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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随笔：迪士尼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

望他的观众之间“没有种族、国家、政治、宗教或社会阶层的差异”，因为面向所有人不仅有意义，也是有利可图的。那是一个大机构仍受信任的时代，他们创造的文化，几乎被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如今，面向中产阶级的商业模式，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吸引力。市场，以及逐渐随之变化的文化，已由富裕人群主导。科技让企业可以洞察过去无法触及的阶层差距，并据此采取行动。根据我们收入的不同，我们看到不同的广告、排不同的队、吃不同的食物、住不同的酒店、在游行中站在不同的区域，等等。如今的盈利模式不再是“共享”，而是“分层”。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克雷塞尔仍表示她这趟旅行很愉快。迪士尼的某些经典元素依然存在，比如仍可“先到先得”与米奇等角色合影。当她其中一个孙子想与《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单独合影时，她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对迪士尼角色的喜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克雷塞尔估算，她这次在奥兰多7天的旅程，总共花费大约8000美元，涵盖两位成人和三个孩子——相当于她和女儿税后年收入的约15%。但她已经开始考虑再来一次。如果再去，她打算提高预算，入住迪士尼自营酒店，并购买更多预约服务。她说：“所有的魔法都是有代价的。”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30 00:01

大西洋月刊：MAGA世界被加文·纽森的恶搞激怒了，但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真实原因

怪异。这些作品就像格兰特·伍德与中世纪宗教画风的迷幻混合体，画中特朗普要么像阿特拉斯一样扛着整个世界，要么受到已故总统的祝福，要么从怒目而视的自由派手中拯救宪法。纽森那张画着已故霍克·霍根的图像实在太逼真了，我一开始还以为真是麦克诺顿画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很喜欢这种画。纽森正是借此揭示了这些画究竟有多诡异。纽森的目的已经达成，是时候收手了。但他留下的重要成果，是揭示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其实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对现实毫无感知。我早在十年前特朗普首次宣布参选那天就怀疑——这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忠粉，其实对批评特朗普非常敏感，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的：他们知道特朗普很多言论既具冒犯性又脱离现实；他们知道特朗普人格紊乱；他们知道这位总统每天都在让自己的政党和国家丢脸。多年来，这些MAGA支持者采用各种方式来避免面对认知失调所带来的痛苦。他们会拿其他政客来“转移焦点”，他们会声称特朗普其实“心里有数”，或者他们能读懂那些断断续续、语无伦次、逻辑终止的言语背后真正的意思。如今，纽森让他们直面现实——让他们看到脱去特朗普那层夸张表演和强势姿态后的真实样貌。说到底，也许“MAGA世界”并不是“快要明白了”，也许他们早就明白了，这正是他们这次格外愤怒的原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25 00:00

“针对”特朗普？！路透独家：美国银行正在游说监管机构制定国家标准，以遏制政府影响力

谓“去银行化”，是指银行因客户的政治或宗教信仰而拒绝提供服务。过去，各州曾因银行在枪支、气候变化、多元化等社会议题上的政策，惩罚并限制其在本州的业务。这一争论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相关诉讼中成为焦点。202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律在全国性银行事务上优先于州法律，即所谓“优先权”（preemption）。今年，大型银行正加大游说力度，以应对“去银行化”指控，并借机推动全国标准。特朗普本月已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统一“去银行化”规则。银行业计划在与OCC早些时候的会面后，进一步加大游说力度。OCC对此拒绝置评。银行政策研究所（Bank Policy Institut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支持全国优先权，并认为出台联邦立法或监管措施，以一致方式处理各州的账户关闭问题，是明智之举。” 美国银行家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ABA）也表示，越来越多的州试图绕过现有联邦法律，寻求掌控全国性银行的核心业务，如吸收存款、放贷与风险管理。ABA呼吁监管机构坚决捍卫全国银行优先权原则。摩根大通（JPMorgan）发言人表示：“我们支持一项明确禁止政治或宗教歧视的全国性标准。” 花旗集团（Citigroup）、富国银行（Wells Fargo）、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均拒绝置评，高盛（Goldman Sachs）未回应置评请求。知情人士称，部分银行认为，全国统一标准将简化监管，并有助于消除联邦与州两层监管体系带来的困扰。事实上，OCC拥有权力在州法律被认定为干扰全国性银行运营时进行“优先裁定”。然而，银行业的政治立场引发了部分州的强烈反弹。2021年，德克萨斯州曾禁止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与高盛（Goldman Sachs）参与市政债券市场，理由是这些银行拒绝为能源或枪械企业提供融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等州也出台了类似规定，增加了合规压力并扰乱业务。州银行监管机构会议（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CSBS）此前则坚持认为，双重监管架构对金融安全、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竞争至关重要，单一的联邦监管体系可能带来风险。部分州官员强调，本地监管有助于制定符合社区需要的规则，保护消费者权益。知情人士补充称，目前各州的差异化监管给银行带来额外负担，迫使其不断调整内部政策，而全国统一标准将消除这些挑战。金融机构则辩称，它们应被允许基于自身商业模式与风险承受能力，自主做出放贷和运营决策。

