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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推选出奥巴马的多族裔联盟是如何崩溃的，从选民访谈中寻找多族裔右翼崛起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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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们的政治归属，因为这个党支持种族自由主义。美国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不断增长，似乎也预示着左翼在选举中的未来。过去15年来，我和同事约瑟夫·朗兹一直在研究非白人选民向右翼的转变。当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像吉布森这样的人——他们说自己厌恶建制派，觉得被民主党的政治抛弃或忽视——常被自由派蔑视为右翼的傀儡，被认为投票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在保守主义施政后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七年后，吉布森已不再显得那么特例。特朗普在2024年几乎将黑人选民支持率翻倍，赢得大约40%的亚裔选票，还拿下了近一半的拉丁裔选票。我最近与许多人交谈——学生、律师、技工、牧师等——他们的想法与吉布森惊人地相似。他们表达的理念曾被认为只属于极右翼边缘，对体制感到愤怒，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的生活漠不关心。少数族裔选民向右翼倾斜，并不仅是某次选举的故事。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现象，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格局。要理解这场变动，必须理解它发生的地方正在经历的转变。在米尔沃基，非裔选民对民主党的团结正在瓦解，与之一起瓦解的还有曾长期维系这种团结的各类机构。。 “我加入民主党，是因为我是黑人。”奥兰多·欧文斯是牧师和政治活动人士。在2008年投票支持奥巴马。但即便那时，他对民主党能为他的社区做些什么，已经心存疑虑。“我第一次参加民主党会议时，两个议题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是否该是民主党人：第一件事是，他们说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贫困的黑人，因为白人在压迫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从白人自由派那里听到这种白人救世主心态。接着他们又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而战。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就是种族主义者，或是偏执者、恐同者，如果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被贴这些标签。你申请补充营养券的审查时，必须提供疫苗记录、学校记录、血型，几乎要把所有信息都交出来，才可能涨50美元。但那些刚到这个国家的人，什么文件都没有，却能免费住酒店住两年？这怎么合理？很多黑人早就听腻了民主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 “很多黑人并不是支持MAGA的人。他们之所以疏远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把我们的社区治理得一团糟。”托里·洛，49岁，是电台主持人和社区倡导者：“我投过奥巴马的票。当时大家的想法是，看看能不能让一位兄弟当总统。结果我们有了奥巴马八年，但社区并没有改变，甚至可能变得更糟了。很多黑人并不认同MAGA，他们是因为民主党的领导方式而疏远了民主党。民主党应该为他们对黑人社区的治理失败承担责任。但他们现在却还在继续通过制造对特朗普政府的恐惧来推进议程，而不是说，好吧，我们重头开始，把事情做好。” “共和党所倡导的政策——靠自己努力奋斗——我们家早就这么做了。”辛迪·沃纳，65岁，退休物业经理。“我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孩子，有责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共和党倡导的那些靠自己奋斗、不靠人的理念，我们家早就实行了。母亲作为单亲妈妈，我们有时候也会领政府发的奶酪和牛奶。但我能看到黑人社区的变化——大家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就像投票给民主党那样，成了一种惯性。” “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那并不是我认为正在摧毁我们社区的东西。”埃里克·恩古采，33岁，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负责社区事务的主管，来自卢旺达的移民。“我曾参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为他挨家挨户敲门，也组织过学生。直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相信的许多价值观其实更倾向保守。我非常反感她那种理所当然认为黑人选票属于她、不需要付出努力的态度。我一直很有爱国心。我们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觉得自己欠美国很多。我对社会议题兴趣不大。我并不特别反对同性婚姻或类似问题。我只是觉得，那些并不是让我们社区陷入困境的关键。” “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莎娜·格雷，46岁，是咖啡馆老板：“在我的咖啡馆里，我不断听到非裔社区的声音——他们不仅在为自己挣扎，还要照顾家人，而这种压力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根基。我们都在面对经济波动带来的变化，我们也只能彼此扶持、一起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投票给民主党，但除了不断为民权斗争，我们一无所获。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斗争。现在，像我和社区里其他人都在想，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我们感觉正在不断失去，所以不妨尝试一些不同的选择。” 在很多方面，米尔沃基非裔选民的幻灭经历，正好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有色人种所面临的深层社会转变。像其他许多困境中的城市一样，米尔沃基依然在承受次贷危机、阿片类药物流行和长期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这些问题共同侵蚀了这些社区原本坚实的民主党支持基础。这个基础是在过去70年逐渐形成的。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推动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国家层面的民主党也逐步与这个理念保持一致。围绕种族隔离和平等就业机会等问题通过的标志性立法，使民主党成为非白人选民心目中能够兑现承诺的政党。这个政党与一些社区核心力量结盟：教会和礼拜场所、社区报纸、工会以及其他聚集有色人种的公民组织。但诞生这个民主党版本的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40年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塑及其带来的巨大不平等，非白人社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民主党主导的民权保护和社会福利项目，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危机中显得无力。几十年前为了解决住宅隔离问题制定的政策，根本无法缓解当下许多社区面临的住房短缺。 1965年《移民法》也不是为了解决如今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战争冲突和气候灾难所引发的移民潮。然而，民主党在回应选民需求时，大多仍在坚持那些相对温和的改革政策，试图取悦有色人种选民。米尔沃基的咖啡馆老板莎娜·格雷告诉我，她对民主党感到多么失望。 “哦，投我们一票吧。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她说。“背后却毫无实际行动。也许他们说的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改革语言，但我们这些真正重要的人并没有被照顾到。” 在亲眼看到这个政党主导的经济剧变之后，非白人选民发现他们曾在其中塑造政治认同的机构——教会、工会、社团——都在衰落。脱离了这些组织之后，当代的有色人种选民受到许多新兴力量的影响，包括右翼播客、网红和社交媒体——其中一些是针对特定族裔和语言群体的内容——这些力量甚至让同一社区内部也变得分裂。这些新媒体塑造的叙事，对失望的有色人种社区极具吸引力，因为真实捕捉了他们的困境，并将这些问题重新包装成民主党政策失败的证据。米尔沃基的非裔选民托里·洛就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告诉我，自己的城市在民主党统治下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冲击。 “我们经历了八年的奥巴马政府，”他说，“这并没有阻止警察暴力，也没能让犯罪率下降，更没有带来工作机会。” 