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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2 00:00

纽约时报：极右翼文化的代表人物开始受不了特朗普

的反主流叙事和神秘思想所吸引。这些人将自由主义现代社会——强调种族与性别平等、全球合作、世俗主义以及有序的民主进程——描述成类似《黑客帝国》的幻觉，是靠意识形态强制维系的假象，而他们自诩手里有带来自由的“红色药丸”。对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卡舒塔而言，这种社会图景更真实、更自然，摆脱了现存秩序的虚伪，显然颇具吸引力。她在博客中写道：“世界并不是如它呈现给你的样子，这一想法总是令人着迷。一道边界打开了。” 但在过去几年中，这道“边界”对她而言越来越像是死胡同。最近，她脱离了这个运动。 “氛围再次在变化，”卡舒塔上周在X上写道，“现在右翼整体的智商表现，还不如市场行情。” 卡舒塔并非个例，许多曾经对冒犯主流的右翼思想感到刺激的人，如今正重新思考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在看到特朗普政府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之后。作家理查德·哈纳尼亚曾说，“比起种族灭绝，更讨厌专属代词”，而他在2023年出版的《觉醒的起源：民权法、美国企业与身份政治的胜利》一书，几乎成了白宫打击“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政策的蓝图。但在特朗普新一届任期刚开始不到三个月，他就后悔了自己的投票选择。他告诉记者：“那些反对特朗普的自由派基本上是对的。” 右翼哲学教授、自称“种族现实主义者”的内森·科夫纳斯在X上写道：“世界各地，几乎所有脑子里还有半个脑细胞的人都在看着特朗普（还有普京、尹锡悦等人）的灾难，并得出非常合理的结论，右翼反觉醒政党根本无法有效治理。” 在硅谷反对社会正义理念的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斯科特·西斯金德（笔名斯科特·亚历山大），虽然从未支持过特朗普，但上周也在反思，像他这样的“边缘异见中间派”是否为特朗普打开了大门。他在一篇虚构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写道：“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精简、高效、不再扼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结果我们得到的是链锯式的解雇、彻底摧毁国家治理能力，而且还以最可能扼杀创新的方式发生，世界上最愚蠢和最糟糕的人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解决了‘诈骗’——比如向濒死婴儿提供救命药物的问题。” 现在判断异议右翼内部这些小裂缝意味着什么、是否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倒戈，还为时尚早。但在我看来，这些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能长期归坚持合理化特朗普政府的破坏行为，那确实需要巨大的认知失调。一些人之所以对“觉醒文化”反应激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被迫说谎。例如，跨性别女性参与体育赛事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不仅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不公平，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强迫否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在异议右翼中，“based”是高度赞扬的词，意为“根植于现实”。但从未有过哪个政府像特朗普这样脱离现实、又如此执意要把侮辱性的意识形态谎言强塞给我们。当自由主义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时，反对者可以把威权主义当作一种先锋的挑衅式思想来看待。但一旦威权主义掌权，表现出来的始终是粗暴与愚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一些人濒临崩溃，因为赤裸裸地揭示了这种愚蠢的直接物质代价。新右翼中的颓废犬儒者可以将特朗普关于2020年选举的谎言当作夸张修辞，但面对自己资产缩水、经济前景下滑时，就难以继续淡定。 “这让后果显得真实了起来，”哈纳尼亚在谈到这场贸易战时表示。早在关税政策实施之前，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卡舒塔就已经开始脱离这个曾让她兴奋不已的运动。她最近出现在另一位“异议右翼”脱离者、前保守派意见领袖佩德罗·冈萨雷斯的播客中，两人讨论了他们共同的幻灭。作为年轻孩子的母亲，卡舒塔曾接受了“传统主妇”关于女性应当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当她试图独自承担家中所有家务时，几乎被压垮。她逐渐意识到，新右翼的种族主义与厌女情绪虽然经常带着讽刺的笑容表达出来，但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她说，作为女性，“你必须退后一步，接受别人贬低你的现实。” 尽管她对新右翼的厌恶情绪不断加深，但真正让她彻底转变的，似乎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她说，当她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个圈子时，她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关于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构想——只有姿态、怨恨和气氛。 “而现在，这些气氛撞上了现实，”她说，“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气氛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不适用于21世纪。一旦付诸实施，只会带来贫困与战争。” 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了一拳的自由主义者”。或许我们很快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词，用来形容那些无法忍受自己一手打造的世界的右翼分子。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7 00:00