Peng08-22 21:52

美国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es）。他批评“进步主义”是一个现代宗教，要完全铲除高等学府和精英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他称这批人为“Cathedral”，教堂）。 57 亚尔文在“思想右翼”（MAGA精英分子）和“智识右翼”（如Claremont Institute，The American Mind）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之前批评川普，对他“恨铁不成钢”。他认为，川普的“本能式民粹主义”缺乏系统性和制度改革方案，川普1.0错失了将总统职位转变为“真正主权”的机会。 58 总之，亚尔文通过万斯、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人物，间接影响川普2.0政府。这些人呼应了他对官僚系统“大清洗”(RAGE)、行政权力集中、以及解构“教堂”的主张。 59 川普2.0时代，亚尔文的这股暗流正变得波涛汹涌。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60 川普2.0是美国历史上的岐异点。他一上台就动用紧急令，用超越宪法赋权的“单一行政理论”的方式管理国家。他不但滥权，更是公私不分，利用权力腐败，恐吓勒索。 61 三权分立中，川党控制的国会已经完全认怂。美国的宪法本来就偏袒小州（绝大多数是红州），如果红州又不断像德州这样利用杰利蝾螈的手段非民主地增加共和党的国会议席，在可见的未来，川党将可能会持续控制国会。 62 在司法界，联邦司法部已经成他的私人司法团队。不但如此，川普不断提名党派性的法官，川普控制的参议院又不断使用橡皮图章任命这类法官。（例如，几天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珍妮·皮罗，Jeanine Pirro，被任命为华盛顿特区美国检察官，她不仅积极散布2020大选舞弊说，而且法律界认为根本资格不符。）《民主案卷》(Democracy Docket)报道截图，标题为《共和党推选选举否认者珍妮·皮罗担任关键检察官职位》。珍妮·皮罗在福克斯担任新闻主播时，散布2020大选阴谋论，是导致福克斯因多米尼恩投票系统(Dominion Voting Systems)诽谤诉讼最终被迫以7.87亿美元和解的原因之一。几年下来，美国的法院将充满艾琳·坎农(Aileen Cannon)[注]这种不合格的党派法官。 [注]艾琳·坎农是美国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020年由川普任命。她因“川普案”过度偏袒川普而引发强烈批评，同时被MAGA群众追捧。其关于总统豁免权与特别主审程序的裁定遭法院驳回或批评，在伦理监督方面同样面临舆论和法律质疑。 63 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中第三个权力最后一道防线，但如今，六名保守派大法官组成的多数派几乎没有阻碍川普的意愿，最高法院最近有关川普政府的“紧急备案”的大部分判决倾向于川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法学院院长、宪法学者埃尔温·切梅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最近说： “一再地，最高法院选边站，而且坚定地站在了非常保守的一边。” 64 以此，单一行政理论对美国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法治中的第一权和第三权都已经摇摇欲坠，皇权总统制几乎成形。 65 在这个川普2.0的美国，媒体和选民必须勇敢地站起来，捍卫美国的宪政民主和政治伦理，因为这是美国走向香蕉共和国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诉诸呼吁、揭发、抗争。我深深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光明总有一天会来到。让我们谨记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话： “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最终会弯向正义。” 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在备受打压之中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而获取胜利的。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13 00:01