在加州，亚裔社区就体现出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缩影。旧金山拥有全美历史最悠久的亚裔政治组织——1958年成立的华人民主党俱乐部。此后数十年，亚裔在住房、劳工和种族正义等本地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这个群体不断扩大——从1960年的5.8万增长到2020年的近30万——其内部的政治立场也变得更加多元，成员们持有更多样的观点。在湾区，亚裔选民因对州和地方民主党政策感到愤怒，正逐渐向右转。出于对无家可归者问题和犯罪的失望，南希·余·罗，53岁，是企业主。开始质疑民主党是否让旧金山变得更不安全。 “我们一家是在1983年移民到美国的。作为小企业主，我们并不算中产，甚至稍微低一些。我们勉强维持家庭生计，感觉自己被遗忘了。在加州，人们通常都投票给民主党，民主党也号称代表少数族裔。但拜登那四年，他们根本没有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我在唐人街有四家店。我的一家店被闯入过两次。在礼品店，窃贼偷走了现金和一台平板。在我的奶茶店，也被闯入破坏。在那几年里，真的很不安全。罪犯就是罪犯，但当选官员从来不敢公开这样说。在加州，感觉什么都改不了，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地抱怨。我问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们几乎都挺满意的。” 虽然犯罪问题在这个社区激起了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也认同右翼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 “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加州显然是在走错的方向。”凯西·吴，65岁，是口译员：“在加州，我们根本没法选择共和党，只能在民主党中找一个看起来对我们社区最有帮助的候选人。所以我过去也一直试着从民主党中挑一个好一些的。但一年又一年，结果都很糟。我希望美国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加州显然是在走反方向。所以上一次选举我决定要投票给特朗普。” “人们总是自动认为有色人种就应该是民主党人。”艾伦·陈，51岁，是一名包船生意老板：“我投过奥巴马的票，被他那些说辞骗了。我是在旧金山长大的，那是我热爱的地方。但它彻底变了。无家可归的人、满地的粪便、针头、吸毒，还有那些政客什么都不做，只是一味撒钱。我都不知道那些钱到底用到哪去了。人们总是假设有色人种就该支持民主党。他们需要睁开眼睛，看清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也不管你出身如何，你应该站在真正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一方。” “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李塔米，50岁，是企业管理人员：“我开始转变看法，是在我曾在7-Eleven工作的时候。我后来成了加盟店主，那时我开始感觉事情不对劲。2014年，加州通过了一项叫第47号提案的法律，如果有人偷窃金额低于950美元，基本不能按重罪起诉。我们几乎马上就受到了影响。犯罪激增，店里接连被偷。当我们报警时，很多时候警方说，我们也没办法。我花了一点时间才做出决定，但这次我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可能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能扭转一切，但我们只是不想让民主党继续下去了。” “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对国家有利更重要。”詹姆斯·詹，58岁，是工程师：“我们觉得，这个政党真正追求的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亚裔美国人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孩子因为是亚裔而受到不公待遇。为了进入常春藤名校，必须比其他族裔的学生更优秀。我现在仍然持开放态度，说到底是持观望态度。我目前可能更倾向共和党，但我们是务实的人。忠于某个政党，不如看什么对国家真正有益。” 事情本不该如此。奥巴马在2008年大胜之后，民主党认为帮助他胜选的多族裔联盟将确保今后的选举胜利。确实，2012年估计有80%的有色人种选民投票支持奥巴马，而从2000年到2018年，所有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在下降。奥巴马在以“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为主题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对约一百万人表示：“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就在2012年这些充满自信的宣言和“人口结构决定命运”的信念背后，另一种现实正逐渐显现。同年，我和同事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住房和其他问题，如何在民主党的多族裔联盟中引发不满。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保守派正在引导这些遭受困境的民众把愤怒指向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而不是公司和华尔街。民主党宣扬的希望与无限可能，在严峻的经济现实和日益加深的孤独与绝望面前破碎不堪。一道裂痕正在形成，并在之后几年持续扩大。在民主党与其多族裔基础之间信任崩塌的时刻，政党对LGBT权利和种族平等等进步主义议题的承诺，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像旧金山的李塔米这样的选民，因为自己经营的7-Eleven便利店屡遭盗窃，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接触共和党圈子后，也开始认同右翼的社会批评。 “我自己也是少数族裔，”她告诉我，“但为什么你是LGBTQ，就可以享有比我更多的权利？” 民主党和进步派组织至今仍在争论：是应该向右调整，挽回流失的有色人种选民，还是应继续坚持曾吸引少数族裔支持的种族与经济自由主义路线？而我在与选民交谈时发现，推动多族裔选民右倾的力量往往源自经济上的脆弱。拉丁裔社区近年来的变化，有助于解释非白人群体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大约有600万拉丁裔，主要来自墨西哥、古巴和波多黎各。那时，他们多信仰天主教，聚集在美国西南、南佛罗里达，以及东北部和芝加哥的一些城市。 2007年，55%的拉丁裔出生于海外。除佛罗里达的古巴裔群体外，拉丁裔基本一致投票支持民主党。但到2022年，拉丁裔人口已超过6300万。他们在多数州建立了稳定社区，大多数人已是在美国出生。不到45%的人仍认同为天主教徒，而15%认同为福音派基督徒，这些教会把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等保守观点作为信仰核心。这些变化，使他们的投票方式足以改变美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在里奥格兰德河谷，拉丁裔社区多年来持续右转，最终在2024年，这一地区翻转为共和党阵营。萨姆·冈萨雷斯，50岁，是办公室经理。既是同性恋又是拉丁裔，原本看上去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像德克萨斯南部许多人一样，他已经厌倦了身份政治。 “他们一直告诉我们，民主党是为人民的、为小人物的、为墨西哥裔、为黑人、为穷人的。他们会照顾我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后来，民主党不断地支持堕胎，不断地强调种族，不断地要求你必须以同性恋西裔、同性恋墨西哥裔自我认同。不，我是美国人。我恰好是同性恋，我恰好信仰上帝。我不符合所谓的主流标准。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某种标准模板，我就决定做真实的自己。我之所以转身离开，是因为我感觉民主党先背弃了我。当我开始上网查资料、开始听特朗普讲话，我的反应是，他听起来不像传统的共和党人，当然也不是民主党人。也许我可以支持他。我不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对里奥格兰德河谷的拉丁裔来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边境危机使他们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看法变得复杂。 “边境的情况确实变糟了，现实开始显现。”亚历克西斯·乌斯康加，21岁，是里奥格兰德河谷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我看到有人穿过我们校园停车场时全身湿透，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是不是刚看到有人越境了？边境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现实摆在眼前。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啊，不错，特朗普说对了。我开始为众议员马伊拉·弗洛雷斯做志愿者和实习。她让我变成今天这样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人。过去一提到共和党，大家想到的都是有钱的老白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大多时候都保持沉默，因为在她出现之前，我几乎没看到有拉丁裔敢于发声。” “我们很多人都有亲戚在边境那头，但已经在这边的，都是合法来的。”