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美《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关税是给习近平的礼物

立性，统统受到攻击……现在，他正在摧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虽然大多数连任的民主党领导人都感到任期限制的束缚，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却变得更加鲁莽，不断提出延长其权力以超越宪法规定的八年任期限制的可能性。讽刺的是，特朗普最鲁莽的一些举动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上周三，他暂停了对几乎所有国家(中国除外)武断且不合理的高关税政策。尽管特朗普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戏剧性地将对华关税升级至145%，可能最终成为对习近平的一份“礼物”。没错，北京在短期内会面临困难，甚至可能是长期的困难，但特朗普的行为分散了中国民众对习近平自身缺点的注意力，并强化了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宣扬的政治体制优越性，以及华盛顿试图压制中国的宣传口径。在全世界看来，中国如今反倒更像是一个追求稳定与现状的温和国际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必须选择一个超级大国作为自己的依靠，中国或许是更理想的选择。特朗普对北京采取的极端措施，为中国与其通常互不信任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在股市和债市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突然需要证明自己吹嘘的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也可能增强了东京和首尔在与他政府谈判中的筹码。这就是华盛顿将为发动一场鲁莽的经济战，以及未能控制住一位如此愚蠢、沉迷于权力、夸耀其他领导人都渴望拍他马屁的总统而付出的战术代价。特朗普怎么会认为这是值得的呢？正如评论员经常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正走向衰落。那时，特朗普首先将矛头指向日本，之后又转向中国，指责这些国家“窃取”了美国的就业、产能和技术。对特朗普来说，华盛顿在国家等级制度之巅的地位似乎是一种怀旧，没错，但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似乎认为，通过关税惩罚其他国家，就能恢复美国原本应该被夺走的东西。这不仅严重误解了基础经济学，也误解了世界历史。诚然，中国很可能窃取了国外的知识产权——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铁技术到其战斗机的设计——并在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中想方设法保护其经济免受竞争。然而，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崛起的大国在整个现代社会都曾这样做过，包括19世纪的美国。但中国在汽车、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与美国日益激烈的同侪竞争，不能仅仅用“偷窃”来解释。特朗普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大部分成就都源于其人民的辛勤工作和牺牲，以及持续不断、有针对性的民族复兴。在工业领域，这包括发现生物医药和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并对其进行大力投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同样致力于改善高等教育，使其更加普及。 “昏君”不仅自信满满、冲动行事，而且往往消息不灵通。这是因为，当他们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政党，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时，他们很少接触到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特朗普将自己无敌的感觉与美国的无敌感混为一谈。由于美国国内无人能抗拒他，他现在认为世界上也无人能抗拒他——即使他的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了轻蔑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对那些促成全球智能手机革命的中国工厂不屑一顾，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无法生存”。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贝森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北京会听从华盛顿的指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大大公平地创造竞争环境。” 这番傲慢言论出自一位常被描绘为特朗普顾问中最冷静之人之口，其天真程度令人震惊。这反映出特朗普对美国强盛时代的怀念——那是一个充斥着诸如1985年《广场协议》之类的协议的时代，该协议似乎一挥手就改变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减少美国对西德以及当时竞争力强大的日本的贸易逆差。但即使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人口也已萎缩，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规模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中国不仅人口约为美国的11倍，而且在短短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比世界银行更大的金融资本来源，以及一流的军事强国。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抛开言辞，北京这番冷静的表态基本正确。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位糟糕的帝国主义总统对自身权力和国家实力的过度自信来恐吓中国。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

