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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SHEIN搭桥引路广货出海造新品牌

州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展现出很强的韧性和全球化发展潜质。据了解，SHEIN近期仍在进一步整合全平台资源扶持产业带优品和潜力企业，无论是贸易企业、设计师团队还是具有一定原创能力的工厂，均可依托平台势能打造海外消费者认可的自主品牌，实现从做产品到做品牌的蜕变。广货出海：从规模红利转向品牌红利的新征程以前当你在欧洲街头的精品店里流连，看到一只五金精美的包包，从产品本身到外包装耗材很可能都是出自广州工厂——市场数据显示，广州拥有全球最大的皮具箱包产业集聚地，占据欧美大众箱包市场超过60%的份额‌，凭借这一优势，以及纺织服装、美妆日化、智能家居等其他重点产业，共同构成了“广州制造”享誉全球的实力。而近年来随着电商消费习惯在海外日益普及，SHEIN的崛起为不少本地企业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广货出海的发展格局也悄然发生改变。一组数字很能说明广州企业在SHEIN上销售的火爆程度：一家位于白云区的宠物用品公司通过SHEIN零售宠物衣服和宠物窝，连续几个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0%～80%；一家坐落于番禺区的手机壳工厂如今日销一两万单，老板激动地表示正要迈向发展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另一家主营嘻哈风格男士项链的卖家，其SHEIN店铺单月销售轻易就能达到上百万元，多款热销产品每天都能接到几百个订单，尤其受到北美、南美洲买家喜爱…… 这些企业火热增长的订单背后，与SHEIN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优质客群形成共振，共同助力推进广州制造的全球化进程——第三方电商数据分析平台ECDB数据显示，SHEIN已超过沃尔玛和耐克成为在线时尚领域的新领军电商，连同平台卖家一起为海外消费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气爆款。位于天河区的媚思琳公司从2023年起在SHEIN上开店并经营Misslyn彩妆品牌。在全球彩妆市场角逐激烈的这两年间，媚思琳却以年均翻番的增速实现了品牌单店年销额远超5000万元，并在意大利、纽约、柏林等地拿下多个设计奖项和自有外观专利。公司高管何总认为，其如今能成长为全球化彩妆品牌的金钥匙正是来自广州美妆产业带和SHEIN跨境电商平台的共同托举。他表示，SHEIN等新兴跨境电商平台是近几年来行业最大的发展机会。回溯转型之路时何总也坦言，早期从事国际贸易经验，让他察觉到了品牌出海的战略机遇："当发现广州的美妆供应链在成本控制、柔性生产和响应灵敏度上远超海外同行时，我们意识到中国制造完全有能力支撑起自主品牌走向世界。" 媚思琳彩妆品牌畅销系列之一媚思琳品牌从创立之初定位于波普艺术风格彩妆，目标群体是16-25岁年轻消费者。在SHEIN平台上大力拓展全球销售的同时，媚思琳还发展出了三四十个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代理商，并与一些欧洲波普艺术家进行产品外观的联名创作，构建了独特的视觉风格。在此基础上，SHEIN为媚思琳品牌的全球化发展再做“加法”，在海外消费市场趋势赋能、店铺精细化运营以及降低浪费等方法论上进行具体赋能。该品牌运营负责人透露，SHEIN的品类员工会在日常及时协助品牌商解决后台操作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会给到品牌针对不同市场的选品建议、热卖建议、彩妆流行色等。品牌结合SHEIN买手建议去规划新品和套装，更好地适配不同市场需求。更专业的是SHEIN会及时给到品牌商一些风险提示，帮其避开此前不少出海企业容易踩到的雷区。何总也发现，SHEIN擅长的“按需供应链”模式虽说在服装行业更为流行，其实亦适用于美妆行业，这套模式也能帮助到他们将多数美妆企业月均4-5款的研发节奏大大提速，爆款命中率提高的同时，市场试错成本也在大幅降低：“想做全球化的美妆品牌，就要把握住消费者的一个需求，但其实我们坐在这里，很难知道1万公里之外某个国家他们的20岁女生在想什么和需要什么。现在当我们新品开发出来，先放到SHEIN店铺里看下产品表现，根据平台反馈和消费者评价改进后再投入量产，期间广州美妆工厂强大的供应能力提供灵活配合，每8周为一个周期就能测试出更多款式。以前许多美妆企业一个月也开发不出四五个新款。” 线上渠道的快速突破还能反向推动企业及品牌在线下市场进行扩张。何总透露了他的另一大增长秘籍：通过SHEIN提供的优质销售渠道打开品牌知名度，很容易累积销量并了解到各国客户喜欢什么，简单来讲就是线上覆盖更快、更广。在SHEIN上积累起品牌势能与销售体量后，媚思琳再与海外经销商洽谈或参展时，其线上表现便成为有力的背书，当地经销商更容易了解这个品牌，进而推动品牌顺利布局到线下商场和柜台，实现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协同发展生态。 SHEIN专业“引路”，出海新品牌也可以做强从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出海新品牌之所以能诞生，也需要出海专业平台的引路。 90后常若然一直有一个“品牌梦”，从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变成原创箱包品牌的创始人，她从2个员工起步创业，并为其原创产品注册了“CR品牌”。选择销售渠道时，这位年轻的创始人曾认为，很多旧有的电商平台早已经形成稳定的商户金字塔，自己若是盲目冲进旧平台里则成功概率显得非常渺茫，于是寄希望于新兴平台带来的机会。 (常若然的CR品牌店铺中，针对海外消费者对不同场景的需求发布了不同系列线) “SHEIN上能做自己的品牌吗”，这是她对SHEIN产生兴趣后向SHEIN平台员工发起的第一个疑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常若然的第一家品牌店在SHEIN上开业了。采访中她告诉媒体：“从创业开始我就很想要做一门长期的生意，产品也需要始终保证在较高的品质水准上。如果没有这种坚持，产品未来只会越做价格越低，然后质量越差，没有复购，我也很难持续发挥出创业的热情来。幸而接触到SHEIN时我发现找到了理想的平台。” 但更加超出常若然预期的是，SHEIN不仅非常欢迎原创品牌的到来，更为常若然提供了步入“时尚圈”的快车道。即便在很多人眼中箱包行业已是一片红海，常若然眼中的箱包行业却还有很大潜力：“我们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是售价20多美元的金色海螺包，一上架就脱销了，后来陆陆续续卖出了一万多只。”据了解，SHEIN品类买手提供的流行趋势给常若然的设计方向提供了不少灵感，使她能游刃有余地开发新品，从一两百只的小单开始生产，根据销售趋势决定返单数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对流行趋势的精准捕获和释放创意。不仅如此，SHEIN还将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及营销资源共享给卖家：站内，SHEIN营销团队根据不同海外市场的消费节点策划各种类型的线上活动，卖家可根据活动主题自主挑选产品参加，撬动更大的销量增长。此外，SHEIN向品牌商开放了Brand Zone品牌频道、个性化店铺页以及清晰展示哪些品牌和产品登上过热销榜，一系列举措使品牌卖家既能获得销量提升，也利于消费者识别、关注和选择。目前，常若然的品牌店铺已积累了超过四万名忠实的海外消费者粉丝，几美元的彩虹色卡包能卖得好，几十美元的晚宴包同样畅销，覆盖了较为广泛的客群。而发展至今，她的品牌工作室里也只有6个人，却做出了远超2000万元的年销售额，人效高达传统电商公司的3～6倍。“以前大家一说到包包好像只会想到国外牌子，我们却在SHEIN上做出了一个从广州出海的包包新品牌”。在国内产业带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升级关口，跨境电商无疑助推了前者实现全球化的重要一跃，以更低的探索成本撬动起更大的时代红利。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彭澎表示，作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带的内生动力通过SHEIN等跨境电商新平台能得到有效释放，在多元市场需求和全新销售渠道的撬动下，增强高水平“走出去”的能力更利于产业规模扩大和可持续发展，构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SHEIN等跨境电商平台降低了出海门槛，抓住这一机遇打造品牌溢价，这将不只是抢占未来市场的一种方式，更会是大多数出海企业难以绕过的选择。

