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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把这家公司拆一拆”！特朗普透露：曾考虑拆分英伟达

。” “中立性措施”有法律疑问不过，美国宪法法律学者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提出的“AI中立性”限制措施在法律上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教授利特尔（Rory Little）对媒体表示。 “如果你惩罚自由派软件，但不惩罚保守派软件，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就是基于内容的歧视。” “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判断一个软件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利特尔补充道，并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知识产权视为言论的一种形式，政府不得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压。不过，这项命令的合宪性短期内可能对亚马逊（Amazon）、Anthropic、谷歌（Google）、OpenAI、微软（Microsoft）和Perplexity等正竞相向政府提供AI系统的公司影响不大。即使该命令遭遇法律挑战，AI开发公司也可能等不起法院的裁决结果。利特尔表示：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努力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交易，所以他们并不把这些行政命令当作法律，而是当作谈判的起点。” “如果你是一家AI公司，比如谷歌，你可能会尽力与政府协商，找到一种能让你继续推进业务的办法，至于外界的政治氛围如何，你可能根本不在意，只要你的软件能赚钱就行。” 白宫公布《AI行动计划》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发布了《AI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放宽监管和扩大数据中心能源供应，来加速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在新发布的指导方针中建议，暂停对那些对新兴技术施加过多规定的州的资金支持。《AI行动计划》建议改革许可审批流程、简化环境标准，以加快与AI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进程。该蓝图还旨在使美国技术成为全球AI的基础。这份长达23页的计划由特朗普在今年1月上任后不久下令制定，标志着这届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这一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的技术领域出台的最重要政策指令。该蓝图体现了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将美国定位为全球AI领导者的承诺，同时废除了拜登政府对AI监管过于严格的政策框架：拜登政府2023年发布了一项命令，该命令曾要求进行广泛的安全测试并强制主要AI开发商发布透明度报告。特朗普则要求制定一条新的AI政策路径，并给白宫AI事务负责人David Sacks设定了六个月的完成期限。新计划建议联邦政府向企业和公众征求意见，了解现行阻碍AI应用的监管政策，并以此为依据推动法规回撤。白宫预算办公室还将与负责AI相关资助的联邦机构合作，如果某州的监管制度可能影响拨款的成效，将考虑限制该州的资助资格。指导方针还要求联邦政府仅与开发“无自上而下意识形态偏见”的AI模型的公司签约，同时要求在风险管理框架中删除有关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和气候变化的内容。