约兰达·冈萨雷斯，72岁，是餐馆老板：“我从小就是在民主党家庭长大的，我母亲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我们很多人确实在边境另一边有亲戚，但现在在美国这边的，都是合法入境的。这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看到那些非法入境者却能享受那么多福利。而我有些员工原本可以拿到福利，现在却因为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而被削减了。这样伤害的是我们所有人。 2020年时我并不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但他慢慢让我改观。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直接对我们说话。” “这个国家有法律，不能一开始就违法入境。”路易斯·卡布雷拉，47岁，是牧师：“在德克萨斯南部，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震撼。我开始注意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其实是民主党人。我不得不打很多严肃的电话给其他牧师，告诉他们，听着，移民改革正在进行中，但眼下不会有改变。如果你们教会里有家庭是在过去四年非法入境的，一旦被发现，风险非常大。但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你不能以违法的方式来到这里。这个县里有一些牧师其实是非法移民，他们是没有证件的教会牧师。我直接对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一边违法一边传福音？这说不过去。” “在我爸爸加入边境巡逻队之前，我们是民主党人。”塞琳娜·西斯内罗斯，25岁，是前台接待：“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民主党的那套思想，认为应该接纳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我爸爸成为边境巡逻员之前，我们一直是民主党人。爸爸开始在南部边境工作后，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他就开始跟我们——我和哥哥、妹妹——讲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能随便入境，为什么边境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家人的安全。从我12岁开始，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环境，到现在25岁。我在布朗斯维尔上大学时，很多人对政治保持沉默。我们经常遇到人对我们说，‘我支持你们做的事，但我不想参与，因为我担心将来会有影响。教授知道了，或者朋友知道了，可能会有麻烦。’” 就在这些巨大的人口与文化变迁把非白人选民推离民主党之际，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出现了：特朗普。 2016年，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比如称他们为“毒贩”和“杀人犯”——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强烈反弹。然而，特朗普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个人风格，为右翼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往更右的方向走，反而吸引了那些原本似乎在被贬低的群体。这与几十年来共和党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自1964年以来，这个党基本放弃在多族裔城市地区的地方选举，把重点转向其他选民群体。全国共和党策略上基本与少数族裔保持距离。 2012年选举后，佛罗里达的共和党策略师莎莉·布拉德肖曾说，“年轻选民越来越对共和党的形象翻白眼，很多少数族裔觉得共和党不喜欢他们，也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在再次败给奥巴马后，共和党发布了一份“选后检讨报告”，建议改革移民制度，努力改善党在非白人群体中的形象。但特朗普公开嘲笑这份报告。他不仅加倍使用种族歧视言论，还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他那种“把一切砸了重来”的政治风格，正好击中了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中挣扎的非白人选民。他们不仅对民主党失望，也对整个建制派感到愤怒。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那种政治颠覆的愿景，以及对非白人选民的吸引力，促使共和党重新制定整个少数族裔策略。如今，保守派投入数千万美元支持这一方向。包括Turning Point USA、America First Legal和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内的右翼组织，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去年12月我参加Turning Point的AmericaFest大会时，遇到了几位来自“Blexit”运动的年轻非裔女性。“Blexit”是极右翼黑人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发起的行动，鼓励黑人选民退出民主党。这些女性组织了面向大学黑人学生的“解放秀”，通过音乐、演讲和辩论，否定左翼强加给他们的“受害者”叙事。这些活动并非传统共和党自上而下的宣传行动，而是扎根于黑人文化的保守主义草根表达。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头六个月，已充斥着对民权和反歧视法律的猛烈攻击，胡乱猜测“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是航空事故的元凶，大规模驱逐行动，残酷削减社会福利项目，重构移民和避难政策，并与欧洲和南非的白人种族民族主义组织“眉来眼去”——这完全不是一个多元文化未来该有的景象。然而，我所采访的选民中，目前几乎没人表示后悔。即便他们不完全支持白宫出台的所有极端政策，也不愿站出来捍卫那些正被特朗普削弱的体制。他们的政治世界观更为多元，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出于想为自己和社区建设有尊严的生活。在一个让人脆弱疲惫的旧秩序，与另一个充满叛逆、活力和归属感（对某些人而言）的新运动之间，他们选择了右派所描绘的新可能。如果共和党的“叛变”言辞无法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选民或许也会很快厌倦。但他们回到那个仍沉溺于品牌和身份辩论、却无法真正应对生活现实的民主党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AmericaFest大会上，就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前几周，我见到了25岁的非裔“Blexit”成员德贾·戴维斯。她坚定而理想主义，展现出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保守派黑人同伴“非常关心我们的社区”。他们正在历史性黑人大学建立保守组织分部，举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黑人社区可以做到任何事，”她说。当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难以想象像戴维斯这样的人——她的种族认同和政治信念毫无矛盾——会成为美国保守政治的主力军。但今天，在Turning Point大会上聚集的数千名选民说明，这正是现实。对像戴维斯这样的选民来说，希望和乐观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他们的种族认同仍是政治信念的核心——事实上，他们表达的许多观点恰恰源于对自己社区的深切关心。但他们的政治选择，更受他们所在群体所面对的社会崩塌、经济不确定性和对现状无法忍受的现实所驱动。在没有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前提下，仅凭种族认同来争取失望的有色人种选民，早已显得空洞。能否正视这些复杂的愤怒、焦虑与希望，将决定美国政治的下一个章节。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26 00:00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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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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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暗示的那样走向民主化。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最终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克林顿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也不完全错。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效仿美国的关键要素：创业精神、消费主义和融入全球市场。这让中国成为工业强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尖端的科技实力，以及像华为、联想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品牌。