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网_全球视野外汇黄金加密货币NFT资讯网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7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 8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贰】伪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9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1980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左急先锋”。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左急先锋”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左急先锋”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守主义——他们只是仇恨左派。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10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左急先锋”早在1986年1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不要浪费难得的做多窗口

反而是，这场全球经济、贸易，甚至政治、军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天不完成重构，一天都会带来波动。但这种重构，又不是两三年能够完成的，过程注定十分漫长，而且波折。所以，未来行情走势的宽幅波动，概率十分高。投资策略上，主题依然是避险为主，对于中间出现的宽幅波动，可以看准时机，用低仓位去博取一些超额收益。当然需要根据个人的交易能力去做，因为宽幅波动的行情，蕴含着高风险，如果用太高的仓位去博，就变成赌博了。最后，说一说很多投资者关心的科技股，如mag 7。从股价看，相对今年年初的高位，确实回调了不少，估值也已经不算贵。但经过上周三的超大幅度反弹，不少都已经回到4月2号前的位置，等于说成功收复了贸易战的失地。这种情况下，有点尴尬，如果要继续修复至年初的位置，就需要将导致他们回撤的利空因素扭转，比如扭转经济衰退的预期、AI能有新的东西出来、AI商业化进程加速，等等。这些暂时还看不到明确的信号，所以具体科技股的短线收益率预期，以及确定性等等，未必比得上做空标普500波动率指数（svix）。 04、结语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出过一个观点：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在波动性行情中，投资者应该多强调确定性，即注重胜率，而非赔率。现在依然维持这种观点，毕竟当下“开车”，开得稳，可能比开得快更重要。但也需要承认，在当下行情中，寻找确定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需要再度明确一点：当下只是短暂的窗口，绝非反转，至于时间，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周。为何会这么短？主要是懂王这个人，变化太大，你永远不知道他明天会抛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所以要做好行情随时被他打断的心理准备。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快进快出也好，按兵不动也好，低仓位参与市场反弹也好，又或者加大避险资产的配置，甚至空仓持有现金，等等，都没有错，都找得到很多支持理由。投资策略千千万，绝不是哪一个就能通吃，也不需要一招鲜，吃遍天。当然，投资者作为一个个体，可能会愚蠢、犯错，但作为一个群体，大家一点都不笨，只要和对的人一起，集合集体的智慧，是足以穿越迷雾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行情大幅波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适应它，用一些适用于当下行情的投资策略去做投资，才能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获取确定性的收益。

格隆汇04-15 18:47

特朗普政府“中国农民”论掀争议！中国：美国关税夺走香港生命财长恶意对华抹黑

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我们最大的军事对手”。他受访时警告，特朗普的关税“不是玩笑”，关税数字很庞大，没有人希望维持在此水准。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5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恶意诽谤、抹黑”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的正常合作，并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大使馆表示：“我们奉劝美方调整心态，不要把时间花在反复抹黑攻击中国、干涉地区国家对外合作上。” (来源:Reuters)

圈内人04-15 16:18

中国长城收盘下跌5.51%，最新市净率4.24，总市值509.03亿元

行业解决方案和服务;高新电子业务专注于军事通信、卫星与定位导航、海洋信息安全产业及军用自主安全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等领域；电源业务涵盖工业类及消费类开关电源,主要产品包括服务器电源、通信光电类电源、PC电源、消费电子产品电源等。2022年以来，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构建起“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3大实验室+13个省级创新平台+3个博士后工作站”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拥有专利1300余项，有兼职院士3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7名，博士53名。最新一期业绩显示，2024年三季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06亿元，同比19.27%；净利润-687639695.03元，同比17.24%，销售毛利率16.38%。序号股票简称 PE(TTM) PE(静) 市净率总市值(元) 6 中国长城 -61.04 -52.09 4.24 509.03亿行业平均 40.37 44.51 3.64 175.23亿行业中值 40.67 39.98 3.24 44.89亿 1 雄帝科技 -1210.32 -129.76 2.84 30.56亿 2 鸿泉物联 -987.98 -987.98 4.89 34.42亿 3 华力创通 -646.54 654.17 6.74 115.24亿 4 同方股份 -347.44 -31.23 1.58 238.88亿 5 司南导航 -73.58 -73.58 2.48 24.56亿 7 天迈科技 -43.96 -46.82 4.77 23.45亿 8 安居宝 -33.55 -61.16 1.86 23.96亿 9 中威电子 -28.11 -26.32 3.23 19.99亿 10 汉邦高科 -27.57 -22.58 7.25 28.75亿 11 恒银科技 -22.49 -19.55 3.31 40.65亿

