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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发于外交事务网站，作者奥莉安娜·斯凯拉·马斯特罗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的中心研究员，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驻学者；布兰登·约德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高级讲师，也是斯坦福大学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随着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依然分裂。
美国的战略大致围绕着阻止中国大陆攻击台湾展开，过去三届总统政府的核心策略包括三个方面：增强美国和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通过外交手段表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同时向中国保证华盛顿并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及通过经济施压减缓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
但在这三个要素之间应如何平衡，美国内部几乎没有共识，而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威慑的实际样貌。
有观点认为，外交压力加上军事克制，有助于避免激怒中国，从而遏制北京的行动。也有观点警告，如果华盛顿不显著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威慑将会崩溃。
第三种思路是詹妮弗·卡瓦纳与斯蒂芬·沃特海姆最近在《外交事务》中提出的，他们主张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确保美国的离岸支援，这才是维持威慑、同时降低局势升级风险的最佳路径。
这些方案各有可取之处，但都未能正视美国战略中最核心的悖论：威慑可能以两种方式失败。
如果力度不够，北京可能会赌一把，认为可以在华盛顿做出反应前夺取台湾；如果做得太过，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定，武力是统一的唯一出路。
解决这一难题，不能仅靠更强大的军力或更大胆的外交，而需要一种精细调整的战略，兼顾军备强化、安抚信息与克制姿态，在软弱与鲁莽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前沿部署能力、外交克制与有限经济互依恰当结合，可以互为补充，在维持可信威慑的同时避免刺激对方。
然而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台策略在强硬交易主义和低调支持之间摇摆不定。上个月对多数台湾商品加征32%的关税是典型的交易性措施，但同时通过跨党派访问以及暂停部分高关税，又默默重申了对台北的支持。政府仍有时间制定出连贯的战略，但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
口无遮拦会引发战争
目前，美国军方正在提升其在台湾周边的兵力部署，最引人注目的是扩大在菲律宾的基地使用权，并加强在日本西南部和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能力。在菲律宾，根据《增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获得了四个新的战略基地，总数达到九个。
其中一些，比如位于卡加延省和伊莎贝拉省的基地，距台湾仅数百公里。
日本的情况也类似。2023年，华盛顿与东京达成协议，将驻冲绳的美军第12海军陆战团（一个以炮兵为主的部队，大约有1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日本）重组为2000人的“海岸团”，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旨在在所谓“第一岛链”上作战，这条岛链包括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部分地区以及台湾。
为了配合这一调整，美国军方还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并在盟国领土上扩展了一体化的空防和导弹防御系统。
但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军事能力不仅需要数量的增加，更需要质的转变，才能有效阻止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前沿存在，并部署能够阻止入侵部队穿越台湾海峡的特定能力，比如战略轰炸机、潜艇和反舰导弹。
一旦这些装备部署到位，还必须具备高度的作战灵活性。
例如，华盛顿应优先确保在日本和菲律宾部署前沿的潜艇支援舰，使潜艇无需返回关岛或夏威夷就能补给、装载和重新武装。美国还应争取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建立永久轰炸机基地，并在日本西南诸岛和菲律宾北部部署反舰导弹系统。
到目前为止，美国军方尚未寻求这些改变，因为这在国内外都具有政治敏感性：东道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攻击目标，而一些美国决策者则担心这些举措可能触碰北京的红线。
但如果华盛顿遵循一些原则，这些改进未必会激起中国的敌意。
首先，美国不应公开宣布或大肆渲染军力部署的增强。随着美军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增加，无论是联合演习、航行自由行动还是训练，美国官员都应避免发表可能促使中国作出回应的言论。
军事升级应在投入实战前尽量隐蔽或淡化，从而减少中国发动胁迫性行动的可能性。
增强中华民国的自主军事能力——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可能带来更大的刺激风险。北京担心，台湾会因自信于自身防卫能力而走向独立。近年来，台湾获得了一些旨在威慑中国潜在攻击的防御能力，购买了非对称作战系统，如岸防巡航导弹和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不再倚赖传统的高成本平台如潜艇。
中华民国还承诺其国防预算将在2025年超过GDP的3%，并将重点投资精确制导弹药、防空系统升级、指挥控制系统、后备部队装备及反无人机技术。
这些举措虽然合理，但也带来风险：中华民国对美国援助的依赖越少，中国领导人越担心赖清德可能会有底气单方面宣布独立，从而进一步促使北京加速发动入侵。
为了防止威慑演变为刺激，美国应主要向台湾提供那些依赖美国持续支持的能力。
例如，拜登政府在2024年批准向台湾出售三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这个交易的目的是提升美台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换句话说，这套系统最适合在美方支援下发挥作用。
美国应继续鼓励台湾发展非对称防御能力，尤其要优先快速、稳定地交付HIMARS高机动火箭、NASAMS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RGM-84L-4 Block II鱼叉反舰导弹等装备。
但华盛顿也应强调台湾军事能力中与美国绑定的部分，以向北京传达台湾无法单独行动的信息。
言行一致
让北京安心，是成功威慑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在特朗普与拜登政府期间，美国放松了长期坚持的“战略模糊”政策，即美国政策刻意不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会出手保卫台湾。相反，美国越来越多地向中国传达保卫台湾的决心，尤其通过逐步推进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举动，例如美台官员之间的直接互动。
