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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莫万贵、连平等大咖齐聚，“把脉”财富管理行业ESG建设

建议和丰厚的学术价值及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主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主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点评时指出，报告针对中国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这一细分行业，兼顾本土和行业因素，对ESG相关概念和评价方法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案例的方式进行论述。该报告围绕目前ESG相关体系和评级标准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对我国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践行ESG理念有重大指导价值。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在点评时称，报告不仅全面梳理了国内外ESG标准体系、监管政策，深入分析了第三方财富管理行业和ESG业务的类型及特性，参考借鉴了国内外权威评级机构的评价体系，参考资料来源广泛，数据真实可靠，而且通过结合相关机构的自身优势，创新性地构建出全方位的风控机制，优化了多层次的投资者教育体系，有助于引导投资者识别风险、树立正确投资理念。报告实践意义较强，可为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参考模板。　　对于财富管理行业来说，社会责任除了对员工负责，更要为客户负责，资管新规落地以来，财富管理行业逐步走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如何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翟立宏认为，从学理上来说，“以客户为中心”应该是经济发展或者是商业文明的更高阶段。我们原来只强调行业，单一的行业以产品为中心，利润为中心，股东财富最大化为逻辑起点。现在在一个更高的阶段要讲究服务客户，实际上就是服务企业本身，服务客户就是服务企业本身价值最大化。所以在财富管理行业，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贯彻下去推广开来，对于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都是大有裨益的。　　出席发布会活动的业界人士，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史建平，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李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鹏。他们围绕“统筹当前与长远 ESG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一议题，从ESG步入纵深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与ESG乘数效应等维度展开圆桌讨论，分享观点，阐释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呼唤社会各界进一步推广和践行ESG理念。　　张鹏表示，推动ESG建设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市场体系健康发展都有巨大意义。当ESG成为一种理论上和价值观上的共识，ESG表现良好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就会有非常高的资本溢价和资产溢价，各方面都会给投资人带来超额回报。并且对企业长远发展，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整个金融业和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要将ESG治理和理念作为抓手，将ESG生态体系涉及到的诸多指标与考量维度穿透至底层，推动相关机构高质量发展。这需要贯穿至ESG理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中，并作为下一步ESG转型的重要参考标准。资管新规落地后，国内财富管理市场愈发重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其相关的研发产品都享受到更具赢面的长期收益、吸引海外投资机构的更高影响力等优势。下一步，需要在借鉴国际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加快形成满足国际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指标体系，形成中国ESG标准话语权，并基于本土化的ESG标准制定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相关ESG配套措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适合的ESG标准参考的同时加强我国ESG的信息与数据治理。