金融界04-15 16:16

中国突传重磅！美国新闻周刊独家：中国军队如何悄然控制太平洋

独家报道称，一份新报告称，中国悄然将其军事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彼岸，在广阔区域的关键地点修建了数十个港口、机场和通信项目，一旦爆发战争，这些项目可能会将美国及其盟友拒之门外。 (截图来源：美国《新闻周刊》) 据《新闻周刊》独家获得的这份新研究报告称，这些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是民用的，但实际上是绵延约3000英里的“战略节点”，从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正北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延伸到距离美国领土波利尼西亚美属萨摩亚约40英里的萨摩亚。这些偏远分散的太平洋岛屿曾对美国在二战中的作战战略至关重要，它们也可能在下一场全球冲突中发挥作用。台湾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Domingo I-Kwei Yang表示，尽管北京与美国的竞争加剧，中国在其他地方建立海外基地的雄心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壮大的物流网络——主要由与国防部门有联系的中国国有企业建造——一直被忽视。 Yang在周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太平洋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中表示：“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在太平洋建成军民两用后勤系统，而在于何时建成。”该报告是“海岸观察者2.0”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和捷克布拉格的研究中心西诺普西斯计划(Project Sinopsis)合作开展。 Yang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战略网络大约在二十年前开始发展，如今已融入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一项全球基础设施计划，其目标是实现“军民两用”，兼具民用和军用功能。 Yang写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关乎基础设施，更是一种战略影响力的载体”，其建设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将成为“力量倍增器”。该网络最终可能使美国及其盟友难以在太平洋大片区域开展行动，并使大陆更容易攻打台湾。报告称：“北京的目标是重塑地区力量格局，挑战美国主导的联盟，迫使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追随北京，并将地区力量平衡转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 报告称，这些枢纽也是一项更具雄心的地缘战略计划“南联”(Southern Link)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一路延伸至南美洲，从而进一步孤立美国。去年，中国在秘鲁钱凯启用了由国有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建造和运营的大型港口，该港口是太平洋彼岸的一个物流枢纽。当被问及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目标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告诉《新闻周刊》：“为与邻国共创美好未来，中国将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把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邻国作为共同愿景。” 刘鹏宇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将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推行休戚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重点的亚洲安全模式。” 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自2024年中期以来，中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震惊太平洋国家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从其南部岛屿省份海南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坠入太平洋低洼环礁国家基里巴斯的经济水域；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迫使空中商业航班改道；并派遣解放军海军舰艇绕澳大利亚航行。中国国防部表示，此次海军演习在远离澳大利亚的地方进行，中国的实弹训练是在反复发出安全警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所有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

天马行空04-15 15:13

中美重大信号！华尔街日报：美国盟友对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袖手旁观

年多战争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665亿美元军事援助。丹麦前外交大臣Jeppe Kofod说道：“朋友、盟友和敌人都被一视同仁，毫无尊重，一切都变成了零和游戏。这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丹麦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割让格陵兰岛的要求。欧盟非但没有更贴近华盛顿的立场，反而越来越多地呼吁改变其对华政策。此前欧盟的对华政策日益与美国保持一致，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现代技术和投资机会。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后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了交谈，欧盟-中国峰会计划于7月举行。与此同时，欧盟和中国上周同意重启谈判，以解决围绕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争端。几个月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了关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上周五访问北京前夕呼吁欧洲在适应新现实的同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言论招致了贝森特的谴责，贝森特警告称，与北京方面合作无异于“自断喉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桑切斯时做出不同的反应。习近平表示，欧洲和中国必须“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环境，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尽管欧洲希望中国能够帮助遏制扩张主义的俄罗斯，但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伙伴首先担心的是北京意图主宰该地区。由于这些国家的安全依赖美国，它们也更不愿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但他们也在适应一种形势：美国友谊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Thitinan Pongsudhirak说道：“现在实际上是与美国结盟最糟糕的时机，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盟友比对手更能敲诈他们。短期内，美国不会受到惩罚，各国不得不做出让步。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正在疏远其伙伴国家。特朗普正在给中国一个黄金机会。” 习近平本周开始访问三个东南亚贸易伙伴，并于周一抵达越南。越南一直与美国密切合作，但却被特朗普征收了全球最高关税之一。即使对澳大利亚这样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与美国非常接近的国家来说，这种联系也变得更具交易性。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领导澳大利亚的前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说道：“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已被美国破坏。尽管由于特朗普先生宣称的改变，我们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共享价值观，但我们仍将继续共享利益。因此，现在就断言美国联盟体系的终结还为时过早。”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驳斥了特朗普正在疏远美国盟友的担忧。她说：“他们需要美国、我们的商业模式和我们的市场才能生存下去，而总统正在利用这些优势为我们谋利。”

