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极限。 Natixis美国首席经济学家Christopher Hodge表示：“我们已经预计到某种形式的‘屈服’（政策转向）即将出现。因为金融市场损失太严重，经济前景也太令人担忧。” 自4月2日特朗普公布关税计划以来，标普500经历了创纪录的剧烈波动：周一的单日振幅达8.1%；周二的波动成为过去50年最大单日逆转之一；周三更夸张，全天波动幅度高达10.7%，为近50年来第五大单日波动。 Bolvin感叹道： “真是压力山大的一周。连我三岁的孩子早上醒来都问，‘今天股市还在跌吗？’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可能已经快到底了。”

风起04-10 17:19

会员

“这就是中美贸易核战争场景”！彭博:特朗普与习近平均不让步颠覆全球贸易

ragonomics)中国研究部副主任Christopher Beddor表示：“就目前情况来看，这基本上就是中美贸易的核战争场景。情况糟糕透顶。” 其结果是僵局，几乎将终结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大部分双边贸易，因为双方甚至无法就如何坐上谈判桌达成一致。中国共产党的礼仪要求习近平在谈判前进行低级别互动，而美国总统则倾向于通过领导人直接交流来达成协议。脱钩给两国经济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提高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将加大美国的通胀压力，削弱美联储抗击物价上涨的努力。特朗普表现出愿意忍受痛苦来实现他的目标，他周日表示，“有时候你必须吃药来解决问题。” 白宫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握有筹码，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应该寻求缓和，应该做出让步。 (截图来源：彭博社) 在世界的另一端，据彭博经济研究显示，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已使中国高达3%的年增长率面临风险。野村(Nomura Holdings Inc)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僵局比作一场“代价高昂的胆小鬼博弈”，并称其对中国经济的潜在损害目前“无法合理估计”。本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通话中，强调中国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能够“完全抵消”任何外部负面冲击，并重申对中国经济走势持乐观态度，但并未直接提及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周三，中国股市逆市上涨，短期国债也出现上涨，因投资者押注中国当局将推出刺激措施，以保护经济免受特朗普关税措施的影响。彭博社指出，与特朗普不同，习近平无需面临选举，可以随意让人民币贬值，而中国财政部如果获得最高领导人批准，可以迅速启动财政刺激措施。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重点讨论经济问题，这可能为官员们批准更多政策支持提供下一个契机。 (截图来源：彭博社) 随着美国关税飙升至经济学家所说的将摧毁价值6900亿美元的双边关系的水平，特朗普已经用尽关税所能施加的压力。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Andrew Tilto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2000%的关税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可能不会比1000%的关税更大。” 根据他们的计算，美国可能面临比官员们预想的更大的关税冲击。高盛评估，对于36%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而言，美国买家寻找替代供应商的能力“有限”。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表示，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只有10%对美国的依赖度超过70%——这或许是习近平盘算着不会急于做出让步的原因之一。彭博社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的分析显示，某些行业的依赖程度甚至更高，美国进口的折叠伞、保温瓶、人造花、LED灯和木衣架等90%以上的产品都来自中国。标普全球评级(S&P Global Ratings)首席亚太经济学家Louis Kuijs表示，中国现在需要专注于刺激消费支出，并补充说，中国出口额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将刺激需求作为今年的首要任务，但他们能否迅速说服遭受多年房地产低迷打击的消费者掏出钱包，仍是一个疑问。荷兰国际集团(ING Bank NV)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Lynn Song表示，中美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谈判策略上的“文化差异”。就像第一次贸易战期间习近平拒绝特朗普修改中国法律的要求一样，任何中国领导人如果表现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都有可能被拿来与二战结束后所谓的百年屈辱时期放弃领土的统治者作比较。 Lynn Song说：“在中国，面子和平等谈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种突然的挑衅行为会引发报复，而不是屈服——我认为这并无益处。”

tqttier04-10 15:20

重磅！路透独家:中国央行不会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要求国有银行减少美元购买量

(OCBC Bank)外汇和利率策略师Christopher Wong表示：“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倾向于维持一定程度的人民币稳定。我们将继续关注每日中间价走势，以了解政策制定者的偏好。” 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小幅上调，应该能够平息市场情绪，并为其他被大量抛售的亚洲新兴货币提供一些喘息的机会。

tqttier04-10 07:48

【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摊牌——”正面对决”