证券之星06-10 14:17

自由现金流ETF全指(561870)红盘上扬，成分股易明医药涨停，机构：红利资产占优，现金流优化方向值得关注

样对市场形成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在逆全球化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大背景下，自由现金流充裕的企业相对确定性较高，有望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华富中证全指自由现金流ETF（561870）聚焦高自由现金流率的“现金牛”，兼具防御性和成长弹性，有望成为投资者追求确定性的资产配置新选择之一。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6-10 12:57

拿下欧盟“通行证”！VSTAR获VASP牌照迈向全球服务新布局

ASP 牌照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我们在全球化合规旅程上的开始。我们将继续扩展监管覆盖的广度及深度。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目前VSTAR也在调研和筹备开展银行业务的可能性和资质，进一步为全球用户打造一个安全、合法、可信赖的一站式投资平台。” VSTAR 鼓励所有用户，在资金充值、币种选择、交易操作中严格遵循平台指引，并避免通过任何非正规渠道进行资金操作。如对平台合规结构或资金路径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联系 VSTAR 客服团队或访问官网合规中心了解详细信息。【重磅发布】VS Trader全新登场，开启全球投资新时代除了新牌照外，VSTAR近日还迎来全面升级，正式推出新品牌——VS Trader，为全球用户带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易体验。 🌐 三端合一，全面覆盖投资场景移动端 App：支持横屏K线、个性提醒、条件单等12项全新功能 Web Trader 网页版：3秒极速接入，无需下载，随时随地交易 Pro Trader 专业版：专为资深交易者打造，提供深度行情与策略工具 ⚡ 极速开户，3分钟搞定美股账户 • 信息填写仅需 3 分钟 • 智能证件识别 30 秒完成验证 • 多种入金方式，合规快捷、覆盖全球 🎁 三重豪礼限时领取 • 新用户注册立享 $100 交易返现 • 首次入金赠送专业交易课程 • 加入 VIP 社群，获取独家研报与策略 ✅ 为什么选择 VS Trader？ • 全球合规牌照，资金安全有保障 • 一站式交易美股、港股、加密货币、外汇、黄金、期货等主流资产 • 7×24 小时中文客服，随时响应 • 订单执行速度提升 40%，交易快人一步 📊 最新数据显示：VS Trader 用户平均交易效率提升 65%，错失机会概率降低 78%。 📲 点击注册，立即体验下一代智能交易平台 >> [注册链接] 风口已至，现在就用 VS Trader，把握数字时代的财富机遇！关于 VSTAR VSTAR 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海外投资平台，面向专业与零售客户提供受监管的全球资产交易服务。平台已获得多国金融监管牌照，并始终坚持合规、安全、透明的运营理念，为客户资产保驾护航。

VSTAR06-10 12:30

重磅政策催化！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大涨超4%再创历史新高！从供需看，中国创新药能从海外分成多少钱？

License-out模式实现技术价值全球化兑现，加速填补MNC专利悬崖后的市场空缺。 2024年中国对外授权交易金额达571亿美元，占全球30%，2025年初至今对外交易总金额已经突破500亿美元，占比升至44%。普米斯PM8002、三生制药SSGJ-707等10项中国管线跻身2025年全球交易金额TOP20，获BMS、辉瑞等MNC认可。经华福证券测算，预计2020-2025年中国授权项目整体有望带来约82亿美金净利润，按10倍PE测算潜在市值增量达817亿美元。（来源：华福证券20250609《医药生物行业定期报告：从供需看，中国创新药能从海外分成多少钱？》）【关注中国硬核创新药力量，新质生产力代表，认准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100%布局创新药产业链，前十大权重合计占比近72%，龙头属性突出！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特点鲜明：更纯粹的创新药（高达85%的创新药权重占比，全市场医药类指数中更高）；更低估的创新药（截至6月9日，近5年市销率分位数64%，比超36%的时间便宜）底层资产是港股，可以T+0交易！关注中国硬核创新药力量，新质生产力代表，认准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场外联接（A类：021030；C类：021031）！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文中个股仅作为指数成份股客观展示，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港股通创新药ETF（159570）属于中等风险等级（R3）产品，适合经客户风险等级测评后结果为平衡型（C3）及以上的投资者。本文中的任何观点、分析及预测不构成对阅读者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港股，会面临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6-10 11:17