金融界07-24 08:57

美国国会加密周详解：三大法案内容、行情及业内观点汇总

质上相似的数字资产，并且除非国会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 8 款授予此类权力，否则不会拥有此类权力。二、对加密行情的影响 1.短期影响：拉动加密行情上涨随着“加密货币周”的到来，加密市场已经表现出了超强的期待。BTC今日已突破12.2万美元的新高，截至发稿报122096美元，日内涨幅3.5%。其他加密货币也迎来普涨行情。 “加密货币周”不仅为加密市场带来短期利好消息，从长期看来，监管确定性的提升将吸引更多机构资金入场，推动比特币等主流币进入 “慢牛” 通道。同时，DeFi、NFT 等细分赛道可能因《CLARITY 法案》的豁免条款迎来创新高潮。 2.长期影响：吸引机构投资者进场现货比特币 ETF、现货以太坊 ETF 已实现多日连续净流入：美东时间7月7日至7月11日，比特币现货ETF上周单周净流入27.2亿美元。上周单周净流入最多的比特币现货ETF为贝莱德比特币ETF IBIT，周度净流入17.6亿美元，目前IBIT历史总净流入达544.0亿美元。其次为富达ETF FBTC，单周净流入4.00亿美元，目前FBTC历史总净流入达126.1亿美元。以太坊现货ETF单周净流入9.08亿美元，九只ETF均无净流出。其中贝莱德的ETHA净流入6.75亿美元，历史累计达62.9亿美元；富达的FETH净流入8704万美元，累计18.3亿美元。以太坊现货ETF总资产净值为135.3亿美元，占以太坊市值3.77%。历史累计净流入已达53.1亿美元。上述数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正在 “用脚投票”，机构投资者看好加密市场将在长期继续推动BTC等加密货币价格的上涨。三、业内人士的观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French Hill：“我们正在采取历史性举措，确保美国继续保持世界创新领先地位，我期待众议院的‘加密货币周’。经过国会多年在数字资产领域的专注工作，我们正在推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为数字资产建立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以保障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为美元支持的支付稳定币的发行和运营制定规则，并永久阻止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以保障美国人的金融隐私。我感谢国会同事和特朗普政府的合作与领导，并随时准备与参议院携手合作，在9月底前推进独立的市场结构立法。” 众议院议长Mike Johnson：“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全面落实特朗普总统的数字资产和加密货币议程。在‘加密货币周’期间，众议院期待及时审议三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我赞赏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主席弗伦奇·希尔和GT·汤普森的领导，并期待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些法案。” 多数党领袖Steve Scalise：“为了兑现特朗普总统让美国成为数字资产领域全球领导者的承诺，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在‘加密货币周’期间提交三大法案。这些立法将进一步推进总统的促增长和促商业议程，并为数字资产提供清晰的监管框架。我要感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伦奇·希尔和农业委员会主席GT·汤普森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导，并期待将这些立法提交总统。” 多数党党鞭Tom Emmer：“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机遇。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的创新者们距离在国内构建所需的清晰框架又近了一步，同时确保数字经济的未来能够体现我们的隐私、个人主权和自由市场竞争力的价值观。通过将这三项立法提交给特朗普总统，我们将保护美国人的金融隐私权，并兑现我们让美国成为世界加密货币之都的承诺。美国卓越的新时代终于到来，现在是时候完成这项工作了。” 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 GT Thompson：“我很高兴众议院本月将审议《CLARITY 法案》以及其他与数字资产相关的法案。正如我之前所说，数字资产市场结构立法早就应该出台了。在许多听证会、圆桌会议和其他活动中，我们听到了无数创新者、创造者、教授、律师和选民的声音。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要求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实现监管透明度和确定性的呼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和金融服务委员会共同努力，促成了《CLARITY 法案》的通过，众议院很快就将为美国人民兑现承诺，并将《CLARITY 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我感谢众议院领导层认识到《CLARITY 法案》对于巩固美国在数字资产领域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众议院议长蒂姆·斯科特：“众议院的行动标志着我们为数字资产构建清晰、有利于创新的框架的努力取得了历史性的里程碑。我赞扬众议院同事们推进稳定币立法的努力，并期待看到GENIUS法案得以颁布成为法律。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拥有真正的机会巩固美国在数字资产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保护消费者权益并维护金融自由。我期待与众议院携手合作，推动市场结构立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确保美国引领数字资产的未来。” 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辛西娅·卢米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有一位总统看到了拥抱数字资产的价值，而且我们已经在努力利用这一点。在怀俄明州，我们已经努力了近十年来拥抱数字资产，很高兴看到联邦政府开始追随‘牛仔州’的脚步。值此加密货币周之际，我很高兴能与希尔主席和汤普森主席合作，通过全面的稳定币立法，建立清晰的市场结构规则，并确保任何央行数字货币都尊重美国人的隐私和金融自由。我们将共同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确保美国在金融科技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坚守那些使我们的经济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原则。” 众议员布莱恩·斯蒂尔：“数字资产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将引领潮流。通过稳定币和市场结构立法，并禁止CBDC，将确保美国赢得Web3竞赛。这项方案鼓励美国Web3业务的创新和发展，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并使我们能够超越对手，确保美国主导区块链技术的未来。” Stand With Crypto 的社区总监 Mason Lynaugh ：加密货币行业认为这一时刻非常紧迫，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看到了加密货币这一话题令人难以置信的势头、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注和焦点以及两党的支持。” VanEck 数字资产研究主管 Matthew Sigel ：《GENIUS法案》最有可能获得通过，因为金融科技公司、银行和互联网公司已经在努力推出美元支持的代币。加密平台 OSL 首席商务官 Eugene Cheung：到年底BTC有可能达到 13 万至 15 万美元。澳大利亚加密货币交易所 BTC Markets 的分析师 Rachael Lucas：“比特币突破 120,000 美元不仅仅是一个里程碑，它还标志着数字资产在机构投资组合中的地位有多深。我们预计，随着交易员分散投资组合并承担更多风险，山寨币将继续跟随比特币的趋势。” 除了“加密货币周”之外，本月值得关注的加密行情影响因素：特朗普的数字资产工作组将于 7 月 22 日发布一份加密政策报告，其中可能包括一项战略比特币储备提案。美联储将于7月30日召开会议，预计将降息。四、附录：“加密周”有哪些具体日程安排？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4:00：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讨论《CLARITY 法案》、《GENIUS 法案》和《反 CBDC 监控法案》。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3:00：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将就市场结构立法举行听证会。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5 日星期二（具体时间待定）：众议院可能召开会议，并开始就上述三项法案进行投票。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9:00：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将就加密货币税收举行听证会。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7 日星期四：目前尚无安排。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8 日星期五：如果众议院周二投票推进《GENIUS 法案》，可能会签署一项法案。