中国14亿人口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多样和富裕。在这一切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榜样。但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想到这会成为一条双向街道。在两国之间的观念和影响力大比拼中，钟摆似乎正向另一端摆去。特朗普重新上台明确表明，在一些重要方面——比如民主退化、对封闭边界的执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表现——美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像中国。自2008年以来，我一直住在中国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崛起的高潮。美国确实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教训是要忠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特质。这正是中国做的事情，采纳了美国方式中能让自己变强的部分，同时坚持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系和国家对一切事务的深度介入，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功。然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反而开始看起来像是在模仿中国的政治模式。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样子。MAGA运动及其领导人虽然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敌人，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印证了中共的那一套，显示出在实际层面，他们似乎想要的是类似的东西。两者都鼓吹强硬的爱国主义，都执着于制造业，都对移民怀有敌意。两者都想要一个少数族裔要服从多数群体、传统性别角色受到严格规范的国家。而所有这些，都由一个专断的执政党和自我吹捧的领袖主导，他热衷于阅兵式来取悦自己。模仿确实是最高级的恭维。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证据。中国将经济当作武器，因各种争端甚至是轻微的冒犯来惩罚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也会对美国盟友施加任意关税或其他报复，比如在芬太尼和政治问题上施压。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更看重“利益共同体”式的便利关系，比如与俄罗斯的联系，而不是正式联盟。北京欺凌邻国，挑动领土争端，心态可以用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对东南亚官员直言的那句话来概括：“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特朗普同样看不起结盟的价值，还曾威胁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甚至打算把墨西哥湾改名。在经济上，美国人长期以来批评中国过度依赖制造业、向全球市场倾销商品，却忽视了刺激国内消费来平衡经济和贸易。但和习近平一样，MAGA领导人也把制造业看作高尚的事业，把全球化看作让美国人沦为被动消费者的祸害。当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系在核心上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国内政治却越来越像中国的轨迹，特朗普政府在破坏基本宪法权利、司法程序方面，以及对言论自由和抗议的打压力度，都让这种相似性显现。尽管美国和中国非常不同，但一些深层的国内条件正在促成这种趋同。中国曾全力采纳美国模式来实现工业重建、追赶西方。而今天，担心自己落后的成了美国。两国的人们都担心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夺走工作，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互动方式。两国的很多失落青年觉得被排除在国家经济之外，开始怀疑努力工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些共同的挑战，不意外地催生了类似的民粹主义政治解决方案。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他关于中国重返古代繁荣和强盛的爱国愿景。特朗普则靠着没有那么久历名支撑的美国版本——“让美国再次伟大”——赢得了两次选举胜利。客观的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值得尊重。这个政府习惯性地制定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主动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积极的力量呈现给公众，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以造福社会的方式引入。中国正积极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新的估算显示，这个全球最大排放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首次开始下降。中国的城市干净、安全、高效、科技水平高，拥有整洁的高速公路和最先进的铁路网络。政府的资金和投资不断流向教育、科学和技术。美国人如果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自然而然会（哪怕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看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当然，北京的领导人没有民主的掣肘来妨碍他们的计划，但那绝不是中国成功的唯一原因。成功同样来自战略眼光、对未来的投资、从高层到普通人形成的国家专注和团结（而不是分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工作。中国借鉴了美国的经验，但坚持自己的制度，并专注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美国完全可以、也应该考虑采纳中国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转型到可再生能源、振兴产业政策、支持科学研究和教育、重新投资基础设施、住房和安全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树立一种带来国家力量的集体目标感。然而，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或削减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教育、科学研究、清洁能源和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的资金，同时煽动政治分裂。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但必须找到一种在忠于我们建国原则的前提下加以运用的方式。否则，当特朗普时代的硝烟散去，美国或许不会“再次伟大”，而是会变得更加脆弱。而那时，我们将发现，学生已经变成了老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2 00:00
阿根廷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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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萍。搞得经济崩溃后，国民再选个支持自由主义的总统上去。新总统为了发展经济只能削减福利开支，立刻又引发民怨。贝隆主义马上再度复活，保护主义把自由主义赶下台。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近半个多世纪，阿根廷政府更迭多达29次。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左右两派的分歧，本质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市场更自由、还是更受控制，或者说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不断左右横跳，阿根廷经济偶尔回光返照，但衰退的趋势却没啥变化。政府支出长期超过收入，外债无限增加、货币无限超发，通胀不断上升，汇率一贬再贬。正如米莱所说的，通货膨胀税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给市场造成极大的困扰。到2022年，也就是他上台之前，阿根廷的贫困人口超过1400万，贫困率超过37%，游街活动频发，整个社会也开始急转向右。 03 国家是否该退场？现在再回过头看。此时此刻的阿根廷，你既可以认为它仍处于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左右横跳中。此刻向右，不久后还是会向左。然后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下一届政府又右倾。继续循环往复。