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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大卫·弗伦奇是《纽约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撰写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装冲突等主题的文章。
你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自己会因此丧命的话？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所爱之人可能因此遇害的话？
这正是如今美国联邦法官所面临的现实。
在这个充满恐吓和政治暴力的可怕时代，法官们也难以幸免，这对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情况十分严峻。联邦法官正面临的威胁猛增。纽约时报今年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法警局收集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的五个月内，有80名法官遭到威胁。而在接下来的六周内——这一时期正值网上对司法裁决的不满情绪在“MAGA”圈层中急剧升温——受到威胁的法官人数升至162人。
用“受到威胁”来描述这些恐怖的信息和遭遇，其实是轻描淡写。
上周，一个名为“为司法发声”的组织举办了一场活动，邀请了五位在任联邦法官，他们在现场公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组织致力于维护司法独立。
杰克·麦康奈尔法官曾在3月裁决特朗普政府败诉。他说自己所在的法院接到了超过400通“恶毒、威胁性、令人发指的语音留言”。
在活动开始时，麦康奈尔法官播放了其中一段，一名愤怒的人用满口脏话怒吼，还明确发出了暗杀威胁。
麦康奈尔法官说，他担任法官已近15年，这是“唯一一次真正动摇了我对司法系统和法治的信心”。
埃丝特·萨拉斯法官也在这个讨论小组上。2020年，一名律师闯入她家中，枪杀了她的儿子，并打伤了她的丈夫。
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吓升级手段中，有人开始给法官家中送披萨，有时还用她儿子丹尼尔·萨拉斯的名字下单。送披萨的行为意在传达一个可怕的信息：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而用她儿子的名字下单，显然是在故意加深恐惧与创伤，让萨拉斯法官及其家人再次承受痛苦。
最高法院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暴力威胁。
2022年，一名男子携带手枪、匕首和胡椒喷雾等武器，在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的住宅外被捕。今年3月，有人用管式炸弹威胁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的妹妹，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同样也遭到披萨恐吓。
不仅是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受到威胁。其他联邦法官也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公开个人信息，甚至收到了人身威胁。
如今，法官们不得不担心他们的裁决会对至亲造成怎样的影响。
法官们长期以来都很重视安全问题。他们主持的案件常涉及美国最危险的罪犯，罪犯怀恨在心并不少见。司法系统过去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威胁而设立的，虽然可怕，但尚在可控范围。
美国法警局过去在处理这类日常威胁时高效有力。但现在的情况，早已超出“日常”所能涵盖。
更糟糕的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本就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仇恨。再坚强的人，在持续不断的恶意中也可能身心俱疲。
美国司法系统如今也加入了一个可悲的行列。如今，任何有公共身份的美国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明白，只需写一篇文章、投一张票、发一条社交媒体，就可能引来铺天盖地的痛苦。
无论你是曾经无名的选举工作人员、小镇学区委员会成员，还是联邦参议员，结果都一样。只要你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就必须面对后果。
别以为暴力只来自“MAGA”阵营。极端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有人会为一位保险高管被暗杀而欢呼，为一位为投资公司黑石工作的女性被杀而喝彩。不是“MAGA”阵营的人，也试图在棒球训练时刺杀国会共和党议员。
至于那名试图暗杀特朗普的人，我们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但他显然不是为了“MAGA”的利益而行动。
虽然每一轮威胁都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但说出下面这番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这种无处不在的恐吓氛围，正在为美国民主制造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
原因很简单。在媒体关注过去之后，后果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公共服务人员，他们在公共场合无法感到安全，在自己家中也心存疑虑，时刻担忧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安危。
结果就是，有些人几乎变成了“行走的伤员”。他们的快乐减少了，焦虑升高了，开始怀疑从事公共事务是否值得承受这一切代价，接着又为自己居然动过“向恶势力低头”的念头而感到羞愧。
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时刻警觉，心中不免对回归平凡匿名生活感到一丝安慰。
也有人被极端化。那些朝他们倾泻而来的仇恨，在他们心中滋生出新的仇恨，对手所激起的愤怒变得炽热无比。
我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因为我所认识的许多极端分子，他们激进思想的起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某个极度糟糕的遭遇。
这是政治领域中的那句老话的写照：“受伤的人，也会伤害别人。”
还有一些人选择屈服。他们无法忍受威胁，但又舍不得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与声望，于是干脆屈服。
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彼得·梅杰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共和党人在1月6日事件后没有挑战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恐惧”：“人们害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害怕失去工作，更害怕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孤军奋战。”
我想起了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最近的发言。她有时会公开对抗特朗普。今年4月，她在安克雷奇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都很害怕。”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我不知道，我确实从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她接着说，“我得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对发声感到焦虑，因为报复是真实存在的。”
我认识一些受到威胁的法官。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信念，想要继续履行职责、公正裁决、不畏不偏。但与此同时，很多法官也已经受到了创伤。他们的遭遇给他们本人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本周，退休联邦法官南希·格特纳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驳斥了特朗普政府对詹姆斯·博斯伯格法官的法律攻击。博斯伯格是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
在美国司法会议一次会议期间举行的私人早餐会上，博斯伯格法官对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及其他联邦法官表示，有不少同事担心特朗普政府不会执行法院命令。
随后，特朗普政府竟以此为由对博斯伯格提出了行为不端的投诉，理由是他“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完整”。
这种指控荒唐至极。格特纳与弗拉德克的文章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投诉将几乎肯定被驳回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每当你看到某位法官遭遇公开攻击时，要明白这就像是一枚照明弹，会鼓动美国最恶劣的一些人发出威胁，曝光法官家属的私人信息，让公职人员陷入恐惧与苦难。
更糟的是，遭受仇恨和骚扰的人，在公众领域中常常感到极度孤独。普通人——正派的人——看到这些仇恨后，往往会退避三舍。他们不想被卷入其中，毕竟这不是他们的战斗。
但这种反应是错误的。
人们常问我，在这个危险时刻，能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来驱散黑暗、对抗仇恨？我的回答之一是：站出来支持那些被攻击的正直之人。私下的信息固然重要，但即便是公开表达支持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公共帮助，也能减轻伤害。
这样可以告诉被攻击者：你并不孤单，正直还没有死去。
而且，不要只为自己阵营的人发声。选择性同情不是真正的同情。恐吓确实是“MAGA”运动的核心手段之一，但其他阵营也造成了太多血腥暴力，不能让美国人以为暴力和威胁只是“MAGA”的问题。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身上的伤痕就是被极左分子造成的，并非个案。
美国法官如今面临双重挑战——他们既要在公开场合捍卫司法独立与公正，在总统把司法裁决视为弹劾理由时仍能坚守立场；又要在私下应对残酷的威胁和恐惧，坚守初心履行职责。
我们的司法系统是为了应对第一重挑战而设计的。终身任职制度为法官提供了防止总统干预的屏障，现任国会也不太可能因为法官裁决不利总统而弹劾并定罪。
但第二重挑战则远为艰难。法官们正面对他们从未预料过的考验，他们内心道德与意志的勇气，将决定他们能否守护那部他们曾庄严宣誓捍卫的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