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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作者Dan Wang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极速中国：工程未来的追逐之路》一书的作者。葛艺豪是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创始人，《中国经济：你需要了解的一切》一书的作者。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十年前，北京的规划者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个雄心勃勃的方案的目的是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这个计划确定了十个重点投资领域，包括能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和高科技材料。
目标是提升中国在这些产业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制造水平，减少对进口和外国企业的依赖，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总体目标是把中国打造为技术强国，并使中国的“国家冠军企业”成长为全球领先企业。
中国政府为这一愿景提供了巨额财政支持，每年通过直接和间接补贴、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2%。
中国在这一战略上的成果令人瞩目。不仅在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发电领域领先全球，在无人机、工业自动化以及其他电子产品方面，也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对稀土磁体的控制甚至促成了与特朗普达成的一项快速贸易协议。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掌握由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生产的更高端技术产品。
尽管如此，中国的模式仍受到很多质疑。
批评者指出，大量资金投入导致了浪费和腐败，催生了多个企业制造相似产品、却难以盈利的行业。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让企业不愿招聘新员工或提高工资，导致消费者信心减弱，经济增长乏力。
曾被认为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陷入增长放缓，可能永远无法在总产出上赶上美国。
这些问题确实不容忽视。但若因此认为足以阻碍中国的技术进程，那就大错特错了。北京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选对了产业并给予补贴，更在于国家建设了支撑技术崛起的深层基础设施。
中国打造了以强大电力和数字网络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并建立了一支掌握先进制造知识的庞大劳动力队伍。这可以称作一种“全方位技术战略”。
这种战略使中国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快地开发和大规模推广新技术。即便经济增速放缓，或受到美国制裁，中国的技术路线也不太可能偏离轨道。
中国在工业和技术上的实力，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力量。
美国必须与中国展开竞争，以保持整体技术领导地位，并维系实现全民繁荣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关键产业。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现有的做法——出口管制、关税和零散的产业政策——收效甚微。
单靠拖慢中国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华盛顿应把重点放在构建自身的产业体系上，进行耐心且长期的投资，不仅投资于关键行业，还要投资于能源、信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否则，美国将面临更严重的去工业化，并失去技术领导地位。
走向强大
德国西部山区一条蜿蜒曲折、全长21公里的赛道纽博格林赛道，以“绿色地狱”著称，是考验车手胆量和车辆性能的严苛赛道。历来在这里表现最出色的车辆，通常出自德国的宝马、保时捷、奔驰，或是意大利、日本、韩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制造商。
但在2025年6月，这条赛道刷新了电动车的速度纪录，而创下纪录的并非传统冠军，而是中国公司小米——一家更以中端智能手机和电饭煲而闻名的企业。
这家公司仅在一年前才造出第一辆车。然而，小米制造的电动车，成为史上在绿色地狱赛道上第三快的车辆——无论是不是电动车。
小米在赛道上的成功，是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迅速崛起的象征。2024年，中国制造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电动车，占全球电动车出口的40%。
中国在太阳能供应链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公司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电池，无论是用于电动车还是其他用途。同时，中国还制造了全球60%的电解槽设备，这些设备是目前最有效的制氢方式，推动了清洁氢能的发展。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技术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央政府挑选了一些产业重点扶持，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税收减免和低息贷款，并帮助中国企业从其他国家窃取或复制技术。
这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来自对特定行业的补贴，更在于对创新和高效生产所需深层基础设施——包括物质系统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交通系统，比如公路、铁路和港口。在过去30年里，中国建设了全国高速公路网，总长度是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两倍；建设了全球最长的高铁网络，轨道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建立了庞大的港口体系，其中最大的上海港，有些年份处理的货物比美国所有港口加起来还多。
但如果中国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技术高度。还有其他基础设施系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之一是中国的数字网络。
互联网刚出现时，人们普遍认为会削弱专制政权的控制力，因为打破了信息垄断，并让普通民众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组织协调。2000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说，控制互联网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领导层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将加强政府能力，使其能更好地监控和引导舆论，追踪民众动向，同时大大有利于国家工业发展，构建高科技生态系统。