但也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确实被米莱政府作为奥派理论的试验场，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据阿根廷放松监管及国家转型部的数据，总统米莱执政15个月以来，累计解雇近五万公务员，并计划再裁掉7万人。最终目标是，把中央政府规模从18个部门减少到9个，副部级部门从106个减少到54个…… 如此种种，外界称之为“电锯式改革”。正如上文所说，根据奥派的观点，精简政府机构表面上是为了节省开支，深层次的目的则是提高资本运转效率。至少从数据上，确实是这样的。一季度，阿根廷建筑业增长了9.9%，贸易增长了9.3%，农业和相关行业增长了6%，采矿活动增长了5.7%，制造业增长了4.2%，各个行业基本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未来也一定不会永远存在。它是人类这个物种，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暂阶段。从曾经的君主制，到如今的民族国家也好、皿煮国家……存在一条明确的暗线：生产力越发达，政府机构拥有的权力越小，逐渐分度给每个个人。总体上，“国家”这个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至今为止的最大原因，是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规模庞大的“共同体”是获得利益最高效的方式。回到现实中，在实现相对无限生产力、每个人本身的素质大幅提高之前，完全无政府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今时今日的生产力，虽然远远达不到“无限”的程度，但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同。那么过去沿用了几个世纪的制度，是否还适用？姑且称之为从有到无的过度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机构依然存在，但不再具备实际的权力；各类官员也依然存在，但不再拥有任何荣誉性，而是变成纯粹的职业。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是权力？政府机构对市场的干预，是权力的体现；那么，过度自由导致资本过于集中，以垄断反作用于自由市场，同样是滥用权力。两者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政府机构的权力和垄断企业的权力，行使者都是人，而人是不可能完全客观的，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以对自己有利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看，让市场得到无限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同样违背奥派理论的初衷。自由是好事，但如何解决过度自由带来的反噬，如何将之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督。而不仅是经济理论用于实际必然产生的出入，也是阿根廷正在尝试解决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选官”制度。阿根廷政府新出台公务员聘用新机制，对年龄划了一条红线：必须年满45岁才有资格参与公务员选拔。一方面，是摒弃那些只会当官的“职业官员”，他们只会遵守教条和形式主义，外行领导内行。如果人到40多岁，依然想从政，要么他很有追求，要么他本身算得上功成名就，想更进一步。比如前段时间的马斯克从政，他确实不擅长政治斗争，但确实知道怎样才能提高一个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还可以尽量防止官官相授、政治资源变相传承的情况。比如，你45岁了，你爹正常来说至少70岁，该退休了。即便他曾经是官员，退休之后依然能给你部分资源，但裙带关系毕竟不如在位时那样牢靠。如果这些政策能够持续下去，政府机构乃至其中的每一个人员，他们存在的意义将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不再是自行判断如何去“调控”市场。显然，米莱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与马斯克精简美国政府预算、越南精简行政机构看着类似，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只是想让政府机构更高效，并没有改变政府的职能；前者虽然保留了半数机构，但对政府职员的定位都变了。后者是过去几个世纪、在许多国家多次发生过的事，前者则历史首次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两者孰对孰错，目前没有人能完全说得准。但前者一旦真的成功，必然会引得其余经济体纷纷效仿——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正如曾经新生资本力量推翻了王权，自由市场的力量虽然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机构，但很可能将其改造成服务于自身的机构。整个世界的运行模式，也将因此重塑。不论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全文完）
格隆汇06-27 2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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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洛杉矶抗议活动中右翼煽动者疯狂传播虚假图像与阴谋论，以攻击抗议者和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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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往往是掌权者煽动，用以推动他们非自由主义的目标，”她说，“这让公众陷入混乱，让本该产生同理心的人感到恐惧，在我们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1 00:00
马斯克的丑陋遗产已为川普铺平道路，更大的灾难正在美国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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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由派倡导的硅谷主流风向“大政府+自由主义价值”尤其反对，主张建立一个国家导向的科技战略，用技术巩固主权、抵御威胁、塑造秩序。Palantir 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与川普政府实现了意识形态与政策操作上的深度契合。目前，至少已经有四个联邦机构采用了 Palantir 的关键产品 Foundry，其中包括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国税局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广泛采用 Foundry 组织和分析数据，为川普轻松合并来自不同机构的信息铺平了道路。川普政府将其标榜为“消除信息孤岛”。这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信号。它意味着该政府已经跨过了国民隐私权的红线，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悄然酝酿。马斯克与川普的互撕看起来像个笑话。但是，也许，美国的非川普支持者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危急时刻却只是嘲笑，而轻忽川普掠夺权力的野心和“天才”。现在是时候非常非常害怕了！（忽然发现，这句话已经是2023年说的了。）（BY 新约客）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美国告急栏目川普要的美国人数据库悄然间逐渐就位本文由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与“美国华人杂谈”共同策划，联合发表。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撰文：#溪边愚人编辑：新约客，溪边愚人今年 3 月，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在各机构间共享数据，后来有种种迹象表明，曾经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正在争分夺秒地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这引起了多方面人士的警觉和质疑。我曾在《马斯克走了，他将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的设计仍在抓紧实施》一文中强调了中央数据库最大的两个危害：不利于数据安全；为数据滥用提供了便利。鉴于 DOGE 闹出的各种技术笑话，我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且不说种种迹象表明，DOGE 团队不具备建立一个能有效保存和处理敏感数据的数据库所需要的专业素质，就是真的由最合格的专业人员来做这件事，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设计。” 没想到的是，川普政府居然真的请专家来做这件事了。最近，据多家媒体报道，川普的官员们已经悄悄地设法将技术构件安装到位，以实现川普中央数据库的计划。他们特别求助于擅长数据分析和处理的技术公司 Palantir。根据公开记录，自川普上任以来，Palantir 已获得联邦政府超过 1.13 亿美元的支出，其中包括来自现有合同的额外资金，以及与国土安全部和五角大楼签订的新合同。