tqttier04-15 13:43

24小时环球政经要闻全览 | 4月15日

器的想法”，否则其核设施可能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伊朗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遭到美方的“严厉回应”，因为“他们已经非常接近研制出核武器”。特朗普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将国务院预算减半四位知情的美国官员当地时间4月14日透露称，特朗普政府计划在2026财年将美国务院预算减半，削减超过300亿美元。据悉，这一大幅削减可能导致近30个美国使团被关闭，对外援助也将被削减近75%。此外，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作为该计划（尚未最终确定）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建议，关闭至少27个主要位于非洲和欧洲的使团，其中10个是大使馆，其余是领事馆。胡塞武装：疑似美国对也门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据美联社，当地时间4月14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疑似美国对也门首都萨那周边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29人受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美国MQ-9“死神”无人机。胡塞武装卫生部门14日公布的伤亡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以来，美国针对该组织袭击中东海域船只发起猛烈空袭，已造成120余人死亡。目前，美方对此暂无回应。贝森特将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列为贸易协议的首要目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英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列为贸易协议的首要目标，此前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波关税，包括对这些国家征收关税。知情人士解释说，贝森特告诉盟友，这些国家是他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一直在与这些国家的官员保持联系。全球多家大型养老基金暂停对美投资据英国《金融时报》，加拿大和丹麦的大型养老基金正暂停或重新评估对美国的私人市场投资，表示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策结束、美国恢复稳定之前，他们不会恢复对美投资。这些举措凸显出，随着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颠覆市场，大型机构投资者正在重新考虑对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投资。这给流动性压力日益增大的美国私人资本带来了更大压力。一名丹麦大型养老基金的高管对《金融时报》说，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定，以及考虑到特朗普威胁要接管格陵兰岛，该基金已经暂停对美国私募股权的新投资。欧佩克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4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对2025年和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报告说，下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近期关税政策对石油需求的预期影响。其中，欧佩克将2025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较上年增长量预期从145万桶下调至130万桶，调整后的全年日均石油需求预计约为1.051亿桶。2025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中，约125万桶将来自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 OpenAI推出首个Nano模型当地时间4月14日，OpenAI正式在API中推出全新的GPT-4.1系列模型，包括GPT-4.1、GPT-4.1 mini和GPT-4.1 nano三款新成员。引入首个Nano模型：GPT-4.1 nano是OpenAI迄今最快、最便宜的模型，虽然小，但能力不俗（MMLU 80.1%, GPQA 50.3%），同样拥有100万Token上下文，非常适合需要低延迟的场景。英伟达：正力争完全在美国生产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英伟达4月14日公告称，正与其制造合作伙伴共同设计并建造工厂，这将是其首次在美国本土全流程生产英伟达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未来四年，英伟达通过与台积电、富士康、纬创、安靠、矽品精密的合作，英伟达计划在美国构建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AI基础设施体系。英伟达指出，Blackwell芯片已在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芯片工厂投入生产。英伟达正在得克萨斯州与富士康和纬创合作建设超级计算机制造工厂，分别位于休斯顿和达拉斯，预计这两家工厂的量产将在未来12-15个月内实现。此外，英伟达正在与安靠和矽品精密合作，在亚利桑那州开展封装和测试业务。高盛一季度净营收150.6亿美元 4月14日，高盛集团宣布，2025年第一季度净营收150.6亿美元，同比增长6%；净收益47.4亿美元，同比增长15%。据披露，报告期内，高盛董事会批准一项股票回购计划，授权回购至多400亿美元普通股。 Meta反垄断案开庭审理若败诉恐被强制拆分美东时间4月14日，Meta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诉讼正式开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Meta在社交媒体领域拥有非法垄断地位，要求其撤销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如果FTC胜诉、Instagram和WhatsApp被强制剥离，这两款应用多年以来的整合将功亏一篑，全球最受欢迎的两款数字消费产品将受到冲击，并可能抹去Meta数以千亿美元的市值。这也将引发外界对政府如何评估和批准企业并购的严重质疑。研究机构：苹果Q1智能手机销量登顶全球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数据，得益于iPhone 16e的发布以及在日本、印度等国的强劲需求，苹果在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中位居榜首。尽管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销售持平或下滑，但苹果仍占据了全球19%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的是三星，占据18%的市场份额。