稳了。鲁伊斯：比如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保守派活动家）现在就在教育部工作（译注：协助拆毁教育部）。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想砍掉教育部，可能从80年代它一建立的时候就想了。如果没有DOGE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类似的“斩首行动”？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的（译注：例如，鲁福这批人）。你看他们先下手的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在右派内部早就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的——像USAID，这点可能左派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要么就是教育部、大学拨款这些地方。你不一定能直接砍掉“觉醒派”的英文系经费，但你可以砍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拨款，或者冻结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很明显，他们的“矛头”是对准他们认定的自由派权力中心。另一方面，我觉得DOGE的运作，可能没你想的那么“有意识形态”、或者说没那么缜密有逻辑。有些功能，其实是川普政府自己也很在意的，比如控制高端芯片出口给。这是他们明确要干的事，有“公共管理”的战略意义。但专门负责这件事的商务部下属“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简称BIS），一直人手不够、资源也很有限。结果DOGE一进去，砍了一波人——不多，大概是500人里裁了15个，但被裁的很多是试用期员工、刚入职一年内的，还有一些是刚刚升职的。而我稍微了解这个领域，我觉得他们其实裁掉的是一批最优秀的人，是那种你真的需要留下来、才能把出口管控系统搞好的那类人。这件事并非那种“川普政府私利”或者“右派意识形态”的操作。你会回头发现：“等等，我们还得再把人请回来。” 克莱因：对啊，这可是他们自己也认同的目标，是为了跟竞争。鲁伊斯：没错，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他们也是认同的。所以这就是我和你看法有点不同的地方。我觉得DOGE确实在干一些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事，也有一些是对外援毫无兴趣的破坏行为，但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那类问题。克莱因：什么是“古德哈特定律”？鲁伊斯：就是说：一旦某个衡量指标被当成了目标，这个指标就不再是个好指标了。你一旦死盯着指标，比如系统里的数字，你就会失去对你真正想要实现目标的判断力。在这个例子里，你会觉得：“好，我们把BIS的员工人数砍了，看起来更精干更高效。” 可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哪怕你是小政府主义者，你也希望这个机构能干点实事儿。现在反而变得更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事在发生，但它们彼此之间也不一定真的协调一致。有些事，连川普政府自己将来都可能后悔。 Ⅳ 淹没一切，烧毁一切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克莱因：我在调查DOGE的过程中，一再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没有什么统一文件，也没有大家都在遵循的共同目标。所有事情都不是指向某个单一方向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削减开支、控制政府、搞意识形态清洗。但我觉得，DOGE背后最根本的一个推动力，其实就是——行动本身。他们就是要做事。就是要不断“干起来”。而川普本人，也特别强调“做事”。你可以回想他上任不久在国会联合演讲里的那几句话：（插播川普演讲录音）川普：这段时间我们干得特别快、特别猛，我们正在开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时代。我们43天里干的事，比很多政府四年八年都多。而且——我们才刚开始。克莱因：这个政府特别喜欢塑造一种印象：他们速度惊人、力量强大。这也是史蒂夫·班农那句“淹没一切”(flooding the zone)战略的具体体现。还有一种“权力的宣示”。你有篇文章里提到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推文，说得很有道理。推文用的是《黑暗骑士》电影(The Dark Knight)里的一幕：小丑从黑帮那儿拿到一大笔钱，重创了黑帮后，转头点火把钱全烧了。他的意思是：没人能拿捏我，我不是为了钱，不是想跟谁搞好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切都会被烧光。你在文章里也写了，这种“一切都得被烧掉”的气质在DOGE这套操作里特别明显。像USAID这种在华盛顿本来被当作“神圣不可碰”的项目，还有那些程序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比如文官制度——现在的讯息就是：我们可以突破这些所谓的“政治禁区”。过去你以为共和党政府最多就只能做到某个程度，现在全都不适用了。他们比你想象中还要敢干，还要能干。鲁伊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种“施米特式的朋友-敌人逻辑”[注]在起作用：我们要伤害敌人，要奖赏自己人。 [注]“Schmittian friend thing”指的是纳粹政治和法律学者卡尔·施米特的理念，政治上没有中性，非朋友即敌人。你写过一本关于政治极化的书，我觉得这背后的一个心理动态是：右派的人看着左派，会说——你们以前不也在干这些事吗？我们现在不过是在学你们而已。这种说法就是：“你们以前搞自我交易，现在我们要惩罚那些搞自我交易的人。” 它其实是一种极端党派化行为的自我辩护逻辑：“嘿，是你们先开始的。别怪我们。轮到我们反击了。同样的游戏规则。”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你同事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跟克里斯托弗·鲁福对话时提到的。他说鲁福可能是自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推动消费者权益的先锋）或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保守主义活动家）以来，美国最成功的行动派分子。杜塞特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清除整个教育部？为什么不尝试接管它？我们为什么不派自己人进去，用它来实现保守主义的目标，而是要摧毁它？” （插播克里斯托弗·鲁福录音片段）克里斯托弗·鲁福：别的政府机构，也许还能改革。但教育部在我看来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分拆、清理、终止和废除它，同时要维持你的政治生存能力，以及那些基本的、法律要求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受欢迎的事情。你总是想保持受欢迎程度。罗斯·杜塞特：但我还是觉得这听起来……挺奇怪的。克里斯托弗·鲁福：为什么？鲁伊斯：他们俩来回辩论，但我觉得杜塞特后来写的大致准确：在DOGE这种砍砍砍的行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赢了选举之后，我们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和人才，真的能接手这些机构，把它们管好、用好。