(这还不包括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授予该公司的一份价值 7.95 亿美元的合同，该合同尚未使用）。据六位知情的政府官员和 Palantir 员工透露，至少另外两个机构——社会保障局和国内税收署——与Palantir 的业务代表还在商谈购买其技术的事宜。至少已经有四个联邦机构采用了 Palantir 的关键产品 Foundry，其中包括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国税局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些政府官员说，广泛采用 Foundry 组织和分析数据，为川普轻松合并来自不同机构的信息铺平了道路。 Palantir 由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和彼得·蒂尔在 2003 年创立，2020 年上市，专门从事从数据中发现模式，并以图表和图像等易于处理和浏览的方式呈现信息。该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数据分析平台 Foundry 和帮助组织数据并从中得出结论的 Gotham，后者是专为安全和国防目的定制的。 Palantir 有与联邦政府合作的长期历史。其政府合同涵盖国防部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拜登政府委托 Palantir 负责管理通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分发疫苗的工作。政府借助于私企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来完善政府功能不是坏事，Palantir 与政府的长期合作正是这种实践的体现。但以往都是分别与某个部门合作，从来不是以建立中央数据库为目标。目前，川普政府已经通过各个部门的政府数据库收取了公民和其他人的数百个数据点，包括他们的银行账号、学生债务额、医疗报销和任何残疾状况等，如果要将这些个人信息武器化，无论是作为移民监管还是惩罚政治异见者，都只是一步之遥了。【延伸阅读】这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DOGE正在建立一个监控国家对此，不仅是政治人物强烈质疑和谴责，就是专业技术人员也深感不安。 5 月 5 日，13 名前 Palantir 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敦促 Palantir 停止与川普政府的合作。这封信写得那么好，无论是寓意还是文字内容都非常棒。我把信翻译成中文附在文末。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曾担任 Palantir 工程师的琳达·夏(Linda Xia)说，问题不在于公司的技术，而在于川普政府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她说：“出于某种原因收集的数据不应该被挪作他用。将所有数据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出于最崇高的意图，也会大大增加滥用的风险。” 数字权利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师马里奥·特鲁希略(Mario Trujillo)说，政府收集数据一般都有很好的理由，比如为了准确征税，但“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提供给政府的数据会受到保护，不相信这些数据不会被用于其他目的，这将导致信任危机。” 白宫没有就如何使用 Palantir 技术发表评论，而是提到了川普的行政命令，称总统希望“消除信息孤岛，简化所有机构的数据收集，以提高政府效率，节省纳税人的血汗钱。” 但“消除信息孤岛”却是个令人恐惧的信号。本来政府建立个人信息中央数据库就是违背民主原则，也是违背法律的——《1974 年联邦隐私法》阻止联邦跨机构数据合并，而现任川普政府更是最不合格拥有中央数据库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在美的外国留学生仅因为交通罚单就被取消学生签证；我们也看到现政府采取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策略；我们更看到这个政府明知道抓错了人或者错误地把人遣返去不该去的地方，却拒绝改正错误。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据 Palantir 员工说，他们的工程师们一直在悄悄讨论整合美国人数据这件事，他们对在一个地方收集如此多的敏感信息感到担忧。在目睹了 DOGE 的一些员工在安全方面很马虎，比如在使用个人设备时不遵守协议之后，他们更多了一层担忧：公司安全措施的好坏还取决于使用这些措施的人。琳达·夏说，因为 Palantir 的员工越来越担心公司与川普政府合作后声誉会受到损害，公司内部对其联邦合同的争论越来越多，自然造成了一些员工的离职。一周前，Palantir 的一名策略师布里安娜·凯瑟琳·马丁(Brianna Katherine Martin)在 LinkedIn 上发帖称，由于公司扩大了与 ICE 的合作，她将离开公司。她写道：“在我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发现 Palantir 处理我们所承载责任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透明且有良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我不会跨过的红线。” Palantir 官方的理论是，“我们是数据处理者，而不是数据控制者。授权使用我们产品的组织决定如何使用我们的软件和服务：这些组织规定了对他们的数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为他们做分析的 Palantir 账户是由他们控制的。”但这种说法正是那封公开信驳斥的。我想说的是，维护一个体制，不能指望某一个工具、某一个机构或者某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系统，即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一个环节都不应该轻易去除或跳过。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某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环节出问题时，依然能够维持住这个体制。作为曾经的数据库 IT 员工，那些写公开信的人从技术方位感觉到的恐惧，我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为这一内容作文。但我笨拙的笔远不如那封信表达得好。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信吧。 ⇓ ⇓ 收复夏尔[注] 满怀担忧的 Palantir前雇员致硅谷科技工作者的一封信 [注]《收复夏尔》(The Scouring of the Shire)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小说《魔戒》第三部《王者归来》的第十八章。霍比特人佛罗多、山姆、梅里和皮平回到家乡夏尔，发现它已被萨鲁曼指挥的一帮人类流氓所占据，他们于是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结束了萨鲁曼的统治。评论家们认为《收复夏尔》是《魔戒》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并认为这一章指涉当代政治，适用于二战时期的现实。我对我的子孙时代的美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美国成为一个服务和信息经济体时……当令人敬畏的技术力量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代表公众利益的人甚至都无法把握这些问题时；当人们失去了制定自己的议程或以知识为依据质疑当权者的能力时……无法区分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真实的，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迷信和黑暗之中。 ——卡尔·萨根(Carl Sagan)，《魔鬼出没的世界》一、真知晶球的神话 J·R·R·托尔金还没完成中土世界的“全知之石”——真知晶球(palantíri)的故事，就去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仍在被书写。关于强大的全知之石的神话警告人们，没有智慧或道德指南针的人使用通天石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可能被用来歪曲事实，对现实进行有选择的描述。同样，Palantir技术公司的平台也赋予其用户巨大的权力，帮助他们控制决定政府、企业和机构未来的数据、决策和结果，进而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Palantir的早期创始人深知构建这些技术所附带的道德权重。他们制定了《行为准则》，以维护民主、保持自由科学探索的精神，并确保负责任地开发人工智能。为了防止歧视、虚假信息和滥用权力，他们还设置了警戒线。现在，这些原则遭到了践踏，并在Palantir技术公司和整个硅谷被迅速瓦解。二、民主与大数据 Palantir的领导层已经放弃了其创始理想。其公开声明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敌意与日俱增，而这些原则——尽管被企业滥用——对于批判权力和确保技术应用的道德性仍然至关重要。相反，高管们现在使用煽动性语言，制造混乱，引发争议，甚至用暴力威胁批评者。与此同时，民主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威胁：收集移民儿童的生物识别数据、记者成为攻击目标、科学项目被取消、乌克兰等美国重要盟友被边缘化。