格隆汇04-15 08:36

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美《外交政策》:特朗普的关税是给习近平的礼物

武装力量现代化，推出新型航空母舰和其他军事技术，并警告军队不仅要做好打仗的准备，更要做好打赢战争的准备，此举令邻国感到担忧。在国内，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反腐运动，但很快便沦为一场旨在恐吓批评者和潜在对手的运动。不久，该政权便将这场政治攻势扩大到进一步限制言论，并进而欺凌和羞辱一些中国最成功企业的负责人，例如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快速增长和创新曾助力中国崛起。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引以为傲的权力制衡体系，在限制特朗普权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正如《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所说，他的政府正在“正在对美利坚共和国及其所缔造的全球秩序发起全面攻击。在国内，政府、法治、立法机构和法院的角色、对科学的尊重以及大学的独立性，统统受到攻击……现在，他正在摧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虽然大多数连任的民主党领导人都感到任期限制的束缚，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却变得更加鲁莽，不断提出延长其权力以超越宪法规定的八年任期限制的可能性。讽刺的是，特朗普最鲁莽的一些举动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上周三，他暂停了对几乎所有国家(中国除外)武断且不合理的高关税政策。尽管特朗普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他戏剧性地将对华关税升级至145%，可能最终成为对习近平的一份“礼物”。没错，北京在短期内会面临困难，甚至可能是长期的困难，但特朗普的行为分散了中国民众对习近平自身缺点的注意力，并强化了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宣扬的政治体制优越性，以及华盛顿试图压制中国的宣传口径。在全世界看来，中国如今反倒更像是一个追求稳定与现状的温和国际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必须选择一个超级大国作为自己的依靠，中国或许是更理想的选择。特朗普对北京采取的极端措施，为中国与其通常互不信任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和解开辟了道路。在股市和债市低迷的背景下，特朗普突然需要证明自己吹嘘的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也可能增强了东京和首尔在与他政府谈判中的筹码。这就是华盛顿将为发动一场鲁莽的经济战，以及未能控制住一位如此愚蠢、沉迷于权力、夸耀其他领导人都渴望拍他马屁的总统而付出的战术代价。特朗普怎么会认为这是值得的呢？正如评论员经常指出的那样，特朗普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美国工业霸主地位正走向衰落。那时，特朗普首先将矛头指向日本，之后又转向中国，指责这些国家“窃取”了美国的就业、产能和技术。对特朗普来说，华盛顿在国家等级制度之巅的地位似乎是一种怀旧，没错，但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似乎认为，通过关税惩罚其他国家，就能恢复美国原本应该被夺走的东西。这不仅严重误解了基础经济学，也误解了世界历史。诚然，中国很可能窃取了国外的知识产权——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铁技术到其战斗机的设计——并在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中想方设法保护其经济免受竞争。然而，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崛起的大国在整个现代社会都曾这样做过，包括19世纪的美国。但中国在汽车、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与美国日益激烈的同侪竞争，不能仅仅用“偷窃”来解释。特朗普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大部分成就都源于其人民的辛勤工作和牺牲，以及持续不断、有针对性的民族复兴。在工业领域，这包括发现生物医药和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并对其进行大力投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同样致力于改善高等教育，使其更加普及。 “昏君”不仅自信满满、冲动行事，而且往往消息不灵通。这是因为，当他们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政党，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时，他们很少接触到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特朗普将自己无敌的感觉与美国的无敌感混为一谈。由于美国国内无人能抗拒他，他现在认为世界上也无人能抗拒他——即使他的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了轻蔑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对那些促成全球智能手机革命的中国工厂不屑一顾，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无法生存”。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贝森特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北京会听从华盛顿的指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大大公平地创造竞争环境。” 这番傲慢言论出自一位常被描绘为特朗普顾问中最冷静之人之口，其天真程度令人震惊。这反映出特朗普对美国强盛时代的怀念——那是一个充斥着诸如1985年《广场协议》之类的协议的时代，该协议似乎一挥手就改变了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以减少美国对西德以及当时竞争力强大的日本的贸易逆差。但即使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人口也已萎缩，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当时的日本规模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并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中国不仅人口约为美国的11倍，而且在短短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比世界银行更大的金融资本来源，以及一流的军事强国。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抛开言辞，北京这番冷静的表态基本正确。美国无法凭借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位糟糕的帝国主义总统对自身权力和国家实力的过度自信来恐吓中国。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

tqttier04-15 07:08

美国如何失去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特朗普关税能做到什么？

产量，不仅是为了创造就业，更关乎经济和军事安全。但这个逻辑并不适用于许多低价商品。 “我们真的要重新开始自己生产T恤吗？”豪斯曼说，“这真的那么重要吗？”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5 00:01