“智能时序数据第一股”元光科技（2605.HK）今起上市，是否迎来上车机遇？

逐步验证其强大的适应性，展现出跨行业及全球化的想象空间。自2022年下半年起，公司推出“时间+价格”、“时间+设备状态”两条新产品线，将技术应用于可再生能源、工业互联网等新场景。就电力交易领域而言，目前公司正为电力市场交易商试用一种分析工具的原型，使其能执行可获利的交易策略、优化投资策略，以提高财务回报。而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公司协助共享电单车运营商侦测超载事件，以确保其电单车可依照法规使用。与此同时，香港实时公交查询功能的落地，已成为公司技术国际化验证的重要首站。种种积极的探索与应用成功表明，元光科技正从单一工具型应用向时序数据操作系统进化。未来的竞争焦点，将集中在公司跨行业数据泛化与全球赋能的能力上。登陆港股恰逢其时，拥抱流动性回暖与科技股估值修复站在资本视角来看，元光科技选择此时登陆港交所，可以说正踩在港股市场积极变化的节奏点上。譬如，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等核心指数今年以来展现出强劲韧性，截至目前涨幅均超过20%，市场信心持续修复，风险偏好明显提升。南向资金的持续涌入也成为重要的增量活水。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向资金成交净买入额已突破6000亿港元，单日净流入超百亿港元的交易日频繁出现，尤为利好新上市及中小市值的成长股。港股IPO市场的显著回暖更是反映出投资者对新股认购的热情回升，今年前5个月港股共迎来28只新股上市，IPO募资额较去年同比激增720%。进一步看到细分领域，笔者认为近年来港股科技板块历经深度调整后，估值吸引力日益凸显，具备独特数据价值和技术能力的科技公司更容易获得市场关注和估值重估。因此，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信心增强、对优质科技成长股重新聚焦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元光科技登陆资本市场的有利“天时”。结语根据配售结果显示，MetaLight的国际配售超额认购2.49倍，香港公开发售获274.44倍，不仅是对其“智能时序数据第一股”商业价值的资本认证，更是对其“技术普惠”社会价值的深层背书。在商业层面，“数据+场景+AI”构建的护城河，逐步打通下沉市场流量变现与跨行业泛化路径，奠定公司商业增长性。在社会层面，下沉市场的深度覆盖以及高精度的数据准确率，成为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弥合城乡信息鸿沟的隐形基建。不难看出，元光科技的价值内核早已超越单纯财务指标，其技术内核与城市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形成深度协同。这种商业效益与社会价值共振的模式，或将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科技企业的关键竞争壁垒。

格隆汇06-10 10:08

通过聆讯！圣贝拉营收8亿，争全球家庭护理IPO第一股

以外地区的产后护理中心运营商（率先实现全球化布局，服务网络延伸至海外）。而从业务模式上来看，圣贝拉的野心也并不止于“产后护理”这么简单。相较于传统产后护理中心“单一服务”模式，圣贝拉开创了“三阶跃升”的商业逻辑，构建了一个覆盖孕期、月子期、产后期乃至家庭育儿期的完整服务生态链。第一阶：夯实专业护理基石。圣贝拉对“场景化服务”的产品分层设计，从高端到质价比，精准狙击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私密的产后护理中心服务，建立了成熟且专业的护理团队体系，这是其业务根基和品牌声誉的起点。第二阶：延伸家庭护理场景。圣贝拉成功将专业护理服务从产后护理中心延伸至家庭场景，满足新生儿家庭出院后的持续专业照护需求，有效延长了客户生命周期价值（LTV）。第三阶：构建健康消费生态。公司旗下运营的高端健康食品品牌，特别是专注女性营养健康的产品线，不仅成为独立的盈利来源，更与护理服务形成强协同效应，共同服务于母婴人群的健康管理目标。整体来看，从“坐月子”到“养全家”，圣贝拉以“专业护理+家庭场景+健康消费”的三维战略，重新定义家庭护理行业标准。其生态化布局不仅构建起竞争壁垒，更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范本。未来，随着全球化布局加速，圣贝拉有望成为全球家庭护理赛道的“中国名片”。图表一：圣贝拉业务模式数据来源：招股书，格隆汇整理连续两年盈利，经调整净利润翻倍从财务表现来看，圣贝拉构建的母婴护理全周期服务商业模式已通过市场验证，展现出强劲的盈利能力。从收入端来看，圣贝拉收入表现强劲，多元化布局驱动高增长。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公司营收分别为4.72亿元、5.60亿元和7.9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30.15%。这一增速不仅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更凸显其业务布局的前瞻性。值得关注的是，圣贝拉的增长已突破传统产后护理中心业务的局限。通过围绕母婴家庭全周期需求拓展服务边界，成功培育出第二增长曲线。一方面，公司业务收入多元化，结构显著优化。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圣贝拉产后护理服务以外的业务（主要包括产后修复服务、到家护理服务、女性营养健康产品）已占到公司总收入的近30%。这表明其收入来源已实现显著多元化，降低了对单一业务的依赖。另一方面，新兴业务发展迅猛，增速领跑。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公司产后修复服务收入复合增长率达37.93%，到家护理服务达42.94%，女性营养健康产品更是高达57.06%，均显著高于传统产后护理中心业务15.20%的复合增速。从利润端来看，公司盈利能力跃升，结构优势凸显。一方面，公司毛利规模持续扩张。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公司毛利分别达到1.41亿元、2.05亿元和2.7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8.42%，增速快于营收，盈利基础不断夯实。另一方面，公司新兴业务盈利质量表现优异。2024年，家庭护理服务及女性营养健康产品的毛利率分别达到34.0%和61.5%，显著优于产后护理中心业务31.8% 的毛利率水平。随着这些高增长、高毛利的业务在圣贝拉集团整体收入盘子中的占比持续提升，有望成为驱动集团未来增长的核心引擎。未来，圣贝拉有望凭借此业务结构的优化，实现超越以往依赖单一主业时期的整体增速与盈利能力。值得关注的是，圣贝拉经调整净利润已经实现翻倍，盈利持续性确立。根据招股书显示，剔除掉上市开支、向投资者发行的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开支等非经营性影响后，公司2022年至2024年经调整净利润分别为-4462.8万元、2077.2万元以及4225.6万元，实现连续两年持续盈利，2024年经调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103.43%。换言之，圣贝拉用数据证明：其构建的“专业护理+家庭场景+健康消费”生态闭环，不仅能创造第二增长曲线，更正在重塑家庭护理行业的价值创造逻辑，实现“量利齐升”的跨越式发展。图表二：公司营收情况（图左）与经调整净利润（图右）数据来源：招股书，格隆汇整理小结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为何聪明资本选择下注圣贝拉？从商业逻辑上来看，圣贝拉选择全周期服务，覆盖人群更广，天花板尤高。从落地情况来看，商业模式已经跑通，连续两年经调整盈利，利润翻倍，并且已经发展出第二增长曲线，发展潜力十足。未来，随着圣贝拉在全球市场留下更多足迹，其构建的“中国式家庭护理解决方案”，或许将成为一张递向世界的产业名片。