纽约时报观点：暴力威胁不是治理美国的方式，但却是法官们面对的现实

时报》的观点专栏作家，撰写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装冲突等主题的文章。你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自己会因此丧命的话？是否曾写下让你担心所爱之人可能因此遇害的话？这正是如今美国联邦法官所面临的现实。在这个充满恐吓和政治暴力的可怕时代，法官们也难以幸免，这对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构成了严重威胁。情况十分严峻。联邦法官正面临的威胁猛增。纽约时报今年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法警局收集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日的五个月内，有80名法官遭到威胁。而在接下来的六周内——这一时期正值网上对司法裁决的不满情绪在“MAGA”圈层中急剧升温——受到威胁的法官人数升至162人。用“受到威胁”来描述这些恐怖的信息和遭遇，其实是轻描淡写。上周，一个名为“为司法发声”的组织举办了一场活动，邀请了五位在任联邦法官，他们在现场公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组织致力于维护司法独立。杰克·麦康奈尔法官曾在3月裁决特朗普政府败诉。他说自己所在的法院接到了超过400通“恶毒、威胁性、令人发指的语音留言”。在活动开始时，麦康奈尔法官播放了其中一段，一名愤怒的人用满口脏话怒吼，还明确发出了暗杀威胁。麦康奈尔法官说，他担任法官已近15年，这是“唯一一次真正动摇了我对司法系统和法治的信心”。埃丝特·萨拉斯法官也在这个讨论小组上。2020年，一名律师闯入她家中，枪杀了她的儿子，并打伤了她的丈夫。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吓升级手段中，有人开始给法官家中送披萨，有时还用她儿子丹尼尔·萨拉斯的名字下单。送披萨的行为意在传达一个可怕的信息：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而用她儿子的名字下单，显然是在故意加深恐惧与创伤，让萨拉斯法官及其家人再次承受痛苦。最高法院也未能幸免于这种暴力威胁。 2022年，一名男子携带手枪、匕首和胡椒喷雾等武器，在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的住宅外被捕。今年3月，有人用管式炸弹威胁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的妹妹，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同样也遭到披萨恐吓。不仅是巴雷特法官的家人受到威胁。其他联邦法官也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公开个人信息，甚至收到了人身威胁。如今，法官们不得不担心他们的裁决会对至亲造成怎样的影响。法官们长期以来都很重视安全问题。他们主持的案件常涉及美国最危险的罪犯，罪犯怀恨在心并不少见。司法系统过去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威胁而设立的，虽然可怕，但尚在可控范围。美国法警局过去在处理这类日常威胁时高效有力。但现在的情况，早已超出“日常”所能涵盖。更糟糕的是，作为普通人，我们本就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仇恨。再坚强的人，在持续不断的恶意中也可能身心俱疲。美国司法系统如今也加入了一个可悲的行列。如今，任何有公共身份的美国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明白，只需写一篇文章、投一张票、发一条社交媒体，就可能引来铺天盖地的痛苦。无论你是曾经无名的选举工作人员、小镇学区委员会成员，还是联邦参议员，结果都一样。只要你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就必须面对后果。别以为暴力只来自“MAGA”阵营。极端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有人会为一位保险高管被暗杀而欢呼，为一位为投资公司黑石工作的女性被杀而喝彩。不是“MAGA”阵营的人，也试图在棒球训练时刺杀国会共和党议员。至于那名试图暗杀特朗普的人，我们尚不清楚他的动机，但他显然不是为了“MAGA”的利益而行动。虽然每一轮威胁都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但说出下面这番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这种无处不在的恐吓氛围，正在为美国民主制造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在媒体关注过去之后，后果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公共服务人员，他们在公共场合无法感到安全，在自己家中也心存疑虑，时刻担忧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安危。结果就是，有些人几乎变成了“行走的伤员”。他们的快乐减少了，焦虑升高了，开始怀疑从事公共事务是否值得承受这一切代价，接着又为自己居然动过“向恶势力低头”的念头而感到羞愧。