样说有点回避问题，但我还是总会回到一点：这就是个政治联盟嘛。川普本人是赤字鹰派吗？我觉得从他第一任来看，好像也没这迹象。但你看，这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参与者。像罗素·沃特这种人，跟总统关系很紧密，在第一任跟现在都是管预算的。他从头到尾就是那种“削债”狂热派。所以你该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其实这就是一场政治博弈。你和总统合作，也是为了把你自己的计划夹带进去。话说回来，我也确实觉得，马斯克那套管理风格，在私人企业里是蛮奏效的。你看他在推特搞的大裁员，就很典型——他一来就毫不留情地裁人，因为当时推特确实臃肿得厉害。SpaceX也一样，他特别能省钱，而且效率高。可以说他在SpaceX那边是个极端“抠门”的节流高手。他这种风格，就是把人逼到极限，设定一些又狠又疯狂的目标，让你必须完成。在SpaceX就是这样搞火箭的——大家肠胃都搞出毛病了，但结果是：火箭造出来了，达到目标的速度还十分惊人。我觉得这就是马斯克的那种格式：他认为，这才是企业重组、提效最对的方式。他常说，“这就是源代码(source code)”。在他眼里，政府的问题不是某条法规不好，而是整个底层结构出问题了。所以他想得更深，他觉得可以把这些在科技公司搞定事的方法，复制到政府里来。他相信，只要你能搞清楚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就可以从上往下看清整个系统，然后“砍头”就变得简单了。 Ⅱ 砍砍砍后面的逻辑和效果到底是他们故意不在乎人命，还是搞砸了、没意识到后果？说到底结果是一样的：你破坏了一个很难修复的东西。克莱因：我正好也想聊聊“源代码”这个说法。我最近看了马斯克跟泰德·克鲁兹（Ted Cruz，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参议员的一段访谈，里面有个片段特别有意思，克鲁兹都听傻了。（插入录音剪辑）马斯克：其实政府是被电脑系统运行的。本质上，就是几百个电脑程序在处理政事。总统发一个行政命令，其实就是一堆人层层处理，最终变成某个电脑系统里的一个操作。克鲁兹：Ben，你知道这事吗？ Ben Ferguson：我还真不知道。马斯克：是啊。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钱到底怎么花的，想搞清楚浪费和欺诈问题，你必须能直接查数据库。否则你只是在问一个人，那人再去问另一个人，再问一个外包人员，最后有个外包人员去查数据库。 Ben Ferguson：哇！马斯克：这就政府实际的运作方式。它叠层架构。克莱因：他这套说法确实有点新鲜。他真的是在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在干这事。我觉得DOGE的特别之处在于，权力是来自对那些“发钱的电脑”的控制。你控制了那些电脑，就等于控制了钱，而控制了钱，就等于掌握了权力。这种思路，在政府层面，确实没人像他这样搞过。鲁伊斯：我觉得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西海岸”或者“硅谷”的直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也来源于马斯克从业以来的经历，还有他在川普圈子里的那种感觉：他们觉得你在跟公务员打交道时，那些人“会骗你”。你从某个机构的法务那儿听到的，并不是真相。这些职业公务员会忽悠你、拖你时间、阳奉阴违。所以他们要试图“直达真相”，就要“绕过人”，直奔系统底层，看钱到底去哪儿了。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克莱因：但现实中你会发现，像DOGE这样的项目，其实它的信息来源很容易出错——特别是当你不了解联邦合同的运作方式时，光看数字就很容易被误导。你以为看到钱去哪儿了，但其实那并不总能给你提供想要的信息。如果你想从根本上重塑政府，使其更有效率，那么你的项目的信息输入就非常重要。而事实上，电脑告诉你钱去了这里，又去了那里，只是一种非常单薄的信息形式。比如，一个合同的钱是发出去了，那是给谁？干嘛用？这个项目为什么要启动？是谁觉得它当初是个好主意？现在他们进来，一通乱砍项目，很多时候我都不清楚他们是根据什么砍的——就是直接删，一大片项目就没了。你如何看待这种了解政府职能的方式？鲁伊斯：算是一种方式吧（克莱恩笑）。算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法。但你要是让我当“政府效率部”的部长，我肯定不会只靠这种方式；你当部长你也不会。但现在DOGE团队的问题是：他们要么是没这个能力去了解更全面的信息，要么是故意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了解。你看看马斯克跟推特的关系就知道了。他的信息来源，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建的那个推特信息系统——就像你我可以定制我们自己的推文流一样，他也定制了属于自己的信息宇宙。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个平台的老板，可以决定要让什么内容浮到上面来。而现在的推特(X)和整个互联网，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具对抗性的信息环境。它的算法就是为了让“冲突”内容更显眼。所以马斯克每天花好多时间接收那种信息。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获取信息的方式，一边是天天刷着那些讲恶意与冲突的故事，另一边则是冷冰冰的数据表，而你又把其他渠道都屏蔽了，那你其实是在盲飞。而且他还特别喜欢那种很具体、很“能做迷因”的目标。比如：“这个合同我们删掉了”、“这张清单贴墙上给你看”，然后告诉DOGE团队：“你们去找各个联邦机构里的合同。” 这种直觉有时候确实能找到一些浪费，但也可能会把一些完全不该砍的项目一块给砍了。举个例子，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底下有个叫“医疗研究与质量局”(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的机构，做的事是：研究美国医疗系统里哪些死亡是“可以避免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新负责人认为，这些“可避免死亡”，可能是美国第三大死因。 AHRQ做的是那种基础研究，比如帮医院找出哪些做法更安全，怎样更容易分享信息、不让医院因为“上报问题”而被惩罚——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导致住院死亡的原因。现在DOGE想直接砍掉它。他们看预算表上觉得：“哦，这每年花掉五亿美元，好像就是在搞些杂七杂八的研究。” 但我觉得这事反而是砍错方向了，因为我们不但关心钱，更关心生命。克莱因：这个研究的意义，是帮我们识别出哪些医疗行为其实是无效甚至有害的，然后停止那些治疗。我们现在在医疗系统上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治疗其实根本没啥效果。但问题是，我们很难知道哪些才是没效果的。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做的研究根本不够多，而且也不够有执行力。如果是我来带领DOGE，我会反过来：把这种研究做得更大、然后立法要求医院必须遵守。但现实是，他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些，他们是在砍。鲁伊斯：不提人名，我跟一些DOGE的人聊过，他们觉得联邦政府根本就不该资助这种研究，直接全砍掉才是正解。也有另一种声音说：其实这些功能应该并入别的地方，比如并进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之类的。像AHRQ还自己发放研究经费——有人就觉得，这些“发钱”的功能没必要自己搞，可以放在其他健康类的资助项目中。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合理化和商业化重组。现在把它清零，如果国会真的想要，我们再把它弄回到别的地方，这样就能省钱。所以你能看到：哪怕是在DOGE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是真的想“搬个家”换地方继续做；也有些人是真心想“全砍干净”。