川普政府在试图大幅扩大行政权力的同时暗指自己是君主制。最近，川普的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以歧视性理由解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杰出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不合格的效忠者。寡头正领导着以“革命”为幌子的威权主义正常化，而包括Palantir在内的大科技公司日益成为帮凶。我们必须抵制这种趋势。三、共同签署的声明以下签名的Palantir前员工支持一项声明，警告该公司今天所使用的日益暴力的言论以及未来可能成为同谋的行为。本着沟通行为和理性精神，他们赞同本节中的以下声明：我们，Palantir的前员工，曾经相信公司对以下方面的承诺： ● 透明度、言论自由和对技术影响的严谨讨论 ● 通过与美国及盟军合作捍卫民主 ● 人工智能部署中合乎道德的数据实践、隐私保护和问责制 ● 平等主义、法治以及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我们不再相信Palantir的高管还在坚持这些价值观。通过支持川普政府、马斯克的DOGE计划以及危险的行政权力扩张，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并违反了Palantir的行为准则。签名： Juan Sebastián Pinto/Carl Myers/Ari Gesher/Silas Stafford/Courtney Wong-McGuire/Casey Ketterling/Erion Malaj/Margret Williams/Linda Xia/Jason Ma/Aditya Arolkar/Paul Mustière/Magnus Hagmar 四、行动呼吁科技工作者必须抵制同流合污。当马斯克的 DOGE 行动以揭露腐败为幌子瓦解美国政府机构时，反对力量却保持沉默。公司正在安抚川普政府，压制异议，并与他的仇外、性别歧视和寡头议程保持一致。政府数据库已经在删除有关变性人和性别确认护理的内容。我们帮助建立的软件基础设施可能会助长这些不公正现象。 DOGE 试图招募曾经是 Palantir 的员工，这揭示了我们的行业在塑造世界事件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必须利用内部网络、社交平台和算法工具来抵制虚假信息。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要求问责。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必须拒绝与川普政府合作，除非结束非法举措（如DOGE）。今天就给您的议员打电话，要求他们坚守底线。我们希望这封信，就像最近DOGE联邦技术人员的大规模离职一样，有助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鼓励其他公司的技术人员采取行动，因为这些公司正在帮助川普政府并使其合法化。趁我们还有能力，大声疾呼，努力反对我们目前正在走向的科技史上的危险之路——这正是真知晶球的寓言和传说的核心。毫无疑问，真知晶球从来都不是普通人使用的东西，也不是常识……只有国王和统治者，以及他们指定的看守人，才能接触到它们，而且它们从未被公开查阅或展示过。 ——J.R.R. 托尔金，《真知晶球》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30/technology/trump-palantir-data-americans.html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5930212-the-scouring-of-the-shire/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7%9C%9F%E7%9F%A5%E6%99%B6%E7%90%83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8 00:00
纽约时报评论：民主党的麻烦比你想象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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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女权和LGBTQ群体运动；市场自由主义运动，造就了里根、撒切尔，以及在各自语境中的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最后是全球民粹主义运动，催生了特朗普、欧尔班、英国脱欧，以及在各自背景下的莫迪、普京和习近平。全球民粹主义运动大约从2010年代初开始兴起。动力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信任感，一种坚信社会制度被操控、腐败、充满恶意的信念。 2024年，我写过一项益普索民调，概括了这种民粹主义的时代精神。大约59%的美国人表示国家正在衰退，60%认为“制度已经崩坏”，69%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关心努力工作的普通人”，63%表示“这个国家的专家不了解像我这样人的生活”。这些数据和全球其他27个国家的受访者数据基本一致。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效地适应了这种时代精神的转变。特朗普讲了一个清晰的故事：精英在坑害美国人。他把一个自由贸易政党变成了一个保护主义政党，把一个国际主义政党变成了一个孤立主义政党。最近，乔治·威尔列出了一份清单，总结了特朗普如何背离保守主义正统观念，其行为和思维方式如何与保守市场自由主义时代的共和党人完全不同。威尔列出的特朗普转向清单值得完整引用： “1. 通过让政府，也就是政治，渗透社会，包括文化机构，来纠正公民的错误意识。 2. 相信政府有能力预判并掌控现代社会复杂干预的后果。 3. 借助产业政策挑选经济赢家和输家，认为未来是透明的，政府知道哪些企业应该繁荣。 4. 对国家各地区和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演进进行中央规划。 5. 将治理与政党建设结合，通过建立依赖政府的派别联盟，就像罗斯福的新政那样（1935年的社会保障针对老年人，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偏向工会，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支持农民）。 6. 拒绝保守主义强调增长、简化税制的理念——不是通过削减减免来降低税率，而是把税收（包括关税）当作社会工程工具。通过税收系统而非拨款流程，将财富转移给特定群体。 7. 为了资助当代美国人消费政府商品和服务，不断从未来美国人那里借债。 8. 通过行政命令边缘化国会，确保总统至上。 9. 毫无限制的多数统治，因此反对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 特朗普放大了社会的疏离感，加上他那套末世论叙事，攻击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打造出一个颠覆式的政府。这一任任期中，他将比上一任还要深远地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的很多民主党朋友，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场历史转折的深度。他们依然困在克林顿、奥巴马、拜登、佩洛西的旧有世界观中。但我感觉，接下来的几年中，动荡的局势会迫使民主党走上一条新的轨道。关键的一点由保加利亚出生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在和雅夏·蒙克的“好战斗”播客中提出来。他说：“每一次革命，都不止一种革命同时发生。”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会改变所有参与者的身份。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人物能以原样走出这场革命。可以有列宁取代克伦斯基，却不可能在列宁之后还有克伦斯基。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民主党会像共和党一样，被特朗普式的革命深刻改变——不论是好是坏。” 如果你现在还在想民主党应该制定一些新政策以吸引工人阶层，那就想得太浅了。这已经不只是政策问题。民主党必须像特朗普那样，重塑党的身份，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们要讲出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党依赖于过往时代的宏大叙事。首先是福利国家的叙事：美国太不平等了，我们可以通过大政府为人们提供经济保障。其次是解放叙事：历史不断前进，进步运动在为边缘群体——黑人、女性、巴勒斯坦人、LGBTQ群体——争取权利。这些都是高尚的叙事，但在全球民粹主义时代，它们已不再足够。民主党的第一个核心挑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制度怀有敌意的时代，而民主党主导着这些制度——大学、媒体、好莱坞、基金会、教师工会、文官体系等等。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与大众之间出现阶层裂痕的时代，而民主党是高度受教育群体的政党。民主党最近还在争论是否该用“寡头政治”这个词来攻击共和党。他们太受制于旧有叙事，以至于似乎没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才是“寡头”。如果我能为民主党在开始重建的过程中提供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文化精英主义比经济精英主义更具压迫性。福利国家时代让民主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联邦项目拨款来解决。