要想利用这些工具实现良好治理，真的很难。有时这与整个机构已经腐烂的想法重叠——比如，教育部是一个罪恶的巢穴，我们只能削减它。但我认为，还有一种担心是，管理这些机构真的很难。过去几十年，这些机构一直都是自由派的人在管理。我们右派这边，没有能接得住的人。最好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砍掉它。 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克莱因：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右派普遍有一种“对称性”的感觉：他们觉得左派曾经这么对待我们，其办事方式就是自我交易，奖励朋友，惩罚敌人。这个看法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它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某个方面明显是错的。你看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平价医疗法案》。从财政角度讲，它其实是从蓝州征税，转移给红州。因为当时那些没有扩展医疗补助的州基本都是红州，而红州整体上比蓝州穷。（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把大量资金也投向了红州。不管是建清洁能源设施，还是投放先进制造业基地——都在红州。红州不成比例地赢得了这些资金，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方建设更容易；另一方面，这其实就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你要赢回川普选民，那你得让他们看到自由派政府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拜登还经常提到这些事：你看有些共和党议员一开始反对《通胀削减法案》或者基建法案，但等到修桥剪彩的时候，他们又一个个冲到前线抢着露脸。我不是说左派不会把钱给那些立场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当然会——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目标。但左派并不会刻意不给保守派地区或保守派个人拨款。你只要看他们重大法案的财政流向就知道了。民主党政府真的不认同靠“奖赏朋友、惩罚敌人”来运营政府的逻辑。鲁伊斯：是的，我认为左右之间其实是有不对称的。左派是更偏向“再分配”——他们想把钱集中起来，拜登哲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要把钱用在很多地方，这样你们也同在一条船上。然后像你说的那样：“撒到足够多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有份，那大家就都会上车。”这也确实开始生效了你也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共和党人现在也都想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功劳占为己有。我也不想坐在这里为那种“怨恨式政治”辩护。那不是我的偏好。但我现在是试图客观描述现实。我认为，右派的人注意到的，是他们眼中非营利部门借联邦补助大搞利益输送的巨大空间。像克里斯托弗·鲁福这种人看大学系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纳税人花的钱，最后用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资助骚乱了——或者你随便挑一个他们眼里的“怪物”。鲁福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在“用政府的钱养自己人”。我认为，很多这些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激进化——比如封城期间疫苗的分配，是按种族线划分的，特别是在蓝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从那个阶段开始，被激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认定：“对方奖励朋友、惩罚敌人，那我们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克莱因：还有个现实是：他们已经把很多并不真实的事说服自己当成了“真相”。如果这些事是真的，那确实挺糟糕的——但问题是，我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些“假设”现在却成了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比如泰德·克鲁兹采访马斯克的那一段里，就有这么一个场景。克鲁兹问马斯克：“你以前是自由派的英雄啊，造了特斯拉、还常被请去好莱坞的高级派对。现在他们却恨你。你觉得为什么？” 马斯克的回答是这样的—— （插播录音剪辑）马斯克：他们最害怕的，其实是DOGE要关闭那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付款。比如社会安全金、医保、失业金、残障补助、小企业贷款之类的——特别是切断对非法移民的支付。这才是关键问题。这就是他们恨我、想让我死的原因。克鲁兹：你觉得这个金额有多大？几十亿？几百亿？— 马斯克：我认为全国加起来，远超1000亿美元，也许有2000亿。通过这些欺诈性的社会福利，民主党才得以吸引并留住大批非法移民。克鲁兹：还能“买选票”咯？马斯克：对，买选票。完全正确。他们就是想引进一千万、两千万“靠政府吃饭的人”，这些人会死心塌地投给民主党——就像我们在加州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马斯克讲这套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左派真正的图谋是靠政府发钱让非法移民投票。我认为他自己真的相信这套说法。鲁伊斯：你觉得他真信这事吗？克莱因：是的，完全相信。克莱因：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这个庞大的体系从上到下，全部是为了把钱转来转去，巩固左派的权力结构——而且你认为这不仅对美国有害，甚至还会妨碍人类上火星—— 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挺合理的。鲁伊斯：是的。这种看法在右派中其实挺常见，也能解释为什么——哪怕后来发现，福利系统里的诈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确实没有）。根据内部监察报告，社会安全金体系的误发率大概只有0.3%。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认定这些福利项目的本质，就是用来给你朋友的政治机器发“买票钱”，那你就会觉得：烧了它才是对的。把整个制度推倒重来都没问题。克莱因：我一直在努力给这种观点找一个“慷慨理解”的版本。但我自己也拿不准：是该理解为马斯克真的相信这些，所以他的行为才那么极端；还是说，其实他未必真信，但这话在政治上说出来很有用——因为它能帮助右派动员力量去支持削减福利支出—— 哪怕川普的基本盘（通常比以前的共和党选民更老、更穷）其实并不喜欢这种政策。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现实：他们现在确实掌控了政府的运作权。比如社会安全局的人，其实很清楚钱都去哪儿了。没有哪个系统会真的写着“非法移民政治拨款”这种项目名目（笑）。但他们也完全不想去反驳这些阴谋论。