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时刻警觉，心中不免对回归平凡匿名生活感到一丝安慰。也有人被极端化。那些朝他们倾泻而来的仇恨，在他们心中滋生出新的仇恨，对手所激起的愤怒变得炽热无比。我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因为我所认识的许多极端分子，他们激进思想的起点，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某个极度糟糕的遭遇。这是政治领域中的那句老话的写照：“受伤的人，也会伤害别人。” 还有一些人选择屈服。他们无法忍受威胁，但又舍不得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与声望，于是干脆屈服。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彼得·梅杰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共和党人在1月6日事件后没有挑战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恐惧”：“人们害怕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害怕失去工作，更害怕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孤军奋战。” 我想起了阿拉斯加联邦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最近的发言。她有时会公开对抗特朗普。今年4月，她在安克雷奇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都很害怕。”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我不知道，我确实从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她接着说，“我得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对发声感到焦虑，因为报复是真实存在的。” 我认识一些受到威胁的法官。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信念，想要继续履行职责、公正裁决、不畏不偏。但与此同时，很多法官也已经受到了创伤。他们的遭遇给他们本人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本周，退休联邦法官南希·格特纳和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驳斥了特朗普政府对詹姆斯·博斯伯格法官的法律攻击。博斯伯格是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在美国司法会议一次会议期间举行的私人早餐会上，博斯伯格法官对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及其他联邦法官表示，有不少同事担心特朗普政府不会执行法院命令。随后，特朗普政府竟以此为由对博斯伯格提出了行为不端的投诉，理由是他“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完整”。这种指控荒唐至极。格特纳与弗拉德克的文章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投诉将几乎肯定被驳回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每当你看到某位法官遭遇公开攻击时，要明白这就像是一枚照明弹，会鼓动美国最恶劣的一些人发出威胁，曝光法官家属的私人信息，让公职人员陷入恐惧与苦难。更糟的是，遭受仇恨和骚扰的人，在公众领域中常常感到极度孤独。普通人——正派的人——看到这些仇恨后，往往会退避三舍。他们不想被卷入其中，毕竟这不是他们的战斗。但这种反应是错误的。人们常问我，在这个危险时刻，能做些什么具体的事情来驱散黑暗、对抗仇恨？我的回答之一是：站出来支持那些被攻击的正直之人。私下的信息固然重要，但即便是公开表达支持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公共帮助，也能减轻伤害。这样可以告诉被攻击者：你并不孤单，正直还没有死去。而且，不要只为自己阵营的人发声。选择性同情不是真正的同情。恐吓确实是“MAGA”运动的核心手段之一，但其他阵营也造成了太多血腥暴力，不能让美国人以为暴力和威胁只是“MAGA”的问题。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身上的伤痕就是被极左分子造成的，并非个案。美国法官如今面临双重挑战——他们既要在公开场合捍卫司法独立与公正，在总统把司法裁决视为弹劾理由时仍能坚守立场；又要在私下应对残酷的威胁和恐惧，坚守初心履行职责。我们的司法系统是为了应对第一重挑战而设计的。终身任职制度为法官提供了防止总统干预的屏障，现任国会也不太可能因为法官裁决不利总统而弹劾并定罪。但第二重挑战则远为艰难。法官们正面对他们从未预料过的考验，他们内心道德与意志的勇气，将决定他们能否守护那部他们曾庄严宣誓捍卫的宪法。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8 00:00