外交事务：特朗普低估了中国，美国需要全新的盟友关系才能对抗北京

频引用的科学论文数量，也超过美国。在军事上，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倍，导弹库存远超美国，还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力——这些都是史上最快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成果。即便中国的增长放缓、体制出现问题，在战略上仍然不可小觑。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曾强调，“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趋同，拥有更大人口、更广地域、更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往往能压倒起步更早但规模较小的国家。这一规律在历史上大多时间都成立。上个世纪，美国正是受益于这一规律，顺应欧洲工业化浪潮，利用其大陆规模和更大人口，超越了英国、德国、日本，最终击败苏联。如今，受益者变成了中国，而美国则面临在技术上被超越、经济上被去工业化、军事上被击败的风险。这个时代，战略优势将再次属于那些能够实现规模化运作的国家。中国具备这种规模，而美国单凭自身则不具备。因此，美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在复杂的全球竞争中，单打独斗将是极其不明智的。如果退回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美国将把世界其他地区拱手让给在全球积极扩展的中国。但承认需要盟友与伙伴应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因为美国延续至今的传统结盟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当前局势。这种方式源自冷战时期的设想，并在过去八十年中因惯性延续，其基本思路是把伙伴视为依赖者：被保护的对象，而非共同实力的创造者。这些伙伴常被看作有用，但也被认为是负担，甚至是阻碍。这一模式已经过时。为了实现规模化运作，华盛顿必须把盟友体系从一套被管理的双边关系网络，转变为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能共同构建与整合能力的平台。具体而言，可能意味着日本和韩国参与建造美国军舰，台湾协助建设美国的半导体工厂，而美国则向盟友分享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同时联合各国，在共同的关税或监管壁垒背后整合市场，以对抗中国。这样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体系一致、可协同运作的集团，将形成中国无法单独匹敌的总体优势。但这种方式需要根本性重构，从“指挥-控制式外交”转向以“能力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在如今这个美国已不再拥有独占规模优势的世界里，这种力量构建和运用方式的根本转变，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正在争取时间与规模，而美国及其伙伴必须争取凝聚力与集体影响力。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警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将各自灭亡。” 从体量到规模并非所有大国都能成为强国。体量指的是外在尺寸；规模则是指能否利用体量提升效率与生产力，从而在竞争中胜出。小国可以通过在小体量基础上极致提高效率而跻身世界一流。但当大国在更庞大的基础上采用同样做法，可以重塑世界格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能压低成本，使企业具备全球竞争力。更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更深厚的人才和科研资源。大国对外贸依赖度较低，更具韧性，也能组建更庞大的军队。历史上，小国凭借先发优势崛起，通常是在大国默许或忽视的情况下。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凭借工业化先机主导全球，但这种主导地位很快就被打破。德国和美国——部分得益于英国工业模式的扩散——在体量上超越了位于欧洲西北角的英国小岛。从1870年到1910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减半。尽管英国钢产量翻倍至650万吨，但德国增长了五倍至1200万吨，美国更是增长六倍至2300万吨。德国和美国凭借更大的国内市场、资源基础和人才储备压低边际成本，将英国逐出多个主要工业领域。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最终，这些趋势导致英国逐步去工业化，并走向衰落。英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十九世纪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中，担忧“更大规模、更高组织化的国家”的崛起，并指出，随着技术扩散，“俄罗斯与美国的国家实力将远超当前所谓的大国，如同十六世纪的大国超过佛罗伦萨一样”。甚至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前，他就担心英国将沦为类似西班牙那样的“纯粹的欧洲国家”。西利并非孤例，他主张英国通过“更大的英国”来实现其他手段无法获得的规模化，即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殖民地更紧密整合。然而这些尝试启动太晚，推行不一，最终失败。殖民地各自发展，英国始终未能实现规模化。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伦敦所幸拥有华盛顿这样一个更强大的盟友——一个具备规模优势的盟友，有能力帮助赢得战争。对手早已察觉这一点。战前，希特勒曾观察到：“美利坚联盟已形成如此规模的权力因素，足以颠覆以往一切国家实力排名。”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也预言，日本部队在战争前六个月或一年内会如入无人之境，“但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完全没有信心”，因为美国具备制造优势。意大利外交部长也承认，持久战将有利于美国：“谁更有耐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有轴心国都畏惧美国的工业能力。他们清楚，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如今，这种令人敬畏的规模和能力属于中国。美国战略制定者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风险：美国可能正走上百年前英国的老路。英国的经验提供了教训和警示：其帝国整合努力既迟又弱。但今天，美国可以在英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通过全新方式整合盟友与伙伴的规模。兴衰与再起取得成功的起点，必须是对自身的准确评估。近年来，《外交事务》刊登了大量文章，主张美国对中国仍占明显且持久优势。迈克尔·贝克利指出，“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正在缩小”，并认为“当前趋势正巩固单极世界”。斯蒂芬·布鲁克斯与本·瓦格尔声称，“美国依然拥有强大而持久的优势”，足以在冲突中获得重大经济杠杆。裘德·布兰切特与赖恩·哈斯也表示，“在经济活力、全球影响力和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依然保持关键优势”。