格隆汇06-10 08:57

有银行存款5万，送LABUBU？

203亿美元身家登顶福布斯河南首富，其全球化IP生态战略正重塑中国消费品牌出海范式。LABUBU从潮玩单品进阶为文化现象的背后，既是情绪消费与Z世代社交需求的爆发，亦是中国IP从制造输出向文化标准输出的关键跃迁。华泰证券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泡泡玛特优势在于IP设计、品类载体与营销活动的多重创新与联动，而非依赖单一要素，进而支撑经典IP的可持续营运。该行预计，泡泡玛特在今年暑期《The Monsters》动画短片有望上线，并看好管理层掌控IP营运节奏、传达艺术理念，在全球打造多款经典长青IP的能力。参考可比公司2025年平均市盈率(PE)38倍(前值：36.5倍)，考虑到公司自第二季以来海外出圈进展顺利，Labubu上新节奏不断强化，IP在全球范围内粉丝受众空间打开，海外业务前景广阔，中长期成长驱动的确定性增强，给予2025年58倍经调整市盈率(前值：42倍)，并将目标价从219港元上调至300港元，维持“买入”评级。

金融界06-10 07:57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颓废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8个月前的这场对谈，已经把今天的美国讲透了

。希特勒明白人们害怕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他也明白，人们很容易被一些关于全球化的阴谋论所吸引。他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提出了他自己的阴谋论。而阴谋论总是危险的。他的版本非常明确——犹太人被置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希特勒还懂得如何把经济不安全感，从“共同繁荣”的理念，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叙事。因此，希特勒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了那个时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方式。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本来完全有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例如采用某些希特勒所拒绝的技术手段，也完全可能在不靠庞大的军事预算、更不用诉诸战争的前提下，从大萧条中复苏。如果德国在那个时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历史上那些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而德国可能会主导整个20世纪。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某个特定的人抓住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机，并以某种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并加以利用。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处的也是一个历史时刻，而这个时刻充满了各种脆弱性，其中一些和一个世纪前的脆弱性极为相似。人们害怕全球化，害怕世界的快速变化。有一些技巧娴熟的政治人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变化。人们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也可以被转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善于操纵的政客，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身处时代之中，但能够以某种特定方式引导这个时代。而一旦这个时代被引导过头了，一旦拨动的那根弦被拨到某个临界点，想再回头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不要低估川普马什：你知道，通常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尽量避免党派之争，但我还是得问你。就在那天，唐纳德·川普说，“我需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 你能告诉我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作为历史学家，你对此有何看法？斯奈德：那我来谈谈我对唐纳德·川普的看法吧。我是这么想的——让我换个方式开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实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非常有才华、也非常聪明，但这种聪明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他们常常被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所轻视，被学者、记者、知识阶层所低估。他们常被受过教育的人忽略，因为他们的才华、魅力和智慧呈现的方式与传统不同——体现在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天赋上，尽管这些能力形式非常规，但却非常有效。正是由于对这些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人物的低估，才导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是出于保持客观的努力，我一直尽力不去低估川普先生。川普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备一套独特的技能，本质上是戏剧性的表达能力。这套能力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尤其契合。他的确拥有某种魅力——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但对某些人却极具吸引力。所以当你问我川普算不算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给我抛了个软球，等着我说“他根本不懂历史”。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川普对历史有他自己的直觉。当然，说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他的一些亲戚曾在纳粹军队（Wehrmacht）服役，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太表面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川普对某些历史现象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当他说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我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不是值得嘲笑的事。这并不是说他不理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确实理解那个时代。他可能不懂我要讲的那些技术细节，但他抓住了整体图景——尽管他可能一个将军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真正把握到的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即那些将军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对领袖个人效忠（我用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说说这个“技术细节”，因为这对我们现行制度及其可能的变化意义重大。一、所谓“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意味着这样一件事：1934年8月，希特勒成功让德国的将军、军官乃至整个军队发誓效忠于他本人。在那之前，魏玛共和国（当时已经在衰败中）的武装力量宣誓的是对宪法的忠诚。这一点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这样做的。而希特勒做出的改变，是让他们改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改变的重要性可能一开始并不明显，所以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你也许还记得，朱利安刚才提到的对大屠S的记忆尤其能说明问题—— 在1945年，当德国军官们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时，他们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我在听命于上级”。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再受宪法约束，我超越了法律，因为我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如果希特勒下令，我就执行，没有任何法律能阻止我。所以，当一个人向某位领袖发誓个人效忠时，就意味着他已不再受法律约束。二、而这正是关键点的第二层意义：整个社会将因此被改变。如果军队——也就是掌握武器的人——不再受法律约束，那对社会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法治对任何人都不再真正适用。只要领袖下令，军队就会执行，他们的行为在新的“秩序”中就是“对的”，因为他们已发誓效忠于这个领袖。因此，宪法制度——任何宪政体制——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变化，它无法在“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存在的条件下生存。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三、我一直努力避免使用“元首”(Führer)这个词。但我们说的这个词——“领袖”——是我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领导人的那个词。这个词真正成为政治现实的时刻，就是在1934年8月。那时，希特勒不再只是德国的总理(Chancellor)，而是成为一个超越法律、超越政府、超越任何约束的人——成为“德国人民的领袖”(Der Führer des deutschen Volkes)。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节点，正是将军们发誓效忠的那一刻。所以当川普说他想要“希特勒手下的那种将军”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他希望能够拥有那种形式的权力转变。而在我看来，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不会说他是个糟糕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他理解了1934年8月所发生的事，并且，他希望那样的事情在这里（美国）也能发生。民主崩溃的过程马什：所以，你知道，这显然是民主崩溃的一个时刻，即向个人宣誓效忠。也许因为你研究过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情境，那么民主崩溃的其他迹象是什么？在民主崩溃的过程中，还有哪些其他关键时刻需要关注？斯奈德：这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一、其中一个我们已经从不同方式谈到过了，那就是把民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就像天气一样，似乎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存在。