特朗普准备对银行进行罚款，理由是歧视保守派，主要依据是他本人的经历

，尚未正式签署。银行方面否认因政治或宗教原因关闭账户，称关闭账户的原因包括法律、声誉或金融风险，尤其是与美国反洗钱法律相关的风险。银行普遍将责任归咎于监管机构，认为是监管压力导致他们采取这些做法。不过，也有银行开始取消一些容易引发政治或宗教偏见指控的政策。特朗普在周二的采访中表示，他在第一任期后被摩根大通“踢出”。 “我当时手上有很多现金，他们却告诉我，‘对不起，先生，我们不能接收你，你有20天时间把钱转走。’”他说，“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摩根大通发言人回应称，银行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关闭账户。 “我们和特朗普有共识，认为当前的监管确实需要改革。”她说。特朗普表示，之后他致电美国银行，并称可能直接与该行首席执行官进行了沟通，但依然被拒绝。美国银行表示欢迎政府推动明确监管规则的努力。最终，特朗普将资金分散存入多家小型银行。他的这些说法也呼应了他旗下企业此前的指控。特朗普集团曾就2021年删除数百个公司账户一事起诉第一资本银行。第一资本银行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关闭账户的理由完全符合法律和监管规定。特朗普在周二也承认，银行的行为背后有监管压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是银行监管机构。”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7 00:00

以色列名将之子：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巴勒斯坦捍卫者的旅程

这对有信仰的人有什么意义。我认识一些对宗教信仰十分认真的人，各种信仰的都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人，他们认为这令人憎恶，他们认为利用信仰来让这种恐怖继续下去是完全不可解释和不可原谅的。但我也要说，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利用信仰做出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我认为很多说法都是宗教人士，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编出来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上帝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它，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你相信有上帝在支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争辩。斯普林克尔：这是我大半辈子呼吸的空气。在我接受神学教育后，我开始意识到神学上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直接联系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这在神学上行不通。但在我的福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广义教养中，我认为有三种形式的神学论证，第一，有一种复杂的似乎有逻辑的神学论点，我认为它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试图在神学上做出解释。还有一种是比较被动的，比如人们只是在读，我在《圣经》中看到了以色列，上帝的子民。他们看着地图，哦，以色列就在那里。他们只是把这些联系起来，并没有深入思考。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根本不懂神学。这几乎更像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也不争论神学。他们只是想，也许这是同一个以色列，也许不是，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是我们在中东唯一的民主盟友。如果我们不支持以色列，整个世界的恐怖主义都会冲着美国而来。所有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有三种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它是引人注目的。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你反对它，你会得到很多反弹，包括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佩莱德：以色列人当然乐在其中。他们享受这种好处，但也取笑他们。他们像取笑一群傻瓜一样取笑他们。斯普林克尔：是吗？佩莱德：当然。他们来做志愿者，在军事基地工作，还寄了这么多钱。但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是傻瓜。而且，当基督徒去圣地的时候，他们会被唾弃，他们会受到可怕的对待。那还是圣地吗？更别说巴勒斯坦基督徒了。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巴勒斯坦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他们试图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改宗。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充满蔑视。如果你懂他们的语言，你听到内部对话，你就知道，他们甚至不尊重这种支持。他们会接受，但不会尊重。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斯普林克尔：米科，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我对你有很多祝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组织吗？佩莱德：一年前我们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巴勒斯坦自由之家”。我们在国会山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我们想在华盛顿特区高调地建立这个组织，高调地挂上巴勒斯坦的旗帜，高调地写出巴勒斯坦的名字。我们的使命是教育，我们即将推出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课程，帮助人们理解我所说的观点，即和平、稳定和人权在该地区是绝对可能的，只要我们停止投资于问题，停止投资于障碍，即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一百多年来的经历蕴含着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未浮出水面。我们正在挖掘它。在阿拉伯语中，我们称之为“塔拉库姆”(tarakum)，意思是积累，是几十年来写作、政治表达、艺术表达等方面的积累，只是从未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正在挖掘这些东西，并将其转化为课程，向人们展示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一直在这里做播客。Palestinehouseoffreedom.org 是我们的网站。我们也在社交媒体上。请关注我们。如果你在华盛顿，请来参观。非常感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纽约时报：许多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在加沙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