金色财经07-14 16:46

特朗普在联邦地方法官禁令范围的最高法裁决中获胜，但在出生公民权问题上他仍可能失败

这三名法官认为，这项命令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公民身份的表述。目前，这一指令仍被阻止执行，下级法院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禁令范围。最高法院表示命令在未来30天内不得生效，为反对者争取更多时间在下级法院寻求进一步保护。由六名保守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作出了这一裁决，批准了特朗普缩小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和马萨诸塞州法官签发的禁令的请求。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特朗普2020年任命的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强调，要限制法官的权力，警告不要出现“帝国式”的司法。她写道，法官只能为眼前的原告提供“完全的救济”。这个结果对特朗普及其盟友来说是重大胜利，他们曾多次指责法官阻碍他们的议程。这项裁决可能会让政府更容易推行包括加快遣返移民、限制跨性别者权利、削减多样性与包容计划，以及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等在内的政策，这些政策常常在行政权力的边界上打擦边球。在出生公民权争议中，裁决为个别原告通过集体诉讼寻求超越个人范围的救济留下了余地。布雷说，他预计会出现大量新的集体诉讼，带来“对集体有保护作用的”禁令。 “考虑到这个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违宪，我预计法院会签发这些初步禁令，并在上诉中获得维持，”布雷说。一些反对者已经采取了这种策略。马里兰州案件的原告，包括准妈妈和移民维权组织，要求曾签发“普遍”禁令的主审法官，将案件作为集体诉讼处理，以保护所有在行政命令生效后可能失去出生公民权的儿童。 “我认为，就我们最终能获得的救济范围而言，没什么区别，”马里兰州原告的律师之一威廉·鲍威尔说。“如果我们赢了，通过集体诉讼，我们将能为全国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孩子争取保护。” 最高法院的裁决还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各州在提起诉讼时，是否需要适用于州外的禁令才能解决他们声称受到的损害。最高法院将这个问题留给下级法院先行裁定。对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挑战中，还包括22个州，大多数由民主党执政。这些州辩称，他们面临的财政和行政负担，需要全国范围内阻止特朗普的命令。乔治梅森大学宪法法律专家伊利亚·索明表示，这项裁决的实际影响取决于最高法院尚未决定的各种问题。 “多数派承认，各州可能有资格获得比个人或私人团体更全面的法律救济，”索明说。新泽西州总检察长马修·普拉特金是一名民主党人，他协助领导了在马萨诸塞州提起的案件。他虽然不同意这项裁决，但在周五的声明中描述了下一步的应对计划。普拉特金说，这项裁决“承认在保护原告免受伤害时，全国性禁令是合适的——这在我们的案件中是事实，而且一直如此。” 普拉特金表示，将继续“挑战特朗普那项公然非法、是自南北战争以来首次剥夺美国婴儿公民身份的命令。” 法律专家表示，预计未来几周下级法院将展开大量法律战，反对者仍面临严峻挑战。与个别案件的禁令相比，集体诉讼通常更难成功。各州也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提起诉讼所需的法律资格。特朗普的政府认为他们没有，但最高法院没有就此作出裁决。与此同时，30天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如果接下来的挑战不成功，特朗普的命令可能会在美国的部分地区生效，而在其他地区不生效。 “这个裁决将在30天后生效，让全国各地的家庭陷入深深的不确定之中，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出生时是否会是美国公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移民权利诊所主任埃洛拉·穆克吉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30 00:00