金融界2023-05-26

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争夺金融新赛道：谁能成为Web3.0中心？

.0“争逐战”的背后，也可以看到这两大亚洲金融中心所面临的各自挑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Web3领域，新加坡有先发优势，但去年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在币圈的爆雷中蒙受不小损失，政策方面有所收缩。中国香港近年经济不景气，金融方面的优势也在流失，特别是人才、资金外溢明显，因此香港特区政府想利用Web3新金融的契机重振雄风。 “二者都看到了以区块链技术为特点的Web3带来的金融变革机会，且因为全球都在摸索Web3模式，率先成为少数的试验特区，或可赢得未来先机。”胡捷说道。竞争国际虚拟资产中心，面临监管挑战在Web3时代下，虚拟资产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赛道，成为了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竞争的焦点之一。 2022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近乎同期举办了各自的金融科技节。 2022年香港金融科技周上，香港特区政府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下称政策宣言）。政策宣言指出，由于虚拟资产对环球投资者的吸引力，以及在金融创新方面得到的认同俱增，加上随着虚拟资产进入Web3.0和元宇宙领域所带来的未来机遇，虚拟资产在市场上已变得不可或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对全球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创新人员抱持开放和兼融的态度。”陈茂波表示，政策宣言将展示特区政府推动香港发展成国际虚拟资产中心的愿景。 2022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下称“新加坡金管局”)局长拉维-梅农(Ravi Menon)表示，新加坡希望成为数字资产中心(a hub for digital assets)。金融科技节举办期间，新加坡数字资产和去中心化金融的首个行业试点上线。新加坡金管局。图片来自新加坡金管局官网但近年来，不少虚拟货币项目崩盘或相关交易平台申请破产保护，Web3.0的发展也面临着如何监管的严峻问题。对此，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要稳慎推进虚拟资产行业在港发展。“推动Web3的发展，前提都是不能损害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投资者保护。适当监管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造就‘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让大家有更理想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大前提下，香港积极拥抱Web3的发展。” 就Web3的发展，香港将会成立虚拟资产发展专责小组，并将在今年6月首先引入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香港金管局”）也在研究对稳定币等的监管，确保虚拟资产行业可持续和负责任发展。新加坡金管局局长梅农则强调，“赞成数字资产创新，拒绝加密货币投机”。新加坡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针对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沙盒，并将对加密资产的监管纳入到《支付服务法》下。对于想要提供加密相关服务的服务提供商来说，新加坡金管局有一个严格而漫长的许可程序。MAS还对加密货币的散户投资发出了强烈警告，并一直在采取越来越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散户对加密货币的访问。监管沙盒框架示意图。图片来自新加坡金管局官网 “针对虚拟资产的监管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意识到了保护金融体系稳定和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拥抱Web3.0的发展，但二者在监管方面存在差异。”于佳宁表示，香港在推进虚拟资产行业发展时，强调稳慎推进，并将虚拟资产的监管纳入到监管框架中，这种有序的监管措施有助于确保市场的透明度和合规性，提高投资者的信心。新加坡在虚拟资产监管方面的优势在于其早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监管举措，监管沙盒和严格的许可程序等措施都有助于筛选出具备良好合规性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参与者。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法制都比较健全，也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监管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胡捷表示，Web3的发展可以全面借鉴传统金融的监管逻辑，结合Web3相关新技术的特点，创造性地落地合理的监管措施。“有人认为Web3的金融逻辑与传统金融完全不一样，我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Web3金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金融史上都遇到过，只不过Web3的物理技术不一样，因此监管的逻辑是一样的，监管的技术可以调整。” 于佳宁则认为，Web3.0的发展需要秉持着负责任创新监管的关键原则，以一种适当的监管模式在鼓励金融的创新性、灵活性、透明度及消费者保护中寻求平衡。监管机构需要密切关注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制定灵活而具体的监管政策，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市场秩序。监管应强调合规性、透明度和风险管理，并鼓励合作和信息共享，以建立健康而有活力的Web3.0生态系统。分别探索数码港元与数字新加坡元央行数字货币或将是Web3.0竞逐中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在央行数字货币方面，5月18日，香港金管局宣布启动“数码港元”先导计划。包括中国银行(香港)、恒生银行、Alipay Financial Services(HK)Limited等在内的16家来自金融、支付和科技界的入选公司，将于今年内进行首轮试验，深入研究“数码港元”在六个范畴的潜在用例，包括全面支付、可编程支付、离线支付、代币化存款、第三代互联网(Web3)交易结算和代币化资产结算。但目前尚未就会否正式推出“数码港元”作出决定。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活动致开幕辞，启动“数码港元”先导计划。图片来自香港金管局官网去年9月20日，香港金管局曾发表题为《“数码港元”——迈出新一步》的政策立场文件，阐述金管局对零售层面央行数码货币（即“数码港元”或e-HKD）的政策立场及未来发展路向。更早之前，香港金管局在2017年就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究，并于2019年与泰国央行共同启动Inthanon-LionRock项目。这一项目的研究重点是开发区块链跨境走廊网络，连接香港(LionRock)及泰国(Inthanon)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促进港元—泰铢在批发（非零售）层面的跨境外汇交易同步交收(PvP)的流程。 Inthanon-LionRock央行数字货币模型。图片来自香港金管局官网新加坡金管局则在2016年启动了Ubin项目，旨在探索区块链技术和央行数字货币，并继续与业界就批发CBDC的潜在应用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新加坡金管局也在仔细研究零售CBDC（数字新加坡元）的成本和收益，并启动了试验，以测试潜在应用，但尚未就此做出决定。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向澎湃新闻分析称，香港金管局的LionRock项目与新加坡金管局的Ubin项目都属于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是相当的，但香港金管局的LionRock项目在国际上影响更大。2019年，香港金管局与泰国中央银行在开展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同步交收(PvP)试验中，提出了走廊网络概念。这个概念被国际清算银行(BIS)所采纳，成为国际清算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关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试验的基础，其中包括新加坡金管局与法国央行合作的MAS项目。这充分体现了香港金管局的创新实力。 “在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方面，香港金管局的进展快于新加坡金管局。”邹传伟表示，新加坡金管局于2021年11月发布关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报告，但认为目前在新加坡推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迫切性不高。香港金管局则于2021年10月发布数码港元的技术白皮书，2022年4月发布从政策和设计视角对数码港元的讨论，2023年启动数码港元的先导计划。港元的联系汇率制为数码港元创新提供了很大空间。比如，香港金管局考虑了硬币模式、纸币模式和总结余模式等数码港元3种可能的发行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的研究、开发和试验也能为数码港元提供借鉴。此外，胡捷表示，央行推出数字货币有象征意义，表现了央行对于区块链技术的认可和拥抱，对于鼓励Web3的其它应用，有正面的推动作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货币体量太小，各自推出央行数字货币或稳定币，对于市场的影响太小，更多是象征意义。” Web3.0时代下央行数字货币有何作用？从2022年10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来看，中国香港对Web3.0的理解主要针对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资产登记、交易和清结算等方面的应用，包括虚拟资产、稳定币和绿色债券代币等，而以数码港元为代表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作为衔接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之间的“骨干”和支柱。在这个语境下，邹传伟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在Web3.0时代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创新引导。央行数字货币享有政府信用背书，具有最高等级的安全性，适用最广阔的应用场景，围绕央行数字货币的创新成果能溢出到分布式分类账技术的其他应用方向，从而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性创新引导市场在应用层面的创新。数码港元在全面支付、可编程支付和离线支付等方面的用例是这个方面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作为法定货币与数字资产之间的桥梁。央行数字货币属于法定货币，但与数字资产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技术，因此可以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数码港元在第三代互联网(Web3)交易结算和代币化资产结算等方面的用例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但需要研究数码港元能否改善数字资产市场的出入金问题，能否兼容现行的“了解你的用户”(KYC)、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等要求，以及能否支持货银两讫(DvP)。另外，数码港元在代币化存款方面的用例，则反映了一个逐渐浮现的共识——商业银行的代币化存款比科技公司发行的稳定币更安全。 “中国香港也在考虑以央行数字货币为储备发行稳定币的可行性，这比稳定币的储备资产托管在商业银行更安全。”邹传伟说道。于佳宁认为，在Web3.0时代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还包括提升支付效率、促进金融包容性、支持金融创新等。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的管理难度更低，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在线业务财务管理、账目核验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较之传统的支付方式更容易和互联网业务深度结合。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创新生态系统，跨境支付和结算一直是重要的需求。”于佳宁表示，通过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两地不仅可以巩固其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吸引更多创新者和投资者，还可以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便利性，加速资金流动，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涉及复杂的技术架构和安全保障。于佳宁强调，确保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是重要的挑战，需要全面考虑技术和安全方面的风险。央行数字货币的成功还依赖于公众和市场的接受度和理解。推广和普及央行数字货币需要教育用户和投资者，解决对新技术的认知和信任问题。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5-25

快速认识外汇市场 - 金融界的传奇人物 - 乔治·索罗斯，打败英格兰银行的男人

亚国家百亿美元的财富，掀起了轰动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外汇交易成就了索罗斯。

OkRebate返佣网2023-05-24

4年来首次！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将访问中国大陆

问香港。戴蒙于2021年11月访问了亚洲金融中心香港，会见了该行的员工和客户。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业务包括提供证券承销和咨询服务的全资证券公司。今年1月，这家华尔街银行收购了其基金管理合资企业的100%股权。基金业务的审批过程持续了两年多。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将有近1500人(主要是外国投资者)参加全球中国峰会，这表明海外投资者在中国1月份从零新冠政策中重新开放后，仍有兴趣回购中国股票。近年来，华尔街和欧洲金融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扩张力度，寻求通过设立新机构和建立合资伙伴关系来扩大在华业务。 3月底，一批金融高管访问了中国，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访问。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长所罗门(David Solomon)、汇丰(HSBC)首席执行长Noel Quinn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老板Bill Winters当时都与中国官员和监管机构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云涌2023-05-05