这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危险。它往往和对民主的怀疑并存。把民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常常也会和对民主制度的一种“青春期式的反叛”相伴随——比如说，这个制度有缺陷，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专Z也许不会更糟。这是“青春版”的看法。而“成熟版”的看法可能是：民主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它不会真正改变。不幸的是，这两种心态在当今美国都广泛存在。二、另一个民主陷入困境的信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就是进行对话变得困难。而这就关系到“真相”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对吧？你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你和你的邻居——无论是谁，如果是你的配偶，尤其是你的配偶——你们也有不同的价值观。这很正常，这其实是好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如果我们彼此价值观不同，反而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一起去做点什么。比如，你和邻居关心水污染的理由可能不同，但你们都想解决水污染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水污染，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是否存在全球变暖，如果你不同意基本事实，那么就无法达成地方共识。如果没有地方共识，就不可能有民主，因为这开始显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在地方层面共同行动，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质疑整个国家层面的民主项目究竟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话的困难，再加上对事实的瓦解，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掌权接管民主制度时都曾出现过——那些想要摧毁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利用民主制度本身的不完美。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些人正是利用了它的“漏洞”——比如新闻媒体的脆弱性。他们会攻击媒体，说记者是“人民的敌人”；他们会利用言论自由作为借口来污蔑、攻击反对者。他们还会努力将公共媒体转化为自己的宣传平台。最终的目的，是用宣传来压倒我们所有人的沟通能力，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彼此敌视。三、在政治领导层面，还有一个稍微技术性的问题，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其著作《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关于“规范”(norms)的作用。我自己是个家长，所以经常想到这个类比。你可以试图通过制定规则来教养孩子——我确实这么做，我常常制定规则，我喜欢把规则写在白板上。但归根结底，你无法用立法的方式来“规定童年”——你可以有规则，但还有更基础的东西（规范），那就是“遵守规则”本身也是一种规范。当我们在政治精英层面看到民主危机时，往往就是这些本该被默认遵守的规范正在被破坏，或者人们开始寻找绕开规则的理由——而绕开规则的方法，恰恰就是破坏规范。在选举期间，这种现象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你不可能为选举过程的每一秒钟都立下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个节点上，你必须依赖人们的“善意”。一旦善意不复存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亿万富豪与“言论自由” 最后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那就是不平等。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被注意到的问题，此后历代思想家也都反复强调过。美国开国元勋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位对民主有深刻见解的人，不论我们把他看作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注意到了，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也注意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也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让太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就会控制太多的言论空间、太多的话语权、太多的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民主对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某一个人（比如一个拥有大型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的人）可能最终决定了我们全社会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古希腊人无法预见社交媒体的出现，但他们确实预见了财富阶层通过宣传使民主变得困难的情形。他们对这一点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也必须警惕的一个信号。马什：当然，我认为，这确实引出了我们对当下局势理解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像你说的，民主制度的瓦解——如果从2010年开始描绘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社交媒体的崛起与如今被污染的信息网络之间的平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1930年代纳粹控制下的德国新闻媒体，还有收音机的出现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甚至在更早以前，英国内战时期传单(pamphlets)文化的兴起，以及这种文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被压制的情况。我是说，这是否其实是言论自由内在的某种特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会“吞噬”自身：一旦信息爆炸到不可控制的程度，社会就会因此发生分裂。斯奈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点，我想就此说两点，内容截然不同。首先，我想从你提到技术的地方接着说下去，因为斯蒂芬（马什）说得完全正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我不会把这个问题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而是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媒体技术的变革”所导致的。比如印刷术的发明——现在，我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样子，但我能看到我那本书的封面，因为它是白色的，会反射你们身上的紫外光。所以你们都拿着书，这很好。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认为书籍是积极事物的人，认为阅读和拥有书籍是好事。但正如斯蒂芬所暗示的那样，印刷术的出现在最初的150年间其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是欧洲宗教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那场战争造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死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印刷术让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它也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抄袭、诽谤、拼贴。某种意义上，印刷术可以说是社交媒体的先驱。但它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有了新技术之后，你就必须制定新的规范、惯例和法律。例如版权制度——听起来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其实正是使书籍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没有版权，我就不能写书或出版。版权制度使得书籍得以存在。而关于抄袭的法律，则让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二、所以每当技术发生变革，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含义。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二点：即使我们在技术层面讨论言论自由，归根结底，它并不是关于技术，而是关于“人”。追溯到古希腊，人类对言论自由的探讨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当然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友善、理性、深思熟虑的人——但总体而言，美国人往往倾向于说出一些他们知道具有冒犯性、甚至是虚假的言论，然后再说一句“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本身就能为这些言论披上一层荣耀的外衣。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同时，在技术层面，我们也陷入了另一个误区——当一个拥有社交平台的亿万富翁想要大规模传播谎言时，他也会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这表明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已经严重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因为，不管伊隆·马斯克是将一个谎言传播五千万亿次还是五千五百万亿次，这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意义。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关于有钱人、强者的，它从来都是关于弱者的。我们之所以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向权力说真话”本身就是危险的。言论自由是关于“人”的，是关于“最不幸的那群人”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核心。但我们已经被搞得头脑混乱，以为言论自由是关于算法、关于那些背后根本没有人操控的机制。但其实，言论自由永远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人，以及当你说出真相时你所承担的具体风险——身体伤害，甚至生命危险。我们在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由的说话者”。