到某种程度上，不去查明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鲁伊斯：我认为伊隆确实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同意你的说法——他确实是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我不觉得伊隆是那种特别热爱真相的人。比如“死了的人在领社会保障金”这类说法。就算在马斯克不断重复这句之前，DOGE团队内部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这事不对劲。并非有一大笔钱正流向“装成135岁老人的骗子”。事情根本没这么夸张。但确实也有不少非法移民在使用他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各种用途。伊隆特别想把这些漏洞彻底“清零”。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一大批普通人卷进去了——那些人根本不是骗子，但却被“你不存在”的系统给误伤了。这周还有不少报道说，有人突然被社保局通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之前的钱都收回去。” 克莱因：但你觉得，DOGE作为一个整体，真的在试图了解它要掌控的对象吗？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过，马斯克试图从最底层切入——去看“付款数据”。我认为这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是客观的——就是钱到底流向哪儿。但“钱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解释的。你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背景。这些东西是可以学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想学吗？他们有没有更了解这些系统？还是说，他们只是想用把 DOGE 当成一个制造对立的工具，以维持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支持？鲁伊斯：我不确定答案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但说实话，跟两个月前相比，我对DOGE在“边干边学”这件事上的能力，信心已经低了很多。你很早就能看到他们在处理联邦合同上的粗糙：比如，他们说“我们砍掉了一个十亿美元的合同”，结果其实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他们硬是多加了三个零。你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对数字缺乏敏感度的表现。他们后来是修正了。但问题是——这种错误本来就不该发生。如果他们真的想建一个更强健、更优秀的系统，那么DOGE这个团队并不是那样一个组成。现在DOGE的团队很小，他们的“学习曲线”根本就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在快速上升。而我认为，如果是伊隆在私营企业搞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早就通过迭代提升效率了。可你现在完全看不到这种动态。你看不到那种我期待的状态。 Ⅵ 单一行政理论——帝王总统制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 一次正面对决克莱因：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他们的品牌做得真牛。 DOGE这个名字又好笑又吸睛。但其实，现在政府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攻击、改革，还是重塑行政体系——取决于你如何看——并不全是DOGE主导的。马斯克的背后是罗素·沃特，他现在掌管着预算管理办公室(OMB)——这是联邦政府里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中枢机构。我们前面就聊过沃特。他是典型的那种，确实想砍政府开支的人。虽然他不只是想砍钱，他对政府该怎么运作有一整套系统理论。你还请他上过节目呢。那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让我更理解他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想干啥？罗素·沃特理想中的政府，至少是行政系统，应该长什么样？鲁伊斯：沃特信奉所谓的“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这是与三权分立对立的理念——译者注）——也就是总统应该宪法上拥有对行政机构的全部控制权。他的意思是：既然我们选出了一个总统，那整个行政部门就应该听他的，直接向他汇报。按照这个理论，行政部门就不该有“独立机构”这种说法。人民选出了总统，那就是民主问责机制的体现了。沃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哪怕在右派里也挺特别的。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国会是“帝国国会”。而现在行政系统里很多机构根本不听总统的，只听国会的拨款安排。他主张总统应该有“冻结拨款”的权力——意思是，如果总统能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用比国会批的更少的钱实现政策目标，那他就有权不把剩下的钱花出去。所以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克莱因：早先发布了一份关于冻结拨款和各种支出的备忘录，用来冻结各种拨款和支出的。后来那份备忘录被撤回了，法院判它无效。但备忘录里有段话挺关键的——我这里是稍微转述一下原意，大致是说：“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就是通过他们选出的总统来表达的。” 要理解他们，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对“回应性”(responsiveness)概念的定义。大多数人说起“政府要有回应”，他们想的是：我遇到问题时，应该有个人能接电话帮我解决；或者政府在办事的时候，应该又快又好。但在这个理论里，“回应性”是对行政部门的回应。川普想干什么，政府就得立刻响应，把那事办了。在他们看来，第一任期的失败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对川普有足够回应。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第二任期的行政体系彻底服从川普的意志。你觉得我这个说法有偏差吗？鲁伊斯：不，我觉得你说得对。而且沃特这个看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跟很多右派一直以来对“官僚政体”(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的批评是呼应的：比如“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那种观点——行政部门的文官太多、太散漫，应该收紧、整顿。但它跟那种更偏“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理念又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冻结拨款”这个问题上。