简述STO的未来机遇：Web3淘金热中卖铲子？

着本质的不同——香港是世界级金融城市、亚洲金融中心、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也就是说，在香港合规发币，你就能合规地向全球市场销售（虽然从港股的活跃度来看已经不配成为亚洲金融中心……）。而且抛开市场不谈，就STO本身的要求而言，它们也有着天壤之别——马耳他的STO花小钱就能买到，但在香港启动STO的流程和标准就跟在香港发行证券差不多，所以含金量截然不同。 3.香港的STO是否会迎来爆发式扩张？香港支持STO，是港府和大陆加密资本的合作——港府需要新资本的涌入来弥补过去几年流失的资本，大陆加密资本需要合规和背书，而STO就是双方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预期拉满，未来能否如愿迎来爆发式增长？这完全取决于准入门槛。如果上币以及投资的门槛比较低，那么吸引力甚至能超过lCO。如果你知道多年前仅靠内地散户支撑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话，那么市场容量远远大于内地的地级市的香港就更可想而知了。不过这个假设不成立，至少就目前来看，香港的监管原则是「相同风险，相同方法」，即使放宽也不会差太远。 4.所以我们应该期待STO的什么？由于香港可预期的监管政策，证券型Token（SecurityToken）不必抱有期待，因为够资格发行证券型Token的Web3公司直接上市就行了，那个市场容量更大。 NFT直接对标数据资产市场即可，所以可以判断它有市场，但不大。功能型Token（Utility Token）倒是值得期待，它的定位是生态积分，是免费赠送的而非融资工具。HashKey会先打个样——发行平台币HSK。不过最值得期待的不是上述三种代币，而是STO服务商…… STO需要专门设计代币经济学、法律结构以及代币铸造等，才能在受监管的交易平台上挂牌交易，这就需要专业的STO服务商以及相关配套服务。这就像在淘金热中卖铲子，不管淘金能不能成功，卖铲子总是一个稳妥且真的能赚到钱的生意。不管STO能不能完成它的叙事——继华尔街模式、硅谷模式之后开创出属于Web3的共享资本模式，但至少会有一波资金愿意为政策红利来充值。来源：panewslab 原文：《「代币化的未来」的STO的机遇，是在淘金热中卖铲子》作者：北辰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4-30

一文读懂：狮子山下-香港WEB3之野望

金色财经2023-04-29

房市突发重拳！新加坡打压中国买家炒房 “外国人买房需缴印花税60%”

方面和美国维持紧密安全关系，巩固中立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统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家族在新加坡设立家族理财办公室的数量，从2017-22年已翻涨14倍来到1400间。包括谷歌创始人Sergy Brin、新亚洲首富Mukesh Ambani和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纷纷被亮眼的条件吸引，都将家族理财办公室设在新加坡。周四，City Developments和UOL等新加坡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创下两年多以来最糟糕的交易日。花旗集团在一份报告中称最新措施“非常严厉”，并表示将暂时“对住宅开发商产生下意识的负面影响”。房地产专家表示，此举可能不会立即对非常富有的人产生影响。“我不确定这是否会影响最高端的买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永久居民的买家，”一位客户来自中国的豪华房地产经纪人表示，他要求匿名。房地产集团OrangeTee & Tie研究和咨询主管克里斯汀·孙(Christine Sun)说：“我绝对是措手不及。”她补充说，这感觉此举与其说是降温，倒不如说是冻结。虽然国际货币组织(IMF)指出，新加坡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速度令人惊艳，几乎胜过所有相似的经济体。不过，一名彭博受访者提到：“大部分的富翁都是移居者，社会低阶角色则由新加坡本地人担任。” 确实，从《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也可看到，有半数竟都是华人，包括海底捞创始人张勇、虾皮创办人李小冬、麦瑞医疗李西廷等。对本地中低所得的家庭而言，他们高度依赖工资收入，对于物价波动也更加敏感。面对疫后的高利率，有钱的富裕阶层更愿意储蓄，没钱的新加坡人却花光了收入。这个由世界富豪拉扯出的经济荣景和阶级矛盾的局势，成了新加坡政府需要谨慎拿捏的潜在问题。