你不需要担心有钱人和有权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自然会受到宪法保护，他们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足够了解信息了吗？我们足够有信心、有安全保障去表达自己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不仅是对少数族裔或其他处境危险的人群而言，很多中西部的县，我最近拜访过，人们连在院子里插一个支持哪位候选人的标牌都不敢，因为他们害怕遭受人身攻击。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言论自由问题所在。美国宪法的问题马什：你知道吗，我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在这个对谈系列中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美国的建国，思考它的起点。你刚才提到了传单和印刷文化的起源，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也正是传单写作者，对吧？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最早的那批“传单叛军”(pamphleteer rebels)。也许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更有距离感地看这个问题。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是否觉得美国如今所陷入的困境，其实早在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240年前说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些光辉岁月里种下的一些“种子”，现在已经开始发芽燃烧、变成火苗了？又或者说，正是这个国家的美丽与建国理想本身，正在制造它如今所面临的危机？我觉得美国最不同凡响的一件事是：它至今仍处在自己的“第一共和国”当中。你看，法国都已经是第五共和国了。我们加拿大写宪法是1982年，对吧？而你们至今还在使用18世纪写下的宪法。你觉得，美国如今的问题，是不是也部分源于此？斯奈德：是的，法国是第五共和国，但谁在乎呢？马什：说不定等这次对话结束，他们都到第七个了。斯奈德：这里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我是美国人，也是历史学家，但我并不是“美国史学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研究欧洲历史的。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反讽之处：当我们有机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宪法设计时，我们会允许出现、甚至鼓励一些在我们自己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内容。举个例子：二战后，欧洲新产生的宪法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并不享有的权利。尤其是，这些宪法往往围绕着政府向人民提供服务来进行设计，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常常质疑的部分。二战之后，面对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摧残，欧洲各国在宪法设计中大力强调福利国家的理念，其核心目标正是构建一个让人们真正感到自由的社会。所以我这里在思考一个非常具体的宪法设计时刻。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是的，我们的建国文件确实有些古老、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在20年代，那些参与一战后宪法讨论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宪法的局限。所以说，确实有问题，但不能说所有美国人都对此毫无察觉，也不能说我们就只能消极地被这些文件束缚。我们的某些现实问题确实根植于宪法本身。比如说，宪法允许选区划分操控（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而更好的宪法设计本应排除这种做法。又比如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它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或许说得通，但现在说实话，简直让人忍俊不禁。它真的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之所以还保留它，只是因为它“已经在那里了”。这类基本的设计缺陷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待宪法这份文件的精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点。1852年，在美国首次独立日的第76周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自由黑人）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认为他给予了建国者应有的尊重。演讲的核心当然是当时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奴隶制。但我觉得，道格拉斯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建国者在他们的时代是“叛逆者”(rebels in their own time)。就像斯蒂芬所说，他们是捣乱分子，是传单写手。道格拉斯说，他们是那些在当时冒着巨大风险的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是少数人的事业，他们是异类，是边缘人，是在被排斥的状态下坚持下来的。直到后来他们赢得了支持，甚至奇迹般地赢得了一场战争。而“自己时代的叛逆者”这句话，我认为正是我们理解建国精神的正确方式。因为那些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深知，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为“叛逆者”，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对他们当年的立场和设计进行挑战。当年的建国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们在18世纪写下的这些东西，应当在250年后依然将所有人牢牢束缚”。他们努力地去设计这些文件，使之能够随着历史而改变，因为他们理解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已经提过了——我们是有缺陷的，我们不完美。这正是宪法存在的核心理由。民主是困难的，你需要规则和框架来引导我们的能量朝着正确方向流动。第二，他们明白：民主需要不断复兴。而每一次民主的复兴，都必须以我们愿意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为前提。一个严重的错误马什：我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辩护。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辩护。但这让我们回到了规范的问题。对。你提到的那个比喻很好，就像你在白板上写规则，但你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有规范。就像你写这些规则，是因为你不能对孩子说“正常点”。对。就像拥有这些价值观。斯奈德：对。我得说，对孩子说“要正常”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法。好吧，试试看。看看是否有效。马什：也许我试了没效果，对吧？但我猜是因为我完全明白问题在于规范，但这似乎也是一个如此难以面对的问题。我有我的规范，我有朋友，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规范。作为公民，我们似乎很难真正影响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即“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吧？规范似乎是一个如此模糊、不明确，同时又是如此迫切的要求。斯奈德：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一个是更直接的现实层面，另一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让我先从那个深一点的开始说起。民主并不是——自由也不是——“一切都可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自由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事物，而我们每个人对这些美好事物的理解可能不同，但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去实现他们心中那些“好”的东西。这才是自由的核心。自由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真的”，它不是虚无主义。我认为，当我们把自由理解为“无所谓、什么都行、都不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民主就意味着“大家随便说说、无所谓”，那民主根本不可能运作。虽然这种想法很有诱惑力——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人，甚至在美国社会中居于高位、甚至竞选公职的人，都抱持着这种态度——但那不是真正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民主。民主绝不能只是“任其发展”的结果。它必须建立在某些积极的信念之上，而这些信念正是“规范”所依赖的基础。所谓“规范”，是指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在政治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却人人遵守的“看不见的规则”。就像政治房间里的家具，虽然看不见，但我们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穿行。可是，如果没有那些积极的价值信仰作为支撑，这些规范就站不住脚。比如说我们之前听朱利安提到的一些价值观：我们要接受和平的权力交接——这是一个积极的确认；我们认为政治暴力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而是一种与民主根本不相容的行为。这一点我其实应该更早提到的：政治暴力是民主出了问题的一个极强信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通常，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尝试过一次政治暴力，那很有可能就会尝试第二次。所以，怎么才能建立“规范”？你只能通过积极的价值信仰去确立它们。而且你必须认真思考这些价值信仰是什么，因为世界上存在各种价值信仰，其中一些不仅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比如说：“应该有一个领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他”——这也是一种规范，只不过是一种反民主的规范。又比如：“法律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是一种规范，但它同样是反民主的规范。所以，你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中立”选项：你总是在肯定某种类型的规范，不是民主的，就是反民主的。接下来我说说那个更“现实直接”的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人们遵循的规范来判断他们。没有人在当前我们所见的政治竞争中是完全不遵守任何规范的。问题是，他们所遵循的到底是哪种规范？