预测大国的兴衰始终是一项复杂任务，既因为信息不充分，也因为容易带入偏见，加上现实事件的干扰，以及难以判断哪些指标在什么时间范围内最关键。美国战略界此前对日本和苏联的判断，就曾一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对中美的综合评估，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确实面临诸多问题：人口老龄化、巨额债务、生产率停滞、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剧、青年失业高企、对私营部门的打压。但即使是如此严重的宏观经济挑战，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战略劣势。两个事实可以同时成立：中国经济在放缓，而其战略力量却在增强。未来数年，北京完全可能通过重回理性决策轨道，缓解当前的经济问题。如果过度强调中国的弱点，可能会低估它在大国竞争中最关键时间尺度和指标上的规模与能力。例如，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仍将保持大于中国的体量，这被当作美国优势的证据。但经济学家诺亚·史密斯在分析GDP对比时指出，“美国人不应因自己按市场汇率计算的总GDP领先中国而感到安心”。随着汇率波动，相对经济体量也会变化。例如，过去三年人民币贬值15%，即使中国经济产出未变，以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也会看起来小了15%。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尽管也有局限），则显示中国经济在十年前就已超过美国，目前约比美国大出25%——大约30万亿美元对24万亿美元。这种购买力调整反映的是国家实力核心要素的实际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武器系统、制造产品和政府人员开支——这些都是维系长期战略优势的关键。若以这种方式衡量，仅从商品领域而非服务业来看，中国的生产能力是美国的三倍，在军事和技术竞争中构成决定性优势，并超过排名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二十年里，全球制造业份额增长了五倍，达到30%，而美国的份额则减半至约15%；联合国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扩大至45%对11%。中国不仅在许多传统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水泥产量是美国的20倍，钢铁13倍，汽车3倍，电力2倍——还在越来越多的先进领域取得突破。尽管在生物技术和航空等美国传统优势领域仍在追赶，中国凭借“2025中国制造”等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已经实现如下成果：全球近一半的化学品、一半的船只、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动车、四分之三以上的电池、80%的消费级无人机、以及90%的太阳能板和关键稀土精炼矿产均由中国生产。北京还在采取措施确保其优势持续扩大：中国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部署的一半（是美国的七倍），并在第四代核技术商用上领先全球十年，计划在二十年内建造超过100座反应堆。上一个在全球生产领域如此彻底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美国观察人士往往低估中国的创新能力，误以为中国只会复制和模仿西方成果。但正如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所示，制造业实力本身就能为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国家投资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与美国不相上下。庞大的人口则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储备和竞争规模。根据信息技术与产业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在十项未来关键产业中，中国在六项上接近创新前沿或处于领先。这些工业和创新能力也能服务于军事目的。中国海军已是全球规模最大，未来五年将再添65艘舰艇，总规模将比美国海军大出50%，约为435艘对300艘。中国舰艇的火力迅速增长，从十年前仅有美国垂直发射单元的十分之一，到2027年可能超过美国。尽管在航空领域仍落后于美国，中国已打破长久的技术壁垒，开始自主制造喷气发动机，并迅速缩小产能差距，目前每年可制造超过100架第四代战斗机。在大多数导弹技术领域，中国很可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具备首个反舰弹道导弹、卓越的空对空导弹射程，以及全球最大的常规巡航和弹道导弹库存。在量子通信、高超音速武器等越来越多的军事技术领域，中国也领先于所有对手。这些优势经过几十年积累，即使中国经济停滞，也将持续存在。了解对手中国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小。但这些问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常常被夸大。以人口结构为例，尽管这将成为长期难题，但在与美国竞争更相关的中期时间尺度内，却仍可应对。由于毛泽东时代婴儿潮的孙辈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实际上在2010到2020年间增加了超过3000万人，占比也有所上升。中国的抚养比（成年劳动人口与儿童和老年人之比）将一直维持在当前日本以下，直到2050年。此外，中国在教育、工业机器人和具身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也将帮助缓解劳动力短缺。债务水平同样说明问题。虽然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总债务达GDP的300%，创历史新高，但包括印度、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也有类似水平的总债务。在某些情况下，一项反映脆弱性的指标，在战略上也可能反映另一种优势。例如，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确实拖累了经济增长。但北京正将来自房地产的信贷资源转向产业政策，提升国家竞争力。同样，尽管美企仍占据更高利润份额，在市值排行榜中遥遥领先，但中国企业常常以亏损换取市场份额，打击对手。尽管面临短期挑战，中国依然在坚持长线布局。即使中国的弱点比预期更严重，在大国竞争中最关键的指标上，中国仍将比美国历来的任何对手都强大得多。华盛顿曾高估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对手。但中国是第一个仅在体量上就超过美国，并在多个关键领域具备战略优势的竞争者。无论是否陷入停滞，北京都将是比以往任何挑战者更具威胁的存在。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美国的“衰退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可能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这种警告确有道理；大国的兴衰往往始于错误的自我认知。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苏联解体前指出，担忧衰退同样可能激发国家的复兴。最大的风险不是悲观，而是自满，导致战略意志减弱，无法凝聚集体行动来应对中国挑战。事实上，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更可能是高估单边实力，低估中国的应对能力。