也许那些说“以后还能加回来”的人，只是被“真想清零”的人给耍了。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团队内部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长期目标。克莱因：我想聊聊“清零”这个理念。在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的《马斯克传记》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马斯克说：“如果你删东西后，没有至少把10%再加回来，那说明你删得还不够狠。” 他的意思是：当他在管理一家公司时，他就是先删。如果删完了没事，那说明还可以删更多。如果东西开始坏了，那就说明你删过头了。这想法在某些地方是OK的。比如马斯克之前搞的那些公司，他那套删减逻辑是有反馈机制的——你删错了，很快就能知道。鲁伊斯：对，是种“工程式”的反馈。克莱因：对，比如SpaceX造火箭，要是搞砸了，它直接爆炸，你马上就知道有什么搞错了。再比如特斯拉，如果车门掉了、车子就要召回；如果顾客不满意，那就是你搞错了。现在他们毁掉了很多负责数据收集的功能，而这类事情是没那么快有反馈的。现在他们还在砍国税局(IRS)和社保局(SSA)的人手。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会让审计变少。还有，如果你在报税季打IRS电话没人接，或者你是个老人、社保金到账出问题，打电话得等几个小时，很难得到客服，那就是“清零”造成的直接后果。还有一个被他们盯上的机构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我认识里面的一些人，他们以前负责调查金融诈骗。你知道吗？这些人一旦被裁撤，就真的会有一堆本来不会被骗的人被坑。本来可以被追回的钱，也追不回来了。系统虽然没崩溃，但有人会被骗，生活会被毁。这也是我对“删了再说”的管理哲学最大的担忧。这个思路在那些反馈速度很快的行业是行得通的。但政府不是那种系统。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长期风险管理系统。拿出你最有力的辩驳。针对我刚才说的这些批评，你怎么为DOGE这套逻辑辩护？鲁伊斯：说实话，这就是我最难帮DOGE辩护的地方了。我承认，在工程系统里，快节奏的迭代真的有用。尤其是像马斯克在SpaceX或特斯拉那种场景下——他有全球最顶尖的工程师团队，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真的能在压力之下干出惊人的成果。但问题是——现在在DOGE里干事的这帮人，根本不是那种最懂系统的人。他们并没有那种对联邦合同、资金流动机制的深刻理解。哪怕他们现在能查数据库、看“源代码”。所以你是对的。这也是我自己最烦躁的地方。比如你去看他们砍掉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的那件事。你说这到底是他们故意不在乎人命，还是搞砸了、没意识到后果？说到底结果是一样的：你破坏了一个你很难修复的东西。 Ⅲ DOGE所带来的灾难是否是永久性的？有时候， “效率”其实是掩盖其他政治目的的烟幕弹克莱因：DOGE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砍掉”了USAID。你在文章里提到，在这之前你注意到围绕USAID有两条平行的争论路线，但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集。那两条路线分别是什么？鲁伊斯：右派这边，其实早在马斯克之前、甚至早在川普政府之前，就一直在批评非营利组织的“产业链”，说自由派内部自我交易，也质疑NGO搞的外援项目到底有没有效果。与此同时，在外援领域内部，也有一场很丰富的讨论，尤其是在“有效利他主义者”圈子里。讨论的重点是：“等等，这项目到底有用没？我们有没有证据说明这些计划真的在帮忙，比如降低非洲某国的贫困？提高教育水平？”那边也在自我反省：“我们是不是有些钱花得太冤枉了，应该做得更好。” 这两套辩论，其实至少过去七年一直都在各自展开。到DOGE上场时，这两边都还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做外援的人完全震惊了。大多数人完全没想到DOGE会这么狠，直接来一记“砍头”。而DOGE内部和右派的人，也根本不了解前面说的这些有效性讨论。像USAID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在非常努力地推动，让资金真正流向该去的地方——结果也被炒了。克莱因：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根本不想知道、不在乎？我不太相信他们“完全不知道”。即便真不知道，那也是一种用作攻击武器的“有意识地无视”——他们选择只看推特上的截图，或那些资金列表，看上去怪怪的，却不去叫上USAID的经济学家和负责人，认真聊一聊。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效率”这个词，在这场行动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问，“我们该怎么让事情更高效？”但有时候，“效率”其实是掩盖其他政治目的的烟幕弹。我猜你大概知道我倾向于哪种说法。那你觉得呢？你真的相信他们是因为不知道那场关于外援成效的讨论才这么干的？还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反感“我们把钱花在其他国家的人身上”？鲁伊斯：我觉得其实里面因素很多。这个“川普大联盟”挺复杂的，有各种思想流派、各种人都参一脚。确实有些人就是打心底觉得：美国援助外国没有意义。这种观点在DOGE内部也有。但你又看到像马可·卢比奥这种人——他一辈子都在支持外援项目。你就会纳闷：国务院这边应当会想重新启动这些援助拨款，比如PEPFAR——美国从小布什时期开始在非洲和加勒比搞的抗艾滋项目——他们想继续拨款，但DOGE那边坐在电脑前的人直接把那些拨款清零了。所以问题在于：从外面看，你根本搞不清是谁在决定什么。不过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开始了解得多一些了。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DOGE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倾向是觉得——这些项目根本不该存在。克莱因：对我来说，USAID这个案例特别有代表性。因为它没有反馈机制。这笔钱是我们拿来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穷国的人——避免他们遭遇各种糟糕的事。可问题是，那些人打不了电话给马斯克，也联系不上他们选区的议员，来让这些项目恢复。所以当你搞“删掉再说”，想看会不会“出问题”，但你根本没有盯着看有没有出问题。你也没搞什么监控机制，比如看看非洲之角那边的营养不良率有没有飙升。鲁伊斯：是的。我不想为这种想法辩护，但我觉得他们会这么回应你：“如果美国人不关心这事，国内舆论也没什么反响，那我们干嘛还要出这笔钱？”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是支持人道主义援助的，我希望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救命的事继续做。但他们给的回答很直接：“美国人不在意这些项目，所以也没人来找我们重启它。如果真的有民意支持，参议员们早该发声了。” 克莱因：但事实上参议员们是有发声的，对吧？马克·鲁比奥还因为这事被人骂了，他也说会想办法保住PEPFAR。可你刚才说了，最后它还是被砍了。我觉得重点是：他们号称有个“响应民意”的理论，但却没有建立任何监测机制。也许他们有做个档案存着？但很多人当时是真的愤怒了，DOGE根本不在乎，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他们瞧不起那些担心非洲儿童的“全球主义者”。这就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他们所谓的“效率”，到底是为了什么服务的？我觉得有种看法挺值得拿出来说——那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机构都是自由派的权力基地。