tqttier04-15 07:08

100年前美国大加关税，最后怎么收场？

战后共和党也支持自由贸易，形成“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共识，即开放市场与国内社会保障并行。部分行业面临进口竞争，批评者认为协定牺牲了特定群体利益，但整体上美国经济从全球化中获益。 RTAA成功扭转了大萧条时期的贸易孤立主义，推动了美国与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其核心逻辑——通过互惠协定降低关税、扩大市场——成为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RTAA还直接影响了1947年GATT的谈判框架，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主导了战后以规则为基础（而非单边保护）的贸易秩序。尽管后续出现保护主义回潮（如1970年代或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但RTAA奠定的多边合作框架仍深刻影响着当今国际贸易。 05 尾声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任何大事件的发生，理由其实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保护自己，解决社会问题，保家卫国，等等。这些理由当时看都站得住脚，只不过，结果却有好也有坏。那些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带到坑里去，还把周边国家都坑惨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档案室里，保存着1930年那1028位经济学家的联名信，泛黄的纸页上，有一句被反复划重点的话：关税筑起的墙，最终围困的只会是自己。我不知道特朗普发起的这轮贸易战会如何收尾，但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少，即使他们不是经济的，如1961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说古巴太远，普通人感受不到，那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双方在仅有100米的路口，用已经装满炮弹的坦克对峙，高高的炮筒都瞄准了对方。普通的柏林市民，最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差点把世界带入核战危险的场面。不过，这都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最后理性战胜了一切，双方最后达成妥协，避免了一场灾难。说实话，所谓的关税大战，比起64年前的柏林查理检查站上的对峙，微小得多。既然将人类置于毁灭的事件，最后都谈妥了，我没有理由不坚信，这场关税大战最终走向终结的地方，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谈判桌！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见的话。当然，在谈判桌上，大家应该有所坚持，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妥协。因为，坚持只需要在胸口写个“勇”字，而妥协，要脑袋里装满智慧才行。（全文完）

格隆汇04-11 20:21

中美突发消息！美国谴责中国“敲诈勒索”盟友180亿美元中方回应了……

密切关注。据英媒描述，特朗普是阿根廷自由主义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意识形态盟友。不久前，米莱才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更与亿万富翁、美国政府效率部门负责人马斯克(Elon Musk)会面，两人相谈甚欢。然而，米莱面临着在白宫盟友和中国之间艰难的权衡，中国抢购阿根廷的大豆、牛肉和锂。阿根廷和中国去年将货币互换协议的激活部分续签至2026年7月，这有助于缓解人们对支付紧缩的担忧。阿根廷央行当时表示，到2026年中期，将逐步将这一比例降至零。当被问及阿根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项新的200亿美元贷款计划进行谈判时，克拉韦尔-卡罗内表示，他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但美国对中国在阿根廷的角色感到担忧。他解释说：“我们最终希望看到的是，阿根廷对中国著名的信用额度会终止。这种信用额度是敲诈勒索，只要他们维持这种信用额度，中国就永远能够敲诈勒索。” 他没有详细说明货币互换协议是如何敲诈勒索的，尽管美国早就警告过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债务外交。中国称，它向该地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贸易和投资。

圈内人04-09 12:10

美国医药股至暗时刻！FDA疫苗把关人离职，华尔街痛批卫生部长小肯尼迪

为卫生部长的职务，称他「明显的反科学和自由主义议程」威胁到公众健康。媒体称，华尔街分析师用这么直接的语言批评政府官员的情况并不多见。 Stifel分析师表示，马克斯的辞职可以说是生物技术投资人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担忧。 BMO分析师称，由于更广泛的宏观问题，生物技术领域最近承受巨大压力，而马克斯的辞职消息无助于安抚投资人。Truist分析师表示，随着投资人接受马克斯的辞职，本周拥有疫苗业务的公司将出现波动。原文链接