但民粹主义时代的驱动力是社会怨恨，而非经济匮乏。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承认秩序”，这是一种模糊却普遍存在的体系，用于分配关注与尊重。当数百万人感到他们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在这个体系中被忽视，他们自然会感到愤怒和被排斥。当然他们会选择那个说“我看到你了，我尊重你”的人——特朗普。如果民主党，乃至整个受教育阶层，不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姿态，我怀疑任何一套经济政策都帮不了他们。事实就是，左派政党若无法在重大的道德问题上给出答案，就无法获得倾听的机会：信仰、家庭、国旗、对所有社会阶层人群的尊重。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克在福利国家时代是共和党总统。他基本的态度是：我认同新政的基本框架，但我要以更理智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你们可以信任我。对今天的民主党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人们有理由不信任体制，而你又是体制的代表政党，那你就必须成为“彻底改革”的政党。你必须明确表示：特朗普是在拿喷火器烧制度，而我们则是要有效地改革制度。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敢于挑战你的激进派团体：我们要以教师工会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学校；以“不要在我后院”反对者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土地规划；以在任议员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国会；以这些团体不喜欢的方式讨论爱国主义和移民问题；我们要以这些团体不喜欢的方式，改革蓝州城市的治理方式。你真的认为靠职业政客能引领这种地壳级别的转变吗？这需要思想者、组织者、新一代，以及我们所有人。这是几十年的工程，而不是几个选举周期的事。清空头脑，重新思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7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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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给美国带来了双重灾难。福山被视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与亨廷顿、基辛格等并列为后冷战时代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人物。他的理论曾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也被全球化时代的自由派精英广泛引用，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福山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这一在冷战后提出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的主张，被许多现实政治的发展（如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川普当选、俄乌战争）所挑战，引发广泛争议与讨论。但福山本人的回应显示出理论的可修正性，他并未僵化地坚持原初观点。福山这篇文章所发表的信息平台 Persuasion 也值得介绍一下。 Persuasion 是由哈佛博士，政治学者亚沙·蒙克(Yascha Mounk)于2020年创办的思想平台，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与理性辩论。该平台以“说服”命名（ Persuasion 来自拉丁语 persuadere ，意为“通过理性或感情使人相信或行动”），开宗明义反对民粹主义与极端身份政治，鼓励观点多元、理性辩论，而不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主张在多元意见中通过“说服”实现共识，以抵抗自由民主面临的双重威胁：右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左派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因为 “说服”，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Persuasion 汇聚了福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 等思想家，影响力遍及自由主义知识圈，被视为当代反对极端文化、倡导开放社会的重要声音之一。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马川之乱栏目 2025 年 5 月 31 日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主张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福山被视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与亨廷顿、基辛格等并列为后冷战时代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人物。他的理论曾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也被全球化时代的自由派精英广泛引用，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等。原文链接：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tragedy-of-elon-musk 玩火自焚：埃隆·马斯克的悲剧他不仅浪费了改革政府的良机，他的荒唐行径更毁了电动汽车的声誉。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弗朗西斯·福山译：临风编：新约客 1 不出所料，唐纳德·川普利用马斯克做“脏活”，而当马斯克从资产变成负担后，他就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2 埃隆·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被寡头主导的社会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涉足政治之前所获得的赞誉无可厚非：特斯拉开创了一类全新的工业产品，并从无到有地成为一家严肃认真的汽车公司；SpaceX 成为美国发射行业的支柱；而星链在乌克兰战场上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正如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曾经指出的那样，马斯克真正的天赋并不在于工程或科技，而在于他的工业组织能力，可与亨利·福特等先驱相提并论。 3 但马斯克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寡头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创业家，他们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公司。但其中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坚守本分。他们误以为自己在一个领域获得了成功和财富，就能够在其他所有领域也一样得心应手，结果闯入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 4 真想不出还有谁在政治上的直觉比马斯克更差。他的家族背景也并不光彩：他的祖父曾试图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纳粹组织，被政府阻止后迁居南非。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加美财经06-07 00:00
突然祭出大动作！特朗普签署旅行禁令禁止这12个国家的旅客入境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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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击目标，特朗普政府声称哈佛大学存在自由主义倾向，并且在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上做得不够。在声明中，特朗普指责哈佛大学未能对校园违规行为进行纪律处分，并抱怨该校仅上交了三名被指控从事危险、非法或威胁性活动的外国学生的信息。特朗普说道：“哈佛大学的行动表明，它要么没有全面报告外国学生的纪律处分记录，要么没有认真监管外国学生。” 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禁止了来自古巴、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的旅客入境。这项政策经过多次修改，最终于2018年获得最高法院的批准。不过，前总统拜登后来于2021年废除这项禁令，称这是“我们国家良知的污点”。
风枫06-05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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