中国真的把“果冻钉在了墙上”，建设了几乎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内互联网，同时屏蔽了国外信息。这个赌注得到了回报。得益于北京早期积极推动移动互联网，中国企业在移动互联网发展中处于领先。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平台成为全球一流创新者。华为则成为全球领先的5G设备制造商。
中国民众现在高度依赖智能手机，而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控局势。
电力驱动
中国技术实力背后的另一个关键基础设施是电力系统。在过去25年里，中国在建设电厂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每年新增的发电能力，相当于英国全国供电量。如今，中国每年发电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中国还大量投资于特高压输电线路，使得电力可以高效地远距离输送，并在各类电池储能技术上持续投入。这种充足的电力供应，推动了依赖电力的运输系统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高铁和电动车。
中国已经克服了长期以来阻碍电力成为主要能源的难题——电难以运输、难以储存、在交通领域应用效率低。但现在，中国正稳步迈向成为全球首个主要依赖电力运行的经济体。
当前，全球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21%，美国为22%。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30%，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日本。更重要的是，这个占比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电力消费每年增长约6%，而全球为2.6%，美国仅为0.6%。
中国的电气化并非出自统一规划，而是技术官僚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回应，比如工业区电力短缺、释放铁路运力以减少运煤压力。但现在，迅速的电气化已经具备了清晰的战略意义。正如达米安·马和李紫在《外交事务》7月文章中指出，这是工业创新的引擎，是“为未来提供动力”。
政府也深知，充足且廉价的电力是未来高耗能产业（尤其是人工智能）中的关键竞争优势。因此，北京正全力确保其电力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保持最大、最强的地位。
中国最隐秘但最关键的基础设施，是超过7000万人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劳动力。依靠多年来复杂制造供应链的密集建设，中国的工厂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积累了几十年“流程知识”——即从实际操作中获得的关于产品如何制造、如何改进的经验。
这种流程知识使得中国具备持续改进的能力，即不断对产品进行微调，从而提升效率、质量并降低成本，也使中国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中国工厂可以迅速组织起一支有经验的团队来制造几乎任何新产品。
最重要的是，这种流程知识还让中国有能力创造出全新的产业。深圳的工人可能某年组装iPhone，次年制造华为Mate手机，然后再去生产大疆的无人机或宁德时代的电动车电池。
中国劳动力的流程知识可能是北京最大的经济资产。但这种知识难以量化，这也是全球长期低估中国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组装全球大部分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
但事实上，中国仍能保持领先地位，是因为劳动力展现出高水平的专业性、规模能力和生产速度。
分析人士还忽略了中国企业家的强烈野心。中国充满了愿意颠覆产业格局的乐观、敢为、甚至有些鲁莽的企业家。小米传奇创始人雷军在2021年押注电动车，宣布这家当时估值800亿美元的公司将投资100亿美元开发电动车，并称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大创业”。
在德国赛道上的胜利验证了这次豪赌。雷军成功接入了中国现有的电子生态系统、电池合作伙伴和经验丰富的工人队伍，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制造出了高速电动车。
要理解为什么美国企业难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可以对比小米和苹果的经历。
2014年，苹果也曾考虑开发电动车，这个想法并不疯狂。当时苹果市值6000亿美元，现金储备400亿美元，远比小米雄厚。从传统标准来看，苹果的技术水平也更高。但美国既缺乏中国那样的能源系统，也缺乏制造能力，苹果找不到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
结果是，2024年，苹果董事会终止了长达十年的电动车研发计划。同一年，小米扩展了制造能力，并多次上调交付目标。而与此同时，美国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市场销售都在下滑。
中国消费者如今认为，本土品牌比特斯拉更具创新性，更能迎合快速变化的消费趋势。
负面效应
低估中国是错误的。但这个国家确实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其中很多至少部分来源于带来辉煌成果的产业政策本身。
中国技术官僚不仅将资源导向高生产率的基础设施，也投入给了一些对科技生态系统几乎没有贡献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积累大量债务，拖累经济效率。政府对像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字节跳动联合创始人张一鸣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家的政治打压，让民营企业信心严重受挫。这些人因北京加强对消费互联网的控制而遭受羞辱。
此外，不受监管的补贴也滋生了普遍腐败。
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自2014年以来，这个行业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直接国家政策支持。但其中一些项目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另一些虽然合法，却仍被企业人士和官员贪污挪用。
自2022年以来，已有十余位芯片行业高层因腐败入狱，包括清华紫光的负责人（公司运营多个重要芯片制造企业），以及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主管。两位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也因贪腐被免职。
补贴有时也会抑制创新。大量的制造补贴确实促进了科技生态的发展，但也让效率较低的企业得以长期存活，延缓市场出清。这导致利润整体降低，因为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不得不不断压价。
反过来，这又使得企业无法在研发上投入足够资源，也不敢扩招或提高工资。
太阳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掌控太阳能供应链对国家来说是战略胜利，但太阳能组件企业生产的产品差异不大，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压价，利润微薄。电动车、智能手机等领域的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太多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利润空间极低。