认为总统有“财政控制权”，这是一个相对新的观点，它不像流氓官僚的观点那样有任何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沃特其实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给拼在一起了，这点挺有意思。克莱因：我对DOGE、沃特和整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整体理解是：DOGE，其实就是“政府控制部”。沃特想做的那部分，是靠“冻结预算”和“震慑文官体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深层政府试图阻碍唐纳德·特朗普川普。而马斯克那边做的，是想把政府的“底层代码”控制住——就是财政流动、运行系统、后台电脑。谁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权力。你把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钱”转化为超级权力杠杆。你可以拿它搞意识形态斗争，也可以推进政策目标，甚至可以用来拿捏朋友和敌人——这正是川普最擅长的玩法。整个逻辑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或者你觉得哪里有漏洞？鲁伊斯：我觉得你说的大致是对的。而且很多部分，其实也就是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行政权的本能认知。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冻结拨款”这个观点。很多人觉得，这套理论法律依据其实挺弱的，在宪法对“财政权”的解读上也没什么根基。但沃特这些人会说——他们确实也这么说过：这就是三权分立该有的博弈过程。如果你国会不爽，或者你法院不服，那你就得站出来捍卫你自己的权力。这整套麦迪逊式宪政结构的逻辑是：总统尝试推进政策，结果撞上法院那堵墙。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万斯和特朗普以及所有这些人都说过：即使有疯狂的地方法官，总统也会遵守这些裁决。而国会，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就阻止我们。克莱因：但你看像万斯的说法，他也说过也许不该听从法院的。你去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副幕僚长）的X平台账号—— 鲁伊斯：米勒和马斯克现在基本上完全站在（万斯的）对立面。克莱因：万斯最近发了一条推文，大意就是说法院才是在越权。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行政部门的角色。但我认为，万斯说过的一些话，暗示了他非常同情这样一种观点，即由法院来阻止这一切是违宪的，行政部门不应该遵守它。现在围绕川普，有很多人都在推动一种论调：只要法官判川普不利，就应该被弹劾。我们听到的语言是“司法政变”。这可不是那种“我们要搞制衡”式的三权分立讨论了。说实话，这种动向让我很担心——感觉他们在为与司法系统的正面对抗做准备。鲁伊斯：其实“对抗司法”可以分很多种层次。有些我觉得简直是五级火警级别的危险。比如，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却说：“不，我们将依照我们的方式去做。”这就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地方，像沃特这样的人明确表示：“我们觉得1974年那个《拨款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是违宪的。”DOGE要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案件，我们要把这个案子送到最高法院去。我们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们认为该法违宪。我不觉得这类本能完全疯狂。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我希望最高法院接这个案子。克莱因：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输了，会发生什么？一开始我也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真的想了：如果这届川普政府从约翰·罗伯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边拿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一定会找办法绕过去的，从各种程序漏洞里去钻空子。但有人真的决定不听法官让飞机调头返航的命令，而是说：“哦，你不能执行口头命令。” 他们还说：“这些飞机已经飞到国际空域了。”——这其实就是在挑衅法院。换了别的政府，肯定不会这么干。但他们是故意在宣示权力。而让我怀疑他们根本不是想打赢一场最高法院的官司的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想赢一个关键判例，你会怎么做？你会非常谨慎地挑案子，设计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冲突场景，然后慢慢推动，让它成为理想的“试验案例”(test case)。你还会表现得对法院很尊重，因为你希望拉拢他们站在你这边。但现在呢？他们一会儿砸玻璃、一会儿挑衅法院、一会儿搞一些非常糟糕的案子当“样板”，还时不时喊着要弹劾法官。这种做法根本不像是要赢一场官司，倒像是在试图把罗伯茨法官吓住。我觉得这基本就是川普对待所有人的方式——用恐吓来博控制权。所以也许，这真的就是他们的策略。但如果你真是想让最高法院做出一个你会遵守的、有利的判决——你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罗伯茨。所以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已经在准备迎接一场“对抗时刻”。他们那套“单一行政理论”的理论可能真的需要一次正面对决。鲁伊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定会迎来这场摊牌。至于它会怎么展开，现在还说不清。但沃特那类人已经在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觉得很多判例判错了，我们就是要重新来一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打包票。但如果你真的想彻底落实“单一行政理论”，那就必须把这件事带到最高法院，争取打赢那场仗，拿到判例。 Ⅶ 什么是“高效”？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 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 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 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 克莱因：我刚才说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值得一直追问下去，那就是：“用什么目标，最能准确预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效率”这个词没什么帮助，它太模糊了。你可以说一个系统很高效——但高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合法地执行政策？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里的首要目标设定为“最大化唐纳德·川普的权力”，你基本上就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逻辑。