列是种族隔离国家，主张以色列应该为所有宗教信仰者提供平等权利，而不是在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偏袒犹太人。他还支持旨在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孤立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曼达尼也认同以色列主要人权组织和部分种族灭绝研究学者的观点——包括一些以色列国内的专家，认为以色列正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曼达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关系疏远，这些组织指责他反犹，他对此予以否认。些观点也成为他在初选中对手攻击的靶子，包括正在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的前州长安德鲁·科莫。曾代表长岛和皇后区部分地区的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史蒂夫·以色列表示，曼达尼赢得初选对一些犹太纽约人来说是“身处《阴阳魔界》一般的情形”。 “曼达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远远偏离了犹太社群的主流，而讽刺的是，他在经济问题上的进步立场本来可以赢得犹太选民的多数支持，”他说，“但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激烈态度，让那些原本可能支持他的选民无法原谅。” 然而，曼达尼的这些立场，并没有阻止他在初选中击败他最接近的对手科莫，取得压倒性胜利。要准确判断有多少犹太选民支持曼达尼并不容易，即使是在纽约，犹太人口的数量也太小，难以通过多数民调精确衡量。在正统派犹太居民聚集的社区，选票几乎压倒性地投给了科莫，他还赢得了布朗克斯的里弗代尔等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支持。但在正统派以外的社区，犹太人口通常不够集中，无法通过选区级投票数据进行分析。不过，曼达尼取得的胜利范围广泛，显示出他得到了来自多个群体的支持。而且在选前的民调中，尽管支持率普遍被低估，他在犹太选民中也获得了两位数的支持率。排序选择投票的数据显示，那些把市主计长布拉德·兰德列为第一选择的选民中，有三分之二把曼达尼列为备选。兰德是纽约市政府中级别最高的犹太官员，他在竞选中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初选中与曼达尼互相背书。曼达尼的新闻主管、同时也是他众多犹太顾问之一的杰弗里·勒纳发表声明称，“尽管共和党人和亿万富翁阶层不断散布恐慌言论，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纽约人在6月的初选中自豪地投票支持佐赫兰，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一个周六的活动中，曼达尼对住房负担问题的关注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有20多个犹太家庭聚集在展望公园，参加由“犹太人争取种族与经济正义”组织举办的“安息日亲子活动”，了解城市公共交通情况。这个激进组织是曼达尼竞选的支持者。 “作为犹太人，我为投票支持他感到自豪，”37岁的艾米丽·霍夫曼说。当时孩子们正围绕着一辆纸板做的大巴车读书、唱歌、玩耍，这辆车象征着曼达尼竞选中承诺实现的“让城市公交快速且免费”。她说，“人们对佐赫兰有一种默认他反犹的偏见，这既是因为他的种族和族裔身份，也因为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当选，曼达尼将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霍夫曼表示，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画面令她极度震惊，那些影像让她联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了解大屠杀时看到的照片。她称曼达尼认为以色列应给予所有宗教信仰者平等权利的观点是“常识性的立场”，并说：“如果你反对这一点，那你就不站在正义的一边。” 最近在纽约西汉普顿比奇的汉普顿犹太教堂，科莫表示，曼达尼的胜利既得益于年轻选民的支持激增，也反映出年轻人对以色列和反犹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科莫，去年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名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加入了内塔尼亚胡的法律团队。在发言中，科莫宣称超过半数犹太初选选民投票支持曼达尼，但他并未提供证据。他向这个以年长富裕成员为主的会众呼吁支持。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反以色列，”根据犹太新闻机构《Forward》发布的录音，科莫说。“在他们看来，反以色列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而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他们也很有动力去投票。” 