我之前和一个知名右派活动人士聊USAID时，他对这波拆除行动特别开心，他的看法是：“哦，他们正在摧毁一个自由派的权力中心。那些自由派的人用这些钱养自己、养非营利组织，全是内部循环。” 听他这么说真是……有点意思吧？可能“有点意思”这个词还太轻了。但我作为一个自由派，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们所谓的“优势”，竟然是靠着USAID的拨款去加纳研究农业产量的项目…… 我试着用一个角度来理解DOGE，还有川普政府的这些操作：如果我立一个规则，然后用这个规则来预测他们会干什么，那规则会是什么？如果这个规则是：“让纳税人的钱花得更值，让政府更有回应能力”——那我觉得我预测不出来他们会做什么。但如果我换个规则说：“我将如何削弱那些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权力？”那我的预测大概就能十拿九稳了。鲁伊斯：比如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保守派活动家）现在就在教育部工作（译注：协助拆毁教育部）。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想砍掉教育部，可能从80年代它一建立的时候就想了。如果没有DOGE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类似的“斩首行动”？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的（译注：例如，鲁福这批人）。你看他们先下手的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在右派内部早就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像USAID，这点可能左派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要么就是教育部、大学拨款这些地方。你不一定能直接砍掉“觉醒派”的英文系经费，但你可以砍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拨款，或者冻结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他们认定的自由派权力中心。另一方面，我觉得DOGE的运作，可能没你想的那么“有意识形态”、或者说没那么缜密有逻辑。有些功能，其实是川普政府自己也很在意的，比如控制高端芯片出口给。这是他们明确要干的事，有“公共管理”的战略意义。但专门负责这件事的商务部下属“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一直人手不够、资源也很有限。结果DOGE一进去，砍了一波人——不多，大概是500人里裁了15个，但被裁的很多是试用期员工、刚入职一年内的，还有一些是刚刚升职的。而我稍微了解这个领域，我觉得他们其实裁掉的是一批最优秀的人，是那种你真的需要留下来、才能把出口管控系统搞好的那类人。这件事并非那种“川普政府私利”或者“右派意识形态”的操作。你会回头发现：“等等，我们还得再把人请回来。” 克莱因：对啊，这可是他们自己也认同的目标，是为了跟竞争。鲁伊斯：没错，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他们也是认同的。所以这就是我和你看法有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DOGE确实在干一些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事，也有一些是对外援毫无兴趣的破坏行为，但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那类问题。克莱因：什么是“古德哈特定律”？鲁伊斯：就是说：一旦某个衡量指标被当成了目标，这个指标就不再是个好指标了。你一旦死盯着指标，比如系统里的数字，你就会失去对你真正想要实现目标的判断力。在这个例子里，你会觉得：“好，我们把BIS的员工人数砍了，看起来更精干更高效。” 可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哪怕你是小政府主义者，你也希望这个机构能干点实事儿。现在反而变得更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事在发生，但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真的协调一致。有些事，连川普政府自己将来都可能后悔。 Ⅳ 淹没一切，烧毁一切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克莱因：我在调查DOGE的过程中，一再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没有什么统一文件，也没有大家都在遵循的共同目标。所有事情都不是指向某个单一方向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削减开支、控制政府、搞意识形态清洗。但我觉得，DOGE背后最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其实就是——行动本身。他们就是要做事。就是要不断“干起来”。而川普本人，也特别强调“做事”。你可以回想他上任不久在国会联合演讲里的那几句话：（插播川普演讲录音）川普：这段时间我们干得特别快、特别猛，我们正在开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我们43天里干的事，比很多政府四年八年都多。而且——我们才刚开始。克莱因：这个政府特别喜欢塑造一种印象：他们速度惊人、力量强大。这也是史蒂夫·班农那句“淹没一切”(flooding the zone)战略的具体体现。还有一种“权力的宣示”。你有篇文章里提到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推文，说得很有道理。推文用的是《黑暗骑士》电影(The Dark Knight)里的一幕：小丑从黑帮那儿拿到一大笔钱，重创了黑帮后，转头点火把钱全烧了。他的意思是：没人能拿捏我，我不是为了钱，不是想跟谁搞好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切都会被烧光。你在文章里也写了，这种“一切都得被烧掉”的气质在DOGE这套操作里特别明显。像USAID这种在华盛顿本来被当作“神圣不可碰”的项目，还有那些程序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比如文官制度——现在的讯息就是：我们可以突破这些所谓的“政治禁区”。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鲁伊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种“施米特式的朋友-敌人逻辑”[注]在起作用：我们要伤害敌人，要奖赏自己人。 [注]“Schmittian friend thing”指的是纳粹政治和法律学者卡尔·施米特的理念，政治上没有中性，非朋友即敌人。你写过一本关于政治极化的书，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态是：右派的人看着左派，会说——你们以前不也在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学你们而已。这种说法就是：“你们以前搞自我交易，现在我们要惩罚那些搞自我交易的人。” 它其实是一种极端党派化行为的自我辩护逻辑：“嘿，是你们先开始的。别怪我们。轮到我们反击了。同样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你同事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跟克里斯托弗·鲁福对话时提到的。他说鲁福可能是自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推动消费者权益的先锋）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8 00:00