中国科技产业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中许多企业自身的处境却十分艰难。
相比之下，中国对科技和制造企业过于“慷慨”，但对服务行业则不够支持。北京对服务行业长期管控过严，打击政府认定具有垄断倾向或威胁政治社会稳定的互联网企业。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也受到严格限制。
这导致服务行业就业增长疲弱，进而拖累整个国家的就业形势。即使在这个以工业为中心的国家，服务业也雇用了城市劳动力的60%，并贡献了过去十年所有净新增就业岗位。
如今，就业岗位难找、工资停滞或下降，加之房价下跌（住房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中国消费者不愿消费。看到需求疲软，私营企业更不愿招聘和加薪。
中国当前的模式几乎注定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制造出的恶性循环，让中国经济如今很难实现每年5%的增长目标，并且持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同时，由于内需不足，中国高产能制造业的更多产品必须依赖出口，从而导致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多。
北京面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增长放缓可能使经济变得不够活跃，科技企业可能失去持续创新的能力或动力。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可能引发全球更严厉、更协调的保护主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效仿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设立关税壁垒。
但北京很可能会像以往应对各种挑战那样，战胜这些风险。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补贴过高的问题，并着手逐步退出。规模小、效率低的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
电动车行业已经在整合：自2022年以来，电动车制造商数量从57家减少到49家。现在，已有三分之一的电动车企业月销量超过1万辆，而三年前这一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
至于保护主义，大多数国家会发现，在成本效益上，很难找到能替代中国出口商品的其他选择。还有一些规避关税壁垒的方式，比如通过第三国转运商品，或者像比亚迪那样在巴西和匈牙利等国设立组装厂。
中国官员似乎认为，较低的经济增长、通货紧缩以及贸易伙伴的不满，都是值得承受的代价。2020年，习近平表示，“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根本性地位……绝不能去工业化”。
当年，中国制造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幅提升医疗设备和消费品产能，应对危机。这一表态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的核心目标不是高速增长，而是自给自足和技术进步。
无法阻挡
面对中国科技和制造业的进展，华盛顿并没有袖手旁观。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对“中国制造2025”的雄心感到震惊，于是重启了美国商务部中一度陷入沉寂的机构，动用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切断中国获取关键原材料的渠道。
美方意识到，中国高度依赖西方的技术输入，比如尖端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因此押注于全面封锁这些技术，认为这将大幅减缓中国的技术引擎。
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2021年，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特朗普的限制措施。事实上，拜登政府对高端芯片，尤其是人工智能所需芯片及相关设备的出口管控进一步加强。
然而，这些限制措施的成效至今仍不明显。
2018年，中国两家大型科技公司中兴和福建晋华在被切断美国技术供应后几乎倒闭。但那些更有能力的企业，在律师和游说人士的协助下，设法恢复了元气。
特朗普最近还取消了对英伟达AI芯片的限制，允许该公司再次向中国出售产品。
华为在2019年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后确实受到重创。但到了2025年公司宣布，上一年营收已经恢复至2019年水平。华为仍然是一家擅长生产5G设备和手机的企业，只不过现在还是中国领先的芯片创新企业之一，在替代美国产品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还有一些企业比华为应对得更好。
作为中国重要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自2020年遭制裁以来，营收翻了一番。尽管在盈利能力方面仍远落后于台积电，但已经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成功制造出7纳米芯片——这在制裁初期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限制，也并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这家公司开发出的AI推理模型仅有少数硅谷企业可比。
DeepSeek的成功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的AI公司无法获得与美国同行相同的尖端芯片，但他们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成熟芯片和庞大的数据池，还有几乎无限量的廉价电力——这是美国企业所不具备的。
全球技术评估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型语言模型最多只比美国领先企业落后六个月，且这一差距正持续缩小。美国的技术限制并未阻止中国前进，反而引发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编注，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当时震惊了美国，被视为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警钟时刻）”。
中国企业如今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对美国产品的依赖也远小于十年前。
部分美国官员已意识到，仅靠打压中国行业无法取胜。例如，拜登政府的经济团队制定了一套产业政策，试图推进美国在关键战略领域的发展。美国通过了《芯片法案》，加强半导体生产；还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技术提供补贴。
管这两项政策动用了数千亿美元资金，实际成效却不佳。
失败原因很简单：美国自身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深层基础设施。拜登在任初期提出要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能用上互联网的宏大计划，但在他卸任前，这个“全民互联网”项目尚未为任何人接入服务。