注意，不是“最大化共和党的权力”，也不是“推动保守主义”。而是让川普个人拥有最大的控制权和权威——建立一个“帝王式总统”。如果你用这个目标来看，预测他们的行为其实非常准确。而这个结论最吓人的地方在于：你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到了2027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大获全胜，众议院由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担任议长。国会恢复了大量监督动作。川普的民调可能只有39%，甚至更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他很可能是个“跛脚总统”，虽然他自己肯定不愿意这么想。而众议院挡着他做事，最高法院也可能已经判“总统不能冻结预算”。在这样的局面下，你觉得川普、史蒂夫·米勒、罗素·沃特、马斯克会说：“好吧，我们尽力了，这场仗我们输了”？还是说，最后一幕会是：“去你X的。” 我没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这帮人会接受制度设定的“限制”。特别是当局势开始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特别激烈。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真正“墙在逼近”，可就这点点压力，他们就已经开始疯狂反击了。鲁伊斯：这个假设我也不太好回答。但我挺好奇你是怎么理解川普第一任期的，特别是套进你刚刚说的这个模型里的。因为他当时在法院输了不少案子。克莱因：我对第一任期的理解很简单：它和第二任期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任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是把很多人带入政府的人——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人士。那时候政府里有很多人，心里其实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是“把川普关在笼子里”。可到了第二任，核心人物换成了小川普——他是彻头彻尾的右翼激进分子，现在都算“加速主义者”、“Groyper派”[注]。而马斯克也在推着川普往更极端的方向走。罗素·沃特也想走得更远。JD·万斯的权力希望完全取决于川普成功不成功。你再看看现在的政府班底，都是一些非常激进的人，没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该慢一点？” [注]Groypers，有时也被称为Groyper Army，是一群由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领导的另类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活动家、煽动者和网络喷子。他们因试图将另类右翼政治引入美国主流保守主义、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及其前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观点而闻名。而且你在“市场反应”这件事上能看得最清楚。第一任期的时候，只要股市一跌，川普立刻就慌了，他会说：“天啊，我们不能让股市掉啊！” 他身边也有很多人——像加里·科恩(Gary Cohn)那种华尔街背景的人——他们是市场圈里出来的，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但这一次，当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自信的，甚至有点狂妄地觉得：“我们比市场懂得多。” 他们的态度就是：“短期震荡？那没关系，我们扛得住。” 所以这次的政府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有一个恣意妄为的总统，周围都是恣意妄为的人。鲁伊斯：我觉得你这套分析挺有道理的。至于这种局面让人担心的程度，就要看两个因素了：第一个是——你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跟川普一致？第二个是——你到底觉得“个人化的总统制”是不是一件本质上危险的事？也就是说，当一个总统拥有压倒性个人权力时，到底是不是个问题？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斯大林的战争》，作者是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写的是二战历史。他的观点之一是：其实二战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与西方对抗的产物。而且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太多，很多时候甚至是没有谈判、也没掌握准确信息的前提下，就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书里有一个人物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小罗斯福(FDR)，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总统权力最大的人，几乎完全掌控了行政体系。他对法院系统强烈压制，让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书里强调了一点：高度个人化的总统制，其实常常会带来负面后果。就拿罗斯福本人来说，到了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因为他身边全是附和他的人，他的谈判能力严重受限，被苏联人“拿捏”了很多事，比如《租借法案》等。所以说，完全“个人化”的总统制度一般确实有危险，而且还会因为信息流只指向一个方向，总统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也变得“能力更差”。克莱因：这让我想到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虽然他的影响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政府里确实有不少人看过他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经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权力级别等同于罗斯福黄金时期的总统。”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现代君主制。当然，你仔细读雅文会发现，他讲得没那么简单，但他确实主张政府应该像一家公司那样来运作。这就又回到了“效率”的问题——但这次的“效率”，概念有点怪。因为美国政府本来就不是为“效率”设计的。每次有人说“政府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我脑子里就冒出来一个对比：企业可没有三权分立、可没有党派制衡。公司的管理结构很不同，它有董事会，也可以有某种内部监测机制。但我们国家之所以设计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信息从多个方向来的价值。政府雇用大批联邦公务员，不只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也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不每四年就换一次人。