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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在彭博，作者汤姆·奥利克是彭博经济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朱负责彭博经济研究对中国和香港的报道，詹妮弗·韦尔奇是首席地缘经济分析师。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中国经济发起了多方位的打击。中国政府可能早就预见到这种局面。建立在开放与相互依存理念之上的美国体系，会与一个如堡垒般控制严密的中国体系对抗。
双方都掌握着强大的资源，但只有一方为这场较量准备了数十年。
自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从建设性但日益谨慎的接触，转向介于激烈竞争与公开敌对之间的状态。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关税接近40%。中国科技企业获得尖端半导体的渠道被切断。曾经被欢迎进入美国大学实验室的中国理工科学生，如今在边境就受到审查。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持有的社交媒体应用TikTok，在美国市场只是暂时逃过下架。
华盛顿的假设是，中国现在一定陷入困境。中国不是依赖美国的客户和技术吗？不过是时间问题，习近平就会拿起红色电话打到白宫，宣布认输。
现实却完全不同。
特朗普政策的转向确实给北京带来麻烦。彭博经济研究的计算显示，目前的关税水平将抹去超过50%的对美销售额。但这远不是中国发展故事的终结。
中国对美出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低于二十年前的峰值7%。这是中国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长期战略取得的成果，与美国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努力同样有计划。
即便一半的对美出口被削减，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也只是1.5%。这当然不算好消息，但绝不是灾难。随着美国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各国也挑起贸易战，美国自身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
彭博经济研究基于模型的估算显示，由于进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受阻，美国GDP可能减少约1.6%。
中国版的ChatGPT——DeepSeek的算法表现突出，表明中国工程师完全有能力绕过美国的半导体供应禁令。对稀土元素的控制权，使中国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关键环节握有出口管制的武器——今年在日内瓦和伦敦的谈判中，中国就利用这一点从美国获得了让步。
现实是，即使在美国近十年的遏制造势下，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依然保持高位。
为什么中国表现出如此韧性？
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清朝末年的最后挣扎，到短暂的民国，再到毛泽东时代的动荡，以及改革时期的进步，有一个不变的核心——为今天这场较量做准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外国入侵带来屈辱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开始提出通过现代化实现“自强”的目标。
1854年出生并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把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和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西方学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从赫胥黎那里，他引入了“适者生存”的概念，主张国家像自然界的物种一样，必须不断自我壮大，才能避免沦为更强大对手的猎物。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斗争中，毛泽东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主张，与追求更平等社会的梦想一样，是他吸引力的核心。1949年掌权后，他推行急行军式的工业化道路，最终让许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道路曲折，但目标始终未变——抵御外来威胁。他曾警告说：“美帝国主义总是想要消灭我们。”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中国进入改革时代，自强的目标依旧不变，但实现目标的政策大为改进。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何新在高层流传的研究中警告说，随着中国崛起，“发达国家感到竞争加剧的威胁时，将会试图压制中国。”
他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在随时可能被毁灭的威胁下，建立完全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自然是中国最现实的选择。”
这种思路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规划。1983年，邓小平推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旨在缩小与美国在信息技术、自动化等领域的差距。1994年，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交换设备，就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
这种将工业自给自足与国家安全挂钩的理念，美国现在才开始重新体会。
在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任内，重点是“自主创新”，把外国技术引进来，同时用“防火长城”将西方影响隔绝在外。早在美国关于TikTok影响的争论广泛传播十多年前，谷歌、Facebook和推特就被挡在墙外，几乎被完全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
封锁美国科技巨头，为中国自己的科技企业——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提供了发展空间。
自2013年上任以来，习近平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中国的科技雄心从自给自足扩展到在信息技术、机器人、高速铁路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多元化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依赖，并通过在港口、铁路和公路上的投资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
虽然这两个计划并非全面成功，但也有实质性成果，包括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出口激增，以及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特朗普把不断扩大的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以及更多国家——视为一个反美联盟。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则受到冷战后自信过度的影响。苏联解体让领导人相信民主与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威权主义和国家管控的日子屈指可数。比尔·克林顿称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推动中国社会积极变革的最大机遇”。
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和奥巴马的想法几乎没有改变。
为了下季度的财报，美国跨国公司把供应链转移到中国的低成本工厂。双方形成一种隐性交易：用进入全球人口最多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换取现代工业所需关键技术的蓝图。包括福特和大众在内的汽车制造商，只要同意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就可以进入市场。
星巴克和肯德基开设了数千家门店。但电力和钢铁等战略性上游行业的准入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的理想世界里，美国模式的活力本应每次都能取胜。但在当下这个保护主义与经济治国并存的次优世界，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成本不低，但好处也更清楚。
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西与凯尔文·兰开斯特在1956年提出的“次优理论”认为，如果完美市场的一个条件缺失，坚持其他条件——而不是寻找次优平衡——只会让情况更糟。
中国的国家规划者用几十年时间打造了适应次优世界的工具，而美国的对手并没有这样做。
当然，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工具。对先进半导体背后的知识产权的掌控，以及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虽然不足以让华盛顿对中国一击致命，但也能造成相当疼痛的打击。
来自苹果和台积电等公司的数千亿美元投资承诺表明，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努力至少取得了一些进展。作为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美国有中国一党执政、国家主导体系所缺乏的纠错能力。
反过来，中国正面临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工业产能过剩加剧以及高企的债务，特朗普的关税冲击来得不是时候。欧盟跟随推出保护主义措施，更可能加剧问题。布鲁塞尔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关于中国“以廉价、补贴商品充斥全球市场，消灭竞争对手”的表态，在实质上与特朗普相似，虽然语气更接近外交辞令。
“我不怪中国。”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关税大动作后不久说，“我怪的是那些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那张漂亮办公桌前，让这种事发生的人。”
他的方案可能会失灵。关税与出口管制可能给硅谷带来的麻烦，比给深圳造成的还多。不过在问题原因的判断上，特朗普说对了。美国原以为自由贸易会改变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却是强化了他们的地位。
现在，美国自己正面临痛苦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