特朗普重大胜利：美国最高法限制联邦法官禁止总统行政命令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出生公民权（详解）

这些法官认定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公民权条款。保守的多数派强调，他们并没有审查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是否合理，这项命令将终止对在美国出生、父母是无证移民或没有绿卡的外国访客的婴儿自动授予公民权。最高法院受理的这个案件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这个案子里的重点，并不是要求最高法院判断“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本身是否合法”，而是主张联邦法官没有权力签发全国性或“普遍”禁令，并请求大法官作出这样的裁定，从而在不审理命令合法性的前提下予以执行。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同意这种观点后，就算还有人起诉，禁令也只能在具体原告身上生效，而不能全国适用。这样就能让特朗普的政策在其他地方继续执行。联邦法官一直在采取措施，包括发布全国性禁令，阻止特朗普积极利用行政手段推进自己的议程，包括他削减对开展多样性项目学校的资金、转移联邦监狱中跨性别女性、以及取消对数十万委内瑞拉移民的遣返保护。原告辩称，特朗普的命令违反了1868年在内战结束后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规定，“凡在美利坚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并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所居住州的公民。” 政府则辩称，第十四修正案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几乎赋予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公民身份，但不应适用于非法移民，甚至也不应适用于那些在美停留合法但属临时性质的人，比如大学生或工作签证持有者。自1月特朗普重返总统职位以来，拥有6比3保守派多数的最高法院。已经让他在移民政策取得一些重要胜利。本周一，最高法院允许他的政府继续将移民遣送至除他们原籍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无需提供他们可能面临伤害的证据。在5月30日和5月19日的两项独立裁决中，最高法院允许政府结束此前基于人道理由为数十万移民提供的临时合法身份。但5月16日，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禁令，继续禁止特朗普依据1798年一项通常只在战时使用的法律，对委内瑞拉移民进行遣返，批评他的政府试图在缺乏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他们遣返。 5月15日，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争议进行了辩论。代表政府的美国诉讼总长约翰·索尔告诉大法官，特朗普的命令“体现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原始含义，修正案保障的是前奴隶子女的公民权，而不是非法移民或临时访客的子女。” 1898年最高法院在“美利坚合众国诉黄金德案”中的裁决长期以来被解释为，保证了在美国出生的非公民父母的子女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黄金德是19世纪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他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生的华裔子女，因为父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他的公民身份，不让他入境，于是他起诉到最高法院。 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黄金德案”中裁定：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凡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这个裁决确认了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无论父母国籍如何，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黄金德案从此成为美国“出生公民权”的重要法律基础。特朗普政府则辩称，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的裁决范围更窄，仅适用于那些父母在美国拥有“永久住所和居住地”的儿童。根据路透社/益普索在6月11日至12日进行的一项民调，24%的受访者支持取消出生公民权，52%的人表示反对。在民主党人中，5%支持取消，84%反对。在共和党人中，43%支持取消，24%反对。其他人表示不确定或未回答。联邦法官暂停全国范围内政策实施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全国性禁令，是一种颇具争议的司法工具，曾被用来阻止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反对这种“普遍禁令”，因为会阻止政府对任何人实施一项政策，而不仅仅是对起诉的个人原告。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制衡总统滥用权力的手段，曾阻止过两党总统推行被认为违法的行动。在联邦地区法院，持有意识形态立场的法官曾能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的政策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包括特朗普在移民、政府项目和政府雇员削减方面的行政命令，而保守派法官则曾利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拜登在环境、移民和学生贷款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法院今后仍然最终可以介入，叫停他们认为违法或违宪的总统行动。但案件需要一路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等到法院最终判决时，才可以宣布这个政策违法或违宪，并彻底阻止它实施。这意味着法院的“阻止”将只能在整个司法程序走到后期、经过完整审理和裁决之后才能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总统就能有更长时间、更大的自由去推行自己的政策，不会在政策刚刚推出就被全国范围内冻结。以上内容整理自纽约时报，BBC和华盛顿邮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8 00:00