小萧 1评论2023-04-28

全球金融风险正在累积而不是去化

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监管强化填补漏洞、发达经济体启动“再工业化”进程、逆全球化下地缘经济碎片化特征日渐凸显。但这些新的特征很难扭转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全球经济结构，逆全球化反而会加剧经济结构恶化、降低生产率、加速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暴露，加上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更是不利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　　去工业化是和工业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工业化是指制造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份额增加的过程，去工业化则是制造业份额下降的过程。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1970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0年的29.0％降至2021年的16.1％（见图1）。其中，主要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后制造业在其国内GDP中的份额下降是主要原因，如美国和日本70年代以来的降幅均超过12％（见图2）。新兴市场承接了发达经济体转移的产业，制造业产值在其国内GDP中的份额上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中国为代表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制造业占GDP份额从1970年的11％左右，提高到2021年的23.3％，份额增幅超过12％，而同期高收入国家比重不仅下降，并且下滑速度明显快于全球（见图3）。　　尽管制造业份额在不同收入国家之间进行升降转换，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趋势，表明全球经济整体上仍处于去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持续转向服务业（见图1），其中发达经济体或高收入国家表现更为明显。去工业化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其深层次原因有三：一是技术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技术进步推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升级产业结构的同时劳动力要素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包括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二是收入水平提高后服务需求的增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服务业部门；三是全球化大环境加速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推进后者的工业化进程。　　　　　　　　　　（二）经济虚拟化：金融保险地产比重提高　　在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逐步提升。其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如美国从1970年的14.7％提高到2022年的20.2％（见图4）。为衡量发达经济体的整体表现，我们将G7经济体（包括美日德英法意加）各行业份额进行加权平均，发现1960-70年G7制造业比重平稳甚至略有提升，但自70年代以来出现持续下降，从25％左右降至2021年的12.7％，降幅达到一半；与制造业份额下降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份额从14％左右提升至近20％，且在2000年赶超制造业份额（见图5），两者形成一把“大剪刀”，表明发达经济体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加速流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　　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份额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提高，首先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受益于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为金融和保险属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能相得益彰；房地产行业本身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国民收入的提高也会增加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以及这些行业自带“以钱生钱”的“虚拟性”属性，容易吸引社会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聚集在这些行业，并诱发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极端情况下会产生金融危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份额的持续走高和制造业份额的下降，背后还有更深次的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叠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的持续增加。　　　　　　（三）增长低速化：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二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战后重建、技术进步、地缘政治关系缓和等推动全球经济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全球GDP年均增速在60年代达到5.2％，但进入70年代后则降至3.8％，此后持续下台阶，新世纪第二个十年2011-21年更是降至2.7％，低速化增长趋势明显（见图6）。根据2023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研究，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中期经济增速预测；世界银行在3月份的报告中也认为，几乎所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都在逐步减弱，预计未来1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2.2％，远低于2010年4.5％的峰值，创30年来最低增速，全球经济正经历着 “失去的十年”。　　全球GDP年均增速走低的背后，主要源于G7经济体（包括美日德英法意加）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如二战后到60年代，G7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由50年代的4.5％提高到60年代的4.7％，但70年代则急跌至2.3％，最近十年进一步降至0.4％（见图6）。全要素生产率（TFP）走势也呈相似走势，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1.3％、1.0％，降至本世纪第一、第二个十年的0.3％、0.4％左右。由于G7经济体GDP规模在全球比重高，如上世纪70、80、90年代分别达到63％、65％、66％，新世纪20年分别降至58％和46％，1970-2021年平均占比达到约60％，因此全球经济增速的逐级下降，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走低是主要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后，虽然G7劳动生产率快速下降，但全球经济增速相对稳健，如G7经济体劳动生产率降幅达到1.3个百分点，但全球GDP增速只下降了0.3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速与G7劳动生产率的背离，主要归功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稳定对冲作用（见图6）。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8.2％提高到疫情前2019年的33.4％。　　（四）全球经济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低速化增长，并没有减少全球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的增加，相反货币供应量和私人部门信贷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广义货币或信贷占GDP比重的持续提高。从1961-2021年的60年期间，全球实际、名义GDP年均增速分别为3.5％、7.4％，但广义货币、私人信贷年均增速分别达到9.2％、9.3％，比实际GDP增速高出约6个百分点，较名义GDP增速多出近2个百分点；分时间段看，1971-2021和1981-2021年指标间的增速差也基本相当（见图7）。与此相应，全球广义货币占GDP的比重，从1961年的52％提高到2021年的近143％，同期私人信贷占GDP比重从56％提高到147％，两者都提高了近两倍（见图8）。　　　　　　分不同收入国家看，以G7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是1960年以来全球广义货币、信贷占GDP比重持续提高的主要推动力（见图9-10）。1961-2021年全球广义货币、私人信贷年均增速与高收入国家同步波动，两者差值稳定在0.5个百分点左右，表明高收入国家左右着全球债务的扩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高收入国家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债务占GDP比重明显上升，成为继高收入国家后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高收入国家，货币和信贷占GDP比重持续提高的背后，都有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见图6）。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或避免过快下降，政策当局一般会采取逆周期调节手段，其中加大货币供应量和信贷的投放成为必选项甚至首选项，经济也随之逐步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对债务的依赖日渐加深。　　　　　　二、全球经济增长：地缘关系紧张加剧长期滞涨风险　　在全球经济因劳动生产率下降、成本提升、债务负担加重而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的同时，在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还面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干扰，导致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三高一低”局面。破解这一局面的“金钥匙”是加快融入和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启动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再工业化”进程，同时还需缓和地缘政治关系，维持稳定的全球发展环境。　　但是，上述因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面临或多或少的阻力和不确定性。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推进是一个过程，是技术累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属于慢变量；二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形成和演绎也是长时间变量，不是一次性事件；三是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紧张与缓和趋势的形成与转变，不仅需要时间，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世界银行3月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推动进步和繁荣的趋势都在衰减”，“世界经济面临失去的十年”。　　由于市场、学界、政界就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高债务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讨论较多，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回顾历史、鉴古知今，或许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些启示。　　（一）地缘政治风险及量化指标GPR指数　　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和定义。Dario Caldara和Matteo Iacoviello（2022）将其定义为与战争、恐怖主义、影响国际关系和平进程的国家间紧张关系相关的不利事件所引发的威胁、实现和升级风险。　　为量化衡量地缘政治风险大小，Dario Caldara和Matteo Iacoviello通过检索1900年以来全球主要国际英文报刊上发表的2500万篇新闻文章，计算每月与地缘政治事件和相关威胁相关词语的出现频率，再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得到月度的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简称GPR）指数。其中1985年以来GPR指数中的新闻文章来自10家国际英文报刊，如芝加哥论坛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等，其中6家来自美国，3家来自英国，1家来自加拿大；回溯至1900年的GPR历史数据，新闻文章则源自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家英文报纸。　　从1900年以来的全球GPR指数看，最高值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后指数则急剧下降（见图11）。二战后的地缘政治风险，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GPR指数的波动主要反映了核战争威胁和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21世纪以来则是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和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主导了指数的走势。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关于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影响机制的分析，请参阅《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表现——来自全球的经验》）。　　　　（二）1900-1960年地缘关系紧张：衰退与高通胀并存　　在1900-1960年期间，全球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无疑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深远影响。对经济影响方面，典型特征是经济的深度衰退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异常性上涨（见图12）。我们利用1900-1960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数据，对其进行处理后得到两个指标的加权增速。不难发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从战前50％左右的均值，快速上升到战争期间超过300％的水平，期间GDP增速出现快速下降，但通胀大幅上升，高点均超过30％（见图12）。　　具体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述国家GDP增速除1916年外均为负增长，与战前2％左右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通胀方面，从1914年的0.2％跃升至1918年的30.2％，即使一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经济仍保持高通胀至1924年，这主要源于战后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增速从高点降至1944、1945年的-7.0％、-11％，但通胀水平从个位数涨至106％，二战后高通货膨胀延续至1949年8.5％，主要源于日本战败后高通胀所致。因此，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看，地缘政治风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衰退和高通胀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在GPR指数下降过程中还延续了5年左右。　　　　（三）1960-2022年地缘关系紧张：滞涨　　二战后，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有所缓和，GPR指数基本在200以下波动，但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并没有停歇，战争、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仍是造成地缘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60年代以来，全球接连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和赎罪日战争、第二次石油危机和两伊战争、第三次石油危机和科威特战争、“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和乌克兰战争。在这些危机和战争期间，除“9.11恐怖袭击事件”外，全球经济均表现出GDP增速大幅下降，但通货膨胀水平快速上升的局面。如在第一、二、三次石油危机期间，实际GDP增速较高点分别下降5.8、3.8、3.1个百分点，但同期通胀却分别大幅提高10.0、4.6、3.2个百分点（见图13）。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全球经济增速将从战前2021年的5.9％降至2022年的3.4％，降幅达到2.5个百分点，同期全球通胀水平将从4.7％大幅提高到8.7％，升幅为3个百分点。　　　　（四）全球地缘关系趋紧：长期滞涨风险增加　　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乌克兰冲突的发生使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回顾2010年以来十余年来的历史，其实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在持续紧张化。如根据IMF数据，2010年以来国际军事冲突次数不断增加，从2010年的8次提高到2021年的27次（见图14）；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的国家数量占比，也不断攀升，从2010-14年的41％左右提高到2020-21年近54％（见图15）。这些数据和事实表明，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不是在缓和，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展望未来，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进入重塑期，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形成中，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和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趋紧概率明显增大。根据1900年以来的全球经验，地缘关系的紧张，均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速的下降和通胀水平的提高。除了地缘政治关系外，未来全球还面临全球气候变暖、人口老龄化、高债务等问题，这些因素的叠加共振，会加速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趋缓之前，全球经济长期滞涨甚至停滞风险增加。　　三、全球金融风险：正在累积而不是去化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全球经济陷入债务驱动型增长的同时，包括地缘政治关系紧张、逆全球化、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在内的一些趋势性因素也在推动经济步入滞涨模式。为稳定经济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取得实质性突破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将不得不依赖货币宽松和极低的实际利率水平，这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货币供应和债务水平，并且增幅会远高于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速，导致广义货币占GDP比重、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社会债务负担加重，而债务负担的加重，内生地要求经济维持低利率，以维系债务的可持续；二是极低的利率尤其是低实际利率，往往又是金融风险累积和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因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如果生产率偏低、实体回报率不高，新增货币资金和存量资金会追逐收益率，购买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资产，并且伴随有不断的金融创新，在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并没有推进实体创新和提高实体回报率，没有形成“正确的债务负担”，无疑会加大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展望未来，短期内全球经济将面临降通胀、稳增长、稳金融的“三难困局”。要降低通胀，需要提高名义利率，但会加大债务负担和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金融稳定无法维系，自然也会危及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不有效提高名义利率则无法降低高企的通胀，不利于稳定通胀预期甚至存在通胀预期失锚风险，加大降低通胀的难度，最终结果可能还是被迫大幅提高利率，以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为代价换取通胀的下降。因此，短期内全球经济为实现“三难困局”的软着陆，不确定性和风险在增加。在中长期内，全球经济低生产率、低增长、高债务，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全球金融风险正在累积、在加速，而不是在去化。累积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应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全球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许不会简单重复，但可能会压着相同的韵脚。引发风险集中释放的导火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预测这种导火索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事情是做好危机前的应对准备，如加力推进创新驱动下的“再工业化”进程。