是与民主相契合的，还是与其他政治体系一致的？规范既是我们必须努力捍卫的，也是完全合理的评判标准。这与“政策立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以支持某种反垄断政策、你可能支持另一种；我可以支持一种肉类检查制度，你可以支持另一种；铁路政策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分歧很大，但仍然在规范层面达成共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候选人。当然，有些选举确实是围绕政策分歧展开的，比如肉检政策、交通政策这种。这种选举是你我在政策上有分歧的体现。但我并不认为2024年是这样一场选举。我认为我们现在经历的这场选举，是关于规范的。他们想要你绝望马什：你知道，我觉得这正好引出了“政治暴力”这个问题，而这一直是我最难应对的问题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是说，我写过一本书，叫《下一场内战》(The Next Civil War)，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视角。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作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美国面临政治暴力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正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规范”的问题，我有时会问自己：我所指出的这种黑暗是否反而适得其反？是不是一种更积极的策略——比如说去“肯定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更能阻止民主的倒退？因为在我看来，一旦我们进入那种“民主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的状态，这种危机意识本身就会变成一个驱动力，它反过来会加剧那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正是导致政治暴力和制度崩溃的温床。所以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那些人（制造暴力或极端主义的人），而是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把你当成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这种负面循环，进入某种积极的肯定状态？斯奈德：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心理治疗师，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对吧？这要收费250美元（笑）。因为这正是治疗师会说的话，不是吗？无论你从哪里出发，你都是从一个好的地方出发的。除了治疗师，全场都笑了。现在，连治疗师也笑了。谢谢你。所以，我想从一个更黑暗的地方开始，然后尝试走出来。我写的这本关于自由的书，其实是一本非常温暖和充满希望的书。它讲述的是“自由”作为一切美好事物中最美好的一种，它描绘的愿景远远好于现实中的美国。但我写这本书时，是带着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写的——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也是带着我对其他更艰难局势的认知在写的。所以，我第一次像这样与人讨论这本书——不是像今晚这样的大讨论，而只是谈这本书——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一个距离俄国边境约35英里、距离前线只有几英里的城市，我们在地下举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地下，是因为哈尔科夫经常遭到导弹袭击，而人们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转移到防空掩体。如果你想举行像今晚这样的集会，只能在地下举行。我之所以想到这些，也部分是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正是我那次地下讨论时穿的衣服。整场讨论期间我都在想，这一切是多么不同：我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在地下，斯蒂芬和我，还有你们大家，都不用担心导弹袭击。我们知道，当我们今晚走出剧院时，卡拉马祖的建筑不会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被摧毁。我想到了这一切，我没办法不去想。然而，尽管如此——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南部，那些地方是可怕政治暴力的例子。俄罗斯所施加的政治暴力是恐怖的，其目的正是要终结民主。这一切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民主来向俄罗斯人证明：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些正在抵抗的乌克兰人，正为民主付出可怕的代价。但这正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发生转变的地方。因为在我的经验中，甚至可以说是尤其在那些为民主而抵抗、冒着风险的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抵抗总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本来不必在那个地下掩体里讨论自由，对吧？每个人都可以待在家里，看着网络，感到恐惧。但他们没有。他们走出来，参加了讨论，就像你们今晚也走出来参与这个讨论一样。抵抗总是带有创造力的，抵抗总是积极的。当我想到其他一些比我们当前所处环境更危险的地方，那些曾经抗议、冒险的人反复告诉我同一句话：“当我在抗议的时候，我反倒不像在家看电视时那么害怕。” 所以即便是冒那一点点小小的险，也是一种肯定性的行为；它让你与他人一起行动，让你感觉更好。而这也是对你刚才那个“心理治疗”式问题的回答——现在我是认真的了：那些想要“杀死民主”的人，他们的策略就是让你恐惧，让你相信一切都没有希望。他们想要你绝望。这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如果我们彼此隔离、不沟通、不合作，民主是无法运作的；如果我们被恐惧所支配，民主也无法生存。你说得对，恐惧本身的确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但这不是让我们屈服于恐惧的理由，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每个人总能做点什么，而我们现在通常还能多做一点点。尤其是如果我们和他人一起去做，就能驱散那种无力感。这也是我在那些比我们现在所处环境更加严酷的地方亲眼看到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那你自然会觉得黑暗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你和别人一起，那你就会产生希望——你会变得更有行动力，也会更有希望。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行动力与希望会互相激发，彼此增长。无法回头马什：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止一个，但这个尤其让我记住了：人们常常觉得民主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试试专Z，那结果才是真正糟糕。它会非常快地崩溃，也会非常快地变得可怕。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美国为数不多的四五个关键地区之一，在这里，全球民主的未来可能会被决定。我想请你，向这个世界的角落发出呼吁——为什么民主比它的替代品更好？斯奈德：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观点，也是你刚刚提到的。我先说这个，然后再讲另一个。第一个简单的观点是：我们在民主中抱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被改进。斯蒂芬刚才非常正确地提到过，在专Z制度下，情况往往会变得更糟。看看那些我们某些政治人物钦佩的独裁者，比如普京，或者匈牙利的欧尔班——这些国家相较于美国来说是穷国，而且它们永远都不会变得不穷。它们被困住了。哪怕匈牙利位于欧洲联盟的中心地带——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大最富裕的贸易区——只要欧尔班继续掌权，匈牙利就会一直贫困。因为欧尔班的统治意味着一人独大，意味着少数依附权力的寡头拿走所有来自欧盟的资金，意味着经济失序。这还不包括缺乏自由媒体、大学被压制等问题——这些国家体制无法运转，问题也无法修复。俄罗斯也是个类似的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油气资源财富，但这些财富被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所控制。全国大多数人极度贫困，而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是高效运作的。而且——这种情况无法改变，真的无法改变。所以从斯蒂芬提出的观点出发，我们抱怨的许多民主问题比专Z更糟糕——这是真的。但更糟的是：你在专Z体制下无能为力。你什么都做不了。我非常担心的是，美国人往往不理解这一点的严重性。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破坏规范的人，如果你投票支持那些宣称自己想当独裁者的人，如果你投票给那些公开钦佩独裁者的人——那一刻或许看起来很“爽”，好像你在挑战权威、做了一件“解放自我”的事。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线，你就无法回头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可以修补”的错误。民主虽然慢、尴尬、笨拙，并不总是带来你想要的结果，但你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头，重新开始。但如果你投票反对民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正是现在很多美国人正在考虑做的事——一旦你否定了民主，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第二个观点，这是个乐观的亮点：美国现在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极化不会永远持续；愤怒和焦虑不会永远持续；五五开的选举格局不会永远持续；社交媒体主导一切的现状也不会持续。这种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名研究政权变迁和历史转折点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接下来要么事情会变得更糟，要么它们会变得更好——而且可能会变得好很多。 2020年代的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富裕、慷慨、公平和成功的国家。远远更好。我们可能会迎来一种变化，就像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走向50年代，从50年代走向60年代那样的跃升。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财富、技术、受过教育的人民——我们拥有一切，除了：一些糟糕的领导人，一些糟糕的想法，一些顽固失效的制度。但我们可以突破——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迈入一个更好的“第三世纪”。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前提，就是维持住我们的民主。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10 00:00