《富爸爸》作者清崎:崩盘已到来！经济萧条即将来临赶快买黄金等“真正货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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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ttier04-07 12:11

十大券商一周策略：关税对指数可能是一次性冲击，围绕三大对冲手段梳理投资机会

对等关税”税率为34%。据白宫网站和《纽约时报》等美媒报道，这是特朗普今年1月上台后，迄今为止宣布的最大规模的新关税政策，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全世界祭出关税大棒。“对等关税”不适用于某些商品，包括铜、药品、半导体、木材、黄金、能源和“美国无法获得的某些矿产”。就全球而言，特朗普的激进政策，将动摇资本最关键的预期和信心，全球金融风险将显著加大。就国内而言，特朗普的关税，将使得市场由此前的高风险偏好的科技重估与大国“东升西降”的“预期叙事”，转入关税、通缩压力、楼市等“现实叙事”。当前的投资策略仍然建议维持“高低切换”的思路，尤其注意高估值、高杠杆、业绩承压的中小市值风险，重视防御类与安全类主线：1）总量政策定力下的“防御类”主线：债券、红利类资产（公用事业）。2）特朗普2.0全球地缘秩序崩塌下的“安全类”主线：黄金、有色、电力设备、核电产业链、军工等。广发证券：围绕对冲关税的手段出发梳理投资机会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围绕对冲关税的手段出发，梳理投资机会。对冲手段一：加大国内逆周期调节力度。市场普遍预期，应对大比例关税，需要显著增加国内逆周期调节力度，因此周四A股市场中的顺经济周期板块率先反映了这样的预期。逻辑上来说，顺周期板块分为两类：①被财政发力所直接刺激的行业（比如两重两新）；②没有被财政直接刺激、需要总量经济（PPI）全面向上才能被带动的行业。我们判断，顺经济周期中的投资重点，还是应当放在第一类行业中，例如后续可能在财政补贴范畴内的服务型消费、生育、养老等。而第二类行业则需要PPI的全面上行，这一点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做过一些论述：首先，PPI是各类经济主体的收入预期，从而就决定了广谱消费。（PPI首先决定上市公司ROE，即决定企业收入预期，如下图，企业收入又分别影响了政府税收和居民就业）。对冲手段二：科技立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比2018-2019年来看，当科技产业周期走出趋势的时候，科技成长方向往往在中期层面也会对贸易战脱敏。回到当下，本轮成长的科技产业趋势仍在，可能同样会表现为中期层面的脱敏。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目前来看TMT成交额占比为26.4%，仍然处于本轮情绪支撑位附近，等待外部扰动和一季报冲击的落地。对冲手段三：开辟外需市场新矩阵。展望来看，我们认为这个趋势有望延续，关注对欧洲和对亚非拉出口链。一方面，中欧关系改善、欧洲财政扩张均带来对欧出口机遇。近期催化不断，例如，4月3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同意尽快重启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谈判，为推动中欧企业开展投资和产业合作营造良好环境”，释放中欧经贸改善信号；另一方面，亚非拉地区今年光储、摩托车等领域的需求仍强劲。对欧及对亚非拉出口链相关行业包括：逆变器、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电表、工程机械、客车、注塑机等。4月3日对等关税公布后，多数对欧及对亚非拉行业跟随出口链下跌，当前25年PE已大多在20X以下，关注相关行业的错杀机遇。华西证券：扩内需将成为接下来政策的主要抓手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宣布实施“对等关税”超出市场预期，全球资产价格巨震。4月3日，全球股市普跌，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暴跌6%；大宗商品价格普跌，国际原油、基本金属和黄金价格回落，美元走弱，资金流入避险的美债和日元。4月4日，中国率先针对“对等关税”公布反制措施，当日美股和大宗商品进一步下跌，VIX恐慌指数飙升51%，伦敦金大跌2.5%，美债收益率“V型”走势，日元贬值，美元指数上涨。市场展望：扩内需将成为接下来政策的主要抓手。美国关税政策引发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当前VIX恐慌指数仅次于2024年8月日元套息交易平仓和2020年3月全球疫情引发的流动性冲击时期，表明风险资产步入高波动阶段。往后看，美国关税谈判仍具有较高不确定性，随着美国滞胀压力显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推行将面临阻力，而国内以“扩内需”为重点的逆周期增量政策仍有较大的发力空间。从估值角度看，当前A股和港股处于全球权益资产的“估值洼地”，其短期波动或低于海外市场，成为风险资产的“避风港”。行业配置上，以低估值与扩内需的板块为主，如：银行，食品饮料等。主题方面，建议适度关注：农林牧渔、军工等。民生证券：投资者可以进行积极“防御” 美国罔顾全球自由贸易的基本规则，打破国际共识的行为给风险资产带来波动，全球化的需求与供给结构正在经历破坏，而新的需求与供给结构或也因此重塑，当下的风险很难说已经计价，未来的机会也因此而诞生。在破坏阶段，投资者可以进行积极“防御”：第一，受益于内需对冲的消费板块（食品、乳制品、啤酒、彩妆、服饰、定制家居等），包括上文中我们提到会受益于反制的农林牧渔、酒店餐饮；第二，纯粹的低估值资产（银行、保险）、红利中的煤炭因反制受益。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塑的过程中，“美国是最重要的终端需求”这一全球共识会被打破，“两个太阳”下的需求和供给将会重建，推荐：资源品（黄金、铜、铝、以及部分小金属钴，锑，锗等）、资本品（工程机械、钢铁、自动化设备等）。东吴证券：关税落地后可以关注哪些方向东吴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关税落地后，可以关注哪些方向？1、内循环板块。由于外需面临明显下行的压力，内需的重要性再度凸显，分析师预计提振消费相关政策仍将陆续出台，4 月政治局会议或将是重要的观察窗口，关注新基建（如数据中心等）和消费（包括白酒、乳业等防御属性较强的板块，以及服务消费，如教育、零售、出行旅游等）。 2、自主可控链条。回顾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自主可控方向也走出了独立行情。本轮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升级，科技侧制裁或也将加码，中国核心产业的本土替代进程有望加速，自主可控方向的半导体设备与材料、芯片、军工、高端制造等分支有望走强。3、避险资产。随着贸易摩擦升温，全球风险偏好将系统性下修，避险资产成为资金共识，黄金价格或持续上涨；A 股以公用事业、银行为代表的核心红利资产具备韧性。4、反关税品种。关注农业、稀土等反关税品种。兴业证券：持仓可阶段性向低波红利、低位绩优等方向倾斜特朗普加征关税幅度超出市场预期，全球资产开启避险模式。往后看，随着各国陆续做出反制以及谈判进展，关税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影响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A股，短期关税不确定性冲击下，市场也难免出现波动。但立足中长期，我们认为当前无论是国内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潜在增量政策的储备，还是适应了上一轮贸易冲突后的出口结构优化，以及市场在心理上做好的准备、尤其是以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突破对于信心的强化，均非2018年骤然遭遇贸易战时可比。一方面，参考2018-2019年的历史经验已经验证，中美关税冲突对股市的影响多为消息面的短期冲击。并且，期间随着谈判进程的推进，市场同样存在相机反弹的潜力。更重要的，则是当前无论是国内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潜在增量政策的储备，还是基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战略诉求，相比2018年，本轮对于外部不确定性的应对都将更加具备信心和底气：首先，国内因素仍是决定A股走势的核心矛盾。与2018年“内外交困”的宏观环境不同，当下国内正处于内需接力、科技突破的阶段，将成为我们应对外部压力的信心来源。其次，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当前国内依然有较为充足的政策储备进行对冲。此外，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上一轮关税冲突后，中国企业积极寻求出口目的地的分散，叠加部分产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面临的出口环境已然不同。而中长期，随着外部压力为我国发展内需和本土替代孕育良机，中美关税冲突更无法改变A股市场“以我为主”的大趋势。对于后续的应对，一方面，内需消费、自主可控等作为中长期促进经济动能切换和短期托底政策的发力结合点，有望成为市场聚焦的方向。另一方面，面对可能持续和反复的全球贸易谈判，短期仍需做好应对不确定性的准备，持仓可阶段性向低波红利、低位绩优等方向倾斜。分析师将红利资产划分为类债红利（电力、交运、运营商、银行等）、周期红利（煤炭、钢铁等）和消费红利（纺服、汽车、家电等），其中类债红利基本面稳定性更强、波动率更低，且与长债等避险资产收益率走势强相关，考虑到后续不确定性因素仍多，更适合作为底仓品种配置。信达证券：关税对指数可能是一次性冲击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影响较大，但对A股指数可能会是一次性冲击。A股牛市是股市政策和估值周期、房地产去杠杆周期、各行业去产能周期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的影响或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关税冲击会拉长始于去年10月以来震荡的时间，大概率不会直接终结牛市。未来1个月配置建议：银行钢铁建筑(海外经济敏感性低、国内政策敏感高和低PB修复) > 地产消费(国内稳增长力量估计还会继续发力) > 港股互联网（海外波动加大，中国资产配置意愿上升）。2024年10月以来的震荡期，市场风格偏向小盘低价策略，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流动性充裕但盈利较弱，所以投资者偏向博弈性风格。其实如果观察历次牛市（2005-2007、2014-2015、2019-2021），不管是否是盈利驱动的牛市，低价策略都容易在指数大幅上涨的后期至震荡初期有较强的超额收益。而一旦市场进入震荡期后期，低价策略大多会失效，指数新一轮中枢回升，大多不是由低价策略带动的。对于大小盘风格来看，牛市期间的每一次震荡，大概率是大小盘风格转变的拐点，震荡结束后，新的上涨波段大概率大小盘风格和之前不同。比如 2020年7-9月震荡期之前的4-7月，市场风格偏小盘，但2020年8-2021年初，风格转向大盘。2014年-2015年1月震荡期间的2014年9-12月，市场风格偏大盘，之后的2015年1-6月，风格转向小盘。站在当下来看，我们认为市场震荡末期，在新一轮上涨之前，大概率会提前观察到风格转向大盘。建议成长内部转配港股互联网，价值内部关注指数权重（银行）、破净类价值股（钢铁）。