TradingKey04-01 14:11

当ETH跌破1800美元时 Vitalik在思考什么

活在一个高度重视“放松管制”的“深度新自由主义社会”。我感到困惑，因为虽然我看到相当多的人主张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但总体而言，政府监管的实际状况与任何可以反映这些价值观的监管都非常不同。联邦法规的总数一直在不断增加。KYC、版权、机场安检和各种其他规则都在不断收紧。自二战以来，美国联邦税收占 GDP 的百分比大致保持不变。如果你在 2020 年告诉某人，五年后，美国或中国将在开源 AI 领域领先，而另一个将在闭源 AI 领域领先，并问他们哪个会领先哪里，他们可能会盯着你看，好像你在问一个刁钻的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开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重视封闭和控制的国家，美国技术总体上比中国技术更倾向于开源，拜托，这很明显！然而，他们完全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提出一个简单的解释，我称之为政治和文化的年轮模型：模型如下：一种文化如何对待新事物，是该文化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态度和激励机制的产物。一种文化如何对待旧事物主要受到现状偏见的影响。每一段时期都会给树增加一个新的年轮，在新年轮形成的同时，人们对新事物的态度也随之形成。然而，很快，这些界线就会固定下来，很难改变，新的年轮开始生长，影响人们对下一波话题的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视角来分析上述情况以及其他情况：美国确实存在放松管制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最为明显（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实际上可以从图表中看到这一点！）。到了 21 世纪，基调已经转向加强管制和控制。然而，如果你看看 20 世纪 90 年代“成熟”的具体事物（例如互联网），你会发现它们最终受到管制，而管制的依据是 20 世纪 9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原则，这让美国（以及由于模仿而导致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数十年的相对互联网自由。税收受预算需求制约，而预算需求又主要由医疗和福利项目的需求决定。这方面的“红线”早在50年前就已设定。法律和文化都认为，所有涉及现代技术的中等危险活动都比危险的登山等活动更加可疑，因为危险的登山活动死亡率极高。这可以解释为，危险的登山活动是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一般风险承受能力高得多时，人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坚定。社交媒体在 2010 年代成熟，文化和政治一方面将其视为互联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事物。因此，对社交媒体的限制态度通常不会延续到早期的互联网——尽管互联网专制主义普遍增长，但我们并没有看到特别强有力的打击未经授权的文件共享的尝试。人工智能在 2020 年代成熟，此时美国是领先大国，中国是紧随其后，因此，在人工智能上采取“互补商品化”战略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与许多开发人员对开源的普遍支持态度相交叉。结果是开源人工智能的环境非常真实，但也相当特定于人工智能；较旧的技术领域仍然封闭，像围墙花园一样。更一般地说，这里的含义是，很难改变一种文化对待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方式，以及态度已经固化的事物的方式。更容易的是发明新的行为模式来超越旧的行为模式，并努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获得良好规范的机会。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开发新技术是其中一种，使用互联网上的（物理或数字）社区来试验新的社会规范是另一种。对我来说，这也是加密空间的吸引力之一：它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技术和文化基础来做新的事情，而不会受到现有现状偏见的过度负担。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和培育新树来给森林带来生机，而不是种植同样的老树。其二、我们应该少谈论公共物品资助，多谈论开源资助长期以来，我一直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资助公共物品。如果有一个项目为一百万人提供了价值（并且没有精细的方式来选择谁能得到利益，谁不能），但每个人只得到一小部分利益，那么很可能没有人会觉得资助这个项目符合他们的利益，即使这个项目总体上非常有价值。在经济学中， “公共物品”这个语言有着百年的历史。在数字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去中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公共物品极其重要：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人们可能想要生产的平均商品就是公共物品。开源软件、对加密和区块链协议的学术研究、公开的教育资源以及更多的东西都是公共物品。然而，“公共物品”一词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 1、“公共物品”一词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用来表示“政府生产的产品”，即使它在经济意义上并不是公共物品。这会引起混淆，因为它会让人产生一种看法，即一个项目是否是公共物品并不取决于项目本身及其属性，而取决于谁在建造它以及他们自称的意图是什么。 2、人们普遍认为，公共物品资助缺乏严谨性，是基于社会期望偏见（听起来好，而不是实际上好）而运作的，并且青睐于能够玩社交游戏的内部人士。对我来说，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公共物品”一词容易受到社交游戏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公共物品”的定义很容易被扩大。让我们看看在 Twitter 上搜索“建设公共利益”这个短语时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就搜索了，以下是一些第一批结果：你可以继续滚动并发现许多项目使用“我们正在建设公共产品”来描述自己。这并不是要批评个别项目；我对上述两个项目都不太了解，它们可能都是很棒的项目。但是，这两个例子都是拥有自己代币的商业项目。成为商业项目并没有错，推出自己的代币通常也没有错。然而，当如此容易被淡化到这一点时，“公共物品”一词如今似乎只是指一个“项目”。开源作为“公共物品”的替代，让我们思考一下“开源”这个词。如果你思考一些明显是数字公共物品的核心例子，你会发现它们都是开源的：学术区块链与密码协议研究文档、教程... 开源软件（例如以太坊客户端、软件库......）另一方面，开源项目似乎默认是公共物品。你当然可以举出反例：如果我编写了一个高度针对我个人工作流程的软件，并将其放在 GitHub 上，那么该项目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可能仍会归我个人所有。然而，开源行为（而不是将其保密）肯定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利益非常分散。 “开源”一词的一个真正优点是它有一个明确且得到广泛认可的定义。FSF 的自由软件定义和 OSI 的开源定义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且有自然的方式将这些定义扩展到软件以外的其他领域（例如写作、研究）。在加密领域，应用程序固有的状态和多方性质，以及这些因素所暗示的新的中心化脆弱性和控制载体，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稍微扩展该定义：开放标准、本文中介绍的内部攻击测试和走开测试可以成为 FSF + OSI 定义的宝贵补充。那么“开源”和“公共物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好吧，我们可以先让机器人举几个例子：我个人根本不同意第一类的例子不是公共物品的说法。一个项目有很高的贡献门槛并不妨碍它成为公共物品，从该项目中受益的公司也是如此。此外，一个项目绝对可以是公共物品，而它周围的事物则是私人物品。第二类更有趣。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五个例子都是在物理空间，而不是数字空间。因此，如果我们想关注数字公共物品，上述例子没有理由反对只关注“开源”。但如果我们确实想涵盖实体商品呢？即使是加密空间也有自己的热情，希望更好地管理物理事物而不仅仅是数字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网络国家的全部意义所在。开源和本地实体公共物品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观察：虽然在本地范围内提供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并且可以采用开源或闭源的方式，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这些东西的最有效方式通常最终涉及……真正的开源。清洁空气是最明显的例子：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开发，其中大部分是开源的，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享受更清洁的空气。开源可以帮助使任何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如何有效地在本地范围内提供物理基础设施的问题仍然很重要——但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民主管理的社区和公司。国防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在这里，我要提出以下论点：如果你出于国防原因而建立一个你不愿意开源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虽然它在当地可能是公共利益，但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不是公共利益。武器创新是最明显的例子。有时，战争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强的道德理由，帮助其进行进攻行动是合理的，但平均而言，开发技术以提高军事能力并不能改善世界。例外（人们想要开源的国防项目）可能是实际上与防御有关的“防御”能力；一个例子可能是去中心化的农业、电力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保持温饱、正常运转和保持联系。因此，在这里，将焦点从“公共物品”转移到“开源”似乎也是最好的选择。开源不应该意味着“只要是开源的，构建任何东西都是同样高尚的”；它应该是构建和开源对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区分哪些项目值得支持，哪些项目不值得支持，这已经是公共物品融资机制的主要任务，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