郑煤机：6月5日接受机构调研，汇添富基金、中信证券等多家机构参与

”为愿景，坚持电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的转型方向和发展思路，拥抱人工智能，持续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多元化的业务布局、资源整合和产业链协同，推动业务板块间的互补与创新，发挥协同效应，努力实现2030年千亿的发展目标。一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持续做强做大煤机业务。煤机板块坚持以智能驱动产品成套化发展、以数字驱动业务全流程变革。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实现更多煤矿设备产品的突破，营造一站式解决方案竞争优势；强化智能引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煤矿设备和更多应用场景，重点开展煤矿开采无人化、智能化核心问题研发，引领行业智能化发展趋势。二是加速汽车零部件板块电气化转型。一方面继续保持核心优势业务的持续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转型，快速推进高压电驱动、空气悬架系统、动力电池冷板、底盘杆件、副车架等新产品新业务布局，探索驱制转悬等与电机相关的智驾业务新机会，加速新能源的发展步伐。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工业智能板块。从煤矿智能工作面到智慧矿山，从井工智能到露天智能，努力发展成为矿山数字化运营提供商；定位于智能工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围绕“生产自动化、物流自动化、信息自动化”，打造以方案服务带动整体软硬件一体的交付能力，为原生数字化工厂建设及数字化工厂转型赋能。郑煤机打造的煤机智能工厂，不仅是全球煤机领域唯一的灯塔工厂，也是河南省本土企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自建工厂，彰显了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与创新实力。未来将锚定智能装备板块，聚焦离散型智能工厂交钥匙工程，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有望为行业树立新的发展标杆。四是聚焦新兴领域，借助资本力量，奋力开拓新业务。把握“双碳”背景下的产业新机遇，围绕集团主营业务，梳理可转型、孵化及潜在并购业务，围绕现有业务中有市场有增量的方向投资，面向未来的新产业布局，以投资赋能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公司投资价值。2、煤机业务的周期性波动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提升是大趋势，但是对能源需求总量持续增长。煤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原料，我国离不开煤炭。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炭产量可能是微增或者持平，对煤机装备的需求也会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液压支架以前大约八年为一个周期，但现在的行业情况与以前不同①全国煤矿数量从2万处减至5000处左右，以大矿为主；②国家推行煤炭长协价机制，煤炭价格波动相对收窄；③智能化、成套化、国际化成为煤机行业新的增长点。公司煤机业务增长潜力在于①智能化渗透率提升（从综采工作面到矿山全流程）；②成套化（郑煤机是唯一具备全套装备提供能力的企业）；③国际化（郑煤机最早走出去的煤机企业，在海外煤机市场深耕多年；海外露天市场很大，正在研究将井下智能技术迁移应用于露天开采，提升效率）；④服务化（备件、数据运营、环保充填设备等）。3、煤机周期性波动对毛利率有影响，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激烈，智能化等新业务也是新进入的，公司对2030年目标下的盈利如何规划？公司建立完善了事业合伙人机制，实现了股东、核心骨干团队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公司推动收入增长的同时必须确保是有利润的增长、有现金流的利润，而确保利润率的核心在于依托新技术、新产品开拓新蓝海领域，同时在传统业务中建立效率优势。在传统业务优化方面，公司通过生产模式革新显著提升效率，以智能工厂为例，通过机器代替人工，人力成本大幅减少，人均工效大幅提升。在新兴领域拓展方面，对其产能建设要求推进工厂数字化规划、痛点工序/单元的自动化升级，必须实现无人化智能制造，较传统生产模式显著提升了竞争力，方能在行业利润承压时仍保持盈利韧性。公司坚持“传统制造提效”与“新兴领域突破”双轮驱动，通过效率优化巩固基本盘，以技术创新开辟增长极，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4、关于索恩格在新能源电机板块的未来布局？公司下属SES（索恩格电动系统公司）在高压驱动电机零部件关键工艺技术领域的积累和突破，目前已获取多个头部客户定转子项目定点，为头部汽车厂商供应汽车零部件，并且也实现底盘域电机业务的突破。SES将以客户为中心，发挥大规模生产优势，通过规模化提升竞争力，确保高质量交付；围绕战略客户需求，以现有业务为切入点，以现有研发核心能力（电机电控、软件硬件）和资源，围绕战略客户需求，探索驱制转悬等与电机相关的智驾业务新机会。同时开源节流、持续改善，通过卓越运营提升盈利能力。未来随着订单和收入规模的提升，盈利能力将有望持续改善。5、公司在煤机行业凭借智能化水平实现了良好的利润率，当前汽车行业智能化加速且竞争加剧，能否将煤机领域的智能化经验复制到汽车领域？具体有哪些可借鉴的路径？目前公司下属工厂正在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核心目标是减员、提质、增效，每个工厂总经理都有一项提升人均效率的KPI。以索恩格长沙工厂为例，其曾多次荣获湖南省工业企业“亩产冠军”，智能化改造成效显著。公司通过智能化提升效率，同时确保产品质量，实现“做得好、速度快、成本低”的综合优势，这种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利润空间。在技术研发层面，持续加大新产品研发投入，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突破，努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将研发投入逐步转化为市场报。6、公司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电机电控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公司如何构建竞争优势？在汽车驱动电机领域，公司坚持长期主义，依托全球视野，通过研发持续领先与制造持续改善的差异化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依托领先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以近乎零缺陷确保大批量产品交付质量稳定，获得了某头部品牌客户的最高质量奖项。在技术层面，公司在电机仿真、热管理、NVH和电磁场设计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能快速根据客户方案做出高性能产品。公司研发聚焦底层技术能力而非单一产品，即便未来技术迭代，核心能力也能迁移复用，对持续进步和提升竞争力充满信心。7、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有接近50%的收入，还有很多来自于海外，请问关税对公司汽车业务的影响。公司在收购汽车零部件业务后，实施了全球的布局调整，将SEG工厂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生产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在欧洲的业务生产主要集中在匈牙利，亚洲业务生产在中国、印度，通过本地生产、本地营销、本地供应链，降低全球贸易及关税的影响。公司从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业务占比很小，针对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事项，公司将与客户协商分担，目前关税政策对公司的影响较小。8、公司怎样做好海外索恩格公司管理？对索恩格有什么降本提效措施？SEG总部位于德国，根据德国相关法律，一是通过监事会来管理、决策重大事项。二是在运营层面，建立授权经营机制；SEG每个月召开经营管理会议，公司高管定常参与；公司内审对SEG全球工厂定期审计覆盖。三是公司推进全球数字化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全球数据的打通，规范、精简业务流程，整合数据，实现集团协同及赋能。SEG拥有优质的客户群体，近年来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现金流状况良好，在利润端持续改善。SEG通过推进自研48V BRM电机量产，在12V电机和48V BRM领域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从目前的订单来看，SEG现有业务在未来数年内将保持稳定。同时，SEG在新业务方面也实现了突破，中国新能源高压驱动业务快速发展，印度高压电机业务取得新突破。SEG将持续降本提效，精简管理层级、增强总部赋能、激发内生动力，降低在高成本地区的人员成本；借助中国供应链支持，提升全球业务盈利能力；扩大售后业务；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郑煤机（601717）主营业务：煤炭综合采掘机械装备及其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与服务。郑煤机2025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97.6亿元，同比上升0.93%；归母净利润10.89亿元，同比上升4.47%；扣非净利润9.9亿元，同比上升6.86%；负债率51.81%，投资收益4317.62万元，财务费用5596.82万元，毛利率23.48%。该股最近90天内共有8家机构给出评级，买入评级6家，增持评级2家；过去90天内机构目标均价为21.79。以下是详细的盈利预测信息：融资融券数据显示该股近3个月融资净流出6678.09万，融资余额减少；融券净流出190.87万，融券余额减少。以上内容为证券之星据公开信息整理，由AI算法生成（网信算备310104345710301240019号），不构成投资建议。

证券之星06-09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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