金融界04-07 07:40

美军在给国会的简报中承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消耗惊人，但成果有限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本周表示，自3月15日他下令开始空袭以来，也门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持续打击下几乎被摧毁”。但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私下向国会和盟国透露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五角大楼官员在过去几天的闭门简报中承认，在摧毁胡塞武装大量且大多位于地下的导弹、无人机和发射装置方面，仅取得了有限成果。参与机密破坏评估简报的官员表示，这些轰炸行动远比拜登政府时期进行的打击猛烈，也远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开所描述的规模。胡塞武装以顽强著称，他们加固了许多掩体和其他目标地点，这让美军难以有效破坏对红海商船发动导弹袭击的能力。这些官员表示，在短短三周内，五角大楼已动用价值2亿美元的弹药，此外还承担了部署两艘航空母舰、额外B-2轰炸机和战斗机，以及“爱国者”和“萨德”防空系统前往中东所带来的巨大行动和人力成本。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到下周，总成本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五角大楼可能很快需要向国会申请额外拨款。由于使用了大量精确制导弹药，特别是先进的远程弹药，一些五角大楼应急规划人员开始担心海军的整体库存，以及在美国需要应对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可能情况下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这轮打击行动命名为“粗野骑兵行动”，这个名字取自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西奥多·罗斯福在古巴指挥的部队。官员们表示，这一行动可能会持续六个月。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晚间反驳了国会和盟国官员所描述的评估。这名官员表示，空袭在行动的初期阶段已超额完成目标，扰乱了胡塞高级领导人的通信能力，使胡塞武装的反应仅限于几次无效的反击，并为后续阶段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们进展顺利。” 美国官员表示，空袭破坏了胡塞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声明中表示，空袭已“有效”地击毙胡塞高级领导人，但她并未透露具体姓名，并称这项行动正在重启红海航运。加巴德表示，“情报界的评估确认，这些空袭击毙了胡塞高级领导人，摧毁了胡塞可能用于制造先进常规武器的数处设施。” 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这次空袭和海上打击旨在向胡塞施压，迫使其停止袭击，这些袭击已干扰红海国际航道一年多。拜登政府也曾对胡塞实施过打击，但规模较小，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目前的打击还瞄准胡塞高级官员。国务卿鲁比奥上周对记者表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打击这些人是在为世界做一件大好事，因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特朗普政府尚未说明，在拜登政府长达一年的努力基本未能阻止胡塞袭击，且这些袭击还曾针对以色列的情况下，为何认为自己的打击行动将会成功。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和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本周在致特朗普的信中写道：“考虑到此前类似努力的失败，政府必须向国会和美国人民说明未来的行动路径。” 自3月17日以来，五角大楼尚未公布更多空袭细节，当时的声明称首日已打击超过30个胡塞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3月24日表示，这些打击“摧毁了指挥控制设施、防空系统、武器制造设施以及先进武器存储地点”。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周四回应《纽约时报》的提问时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对胡塞发动密集打击的效果。例如，过去一周胡塞对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袭击减少了。” 这名官员还表示，胡塞“在美军空袭不断削弱他们能力和战力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被动”。这位官员否认五角大楼简报官曾告诉国会和盟国官员打击将持续六个月，并表示“从未讨论过这样的时间长度”。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战机执行对胡塞打击任务的图像，但多次拒绝透露迄今为止打击了多少个目标，也未公布所称已击毙的胡塞指挥官身份，包括一名导弹专家。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美国海军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在也门使用了多种远程武器。这些武器包括AGM-154联合远程攻击武器——一种GPS制导滑翔炸弹，以及空射巡航导弹。这种滑翔炸弹每枚携带约90公斤炸药，可在距离目标超过130公里外发射。而海军战机发射的巡航导弹射程则是滑翔炸弹的两倍以上。这些是海军战机在类似行动中可用的最远射程空中武器之一，并与海军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一同使用。之所以动用这种远程武器，是为了应对胡塞的防空武器威胁，这些防空系统已击落数架美军无人机。参与亚太地区作战规划的美军指挥官认为，这类武器在未来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也至关重要。美国于3月15日在胡塞控制的也门北部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据美国和也门官员表示，自那以来，“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海军攻击机以及驻中东基地的空军战斗机每天都对胡塞目标展开打击。高级官员称，最初的打击是对武装分子的首次打击行动，也是向伊朗传递信号的一部分，目前特朗普正寻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五角大楼已将“爱国者”和“萨德”防空系统部署至几个担心胡塞局势升级的阿拉伯国家。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阿联酋正为美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和顾问支持。沙特阿拉伯曾联合阿联酋及其他国家对胡塞发动空袭超过六年，但因未能达成目标而终止行动。由沙特领导的联军使用美国提供的弹药，造成大量也门平民死亡。与拜登不同，特朗普将打击目标的决策权下放至地区和地方指挥官，这使指挥官们能更快速高效地对胡塞目标发动攻击。胡塞官员表示，空袭击中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居民区和建筑，造成60多名平民伤亡。英国的冲突平民伤害评估组织Airwars在周四发布报告称，3月15日的一次空袭中，一名女性和四名儿童被炸死。报告指出，许多攻击发生在人口密集区，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选择对平民构成更直接威胁的目标，也可能意味着其对平民伤害风险的容忍度更高”。一名美国官员周四表示，五角大楼会调查所有平民伤亡的说法，并像以色列一样声称美军已尽一切努力降低风险。在这轮新攻势的第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船只、飞机和无人机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海盗行为、暴力和恐怖袭击”。特朗普本周表示，美国将继续空袭，直到胡塞“不再对航行自由构成威胁”。他警告称，“真正的痛苦还在后头”，除非胡塞停止行动。 3月15日，特朗普还点名批评伊朗当局。美国情报机构一直难以识别和定位胡塞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产自地下工厂，并由伊朗走私入境。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在2024年末增加了侦察机资源，用于获取胡塞目标情报。特朗普政府继承了这些情报，以色列也提供了目标信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6 00:00