以能力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对华盛顿而言，任何认真应对长期竞争的战略，都必须以三个现实为基础：第一，规模至关重要；第二，中国的规模前所未有，而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在相关时间尺度内并不会根本改变这一点；第三，美国实现自身规模的唯一可行方式，是采用新的结盟方式。这意味着，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盟友和伙伴。他们不再是触发机制、遥远的附属地、附庸或地位象征，而是实现大国规模所需的能力来源。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联盟首次不再是用来投射力量，而是用来保住力量。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友一起压倒苏联。今天，只要再扩展一些，这一联盟就足以压倒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新西兰、美国和欧盟，合起来的经济体量为60万亿美元，是中国18万亿美元的三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是其两倍多。这个联盟的制造业产能占全球大约一半（而中国为三分之一左右），每年产出的高被引论文和活跃专利数量也远超中国。联盟每年国防支出约1.5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左右。而且它将取代中国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从原始数据来看，这种由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阵营，在几乎每一个维度上都超过中国。但如果不进行协调，这些优势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因此，释放这个联盟的潜力，必须成为本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任务。这不能靠传统的联盟模式简单加倍推进。美国可以从长期的双边联盟（如与日本和韩国）和多边机制（如北约）出发，再加上新近建立的合作（如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AUKUS防务科技协议），以及较松散的组织（如四国集团，包含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但任务并不是仅仅庆祝这些机制的存在或扩大其成员，而是要深化其功能，使之成为在多个领域推动“以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的基础。这些关系太常基于一个假设：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国家则提供政治支持，或顶多贡献一些特定能力。整个体系仍主要以安全为中心，侧重威慑、部署和安抚，而将经济协调、产业整合、科技合作等关键维度视为次要。这种传统模式根本无法应对中国这种系统性对手，对当下局势而言，极其不足。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联盟与伙伴策略建立在战略惯性和结构性等级制度之上。如今，必须转变为一个在所有关键领域中产生共同能力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军事。要实现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接受一种陌生、甚至令人不适的高度协调与相互依赖。在军事上，实现规模化必须实现双向能力流动，包括投资美国防务产业中薄弱环节，同时向历来未获得过高端装备的盟友提供先进技术。在经济上，实现规模化意味着围绕中国过剩产能建立联合关税与监管屏障，同时构建新的机制协调产业政策并整合盟友市场份额。在技术上，同样需要建立统一的投资规则、出口管制与研发保护机制，以防止技术向中国流失，同时开展联合投资。这些步骤将使一个仅在原则上对齐的联盟，变成一个在实践中融合的共同体。这种以“共享能力”为战略基础的转变，将使美国及其伙伴能够在规模和速度上与中国展开真正竞争。双向规模化拜登政府利用现有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网格体系”，旨在更好地分配军事部署、提高盟友国防预算，并推动AUKUS等新安全机制，同时提升四国集团的地位。这些努力值得加强，但下一阶段必须是转型国防工业合作。从乌克兰战争吸取的教训很明确：美国若单独与中国进行持久冲突，将缺乏足够产能。尽管无人系统方面的新兴企业展现出一定创新潜力，但真正实现规模化，特别是在传统系统领域，仍需通过与盟友共同生产和更深层次的产业整合。二战时期的“民主国家军火库”不太可能重现。美国需要建立的是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所说的“民主国家军火网络”：一个以联合生产、共享创新和整合供应链为基础的国防产业网络。这与过去的模式截然不同，以前是美国向他国单向输出能力。如今，规模化要求能力双向流动，包括盟友在美国境内的投资和制造。拜登政府迈出的初步尝试，如由日本修理美国驱逐舰，已经展现出一丝可能性。更大胆的举措可能包括与日本、韩国造船企业（其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建立合资企业；促成欧洲导弹制造商与美国企业合作；或邀请日本、台湾公司在美建设传统微电子工厂。但过时的监管和政治限制仍然常常阻碍盟友能力的转化，这些问题必须由国会和行政部门共同解决。美国自身的能力也必须向盟友输出。拜登时期启动的AUKUS协议，以及与日本联合生产“战斧”导弹等举措，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真正取得进展，需要克服国务院对扩散的担忧和五角大楼对技术优势流失的恐惧之间的官僚同盟。快速分享技术是确保澳大利亚建成核潜艇、亚洲盟友拥有足够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台湾能有效威慑中国入侵、印度能把安达曼群岛建设成北京无法忽视的军事堡垒的关键。这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意味着：统一出口管制法律，协调采购标准，协同投资关键环节的组件，从半导体到光学设备等。盟友之间也可以彼此转移能力，不仅是在地区内部，也包括跨地区之间。这种能力转移已经有所启动，尽管仍然缓慢，但还有更大潜力可挖。韩国的武器可帮助欧洲重新武装与再工业化；法国的核技术可以支持印度的潜艇项目；挪威和瑞典的导弹可帮助印尼和泰国保卫海域。实现能力整合，需要在联盟之间进行跨体系思考，而美国应在其中推动集体行动。更紧密的整合也需要更多责任分担——甚至责任转移。当盟友和伙伴跨洲构建协作网络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在本地区承担更多威慑任务，欧洲国家在欧洲加强自身角色，亚洲国家在亚洲加大投入。这可通过加强一些日益重要的组织的安全维度来实现（如四国集团，或美日韩三边机制）。但华盛顿还需加强与盟友在实战层面的协调，例如升级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加大互操作性投资、提升联合演习的复杂度。这可能包括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组建联合部队，先从印太危机时可部署的陆基防空和反舰导弹营开始，未来扩展到更复杂的空军和海军编队。美国还应通过在核指挥与控制方面给予盟友更多话语权，推进类似冷战时期与欧洲盟友开展的核共享安排，来强化延伸威慑。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可推动新版“关岛战略”，该战略由总统尼克松在越战后提出，主张将责任下放给伙伴国。