尽管国会已批准巨额拨款，美国至今仍未建成全国范围的电动车充电网络。更不用说电力传输系统的建设，仍面临大量繁琐的行政和法规障碍，导致能源企业无法利用《通胀削减法案》为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提供的税收激励。
如今，这些激励措施也岌岌可危。特朗普7月提出的预算和解法案规定，2026年底前未开工的大多数太阳能和风电项目，将无法再享受补贴。《芯片法案》虽然依然有效，但特朗普却嘲讽这项法律“糟糕透顶”、“可笑至极”。
与此同时，特朗普征收的关税让制造业陷入深度不确定性，企业暂停投资，努力维持供应链。
白宫宣称，这些关税最终将迫使企业将生产转回美国本土。但这种分析有误。制造企业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并不愿意根据特朗普一变再变的言论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事实上，仅在4月至7月之间，美国制造业就减少了超过1万个岗位，而正是在这期间，特朗普宣布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高关税的计划。
当然，特朗普并不是唯一未兑现承诺的政客。美国政客总喜欢在新矿山或半导体工厂开业时大肆宣传，但在产品延迟、裁员和产能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仍在持续萎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始终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即便是国防制造业也出现萎缩。尽管获得大量资金，美国几乎所有在建的海军舰艇都存在严重拖延，有些甚至延期三年。尽管美国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武器弹药，本国的炮弹制造商仍未能快速提高产能。美国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的努力，也基本失败。
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仍保有优势，包括软件、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由高校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但这些机构的未来也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自回归白宫以来，特朗普开始削减科研经费，并阻碍技术人才流入。政府机构正在审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大学，以“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为由，撤销政府拨款，并威胁取消其免税资格。
白宫已大幅削减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而特朗普对移民的敌意，迫使原本想在美国工作的研究人员转而选择其他国家的公司和大学。激进的驱逐政策也在打击美国的建筑业。美国显然未为未来的创新生态打好基础。
回归基础
美国可以，也应该在条件允许时尽快撤销特朗普对科研经费和移民的限制。但要想真正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仅仅消除自我设限还远远不够。华盛顿连续几届政府的失败不是偶然：美国官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未真正重视中国的能力。
“中国不创新，只会偷，”这是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今年4月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充分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成就的轻视态度。
太多美国领导人仍相信，只要制定更精密的出口管制，就能遏制中国的技术势头。他们是在派律师打一场工程师的战斗。他们必须意识到：无论美国如何施压，都无法打破中国的工业与技术体系。
华盛顿真正应该做的，是增强自身能力。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开始认真建设自己的深层基础设施。华盛顿不需要复制北京那种大规模、往往效率低下的全面投资模式，但也不能再采取拜登那种零散的、按行业逐个施策的做法，更不能继续特朗普依靠高关税重振旧工业的幻想，尤其是他对钢铁等传统重工业的执着。
政策制定者需要像中国那样，以生态系统的视角进行思考。美国在创业和金融领域本就具有深厚优势，因此国家主导的现代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获得巨大回报，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铁路与高速公路建设那样。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可以刺激技术需求，也有助于积累制造经验，这些是重建制造业的关键第一步。当务之急，应是建设更大、更强的电力系统，融合核能、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
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美国应投资更多电池储能设施和高压输电线路。
美国还需要找到办法，降低产业整体成本。
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美国的工资水平较高，劳动和环保标准也更严格，因此永远无法与中国或印度在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竞争，也不应尝试这么做。但若想真正重建工业，美国必须致力于使其市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具吸引力。这包括取消特朗普破坏性的关税，这些关税正在让美国产品成本高得难以承受；还包括提供充足且廉价的能源；此外，还要推动审批改革，减少新建设项目的过度监管成本；为基础研究和开发提供足够政府资金；实施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让企业能从全球引进最优秀的人才。
虽然移民政策并非直接降低成本的手段，但对于重建美国的制造经验至关重要。大量制造知识如今掌握在国外，美国必须有能力引进这些知识。
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绝不能低估对手。北京已将实现技术领先地位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中国推动技术进步的补贴确实造成了不少浪费，但这些只是中国实现未来产业主导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要与之竞争，美国也必须下定决心在这些产业中争夺领导地位，并接受“犯错”和“浪费”是取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中国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做对了很多事情，也因为他们为中国企业家创造了成功的环境。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但依然非常有效。而中国持续的成功，只会加速美国及其盟友的去工业化过程，受到来自中国能源、工业品，甚至人工智能企业的持续压力。
如果美国要真正具备竞争力，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少花时间琢磨如何削弱对手，多花时间思考如何让美国成为最强大、最有活力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