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

罗伯特·范内斯特埃利奥特·彼得斯《纽约时报》4 月 2 日的报道：“在川普与 Perkins Coie 的斗争中，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全美收入排名前十的律师事务所中，没有一家签署法律简报，表示支持这家抵制行政命令的律师事务所。美国律师界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了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美国华人杂谈”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今天（4 月 4 日），一个有 500 多律所签字支持 Perkins Coie（博钦）的《法庭之友书状》终于被递上了法庭。虽然近日有多家大型律所加入了这个行列，但全美收入排名前二十的律所中没有一家签字。前 100 强中只有近 10 家律所签署了这份辩护状。（替 Perkins Coie 等律所打官司的是大律所，但他们不参与这类签字，只有与案子无关的人员或机构才签署法庭之友辩护状。）川普自 3 月 6 日发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令，剥夺 Perkins Coie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的安全许可，并限制该律所接触政府大楼和官员。其后，他又相继对其他律所，甚至特别针对个别律师，发布类似惩罚性的总统令。当然，川普选择的都是那些曾起诉他、调查他或以某种方式为针对他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事务做出贡献的律师或律所。川普另外还发布了一份题为《防止滥用法律制度和联邦法院》的备忘录，允许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更广泛地打击律师业。 Perkins Coie 选择与川普政府对簿公堂。在联邦法官贝里尔·豪威尔(Beryl A. Howell)做出有利于 Perkins Coie 的判决，暂时禁止川普行政命令中大部分内容后，司法部居然决定取消豪威尔负责该案子的资格。但豪威尔法官在 3 月 26 日发表的一份尖锐意见中驳回了这一动议。豪威尔法官在意见书中说，试图将她踢出此案的做法可能会“损害联邦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并指出这也表明司法部试图将最终可能在此案中面临的任何失败归咎于法官，而不是其自身法律论据的薄弱。她说：“每个诉讼方都应该得到公平公正的听证，以确定重要事实是什么，以及法律如何最好地适用于这些事实。然而，这一基本承诺并没有赋予任何一方——即使是那些拥有美国总统或联邦机构的权力和威望的一方——要求坚持自己的事实版本和其偏好的法律结果的权利。” 不久，同样受到川普总统令惩罚的 Jenner & Block’s 和 WilmerHale 律所也加入了 Perkins Coie 与川普政府对簿公堂的行列。与此同时，Paul Weiss，Skadden 和 Willkie Farr & Gallagher 等大律所选择屈服，分别接受了白宫的条件，换取免受总统令惩罚。为什么Paul Weiss如此害怕？ Paul Weiss 是一家拥有 1000 多名律师，并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的律所。公司合伙人平均年收入超过 600 万美元。怎么看这都是最具有与白宫抗争资源的律所之一。所以 Paul Weiss 的屈服令很多人吃惊和不满。在整个行业生死存亡受到威胁的重要时刻，难道不是宁可承受一些经济损失，也要为原则而战吗？但是，Paul Weiss 确实有自己的苦衷。耶鲁法学院教授约翰·莫利(John Morley)在《华尔街日报》发文详述了律所的生意经，指出律所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即使 Paul Weiss 只失去了几个客户，公司也可能毁于一旦。莫利介绍，与其他行业不同，律所是由内部执业的众多合伙人共同拥有。合伙人的报酬不是工资，而是利润分成。最关键的是，合伙人可以带着客户离开。当有一定数量的合伙人选择离开后，余下的合伙人面临的不仅是更少客户，更低收入，他们还要继续共同承担办公室租赁、员工工资和其他费用。留下的人越少，每个合伙人需要分担的就更多，那就不仅是收入减少，很可能会发生负收入的情况。一旦离开成为风潮，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或称为死亡螺旋，最后导致公司破产，而所剩无几的合伙人会在破产时因是公司债权人而失去过去甚至未来的报酬。而提前离开的合伙人则可以避免这些风险。这就类似于银行挤兑，越是早离开损失越小。莫利说，这种死亡螺旋是法律行业的普遍特征。他曾撰文介绍过数十家因所谓的“合伙人跑路”而倒闭的律所。最近的一次是 Stroock & Stroock & Lavan，一家拥有 147 年历史的律师事务所 2023 年在短短几个月内轰然倒塌。莫利还说，Paul Weiss 比其他律所更脆弱，因为其董事长布拉德·卡普(Brad S. Karp)一直奉行聘用“明星”律师的策略。“明星”律师带来大量客户，固然使公司业务获得巨大成功。但如果这些明星律师有多人选择离开，对公司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另外，Paul Weiss 的业务主要依赖从事交易工作的合伙人。与诉讼律师相比，交易律师更容易更换律所，也更依赖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相比之下，选择与政府打官司的 Perkins Coie 律所合伙人中专门从事交易工作的人数较少，而 Williams & Connolly 只做诉讼，所以它们有 Paul Weiss 不具备的优势。莫利最后说：“从总体上看，川普对律师事务所的攻击比表面看起来更加有力。尽管有些律所可能会成功抵制，但其他律所遭受灾难性损失的几率却高得难以承受。即便 Paul Weiss 最后胜诉，它也可能在官司结束之前就已经崩溃。”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律师行业噤若寒蝉。在 Paul Weiss 向白宫屈服之前，卡普还在牵头试图说服其他律所一起代表 Perkins Coie 提交《法庭之友书状》[注]以示支持，但这份法庭之友一直拖到今天才终于面世。【注】《法庭之友书状》的英文原文是 amicus curiae brief。Amicus curiae 也称为 Friend of the Court。中国法律上没有这个概念。这是指与诉讼不相干的第三方以“友情提示”的形式提交给法庭的资料，案子的结果不一定会影响到他们，法庭也没有义务考虑他们的意见。《法庭之友书状》通常是权利保护组织或其他类似功能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提醒法庭在判决的时候能够不要限制在案件的本身，而是对判决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加以考虑。 Perkins Coie的艰难抗争川普盯上 Perkins Coie 不是一天两天了。该律所曾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2016 年总统竞选活动提供服务。川普认为，通俄门调查就是源于该律所接手支付的一名前英国间谍的工作——一份关于川普与俄罗斯潜在关系的档案（其实该档案与为何启动通俄门调查无关），所以 Perkins Coie 成为川普的眼中钉。川普第一任时曾让司法部调查，致使 Perkins Coie 的一名合伙人被起诉，最后他被判无罪。 2020 年川普败选后打了大约 60 个所谓选举舞弊的案子，都输了，其中又是大多输在 Perkins Coie 手里。川普下台后还试图起诉 Perkins Coie，辩称 Perkins Coie 在某种程度上对调查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负有责任。结果诉讼失败，被驳回。就是说，无论是利用司法部门还是自己直接打官司，川普始终无法让 Perkins Coie 获罪。这让川普恨得牙痒痒。而这一次，川普以断其生路的方式进行了报复。虽然说侧重交易工作的 Paul Weiss 律所要与川普政府抗争特别难，但就是主要做诉讼的 Perkins Coie 律所也并不容易。 Perkins Coie 日常代理的公司和承包商，与联邦政府不是有业务往来就是有矛盾冲突。现在川普的行政令不仅限制 Perkins Coie 与政府来往，还规定，如果你是承包商，与政府有业务往来，而你被 Perkins Coie 代表或与其有联系，你也可能失去与政府的合作。