金色财经03-31 19:34

“美元&人民币&港币”的历史本源和真相

是外部约束没有了，所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弱约束的时代，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此后，美国进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状态。奥巴马用了十年时间，试图扭转这个历史趋势，但是奥巴马的力量不够。美国这个国家是个会思考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也是需要后面挨一脚才能前进。因为，没有外部力量的压迫，它也很难形成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它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上。二、人民币的故事人民币的信用，确实是革命的产物。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从红军时期的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从毛泽民的苏区货币时代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货币就比较成熟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发行已经基本成熟了，到解放战争时期从有了成片的根据地我们开始把它归结和统一。到1948年第一版人民币，已经是非常经典的主权货币了。我觉得第一版人民币真的是珍贵的，因为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主权特征的货币。1955年之后，它的主权特征被削弱了。 1955年到1995年，人民币实际上是卢布信用的延伸。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主权信用，但是它仍然不是完全独立的主权信用。四十年之后，1955年到1995年，四十年之后，因为我们的市场化要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决定跟美元信用接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做了一次重大的决策，就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很多人问我，1995年的汇改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我一直这样说，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汇率改革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好的。因为中国需要两样东西。在1995年，中国资本严重稀缺，我们需要大量的引入资本，引入资本，就得借助别人的信用，接受东方版的怀特方案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我们中国制造要走向全世界，也需要结算和清算方便。在那个时刻，特定的历史时刻，在货币主权上，做出适当的让步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正确的事情，都有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当一件事情，走过它的时间约束，就走向了正确的反面。2005年，中国的资本稀缺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产品出口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反思我们的联系汇率制度。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进行反思，并且做出适度的政策安排，可能能够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三, 港币的故事这是港币，这张钱，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在1983年12月之前，这张钱是一张具有主权特征的货币，也正是这张主权特征的货币，使得香港成为四小龙之一。 1971年之前，港币是跟英镑挂钩的，1971年港币取消跟英镑挂钩，成为独立的主权货币， 1983年它重新跟美元挂钩，成为了另一个怀特方案的一部分。正是这张纸的变更，导致了超级地租的出现，也就是这张纸，导致了香港资本大规模流出。从1983年到1997年，我们估计至少5000亿镑以上的资本，因资产泡沫大规模上升而撤走。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估计更多，他们认为可能高达一万亿镑资本流出。这件事情，1997年并未结束，资本仍然在流出，因为超级地租更严重了，而且现在不但流出自己的资本，也成为中国资本外泄的一个重要通道。不要小看怀特方案，这是剥皮的方案。是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它，借助它，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戴高乐，法国在1944年接受了这个方案以后，二十年之后，法国进行了反思，他们终结了法郎的兑换券的地位，成为主权货币。 #加息RMB贬值# #人民币暴跌#