尽管曼达尼确实带动了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但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年龄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观点：批评以色列并不等于反对犹太纽约人。 57岁的莉萨·考恩是住在展望高地的慈善机构主管，她是犹太人，在选票中把曼达尼排在兰德之后作为第二选择。她称赞曼达尼专注住房负担问题，并称他为竞选带来了“积极的氛围”。她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他对以色列的言论，因为她认为曼达尼“是个有层次的思考者”，“是真正热爱纽约和纽约人的人”。曼达尼表示，打击反犹主义将是他担任市长后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把打击仇恨犯罪的预算提高800%。他还分享了自己遭遇反穆斯林歧视的经历，包括最近几个月收到的大量威胁，迫使他聘请额外保安。考恩说，曼达尼经历的伊斯兰恐惧症，让他能理解犹太纽约人面临宗教偏见的感受。她认为，比起用词风格的争议，这一点更值得关注。 “以色列、加沙和巴勒斯坦的政治太复杂了，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也很难说出‘正确的话’，”她说，“甚至那些对他愤怒的犹太人也会说，‘我也无法忍受以色列政府。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 况且，“他作为市长的工作中，0%的内容会涉及以色列，”她说。“说实话，我和谁都在以色列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选市长的标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 尽管美国犹太人群体本身具有多元性，其中一些成员对这场战争的担忧却十分深切。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已持续近两年，让整个地区变成废墟。随着反对声音加剧，一些极端分子以这场战争为借口在美国制造反犹暴力事件，最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均有发生。这一背景让一些犹太选民对一位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市长感到深深的不安。帕克斯洛普社区改革派犹太教堂贝斯·伊洛希姆会众的拉比瑞秋·蒂莫纳表示，她所在社区里，对曼达尼既有热情，也有警惕。 “我看到很多犹太人真的为他感到兴奋，”她说，“也看到很多犹太人对当下犹太人在美国生存状态的脆弱性感到极度担忧。” 还有一些犹太领袖的反应则更加警惕。曼达尼胜选后，汉普顿犹太教堂主席兼创始人、拉比马克·施奈尔在电邮中称他为20世纪初奥地利政客卡尔·卢埃格尔的翻版，后者的政治主张曾被认为为纳粹党铺路。 “曼达尼的当选是自卡尔·卢埃格尔当选维也纳市长以来，对犹太城市人口最严重的生存威胁，”他写道，“犹太领袖必须团结起来，防止纽约市发生大规模的犹太人迁离。” 面对反对声，曼达尼在胜选后主动与纽约市各地犹太社区领袖展开接触，包括知名拉比和民选官员，例如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他在曼达尼赢得初选后立即表示支持。他还对“全球化起义”这句口号的态度有所调整。他在6月曾拒绝谴责这句话，称自己从未使用过它。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认为这是一种争取自由的呼声，但许多犹太人认为这是对反犹暴力的支持。上个月，曼达尼表示他会“劝阻”人们使用这句口号。 “曼达尼一直在倾听犹太人的关切，并且在调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拉比蒂莫纳说。不过，一些犹太领袖对他的回应仍持冷淡态度，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影响初选中反对他的犹太选民。但曼达尼的犹太支持者表示，他们对“必须支持一个更亲以色列政府的候选人”的暗示感到反感。他们说，这种假设在各处都有体现——从质疑曼达尼如何在一个犹太人众多的城市赢得胜选的新闻报道，到科莫利用曼达尼对以色列的批评争取犹太选民的行为。 “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在初选期间在帕克斯洛普为曼达尼拉票的28岁的鲁比·埃德林说，“这真的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还是在坚持某种早已过时、但如今在纽约已不适用的亲以色列立场作为检验标准？” 一些支持曼达尼的犹太人表示，这种假设实际上根植于关于“忠诚度双重标准”的反犹刻板印象。 “这个社群常被简化为一个支持外国政府的整体，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犹太人为和平行动”组织的政治主任贝丝·米勒说。该组织在初选初期就公开支持曼达尼。“佐赫兰是少数几个能真正看到犹太社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候选人之一。”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5 00:00