所以，自川普签署了那个行政令后，Perkins Coie 每天都在丢失客户，包括一些几十年的客户，仿佛大出血一般。而且，当 Perkins Coie 试图找律师代表他们针对这个行政令打官司时，也遭到拒绝。如果不是大无畏的 Williams & Connolly 律所决定接受这个案子，Perkins Coie 的路也是越走越窄。 “看在上帝的份上，为法律界和宪法挺身而出吧” 3 月 30 日，Keker, Van Nest & Peters 律所的领导层合伙人约翰·W·凯克(John W. Keker)、罗伯特·A·范内斯特(Robert A. Van Nest)和埃利奥特·R·彼得斯(Elliot R. Peters)，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不会向川普屈服。谁来加入我们？》的观点文章，呼吁其他律所加入他们一起提交支持 Perkins Coie 的法庭之友书状。 Keker 是个约有 100 名律师的中等规模律所，主要做诉讼。按照莫利教授的说法，比较能够抵御川普政府的打击。但我觉得这不纯粹是一个业务问题，这更是原则问题。凯克等合伙人指出，川普的行政令再公然违宪不过了：它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违背了基本的正当程序权，危及了第六修正案中的律师权。该文说，他们了解到，虽然许多律所已经同意签署 Perkins Coie 的法庭之友辩护状，但一些大型律所犹豫不决，或者只是有条件地同意，当有足够多的同行先这样做的话他们才加入。他们理解这是害怕失去客户，也害怕惹怒总统，他们对此深表同情。但他们同时也恳求那些大律所的合伙人“在我们国家的命运、我们行业的未来和法治本身岌岌可危的时候，必须愿意承担经济风险。”“如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不支持法治，还有谁会支持呢？” 文章指出，说法治本身岌岌可危并非危言耸听，川普上任后的美国正日益接近于成为一个专制国家——目前的国会就是一条哈巴狗，对总统没有任何制约能力，法院和在法院里努力弘扬正义的律师们似乎是唯一保护民主的屏障。文章最后这样对同行陈情并呼喊：我们做出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决定并不困难。我们相信，律师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出来代理那些政府试图摧毁的客户，对抗政府。当川普被起诉和控告时，他聘请了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做得很好，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保住了他的财产。他的政府对反对或惹恼他的律师及其事务所实施攻击，是对我们民主的威胁。律师和大律所：看在上帝的份上，为法律界和宪法挺身而出吧。捍卫你们成为法院一员时的誓言。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奋起抗争，我们就会取得胜利。豁出去吧，为了挽救美国的民主！一个行业面临危机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整个行业抱团的时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认为，不仅是律师和律所需要抱团，就是他们的客户也要参与抱团。像 Paul Weiss 这种主要做交易生意的律所，只有所有合伙人联合客户一起抱团，谁也不走，也能够抵御住川普政府的攻击。Perkins Coie 也需要客户的支持，关键时刻不要抛弃律所。客户为什么也要参与？因为这绝对是帮人就是帮己的时刻。川普不会满足于只是惩罚这几个律所。如果等到那些客户再也找不到肯接他们案子的律师和律所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一个没有人敢做你律师的社会，是多么可怕的社会！有多少律所敢在支持 Perkins Coie 的《法庭之友书状》上签字不是一件小事，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辩护状拖延那么久才被递上法庭的原因——如果签字的律所不够多不够大，那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现在的参与情况，即使不说失败，但也没法用成功来形容。很可能，川普也在看，这个行业究竟能不能抱成团。川普出手非常狠，就是不让人活的意思，除非俯首称臣。那么，律师和律所只有拿出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才可能取得博弈的最后胜利。 Jurist News，一个由法律专业学生办的“报告法治危机”的媒体，3 月 27 日报道说，美国 79 所法学院院长以个人身份签署联名信，谴责川普制裁律所和律师的行为 3 月 25 日，美国 79 所法学院院长以个人身份签署联名信，谴责川普制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行为，并警告说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联名信说：“政府不应因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客户而对其进行处罚，除非有具体的调查结果证明这种代理是非法或不道德的。因律师的代理和辩护而对其进行惩罚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破坏了第六修正案。” 我前些天一文已经提到两件事：（一）美国律师协会已于上月发表声明，谴责川普政府削弱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努力，称白宫的这些行动“剥夺了客户诉诸司法的机会，背叛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二）数千名知名企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的雇主公开反对川普政府的举动，认为白宫的行为可能会恐吓律师事务所，使其不敢承接特定客户。至本文发文时，已经有 1821 名律师签名。在危机关头，总有人选择负重前行。 Perkins Coie，Jenner & Block’s 和 WilmerHale 律所都勇敢地反击了，以与政府对簿公堂的方式； Williams & Connolly 勇敢地反击了，以做 Perkins Coie 辩护人的方式；豪威尔法官勇敢地反击了，以拒绝被踢出法庭的方式； 79 位法学院院长勇敢地站出来以个人身份联名发声谴责川普政府；现在 Keker, Van Nest & Peters 也在勇敢反击，以站出来振臂一呼的方式；今天，500 多家律所也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敢于抗击的 Perkins Coie。正如我曾经写过的一个朋友说的，现在就是一个类似 911 的时刻。川普他们就是那伙恐怖分子，他们挟持了飞机撞向美国法治大厦。那些还在观望的大律所已经没有时间再算计了，豁出去吧，为了挽救美国的民主！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30/opinion/perkins-coie-trump.html https://www.wsj.com/opinion/why-paul-weiss-struck-a-deal-with-trump-law-firm-business-model-35bf7978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18/podcasts/the-daily/trump-big-law-firms-perkins-coi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3/26/us/politics/trump-perkins-coie-judge.html https://www.jurist.org/news/2025/03/us-law-school-deans-sign-letter-condemning-trump-sanctions-on-law-firms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02/business/trump-perkins-coie-amicus-brief.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04/business/law-firms-perkins-coie-trump.html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6 00:00