特朗普政府遇挫，美国法官下令释放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哈利勒

。表示自己因政治言论而受到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新泽西纽瓦克的联邦地区法官迈克尔·法比亚兹6月11日裁定，政府依据一项很少使用的法律关押哈利勒，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权。这项法律赋予美国国务卿权力，驱逐被认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不利的外国人。此后，不甘心的特朗普政府又声称哈利勒因在申请永久居留时隐瞒信息要被单独指控，因此法比亚兹6月13日曾拒绝下令将哈利勒从路易斯安那州杰纳的拘留中心释放。哈利勒的律师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表示人们很少因这种指控被拘留。 6月16日，他们请求法比亚兹批准哈利勒的保释申请，或将他转移到新泽西州的移民拘留中心，以便他能更接近纽约的家人。特朗普政府的律师6月17日提交文件称，哈利勒的释放申请应提交负责他移民案件的行政法官，由行政程序裁定他是否应被驱逐，而不是由法比亚兹裁定他3月8日的逮捕和随后拘留是否合法。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美国CPI再度不及预期，加州变相宣布独立？美元丧失避险属性？

，加州经济实力强大，具备独立条件。然而美国宪法不允许州单方面脱离，法律障碍巨大。此外，独立还需建立全新主权机构，并与联邦就多项事务重新谈判，实际操作难度极高。尽管如此，该运动仍反映出加州与美国其他地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分歧，部分居民希望重新定义与联邦的关系。受数据的不及预期以及国内政治割裂的影响，美元指数持续走弱，昨日CPI公布后应声跌破99大关，截止发稿跌至98.1。【DXY分时走势图来源：Investing】美国是否丧失避险属性？德银指出，过去十年间，美元在投资组合配置中发挥了重要的避险作用。通常在“危机”发生时美元走强，因此未对冲的美国风险资产成为有效的多元化配置工具。然而，当前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来源：德意志银行，彭博社】瑞银此前的报告已经敲响了警钟。该行指出，曾经支撑美元霸权的“美国例外论”正面临严峻考验。 CPI持续走弱与政治分歧加剧，美元避险地位受质疑，加州独立呼声虽难成现实，却凸显美国社会深层裂痕，美元主导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原文链接

TradingKey06-12 17:48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突袭加州工作场所搜捕移民的军警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特朗普准备接管并部署州国民警卫队

. 《宪法》和《反叛法案》授权：根据《美国宪法》以及1807年通过的《反叛法案》（Insurrection Act），总统有权在国家遭遇暴乱、叛乱或严重阻碍法律执行时，联邦化国民警卫队。这种情况下，国民警卫队将不再受州长指挥，而由总统作为总司令直接指挥。 2. 总统命令和联邦化程序：要联邦化国民警卫队，总统需发布命令，通常需证明州政府无法或不愿应对某种危机，例如大规模骚乱、暴力冲突等。历史上曾有过联邦接管国民警卫队的例子，比如1957年在阿肯色州，艾森豪威尔总统联邦化了州的国民警卫队，以确保学校种族融合政策的执行。但这种做法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因为通常州长会强烈反对联邦绕过州政府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州政府认为局势可控时。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DoorDash、Grubhub、Uber Eats与纽约市就费用上限达成和解：影响与展望