金融界2023-04-24

Arthur Hayes 博文: “去美元化”进行时谁能取代美元

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存款充裕的美国银行——其中许多存款来自拥有大量美元收益的外国人——向外国放贷，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并充分利用它们疯狂的存款。大量的美元需要找到一个家，这导致了海外的不当投资。在这两个例子中，美联储都开始提高短期利率，因为美国经济需要收紧国内货币环境。利率的上升导致银行放慢了向海外放贷的速度。其中许多贷款的质量都是可疑的，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来自银行的廉价美元，外国借款人就无法偿还债务。由于依赖美元融资的公司分别在墨西哥和亚洲开始破产，贸易步履蹒跚。银行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不良贷款，这使它们的偿付能力面临风险。美联储和财政部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国内经济需要收紧银根，但将美国人民放在首位也会让美国银行因其国际贷款组合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都已经知道，当金融政策制定者面临支持人民还是支持银行的选择时，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可以猜到剩下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最终屈服并降低利率以拯救美国银行业。当然，也有一些民选官员大声疾呼，说救助那些向外国人提供不良贷款的银行对他们的选民是多么不公平，但美国的经济模式需要这种政策回应。美国银行的存款基础将永远大于国内的贷款机会，因为外国人通过出售美元获得的现金涌入银行。银行总是会过度放贷，为了提高今天的收益而牺牲明天。美联储和财政部总是会救助银行，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以防止金融危机使美元变得更加昂贵，并降低其全球供应。当银行大规模收缩美元贷款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时，它会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元信贷，从而推高美元价格并降低美元供应。我们刚刚讨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对美国银行体系的影响。但是美国的金融资产呢？亚洲不只是在美国银行存美元。他们还购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最富有的 10% 的美国人拥有 90% 的股票。全球储备货币安排使它们受益匪浅。美联储永远不会让银行系统破产，这意味着它总是会印钱来填补比 SBF 的法律账单更大的漏洞。这些印钞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富人也受益，因为外国人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持续的购买力。如果这 10% 的人受益，那另外 90% 的美国人呢？以营利为目的的美国公司必须尽其所能实现收入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对于生产实物（而不是软件）的公司来说，劳动力是他们最大的成本之一。马斯克最近解雇了 Twitter 75% 的员工，但该公司的软件仍在继续工作。想象一下，如果通用汽车解雇了同样比例的员工，有多少辆车能出厂? 但请记住，这是在美国，所以制造商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持利润。如果美国公司能把工厂迁出美国，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这不是很好吗？亚洲有意低估其货币，压制其劳动力的工资和谈判能力。如果这些公司可以在国外生产更便宜的产品，然后以更便宜的价格卖回美国，而不征收进口关税，这不是很好吗？事情就是这样。企业利润率上升，工会成员人数随着美国制造业基地的毁灭而下降。全球化的影响图表全球贸易和服务总量（白色）标准普尔 500 指数（黄色） Case Shiller 美国全国房价指数（绿色）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的百分比（紫色）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股票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从全球化中得到了显著提振。世界贸易越多，需要回流到美国的美元就越多。然而，美国的劳动力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好处，这一点可以从紫色的下降线中得到证明，紫色线代表了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的百分比。基本上，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最好学习金融工程，而不是如何设计实际的产品制造。 NDR 的这张历史图表清楚地显示，美国企业的利润率正处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因为在二战的蹂躏之后，其他所有人都一贫如洗）。到 2023 年，东方一大国将占据这一角色，但美国企业仍享有与美国制造业实力鼎盛时期相似的利润率。公司高管们用慷慨的股票期权奖励自己。这些大佬们还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回报股东（包括他们自己），同时减少资本支出，这导致 CEO 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员工的 670 倍。看一看下面的图表，就能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公司的薪酬扭曲。好的制造业工作消失了，但是现在你可以开优步了，所以没有伤害，没有犯规，对吧？我这么说有点轻率，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只要美国继续觊觎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这种结果肯定会持续下去——而且可能会恶化。为了保持其在货币宝座上的地位，美国必须始终善待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它必须允许亚洲将美元投资于金融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资本要求有回报。资本将要求高管们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率。要降低成本，就必须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取代昂贵的国内劳动力。如果美国不以这种方式对待资本，那么亚洲就没有动力以美元出售商品（因为它无法用这些美元购买或投资任何东西）。如果美国诉诸于支持制造业的重商主义政策，那么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将需要以一种中立的储备货币进行。所谓中性，我指的是一种不是由一个国家单独发行的货币。黄金是中性储备货币的一个例子。目前的贸易安排使管理美国的金融精英受益，但也惠及了亚洲的普通民众，他们在一场毁灭性的全球冲突后正在重建自己的国家。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要问题——亚洲有什么理由想要改变这种关系吗？亚洲在某些方面，中国和日本，那两个东方大国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这些国家变得富裕起来，平均生活水平比二战前高得多。当然，一般来说，劳动力并没有从国家不断提高的整体生产率中得到全部好处，但同样，目标从来都不是以牺牲群体为代价来实现个人的繁荣。因此，当亚洲看到目前的经济安排让他们走了多远，然后看到美国目前不稳定的地位时，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吗？” 亚洲想要自由贸易吗? 不。亚洲希望通过向富有的美国人出售商品来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东方大国不希望资金流出该地区，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亚洲变得富裕的全部原因是它限制了外国人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向当地人出售商品。名义上，亚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致力于自由贸易。在实践中，亚洲有多种方式限制外国产品在国内公平竞争的能力。美国非常乐意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控制这个国家的金融精英正是那些从海外廉价商品和劳动力中获益的公司的所有者。而且，这两国家对外部资金也呈现排斥态度。债台高筑美国和那两个国家都负债累累。如果算上未来强制性福利（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现值，这三个国家的债务与 GDP 之比都超过 200%。美国和亚洲的区别在于，美国债务的很大一部分由外国人持有，而亚洲债务主要是自己欠自己的。这不会改变债务得到偿还的可能性，但确实会影响清算发生的速度。当债务必须迅速偿还时，金融危机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债务主要集中在主权层面，这种债务的加速偿还将导致彻底违约和政权更迭。你可以看看阿根廷的历史，更好地理解这在政治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亚洲那两个国家知道它们的杠杆率过高。然而，由于资本不能自由进出，当局在决定谁来承担损失以及这些损失实现的速度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1989 年，日本经历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严重破裂。当时的政策反应是，通过量化宽松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从金融上抑制储户，这一政策至今仍是日本的政策。过去 30 年来，银行体系和企业部门一直在去杠杆化。