特朗普在关税主题的活动上都讲了什么，对各个国家到底征收多少关税？

关税将进一步推高物价。以上内容整理自纽约时报，彭博和BBC。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4 00:00

特朗普说美国进口的商品逆差太多，但是他没提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顺差很高

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进口的商品多于出口，这让他感到愤怒。但他很少提及的是，在服务贸易方面情况正好相反。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旅游、工程、医疗等多个领域——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主要部分。去年，这些服务出口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收入。但这种主导地位也赋予其他国家在谈判中的影响力，包括在报复特朗普针对商品征收关税时，对美国经济施加压力的能力。例如，欧洲联盟可以利用限制服务进入这个联盟的工具，作为施压的手段。欧亚集团负责欧洲事务的董事总经理拉赫曼表示：“欧洲真正的筹码最终是在服务领域。这场冲突会升级，然后才可能缓和。”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出口国，其中大部分服务——从金融服务到云计算——都是通过数字方式交付的。去年，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实现了将近3000亿美元的顺差。比如，每当一名欧洲游客在美国的酒店住宿，他花费的金额就计入美国的服务出口。又比如，加拿大、日本或墨西哥的用户付费收听美国的音乐、观看美国制作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这些都增加了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许多受到美国商品关税打击的国家，与美国之间在服务贸易上存在逆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门董事总经理塔代伊在一份关于欧洲可能回应措施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欧盟现在已经有政策工具，能够将报复美国商品关税的范围扩大到服务进口。” 其中最极端的措施可能是“反胁迫工具”。这个工具于2021年首次提出，尚未经过实质性测试，允许欧盟对贸易伙伴采取“各种可能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征收关税、限制服务贸易以及限制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可能会影响像Google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一些欧洲外交官表示，如果贸易战升级，使用这个工具是明确的可能性。虽然针对服务的限制将是贸易战中的新策略，但布鲁塞尔长期以来因其他原因惩罚美国科技行业。十多年来，欧盟持续对硅谷最大的公司采取监管行动，指责其存在反竞争商业行为、数据隐私保护薄弱和内容监管不力等问题。由于欧盟拥有约4.5亿人口，是一个重要市场，欧洲的监管压力已经迫使多家科技公司调整产品。Google修改了搜索结果的展示方式，苹果调整了App Store的设置，Meta对Instagram和Facebook也进行了修改，都是因为欧盟的法规。如果把矛头对准科技行业，这将加剧与特朗普政府在欧洲科技监管问题上的争端。即使在关税冲突之前，包括副总统万斯在内的高级官员就已批评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监管过严。本周内，欧盟预计将宣布对苹果和Meta的新罚款，原因是两家公司违反了2022年通过的《数字市场法》，该法旨在让小型企业更容易与科技巨头竞争。Meta和X目前还在接受另一部新法《数字服务法》的调查，这部法律要求公司加强平台上的非法内容监管。另一方面，英国可能会把服务进口相关的法规作为“胡萝卜”，而非“棍棒”。几周来，英国官员一直试图安抚公众，表示在与特朗普政府谈判避免关税方面，英国处于有利地位，并多次强调两国之间商品贸易较为平衡（在服务领域，英国对美国还有顺差）。不过，特朗普政府官员对英国的数字服务税一直颇有微词，认为这个税收对美国科技巨头不公平。这项税于2020年实施，对搜索引擎、社交媒体服务和在线市场的收入征收2%的税率，预计本财年将为英国财政部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英国官员表示，这一税收政策的调整已经列入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议程。上个月，财政大臣里夫斯表示：“我们必须把握好平衡。” 根据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法，英国试图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保持“刚刚好”的位置，同时与两方维持良好关系，并保留一定的监管权。研究人员克拉索多姆斯基和奥沙利文写道：“如果取消数字服务税能换来英国避免最严厉美国关税的‘甜心协议’，这可能是一个高明之举。但这种可能性仍充满不确定性——总统的关税政策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 他们还说，英国最终更有可能不得不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做出更明确的选择。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4 00:00

《富爸爸》作者清崎：白银将迎“爆炸性”势头！今年银价恐暴涨至这一水平

1种语言销售了超过3200万册，并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保持了六年以上。

tqttier04-03 14:40

特朗普、习近平会晤告吹？《纽约时报》：中国官员不愿安排峰会原因是……

近平展开会晤，但两国安排迟迟未宣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称，中国对两国领导人峰会持谨慎态度，中国官员不愿安排峰会，除非双方提前商定细节，包括两国之间将在特朗普任期内持续有效的协议。美媒提到，中国官员和专家一致认为，在特朗普咄咄逼人的贸易和外交政策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任何全面重启之前，必须先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但事实证明，安排一次会议既缓慢又困难。 3月，作为特朗普非正式代表访问北京的蒙大拿州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Steve Daines)表示，他此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两国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后，戴恩斯表示，他相信峰会将在今年年底前举行——这一速度比美国许多人的预期要慢。在中国方面，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在过去一周的采访中表示，他们对特朗普在关税、格陵兰、乌克兰和其他问题上的快速行动感到震惊。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外国领导人的敌视令他们震惊。因此，他们对安排峰会持谨慎态度。本周，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即将生效，可能对贸易造成广泛限制，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官员不愿安排峰会，除非双方提前商定细节，包括两国之间将在特朗普任期内持续有效的协议。特朗普政府尚未明确说明什么样的协议才是可以接受的。#中美关系# (来源:New York Times)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Wu Xinbo表示：“中方认为，特朗普政府还没有真正想清楚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达成协议。” 他说道：“中方愿意等待政府发出更具建设性和理性的信号。” Wu是中国退休高级官员和学术顾问组成的非正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该代表团上个月在美国会见了美国官员和专家。另外两名了解中美谈判情况的中国专家提到，两国领导人有可能在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但这些未获授权发表评论的专家表示，两国政府能否在会晤前取得足够进展仍不得而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通过传真回复有关峰会可能举行时间的问题时表示，“目前没有信息可以发布”。 2020年3月，中国向数百家美国屠宰场颁发了为期五年的牛肉出口许可。此前，由于贸易摩擦和中国对美国疯牛病的担忧，多年来美国牛肉出口时断时续，尽管国际动物卫生专家认为这些牛肉是安全的。中国自己的牛肉行业也长期反对进口。出口许可证近期到期，实际上关闭了中国市场，许可证到期后的一周内，出口量从每周约2000吨骤降至54吨。中国不再续发屠宰场许可证的决定，给戴恩斯带来了压力。他表示：“这一决定对美国牧场主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就是我直接向何立峰副总理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并补充说他“呼吁中国撤销这一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表示，“不知道”该屠宰场执照纠纷的情况。

圈内人04-02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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