拜登是第一位邀请台湾驻美代表出席就职典礼的美国总统，他还多次提及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甚至曾表示若遭“史无前例的攻击”，美军将保卫台湾（白宫官员当时声明，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未改变）。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中的官员，包括在被罢免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沃尔兹，曾主张结束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而在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网站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中国将此视为挑衅。
这些看似只是象征性的外交动作，却有实际影响，使得北京更难维持两岸统一正在“和平推进”的表象。中国领导人将任何倾向于台湾独立的动向都视为对其合法性的威胁。
因此，美国的挑衅行为——官方外交接触、将台湾称为国家、呼吁建立美台联盟——不仅无法威慑北京，反而可能促使其对台湾发动军事入侵。
为了向北京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应在台湾领导人发表或采取暗示独立的言论和行为时公开批评。
例如，2003年12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联合记者会上，公开批评台湾总统陈水扁，表示美国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并指出陈的“言论和行为”显示他“可能愿意单方面做出改变”。
2006年，陈水扁取消一个指导两岸统一的政府委员会，激怒北京后，布什政府再次表达不满，拒绝他在访问拉美期间在美国进行高调过境。
这类安抚行为帮助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未来仍有“和平统一”的可能，从而降低了入侵的可能性。
美国还应持续努力，争取在台湾海峡问题上建立多边和平共识。
例如，上个月七国集团峰会和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台海稳定，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破坏台海和平的单边行为。华盛顿应将这些外交信号与明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结合起来，强调任何解决方案必须是非暴力的，美国也不反对在台湾同意的前提下和平统一。
与美军能力调整和外交转向相比，美国威慑战略中第三个方面——经济施压——要复杂得多。
经济施压可能同时削弱威慑与安抚。自特朗普政府首次上台以来，美国就采取了一种经济遏制战略，试图减缓中国的长期增长，并切断其获得先进技术的途径，目的在于削弱中国匹配美国军事投资的能力。这场行动始于特朗普政府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不仅维持这些关税，还新增了对战略性技术出口的管制，如半导体和电信设备。
同时，美国还向本国企业施压，要求将供应链和制造业务迁出中国。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则威胁要以更广泛、无条件的关税来加速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尽管美国可能遭遇的经济代价似乎让特朗普暂时有所收敛。尽管如此，这些政策仍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长期损害，特别是在中国面临人口与环境双重挑战的背景下。
对华盛顿而言，希望在于，中国的相对增速放缓将使其难以在军事上追上美国。
然而，美中持续的贸易战以及美国不断升级的出口与投资限制，已经加深了北京的不信任，也强化了中国对外宣传中“华盛顿寻求遏制而非和平共处”的说法。这种经济施压不仅有可能使中国意志更为坚定，还让北京有机会将自己塑造成全球贸易规范的捍卫者，并把全球经济放缓的责任转嫁给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也可能失去长期的战略杠杆，因为关税可能促使北京进一步强化中共所谓的“扩大内需”政策，即转向国内市场销售，而非依赖出口。
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将推动中国本土生产与创新，并加速其减少对外部市场依赖的步伐。
而这种美国战略对中国长期的军事能力影响也十分有限。中国以历史上较低的成本推进军事现代化，避免了“枪炮与黄油”式的两难抉择。与以往大国竞争不同，中国并未在军费开支上与美国进行一对一的竞赛。例如，纳粹德国在1933至1939年间军费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冷战时期，美国平均每年比苏联多支出32%，而在1970年后苏联反超，直到1988年平均比美国多出26%。
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是有针对性的，旨在获得在快速、有限战争中的优势，同时保持整体军费开支较低。中国军费从1995年占美国的5%上升到2017年的32%。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了军事现代化，避免了冷战式军备竞赛。
即使经济停滞，如果军费占GDP的比例提高，中国仍能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
实际上，这场贸易战不仅不会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反而可能让开战在北京看来变得更有吸引力。目前，中共领导人只会在非常具体、狭窄的情境下考虑入侵台湾：也就是在能在美军介入前夺取台湾。
对北京来说，大规模持久战争代价太高，部分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如果美国的经济施压不断加码，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得出结论：继续参与经济交往的好处有限，与美国开战才是摆脱掣肘的唯一途径。
这将使北京更愿意冒险对台湾发动战争。
如果想要真正实现安抚效果，应当采取实质性的经济和外交让步，提升中国维持现状的收益，并可信地传达美国无意对华敌对的信号。暂停或逆转经济脱钩是明显的起点；华盛顿应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至少将其与中国的合理回应挂钩），放宽对出口和对华投资的限制，除非涉及最敏感的技术和行业。
这样不仅可以打消北京关于“美国图谋削弱和分裂中国”的疑虑，还能缓解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避免中共政权因内政压力而被迫通过武统台湾来重建民族主义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维持经济互依，尤其是当前这种不对称的互依状态，能让美国对中国保持巨大的战略杠杆，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就能通过更严厉的制裁令中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暂停或有条件地限制经济脱钩，可以赋予美国制裁以最大的打击力，从而增强威慑效果。
当然，要增强经济互依，也必须减少美国对中国关键进口商品的依赖，如稀土矿物、电网用变压器、稀缺药品、高科技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工业、基础设施和军用原材料。美国应多元化这些商品的进口来源，并将中国所占比例降至可接受水平。
但华盛顿不必立即减少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即便这些产品的替代品相对容易找到。继续进口这些商品，有助于稳定中国经济，同时保留动用制裁的威胁。
最后，为最大化对中共的威慑力，美国还应与盟友协调建立一个制裁联盟，这可能需要向盟友提供补贴或其他让步。
在华盛顿的许多决策者眼中，威慑已经变成了对中国展示毫不妥协甚至敌意的姿态。但这些姿态并不能真正增强台湾的安全。相反，美国应在军事方面保持低调投资，提高战备与能力；在言辞上谨慎；在经济上保持韧性，并维持一定程度的互依。
威慑的两难在于，极易滑向挑衅或拖延，因此需要这种如履薄冰的策略。而如果有一个地方值得在平衡中投入巨大努力，那就是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