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因为救助的成本将在更长的时间内摊销。同时，这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实际增长率可能在 0% 到 2% 之间，而不是宣传的 6% 到 8%，其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政治过程，即由谁来承担巨额不当投资及其相关债务的损失。综上，我自信地断言，亚洲不想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亚洲不愿接受全球储备货币的必要支柱： 1. 亚洲不希望允许外国人以他们喜欢的任何规模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资产。 2. 亚洲不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权利。 3.亚洲希望按照自己的时间尺度去杠杆化，这意味着不允许外国人像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政府债务或其他金融资产，也不允许外国资本随心所欲地来去。但仅仅因为亚洲不愿意制定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需的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亚洲希望继续积累和交易美元。政权更迭在当前围绕未来全球经济安排的讨论中，去美元化得到了很多关注。然而，去美元化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记住我的简单全球经济模型：亚洲通过向美国出售商品赚取美元。这些美元必须再投资于美元价值的资产。美国国债是亚洲可以投资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2008 年是美元霸权的顶峰。美国银行业如期引发了又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一如既往，美联储的反应是印钞以拯救美元银行体系。持有美国国债的人不喜欢被反复捉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印钞的数量如此惊人，以至于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开始大量抛售。生产国转而开始购买什么呢？黄金。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哪种资产最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流动结算的未来货币。新兴市场（EM）央行持有的黄金比例在 2008 年触底，也就是说，与此同时美元处于最强势的时期。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作为美国体系下的退出流动性，于是开始储蓄黄金，而不是美国国债。综合来看，这两张图表清楚地表明，去美元化始于 2008 年，而不是 2023 年。理解过去 15 年的顶级经济运动，可以让我们理解东方两大国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当你的整个经济模式都建立在向美国销售产品并将收益投资于美国的基础上时，你就失去了财务独立性。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两大国的央行都在借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本身可能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亚洲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也依赖于美国政客的善举。正如俄罗斯最近发现的那样，法治和产权并非牢不可破。政治风险投资者此前青睐 “发达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原因之一，是那里没有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当权力从一个执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执政党时，新上台的政党监禁反对派，和/或改变前政权制定的规章制度的风险，只是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政党。作为政治动荡国家的投资者，当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权力动态上时，你无法关注一种资产与另一种资产的优劣。投资者没有参与这种高风险的活动，而是选择将资金放在一个政治安排稳定的环境中。此前是美国。自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以来，权力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无缝转移。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元首一样不老实——但为了这个体制，精英们成功地在彼此之间传递了接力棒，而没有太多酸葡萄的感觉。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在任期间违反法律而被弹劾，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赦免了他。多年来，资本对美国政治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前总统特朗普被纽约市一家法院起诉，罪名是各种涉嫌犯罪。特朗普或许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这座城市对他毫无好感。他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一半的人投了他的票，而另一半人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引爆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将导致极端的分裂。不管特朗普是赢是输，这个国家的一半人都会感到不安，并认为这个制度已经腐败到了核心。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是专注于保护各自的上议院，还是投资者的资本？作为资本的管理者，你必须问自己——“在一个存在这些政治和金融问题的政权下，我还想继续持有资产吗？或者我宁愿在（相对）安全的黄金和/或加密货币中安然度过？” 多方角逐未来将出现各种货币集团，但不会出现全球储备货币霸权。与西方的贸易将继续使用美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将使用黄金、卢比等。当这些集团之间出现失衡时，它们将以一种中立的储备货币结算。从历史上看，这一直是黄金，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如果你能运输笨重的物品，黄金是一种很好的全球贸易货币。政府擅长这类物流——对普通人来说，带着他们的黄金储蓄四处走动有点困难。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裂，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将减少。曾经生产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以换取美元的全球南方将开始接受其他货币。如果没有外国对股票和债券的边际需求，价格将会下跌。最大的影响将是，在没有新一轮印钞的情况下，美国债券收益率将需要上升（记住：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就会上升）。西方不能允许一般资本从其市场流向加密货币或外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他们需要你作为退出流动性。自二战以来积累的巨额债务必须偿还，现在是你的资本被通货膨胀掏空的时候了。资本外逃也必将终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西方不能轻易实施严厉的资本管制，因为开放的资本账户是它所实行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先决条件。即便如此，如果西方开始意识到大规模资本外流即将到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资金从体系中撤出将变得更加麻烦和困难。如果你相信我的论点，那么你应该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世界大国最近的金融政策变化。西方国家正在加大购买加密货币并将其存储在私人钱包中的难度。你可以阅读《Operation Choke Point 2.0》和《华尔街日报》来更好地理解这一动态。拜登政府不断暗示，他们可能试图阻止美国投资者在东方大国的各个领域投资。预计还会有其他类似的海外投资限制，这样资本就可以留在国内，并被激进印钞造成的持续高通胀掏空。自 1971 年以来，投资美元资产已经成为一种无需动脑筋的交易，以至于许多投资者已经忘记了如何进行实际的财务分析。展望未来，黄金和加密货币将成为焦点。它们不依附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它们不能被央行任意贬值，央行不顾一切地印制法定货币来支撑其金融体系。最后，随着各国开始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成为西方金融体系的奴隶，全球南方国家的央行将使其储蓄国际贸易收入的方式多样化。第一选择将是增加黄金配置，这已经在进行中。随着比特币继续证明它是有史以来最硬的货币，我预计，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比特币是否与黄金一样，是一种合适的储蓄工具。在未来几年，世界将以多种货币进行贸易，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储存黄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储存比特币。编译 | GaryMa 吴说区块链原文链接：https://cryptohayes.medium.com/exit-liquidity-3052309e6bfa 来源：DeFi之道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4-23