这将赋予地区国家更大主导权，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所称的“副警长”角色：澳大利亚主导太平洋岛国事务，印度主导南亚，越南主导东南亚大陆，尼日利亚主导非洲。在实际操作中，下一次南亚某国出现挑战时，美国应当听取印度的判断，决定如何促进地区稳定或遏制中国影响力，而不是执意推进自身偏好。共同市场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竞争中采取了重要措施，包括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协同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但要有效应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并保持技术领先，仍需超越华盛顿一贯的保守做法，采取更有雄心的行动。中国的非市场行为与庞大体量已压垮世界贸易组织，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工业基础构成生存威胁。若美国试图独自应对，势必失败：哪怕保护住了本国市场，如果中国仍能将美企挤出盟友市场，后者将失去维持竞争力所需的规模。因此，美国必须与盟友伙伴共同实现规模化，通过一道防御壁垒阻挡中国出口。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共同市场，可以从协调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开始。但由于关税容易被规避，更有效的做法可能是使用协调一致的非关税壁垒，包括监管工具（拜登政府已对来自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采用了此类手段）。此类监管措施与伙伴协调起来相对迅速、可行。另一个工具是“选择性多边主义”——在对盟友和伙伴开放市场的同时，对中国商品设立更高门槛。这种方式获得了政治光谱两端人物的广泛支持，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民主党重量级议员都表示认同。其理念与二战后初期自由世界内部贸易体系的某些做法类似，即优先对民主国家提供市场准入而非对威权对手。若自由贸易协定时代暂告段落，那么与盟友达成行业层面的协议，将是整合市场、规避政治阻力的有力方式。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工具也将大有裨益，例如成立一所新的国际产业投资银行，向战略领域企业发放贷款，以帮助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尤其是在医药和关键矿产等关键行业。同时，推动清除对盟友和伙伴投资的障碍，例如绕过国家安全审查。日本、韩国与台湾已在产业合作方面对美国投资逾3000亿美元（拜登任期内数据，在特朗普任期中仍在增长）。尽管欧洲常被视为经济停滞，其在钢铁、汽车、船舶与民用航空领域的产量都超过美国，占全球制造份额更多，制造业就业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同时，通过加强科学生态系统间的联系——加深合作、推动人才流动、设立共同的研究保护机制——将有助于确保美国盟友与伙伴能够在规模上匹敌中国。合并市场份额也将形成战略杠杆。有些人提出，应建立一个“经济第五条款”，参考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这是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长期缺失措施。一旦集团内某成员遭遇北京施压，该机制将启动协调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行动，也将作为威慑军事侵略的平台。退出或忠诚？特朗普向美国的伙伴施加了艰难抉择甚至直接威胁。许多国家很可能出于理解，可以暂时不愿再与华盛顿绑定。几代人建立的信任，很容易就被毁掉。大国往往高估自己对他国的影响力。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他在地方自治上的试验，会导致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特朗普政府或许也不认为自己对盟友的贬低与胁迫会引发“戈尔巴乔夫时刻”，但关键盟友已在考虑与华盛顿“分手”——发展核武器、组建地区新联盟、挑战美元地位。有些国家甚至出于对美压力的国内反弹，正在考虑向中国靠拢，尽管这会对本国产业与安全造成巨大风险。美国面临破坏自由世界联盟的风险，也正在瓦解通往规模优势的最佳路径。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与自身联盟疏远，中国正构建起自己的联盟。出于反西方怨念与各自狭隘利益，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正在形成一个实质性的威权同盟。中国重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帮助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也默许朝鲜派兵前往欧洲参战。这四国政府正在联合削弱美国制裁，并开展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项统一的挑战，需要统一的应对。当美国内部有人呼吁以“逆基辛格式”的外交策略拉拢俄罗斯、分裂中俄联盟之际，北京则坚定利用西方联盟的裂缝，尤其是试图加剧美欧之间的分歧。当前最大风险是：华盛顿一方面与欧洲分裂，另一方面却未能成功离间中俄关系。中国自身推行的“战狼外交”反而帮助民主国家凝聚力量；但美国也正在陷入一场适得其反的外交对抗，反而让中国有机会扮演“理性伙伴”的角色。华盛顿若真想在战略上取胜，成功联合盟友远比试图联合那些根深蒂固反美的对手更具现实意义。如果美国不能与他国共同实现规模化，或退守西半球、瓦解自身联盟，那接下来的世纪很可能就属于中国。美国将如当年的英国一样，被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的大国所边缘化。世界将被多个大国分割，但中国将是最强者，并在部分领域超过所有对手的总和。结果将是：一个更弱、更贫穷、更无影响力的美国，以及一个由中国主导规则的世界。尽管越来越多的共识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夸大了美国的复苏，但这种思维不过是过去误判周期的翻版。对美国前景的乐观想象容易助长单边主义，隐含甚至直接表达这样一种错误判断：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是多余或被高估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是美国对抗强大对手实现规模化的唯一路径。要取得成功，美国必须比拜登政府时期的“亲盟友”政策更进一步、抱有更大雄心，彻底抛弃特朗普政府成形中的排他性、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这种承诺不仅是政策信号，更代表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整体能力的展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实力的“观感”极为敏感，而华盛顿调动盟友伙伴的能力——连北京都承认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正是这个观感判断中的关键因素。因此，美国最有效的战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各国共同构建新的、持久的、坚实的能力网络。这种跨党派、长期的结盟升级战略，再加上新兴领域的战略协作，才是美国在面对史上最强竞争对手时取得规模化对等竞争的唯一出路。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5 00:01

24小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