老虎证券03-26 12:51

特朗普算盘打响了！“美国5年买100万枚比特币”催速多名国会两党议员支持

碍个人拥有和交易比特币的能力。这引起了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金融自由倡导者的关注。《比特币法案》遵循了总统最近发布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表明政府致力于充分利用数字资产的未来。如果成功，该法案将确立比特币在国家金融战略中的地位，为其他国家提供效仿的模板。随着贝吉奇议员摇摆不定，支持者、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和全球市场将密切关注和倾听该法案的进展，法案通过将彻底改变美国政府与比特币和更广泛的数字经济的关系。

颜辞03-19 12:39

观点：民主党去哪儿了？

并推动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连锁反应，最终促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并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大量工人阶级选民投向了特朗普的虚假民粹主义，或者对政治彻底失望。民主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再次输给特朗普，不仅仅是因为拜登的年龄或哈里斯的政策，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党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远离劳工阶级，转向精英阶层。这个转变不仅让民主党失去了大量白人劳动阶层的支持，也失去了不少拉美裔工人的选票。此外，在关键摇摆州，数百万选民选择不投票。现在，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并且最高法院由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党显然被逼入了困境，在体制内的权力有限，难以制约特朗普。但放弃斗争绝不是赢回支持的策略。当前，大多数众议员和参议员民主党人所采取的做法，在MSNBC或友好播客上露面，并固守政治礼仪，无法替代真正的领导力和统一战线。民主党应该把时间花在自己的选区、共和党选区，以及近年来失去的州。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同时，民主党还应该鼓励各州的民主党州长站出来，对抗特朗普政府最具破坏性的政策。他们还应该把注意力和资金投向对华盛顿现状感到不满或摇摆不定的选民。与选民的互动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的抵制尤为重要，因为当前的政治格局与上世纪90年代卡维尔深耕选战时已大不相同。特朗普十年前进入国家政治舞台，而支撑他的高度组织化、资金充足且坚定不移的保守派运动，已经为此时刻准备了40年。正如资深民主党策略师乔·特里皮最近在他的播客上所说的那样，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正在打一场全新的战役。因此，尽管历来中期选举往往有利于反对党，但民主党不能寄希望于2026年选举能带来成功。不论政府是否会面临停摆、债务上限之争，或进一步削减联邦项目，共和党及其宣传机器在接下来的20个月里，都会日复一日地把所有问题归咎于民主党。此外，我们不能幻想2026年选举会顺利进行。特朗普政府削减了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资金，而这个机构原本负责打击外国信息干预，这将削弱选举安全。同时，曾用于《帮助美国投票法》的拨款和补助资金正面临审查，如果削减这些资金，州和地方选举管理部门将不得不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运作，而且往往还要面对敌意满满的州议会。如果民主党最终选择听从卡维尔的建议，坐视国家陷入混乱，并寄希望于选民会因特朗普的灾难性政策而回头支持民主党，那就说明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学到。在去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最大政治失误之一，就是花太多时间讲特朗普有多糟糕，而没有足够时间向选民阐述自己的施政计划。有句老话“你无法用空白击败某物”，不管你信不信，让民主党装死也只不过是延续了过去的糟糕政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17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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