，三家公司于次月提起诉讼，称该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和纽约州宪法，干涉其与餐馆的自由合同权，并导致其在纽约市运营亏损。2023年9月，法官Gregory Woods裁定三家公司的诉讼主张合理，驳回了纽约市要求撤诉的动议，诉讼得以继续。根据Bloomberg Second Measure数据，纽约市送餐市场三足鼎立，DoorDash占36%、Grubhub占34%、Uber Eats（含Postmates）占30%。2021年，Michaeli Bakery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三家公司通过重组费用结构规避上限，例如Uber Eats和DoorDash收取模糊的20%费用，Grubhub的非送餐服务费用总和超5%。尽管三家公司否认指控，称其遵守法律，但诉讼加剧了与纽约市的紧张关系。对市场与相关方的影响送餐平台：和解协议为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提供了更大的收费灵活性。新法案预计将上限从23%提高至43%，允许额外20%的“增强服务”费用。这将缓解三家公司在纽约市的财务压力，2021年Uber Eats称因费用上限损失超6000万美元。DoorDash表示，新规将“平衡餐馆、消费者和送餐员的利益”。餐饮业：餐饮业对此和解反应复杂。餐馆协会此前反对放宽上限，认为将增加运营成本，尤其对中小型餐馆不利。然而，部分餐馆支持新规，认为可通过付费推广提高曝光率。纽约市议员Rafael Salamanca表示，放宽上限将帮助餐馆利用平台营销功能增加订单。消费者与送餐员：费用上限放宽可能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配送费，Grubhub此前警告上限可能减少订单量和送餐员收入。2023年，纽约市推行的送餐员最低工资法（2025年4月将达19.96美元/小时）也引发类似争议，三家公司称将推高消费者费用并缩小服务区域。其他受益方：和解可能为其他城市提供模板，影响类似费用上限政策的制定。法律团队（如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因参与和解谈判而巩固了在科技与监管纠纷领域的地位。未来展望与潜在风险展望：和解标志着送餐平台与城市监管从对抗转向合作，纽约市议会的法案预计6月5日通过，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如旧金山、西雅图）的参考案例。放宽费用上限有助于平台恢复盈利能力，同时为餐馆提供更多营销选择。长期看，送餐行业需平衡消费者价格敏感性、餐馆盈利能力和送餐员收入保障，以维持市场竞争力。风险：放宽上限可能导致消费者配送费上涨，降低订单量，尤其在经济放缓背景下。餐饮业可能因成本上升进一步分化，大型连锁餐馆更能承受费用，而小型餐馆可能面临压力。此外，三家公司需应对其他监管挑战，如送餐员最低工资法（2023年被否决临时禁制令）和潜在的联邦反垄断调查。编辑总结 DoorDash、Grubhub和Uber Eats与纽约市的和解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费用上限诉讼，标志着送餐行业与监管机构关系的转折点。新法案将上限从23%提高至43%，为平台提供更大灵活性，但可能推高消费者费用并加剧餐饮业分化。和解反映了疫情后餐饮与送餐行业的复杂博弈，未来需关注消费者反应、餐馆盈利能力和监管动态。投资者可关注三家公司的股价表现（DoorDash：DASH，Uber：UBER，Grubhub母公司Just Eat Takeaway：TKWY.AS），以及和解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 2025年相关大事件 2025年6月4日：DoorDash、Grubhub、Uber Eats与纽约市达成和解，同意撤销诉讼，预计市议会放宽费用上限至43%。 2025年4月29日：U.S. District Judge Gregory H. Woods签署暂停诉讼命令，促成和解谈判。 2023年9月19日：法官裁定三家公司诉讼主张合理，驳回纽约市撤诉动议。 2021年9月9日：三家公司提起诉讼，挑战纽约市永久化费用上限的法律。专家与行业评论 DoorDash发言人Eli Scheinholtz（2025年4月30日）：“协作解决方案而非法庭是最佳路径，此和解为餐馆和送餐员创造更可持续的未来。” Grubhub发言人（2023年9月19日）：“费用上限有害且违宪，我们敦促市议会采取行动，恢复公平市场。” 纽约市议员Francisco Moya（2021年9月10日）：“送餐公司长期剥削中小餐馆，费用上限旨在保护小企业。” 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06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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