而国会——虽然共和党现在常常对它施压，马斯克对它进行了重塑，他威胁要资助共和党初选挑战者去打败任何和川普作对的议员——但国会本质上，即使在每个党内部，也本应是信息与摩擦的制造地。莉萨·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阿拉斯加参议员，共和党）知道的事、约翰·图恩（John Thune，参院多数党领袖，南达科他州）知道的事，每个议员因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带来的信息也不同。这些本该被吸收到政府运作中。那种所有指令都从川普那里往下发，不是从各地代表往上汇报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愿景：把“效率”放在“代表性”和“民主”之上。而民主的思路是，总统的信息不会是完美的（所以需要从下面收集）。鲁伊斯：其实，我现在最担心DOGE的地方，不只是像PEPFAR这种项目被砍掉——那当然也是灾难性的——但更严重的是：我们正在失去行政体系内部那些“信息来源”。这些东西原本是任何总统都可以用的工具，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在DOGE的那套“高效率”思维下，这些工具正一个个被废掉。举个例子，教育部原本有一大堆关于K-12和高等教育的调查，我们现在正在失去长期追踪学生群体纵向数据(longitudinal data)变化的能力。如果你是个保守派，觉得公立学校搞砸了——你怎么证明？靠的就是这些数据。所以，我完全同意。而且当人们在问“政府要不要像公司那样运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私营公司里，有很多机制是能让员工往上传递负面问题、提供反馈的。 DOGE刚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人提过一些建议。比如：让联邦机构里的员工来提交节省经费的点子，然后从节省下来的预算里给他们返还一部分——比如每省下一笔开支，机构就能留下10%。像那种没人用的软件许可证等等这就是典型的私营企业那种“对齐激励”(aligned incentives)模式。很有价值。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超级集中式操作。如果你读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你就会知道，这是一种从“高处俯视一切”的治理方式，下面的细节完全看不到。克莱因：也可以叫“像支付系统那样看世界”（笑）。鲁伊斯：对，像支付系统那样看。其实私营企业在收集底层数据方面还真做得不错。这是公司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从四面八方收集“实时数据”——市场动向、客户反馈、资源浪费点。所以如果DOGE真想“学公司”，那至少也该把这个学到。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企业化治理”。这是另一种东西。 Ⅷ 如果民主党下届接手，该如何做？民主党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克莱因：你之前问过我一个类似的问题。现在我来反过来问你一遍，免得咱们最后收尾像是在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君主制。假设这套做法出现了反弹。民主党在2026年赢了中期选举，2028年又赢了总统选举。那他们从DOGE身上，应该学到什么？如果民主党真的也想让政府更高效，你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开始做起？鲁伊斯：他们真的想吗？克莱因：咱们就假设一下吧。鲁伊斯：可能我有点天真，但在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周期里，我还是对一些事情抱有希望。即：如果我是个傻瓜，估计错误，灾难并没有发生，那么有些改革成果是可以完好地交给继任者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在绕开联邦常规招聘系统方面，其实做了不少聪明的事。像人事管理局(OPM)可以发“特批岗位”，可以说：“这个职位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直接招人。” 也就是说，可以像私企一样招聘。某人觉得这家伙不错，就可以说：“我们要他，下周来上班。” 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项目(CHIPS)[注]办公室就用过这个方式。那边团队建得特别好——找来了一批华尔街背景的高手，还有一堆“明星人才”，速度非常快。 [注]CHIPS and Science Act，《芯片与科学法案》是第117届国会颁布的美国联邦法规，由时任总统乔·拜登于2022年8月9日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提供约2800亿美元的新资金，以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克莱因：我觉得这点特别说明问题——CHIPS这个项目是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的，他们刻意绕开了大量政府程序。让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凯利（Mark Kelly，民主党，亚利桑那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法案，让CHIPS项目豁免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这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事办对，那肯定不能按政府常规那一套来做。”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点啥？我们平常是怎么运行政府的？鲁伊斯：而如果你试图用OPM或者“快速雇佣权限”(Direct Hire Authority)来绕过正常招聘流程，你最大的阻力其实是——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也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所以你得找个愿意砍断这团乱麻的人。像《国家环境政策法》在左派这边支持率是很高的。但像你这种人也在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它的作用方式。其实你也可以把DOGE的做法理解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把“残忍的事”在最前面做完；然后再慢慢发福利，大家记住的是你后来的“好事”，忘了你前面的手段。就像他们之前在“工业与安全局”搞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管控一样，接下来几年政府肯定还有一堆想做的事。像JD·万斯这样想拼未来的政客会想要拿出点“政绩”。你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得先解决联邦招聘的问题。但你又会碰到拜登政府也遇到的问题——每个联盟成员都想把自己那点“私货”塞进系统里。但如果你真想做到“高效”和“有效”，那你就得有优先级别——对一部分人说“不”，对另一部分人说“好”。你得学会怎么在DOGE砍过之后，把系统补回来。就算你不觉得这一切和川普个人权力有关，现在这届政府里还是有很多人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想将来能说一句：“这个成就是我留下的。” *全文有所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08 00:00