他曾预言了美国民主崩溃，现在他说有一个“好消息”……

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年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巴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美国需要FDR2.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8-04 00:01

大西洋月刊：“我们在死前尽力去做能做的事”，在加沙，那些慈善人员在照顾他人时也在忍饥挨饿

数百名加沙援助工作者之一——这些人来自宗教、国际和本地组织——他们正在努力寻找并分发物资，以维持他人的生命。他们自己的饥饿与疲惫，加之整个地区食品极度短缺，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根据联合国机构与援助组织组成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机构本周二发布的预警，“最新数据表明，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在食品消费方面已达到饥荒门槛，加沙市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也达到了饥荒标准”。在没有公共物资供应的情况下，教堂内避难的人们开始节省自己从市场上收集到的少量食品——这些是在局势相对安全时才得以外出采购的。（美国和以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基金会已经成为发放食品援助的官方机构，但分发点极少，而且都设在离教堂很远的区域。许多加沙人害怕前往这些地点：据联合国称，已有超过1000人在试图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联合国及其他援助车队获取援助时被以色列军队打死。（就像以色列军队一样）加沙人道基金会称这些数据是“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我采访了一名曾试图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的巴勒斯坦援助工作者。今年6月初，约瑟夫·艾尔维凯里已经近一周没有进食。他是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的一名职业治疗师。他估计，他的几位兄弟、叔叔和堂兄弟们此前曾尝试了大约30次从加沙人道基金会获取食物，但只有一次成功带回一个箱子。于是，艾尔维凯里在凌晨3点起身，前往加沙中部的萨拉赫丁街，这是一条通往分发点的主干道，离他家约1.6公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有些人开始奔跑，他也跟着跑。 “就像是游戏，一种死亡游戏，”他告诉我。很快，他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他转身离开。 “这不是援助。这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他说，“你要跑，可能会死，可能会受伤，也可能拿到一个箱子。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逻辑。” 如今，艾尔维凯里只能以极高价格从市场上买到少量食物，每天只吃一顿饭。他与父母及兄弟的家庭住在一起，家中还有9岁和11岁的孩子。他们也每天只吃一顿饭，通常在傍晚四五点。如果需要做饭，他们会烧掉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因为燃料价格极高。他发给我一张照片，显示他用作职业治疗的教科书正在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艾尔维凯里是在2022年夏天，当时我们一起在加沙北部贾巴利亚难民营的阿尔阿维达医院工作，隶属于同一个国际医疗组织。他专门帮助有先天性残疾的患者完成日常活动。今年5月，以色列军队下令关闭了阿尔阿维达医院，如今他在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位于加沙中部的紧急诊所工作。他告诉我，他看到的儿童患者状况令人震惊；他描述说，有脑瘫的孩子因为热量摄入严重不足，已经无法活动身体来完成简单的康复训练。我与安东通话是在周三晚9点。他告诉我，那一天到目前为止，他只喝了咖啡和茶。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教堂的太阳能板、水箱和管道是否还在运作、是否在夜间遭到破坏。然后他阅读新闻，参加晨祷，并致电在耶路撒冷的同事，了解食物卡车是否会进入加沙，以及如何确保其安全。我们通话当天的下午4点左右，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9岁、11岁和14岁）一起分享了一罐金枪鱼和一些面包。最近几个星期，三个女儿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房间里，靠睡觉和读书来保存体力。大女儿和小女儿原本喜欢踢足球和打篮球，但现在她们既不敢外出，也太疲惫了。安东说，他鼓励她们假装是在斋戒，就像是为了封斋期一样。有时，其他援助工作者或记者会告诉安东，有家庭已经濒临绝境。他便会从教堂避难者手中收集一些额外物资，步行去送过去。最近，一位记者告诉他，一个育有六个孩子、依靠轮椅生活的父亲没有收入来源，也无法获得援助。这个人身边没有可以共享资源的亲属。安东最终只凑够了大约可以维持这个家庭一个星期的食物。上周六局势相对安全时，他把这些食物送到了那个家庭的帐篷中。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真的很痛苦”，他告诉我，“他们就像骷髅一样，你知道吗。” 安东和艾尔维凯里告诉我，那些家庭中有人有残疾，或者亲属网络很小甚至不存在的，往往是最容易被饥饿击倒的。我们通话后，安东这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说，稍晚还要想办法找些面包吃。他和教堂中的一些人会继续熬夜，观察周边是否有战斗动静，照顾有需要的人，并在黑暗中帮助一些老年人使用公共厕所。 “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在死之前尽我们所能，”他说。“我告诉你，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饿死。”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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