Arthur Hayes: 「去美元化」进行时谁能取代美元？

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存款充裕的美国银行——其中许多存款来自拥有大量美元收益的外国人——向外国放贷，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并充分利用它们疯狂的存款。大量的美元需要找到一个家，这导致了海外的不当投资。在这两个例子中，美联储都开始提高短期利率，因为美国经济需要收紧国内货币环境。利率的上升导致银行放慢了向海外放贷的速度。其中许多贷款的质量都是可疑的，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来自银行的廉价美元，外国借款人就无法偿还债务。由于依赖美元融资的公司分别在墨西哥和亚洲开始破产，贸易步履蹒跚。银行不得不承认它们的不良贷款，这使它们的偿付能力面临风险。美联储和财政部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国内经济需要收紧银根，但将美国人民放在首位也会让美国银行因其国际贷款组合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都已经知道，当金融政策制定者面临支持人民还是支持银行的选择时，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可以猜到剩下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最终屈服并降低利率以拯救美国银行业。当然，也有一些民选官员大声疾呼，说救助那些向外国人提供不良贷款的银行对他们的选民是多么不公平，但美国的经济模式需要这种政策回应。美国银行的存款基础将永远大于国内的贷款机会，因为外国人通过出售美元获得的现金涌入银行。银行总是会过度放贷，为了提高今天的收益而牺牲明天。美联储和财政部总是会救助银行，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以防止金融危机使美元变得更加昂贵，并降低其全球供应。当银行大规模收缩美元贷款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时，它会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元信贷，从而推高美元价格并降低美元供应。我们刚刚讨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对美国银行体系的影响。但是美国的金融资产呢？亚洲不只是在美国银行存美元。他们还购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最富有的 10% 的美国人拥有 90% 的股票。全球储备货币安排使它们受益匪浅。美联储永远不会让银行系统破产，这意味着它总是会印钱来填补比 SBF 的法律账单更大的漏洞。这些印钞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富人也受益，因为外国人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持续的购买力。如果这 10% 的人受益，那另外 90% 的美国人呢？以营利为目的的美国公司必须尽其所能实现收入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对于生产实物（而不是软件）的公司来说，劳动力是他们最大的成本之一。马斯克最近解雇了 Twitter 75% 的员工，但该公司的软件仍在继续工作。想象一下，如果通用汽车解雇了同样比例的员工，有多少辆车能出厂? 但请记住，这是在美国，所以制造商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持利润。如果美国公司能把工厂迁出美国，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这不是很好吗？亚洲有意低估其货币，压制其劳动力的工资和谈判能力。如果这些公司可以在国外生产更便宜的产品，然后以更便宜的价格卖回美国，而不征收进口关税，这不是很好吗？事情就是这样。企业利润率上升，工会成员人数随着美国制造业基地的毁灭而下降。全球化的影响图表全球贸易和服务总量（白色）标准普尔 500 指数（黄色） Case Shiller 美国全国房价指数（绿色）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的百分比（紫色）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股票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从全球化中得到了显著提振。世界贸易越多，需要回流到美国的美元就越多。然而，美国的劳动力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好处，这一点可以从紫色的下降线中得到证明，紫色线代表了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 GDP 的百分比。基本上，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最好学习金融工程，而不是如何设计实际的产品制造。 NDR 的这张历史图表清楚地显示，美国企业的利润率正处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因为在二战的蹂躏之后，其他所有人都一贫如洗）。到 2023 年，东方一大国将占据这一角色，但美国企业仍享有与美国制造业实力鼎盛时期相似的利润率。公司高管们用慷慨的股票期权奖励自己。这些大佬们还通过股票回购和股息回报股东（包括他们自己），同时减少资本支出，这导致 CEO 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员工的 670 倍。看一看下面的图表，就能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公司的薪酬扭曲。好的制造业工作消失了，但是现在你可以开优步了，所以没有伤害，没有犯规，对吧？我这么说有点轻率，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只要美国继续觊觎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这种结果肯定会持续下去——而且可能会恶化。为了保持其在货币宝座上的地位，美国必须始终善待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它必须允许亚洲将美元投资于金融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资本要求有回报。资本将要求高管们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率。要降低成本，就必须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取代昂贵的国内劳动力。如果美国不以这种方式对待资本，那么亚洲就没有动力以美元出售商品（因为它无法用这些美元购买或投资任何东西）。如果美国诉诸于支持制造业的重商主义政策，那么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将需要以一种中立的储备货币进行。所谓中性，我指的是一种不是由一个国家单独发行的货币。黄金是中性储备货币的一个例子。目前的贸易安排使管理美国的金融精英受益，但也惠及了亚洲的普通民众，他们在一场毁灭性的全球冲突后正在重建自己的国家。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要问题——亚洲有什么理由想要改变这种关系吗？亚洲在某些方面，中国和日本，那两个东方大国有着非常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这些国家变得富裕起来，平均生活水平比二战前高得多。当然，一般来说，劳动力并没有从国家不断提高的整体生产率中得到全部好处，但同样，目标从来都不是以牺牲群体为代价来实现个人的繁荣。因此，当亚洲看到目前的经济安排让他们走了多远，然后看到美国目前不稳定的地位时，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吗？” 亚洲想要自由贸易吗? 不。亚洲希望通过向富有的美国人出售商品来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东方大国不希望资金流出该地区，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亚洲变得富裕的全部原因是它限制了外国人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向当地人出售商品。名义上，亚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致力于自由贸易。在实践中，亚洲有多种方式限制外国产品在国内公平竞争的能力。美国非常乐意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控制这个国家的金融精英正是那些从海外廉价商品和劳动力中获益的公司的所有者。而且，这两国家对外部资金也呈现排斥态度。债台高筑美国和那两个国家都负债累累。如果算上未来强制性福利（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现值，这三个国家的债务与 GDP 之比都超过 200% 。美国和亚洲的区别在于，美国债务的很大一部分由外国人持有，而亚洲债务主要是自己欠自己的。这不会改变债务得到偿还的可能性，但确实会影响清算发生的速度。当债务必须迅速偿还时，金融危机就会随之而来。如果债务主要集中在主权层面，这种债务的加速偿还将导致彻底违约和政权更迭。你可以看看阿根廷的历史，更好地理解这在政治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亚洲那两个国家知道它们的杠杆率过高。然而，由于资本不能自由进出，当局在决定谁来承担损失以及这些损失实现的速度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1989 年，日本经历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严重破裂。当时的政策反应是，通过量化宽松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从金融上抑制储户，这一政策至今仍是日本的政策。过去 30 年来，银行体系和企业部门一直在去杠杆化。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因为救助的成本将在更长的时间内摊销。