从东京到香港：亚太股市"熔断式"暴跌，恒生指数跌10.7%创金融危机纪录，苹果供应商、台积电、腾讯领跌"投降式抛售"

，但遭市场广泛质疑。杰富瑞全球策略师Christopher Wood指出："特朗普同时推动加税和减税的矛盾政策，正在加速国际资本转向非美资产。"数据显示，4月首周外资净卖出中国股票超200亿美元，创2020年3月以来单周纪录；新兴市场货币指数跌至2020年疫情以来最低水平。当前市场正面临历史性抉择。若特朗普政府坚持关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全球GDP增速可能下降0.8个百分点，超1,200万就业岗位面临威胁。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直言："当前市场轨迹与1930年大萧条高度相似，政策制定者必须立即行动避免灾难。" 在这场席卷亚太的金融风暴中，从东京到香港的股市暴跌，从台积电到腾讯的科技股雪崩，从原油到欧元的资产联动下挫，共同勾勒出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图景。当贸易战的阴云笼罩亚太，当国际资本的流向发生根本性转变，世界正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是政策制定者及时转向避免危机，还是任由市场力量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深渊？答案或许将在未来72小时内揭晓——随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即将公布新一轮关税清单，全球市场的命运天平正在剧烈摇摆。

金融界04-07 14:19

特朗普控中国干预巴拿马运河！美国国务院“认可”李嘉诚港口交易行动

月4日与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进行了通话。他指出，这是一次亲切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他补充称：“我重申，巴拿马的所有合作都将在我们的宪法、法律和运河中立条约的框架下进行。与美国的关系必须保持尊重、透明和互利。” (来源:The Straits Times) 美国国务院表示，兰道“对巴拿马在制止非法移民方面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与美国共同努力将穿越达连丛林的非法移民数量减少了近98%”，达连丛林是许多移民向北移民时要走的一条艰难道路。阿查补充道，两位官员还讨论了上个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向美国大型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出售其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一事。巴拿马审计长自1月份以来一直在对长江和记实业进行审计。美国国务院表示，兰道“认可巴拿马在遏制中国政府恶意影响方面采取的行动”。该交易原定于4月2日完成，但由于中国监管机构展开调查而被搁置。美国和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最大用户，该运河处理着全球5%的海上贸易，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该运河由美国于1914年开通，自1999年以来一直由巴拿马人掌管。两名律师表示，数十年来，香港长江和记实业一直拥有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控制权，这一特许经营权对该国的主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诉讼由律师诺曼·卡斯特罗(Norman Castro)和胡里奥·马西亚斯(Julio Macias)向巴拿马最高法院提起，针对的是批准巴拿马政府与长江和记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Panama Ports Company)于1997年签订的特许合同的法律。 (来源:SCMP) 律师们声称，该协议违反了巴拿马宪法的基本条款，损害了该国的主权、公共利益和经济公平。 “我们请求法院宣布该法律违宪因为它将特权授予了一家本应属于巴拿马国家的私营公司，”卡斯特罗上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圈内人04-07 13:19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