同时，这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实际增长率可能在 0% 到 2% 之间，而不是宣传的 6% 到 8% ，其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政治过程，即由谁来承担巨额不当投资及其相关债务的损失。综上，我自信地断言，亚洲不想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亚洲不愿接受全球储备货币的必要支柱： 1. 亚洲不希望允许外国人以他们喜欢的任何规模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资产。 2. 亚洲不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权利。 3.亚洲希望按照自己的时间尺度去杠杆化，这意味着不允许外国人像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政府债务或其他金融资产，也不允许外国资本随心所欲地来去。但仅仅因为亚洲不愿意制定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需的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亚洲希望继续积累和交易美元。政权更迭在当前围绕未来全球经济安排的讨论中，去美元化得到了很多关注。然而，去美元化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记住我的简单全球经济模型：亚洲通过向美国出售商品赚取美元。这些美元必须再投资于美元价值的资产。美国国债是亚洲可以投资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2008 年是美元霸权的顶峰。美国银行业如期引发了又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一如既往，美联储的反应是印钞以拯救美元银行体系。持有美国国债的人不喜欢被反复捉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印钞的数量如此惊人，以至于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开始大量抛售。生产国转而开始购买什么呢？黄金。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让我们知道哪种资产最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流动结算的未来货币。新兴市场（EM）央行持有的黄金比例在 2008 年触底，也就是说，与此同时美元处于最强势的时期。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作为美国体系下的退出流动性，于是开始储蓄黄金，而不是美国国债。综合来看，这两张图表清楚地表明，去美元化始于 2008 年，而不是 2023 年。理解过去 15 年的顶级经济运动，可以让我们理解东方两大国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当你的整个经济模式都建立在向美国销售产品并将收益投资于美国的基础上时，你就失去了财务独立性。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两大国的央行都在借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本身可能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亚洲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也依赖于美国政客的善举。正如俄罗斯最近发现的那样，法治和产权并非牢不可破。政治风险投资者此前青睐 “发达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原因之一，是那里没有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当权力从一个执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执政党时，新上台的政党监禁反对派，和/或改变前政权制定的规章制度的风险，只是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政党。作为政治动荡国家的投资者，当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权力动态上时，你无法关注一种资产与另一种资产的优劣。投资者没有参与这种高风险的活动，而是选择将资金放在一个政治安排稳定的环境中。此前是美国。自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以来，权力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无缝转移。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元首一样不老实——但为了这个体制，精英们成功地在彼此之间传递了接力棒，而没有太多酸葡萄的感觉。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在任期间违反法律而被弹劾，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赦免了他。多年来，资本对美国政治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前总统特朗普被纽约市一家法院起诉，罪名是各种涉嫌犯罪。特朗普或许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这座城市对他毫无好感。他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一半的人投了他的票，而另一半人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引爆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将导致极端的分裂。不管特朗普是赢是输，这个国家的一半人都会感到不安，并认为这个制度已经腐败到了核心。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是专注于保护各自的上议院，还是投资者的资本？作为资本的管理者，你必须问自己——“在一个存在这些政治和金融问题的政权下，我还想继续持有资产吗？或者我宁愿在（相对）安全的黄金和/或加密货币中安然度过？” 多方角逐未来将出现各种货币集团，但不会出现全球储备货币霸权。与西方的贸易将继续使用美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将使用黄金、卢比等。当这些集团之间出现失衡时，它们将以一种中立的储备货币结算。从历史上看，这一直是黄金，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如果你能运输笨重的物品，黄金是一种很好的全球贸易货币。政府擅长这类物流——对普通人来说，带着他们的黄金储蓄四处走动有点困难。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裂，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将减少。曾经生产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以换取美元的全球南方将开始接受其他货币。如果没有外国对股票和债券的边际需求，价格将会下跌。最大的影响将是，在没有新一轮印钞的情况下，美国债券收益率将需要上升（记住：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就会上升）。西方不能允许一般资本从其市场流向加密货币或外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他们需要你作为退出流动性。自二战以来积累的巨额债务必须偿还，现在是你的资本被通货膨胀掏空的时候了。资本外逃也必将终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西方不能轻易实施严厉的资本管制，因为开放的资本账户是它所实行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先决条件。即便如此，如果西方开始意识到大规模资本外流即将到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资金从体系中撤出将变得更加麻烦和困难。如果你相信我的论点，那么你应该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许多世界大国最近的金融政策变化。西方国家正在加大购买加密货币并将其存储在私人钱包中的难度。你可以阅读《Operation Choke Point 2.0 》和《华尔街日报》来更好地理解这一动态。拜登政府不断暗示，他们可能试图阻止美国投资者在东方大国的各个领域投资。预计还会有其他类似的海外投资限制，这样资本就可以留在国内，并被激进印钞造成的持续高通胀掏空。自 1971 年以来，投资美元资产已经成为一种无需动脑筋的交易，以至于许多投资者已经忘记了如何进行实际的财务分析。展望未来，黄金和加密货币将成为焦点。它们不依附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它们不能被央行任意贬值，央行不顾一切地印制法定货币来支撑其金融体系。最后，随着各国开始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成为西方金融体系的奴隶，全球南方国家的央行将使其储蓄国际贸易收入的方式多样化。第一选择将是增加黄金配置，这已经在进行中。随着比特币继续证明它是有史以来最硬的货币，我预计，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比特币是否与黄金一样，是一种合适的储蓄工具。在未来几年，世界将以多种货币进行贸易，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储存黄金，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储存比特币。来源：金色财经

金色财经202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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